【今日话题】手机游戏正在“废掉”大批农村孩子？恭城的家长你怎么看？
最近，一篇题为《农村孩子正在大批被手机游戏废掉》的文章非常火爆，库叔查找了一下，发现最初是《中国青年报》刊发的。文章中，作者不无担忧地指出，如今大批农村的留守儿童由于缺乏管束，整日地沉溺于手机游戏，因而荒废了学习。
不能让农村孩子被游戏废掉
一进入暑假，河北初中生杨晓龙便开启了“游戏模式”——日上三竿，还赖在床上组队“推塔”，中午匆匆扒几口饭又去“吃鸡”，夜里两三点还在“鞍刀咆哮”……即便困得手机要砸脸上的时候，也要“血战到底”。
暂时挣脱了学校的约束，父母又远在北京务工，杨晓龙算是彻底“放飞自我”，而把这些看在眼里的杨晓龙的奶奶却是一声又一声地叹气，“老了，老了，管不动了……”无奈，杨晓龙爸妈便把他接到了北京，然而在北京爸妈也无暇陪他，情况并没什么大转变。
“不玩游戏干啥？”正在玩游戏的杨晓龙头也不抬地反问。在不能玩水，不准爬树，没有活动、补习班，甚至没有父母在旁管教的乡村，还有什么比游戏更具诱惑？
网络游戏正在逐步吞噬着乡村，大批乡村少年深陷其中，不仅不知自我约束，反而认为这是时代潮流，正如有人所说，农村孩子正在大批被手机游戏废掉。
乡村少年们的“手游化生存”
“就是要那种刺激、心跳加速的感觉！”一位来自广东省雷州市白沙镇官村的中学生向记者描述，只有在游戏中她能“嗨”到忘我，但回到现实却尽是平淡和无趣，“学习多无聊”，“都没意思”。
不过与以往出逃学校、躲进网吧玩游戏不同，现在更多学生则将“阵地”转移到携带更为方便的手机上。为在游戏中过关斩将、快意江湖，他们在游戏外也少不了一场场关于手机游戏的“斗智斗勇”。
先与游戏防沉迷系统“斗”。如某游戏需要实名认证，且设定未成年人每天在线时间不超过两小时。那不如就把自己变成“成年人”，从网上搜出一大串18岁以上的身份证号及对应的姓名，挨个尝试注册、登录“一试一个准儿”。杨晓龙有些得意，他从小学开始遇到需要实名认证时便是如此操作。
一放暑假，广东省雷州市白沙镇官村小学教师唐汝远已不知轰走了几拨儿来蹭Wi-Fi打游戏的孩子。这是村里为数不多的有Wi-Fi的地方，最初不少校外学生聚集在办公室门口玩，几番“攻守”下来，如今已退至学校大门口附近，7月广东的烈日炎炎，似乎丝毫不妨碍他们在游戏中拼杀。
现在，有Wi-Fi的地方就成“兵家必争之地”，比如有网络的同学家、村里的小卖铺，再如村小中老师办公室附近。
但与老师真正的“争斗”，直到开学才会正式展开。
在农村，很多孩子升入中学后会因距离、安全等问题多半选择在乡镇或县城寄宿，手机在学校算是“违禁品”。
没放假之前，杨晓龙便在县里中学寄宿，学校禁止带手机，“见一个没收一个”，学生们有所收敛，玩游戏便从光明正大改为偷偷摸摸。遇到老师、宿管突击检查，就赶紧把手机藏在厕所、鞋里以及各种可以藏的地方；老师晚上查宿，则安排同学站岗放哨；宿舍不给设置充电插口、不能充电，便在小卖铺“买电”，充一次电两元……
更有甚者，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博士刘成良在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某贫困县调研时发现，学校周边的商店有的不仅“卖电”，还“卖手机”，学生可以先赊个手机玩，然后用生活费来分期偿还，“向学生提供赊账买手机的服务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市场，多数学生都背着父母和老师在那里拿到手机”。
被“留守”的家庭教育
“现在的孩子是要成精。”杨晓龙的母亲孙爱英一边感慨，一边自责。
最初，她没给孩子买手机。“但别人都有，他没有，就天天吵着要，还必须要智能的。”孙爱英拗不过儿子，又觉得常年在外对儿子有所亏欠，所以尽量满足他的要求，给他买了个六七百元的手机。没想到，自此一发不可收拾，成绩不断下滑，还因玩手机被叫过家长，“他爷爷奶奶也吵他，打他，根本不管用，想玩还是玩”。
而她自己，三四个月才回家陪陪孩子，“回家时心疼还来不及”，也懒得去管，不过她曾试着把手机没收，但儿子一闹，加上要去县城上学，她一心软就又给了过去，“总是不太放心，他自己在县城上学，没手机没法联系”。
刘成良调研了广西、云南两省6个县市多所学校后发现，由于多数年轻父母在外打工无法监督孩子，爷爷奶奶等隔代教养又因年纪、视野等因素处处受限，农村孩子人手一部手机已成普遍现象，而《王者荣耀》则成了他们的最爱，“玩到停不下来”。
《青少年成瘾行为调研报告——基于青少年健康行为网络问卷调查数据分析》显示，在玩游戏的时间上，留守儿童要高于非留守儿童。尤其是在“每天玩4~5小时”以及“每天玩6小时以上”这两个时间段，留守儿童的比例明显高于非留守儿童：“每天玩4~5小时”分别是18.8%和8.8%，“每天玩6小时以上”分别是18.8%和8.2%。
“在农村，很多家长因为孩子玩手机而头疼，但也有很多家长无所谓，把手机当成‘电子保姆’，给你个手机，就不吵不闹，也不到处乱跑了。”中国青少年宫协会儿童媒介素养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张海波认为，与城市中的家长不同，农村家长因受教育水平等因素制约，并没真正意识到孩子沉迷于手机、游戏的危害，“有的觉得玩就玩呗，有的只是觉得对眼睛不好，并没什么”。
管理难，无奈的乡村教育
而被乡村父母“甩锅”的教育，则更多地由学校扛在肩上。
学校对学生玩游戏的问题也很无奈。官村小学教师柯明湛告诉记者，学生放学后不准去玩水、爬树，也没什么补习班、图书馆、游乐场，更别提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学生下学能去干啥呢？
近些年，“减负”“素质教育”“快乐教育”等教育理念日渐引起人们的重视。但在刘成良看来，这些理念跑在了前面，而在农村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实施还需有多方位的支持，“农村真的不比城市，城市有很多先进教育理念的实现基础，有着社会+家庭+学校的全方位保障，但是对于农村地区，尤其是贫困地区来讲，显然这些条件都不具备”。
“比如，现在要淡化学生的成绩排名，并且小学阶段的成绩和升学没有任何关联。那谁还来在乎这些成绩，在乎学生学到了什么知识呢？”刘成良在某国家级贫困县调研时统计过，全县18所小学有3164名六年级学生，其中县城小学有3所737人，农村小学有15所2427人。县城小学、农村小学学生的语文平均及格率分别为88.6%、54.3%，数学平均及格率分别为71.6%、27.4%。
不少基层从事教育的中小学老师向刘成良诉苦，学生现在越来越难管理——一方面，很多学生从小学就已养成不良习惯，到了中学更加放肆，比如捣乱、谈恋爱、玩游戏，另一方面学生知道学校管理的软肋——不能补课、不能打骂、不能开除，教师的管理手段几近失效。
“老师除了暂时没收手机、苦口婆心地说教之外，也很难采取其他有效的措施。加上农村孩子在现实中的情感等需求，往往因留守等原因并不能得到满足，更容易沉迷于游戏，久而久之，农村的很多中小学生对于读书就失去了兴趣。”湖北省黄冈市某县级中学教师吴启发说，曾经有位学生天天晚上跑去网吧，他劝说无用，便只好坐在旁边陪他，学生赶他走他也不走，最后学生觉得实在不好意思才跟他离开网吧。如此几次，这位学生算是不去了，但糟糕的学习成绩却积重难返。
现在的学校中，吴启发告诉记者，有的老师在教室装起了监控，有的只好不断升级侦测手机的手段，从最初的手检到如今用安检时的扫描仪进行检测；杨晓龙的老师们还会骗学生去开会，待学生楼下集合完毕，老师再进教室搜手机……
不能让农村孩子被游戏废掉
沉迷游戏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成瘾性”精神类疾病，仅仅依靠孩子的自觉性和自制力怕是难以抗衡被精心设计的游戏，而自己保持适度、理性。
刘成良在调研时，很多农民向他感慨，“在农村社会，被手机废掉的孩子有一大批”，轻者作息不规律、视力下降、成绩下滑，严重者对学习彻底失去兴趣而辍学、打工，如此一来，他们便可以更自由、更有经济来源地玩游戏。
但这些乡村“游戏”少年在一二十年后，将成长为青年、壮年，成为社会这一肌体上的重要部分。他们是如何成长，是哪般模样，也将影响着未来城乡、社会、国家的DNA。如何让他们在昂扬向上的年纪奋发图强，而非迷醉于网游中的幻境，也正引起更多人的警惕。
对此，张海波认为教育者，包括家长、老师，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方面，家长对于孩子玩游戏宜疏不宜堵，“游戏是人的天性，网络游戏本就有好有坏，不能简单地说玩游戏就是不好”，但家长要尽量为孩子安排些丰富的活动，并且要和孩子进行“约定”，约定好学习、娱乐、生活等时间，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习惯。
对于留守现象较为严重的地区，刘成良认为，教师对于学生的违规行为，比如沉迷游戏等，“不能管、不敢管、缺乏手段管”的现象值得反思。“农村，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农村，在打工经济和村庄空心化的背景下，学生的成长和教育主要依靠学校”，学校更应该积极承担起教育责任，用更加健康活泼的文化活动丰富学生的课外生活，及时给予学生心理辅导，引导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张海波建议，在当前形势下，要让中小学一线教师学习和掌握网络素养教育的理念和方法，有课程、有教材、有培训、有示范，才能真正推动网络素养教育入课程、进课堂，更好引导学生使用手机、网络等，但很多乡村教师这方面的意识还很薄弱。目前，张海波主编了全国首套进入地方课程的《媒介素养》专题教材，并带领团队在10余个城市进行下乡支教等活动，对乡村学校的师生进行培训。
此外，张海波认为，政府也应在游戏分级方面采取措施，对不同的游戏进行分级管理，支持正能量、健康的游戏，而对一些不良游戏或网络平台进行管理；网络游戏相关企业也要承担起自身的社会责任，建立切实可行的防止未成年沉迷系统和服务平台，强化线下身份认证过程，限制游戏时间等，“这是需要政府、企业、社会、教育者共同努力的事情，多方合力才更有利于解决农村孩子沉迷游戏的问题”。
评论：究竟是什么让大批农村孩子“废掉”？
评论员：杨鑫宇 中青在线
“农村孩子正在大批被手机游戏废掉。”这是8月6日《中国青年报》的报道《家庭教育缺失 留守少年陷网游漩涡》中，令人触目惊心的一句话。在这篇报道中，记者深入中国农村，采访了多位沉迷游戏的农村少年、他们身边的人，以及相关领域的专家，探究了农村留守少年沉迷手机游戏的现象。
毫无疑问，报道揭示出了一个十分重要，也十分现实的社会问题，那就是农村留守少年的精神世界危机。以往，我们对这一群体的关怀，往往聚焦在他们的亲情缺失、受照顾状况和受教育程度上。但在这篇报道中，我们却看到：这些孩子的精神世界同样岌岌可危。
从现象层面来看，对一些手机游戏的过度沉迷与依赖，确实是“废掉”农村孩子的帮凶。不论是在新闻报道中，还是在许多人的返乡观察里，手机游戏都在农村青少年群体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而且不大光彩的角色。有些青少年为了游戏荒废了学习，也有些人在社交上与现实世界越来越隔膜，甚至有人为了给游戏充值，偷偷挥霍家中的积蓄。这些现象无疑令人心痛，也让人有了指责游戏的理由。
面对这些问题，手机游戏的开发厂商确实有义务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一方面，游戏开发者应当更加重视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积极开发更有效的游戏防沉迷和监管体系；另一方面，这些企业也应在游戏里进行正面的价值引导，避免孩子受游戏不良内容的误导而步入歧途。
除此之外，我们也应该看到，大批农村孩子被游戏“废掉”，只是其精神危机的一种表现形式。这些精神世界匮乏的少年，沉溺于游戏的虚幻世界里，即使没有手机游戏的诱惑，精神世界与社交生活的严重空虚，也足以“废掉”他们。手机游戏在他们空虚之时“趁虚而入”，占领了他们的精神世界，就算我们能够成功地“赶走”手机游戏，也还会有别的东西再来“占领”空虚的心灵。
其实，游戏本身并没有原罪，这只不过是诸多娱乐活动中的一种。但是，对于许多乡村孩子，尤其是留守少年而言，手机游戏却不仅是一种娱乐，同时也是他们社交生活与精神世界的中心。由于缺少家人的陪伴，学校活动不够丰富，又缺乏接近更高水平精神生活的渠道，这些孩子很容易投向游戏的“怀抱”，在虚拟世界里寻找自我实现的感觉，并认识能够说得上话的“朋友”。
但是，游戏毕竟只是游戏，把游戏当做生活的中心，必然会导致他们认知失调，与现实世界脱节，最终误入歧途。我们要做的，是把关怀农村留守少年精神世界的问题摆到更优先级上，想办法在他们的父母缺席的情况下，用更优质的内容填补他们的精神世界与社交生活，如此才能治愈内心的空虚，让他们免于被各种诱惑“废掉”。
相比之下，成长在城市里的孩子，能接触到的精神食粮和社交活动远比农村丰富百倍，而不必单独依赖游戏一途。城市里的学校也更加注重通过多姿多彩的活动，为孩子营造出良好的社交空间，使得他们不必把社交重心放在网络空间上。城乡之间的发展鸿沟固然不能一下子填平，我们却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尽可能把优质的精神食粮和先进的教育理念送到农村。事实上，许多地方已经在大力推广乡村图书馆、乡村影剧院的建设，而一些农村地区的学校，也已经开始在校内筹组兴趣社团，这些尝试，都有助于让农村孩子，尤其是留守少年的精神世界丰富起来。
长期以来，留守儿童、留守少年都是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的痛点与难点。他们既是中国城乡人口结构嬗变过程中不幸蒙受牺牲的弱势群体，也是未来社会的建设者。对这个群体的关怀，可以说再多都不为过。没有人愿意看到这些已经受到“亏欠”的孩子因为任何原因被“废掉”，我们能做的，不是简单地谴责游戏，而是让他们的精神得到滋润与充盈，最终实现健康成长。
本文转载自《中国青年报》
记者 | 孙庆玲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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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工科博士学历背景的李宏烨夫妻如今已经把相声看作毕生事业，他们研究了一套公式般的创作方法，讲逻辑、有品位，认为中国相声的希望在他们这一代；在节目中，李宏烨怒怼郭德纲，收获了不少骂名和嘲讽，但也引起更多人关注他的作品；做文化人的相声，连续20年登上春晚舞台，是李宏烨的事业目标。交大相声博士夫妇腾讯娱乐专稿（文/邵登 编辑/许云泽）“我应该跟你讲点笑话的，最近这段时间太疲惫了，不然我能状态好一点儿。”和李宏烨通话时已经过了零点，他深夜开车到家，先用微信语音打过来，但可能因为网络状态不佳出现了回声，他觉得必须改成电话通话，“职业问题，我说话需要听到你的反应，这样（回声）影响我的状态。”没因为自己创作的相声走红，反倒是通过在节目《相声有新人》中一段怒怼郭德纲的视频获得关注，李宏烨觉得这有些遗憾，但结果是好的。毕竟有人通过这件事关注到了他和他创办的新语相声，甚至会因此去网上翻找他以前的作品来看。李宏烨期待着更多的关注。上海交大工科博士毕业三年，放弃本行全职从事相声的创作和表演，相声之于他和妻子郑钰，已经是一份事业，而不再仅仅只是爱好。节目现场送书李宏烨承认，在节目中怼郭德纲，自己的确带着怒气，并且在上台之前就有些火大。因为节目淘汰和晋级的标准让他看不懂。有一个他觉得是全场效果最佳的相声，因为演员不会传统相声基本功遭到淘汰，反倒是那些没点响一个包袱的，只因为会唱太平歌词获得了晋级。“什么时候相声不以好笑为标准了？”李宏烨的“怒气”为他在节目中的第二现场和网络评论中带来了大量嘘声，他对传统的蔑视、言语中对前辈的不敬，成了他最大的罪状，加上最终自己的表演效果并不好，更让他被迅速定义成一个眼高手低的“民科”，而郭德纲回怼的话语，则反而刷到了一大波怒赞。郭德纲接受赠书李宏烨认，为节目效果不佳命题是框架以及后期剪辑的影响，他原本只是想说一段好笑的相声，但节目组坚持要体现“夫妻、博士”的主题。李宏烨认为他的作品在现场获得了很好的效果，但呈现在电视节目中并不完善，至少有三处抖大包袱的部分被减掉了，李宏烨不清楚节目组如此剪辑的逻辑和目的是什么。这份怒气也延续到了采访中，甚至让人明显感受到他本身就是一个脾气很大或主观意识强烈的人，他会在情绪激动时对记者的观点进行预判，在记者一开口时便给予否定、引导话题朝向自己的方向。当然，如果是一个温和的人，他也肯定不会和郭德纲呛起来。但李宏烨也澄清说，节目之后，他向郭德纲确认了双方的态度，“台上无大小”，最终的气氛还是和谐的。李宏烨和郭德纲都是天津人，后者苦孩子出身，出身传统相声的师承体系，前者父亲是天津大学的老师，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但自我塑造了一套体系，李宏烨称之为“公式相声”。他们对待这门喜剧艺术的理念也截然不同。参加《开门大吉》节目时，李宏烨对主持人尼格买提说：“相声不光是为了笑而笑，一定要传播思想。”而郭德纲在他的名段《论相声五十年之现状》中的观点截然不同：“相声必须具有教育意义，要由相声来宣传什么——这是大错而特错，这是灭绝人性的说法。”在郭德纲看来，这社会缺钱的、缺车的、缺房的、缺德的缺什么都有，他给不了这些个，但能保证走近剧场的观众忘掉这些烦恼，高高兴兴、快快乐乐。知乎中，“如何评价《相声有新人》博士夫妻怒怼郭德纲？”一问中，同样出身上海交大相声协会的脱口秀演员史炎的回答获得了1.1K赞同，对于李宏烨其人的评价，他认为“李宏烨有一点走上’民科’的路线。史炎将民科的特点归纳为：认为官方是错的，只有自己是对的，拒绝承认既有的专业规范，拒绝专业的基本训练，拒绝同行评议，拒绝专业领域的批评。援引百度百科中的解释，民科往往“希望一句解决某个重大的科学问题，试图推翻某个著名的科学理论，或者致力于建立某种庞大的理论体系。”交大博士夫妇合著的书至于李宏烨的作品和他“公式相声”的理论，史炎的看法是“研究对象多为交大在校生，样本小且单一”、“很难契合普通观众的喜剧审美”。李宏烨必然不认同普通观众无法欣赏他作品的说法，他认为任何从业者都不能小看观众的审美。李宏烨的作品能够符合大众的喜剧审美吗？在等待采访期间，记者打开视频网站搜索“李宏烨”，随机点开了他早期的作品《学友所长》，结果颠覆了通过节目带来的印象。其中没有抄袭网络段子，没有低俗笑话，一些包袱和逻辑与黄西在美国记者年会中表演的脱口秀有着类似的高级感，现场效果不错，李宏烨不像一些评论所说的那么不堪。节目中，郭德纲说，衡量相声是否成功的标准是商演，李宏烨说他记住了这句话：“我定了一个期限是六年，六年之内我会有一天在上海一个5000人的场地，800一张票我要卖出去，我要做到爆满。”李宏烨说，这是他在节目中说“等着瞧”的原因。李宏烨Part1 起到“笑”果的包袱都被剪掉了《贵圈》：节目中的那段表演为什么不好笑。李宏烨：我告诉你一下为什么是这样的，首先节目组的安排是每组说4分钟，但其实大部分组合都说了很长，我对时间很有概念，我知道他们大部分人都说了8分钟，还有的说12分钟了，基本上都超了6分钟，说是4分钟，没人准时。我之前跟导演申请说我们能不能4分半，因为4分钟有一点短，所以我们的演出是4分半钟，剪到节目里一共是两分半，有两分钟是被剪掉的，被剪掉的内容里面至少有三个比较大的包袱。评论里有人说我们甩“博士梗”，这是节目组让我们必须要在这个段子中出现的，希望我们展示出“博士夫妻”、“公式相声”以及我们对相声的思考，就是在节目最后说的那些话。我一开始是反对的，我说我们不要说博士，我们就直接说一个相声，保证好笑。但他们的意思是你要体现你们不一样的地方。那我们怎么体现？就是一些大家一听就觉得没意思的东西，我让现场观众笑起来，这是体现我们公式的作用，我就是这么做的。然后我说说现场的情况，我们有一个包袱是连续抛博士梗的包袱，说天上月亮好美啊，我的说法是这个太阳光在月球表面慢反射回来在经过人的头骨成像之后在视网膜上的倒影好美。这个包袱在现场笑了13秒。13秒什么概念？我没有听完全部的节目，有一些我是跳过的，大部分听了，在我听的节目中，能笑到13秒的包袱全场最多5个。所以，这样的包袱都直接删掉，你可以看出这个意图。《贵圈》：为什么会出现怼郭德纲这一幕？李宏烨：节目组希望我们代表新相声跟相声精英进行探讨，告诉我们郭德纲老师说了，他绝对不会有芥蒂，谁的实力强谁就能上，我自己理解的就是谁能逗笑观众谁就能上。怒怼郭德纲所以我们一直都是按这个逻辑来做的。我们的节目效果，在现场看应该能排进所有人里面前10名，这是比较保守的，不是最好的但也是前10名。为什么我们的节目呈现出来让人不能理解的状态，可能节目时长确实有限，我们怼郭德纲那一段比较精彩，所以他们留得比较多。为什么我们要怼郭德纲呢？我们是真的生气了。在我们这46个选手当中，说得好的很多，爆笑的很多，都没晋级，晋级的基本上都是穿个大褂说一个老段子。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我说“一次都没笑”这句话特别重要，节目播出时被他们总导演删掉了，但在节目播出之前放的预告片里面有，我说：郭老师我也问问您，您一个师叔加一个徒弟搭档，（观众）一次都没笑，你怎么让他过的？这到底什么标准？不以笑为标准。相声这个东西，（观众）一次都没笑怎么能过呢？我怼《太平歌词》不是因为我觉得《太平歌词》不好，是因为我们第一天18组选手有8组晋级的，基本上是会唱《太平歌词》的人，另外10组都不会。我不确保是这样，但简单算了算就是这样。甚至有选手在调侃，说这不叫《相声有新人》，叫《太平歌词有新人》。所以我们俩确实很生气，觉得肯定会被淘汰了，上台前我老婆说咱们要视死如归，这是原话，当时约好了，如果能现场说爆，就直接提出来一些问题，如果说不爆就不提了，最后说爆了所以就提了，但是他把我剪成一个很闷的状态，然后再看我的表现就显得我很冲动。冲动肯定是有的，但是主要是义愤填膺。说实话，如果早知道节目是这样我肯定不参加，当时导演跟我们说，节目找了各种各样的人，一块儿来比评看相声能不能有新的玩法，结果他这倒好，只要有一点点新的玩法，哪怕老的不符合他风格的玩法，一棒子打死。在郭德纲老师第一轮录制的最后一个节目，有几个人要PK一下，郭老师就说你们说一下传统相声吧，一共4组，前3组都说了，最后那组说我们不会，那就说一个原创吧，然后两个人现场说了一个原创的子母哏，特别精彩，是到现在为止我认为第一轮最精彩的节目。然后郭老师说，因为你们不会传统段子所以淘汰了。我的感觉就是，如果相声界的权威这样说，那相声就完了，所以非常生气，至于冲动，该道歉道歉。郭老师在我们上台之前的一个节目专门说了，台上无大小，台下是朋友。所以节目最后我也跟他说了，我说郭老师您说台上无大小，我们还能做朋友是吧，他也说是啊，寒暄了几句才走，其实整个氛围还是可以的。另外还有需要澄清的一点，我老婆我们俩是逗哏、捧哏关系，我老婆立论，我来负责搞笑，我们俩在讲话的时候是有分工的，我老婆一句话都没留（与郭德纲对话）这算怎么回事？这太过分了，弄得我老婆跟哑巴似的。怒怼郭德纲《贵圈》：关于你们的表演有很大的争议，知乎中有观众提到你们的表现力不佳，肢体、表情的状态还显生涩，另外，语言节奏上有些机械，反倒在和郭德纲对话时的语言节奏更像是相声，你怎么评价？李宏烨：关于表演这个事得分两方面，从自身条件来说，我确实不行，很多人问我，你能说相声吗？我以前觉得不能，说实话。我舌头没舌尖，口齿能力、脸部肌肉确实差一些，显然不是一个说相声的好坯子，这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整个团队的表演都比较稚嫩，但这个东西是有先入为主的存在。他们为什么觉得我们演得不专业？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有他们觉得有专业的人。可专业的人，他们演的东西好笑吗？真的搞笑大家了吗？在我看来其实没怎么搞笑大家。传统相声说的大部分是老段子，老段子大家都听过了怎么会发自内心的笑呢？网络笑话抖了很多，实际上遇到一些逻辑搞笑的、复杂的，传统相声演员往往都是硬套一些表演套路去做，而我们是理论分析，做了模拟，我们是把观众的笑当做一个工程来处理，看上去机械一些，但是实际上它的目的是让观众笑起来，这一点即便是我们很年轻的演员，可能已经抖了两百个新的包袱了，但很多传统相声演员，即便说了十年相声，也只抖过十几个新包袱。从能把观众逗笑来说，我们的表演是有独到的优势的，有很多新型的包袱。我有一个想法，也做了实验的，在表演中，比如欲擒故纵这种搞笑的工作机理怎么拿捏得准，其实就是让他连续的现场在观众都没听过的情况下说一百个欲擒故纵的包袱试一试，这在传统相声里面不可能做到，大家都觉得这样练不好怎么抖包袱，所以他们需要牺牲大量的创作，去练习怎么把包袱抖起来。所谓的说学逗唱，有很多人基本功做得不错，唯独抖包袱抖得不好。抖包袱必须得结合新的创作和观众，反复地试验，这一点上我觉得我们的演员，抖包袱的能力肯定比普通的相声演员要强，但在表现力上确实不行。《贵圈》：郭德纲说和你们不是一个行业，你怎么看？李宏烨：这句话其实是我们先说的，但是被剪去了，郭德纲老师肯定这个说法，才重复了“咱们不是一个行业”。我们在前面说了“我们不是一个相声，不是一个行业，我不抢你饭碗。”但是第二现场没反应，郭老师重复了这么一句，反而引起了大家喝倒彩，这很神奇，现场是这么回事。相声不是只有一种方式，相声还有一种方式是让千家万户都能记得这个时代发生的故事，能产生思想，当然前提是笑，我们前提做到了才这么说，要是没笑能这么说吗？我们是看春晚相声长大的，这种模式在我们心目中才是相声。不光我们，八九十年代的春晚影响了一代人中国有一两亿人都是这么想的。李宏烨Part2 知识分子已经不听相声了 这是个问题《贵圈》：你担心你的相声存在圈层壁垒吗？李宏烨：我在第一次参加电视节目的跟周立波有一个对话，当时节目导演跟我说，你不要做那种阳春白雪的东西，中国大部分人是农村人，13亿人有10亿人农村人，他们不会喜欢你的东西的，你得去迎合他们。我觉得他太低估中国农村人的水平了。他们可以钱少，但是他们文化不差的，中国人的文化水平正在逐步提升中。有一位记者跟我说，你们这个团队最大的优点就是尊重观众的智商。所以我觉得这话特别有用，后来我就更加坚定了这一点，我们不要挑选观众的智商，你怎么就知道他不懂呢？人们过来，是听你说的东西有什么文学价值，不是过来听你瞎白话的，他想听你能说出什么道理，我觉得这才是人们过来听我相声的目的。《贵圈》：你有推崇的老相声名家吗？李宏烨：有。我们交大相声的有自己的父母，父亲是马志明版的《大保镖》，母亲是姜昆的《虎口遐想》，这是我们交大相声这么多年发展的两个鼻祖。这两个东西分别提供了我们交大相声两个特点，马志明《大保镖》提供的是逻辑搞笑，姜昆的《虎口遐想》主要是节奏非常明快。这两点是我们的基础，还有隐藏的第三个基础叫做不低俗，正能量。这三条就是我们的基础。马志明和姜昆《诗歌与爱情》这个作品我很喜欢，侯耀文、侯耀华的相声，也喜欢牛群和冯巩，喜欢赵丽蓉《英雄母亲的一天》，谁跟我说那不是相声我都不会同意的。那时候，他们为了这些作品筹备一整年或者大半年，最后带给人的笑声是一整年的，我觉得这些东西才是真正的相声。交大相声最早所有的相声都是在1800人场地演出的，最初成立的前六年是不在任何小场演出的，我们心目中的殿堂就是大型晚会。我们在前年开始办新语相声自己的春晚，我觉得这是符合我们相声定位的，喜欢春晚相声的那些人可能会喜欢我们。但是后来晚会相声的发展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也就没落了，接着茶馆相声就起来了。但是我想说一句，有讨厌传统相声的，也有讨厌我们这种相声的，我们首先得承认这是两种相声，但他们并不是讨厌这种形式，而是讨厌作品，你作品足够好了他们一定会喜欢。郭老师说茶馆是圣地，可是我觉得茶馆一点意思都没有，我们要去晚会，我们要去大礼堂，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体验也不一样。《贵圈》：晚会相声的问题是什么？李宏烨：这个我在现场说了，我说郭老师我是不喜欢听您的相声，可是春晚相声到现在搞得大家都不喜欢，这个也说不过去。所以我要为春晚相声继续努力。而且我对另外一家媒体说，我希望的不是登上春晚舞台，我希望的是未来20年连续登上春晚舞台，不是说我个人，而是这种风格的相声。因为中国人的文化水平在提高，我们做的是文化人的相声，但并不排斥大众审美，我们团队也有很多人学历很低，但都有自己的文化需求，也听得懂我们的笑点，所以我们的内容并不以人群区分，我们是想让观众的脑子动起来，这是我们的理念。《贵圈》：你像是以一个颠覆者的姿态进入这个行业的，郭德纲最初也是，他的姿态是恢复最初的相声传统。李宏烨：说实话我是想（颠覆）的，但这次参加节目之后我有一点变化了。我不希望我们的相声起来之后打压别的相声，我的想法是百花齐放。什么样的人喜欢什么样的相声，现在不是提倡消费升级嘛，再也不会有人人都喜欢的东西了。有段时间知识分子已经不想听相声了，他们觉得相声太低级。有一句话很多人跟我说过，你为相声这点破事着什么急啊？你看，都成破事了，而且不在少数，相声成了破事，是因为很多人对这门艺术失去了信心，我希望他们看到我的相声能把信心找回来。交大博士夫妇Part3 平均7秒一次笑声的公式《贵圈》：采访前我看了你之前的一些作品，有些逻辑的处理、笑点的铺陈有脱口秀的影子。李宏烨：你问我有没有借鉴他们是吗？没有。我在做的事情不是借鉴他们，我没有崇洋媚外，我们做的是相声不是脱口秀，当然我的相声定义可能跟脱口秀相对接近一点。我认为脱口秀跟相声最大的区别就是没有捧哏，没有捧哏有好处有坏处，从好处上说，一个人比较容易成名，也比较自由，成本低。两个人就要精心设计、配合、排练，但是两个人就更好笑，但是很难留名，其他区别不大。我们的东西不是从脱口秀学来的，我们相当于让相声这门艺术在上海交大重新发源了一次。在我2003年进相声协会的时候，协会也是刚成立，学校在上海，又是理工科，相声没人听的。但我们说他们平时学习中遇到的事，比如女生少、餐厅难吃，说这些东西，就把他们给吸引过来了，一开始写幽默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么干是不行的，我后来在干的事情，跟当年图灵在二战时期做密码是一样的，他们在破解德国的密码的时候，我想的是怎么能做出一台机器能够把每一种电报都破解了。比如说，他们在想今年我们要办一届晚会了，要写一个相声，今年有什么好玩的事，这个好玩的事怎么写成包袱？我想的是怎么样出一套理论，不管有什么好玩的事，或者不好玩的事，都可以变成包袱，用我这套理论上立马就能变出来。这事我研究了10年。交大博士夫妇《贵圈》：你觉得这套理论现在成熟了吗？李宏烨：你自己看吧，这不很明显吗。《学长》2014年演的时候，149分钟有913次笑声，我觉得这应该是中国想生活历史上的一个记录了。比如说《石器时代》，一共笑了61次，平均7点几秒笑一次。我们在南京大学演过一次《锄禾日当午》，这算是客场观众，笑了125次，你说我们的公式有没有作用？最关键一点，如果你已经知道的创作的规律，就可以选择我写什么，而不是说有什么好笑的才写。所以我们会选择写正能量的东西取代三俗。比如说我们前一段时间写了一个相声叫《适者生存》，这个相声讲的是进化论以及从进化论提到人们对手机的依赖，最后讲到了环境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我们还说了一个跟诗词有关的相声叫《蜀道难》，这个相声在诗词圈里面已经传开了。还曾经写过一段相声叫《智能制造》，这个相声讲的是智能制造这个东西，其实是讽刺了这个理念，也在智能制造圈传开了，总之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写的相声目的性更强一点，想说点什么就说点什么。《贵圈》：你现在的团队有多少人？日常在什么场合表演？李宏烨：我们演出不多。写出一场演一场，我们很多相声就只演了一遍，这就够了，现场大家笑了，然后放网上给大家看了，我们是这么一种模式，演的次数很少，大部分时间在写相声。《贵圈》：你在节目里说了创业，如果演得这么少，团队要怎么生存，未来怎么发展？李宏烨：定制相声。我们现在的模式基本上自负盈亏，就是工资比较低，我们主要做的业务是，某个地方本来没有相声，有了我们就有了相声。所以我们叫“新语相声”，打造一门新语言。比如我手里拿着一个东西，我把它翻译成英语，可以说是“the thing”，我也可以把它翻译成相声，为什么要翻译成相声？比如说你想宣传一个产品，一个理念，你这么说人家听吗？不听。但是如果你把它变成一段相声，大家笑完之后就接受了。我们做过一个宣传片，专讲电信诈骗的，叫《反诈骗连萌》，这个片子外地很多中小学都在放了。还有一种情况，比如一个严肃活动，邀请很多人参加，作为一个公务活动，很烦、很枯燥，大家要玩手机才撑的下去，如果你在这个活动中加入一个相声，就会让体验好很多，但如果与主题毫不相关，就把活动搅合了，所以就要定制一个就讲主题的相声，组织者就会给你买单，我们的主要业务是这种。《贵圈》：这种业务模式推广开了吗？李宏烨：不算特别开，都是口碑相传。我之所以上节目就是这个目的，让更多人知道我们，有机会多接这种订单，这是我们的商业模式。比如三菱电机定过我们两次，其中有一次是在全国自动化大赛的决赛的颁奖典礼上，那段相声叫《自动学家》，里面一个包袱是这么写的：“有的东西一通电东西就动了，所以叫电动机，说白了就是冰箱。电动机和自动化是反义词，为什么是反义词，因为你把电动机的电拔了，里面的东西就自动化（融化）了。”这个包袱是专门为这个定制的，你可以想象现场观众的效果。《贵圈》：这类笑点可能真的需要与场景紧密联系才能让人笑出来。李宏烨：对，我们的相声都是为现场观众准备的，如果现场观众是学生，我们就会讲学生的东西，如果现场是老太婆我们就讲老太婆的东西。所以这次上节目，我专门咨询过导演，我说你们现场观众到底是找大妈过来，还是找大学生过来？他说他们会找一些颜值比较高的大学生，我估计女的多。所以我节目的笑点完全按照女大学生来准备的，我很清楚郭德纲老师和后面的选手是不会笑的，我早就知道。我的目的是让现场观众笑，让他们汗颜，我也做到了。所以要不然我怼什么怼，我有什么实力可怼啊。李宏烨发誓要商演成功郭德纲老师那句话倒是在我心中印象深刻，“你那套啊，在这个舞台上行不通。”另外他拒绝我们还有一个理由，他认为要商演，说得非常具体，“如果你能在上海市内找一个5000人的场地卖800块钱一张票能够爆满，那就说明你成功了。”这句话我会记着的，我会争取努力到那一天，我定了一个期限是六年，六年之内我会有一天在上海一个5000人的场地，800一张票我要卖出去，我要做到爆满，那时候我会真诚的跟郭德纲老师说一句，你真是我的老师，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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