卑县山东省郓县随管屯龙泉油脂厂厂:卑县有几家山东省郓县随管屯龙泉油脂厂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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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蠡堪称历史上弃政从商的鼻祖和开创个人致富纪录的典范。《史记》中载其“累十九年三致金,财聚巨万”。就是说在从商的19年中,他曾经“三致千金”——三次散尽家财,又三次重新发家。在秦汉时代,人们就把那些巨富们称为“陶朱公”,其名字成了财富的代名词。
  白圭,战国时期洛阳人,因擅长经商致富而名满天下。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对其事迹有详细记载,并称白圭为“治生祖”。
  颇富商业天赋的白圭从长期的经营管理实践中总结出一套经商理论,为后世经商者所师法。他主张经商必须“乐观时变”,即经常注意农业生产变化动向和市场行情,及时掌握时机谋取厚利。采取“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经营原则,每年粮食丰收后,买进五谷,售出丝、漆,在蚕茧上市时,便购进丝棉等织物,而出售粮食。他主张经营广大民众生活必需品,市场既广,销路也好,不用与人争买卖之价,就可以得到较多的利润,这种利润来自时令差价和丰歉差价。薄利多销的经营原则,也是白圭所奉行的经营圭臬。他说:“欲长钱,取下谷。”下等谷物虽然价低利薄,但为广大庶民所必需,销量极大,故可取得巨额利润。同时他也很重视商品质量,认为质量最高的商品才能赢得信誉,货硬才会有市场。
  白圭认为,一个商人要具备“智、勇、仁、强”四个条件,这也是他能经商致富的要诀,“智”即要有权变;“勇”即要决断;“仁”即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强”即坚守时机。
  白圭是一代商业大师,后世商人把他尊为本行业的祖师爷。刘继兴考证,宋景德四年,真宗皇帝封白圭为“商圣”;民间称白圭为“人间财神”,并设神牌供奉。
  胡光墉,清徽州绩溪人,幼名顺官,字雪岩,著名徽商。初在杭州设银号,后入浙江巡抚幕,为清军筹运饷械,1866年协助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在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主持上海采运局局务,为左大借外债,筹供军饷和订购军火,又依仗湘军权势,在各省设立阜康银号20余处,并经营中药、丝茶业务,操纵江浙商业,资金最高达2000万两以上。并开办胡庆余堂中药店。
  胡光墉是中国近代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红顶商人”,其经商才能、处世韬略,一直为世人所称道。他精心创下的胡庆余堂,至今仍以其“戒欺”和“真不二价”的优良传统矗立在杭州河坊街上。胡光墉的一生,极具戏剧性。在短短的几十年里,他由一个钱庄的伙计摇身一变,成为闻名于清朝朝野的“红顶商人”。他以“仁”、“义”二宇作为经商的核心,善于随机应变,而决不投机取巧,使其生意蒸蒸日上。他富而不忘本,深谙钱财的真正价值,大行义举,赢得了“商圣”的美名。他经商不忘忧国,协助左宗棠西征,维护了祖国领土的完整;在救亡图强的洋务运动中,他也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建立了卓越的功勋。当然,胡光墉也未能摆脱商人以利益为第一位的俗套,且在生活方面极尽奢靡,妻妾成群。但毕竟人无完人、瑕不掩瑜,所以胡光墉无愧于“中国近代第一商人”、“商圣”的美誉。
文/刘继兴 (作家、文史学者)
中国古代商人经商十诀
中国人经商的历史源远流长,其商业文化博大精深,在漫长的商业活动中逐渐培育出中国商人'秘而不宣'的经营谋略。
一、知地取胜,择地生财
兵法云:'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可见地形对作战之重要,为将者不可不察也。经商如作战,商场如战常经商者如指挥千军万马之将帅,智慧的将帅往往会占据有利的地形,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作为春秋战国时期大谋略家的范蠡,更是深谙此道。他以战略家的眼光,认为陶地为'天下之中,诸侯四通',是理想的货物贸易之地。遂选陶地为营销点,果然,十九年间他三致千金,成为世贾,'陶朱公'的美称也由此而饮誉古今,留名青史。《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载,秦国灭了赵国以后,实行了移民政策,当时许多人贿赂官吏,不愿搬迁,要求留在原地,唯独富商卓氏要求迁往较远的'纹山之下',他看中那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民风淳厚,居民热衷于买卖,商业易于发展。几年后,卓氏成了远近闻名的世富。这种'不惟任时,且惟择地'的观念已为后世商人所接受。'淮左名都,竹西佳处'的江苏扬州,地处南北要冲,交通发达,水运便利,货往频繁。其地膏沃,有茶、盐、丝、帛之利,众多商人纷至沓来,一时商贾云集,秦商、晋商在这里定居经营。有名的徽商也就是从这里开始起步,称雄江湖。
二、时贱而买,时贵而卖
范蠡和商祖白圭认为,'时贱而买,虽贵已贱;时贵而卖,虽贱已贵。'强调商人要善于捕捉商机,把握时机,不失时机地买进卖出。商业的利润源于买卖的差价。一旦发现买卖的时机一到,则要'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当机立断。魏文侯时,国人注重农耕,而白圭却乐于观时机的变化。粮食丰收时他买进谷物,卖出丝漆。待蚕丝上市时他就大量收购蚕丝,售出粮食。他曾说:'我做买卖,就像伊尹和姜太公那样有计谋,如孙膑和吴起那样善于判断,还能像商鞅执法那样说到做到。有些人的智慧不能随机应变,其勇敢不能当机立断,其仁爱不能恰当地取舍,其倔强不能坚持原则。所以,这种人跟我学经营之道,我也不会教他的。'这段话,把他掌握贱买贵卖时机的'时断'与'智断'阐述得淋漓尽致。白圭的经商原则和经验,都被后世商人所称道。他凭着自己的这套经营谋略,精心经营,以至家累千金。
三、见端知未,预测生财
春秋时期的越王勾践,为雪亡国之耻,终日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当得知吴国大旱,遂大量收购吴国粮食。第二年,吴国粮食奇缺,民不聊生,饥民食不裹腹,怨声载道,越国趁机起兵灭了吴国。苦心人,天不负。越王终成霸业,跻身'春秋五霸'之列。这里越王勾践作的是一桩大买卖,他发的财不是金银财宝,而是一个国家和称雄天下的霸业。是商贾之道在政治上运用的成功典范。《夷坚志》载,宋朝年间,有一次临安城失火,'殃及鱼池',一位姓裴的商人的店铺也随之起火,但是他没有去救火,而是带上银两,网罗人力出城采购竹木砖瓦、芦苇椽桷等建筑材料。火灾过后,百废待兴,市场上建房材料热销缺货,此时,裴氏商人趋机大发其财,赚的钱数十倍于店铺所值之钱,同时也满足了市场和百姓的需要。'管中窥豹,略见一斑',敏锐的观察力和准确的判断力是经商者财富永不干涸的源泉,也是经商者必备的能力之一。
四、薄利多销
先秦大商理论家计然认为,'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主张'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司马迁说过:'贪买三元,廉买五元',就是说贪图重利的商人只能获利30%,而薄利多销的商人却可获利50%.《郁离子》中记载:有三个商人在市场上一起经营同一种商品,其中一人降低价格销售,买者甚众,一年时间就发了财,另两人不肯降价销售,结果获的利远不及前者。汉高祖刘帮的谋士张良,早年从师黄石公时,白天给人卖剪刀,晚上回来读书,后来他觉得读书时间不够用,就把剪刀分成上、中、下三等,上等的价钱不变,中等的在原价的基础上少一文钱,下等的少两文钱。结果,只用了半天的时间,卖出剪刀的数量比平日多了两倍,赚得钱比往日多了一倍,读书的时间也比往日多了,所以民间有句谚语:张良卖剪刀——贵贱一样货。
五、雕红刻翠,留连顾客
《燕京杂记》中载:'京师市店,素讲局面,雕红刻翠,锦窗绣户。'有的店铺招牌高悬,入夜家家门口点起了五光十色的锦纱灯笼,把街面照得如同白昼。有的店铺摆挂商品宣传字画,张挂名人书画,附庸风雅。以此来升华店铺的品位与提高顾客的回头率。还有些茶肆、饭馆、酒店中特意安排有乐器演奏和评书为客人助兴。宋代京都杭州的面食店里,只要顾客一进店坐下,伙计立刻前来问顾客所需,'尽合诸客呼索指挥,不致错误'.经营者们深深懂得豪华的装饰,反映一个店铺的实力,于是店堂设计画柱雕梁,古色古香,金碧辉煌,极尽铺陈之能事,以迎合达官巨贾、贵妇名媛'以求高雅'的消费心理。在服务上进门笑脸相迎,出门点头送行。这些敬客如神的作法加上高贵典雅的装饰,使众多顾客'如坐春风','一见钟情',从而留连忘返、百顾不厌。
六、以义为利,趋义避财
清朝年间,有一商人名舒遵刚,精榷算,善权衡。经商之暇,喜读《四书》、《五经》,把书中的义理运用于经商之中,他曾说:'钱,泉也,如流泉然'.他还说:'对人言,生财有大道,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国且如此,况身家乎。'徽州商人李大皓告诫他的继承者说:'财自道生,利缘义龋'以此严于律己,做到'视不义富贵若浮云。'子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以义取利,德兴财昌,舍义取利,丧失了'义'也得不到'利',为商者应深以诫之。'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如果一个经营者有长期的理性和智慧,他必不会用恶劣、卑鄙之手段去获利;用恶劣的手段去做任何生意,最终将会失去已获的利润。
七、长袖善舞,多钱善贾
《韩非子·五蠢》中说:'鄙谚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此言多资之易为工也。'这里强调了一个'善'字。资金不足,必须善于使用,使用的目的也是获利,唯有资金与商品流通不息,才能使利润滚滚而来。对待商品要做到'务完物',即贮藏的货物要完好,'腐败而食之货勿留';处理资金要做到'无息币',即指货币不能滞压,'货币欲其行如流水',货币和商品流通了,买卖就活了。宋代的沈括举例说:十万元资金倘不周转,'虽百岁故十万也',如果贸而流通,加快周转,“则利百万矣”。
八、奇计胜兵,奇谋生财
兵家常说:'将三军无奇兵,未可与人争利','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说:'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
'书中还列举了卖油脂的雍伯、卖肉制品的浊氏等商人,他们都是掌握一技之长,经营奇物的商品而致富的。后世的'张小泉剪刀铺'亦然。清代山西太谷县一个曹氏商人,有一年看到高梁长得茎高穗大,十分茂盛,但他觉得有些异样,随手折断几根一看,发现茎内皆生害虫。于是,他连夜安排大量收购高梁。当时一般人认为丰收在望,便库存高梁大量出手。结果高梁成熟之际多被害虫咬死,高梁欠收。而曹氏商人却奇计获利。
九、居安思危,处盈虑方
《书经》有云:'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汉书·息夫躬传》有言:'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商人李祖理'精理精勤,竹头木屑之微,无不名当于用,业以日起,而家遂烧'.秦末有位任氏商人'折节为俭',要求家人'公事不毕则身不得饮酒、食、肉'.古人关于经商理财的记载中还有:'生意要勤快,切勿懒惰,懒惰则百事废;用度要节俭,切勿奢华,奢华则钱财竭'.由此可见,经商者居安思危,勤俭为尚。'处乎其安,不忘乎其危'.少一些安乐,多一份忧患,将使经商者进入佳境。
十、择人任势,用人以诚
孙子曰:'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故善战者,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势'.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位齐国的商人叫刀闲。当时的商人一般都不愿雇用头脑灵活的人做事,惟独刀氏专门使用这种人,并给以丰厚的报酬和充分的信任,放手大胆地让他们去干,这些雇工干得十分卖力,也非常出色。明代苏州有个叫孙春阳的杂货店,其店分为南北货房、海货房、腌腊房、酱货房、蜡烛房,'售者由柜上取下一票,自往各房发货,而管总者掌其纲。一日一小结,一年一大结。自明代至清乾隆年间二百多年,子孙尚食其利,无他姓顶代者。'像苏州这个店铺林立之地,孙春阳的杂货房生意竟然能兴盛二百多年,其成功之奥秘当得益于用人以诚,店规之严。清道光年间的黔商胡荣命在江西经商50余年,由于他以诚待人,童叟无欺,名声大著,晚年罢业回乡,有人要求'以重金赁其肆名',他一口回绝,并说:'彼果诚实,何籍吾名也!'可见,'诚信为本'是中国人经商的传统美德。
中国古代商人赚钱致富诀窍
中国古人的赚钱技法非常高明,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商场如战场,需要经营者(将帅)的智慧,而中国古代的经商者早就有一套成熟的营销诀窍。
  知地取胜,择地生财。兵法云: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可见地形对作战之重要,为将者不可不察也。经商如作战,商场如战场,经商者如指挥千军万马之将帅,智慧的将帅往往会占据有利的地形,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
  作为春秋战国时期大谋略家的范蠡,更是深谙此道。他以战略家的眼光,认为陶地为天下之中,诸侯四通,是理想的货物贸易之地。遂选陶地为营销点,果然,19年间他三获千金,成为世贾,陶朱公的美称也由此而饮誉古今,留名青史。《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载,秦国灭了赵国以后,实行了移民政策,当时许多人贿赂官吏,不愿搬迁,要求留在原地,唯独富商卓氏要求迁往较远的纹山之下,他看中那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民风淳厚,居民热衷于买卖,商业易于发展。几年后,卓氏成了远近闻名的世富。
  时贱而买,时贵而卖。范蠡和商祖白圭认为,时贱而买,虽贵已贱;时贵而卖,虽贱已贵。强调商人要善于捕捉商机,把握时机,不失时机地买进卖出。商业的利润源于买卖的差价。一旦发现买卖的时机一到,则要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当机立断。魏文侯时,国人注重农耕,而白圭却乐于观时机变化。粮食丰收时他买进谷物,卖出丝漆。待蚕丝上市时他就大量收购蚕丝,售出粮食。白圭的经商原则和经验,都被后世商人所称道。他凭着自己的这套经营谋略,精心经营,以至家累千金。
  见端知末,预测生财。春秋时期的越王勾践,为雪亡国之耻,终日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当得知吴国大旱,遂大量收购吴国粮食。第二年,吴国粮食奇缺,民不聊生,饥民食不裹腹,怨声载道,越国趁机起兵灭了吴国。苦心人,天不负。越王终成霸业,跻身春秋五霸之列。
  这里越王勾践做的是一桩大买卖,他发的财不是金银财宝,而是一个国家和称雄天下的霸业。《夷坚志》载,宋朝年间,有一次临安城失火,殃及鱼池,一位姓裴的商人的店铺也随之起火,但是他没有去救火,而是带上银两,网罗人力出城采购竹木砖瓦、芦苇等建筑材料。火灾过后,百废待兴,市场上建房材料热销缺货,此时,裴氏商人趁机大发其财,赚的钱数十倍于店铺所值之钱,同时也满足了市场和百姓的需要。管中窥豹,略见一斑,敏锐的观察力和准确的判断力是经商者财富永不干涸的源泉,也是经商者必备的能力之一。
  薄利多销,无敢居贵。先秦大商理论家计然认为,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主张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司马迁说过:贪买三元,廉买五元,就是说贪图重利的商人只能获利30%,而薄利多销的商人却可获利50%。《郁离子》中记载:有三个商人在市场上一起经营同一种商品,其中一人降低价格销售,买者甚众,一年时间就发了财,另两人不肯降价销售,结果获利远不及前者。古代商人最智慧的经商十诀兵法云: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可见地形对作战之重要,为将者不可不察也。经商如作战,商场如战常经商者如指挥千军万马之将帅,智慧的将帅往往会占据有利的地形,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
  一、知地取胜,择地生财
  兵法云: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可见地形对作战之重要,为将者不可不察也。经商如作战,商场如战常经商者如指挥千军万马之将帅,智慧的将帅往往会占据有利的地形,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作为春秋战国时期大谋略家的范蠡,更是深谙此道。他以战略家的眼光,认为陶地为天下之中,诸侯四通,是理想的货物贸易之地。遂选陶地为营销点,果然,十九年间他三致千金,成为世贾,陶朱公的美称也由此而饮誉古今,留名青史。《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载,秦国灭了赵国以后,实行了移民政策,当时许多人贿赂官吏,不愿搬迁,要求留在原地,唯独富商卓氏要求迁往较远的纹山之下,他看中那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民风淳厚,居民热衷于买卖,商业易于发展。几年后,卓氏成了远近闻名的世富。这种不惟任时,且惟择地的观念已为后世商人所接受。淮左名都,竹西佳处的江苏扬州,地处南北要冲,交通发达,水运便利,货往频繁。其地膏沃,有茶、盐、丝、帛之利,众多商人纷至沓来,一时商贾云集,秦商、晋商在这里定居经营。有名的徽商也就是从这里开始起步,称雄江湖。
  二、时贱而买,时贵而卖
  范蠡和商祖白圭认为,时贱而买,虽贵已贱;时贵而卖,虽贱已贵。强调商人要善于捕捉商机,把握时机,不失时机地买进卖出。商业的利润源于买卖的差价。一旦发现买卖的时机一到,则要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当机立断。魏文侯时,国人注重农耕,而白圭却乐于观时机的变化。粮食丰收时他买进谷物,卖出丝漆。待蚕丝上市时他就大量收购蚕丝,售出粮食。他曾说:我做买卖,就像伊尹和姜太公那样有计谋,如孙膑和吴起那样善于判断,还能像商鞅执法那样说到做到。有些人的智慧不能随机应变,其勇敢不能当机立断,其仁爱不能恰当地取舍,其倔强不能坚持原则。所以,这种人跟我学经营之道,我也不会教他的。这段话,把他掌握贱买贵卖时机的时断与智断阐述得淋漓尽致。白圭的经商原则和经验,都被后世商人所称道。他凭着自己的这套经营谋略,精心经营,以至家累千金。
  三、见端知未,预测生财
  春秋时期的越王勾践,为雪亡国之耻,终日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当得知吴国大旱,遂大量收购吴国粮食。第二年,吴国粮食奇缺,民不聊生,饥民食不裹腹,怨声载道,越国趁机起兵灭了吴国。苦心人,天不负。越王终成霸业,跻身春秋五霸之列。这里越王勾践作的是一桩大买卖,他发的财不是金银财宝,而是一个国家和称雄天下的霸业。是商贾之道在政治上运用的成功典范。《夷坚志》载,宋朝年间,有一次临安城失火,殃及鱼池,一位姓裴的商人的店铺也随之起火,但是他没有去救火,而是带上银两,网罗人力出城采购竹木砖瓦、芦苇椽桷等建筑材料。火灾过后,百废待兴,市场上建房材料热销缺货,此时,裴氏商人趋机大发其财,赚的钱数十倍于店铺所值之钱,同时也满足了市场和百姓的需要。管中窥豹,略见一斑,敏锐的观察力和准确的判断力是经商者财富永不干涸的源泉,也是经商者必备的能力之一。
  四、薄利多销,无敢居贵
  先秦大商理论家计然认为,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主张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司马迁说过:贪买三元,廉买五元,就是说贪图重利的商人只能获利
30%,而薄利多销的商人却可获利50%。《郁离子》中记载:有三个商人在市场上一起经营同一种商品,其中一人降低价格销售,买者甚众,一年时间就发了财,另两人不肯降价销售,结果获的利远不及前者。汉高祖刘帮的谋士张良,早年从师黄石公时,白天给人卖剪刀,晚上回来读书,后来他觉得读书时间不够用,就把剪刀分成上、中、下三等,上等的价钱不变,中等的在原价的基础上少一文钱,下等的少两文钱。结果,只用了半天的时间,卖出剪刀的数量比平日多了两倍,赚得钱比往日多了一倍,读书的时间也比往日多了,所以民间有句谚语:张良卖剪刀——贵贱一样货。
  五、雕红刻翠,留连顾客
  《燕京杂记》中载:京师市店,素讲局面,雕红刻翠,锦窗绣户。有的店铺招牌高悬,入夜家家门口点起了五光十色的锦纱灯笼,把街面照得如同白昼。有的店铺摆挂商品宣传字画,张挂名人书画,附庸风雅。以此来升华店铺的品位与提高顾客的回头率。还有些茶肆、饭馆、酒店中特意安排有乐器演奏和评书为客人助兴。宋代京都杭州的面食店里,只要顾客一进店坐下,伙计立刻前来问顾客所需,尽合诸客呼索指挥,不致错误。经营者们深深懂得豪华的装饰,反映一个店铺的实力,于是店堂设计画柱雕梁,古色古香,金碧辉煌,极尽铺陈之能事,以迎合达官巨贾、贵妇名媛以求高雅的消费心理。在服务上进门笑脸相迎,出门点头送行。这些敬客如神的作法加上高贵典雅的装饰,使众多顾客如坐春风,一见钟情,从而留连忘返、百顾不厌。
  六、以义为利,趋义避财
  清朝年间,有一商人名舒遵刚,精榷算,善权衡。经商之暇,喜读《四书》、《五经》,把书中的义理运用于经商之中,他曾说:钱,泉也,如流泉然。他还说:对人言,生财有大道,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国且如此,况身家乎。徽州商人李大皓告诫他的继承者说:财自道生,利缘义龋以此严于律己,做到视不义富贵若浮云。子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以义取利,德兴财昌,舍义取利,丧失了义也得不到利,为商者应深以诫之。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如果一个经营者有长期的理性和智慧,他必不会用恶劣、卑鄙之手段去获利;用恶劣的手段去做任何生意,最终将会失去已获的利润。
  七、长袖善舞,多钱善贾
  《韩非子·五蠢》中说:鄙谚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此言多资之易为工也。这里强调了一个善字。资金不足,必须善于使用,使用的目的也是获利,唯有资金与商品流通不息,才能使利润滚滚而来。对待商品要做到务完物,即贮藏的货物要完好,腐败而食之货勿留;处理资金要做到无息币,即指货币不能滞压,货币欲其行如流水,货币和商品流通了,买卖就活了。宋代的沈括举例说:十万元资金倘不周转,虽百岁故十万也,如果贸而流通,加快周转,则利百万矣。
  八、奇计胜兵,奇谋生财
  兵家常说:将三军无奇兵,未可与人争利,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说: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书中还列举了卖油脂的雍伯、卖肉制品的浊氏等商人,他们都是掌握一技之长,经营奇物的商品而致富的。后世的张小泉剪刀铺亦然。清代山西太谷县一个曹氏商人,有一年看到高梁长得茎高穗大,十分茂盛,但他觉得有些异样,随手折断几根一看,发现茎内皆生害虫。于是,他连夜安排大量收购高梁。当时一般人认为丰收在望,便库存高梁大量出手。结果高梁成熟之际多被害虫咬死,高梁欠收。而曹氏商人却奇计获利。
  九、居安思危,处盈虑方
  《书经》有云: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汉书·息夫躬传》有言: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商人李祖理精理精勤,竹头木屑之微,无不名当于用,业以日起,而家遂烧。秦末有位任氏商人折节为俭,要求家人公事不毕则身不得饮酒、食、肉。古人关于经商理财的记载中还有:生意要勤快,切勿懒惰,懒惰则百事废;用度要节俭,切勿奢华,奢华则钱财竭。由此可见,经商者居安思危,勤俭为尚。处乎其安,不忘乎其危。少一些安乐,多一份忧患,将使经商者进入佳境。
  十、择人任势,用人以诚
  孙子曰: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故善战者,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势。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位齐国的商人叫刀闲。当时的商人一般都不愿雇用头脑灵活的人做事,惟独刀氏专门使用这种人,并给以丰厚的报酬和充分的信任,放手大胆地让他们去干,这些雇工干得十分卖力,也非常出色。明代苏州有个叫孙春阳的杂货店,其店分为南北货房、海货房、腌腊房、酱货房、蜡烛房,售者由柜上取下一票,自往各房发货,而管总者掌其纲。一日一小结,一年一大结。自明代至清乾隆年间二百多年,子孙尚食其利,无他姓顶代者。像苏州这个店铺林立之地,孙春阳的杂货房生意竟然能兴盛二百多年,其成功之奥秘当得益于用人以诚,店规之严。清道光年间的黔商胡荣命在江西经商50余年,由于他以诚待人,童叟无欺,名声大著,晚年罢业回乡,有人要求以重金赁其肆名,他一口回绝,并说:彼果诚实,何籍吾名也!可见,诚信为本是中国人的美德。十条经商教训要切记1.一定要对项目进行客观,充分的论证;计算日均成本,可能的营业收入和利润水平(这个要做客观调查);了解预备上马的项目的基本赢利模型,比方日均成本不能超过什么水平,日均营业收入不得低于什么水平;
  2.根据第1条所得出的结论,在进行商业谈判时一定竭力争取到无限有利于自己的条件,所谓有利于,就是成本越低越好,现金投资越少越好,自主权越多越好,灵活性越大越好(这里面其实有很多具体的东东,如谈店租的支付方式),在商业方面的任何谈判你都要强硬,因为此刻是你拿钱出来投资,选择的主动权在你手中,绝不可因为急于在某个时间生意开张,而轻率谈定某些条件;
  3.尽量在宏观经济往上走的地方做生意,不在宏观经济往下掉的地方做生意。本人发现这里面有个很微妙的事实,即一个地方的消费水平(直接关系到项目运作的各项成本)的走向总是滞后于此地的宏观经济水平的走向。也就是说,若一个地方的宏观经济(直接关系到人们的消费能力)往上走,它的商业成本(如店面租金,店面转让费,装修方面的开支等等)却不会紧随其后往上走;相反,若一个地方的宏观经济往下掉,它的商业成本却仍然会在一段时间内维持其原来的水平。这两种反差所造成的项目投资环境无须本人再细说,各位看官应该已经很明了了;
  4.在正式投资前,一定要想到失败:假如失败怎么样轻松而小损失甚至无损失地退出;你的钱尽量不要被任何东西套住;给足自己变通的余地;
  5.再次强调客观,在任何业绩面前,不能过于乐观,也不能过于悲观。(这一点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很难,本人也没有高明的办法教大家,可能要看个人阅历和经验吧,当然也可以多向老行家学习,但在请教别人时要有自己的主见,唉,这又很难了)确实,生意是熬出来的,所以,在生意不好时,不能心慌,要多分析不好的原因,是项目不适合你选定的环境,还是你没有很好的来操作你的项目,如果结论是后者,那你就应该熬下去;但是如果是前者,那自然是要当机立断,马上着手撤兵咯,这个时候切忌恋战,而且撤兵时万不可仓皇而逃,而应该从容不迫,将损失降到最低;一句话,要沉的住气;
  6.一个策略要坚持到底。其实很多时候,你事先精心设计的策略是正确的,只是任何策略在落地的时候都不会马上贴在地面上,它会跳几下,在它跳的时候你不要误以为它落不了地。任何策略要发生积极作用都需要时间,这再次印证了生意是熬出来的这个道理。你要是确定了一个策略(包括顾客定位、价格定位、产品定位、促销手段、顾客服务、用人策略等等),就要坚持下去,不要老改动,你要是改来改去,结果会越来越糟,迟早一天,你会发现其实你最初的那个策略是对的,可是往往那时侯已经晚了,因为有些事情是讲究开头红的;
  7.即将说出的这一条非常非常非常关键,那就是最大限度压跄愕姆延谩D阋欢ú荒芟蟊救说蹦昴茄?邢旅娴恼庑┠钔罚骸卑Γ?獗是?衷诓煌叮??纯隙ㄒ彩且?兜模?薄安痪褪?00元钱吗,卖一件衣服就回来了“等等;你要是有这些念头,就一定会死得很难看;压缩你的费用直接增加你的利润额这本身并不是最最关键的,最最关键的是压缩你的费用直接增加你的利润额会导致你的资金的良性循环;从另一个更为重大的方面来讲,如果你不善于控制成本,或者如果你没有强烈的成本意识,那么我负责任地给你浇盆冷水:“你不是做生意的料。”
  8.在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进行取舍,每个人有不同的风格。我也不知道我将要说的观点是对还是错。我的观点是,如果你刚启动一个项目,还在生死之间徘徊的话,我建议你把眼前三个月(具体多长时间实在是要看你生存的状况而定)利益放在首位,我始终坚信一点,如果你没有今天,那谈明天,后天,能有什么意义;
  9.惟利是图。有关你生意的任何方面,你都必须做一个惟利是图的人。如果做生意你不逐利,那我会狠狠地骂你一句:”没出息的家伙。“如果你还不是很明白惟利是图的具体表现,那我建议你赶快买本《欧也妮·葛朗台》仔细地看三遍;了解你做生意的目的是什么,回答只能是一个字”钱“,而不能有其他;
  10.不要想着太多原则。规则,只要不犯法,怎么能令你赚到更多的钱,你就怎么做,包括我上面所说的那些话,它们什么也不是,你必须摸着石头过河,前面踩着如果塌实,你就踩下去,这样一步一步往前走。最后建议大家没事多上上网,但是别去聊天,多到一些健康有益对自己有启发的好网站去冲浪。经商者一定要懂得:兵不厌诈 在战场上,“兵不厌诈”,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让敌人捉摸不透;在商场上,与某些竞争对手交往,运用此谋略,往往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虽然如此,但要取得根本性的胜利,离不开广大人民的信任和支持。经商要获得成功,也离不开顾客的信任和支持。信用、信誉是商人价值连城的无形资产。一个企业与公众之间,绝不能运用诡诈之术,弄虚作假,而应该“一诺千金”,把“信”作为立身之本。
  秦朝末年,楚国有一个叫季布的人,此人个性耿直,而且非常讲信用,只要他答应的事,就一定会努力做到。他也因此季布受到许多人的称赞,大家都很尊敬他。
  季布曾经在项羽的军中当过将领,并多次率兵打败刘邦。所以当刘邦当上皇帝后,便下令捉拿季布,并且宣布:凡是抓到季布的人,赐黄金千两,藏匿他的人则遭到灭门三族的惩罚。可是,由于季布为人正直而且时常行侠仗义,所以大家都想保护他。起初,季布躲在好友的家中。过了一段时间,捉拿他的风声更紧了,他的朋友就把他的头发剃光,化装成奴隶和几十个家僮一起卖给了鲁国的朱家当劳工。朱家主人很欣赏季布,于是专程去洛阳请刘邦的好朋友汝阴侯滕公向刘邦说情,希望能撤销追杀季布的通缉令。后来刘邦果真赦免了季布,而且还给了他一个官职。
  “得黄金万两,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从这句古语化出的成语“一诺千金”已成为商人“信誉第一”的代名词。惟有言必信,行必果,才能赢得人心,引来财源滚滚。
  古今中外的知名商人,无不强调信誉第一,忠诚至上,把“信”作为立身之本。只要答应过的事情,就要“言必信,行必果”,所谓“季布一诺”,就是因为他普遍赢得了人们的信任,为他施展各种谋略奠定了基矗。
  “以诚取信”,首先要取得广大购买者的信任。在买方市场的大形势下,一个企业要想生存和发展,就必须要做到诚实守信,要争取广大购买者,同公众保持良好的关系,赢得他们的信赖。
  台湾声宝董事长陈茂榜的创业成功,凭得不是充足的金钱,而是靠两个字——“诚”与“信”。
  陈茂榜24岁时用100元开了家电器行,由于资金不足,他只好以50元为一单位,分别分给两家电器中盘商做保证金,然后向他们提货来卖。
  由于陈茂榜做人诚实,做生意时特别讲究信誉,因此,这两家中盘商都很信任他,其实陈茂榜向他们所提的货高达500元,即保证金的10倍,所以50元的保证金只不过是一种形式。由此可见,“诚”与“信”有时比金钱更有价值。
  做生意的第一要诀就是诚实,只有真诚待人,才能做成大生意。弄虚作假,只能是一锤子买卖,终究是会弄巧成拙、惨遭失败的。在当今,作为一个创业者,更应以诚信为本,那种开空头支票、轻易许诺的人,最终只能失去他人信任。
中国古代商人的经商之术
归纳起来,商人们常常使用的经商之术有以下诸种:
一、独壁蹊径,择地治生
独壁蹊径,择地治生:意指与众不同,善于发现新的经营宝地;选择有利于事业发展的地区,地段做生意。
商家,首先看重的是地利,所谓的地利,在商家看来,是交通便利之处、居民集中之点、物产丰赢之地,这些地方,往往可以使经营业务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这些地方必然是商业兴旺之地,也是商家必争之地。
最精明的商人,在于首先发现和占领这样的经营阵地,占领市场,取得经营的先机;而不是跟在别人的后面,啃别人嚼过的馒头,这就叫独壁蹊径,择地治生。
故事一:范蠡三致千金
话说范蠡辅助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把国家建设得强盛起来灭了吴国,报了会稽之耻,越国成了中原霸主,精明的范蠡全身而退,带着西施逃到了齐国。
为了不让越王勾践找到自己,范蠡改名叫邸夷子皮,来到齐国边缘的海边,这里山清水秀,海边人烟稀少,却有无边的荒地和取之不尽的海水;范蠡因地制宜,带着全家开荒种地,并引海水煮盐,苦身戮力,日出而作,日落而归,不几年光景,致产无数,成为当地一名巨富,当时的范蠡有多少钱财,无人知晓,只知道全部齐国国库的资产,也没有范蠡家的多。
富可敌国的范蠡,终于引起了齐国国君的注意,他来到范蠡居住的地方,亲眼见到了豪富的范蠡和他井井有条的事业,深深为范蠡的才能折服,死乞白赖地请范蠡出山,帮他治理齐国。
人在屋檐下的范蠡,无法推脱,只好出任齐国的相国,短短几年,把个贫穷落后的齐国治理成中原地区强大的霸主。
深得帝王之道的范蠡,适时而退,挂印封金,散去几乎所有的家产,悄悄地举家迁居,离开了强盛的齐国。
一天,他们来到了宋国的陶邑(今山东定陶县),看到这里位置适中,交通发达,客商云集,店铺鳞次栉比,十分繁华。这正是他们理想的好地方,就先定居下来,又改名“陶朱公”,这次,他又一次因地制宜,除了耕作养殖之外,以主要精力从事商业活动,他特别重视物资信息,市场动态,采取薄利多销的原则,一般不超过十分之一利润。只要他看准了的项目,经营起来都是购销两旺。财源滚滚,生意越做越好,只有几年的功夫,又一次创造出了奇迹,靠商业经营积累了亿万家财,几乎成了天下的大富翁,19年之中,他三致千金,发了大财。这下陶朱公真是名扬天下。生意人家一听说陶朱公的大名无不敬佩称赞,就这样,范蠡成为中国的文财神,成了商人们的楷模。
故事二:猗顿西河速富
猗顿,战国时魏国人,猗顿是其号,姓名与生卒年代已无可考。战国时大工商业者。原是春秋时代的鲁国的贫寒书生。
《史记集解》引《孔丛子》说:猗顿原籍鲁国,是一个穷困潦倒的年轻人,“耕则常饥,桑则常寒”,饥寒交迫,艰难地生活着。正当他为生活一筹莫展的时候,听说赵王勾践的谋臣范蠡在助越灭吴,辅成霸业后,便弃官经商,将另一谋巨的富国之策用之于家,遂辗转至当时“天下之中”的定陶(今山东定陶),“治产积居,与时逐”,19年间获金巨万,遂成大富,因号陶朱公。骑顿羡慕不已,试着前去请教。
陶朱公十分同情他,便授与秘方:“子欲速富,当畜五牸。”牸即母牛,泛指雌性牲畜。陶朱公是根据猗顿当时十分贫寒,没有资本,无法经营其他行业,便让他先畜养少数牛羊,浙渐繁衍壮大,日久遂可致富。这对于猗顿来说,确是一个切合实际的致富办法。
骑顿又问:“何处可畜五牸?”
陶朱公告诉他:“西河草丰,可肥五牸。”
于是,骑顿按照陶朱公的指示,迁徙西河(今山西西南部地区),在猗氏(今山西临猗境)南部畜牧牛羊。当时,这一带土壤潮湿,草原广阔,尤其是猗氏县南
20里处的对泽,为一片面积很大的低洼地区,水草丰美,景色宜人,是畜牧的理想场所。猗顿最初就在这里放牧(史载该地明清时尚存有猗顿宅和猗顿墓)。
由于猗犄顿辛勤经营,畜牧规模日渐扩大,“十年之间,其息不可计,赀拟王公,驰名天下。”因起家于猗氏,遂号猗顿。致富后的猗顿为了表达对陶朱公的感恩之情,在今临猗县王寮村修建了陶朱公庙。
骑顿能以畜牧而富拟王公,其畜牧规模之大可以想见,在经营畜牧的同时,猗顿已注意到位于猗氏之南的河东池盐,他在贩卖牛羊时,顺便用牲畜驮运一些池盐,连同牲畜一起卖掉。在此过程中,认识到贩运池盐是一条获利更大的致富途径。于是,他在靠畜牧积累了雄厚的资本后,便着意开发河东池盐,从事池盐生产和贸易,成为—个手工业者兼商人。
猗顿通过多方经营,终成倾国巨富,在当时的社会彤响很大。《韩非子·解老篇》:“夫齐道理而妄举动者,虽上有天子诸侯之·势尊,而下有猗顿、陶朱,卜祝之富,犹失其民人,而亡其财资也。”说明猗顿之富已超过陶朱公,并可与王势并提。
故事三:卓氏远迁致富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了这样的一则故事:富商卓氏,原为赵国邯郸(今河北邯郸)人。其祖父辈经营冶炼铁矿致富,后来秦国打败赵国,流放富豪,卓氏也在其中。赵国被掳获的人中,稍有钱财者,都争相贿赂秦国负责迁徙的官吏,要求迁到经济较为发达且与赵国较近的葭萌。但卓氏目光远大,他说:“葭萌这个地方狭小瘠薄,我听说汶(岷)山之下有肥沃的原野,有铁矿,长有如蹲鸱形的大芋头,到了凶年仍不饥荒,人们照常在街市做工经商”。于是,他请求迁徙到以产铁矿著名而尚未开发的临邛(今四川邛崃)地区。到该地后,他利用当地有丰富铁矿资源这个有利条件,结合自己鼓铸世家的专长,加之邻近地区又是急需铁工具的少数民族聚居之处,于是大量招雇廉价劳动力,开采铁矿,熔铸生铁,重操旧业。因当地原来的生产工具十分落后,先进的铁制工具十分畅销,往往供不应求。再加上当地土地肥沃,可作替代粮食的野生植物丰富,有利于降低成本,故获利十分丰厚。由于他善于发现和利用有利条件,终于成为滇蜀一带的首富,拥有家僮达千人之多,司马迁说他:“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可见其富有的程度了。
故事四:徽商会扬州
扬州,乃唐宋以来最繁华的都市,它地处长江运河交通要道,南北货运,频繁往来。它又有江南一样膏沃的土地,有茶、盐、丝、帛之利,成为全国各地的商人云集之处,尤其是与江苏毗邻的徽商,更是多如牛毛,于是,就有了“扬(指扬州)盖徽商殖民地也。”之说。
徽州商界的大姓如汪、程、江、洪、潘、郑、黄、许诸氏,扬州莫不有之。徽商之所以成为明清时期大的商人集团,和其在扬州的商业活动有极大的关系,也可以这样说,徽商的发家就是从扬州开始起步的。
商业的地利引来了徽商,云集的徽商造就了扬州的繁华,很快,扬州就因金粉之地而扬名全国。于是、扬州成为天下富豪的向往之地,于是、就有了“腰缠三万贯,骑鹤下扬州”的诗句。
从地域的角度看,扬州的兴盛,是商人们独壁蹊径,择地治生的经典之作,明清时期兴起的商帮,也就是几个地方的大商人集团,他们的经营大多不在本地,都是外出经商,到那些利于商业发展的地方去,所以当时凡是物产丰富、交通便利之地,都有各地的商人们在那里。于是、就有了北方的天津卫,东方的青岛港,上海滩,江南的大苏杭,南京的秦淮河,广州的十三行这些全国性的大商埠的出现。
从某一个地区的经营的地段看,每一个商人,在决定经营战略时,也无不以场地的选择作为兴业的第一要务:货场、要选择交通便利的地方;商场、要建在人气密集的地方;地产、要选择城市延伸的方向,这些,都是商家独壁蹊径,择地治生经商原则的应用。
中国现代经济复兴的成果,就是国家府明智地把握了独壁蹊径,择地治生这一商家必须遵循的规律,首先开辟与港澳毗邻的深圳作为经济特区,破天荒地在计划经济时代,为深圳经济特区制订了一系列有利于市场经济的政策,创造了一个优于其他地区的客观环境,吸引全国的商家云集深圳,使深圳经济飞速发展。随之,国家又开放沿海地区作为经济特区,刺激了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
有了经济特区成功的经验,国家更加注重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为国家重点发展区域提供强有力的硬环境支撑,同时从理论上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冲破了计划经济的束缚,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软环境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使国民经济得到快速、健康地发展,
各地政(蟹)府也运用独壁蹊径,择地治生这一商家必须遵循的规律,筑巢引凤,在全国掀起了一轮地域性的经济开发区,大型物流批发市场建设的热潮,刺激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于是、就诞生了数以千计的开发区和浙江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广州、石狮服装批发市场,河北白河物流园区,郑州东建材物流商圈这样全国性的物流园区。
由此可见,独壁蹊径,择地治生是商家千古不变的定律,振兴地方经济要从商家的这一规律出发,那个地区为商家提供了更优越的经营环境,那个地区的经济,就能够更快地发展。
二、人弃我取,人取我与
人弃我取,人取我与:意指大多数人低价抛售时,我反其道而行之,大量采购买进;大多数人高价买进时,我反其道而行之,大量抛售;赚取进销中间的差价。
作为一个商人要善于观察时机、把握时机,不失时机地买进卖出。那么何时买何时卖,这里大有文章可作。
古代的商人们就非常地注意农业生产变化动向和市场供需情况,当丰收之年或粮食大量上市的季节,粮价下跌,而丝锦和织物价格则上涨,这时应把粮食收购进来,把丝锦和织物抛售出去;歉年或青黄不接之际,粮价上涨,而丝大量上市,价格下跌,应及时地把粮食销售出去,把丝锦和织物收购进来。范蠡和白圭把此称作为“与是逐”和“东观时变”,在他们看来“时贱而买,虽贵已贱;时贵而卖,虽贱已贵”。利用这种手段做买卖,关键就是要抓住有利的购销时机,当时机一到则不能犹豫,要“趋时若猛兽鸷之发”,要当机立断。徽州商人做买卖就经常地使用这种办法。《徽州府志》称他们“善识低昂,时取予,以故买之所入,视他郡倍厚”。
故事一:商祖白圭的治生术
白圭(公元前463—前385年),东周洛阳人。其事迹在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有详细记载。
  洛阳自古就是个商业发达的地方,洛阳人很善经商,致力于商业和手工业。白圭生长在这样的地方,日后成就为誉满天下的大商人,应该不足为奇。
  不过白圭并非一开始就从事商业,据说他曾经做过魏惠王时期魏国的国相,白圭退出政治舞台之后,潜心商业,把经商当作自己人生的大事业来做,他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疆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如果
“智”不能权变,“勇”不能决断,“仁”不能决定取与,“强”不能守业,那就无法与他讲经商的本领。
白圭有着一套极为独特的经商理念与策略。战国时的商人大多喜欢获利丰富的珠宝生意,而他另辟蹊径,从事农产品买卖。他看到的是当时社会的农业发展,以及谷物是普天下老百姓都离不开的东西,虽然利润不大,但需求极大。白圭从自己的经商实践中总结出一系列让后人受益无穷的经商之术与为商之道,其中“人取我予,人弃我取”是白圭经商术的经典之一。
每当粮食收获季节或粮食丰收的时候,农民会都把粮食拿出来出售,而且价格会较为低廉,这时候他就大量买进;而如果粮食欠收,农民没有太多的粮食出售,而大家又需要粮食,这个时候他就把收进的粮食以较高的价钱卖出,于是赚取了差价。
上下波动是物价运动的基本形式。“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
商品供求状况决定物价的高低。“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供给是主要矛盾,供多于求就是有余,供不应求则是不足。
商品供给多少是由农业生产的丰歉情况决定的。
物价的高低变化是可以预测的。只要观察和推测到岁星将要到达的方位,就可以推测出农业生产的丰歉,也就可以推测出物价升高还是降低,变贵还是变贱。
因此,在商业经营中要:
人弃我取,人取我予。不论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还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予”,都是在商品有余、价格低廉时购买,而到商品缺乏,价格昂贵时售卖。此乃“待乏”原则。
“贱取如珠玉,贵弃如粪土”,“若猛兽鸷鸟之发”、 “乐观时变”,“与时逐而不责于人”。也就是说趋时迅捷,不错过良机。
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专门研究如何以做生意谋生、立业的,白圭还是第一人。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天下言治生祖白圭。”司马迁之后人们仍把他尊为商业行当的祖师爷,直到解放前夕,在一些店铺中,还供奉着白圭的偶像。
故事二:子贡取与
儒家鼻祖孔子有一个得意的门徒,叫做子贡。
子贡一边跟着孔子学习,一边做各种各样的买卖,他的生意做得大了去了。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有这样的记载:“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资……家累千金”。时转货资这话的意思是说:子贡依据市场行情的变化,贱买贵卖从中获利,以成巨富。
时转货资,讲的是子贡经商的方法,他经商按照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原则,从不与人抗衡,他善于把握时机,在别人甩卖时低价购进,在市场奇缺时高价售出,从不积压货物,资金流转很快。
精明透顶的子贡,并不当守财奴,而是用挣来的钱帮助孔子创立儒学,在孔子成名的同时,帮助穷困的孔子一次次渡过难关的子贡也名满天下,驰名天下的《论语》绝大部分是孔子和子贡的对话就是例证。
子贡将经商之术用在求学上,当别人都厌弃孔子时,他忠实地求教于孔子,这是人弃我取;当人们追求财富时,子贡为孔子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诸侯,这是人取我与;众多的富豪被历史淹没了,子贡却伴随着儒学的发扬光大而流芳百世。
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子贡成为最大的赢家!
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盛赞子贡,他这样说道:““七十子之徒赐(子贡)最为饶益,原宪不厌糟糠,匿于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执而益彰乎?”从这里可以看到连司马迁都认为孔子的名声之所以能布满天下,儒学之所以能成为当时的显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子贡推动的缘故。。
  子贡死于齐国。死后至唐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追封其为“黎侯”;宋大中符二年(公元1009年)加封为“黎公”,明嘉靖九年改称“先贤端木子”。
故事三:蹶叔三悔
这个故事出自刘伯温的《郁离子》,是一个不按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规律办事的商人的反面的例子,情节是这样的:
蹶叔很自信。他在龟山北面耕地,用高地种稻,用低地种谷。朋友告诉他稻与谷的习性,让他换过来种。蹶叔不听,结果种了10年反而连粮仓的一点储粮也陪上了。于是,他去朋友的田里察看,这些田收成都很好。他对朋友说:“我知道悔改了。”
不久,他到汶上跑买卖,看到哪种货物最畅销,就赶着去买,常常和别人抢购,货物刚到手,许多经销这种货物的人也都赶了来,因而他的货物就很难卖出。朋友告诉他:“会做买卖的人,常买进人家所不急于买的货物,时候一到再卖出去,就会成倍地获利。”蹶叔不听。这样一直做了
10年买卖,弄得异常穷困。这时又向朋友施礼说:“从此以后,不敢不悔了!”
过些时候,他要乘大船去航海,邀请朋友也一块去,于是他们泛海东行,到了深海。朋友说:“要到归墟了,再前进,恐怕难以出来!”他又不听。船进入了深海之中,一直在海上漂流了9年,借助于一次强烈的海风和浪涛的推动,船才漂了回来。到这时,头发全白,身体像干肉一样瘦,没人认识他了。他向朋友叩头,仰天发誓说:“我若是再不悔改,有太阳作证!”朋友讥笑他说:“你悔改了,只是为时太晚了!”
蹶叔不顾取予以时的经商规律,与别人争买卖之价,结果使自己日渐困窘,这个故事从反面证明了经商必须乘时射利。“人所弃我则取之,人所去我则就之”。
三、预测市场,捕捉信息
古代商人们是非常注意市场供需变化的,他们往往能够预测出近期或将要出现的供需情况,根据预测来决定他们目前应买进什么、贮存什么,以备将来所需。
故事一:吕不韦政治投机
历史上将这种预测做到登峰造极的,当属春秋战国时期的赵国大商人吕不韦。
吕不韦(约前292年~约前235年),战国末年卫国濮阳人。原籍阳翟(今河南禹州)。吕不韦是阳翟的大商人,他往来各地,以低价买进,高价卖出,所以积累起千金的家产。
作为商人,其获利的方式无非是两种:投资和投机。投资主要靠的才能智慧,而投机除了智慧外,还得需要勇气,因为投机固然利润很大,风险同样也很大。但总有一些勇气可嘉的人无畏于风险。秦朝的大商人吕不韦便属于这样的人。他把自己的全部家产都押在穷困落魄还身为人质的一个叫子楚的人身上,认为他是“奇货可居”,于是进行了一场豪赌。最后他成功了,但也失败了。
在见到子楚后,据说吕不韦回家和自己的父亲进行了这样的一场对话:
  吕不韦问父亲:“耕田能获几倍的利?”
  父亲答:“十倍的利。”
  吕不韦又问:“经营珠玉能赢几倍的利?”
  父亲答:“百倍的利。”
  吕不韦再问:“帮助立一国之主,能赢几倍的利?”
  父亲答:“无数的利。”
  吕不韦认为,既然能获无数的利,这样的买卖就值得一搏。在别人看来,子楚不过是秦王庶出的孙子,又在赵国当人质,生活困窘,很不得意,无论如何是不会有什么出息的,赵国还随时可能杀了他,他能保住自己的小命就不错了。可是吕不韦另有远见,他自信按照自己的想法策略,子楚一定会是另一番命运,同时自己的命运也将随这改变。
于是吕不韦就开始了对子楚的风险投资。他一方面拿出大量的金钱供子楚去结交权贵宾客,以树立他的形象和声望,另一方面又带着大量的名贵珠宝去秦国讨好正在受宠的华阳夫人。华阳夫人虽被立为正夫人,却没有儿子。吕不韦一心促成华阳夫人认子楚为子,这样将来子楚就会名正言顺、轻而易举立为太子了;既然子楚做了太子,那也就顺理成章将来也就会当皇帝。而子楚已经答应吕不韦:“如果实现了您的计划,我愿意分秦国的土地和您共享。
  一切都在很顺利地按吕不韦的计划进行,一切也都在吕不韦的掌控之中。然而有一件事是吕不韦所没想到的,与吕不韦相好的一位漂亮女子被子楚看中,子楚要吕不韦把这名女子送给他。吕不韦本不愿意,可又转念一想:已经在他身上花了一大半的家产,还在乎再送他一个小女子么?可是不想这个小女子身上早就怀上了吕不韦的骨肉。这就样,吕不韦不只是送给了子楚自己的女人,还把自己的儿子一并送上了。
  子楚继位后兑现了自己对吕不韦的承诺,任命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河南洛阳十万户作为他的食邑。可惜子楚在位仅三年就死了,子楚的儿子(实际上就是吕不韦的儿子)继位,尊奉吕不韦为相国,称他为“仲父”。至此,吕不韦的辉煌可以说达到了顶峰。
可惜他不能象陶朱公那样居安思危,功成身退,而是想不退反进。
结果,吕不韦死在了自己的儿子秦王嬴政手里。
吕不韦预测市场,捕捉信息的能力是巨大的,因此,他做成了一笔不能再大的生意。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聪明绝顶的吕不韦也有想不到的事,最终,他还是输的一塌糊涂。
故事二:秦商任氏储粮
《史记.货殖列传》有下面的一段文字:
宣曲任氏之先,为督道仓吏。秦之败也,豪杰皆争取金玉,而任氏独窖仓粟。楚汉相距荥阳也,民不得耕种,米石至万,而豪杰金玉尽归任氏,任氏以此起富。
这段文字的意思是:
秦末战乱的时候,有钱人开始争着抢购、贮存金玉珠宝,而有一位姓任的督道仓吏唯独购买粮粟,贮存于自己的窖中,很多人不得其解。后来,楚汉在荥阳相争,对持在鸿沟,不分胜负,中原广大的地区成为两军厮杀的战场;于是、良田荒芜,民不得耕种,粮食奇缺,这时任姓商人把他贮存的粮粟拿出来销售,那些曾抢购金银珠宝的人们也不得不用他们抢购来的金银珠宝换取任姓的粮食,这时,姓任的督道仓吏成了贩卖粮食的大商人,他的粮食卖到一石万金,结果大量的金银珠宝尽归任姓的大商人手中,由此而大富。
姓任的督道仓吏站得高,看得远,他敏锐地预见到秦朝灭亡后,刘邦和项羽还有一场长期的恶战,敏锐地预感到未来粮粟的金贵,在大家抢购金玉时,他抛出黄金,大量抢购、储存粮食,姓任的督道仓吏准确地预测市场,捕捉信息。狠狠地发了一笔国难财。
故事三:裴方失火买砖
《夷坚志》是南宋笔记小说集,她的作者叫洪迈(),字景卢,别号野处,鄱阳人。绍兴十五年(1145)进士,官至端明殿学士。就是他,撰写了毛(蟹)泽(蟹)东晚年最后读的一本书《容斋随笔》。
《夷坚志》有这样的记载:
绍兴十年(1140年)七月,临安大火,延烧城内外屋室数万区,裴(指裴老智数)方寓居,有质库及金珠肆在通衢,皆不顾,遽命纪纲仆,分往江千及徐村,而身出北关,遇竹木、砖瓦、芦苇、椽桷之属,无论多寡大小,尽评价买之,明日有旨,竹木材料免征税抽解,城中人做屋者皆取之,裴获利数倍,过于所焚。
用现在的话说:宋代绍兴十年,有一次临安城着了大火,一位姓裴的商人的住宅、仓库,珠宝店铺也烧着了,但是他没有救自家的火,而是立刻组织人力出城采购竹木砖瓦、芦苇椽桷等建房材料去了,只要有这些东西,立即全部收购。火灾过后,市场上急需建房材料,出现了抢购的情况。这时政(蟹)府还给予销售建筑材料免税的优惠,于是,裴氏不但弥补了他在火灾中的损失,而且还获得了极大的额外利润。
精明的南宋商人裴方,在火烧家产,大难临头之时,在全城上下手忙脚乱,怨天尤人的时候,唯有商人裴方临危不乱,从临安城通天的大火中看到了巨大的商机,他倾其所有,大肆囤积、垄断临安重建所需的所有的建筑材料,着实发了一笔横财。
故事四:日升昌商号传讯
山西票号的创始人雷履泰,创立“日升昌”后,汇兑业务愈来愈多。作为商界能手,谙熟生财的雷履泰,由此及彼,推想到其它商埠的山西商人托镖局起运银钱亦有诸多不便,于是深入调查晋商所经营药材、茶叶、夏布、绸缎、杂货等进销地点,亲派精明、诚实、可靠的伙友,先后于汉口、天津、济南、西安、开封、成都、重庆、长沙、厦门、广州、桂林、南昌、苏州、扬州、上海、镇江、奉天、南京等地设票号分庄。雷履泰连络晋商,招揽业务,此处交钱,彼处用款,从无空票。因信用可靠,不但山西商人与“日升昌”交往频繁,外省、沿海一带米帮、丝帮亦通过“日升昌”汇兑款项。由于雷履泰经营有方,“日升昌”门庭若市,业务蒸蒸日上。随着通汇扩大,继而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利润大增,“日升昌”更是日升月昌,一片兴旺景象。有鉴于此,山西商人纷起效尤,投资票号。从此山西票号业大盛,鼎盛时期,曾执全国金融界牛耳。
在市场讯息上,雷履泰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他注意捕捉和收集,以便于经营决策。他的票号在山西本部建有总号,在外省的一些城市就建有几个分号。他们收集信息,一般都通过分号与总号之间的业务联系获得的。总商号和各分商号之间,一般五日一函,三日一信,通过书信通报本地的农业生产、市场销售情况,便于总商号的经营决策。
作为封建商人、商界能手,雷履泰长于顺流而动、颇善经纪。他能抓住时机转营票号,不仅开创了我国金融史上专管存放款和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而且在总结前人经商经验的基础上,于实践中逐渐摸索、制定出诸如“两权分离”、“顶身股”、“严格号规、精选培训”、“制约互利”、“抽疲转快”等经营方法、原则和规章制度。山西票号业的蓬勃发展,对我国金融业以及商品经济和信用制度的发展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总之,一个商人是必须精明的,这种精明,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对信息的捕捉,对市场的正确预测,一个忽略信息,人云亦云的人,是做不成大生意的。
四:无敢居贵,薄利多销
无敢居贵,薄利多销:意指不能囤积市场价格高的离谱的商品,只要有钱可赚,就要以多销取胜。
商品的贵与贱,是相对的。
当某一商品奇缺时,它就奇贵。
当某一商品奇多时,它就奇贱。
当某一商品奇贵时,必然刺激它的生产和流通,因此、它的价格未来必然下跌。
当某一商品奇贱时,必然减少它的生产和流通,因此、它的价格未来必然上升。
因此、任何商品都遵循着这样的规律: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
因此、中国古代的商人总结出这样的秘诀: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
这就是说:在市场上某种商品很贵的时候,要大量的销出去,因为极贵之后,必然出现低贱的情况;当某种商品极贱时,要及时购进来,要像珠玉那样珍惜它,因为极贱之后,必然出现上涨的情况。
所有成功的商人,无不把“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这句话,当做经商的金科玉律。无敢居贵,薄利多销的经商原则,被中国古代商人运用的出神入化,类似的经典故事不胜枚举,下面举四个例子:
故事一:范蠡的积贮之理
范蠡的经营理念,植根于中国古代道家思想和《周易》的圆道思想,主要经营思想之一就是“极而复反”的规律。范蠡认为:天、地、人三者之间是不断变化的。万物生于土地,大地无所不包、无所不容,它总摄万物,是一个整体。禽兽、庄稼等始终不能离开大地,而万物不论美恶,大地都一视同仁,使之生长,同样人类也依赖大地得以养生。但是,万物生长又各有定时,不到一定的时机,就不可能勉强生长,而人的变化也一样,不到最后的转折点,也是不可能勉强成功的。因此,应该顺乎自然以处当世,等到机会到来的时候,就可以把不利于自己的局面扭转过来。
范蠡善观大局,他认为仅仅意识到以积蓄储备来应对客观规律带来的影响是不够的。在深入了解了事物的发展规律以后,还要利用这种规律进行反向投资。也就是说,当大多数人不想投资的时候,你去投资;而大多数人都急于投资时,你则卖出。因为市场上的某种货物价格上涨,就会刺激人们生产出更多的这种货物,生产这种货物过多,供过于求,价格就会跌落下来。相反,如果价格太低,就打击了积极性,人们不愿生产,市场的货物供不应求,又为价格上涨创造了条件。此时,就要利用“有余”和“不足”与价格的高低之间的关系,决定卖出买进。
范蠡提出的“贱取如珠玉,贵出如粪土”,是说在采购货物时,要像重视珠玉那样重视降价的物品,尽可能地买进并储存起来,等到市场需要这种商品的时候,价格自然会上涨,这时就要像抛弃粪土那样,毫不吝惜地尽可能地抛售出去,切不可贪图过高的利润而延误了时机。范蠡主张
“薄利多销,不敢居贵”。他认为“薄利”是手段,“多销”是目的,以“薄利”促“多销”,使资金加速运转,才是制胜之道。在经商者手中,闲置的资金就是无用的资金,如果整个脑袋都钻在钱眼里,为一时的价格而斤斤计较,这样的商人成不了大气候。只有根据货物的“一贵一贱,极而复反”的规律,适时买入或卖出,使钱币像流水一样运转流通起来,才可以从贱买贵卖的经营中获取丰厚的利润。
范蠡留下了《陶朱公商训十二则 》:
一、能识人。知人善恶,账目不负。
二、能接纳。礼文相待,交往者众。
三、能安业。厌故喜新,商贾大病。
四、能整顿。货物整齐,夺人心目。
五、能敏捷。犹豫不决,终归无成。
六、能讨账。勤谨不怠,取行自多。
七、能用人。因才使用,任事有赖。
八、能辩论。生财有道,阐发愚蒙。
九、能办货。置货不苛,蚀本便经。
十、能知机。售宁随时,可称名哲。
十一、能倡率。躬行必律,亲感自生。
十二、能运数。多寡宽紧,酌中而行。
这里面的“置货不苛,蚀本便经”,“售宁随时,可称名哲”、“多寡宽紧,酌中而行”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无敢居贵,薄利多销”的重要意义。
故事二:刘伯温论商
朱元璋的军师刘伯温,在出山之前,郁郁不得志,不能施展抱负,遂弃官归隐家乡青田山中,发愤而著《郁离子》。《郁离子》不仅集中反应了作为政治家的刘伯温治国安民的主张,也反映了他的人才观、哲学思想、经济思想、文学成就、道德为人以及渊博学识。在写作《郁离子》的过程中,刘伯温的整个思想体系,尤其是对社会政治方面的看法及主张更加成熟,也更加系统。朱元璋读了刘伯温的《郁离子》,深为他的学识震撼,重金请他出山,于是,刘伯温成为朱元璋的亲信谋士,协助朱元璋建立了统一的明王朝。
在《郁离子》中,有这样的记载:
蜀地有三个商人,都在市上卖药。“其一人专取良(好药),计人以为出,不虚价亦不过取赢”。“一人良不良皆取,其价之贱贵,惟买者之欲,而随以其良不良应之。”“一人不取良,惟其多卖,则贱其价,请益(添饶)则益之不较”。第三个商人顾客盈门,门槛一个月就得更换一次,一年多就发了大财。第二个商人发得稍迟,两年也富了起来。第一个商人的店肆,“日中如宵”,吃了早饭,晚饭米就供不上。郁离子见而叹日:“今之为士者亦若是夫!”“昔之楚鄙(边远地区)三县之尹三:其一廉而不获于上官,其支也(离任),无以僦(租)舟,人皆笑以为病。”“其一择可而取之,人不尤(怨)其取而称其能、贤。”“其一无所不取,以交于上官,子(侍之如子)吏卒,而实富民,则不待三年,举而任诸纲纪之司(主簿,综理一府之事),虽百姓亦称其善。不亦怪哉!”
这段话有两层意思:
其一、好人未必有好报,良莠不分,是非不明,世俗之弊深矣。郁离子以商喻仕,其实商人本身亦正若是。诚贾困厄,奸商横行,不实不公,令人气愤。亟宜大力制止此等现象漫延,不容其毒化社会风气,否则,小者定致商界于混乱,大者将添国家以忧危。可不警哉!可不戒哉!
其二、刘伯温的本意是说买好药的没好报,卖次药的赚了钱,是在愤懑世道的黑暗,但是、他从反面也说明了这样的商业规律:在商业经营中,经营商品不能贪图过高的利润率,而应当积少成多。上文提到的三个商人一起在市上做生意经营药品,其中一人卖大家都买得起的,价格低的药品,顾客都来买,一年时间就发了财;另两个商人中,一个人即卖价格高的好药又卖价格低的次药,虽然经过一段艰难,也最终发了财。还有一个人只卖价格贵的好药,结果生意清淡,门可罗雀,结果、赔的连饭都吃不上。
这、就是司马迁说的:“贪买三元,廉买五元”。就是说企图贪得厚利的商人只能获利30%,而薄利多销的商人却可获利50%,这就是“无敢居贵,薄利多销”的道理。
故事三、孟洛川分层获利
名继笙,字洛川。山东省章丘市旧军镇人。著名商人。祖辈为地主兼商人。1869年18岁时年始经商,即到北京负责庆祥、瑞生祥等企业的经营。从此一生掌管孟家企业。他在涉足企业的最初20余年间,生意有较大发展。1893年(光绪十九年)和1896年,先后在北京大栅栏和烟台开设“瑞蚨祥”,经营绸缎、洋货、皮货、百货。1903年至1918年,瑞蚨祥的资金日趋雄厚,孟洛川又先后在北京开设了瑞蚨祥鸿记西号绸缎店、西鸿记茶店、东鸿记茶店、鸿记新衣庄;在青岛开设了瑞蚨祥绸缎店;在天津开设了瑞蚨祥鸿记绸缎分店;在济南经二路纬三路开设了瑞蚨祥鸿记分店。据不完全统计,至20世纪30年代,瑞蚨祥共有
16个企业,3000余间房产,房产总值800余万元,仅济南一地即有房产1000余间,资金180余万元(以上产值、资金均按银元计算),瑞蚨祥成了南北闻名的巨商富贾。
瑞蚨祥向以“货真价实、童叟无欺,按质论价,分层获利”为为原则,经营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中、按质论价,分层获利,是范蠡无敢居贵,薄利多销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孟洛川按质论价,分层获利的经营方法如下:
精品高档独占市场。凡为少数人所需要的珍贵商品,一般小字号无力经营,大字号又因积压资金而不肯经营的,瑞蚨祥往往依靠自己雄厚的资金,千方百计搜罗,居奇牟利。1930年以前,北京、天津的皮货中元一件的貂褂、1000余元一件的海龙领子,最好的金丝猴、玄狐、窝倒、白狐、白狐崽等稀有皮货,常常是瑞蚨祥所独有。济南由于这些珍贵的皮货销路不好,一般不备,但600余元一件的葡萄肷,400余元一件的海龙领子则为瑞蚨祥所独有。在绣货中,清代高级官员的服装,别家难寻,而瑞蚨祥则应有尽有。民国以后,一些名演员如梅兰芳、荀慧芳等人所用的舞台幔帐、桌椅绣花披垫、门帘等,也多委托瑞蚨祥代办。
2.定机货。瑞蚨祥对于一些高级绸货都有定织货,谓之定机货。定机货质量高于一般,如熟罗最好的为11丝,而瑞蚨祥的定机货则有13丝、15丝的。又如纺绸,一般是用四合成丝织,而瑞蚨祥的定机货是用六合成丝织,而且用的是上等丝,花样品种也多。1921年前后,绸货中有一种
“漳绒”很流行。原先是大团花,有些陈旧,瑞蚨祥便改为小团花,很受顾客欢迎。瑞蚨祥还独创了一种“高丽纳”,是用好洋绉或物华葛作表,中加衬绒,以白布为底,用丝线纳成。这种货是专供上层人物在秋冬之交做衣服用的。这些定机货质量高,花样新,售价高,因别家没有而独占市场,获取的利润也就十分可观了。
自染色布。瑞蚨祥后来虽是以销售高级商品而著名的商店,但其布匹的销售在各店中仍占一定比重,布匹的销售额在营业总额中,始终占优势。瑞蚨祥对于各种色布也极力经营。1930年以前,机器染厂还不发达,阴丹士林等色布还很少,绸布业(包括批发店)所经营之各种色布,都是自买白布交手工染坊加工染色出售。瑞蚨祥为了创自己的牌子,获得垄断利润,在各个时期都采用优良布坯,购用最好的染料,委托染坊加工精染,加盖自己的印章。从不为贪一时之利,与同业竞一日之长,而轻易更换布匹与染料。瑞蚨祥从来都是坚持选用名牌,用优质染料加工精染,绝不以次充好。瑞蚨祥所售各种色布都具有不褪色的特点,特别是青蓝色布与众不同,尤其是在农村有很高的信誉,很多地方的农民非瑞蚨祥的布不买。瑞蚨祥在这些地方有着很大的市场。白布属大路货,利润不能隐藏。瑞蚨祥就把它作为与同业竞争的手段,价格定得很低,利润不过百分之几,有时甚至亏本。而自染之色布由于质量高于一般市货,利润高达12%—15%,瑞蚨祥则垄断了市场。
4.货真价实。瑞蚨祥从不采取大减价、大甩卖、大赠送、打折扣等一般商家所采取的促销方式。瑞蚨祥极少甚至从不靠刊登广告来宣传自己。但瑞蚨祥不登广告并不是不注重宣传,它另有一套宣传方式。主要的是对顾客童叟无欺、态度和蔼、殷勤招待、量布放尺,让顾客自己去宣传。
故事四:乔致庸专用斗秤
山西商人乔乔致庸在包头开“复”字商号,他经商的原则之一就是薄利多销,他的字号所用的斗秤,比市面上其它的商号所用的斗秤都要略让些给顾客,包头市民都愿意购买“复”字号的东西,生意越做越好。
补:中国古代商人秘而不宣的经商之道
中国古代商人秘而不宣的经商十诀中国人经商的历史源远流长,其商业文化博大精深,在漫长的商业活动中逐渐培育出中国商人'秘而不宣'的经营谋略,归纳起来为'经商十诀'。
  一、知地取胜,择地生财
  兵法云:'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可见地形对作战之重要,为将者不可不察也。经商如作战,商场如战常经商者如指挥千军万马之将帅,智慧的将帅往往会占据有利的地形,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作为春秋战国时期大谋略家的范蠡,更是深谙此道。他以战略家的眼光,认为陶地为'天下之中,诸侯四通',是理想的货物贸易之地。遂选陶地为营销点,果然,十九年间他三致千金,成为世贾,'陶朱公'的美称也由此而饮誉古今,留名青史。《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载,秦国灭了赵国以后,实行了移民政策,当时许多人贿赂官吏,不愿搬迁,要求留在原地,唯独富商卓氏要求迁往较远的'纹山之下',他看中那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民风淳厚,居民热衷于买卖,商业易于发展。几年后,卓氏成了远近闻名的世富。这种'不惟任时,且惟择地'的观念已为后世商人所接受。'淮左名都,竹西佳处'的江苏扬州,地处南北要冲,交通发达,水运便利,货往频繁。其地膏沃,有茶、盐、丝、帛之利,众多商人纷至沓来,一时商贾云集,秦商、晋商在这里定居经营。有名的徽商也就是从这里开始起步,称雄江湖。
  二、时贱而买,时贵而卖
  范蠡和商祖白圭认为,'时贱而买,虽贵已贱;时贵而卖,虽贱已贵。'强调商人要善于捕捉商机,把握时机,不失时机地买进卖出。商业的利润源于买卖的差价。一旦发现买卖的时机一到,则要'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当机立断。魏文侯时,国人注重农耕,而白圭却乐于观时机的变化。粮食丰收时他买进谷物,卖出丝漆。待蚕丝上市时他就大量收购蚕丝,售出粮食。他曾说:'我做买卖,就像伊尹和姜太公那样有计谋,如孙膑和吴起那样善于判断,还能像商鞅执法那样说到做到。有些人的智慧不能随机应变,其勇敢不能当机立断,其仁爱不能恰当地取舍,其倔强不能坚持原则。所以,这种人跟我学经营之道,我也不会教他的。'这段话,把他掌握贱买贵卖时机的'时断'与'智断'阐述得淋漓尽致。白圭的经商原则和经验,都被后世商人所称道。他凭着自己的这套经营谋略,精心经营,以至家累千金。
  三、见端知未,预测生财
  春秋时期的越王勾践,为雪亡国之耻,终日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当得知吴国大旱,遂大量收购吴国粮食。第二年,吴国粮食奇缺,民不聊生,饥民食不裹腹,怨声载道,越国趁机起兵灭了吴国。苦心人,天不负。越王终成霸业,跻身'春秋五霸'之列。这里越王勾践作的是一桩大买卖,他发的财不是金银财宝,而是一个国家和称雄天下的霸业。是商贾之道在政治上运用的成功典范。《夷坚志》载,宋朝年间,有一次临安城失火,'殃及鱼池',一位姓裴的商人的店铺也随之起火,但是他没有去救火,而是带上银两,网罗人力出城采购竹木砖瓦、芦苇椽桷等建筑材料。火灾过后,百废待兴,市场上建房材料热销缺货,此时,裴氏商人趋机大发其财,赚的钱数十倍于店铺所值之钱,同时也满足了市场和百姓的需要。'管中窥豹,略见一斑',敏锐的观察力和准确的判断力是经商者财富永不干涸的源泉,也是经商者必备的能力之一。
  四、薄利多销,无敢居贵
  先秦大商理论家计然认为,'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主张'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司马迁说过:'贪买三元,廉买五元',就是说贪图重利的商人只能获利30%,而薄利多销的商人却可获利50%。《郁离子》中记载:有三个商人在市场上一起经营同一种商品,其中一人降低价格销售,买者甚众,一年时间就发了财,另两人不肯降价销售,结果获的利远不及前者。汉高祖刘帮的谋士张良,早年从师黄石公时,白天给人卖剪刀,晚上回来读书,后来他觉得读书时间不够用,就把剪刀分成上、中、下三等,上等的价钱不变,中等的在原价的基础上少一文钱,下等的少两文钱。结果,只用了半天的时间,卖出剪刀的数量比平日多了两倍,赚得钱比往日多了一倍,读书的时间也比往日多了,所以民间有句谚语:张良卖剪刀--贵贱一样货。
  五、雕红刻翠,留连顾客
  《燕京杂记》中载:'京师市店,素讲局面,雕红刻翠,锦窗绣户。'有的店铺招牌高悬,入夜家家门口点起了五光十色的锦纱灯笼,把街面照得如同白昼。有的店铺摆挂商品宣传字画,张挂名人书画,附庸风雅。以此来升华店铺的品位与提高顾客的回头率。还有些茶肆、饭馆、酒店中特意安排有乐器演奏和评书为客人助兴。宋代京都杭州的面食店里,只要顾客一进店坐下,伙计立刻前来问顾客所需,'尽合诸客呼索指挥,不致错误'。经营者们深深懂得豪华的装饰,反映一个店铺的实力,于是店堂设计画柱雕梁,古色古香,金碧辉煌,极尽铺陈之能事,以迎合达官巨贾、贵妇名媛'以求高雅'的消费心理。在服务上进门笑脸相迎,出门点头送行。这些敬客如神的作法加上高贵典雅的装饰,使众多顾客'如坐春风','一见钟情',从而留连忘返、百顾不厌。
六、以义为利,趋义避财
  清朝年间,有一商人名舒遵刚,精榷算,善权衡。经商之暇,喜读《四书》、《五经》,把书中的义理运用于经商之中,他曾说:'钱,泉也,如流泉然'.他还说:'对人言,生财有大道,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国且如此,况身家乎。'徽州商人李大皓告诫他的继承者说:'财自道生,利缘义龋'以此严于律己,做到'
视不义富贵若浮云。'子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以义取利,德兴财昌,舍义取利,丧失了'义'也得不到'利',为商者应深以诫之。'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如果一个经营者有长期的理性和智慧,他必不会用恶劣、卑鄙之手段去获利;用恶劣的手段去做任何生意,最终将会失去已获的利润。
  七、长袖善舞,多钱善贾
  《韩非子·五蠢》中说:'鄙谚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此言多资之易为工也。'这里强调了一个'善'字。资金不足,必须善于使用,使用的目的也是获利,唯有资金与商品流通不息,才能使利润滚滚而来。对待商品要做到'务完物',即贮藏的货物要完好,'腐败而食之货勿留';处理资金要做到'无息币',即指货币不能滞压,'货币欲其行如流水',货币和商品流通了,买卖就活了。宋代的沈括举例说:十万元资金倘不周转,'虽百岁故十万也',如果贸而流通,加快周转,'则利百万矣'.
  八、奇计胜兵,奇谋生财
  兵家常说:'将三军无奇兵,未可与人争利','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说:'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书中还列举了卖油脂的雍伯、卖肉制品的浊氏等商人,他们都是掌握一技之长,经营奇物的商品而致富的。后世的'张小泉剪刀铺'亦然。清代山西太谷县一个曹氏商人,有一年看到高梁长得茎高穗大,十分茂盛,但他觉得有些异样,随手折断几根一看,发现茎内皆生害虫。于是,他连夜安排大量收购高梁。当时一般人认为丰收在望,便库存高梁大量出手。结果高梁成熟之际多被害虫咬死,高梁欠收。而曹氏商人却奇计获利。
  九、居安思危,处盈虑方
  《书经》有云:'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汉书·息夫躬传》有言:'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商人李祖理'精理精勤,竹头木屑之微,无不名当于用,业以日起,而家遂烧'.秦末有位任氏商人'折节为俭',要求家人'公事不毕则身不得饮酒、食、肉'.古人关于经商理财的记载中还有:'生意要勤快,切勿懒惰,懒惰则百事废;用度要节俭,切勿奢华,奢华则钱财竭'.由此可见,经商者居安思危,勤俭为尚。'处乎其安,不忘乎其危'.少一些安乐,多一份忧患,将使经商者进入佳境。
  十、择人任势,用人以诚
  孙子曰:'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故善战者,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势'.
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位齐国的商人叫刀闲。当时的商人一般都不愿雇用头脑灵活的人做事,惟独刀氏专门使用这种人,并给以丰厚的报酬和充分的信任,放手大胆地让他们去干,这些雇工干得十分卖力,也非常出色。明代苏州有个叫孙春阳的杂货店,其店分为南北货房、海货房、腌腊房、酱货房、蜡烛房,'售者由柜上取下一票,自往各房发货,而管总者掌其纲。一日一小结,一年一大结。自明代至清乾隆年间二百多年,子孙尚食其利,无他姓顶代者。'像苏州这个店铺林立之地,孙春阳的杂货房生意竟然能兴盛二百多年,其成功之奥秘当得益于用人以诚,店规之严。清道光年间的黔商胡荣命在江西经商50余年,由于他以诚待人,童叟无欺,名声大著,晚年罢业回乡,有人要求'以重金赁其肆名',他一口回绝,并说:'彼果诚实,何籍吾名也!'可见,'诚信为本'是中国人经商的传统美德。
相关人物1:战国富翁看猗顿
在山西省南部的临猗县王辽村西,有一处省级重点保护文物———猗顿墓。这个墓虽没有附近的关帝庙、舜帝庙、尧庙等那样规模宏大,游人如织。但猗顿放牧牛羊,而成为本地大富豪的经历却有着深远的历史影响.
猗顿,原是春秋时代鲁国的贫穷书生,祖辈以耕读为生。到他手里,已是“耕则常饥,桑则常寒”。就在其生计艰难时,听到了陶朱公(即范蠡)弃官至鲁,在陶地经商致富的消息,便往而问术。陶朱公中肯地告诉他:“子欲速富,当畜五?(即养牛、马、羊、猪、鸡5种牲畜)。”猗顿听了陶朱公的指点,茅塞顿开。于是千里迢迢,来到晋南一带(现临猗县牛杜镇)。他看到峨嵋岭下水草丰茂,土地肥沃,确实是个天然的畜牧场,所以就在对泽附近(今临猗县王辽村西)定居下来,大畜牛羊。随后他看到中条山下盐业资源丰富,又继而兼营盐业,当时他活动的范围,西抵桑泉,东跨盐池,南到中条山,北达峨嵋岭,方圆达百余里。在猗顿活动的盛期,他还曾经营珠宝,以能识别宝玉而闻名远近。10年之间,猗顿已富拟王公,驰名天下,成为当时有名的大富翁。
猗顿致富后,广施仁德,周济穷人。同时又把农业、畜牧、制盐等方面的经验编成《箴言集》广为散发,这就使得远近百姓都来归附他,他们形成一个聚集点,就是现在的临猗县铁匠营村东,后又称为猗顿城。刘汉建国后,在此设县。晋魏时,因县北高垣距此较远,县治移至猗氏县,即现在的临猗县城。
太史公司马迁说:“长袖善舞、多财善贾、其猗顿之谓乎。”又称赞他:“其财能聚,又复能散。”
猗顿姓什么?传言,猗顿原来属王姓,招赘于猗家,才改姓猗。
猗顿在来山西以前,曾到当时东周王城洛邑(今河南洛阳),他希望能找个营生维持生活,谁知盘缠耗尽却无指望,只得在猗国一带(今安泽,夏称猗国)以打柴为生,苦度岁月。
当地有一户人家,老两口和一个女儿,相依为命。猗顿每次打柴总要路过他们家门口,时间长了,老两口见他人品端正、老实勤苦,并能读书认字,十分喜爱。经人说合,便留他做了过门女婿,从此改王为猗(当时姓氏以地名称呼)。
猗顿过门后,小两口相亲相爱,后来生了三个儿子,取名:寮、景、砲。虽然整年辛苦劳作,却维持不了全家7口人的生活。为求生计,不得不离开家庭,到异地另谋生路。
猗顿晚年,已经在晋南致富,儿子们也先后成人,他们分别管理三地生产,历代子孙繁衍,成了现在东南方圆几十里的三个大村(即现在临猗县的王辽、王景、王砲村)。直到解放前后,每年清明节时,在村长的带领下,王景、王砲村的人都带着节日祭品,至王辽村的猗顿祠和坟墓前祭祖,见了王辽村的人都叫“大哥”。
猗顿墓冢台占地350平方米,四周用砖砌成,高地面2米,气势雄伟,庄严美观,南望中条,北眺峨嵋,西展壶口,东显银湖,山河锦绣,尽收眼底。这个墓同其他人的墓相比有两方面的不同。
一是墓门朝东开。几千年来,传统的墓门和庙门都朝南开。而猗顿墓门为啥朝东呢?原来,猗顿是山东人,在山西致富后没有忘掉本乡,死后根据封建制度惯例和他的嘱托,不能埋在墓的正中,而偏向东南。墓门也朝东南,表示遥望故乡的意思。
二是墓台为何为12级。据说,清道光年间,本村郭玉成经商发了财,他回村后修复了墓冢。工匠问他应立几个台阶为好,旁边一个白须老翁答道:“应立12个为宜。”众人不解其意。那位老翁又曰:“这12个台阶是指: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戍、亥十二地支之数。代表村里所有乡民属相,也就代表了所有村民大众。”众人听了无不敬赞,因为猗顿生前虽然居富,但不为官。他是一个庶民百姓,深受人民爱戴。所以冢台和牌楼顶端,应砌为12级。还有传说,猗顿属于12相中最后一个相,故为12级。
猗顿与晋南大黄牛
晋南大黄牛,头肥,骨架高大,身躯壮实,毛色纯正,前山低后山高,迈步有力,肉质鲜美,闻名全国。岂不知它的繁衍与古代猗顿有很大关系。
猗顿接受了陶朱公的五?之术,爱上了种养业。在他经营畜牧的实践中,摸索出了“乳牛好,堪为种产者,因留之以为种,劣者出卖,不失本利,坐畜驹犊,还更买怀子孕者”的道理。他不断淘劣换优,培育良种,因而在“一岁之中,牛马翻一番,猪得翻两番,羊得4倍”。所以他的牛羊繁殖很快,东禹西桑,南条北嵋,方园数百里,到处都有他的牛羊马迹。
猗顿在晋南活动的年代,正当战国时期,无疑促进了当地农业发展。史载:“有牛耕,用犁。”这一说法看来是可信的。猗顿在致富之后把优种良畜赠给附近百姓,并著成《箴言集》广为散发,从此黄牛繁衍孳生,遍布晋南,现在仍是一个闻名全国的黄牛优种区。
彪炳千古的晋商--猗顿
回忆山西的历史,山西的发展史,不能不提晋商对山西做出的贡献。
在3000年前,也就是公元前11世纪初叶,周成王封其弟叔虞在今山西南部的一个小诸侯国,叫唐。《史记》载:唐在黄河,汾水以东百余里的地方。叔虞死后,其子继位,改唐为晋。这就是晋国的来历,也就是山西的起源。
基本上为“百里不贩椎,千里不贩伞”的一种自产自销、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商业文化也就无从谈起。
自进入春秋以后,随着晋文公和晋悼公先后实行了“轻关易道,通商宽农”和“公无禁利,输积聚以贷”的优惠政策,天然资源得到充分发掘和利用,手工业、农牧业、冶铸以及其它事业进一步兴旺起来,商品经济也一天比一天繁荣昌盛,那些追求商业致富的商贾们,也一天天活跃起来。通过激烈的商业竞争和国内、国际间广泛的贸易实践,晋国的商业经济领域,出现了一批富甲天下的巨商大贾,猗顿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成为民族经济在激烈动荡的社会大潮中,独具的理财经商之道和通商贸易思想,在晋国商业经济和商业文化史上谱写了光辉灿烂的篇章,也为后人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经商瑰宝。几千年来我们的商行先辈继先贤策略,经商机遇、经商决窍、经商道德的经典,一代代承传下来,行之实际,践之商场,逐步积累成为明清时期晋商独霸全国商业的光辉成就,在世界商业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中国商业史上亦属罕见,大展了晋商叱咤的历史雄风。
史载:猗顿原是春秋时期(约公元前480年)鲁(今山东)之寒士,祖辈以耕读为业,到了他的那个时代,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大混战、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春秋正在衰亡,战国正在萌兴,诸侯争霸,弱肉强食,遍地战火,民不聊生。猗顿也不例外,已到“耕而无食,蚕而无衣”,饥寒交迫的困境。为求生计,他胸怀壮志,奔走天涯,寻求脱贫致富之道,千里迢迢,来到晋地,问富陶朱公于郇(陶朱公:即范蠡,是辅佐越王勾践复仇灭吴的头号人物,当越王勾践兴越灭吴,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候,他激流勇退,辞别勾践,独驾扁舟,改名换姓,到了陶地,易名陶朱公。范蠡当时隐居在今临猗县牛杜镇南五里处的大范村,周的当时封地称郇)得
“三国五将”之术(三国:即桃杏桑园;五将:即猪牛马羊鸡雌性禽畜)。猗顿以养畜起家,果桑致富,制盐贩运,经营珠宝,十年富甲天下。东禹西桑(禹都至桑泉)南条北嵋(中条山至峨嵋岑),皆其所有,资拟王公,与范蠡齐名。史称:“陶猗”之富。
猗顿巨富之后,不慕高官厚禄,而广行仁德,急公奉饷,恤孤怜贫,凿山竣垣,疏通涑水,有求必应,博施广济,生前为国为民办了不少好事。殁后,世人感恩怀德,给他兴陵墓,塑其身,立碑状图,歌功颂德。汉高祖二年,在猗顿的家乡置县,名日:“猗氏”。
猗顿并不姓猗,也不叫顿,因为他在猗地落户,在猗地发迹,死后又埋藏在猗地(现今临猗县王寮村),故称猗顿。
猗顿陵属战国遗物,这里保留着古往今来多少凭吊古墓者的诗词墨迹。从古至今,每年一到清明节,四周村民纷纷前来扫墓,给他贡献食品,烧纸跪拜,并带来桃或杏枝插在他的坟顶。几千年来,世世代代人们对猗顿的敬仰与怀念之情,任历史社会几多沧桑永不衰落。这是为什么?
自古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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