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视域下中国形象对外传播的基本向度
来源:江淮论坛
·日 2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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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久雨+姚兰摘要：传播良好的国际形象是中国对外传播中的重要任务，也是让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方式和途径。当今条件下，做好中国国际形象的塑造工作，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需要我们沿着已经形成的国家文化形象及其发展变化的历史脉络，去回应“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向哪里去”等国际社会关切的问题。因此，中国在国际交往中，既要讲清楚“文化”，又要讲清楚“变化”，还要讲清楚去向，以此来塑造真实的、立体的中国形象。关键词：对外传播；中国文化；中国变化；发展趋势中图分类号：G2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X（9-006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国家形象塑造与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对外传播工作，将其纳入了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和提升国际形象的战略高度。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注重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重点展示中国历史底蕴深厚、各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样和谐的文明大国形象，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团结、山河秀美的东方大国形象，坚持和平发展、促进共同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为人类作出贡献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充满希望、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1]这一指示告诉我们，做好对外宣传工作，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需要我们沿着已经形成的国家形象历史和脉络，去回应“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來，我们向哪里去”等国际社会关切的问题。因此，中国在国际交往中，既要讲清楚“文化”，又要讲清楚“变化”，还要讲清楚去向，这既是中国价值观念对外传播的重要方面，更是中国形象塑造的重要途径。一、讲清楚中国的文化文化之于国家，就相当于精神之于个人。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基因孕育着国家的精神传统，也滋养着国家的现实发展和未来走向。中国的精神品质，中国现在的发展，中国的对外方针，都跟我们国家的文化基因和历史传统有着血脉相承的关系。1.厘清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母体，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在中国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可以说其文化精髓就是“贵和”思想，它既是自古以来中国人民的伦理精神和传统美德，也是中国人民价值取向和实践智慧，是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民族与民族、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的指导原则。“贵和”思想，首要强调的就是和谐。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天人合一”是人与自然和谐的最高状态，人来自于大自然，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类在利用和开发自然的过程中，要规范人类自身行为，“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孟子·寡人之于国也》），正确认识自然存在的重要意义和不可取代的价值地位，展示的是一种宏大的宇宙观。倡导人与社会的和谐，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认为和谐是天之道，人类应该在遵循道德规范的基础上建设一个大同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礼运》）。倡导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倡导“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冤家宜解不宜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贵和”思想从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到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处理，全方位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和价值取向，对于任何时代的社会发展，都是重要的道德遵守。“贵和”思想，在处理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间的关系时，强调的就是和平发展。中国人自古推崇“协和万邦”，“亲仁善邻，国之宝也”，“亲望亲好，邻望邻好”，“国虽大，好战必亡”等和平思想。爱好和平的思想深深嵌入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2]各个民族国家之间有不同的历史传统、文化追求和现实国情，和合文化强调世界的多元和谐发展，强调多样性和包容性，“讲信修睦”，“睦邻友好”，“百花齐放”的包容性品质依然是中国坚守的信条。2.传递中国文化蕴育的精神品质中国的和合思想，蕴育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精神品质，在与世界的交互来往中，这种精神品质是影响对外政策和交往方针的重要指导原则。爱好和平、维护和平成为中国不懈的追求。虽然近代史上的中国，从鸦片战争的战败到抗日战争的胜利，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屈辱史，国土和人民屡遭践踏，经受了深重的灾难和不可磨灭的记忆，但是亲历过战争带来的严重创伤，中国并没有产生民族复仇情绪，反而是对和平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说，“中国人民对战争和动荡带来的苦难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对和平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十分珍惜和平安定的生活。中国人民怕的就是动荡，求的就是稳定，盼的就是天下太平。”[3]同年4月在博鳌亚洲论坛上习总书记指出，“中国将通过争取和平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这种“协和万邦”的思想深深扎根于我们的民族传统之中，并在实践中践行着爱好和平的理念。历史上汉武帝遣派使者出使西域，唐太宗发展西域交通，郑和下西洋，丝绸之路的开辟等，都是中华民族对外和平交往的历史见证。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恩来总理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各国家之间求同存异，开拓了中国外交的“中间地带”，展示了在国家关系处理中的中国智慧，为突破两极格局作出了积极努力。长期以来，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同时谋求与其他各国的共同发展。中国作为周边邻国最多的国家，始终坚持各国主权平等和领土完整的前提，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睦邻友好，共谋合作与发展。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我们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周边外交工作会议，确立了“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外交工作方针，又提出了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的新型大国关系，深刻地认识到人类社会应该包容、互鉴、尊重、理解、共赢，不走对抗的道路，国家之间应该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这都是中国文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精神的具体体现。endprint3.阐释中国优秀文化的当代意义如果说“早期的西方对中国的了解是出于好奇，基于神秘感，比如当时的英国人，觉得东方有许多奇妙的东西，对中国的诗，中国的艺术，中国的雕刻，都感到奇妙，他们用收藏家的眼光来探索东方，好像探索非洲一样。现在的东方热和早期的不一样，它的出发点是理性的，而不是非理性的，这理性的意思是说，它要从东方的经验里面，寻找重新调整它的社会关系、人际关系、人类关系的方法。”[4]中国优秀文化既包括了优秀的传统文化，也包含了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它们既有处理全球问题的整体哲学理念，也有处理全球问题的方法论实践。新世纪，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加深了世界各国的联系和相互依存的程度，我们更应该用一个整体性的、相互联系的观念去看待整个世界。中国文化具有极大的整体意识和融通观念，在新的全球问题频出不穷的现实状态下，提出了具有浓厚中国文化意蕴的中国方案，提出世界各国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在自觉遵守和维护国家准则的前提下，积极履行国家责任，共同应对全球气候问题、核安全问题、网络安全问题，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倚强凌弱，维护世界的公平与正义，倡导世界的共存、共享、共治、共赢，倡导国家之间摒弃“零和博弈”思维、二元对抗的思维以及冷战思维。当代国际关系中存在的冲突和整合，恰恰也是世界整体性的表现，各个国家需要在“求同存异”的原则指导下，合理化解分歧，为积极探索合作共赢开辟新的天地，这是中华优秀文化精神体现的当代意义，今天的中华文化精髓依然具有经久不衰世界意义。二、讲清楚中国的变化中国国家形象的“自叙”与“他叙”的差异性对话，不仅体现在叙事材料与线索的时空选取上，而且在叙事基调的把握上都存在着深层次的差异。[5]讲清楚中国的变化，就是要妥善回应外部对中国的关切，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国的深入了解，包括基本国情、价值理念、发展道路和内外政策，让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识更加全面、客观、理性。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便走上了强国之路。60多年的国家建设，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的高速发展推动中国社会的不断进步。2010年，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惊人的发展速度和辉煌的发展成果，使中国再一次成为了惊艳世界的东方国家，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才走完的路途。这种成就的背后，既有对中国道路的啧啧称赞，也有对“中国模式”的种种诟病，因此，在对外传播的国家形象塑造中，要讲清楚中国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和路径，用事实说明中国逐步发展壮大、走向富强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彰显中国发展的力量支撑。1.中国的发展是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的劳动结晶中国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艰辛奋斗的历史，中国的发展就是中国人民的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结果。邓小平同志说過，我们党提出的各项重大任务，没有一项不是依靠广大人民的艰苦努力来完成的。人民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人民紧跟党的领导，饱受苦难，但从未放弃过斗争与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努力，在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日战争之后，中国人民赶走了日本侵略者，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赢得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人民齐心协力，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新中国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在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时期，中国受到西方国家的孤立与排挤，中国人民自尊自强的精神，探索自己的强国之路，其间涌现的“铁人精神”、“两弹一星精神”都是国家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正是这样的精神谱写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壮丽诗篇。70年代，中国农村率先探索出了农业发展新方式，以安徽小岗村村民包产到户的土地承包责任制为序幕，开启了中国农村改革的进程；改革开放以后，全国人民解放思想，大胆创新，提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敢闯敢拼的精神，创造了自己的幸福生活，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进步。进入21世纪，中国人民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方向，齐心协力，努力奋斗，争取早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近期目标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中长期目标。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都是人民力量的推动，是人民在社会实践中创造了中国发展的历史。2.中国的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的实践果实中国快速发展背后的“中国智慧”，是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和对中国道路的坚守与自信。在对外传播、国家形象塑造中，“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治理国家的”、“中国共产党如何克服当前挑战”[6]等疑问，是国际社会中普遍好奇和关注的问题，因此就是我们需要积极回应的重点。中国的独立自主源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家国存亡的历史危难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点燃了革命的星星之火，带领中国人民赶走了侵略者，推翻了三座大山，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人，使中国在世界上重新树立起独立自主的形象。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人的带领下，进行了改革开放伟大战略决策，再一次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使中国树立起了开放发展的新形象。在此后的党的领导中，从未偏离过社会主义道路，始终是跟根据现实国情引导中国走适合自己的道路。相比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在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走得更加稳健，可以说，这一切都源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定领导，这是一切发展和壮大的决定性因素。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称赞道：“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摆脱了贫困，在经济管理上取得了巨大成功，这是中国共产党软实力和合法性的重要来源。”[7]中国共产党可以持久有力地领导中国发展，是基于它在自我建设基础之上的强大生命力。中国共产党敢于面对自身存在的不足，甚至是错误，既有未雨绸缪的前瞻意识，也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面对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志得意满、掉以轻心，而是站在新的历史发展起点上，面对新的发展任务，练就“打铁还需自身硬”的看家本领——那就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中国共产党始终牢记担负着“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的神圣使命，始终铭记“治国必先治党”的训诫，进行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作风建设，严厉惩治腐败；全面从严治党，以高度的自觉和忧患意识将反腐倡廉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联系到一起。正是这种高度的政治自觉，使中国共产党在任何时候都保持高度的纯洁性和自律性，是大有可为的党，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和意志的党，它的初心、使命和一切决策都是为了促进整个国家的健康发展，使整个国家的人民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endprint3.中国的发展是改革创新的伟大成果改革创新是社会进步、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中国高速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改革创新给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动力。1978年，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作出了正确判断，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战略决策，及时调整国家发展的战略重点，从此生产力得到极大的解放和发展，使中国逐步走上了强国之路。35年来，我国经济总量增长了142倍，城镇居民收入增加了71倍，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了59倍。[8]2010年，我国成功跃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今，我国又站在了新的历史发展起点上，国家发展进入了重要机遇期和战略决策期，但同时我们也面临着重要的挑战和困难，进入了改革的深水区和攻坚克难期。针对社会快速发展中凸显出来的问题，我国又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决策，改革是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社会等方面出现的各种问题的积极回应和方法探索。在政治方面加大反腐力度，使党内逐步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良好生态；在经济方面以改革支撑经济发展新常态；在文化方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倡导文化自信，弘扬优秀文化；在生态方面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到了“五位一体”的总体战略布局，高度注重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努力建设人民生活的宜居环境；在社会方面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体现了在发展进程中更加注重社会的公平与发展成果的共享，避免两极分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特征。同时，规划了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目标和方向，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的伟大目标来凝聚中国团结奋进的共识和精神动力。中国的发展，是在专注自身创造革新的道路上不断前进。三、讲清楚中国的发展走向随着中国的强大，她将向何处去？这是让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在思考和叩问的问题。西方发达国家担心中国的崛起对现有的国际秩序构成挑战，不符合它们的既得利益；其他国家担心中国会不会成为新的霸权？面对国际社会的揣测、疑虑、担心，甚至是诽谤、炒作，中国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就是要在对外传播中，阐释好中国的未来发展走向和价值选择，要处理好与发达国家的关系，避免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矛盾激化和利益冲突；需要处理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巩固好传统友谊，奠定新的发展基础，从而更好地塑造中国的国际形象。1.不变的坚定立场：始终为第三世界人民代言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相似的历史境遇和发展任务使得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利益与共、命运相连，正是有了第三世界国家的鼎力支持，中国得以在1972年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也正是有了中国无任何政治附加条件的援助，第三世界国家拥有了更广阔的发展机遇和更便利的发展条件。这种情谊，并不会随着中国的发展壮大而消失，中國的发展对于第三世界国家而言，既不是被抛弃，也不是对手，更不是威胁，而是机遇。习近平总书记说过，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一起实现共同发展。在中国的引领下，“一带一路”倡议、创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都是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更是重大利好。在全球经济发展下行压力增大的情况下，发达国家曾经对发展中国家所作的承诺很多都没有兑现，反而在投资贸易方面设置壁垒，这会让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局面。而中国发展的“顺风车”，是在契合沿线国家发展需求的前提下，提供更多的发展机遇；是在平等相待的基础上，开展互利合作。就目前来看，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铁路、通信、投资、金融、制造业等多个领域建立起了深度的产业融合与合作，在实现优势互补中实现了互利共赢。随着中国的发展与进步，中国在现有国际体系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就会愈加重要。2016年在中国主办的G20杭州峰会所达成的一系列成果就是很好的证明，中国在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谋利益的道路上将会走得更加坚定、长远。2.永恒的世界承诺：永远不会称霸中国的崛起之所以引发很多国家的隐忧，是因为他们担心崛起后的中国会对自身的利益造成威胁和损害，而这些担心导致了对中国崛起的很多误读、误解和误判。这一切，都源于他们看待中国“崛起”的视角和思维上的成见和偏差。的确，历史上，不论是英国、德国，还是美国、苏联，脱胎于西方文明的强权国家都曾以“超级大国”和“独霸世界”作为其国家发展的梦想和目标。[9]457但是，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抉择，都注定不会走上“国强必霸”的道路，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是我国一直以来对世界的郑重承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毛主席就说过：“中国不会发生对外扩张的事。”[10]周恩来总理也指出过：“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根本不会向外扩张，根本不会对其他国家进行侵略。我们认为革命是不能输出的，我们主张由各国人民选择自己的政治制度。”[11]邓小平在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的讲话中也庄严承诺：“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12]充分表达了中国永不称霸的决心和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利益的一致性。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依然奉守着和平发展的世界承诺，先后于2005年和2011年发表了《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和《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阐述了中国走和平发展之路的坚定立场和决心。习近平总书记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无论自身如何发展，中国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13]习近平总书记说，“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14]对于中国而言，未来国际格局的变化焦点，并非只是中美之间能否平起平坐，也并非谁是所谓的世界第一。至为关键的问题是，美国能否善用而非滥用其实力与优势，顺应世界发展的潮流，与中国一道推动国际秩序向着更加公平与公正的方向发展。[9]444在处理中美关系的过程中，中国提出了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的新型大国关系，倡议在“G2（中美两国集团）”结构内部摒弃二元对立思维和冷战思维，通过合作来正确地处理全球性事务。在复杂的两国关系中，中国一直致力于自身的发展和强大的外交能力，以消解来自美国的压力，维护世界和平。这条道路将是艰难而漫长的，但是前途一定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endprint3.远大的理想追求：世界和平共建费孝通先生曾经提出建设“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美好社会，这种人类社会最理想的发展状态，虽然实现的过程艰难，但依然是世界各国共同努力的方向。当今世界，人类社会日益变成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经济、信息的全球化发展也加剧了利益的全球化、问题的全球化，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不断发展，各国利益交融、兴衰相伴、安危与共，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15]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层出不穷的挑战，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交叉叠加，世界经济曲折复苏，社会发展多元多样，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滞后失衡。这些挑战超出任何一国或国家集团独自应对的能力，世界各国迫切需要从全人类的角度去认识挑战和应对挑战。[16]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为全球治理提供的“中国方略”。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世界各国的永久利益之所在。首先各国需要共同维护一个和平安全的环境，当今世界，环境污染、能源危机、恐怖主义、核扩散等众多问题威胁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世界各国唯有达成携手共治的合作意识，才能共同维护一个安全的全球环境，才能有发展和进步的外部条件。“只有当不同族群、民族、國家以及各种不同的文明，达到了某些新的共识，世界才可能出现一个相对安定祥和的局面，这是全球化过程中不可回避的一个挑战。”[17]在和平的环境下还需要谋求共同发展与繁荣，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这个世界上一部分人过得很好，一部分人过得很不好，不是个好现象。”目前来说，南北差异、贫富差距依然很大，全世界的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广大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共享发展，还需要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大国对小国、强国对弱国，给予相应的资金、技术、金融、硬件设施建设等各方面的支持与援助。中国的发展与强大，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不是威胁，而是机遇和福利。况且，今天的国际舞台上，除了中国之外，其他的新兴大国也在崛起，众多的中小国家实力也在不断增强，中国将携手各个新兴崛起的国家，共同致力于世界的共同发展与繁荣。参考文献：[1]习近平.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N].人民日报，.[2]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3]本书编写组.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读本[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3：76.[4]成中英.文化·伦理与管理[M].上海：东方出版社2011：24.[5]侯洪， 董彦君. 国家形象叙事的"他者"视域：从《超级中国》说起[J]. 新闻界， 2016，（1）：31-37.[6]周明伟.全力做好十八大精神的对外传播工作[J].对外传播，2013，（1）.[7][美]约瑟夫·奈.中国共产党拥有强大的软实力[J].求是，2014，（4）.[8]人民日报评论部，编.政论中国2013：人民日报评说党和国家重大举措[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9]姚遥.新中国对外宣传史——建构现代中国的国际话语权[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10]毛泽东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1]周恩来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2]邓小平.在联大特别会议上的发言[N].人民日报，.[13]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N].人民日报，.[14]杜尚泽，廖政军.习近平出席华盛顿州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并发表演讲[N].人民日报，.[15]习近平.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16]杨洁篪.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J].求是，2016，（1）.[17]费孝通.“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M].北京：群言出版社，.（责任编辑 焦德武）endprint
2017百度AI开发者大会益尾知佐子《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看法：探讨今后亚洲国际秩序的走向》
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看法：
探讨今后亚洲国际秩序的走向
益尾知佐子（苏琪）
日本九州大学比较社会文化研究院副教授。本研究主要是日本学术振兴会科研费16K03523的成果。
本文旨在分析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看法并探讨今后亚洲国际秩序的走向。通过分析对华认识的区别，笔者将其分成四个标准，认为中国的周边地区正在分化成陆地和海洋两个不同的领域，西境在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东境在朝鲜半岛。在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崛起表示既期待又警惕的今天，为了不进一步扩大中国周边环境的分化，中国应该将“一带一路”的内容透明化并与国际社会分担实施责任，同时避免采取类似制裁的行为，按照国际标准多边处理问题。
“一带一路”
2013年，新就任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等理念，强调了中国在世界和平与发展方面将要发挥的主体性作用。此后四年间，中国积极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现在很多意见认为，以中国为一个中心的亚洲新秩序正在形成，但是这种秩序会以何种形式呈现还不明朗。
那么，这种秩序因何而定？毋庸置疑，中国的国力是重要因素。此处的国力不仅指政治，经济和军事能力，还包括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以及履行承诺的能力等。此外，对于中国来说，与其“敌对”的日本和美国能否接受和参与本国的提案等国际政治因素也不容忽视。
但是，近现代主权国家体制下的国际关系并非仅由大国间的角逐决定。在各国平等的原则下，小国的主权与自决权应当和大国一样受到尊重。从国力上看，201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额为75.8万亿美元，美国（18.6万亿美元）和中国（11.2万亿美元）的合计数额仅占其39.3％。[1]今天的大国力量并没有能够单方面决定世界命运的压倒性优势。
在2018新年贺词中，习近平表示“中国人民愿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开辟人类更加繁荣、更加安宁的美好未来。”[2]正如他所认识到的，国际关系中“各国人民”的作用不容忽视。周边国家如何看待中国以及如何应对其崛起决定了中国的倡议能否成功，中国理想中的亚洲国际秩序能否实现。
从上述观点出发，本文将从周边国家对中国的认识以及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和在此认识中能够看出何种倾向等方面展开论述。笔者自2009年参与了时任东京大学教授田中明彦先生组织的“东亚地区合作发展的政治过程”科研项目起，开始关注周边国家和中国的关系如何影响地区秩序的问题。此后，通过其他研究项目和多次国际会议，笔者同中国周边国家的专家就中国的崛起和“一带一路”等课题持续交换了意见并常惊讶其多样性。但是，研究无形的认识本身存在困难，因此，比起学术分析，本文更倾向是基于观察和感想而成的随笔。在许多国家，笔者站在第三国且与政府无关的一名学者的自由立场，能够听到他们坦率的意见，这或许对中国有建设性作用。基于这种考虑，笔者就过去的观察和感想稍加分析，并且就目前中国被周边国家用何种“视线”包围，中国今后与世界交往时应注意什么等方面做一些学术性讨论。
与笔者交换意见的专家学者大多来自欧亚大陆及周边地区，包括中国的邻国以及邻国的周边国家。但是，在与中国接壤的国家当中笔者没能接触到朝鲜和不丹籍专家，也没有与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专家进行长时间讨论的机会。笔者所采访的大多数是外交官、政府官员、智库和大学的国际问题研究者，还包括部分政治家、记者和商人。对于诸位的拨冗受访，谨此致谢。
一、围绕中国议论的多样性
本节首先按地区大致介绍一下周边国家如何看待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扩大。
现在，不管身处何地每个人都能切身感受到中国的影响力正在扩大。21世纪最初10年间东南亚各国市场充斥着低廉的中国产品，第二个10年起南亚也出现了同样的变化。如今，很多中国游客来到日本和韩国。在俄罗斯和中亚等前苏联地区，中国制造进入市场的态势相对受到抑制，但是对华业务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很多国家的汉语学习人数急速扩大。大多数周边国家的人们意识到，在离自己不远的地方正在出现一个与冷战时期的“超级大国”美苏不同的大国。
然而，对于由中国带来变化的方向和规模，人们的看法并不一致。在一部分国家，中国是对其贫困生活给予经济刺激，通过贸易投资甚至是对外援助，也许能给自己带来利益的充满希望的存在。在美国和日本经济能力相对下降，韩国等国家的发展潜力也可见一斑的今天，这些国家对华业务迅速展开的期待正在上升。另外，也有很多人认为中国影响力的扩大将会带来负面影响。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活动是强者进行掠夺的一种形式，中国以非法手段和不当交换从他人手中攫取财富。这些人担心中国影响力的扩大将导致接受中国在政治或经济上的控制。此外，尽管程度有所不同，这两种相互矛盾的观点往往同时存在于一个国家。
（一）俄罗斯、中亚对中国的认识
在中国的周边区域里，对中国的认识最温和且相对稳定的无疑是苏联地区。中国同这些国家至今通过上海合作组织成功建立了相互信任关系，特别是俄罗斯。冷战以后在对待国际事务的看法上中俄存在很多相似之处，2014年3月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之后，俄罗斯通过加强与中国的关系作为维持国际政治的基础。但是，俄罗斯避免在经济上依赖某个特定的国家，中国占其贸易总额的比例仅为14.7%（参照表2）。2017年7月，习近平表示“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3]两国关系的基础在于全球化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并非十分密切。在俄罗斯和中亚地区的原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对土地所有权和企业经营活动的影响仍然存在，外国人和外企进入市场的壁垒非常高。但由于中国企业的经济活动大多是以政府间的信赖关系为基础，以资源产业为中心通过当地的合作伙伴进行的，将中国视为威胁的人相对较少。
对于自独立以来不到30年时间的年轻的中亚各国来说，最重要的课题是国家建设。为了提高国家的凝聚力，构建更加稳定的国内社会，各国政府试图逐渐消除前统治者苏联（俄罗斯）的影响，以本国力量实现经济发展以加强民众支持。基于此，各国政府期待另一个“邻邦大国”中国支援其发展经济并成为牵制俄罗斯力量的代言人。虽说中亚诸国整体不算富裕，但原本的教育和科技水平高，官僚制度也在发挥作用，像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并没有出现必须要将基础设施建设和国家经济计划托付给中国的情况。在俄罗斯和中亚，民众对于中国制造的品质之低反感强烈，且由于过去中苏边界冲突的影响，民间对中国的警惕感依然根深蒂固。
（二）南亚对中国的认识
南亚至今没有与中国保持密切的经济关系，在这一点上与俄罗斯、中亚的情形类似。但近几年南亚在对华认识上发生了巨变。首先有必要指出的是，围绕此区域大国印度的情况与俄罗斯有着本质的不同。冷战时期南亚受美国和苏联的影响有限，印度的独立性较强。印度在1998年因进行核试验一时遭到了来自国际社会的非难，但近年来同各国关系整体良好。通过“金砖国家”机制与中国展开合作，但并未形成国际政治上的依存关系。此外，在独立后，印度并未在政治上支配周边小国，只有巴基斯坦因为历史原因对其怀有强烈的对抗意识。因此，在南亚保持政治独立并不是问题，贫困才是此地区共同的课题。独立后，各国政府对无论怎样都得不到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感到焦虑。
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加速发展，南亚与中国的关系急剧深化。然而，最初的蜜月期已经过去，各国对中国的认识开始朝期待和警惕交替的方向转变。对中国的倾向程度因各国的经济规模不同而产生了巨大差异。印度作为一个充满魅力的市场拥有着庞大的人口，在欧美地区也拥有大量印侨。21世纪最初10年间，印度成功地从发达国家引进了外资，正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这一个十年的后期，没有条件的小国政府通过积极开展同中国的对外贸易以实现自身的发展，从而为加强政权的统治基础付出了努力。正因为如此，近来尚未设想的担忧迅速在南亚诸国之间蔓延开来。有报道称，由于斯里兰卡政府无法向中国偿还年利率为6.3%的借款，于2016年末将中国在斯里兰卡南部建设的深水港汉班托塔港租借给中国99年。[4]对中国新“殖民地化”的担忧引发了当地大规模的反华示威活动。后因印度的介入，中国承诺不会将汉班托塔港用作军用。[5]
产生问题的原因之一是各小国政府缺乏计算经济项目的风险和回报的能力。但是在南亚，这些具有冲击力的新闻无疑给对中国充满期待的氛围泼了冷水。各国开始重新思考自己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开始担心在不久的将来很可能要受到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制约，对于这些国家来说，成为中国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被国际社会半孤立化的巴基斯坦模式缺乏吸引力。2017年的洞朗对峙提高了印度对中国的警惕感，在对华政策上与印度加强合作的日、美、澳等国也在关注中国在印度洋强化战略存在的动作，这些都有可能促进今后几支力量的合流。
（三）东南亚对中国的认识
相比之下，在历史上东南亚和东亚与中国建立了更深的关系。中国同这些地区的经济关系深入方方面面，已经达到“无法切断”的程度。与其他地区不同，东亚没有大国能够与中国竞争影响力。虽说东南亚区域内最大的国家印度尼西亚拥有2.6亿人口（2016年），但也只是中国总人口的18.9%，其GDP也仅仅是中国的8.3%。在理解东南亚各国对中国的认识上，必须考虑到与中国力量悬殊这一点。
从历史上看，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警惕性很高。对于拥有大量华人华侨的各国而言，与中国的关系是切身的国内问题。1979年中越边境战争以后，中国停止了对兄弟党的支援并以华商为中介推进了与东南亚的经济合作，但社会层面对中国的警戒感依然很强。中国在南海海域的军事行动引起了东南亚国家的疑虑，在东南亚，中国被误认为是将本国的原则和主张单方面强加给对方的国家，因此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都有很强的恐惧心理。
过去的十年间，东南亚对中国的认识陷入了僵局。由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欧美的对外投资势头明显回落，中国却加快了对外贸易的步伐，中国经济的存在感压倒了区域内的其他国家。自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启动以来，东盟国家对中国的出口额持续超过美国，中国成为地区内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6]为了平衡逐渐上升的中国影响力，东盟各国加强了内部团结，强化了与日、美、韩、印、俄等国家在政治以及安全保障上的关系，采取了在地区问题上稳坐“驾驶席（driving seat）”的战略。2011年，美国奥巴马政府正式提出“亚太再平衡”以加强同各国之间的合作，东盟“多方下注（hedging）”的战略似乎有效。中国则用分裂东盟的策略来解决这一问题。在由柬埔寨担任轮值主席的2012年东盟外长会议上，联合声明在东盟历史上首次未被采纳，其组织的凝聚力受到质疑。更大的打击来自2016年的美国大选。对国际事务不甚关心的唐纳德·特朗普战胜了以对华态度强硬著称的希拉里·克林顿当选美国总统。受和平宪法制约的日本也继续保持谨慎的态度参与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行动”。2017年以后，在东南亚维持对华势力的平衡已然困难。
如今，大多数东南亚人做出了在政治上避免成为中国攻击的目标，在经济上利用中国活力的同时寻求本国发展的现实判断，菲律宾的转型便是例证。然而，东盟各国在现有的国际秩序中享有较大的独立和自由并因此得到了发展。虽然对中国的崛起心怀忧虑，但对现有的国际秩序仍抱有强烈的留恋之情，利用大国生存下去的顽强精神依然存在。
（四）东亚对中国的认识
东亚是与中国关系最密切，相互之间人员和文化交流非常活跃的地区。中国引进了日本和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投资进行经济发展。如今，区域内企业之间建立了深厚的相互依存关系，形成了一个完整且巨大的供应链。在工商界人士中能听到很多关于“一带一路”倡议是与中国在第三国建立新的合作与发展形式的契机这种积极的意见。
但就对中国的普遍认识而言，东亚地区对中国有一些反感情绪。有趣的是，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对大陆的认识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也并非一致。2010年的渔船冲撞事件和2012年的反日运动增强了日本对中国威胁的认识。此外，2014年台湾发生“太阳花”学运和香港发生“雨伞”抗议行动后，中国还加强了对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压力。这在人们脑海中似乎形成一些印象：中国时而会对其他地区施加压力。
直到2016年左右，日韩专家在中国问题上几乎从未达成过一致。与批评中国强硬对外行动的日本不同，韩国认为在领土问题上日本的处理方式不好，中国基本上还是一个好邻居，在中美两国之间保持平衡的同时控制好对外关系并不困难。日韩之间这种认识的差异也是基于韩国企业能够因中日关系紧张而坐收渔利，代替日本企业迅速扩大中国市场这种特殊情况。韩国于2017年2月最终决定部署萨德系统以后，中韩关系发生了改变。2017年以来，韩国的主要企业正在重新考虑他们的经营战略，许多韩国人开始对中国表示失望。除朝鲜以外的东亚各国，对中国的认识整体呈现同一化的趋势。
如此，周边国家看待中国的目光极为多样。各国对中国的认识也并非固定不变，当某个国家发生令人震惊的事件时，这种干扰会动摇整个地区对中国的认识。特别是在中国影响力显著扩大的2016年至2017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动摇了从南亚到东亚的广大地区对中国的认识。下一节笔者将对其分类并分析其倾向。
二、两分之下的周边地区：从对华认识的区别看下一轮国际秩序
本节首先讨论各国对中国的认识是在何种基础上形成的，重点论述其共同之处。然后分析各国对中国的认识及区别，探讨各国在接受中国影响力上做了何种程度的准备。若界定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认识的标准，中国的周边地区正在分化成陆地和海洋两个不同的领域，西境在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东境在朝鲜半岛。
通过观察各地区对中国的认识，能够发现以下共同点。第一，任何国家基本上是基于自身的利益来判断和中国的关系。对中国认识的差异在于各个国家在世界上所处位置的差异。比如：在以美国为中心的现存秩序中占据有利地位的国家（日本）对于中国的崛起表示警惕，占不利地位的国家（俄罗斯）则表示期待。
但就整体而言，跟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关系相比，对各国认识影响更大的是其周边的国际环境。例如，由于中亚各国担心俄罗斯而对中国提高了期待。因克什米尔地区争议与印度对立的巴基斯坦，接近了同样与印度存在边界冲突的中国。同样，对于被比自己大的国家包围的柬埔寨来说，中国作为牵制越南和泰国的力量确有魅力。在多数情况下，对于各国而言最重要的国际关系要么是与其接壤的国家之间的关系，要么是和区域内大国之间的关系。人们首先考虑对于自己来说最重要的国际关系，并依此进一步判断同中国的关系。
亚洲的国际关系至今仍以国家为基本单位，人们以本国的利益为基准观察着中国。正如印度和斯里兰卡密切关注着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以及韩国和日本跟踪中朝两国关系走向一样，各地区存在着特有的信息流。但据笔者调查，没有观察到诸如全盘接受美国关于中国情报的事例，各国都在自主地用其独特的视角分析中国行动的意图和对外战略，除初期阶段的情报收集以外。
第二个共同点，即任何国家都重视本国经济的发展并期待中国在此领域的积极贡献。除俄罗斯以外，各国对中国的期待都压倒性地偏向于经济领域。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崛起或许是能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富裕的机会，而期待因此改善国际政治的人并不多。
然而，要特别注意经济发展在各国国内政治中的含义。陈恩德（Steve Chan）[7]着眼于为何中国的军事扩张没有导致包括东南亚在内的亚洲地区国家之间展开军备竞赛，指出：尽管各国在政治制度和社会发展的程度上具有多样性，但领导人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并以此作为巩固政权的基础是一样的，这种基于国内政治的合理计算抑制了军费的扩大。[8]如今，这股优先发展经济的浪潮穿越南亚正在逐渐抵达中亚地区。乌兹别克斯坦拥有本区域内最多人口，其首任总统（卡里莫夫）于2016年9月逝世。继任者米尔济约耶夫为解决民众不满和加强政治基础，立即着手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改革并致力于推进与中国的合作项目。[9]与此同时，他还促进与周边邻国关系的改善，强化区域内合作的基础，并无依靠中国进行国家建设的意图。许多政府通过获得国民的支持和提高国家的凝聚力，致力于经济建设以实现长期统治。如果国民感到本国政府将部分国家权益不正当地提供给中国以换取繁荣或是准备接受中国支配的话，就会招致他们的不满，内政也会变得不稳定。
基于这些共同点，可以进一步分析周边国家对华认识的区别。若以对中国是否有好感将其认识分类的话，能够确立四个指标。即①与中国关系远的国家＞与中国关系深的国家；②权威主义国家＞民主主义国家；③陆地国家＞海洋国家；④小国＞大国。在周边国家中很难观察到经济发展阶段与对华认识之间的关联性。
就一般而言，①的指标也并不奇怪。在个人关系中，家人和亲密的朋友之间最容易产生问题。如前所述，任何国家都注重同邻国和区域内大国的关系。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与中国关系深的国家与中国产生摩擦是自然的现象。然而，中国的特点是当关系密切的国家有悖其意时，中国往往对该国有所表现。近几年有关中国对他国经济制裁（他国视为制裁）的实例也在迅速增加（表1）。中国这些经济行为引发了这些国家长期的不信任感。
虽说指标②和③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关的，但并非完全一致。环顾中国周边的环境，连接广阔欧亚大陆的北面和西面多是权威主义国家，面向海洋的东面和南面多是民主主义国家。因其与曾经美苏的势力圈重合也可将其视为冷战残余，但从长远来看也将会反映出海陆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差异。
关于指标②，可以从政治和经济两个侧面说明。政治上，权威主义国家对前述中国的压力措施容忍能力更强。在权威主义国家里，由于所有权力都集中在政治领袖及其周边群体，其他人不得不接受这种统治和支配。对他们来说，强者实行强权是正常的。比如对于哈萨克斯坦的官员来说，俄罗斯和中国会如此影响本国是理所当然的，反而他们会考虑如何顺应这种影响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在民主主义国家，政府和社会之间存在一定的制约关系，二者间出现的问题以法律为依据进行判断。相比权威主义国家，民主主义国家的人们更加强烈反对中国正在试图通过向他国施压而非依照国际惯例解决问题的做法。此外，他们常常怀疑本国政府有迎合中国的可能，并在某些情况下严厉地谴责他们（日本外务省“中国学派”）。在这些国家中就中国达成共识并不容易。
同样在经济上，权威主义国家更适合中国的做法。由于权威主义国家的经济权限集中在领导层，只要两国的一部分人之间达成一致，再充分利用中国的速度优势就能迅速推进项目的实施。但在民主主义国家，经济项目是国民利益调整的问题，所有的手续都需要时间。中国缺乏同民主主义国家冗长的手续打交道的耐心。虽说总体上中国和民主主义国家的民营企业之间合作顺利，但一旦涉及人们关注的大规模国家经济项目时，往往容易出现由于政治体制差异而导致的相互不信任。
关于指标③的差别也能够很明显的观察到，但说明其理由比较困难。总体来说，在中国周边环境中，由于引起新变化的各种因素集中在海洋区域，海洋国家对中国的评价更为慎重。从周边秩序的角度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部分陆地边界问题已经解决，而于1994年生效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至今仍有不完整的部分，中国与他国达成共识的区域只有北部湾的领海。从安全保障的观点看，近年来海洋区域内的国际关系变化活跃。对美国建立的海洋霸权深表反感的中国，近年来着眼于海洋安全保障的重要性，试图扩大科技、军事、经济等各个方面在海上的影响力。中国周边的海洋国家对此表示警惕并加强了国际合作。另外，中国与海上邻国之间就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及展开创新竞争等方面的发展前景并不明朗。也就是说，中国同亚洲海洋国家之间的关系更复杂也更容易紧张。
关于指标④有必要规定一些限制条件。一般来说，小国并非只是单纯的满意于中国影响力的扩大。除新加坡等国外，多数小国并没有得到经济发展的机会且在国际上处于劣势。对于别无选择的国家来说，中国的对外贸易是其想要抓住的难得机遇。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后不久，许多小国的学者通过“丝绸之路” 开始深入研究中国与其祖国交流的历史。另外，基于上述理由，小国倾向于认为自己被纳入中国的势力之下是无可奈何的。这些国家的人们虽然内心也许对中国有不满，但并未像中间大国那样明确地表示对中国的反感。若将适应中国影响力扩大的国家视为对中国有好感的话，相比于大国，小国对中国更有好感。
那么，中国对大国和小国的影响究竟有何不同？下面笔者就贸易额做一些讨论。表2反映了与中国接壤的13个国家以及3个主要海上邻国在各自的贸易总额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以及对华贸易总额所占其GDP的比例（2016年，因无具体统计资料朝鲜除外）。如今，大多数中国人为本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感到骄傲，相信中国已经能够通过经济对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的确，对于亚洲的大部分国家来说中国是其最大的贸易对象，这一点不容忽视。从对华贸易占各国贸易总额的比例来看，吉尔吉斯斯坦以103.9%占据首位，[10]其次是蒙古国55.7%，日本22.0%，以及印度11.3%。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此数字解释为中国对各个国家的影响程度。而对华贸易总额占各国GDP的比例，与吉尔吉斯斯坦86.7%，蒙古国41.8%相对的是，日本5.6%，俄罗斯5.4%，印度3.1%。
可以肯定的是，对中国依存度高的小国将不得不去迎合中国。对于GDP规模较小的吉尔吉斯斯坦和蒙古国来说，能否与中国建立良好的关系可以说是生死攸关的问题。今后，若尼泊尔，阿富汗和不丹等国以发展经济为目标的话，很可能扩大其对中国的依存程度。尽管巴基斯坦的对华贸易总额仅占GDP的6.7%相对较小，但因其出口到中国的物品很少，与吉尔吉斯斯坦一样面临着巨大的对华贸易赤字问题。2016年至2017年巴基斯坦有超过40%的对外直接投资来自中国，对中国的依赖程度显著提高[11]。
同时，像日本和印度等GDP规模较大的国家，大部分经济活动都在国内进行。对华贸易虽然重要，但并不影响国家存亡。这些国家对中国保持着较高的独立性，因此中国的影响力有限。另外，越南的情况不适用于典型的小国模式。越南的逆转因其贸易总额是GDP的1.7倍。据2015年的统计数据，机械制品占据了该国进口的75.0%和出口的81.4%，[12]越南已经深深融入了世界范围内的加工贸易网络。由于这些国家通过同他国的贸易能够抵消来自中国的影响力，中国对其的影响实际要远远小于数字。
根据上述四项指标，周边国家对中国的认识开始大致分化成两个地理区域。位于中国北部和西部的国家基本上对中国的崛起表示欢迎并且认为自己也会从中受益，多持积极态度。相比之下，位于东部和南部的国家在经济上留有与中国合作的期待，同时担心中国的崛起对其未来的影响。两者之间的裂痕西境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东境在朝韩之间。那么，东部的三八线，西部印巴冲突的克什米尔地区有可能成为中国崛起时代国际秩序攻防的前线。其两侧分别是无法按照中国意愿行动的大国印度和日本。东南亚地区混有陆地国家特征的国家，经济上虽具活力，但其政治形势更加复杂多变。
目前尚不清楚东西两条裂痕将来会否扩大，会否穿过喜马拉雅山脉将周边环境分成两部分发展。但是，若因某种原因导致对外关系紧张，中国的经济活力就会丧失，为了维持势力平衡，中国必须在经济上支持不能自助的小国。无论军事上还是财政上东西两面作战都是很大的负担。避免周边环境的分化断层，全面维护好各方关系符合中国的利益。最后，笔者就中国如何缓和周边国家的疑虑做一些分析。
三、中国的大国目标应该是什么
鉴于周边国家对中国的认识，可以说习近平以改善外部环境为目标倡导“一带一路”在对外政策的方向上是正确的。如前所述，实现经济发展和人民富裕不仅是中国梦，也是亚洲各国共同且普遍的“梦”。此外，东亚经济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要想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有必要在一个更广泛的领域内加强合作。即使对于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国家和地区来说，参与市场新一轮的发展浪潮也是必不可少的。中国的“一带一路”构想很好地关注了亚洲许多国家的潜在需求，为他们提供资金的同时试图将其转化为中国自身的经济机遇。
但正在因“一带一路”而形成的国家间关系，从结构上存在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反对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编织的盟友网络。美国在亚洲的盟友网结构被称为“轴辐模式”（hub-and-spokes）。在此区域内，美国和各国建立了双边同盟关系并不断累积，整体看上去是以美国为“轴心”，像自行车轮一样成放射状分布的同盟结构。如今，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形成的国家间关系的实质是通过经济发展形成的“轴辐模式”。除亚投行外，部分项目通过两国间秘密谈判进行的。只有中国知道与各国谈判的内容，且作为资金提供者中方拥有强大的议价能力。两者之间的关系不仅不对等，一旦出现变化中国还可能将此构造转移到安保上。1996年中国的国防开支占亚洲及大洋洲地区的比重是16.5%，2006年达到35.5%，2016年扩大到50.2%。[13]中国的行为和以此正在形成的国际结构正在由追随中国的周边国家和拒绝中国的国家分化开来。未来，日本和印度有可能成为海洋国家之间展开国际合作的支柱。
笔者认为中国应该将“一带一路”的内容进一步透明化并与国际社会分担责任。中国从上述以势力关系形成的“轴辐模式”中获益的可能性低。“一带一路”提出后，中国媒体将其作为梦想计划向全世界宣传的结果是一家独倡。许多无法从发达国家获得贷款的中小国家将其误认为是富裕中国的“援助”构想并欢迎救世主的到来。一部分国家没有好好计算（抑或没有计算能力）项目的经济合理性，或是没能清楚地认识到返还融资的义务就和洋溢着政治热情的中国签了合约。但是，照现在这种做法如果项目资金运转出现问题，最终损失的是中国。最近，有消息称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考虑到债务偿还的风险，在发放新融资时将风险算入以提高利率。对此真伪存疑，但2018年2月前马尔代夫总统（纳希德）称该国对华债务已达15亿—20亿美元，利率最终超过12％，[14]这明显超越了该国的支付能力。若债务偿还受到阻碍，中国人民将承受沉重的负担。对马尔代夫而言，中国问题则成为分化国家的论点。[15]而且，若周边地区了解“贷款风险”，接近中国的国家将慢慢变成不能从他国获得贷款的小国。与其招致此恶性循环，不如在规模较大的“一带一路”项目的计划阶段聘请国际顾问，如果出现不履行债务的情况，按照国际标准多边处理更能保障项目的顺利进行。“一带一路”应该按照经济发展的规律推进，其政治化程度越高未来对中国的风险也就越高。
另外，为了不扩大中国周边环境的裂痕，中国应避免采取类似制裁的行为。在回顾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看法时，能够明显看出许多国家都在密切关注中国的实际行动并以此作为判断标准。在国际问题上，一国之言绝非正确。强迫对方接受自己意见的制裁行为，本质上贬低了对方作为国家的尊严。当周边国家的人们看到中国对本国或邻国单方面采取行动时，对中国的恐惧令他们表面顺从，背后则秘密地与他国合作给未来上保险。以中国崛起为契机的亚洲“国际化”潮流已经开始涌动。十年前笔者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和南亚和中亚的专家一起讨论中国问题。
另外，除一些小国外，制裁的长期效果也有待观察。如表1所示，中国对与特定国家有关的象征性商品采取经济手段加以限制。这是威胁对方并且试图传达特定信息的行为。但是，若借科恩和奈之言，只要不选择对方真正具有“脆弱性”（vulnerability）的商品，想让对方长期顺从自己很困难。例如2010年无法从中国进口稀土的日本，在第三国家开发新矿区的同时致力于开发新技术，将去稀土的技术实用化。对于日本来说稀土的确是 “敏感性”（sensitivity）商品，但并不具备“脆弱性”（vulnerability）。2012年在反日运动中受到攻击的日本企业，之后加快推进了“中国+1”的战略，将新的投资地点转向了第三国。据说韩国企业今后也会加强此举。越南已经采取扩大经济多元化战略以抵消中国的影响力。像冷战时期的中国利用苏联的威胁推进同发达国家经济合作一样，在对中国怀有疑虑的今天，印度会变得更加容易发展。中国的经济限制行为提升了周边国家对“中国威胁论”的认识，这些行为只会在一段时间内导致周边国家对中国的迎合，重复多次反而会起到反作用。
作为大国，中国成为一个亚洲的中心，要建立新的国际秩序并不奇怪。但根据中国的参与方式，新秩序的性质将发生巨大变化。有一次，笔者在课上问手下的研究生，当听到“leader”时会想象怎样的人。来自欧洲的学生回答说：“有通过协调利益相关方将难题解决的能力并且受大家尊敬的人。”这种印象跟日本人的感觉一致。然而，来自中国的学生则回答，“‘领导’是有力量实现自己想法的人。因为惹怒领导很可怕，所以大家都不太喜欢。”中国想成为大家都害怕的领导，还是想成为能够解决具体问题受人尊敬的“leader”，亚洲未来的走势取决于中国的选择。
（顾扬译）
[1]-[15]注释请见原文链接，此处略。
排版、编辑 | 李方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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