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图书封面本文摘自：《一个人和新疆：周涛口述自传》 作者：周涛 朱又可 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9月从北京到新疆 “可能你最后会离开她 离开她很远很远 但是你绝不可能忘记她 新疆这个地方呦 也许并不是白头偕老的妻子 却是终生难忘的情人” ——《致新疆》入疆我们家1955年从北京搬到新疆。去新疆的原因，据我父亲说，在北京生活好像钱不太够，拮据吧。他那时候在北京挣90多块，我母亲50多块。四个儿子，一个奶奶，还有我姑姑家的女儿当时也在我们家，尤其在外国语学院里显得我们家就很穷。外国专家和从国外回来的教授都是四五百、三四百或二三百元，我们家父母两个人合起来才才一百四五十块钱，他觉得养不活我们几个。实际上我觉得不完全是这个原因。我隐约听说他当时和校长有矛盾，处得不好。正好新疆成立维吾尔自治区，要从北京调上千名干部，我们家对门也是个老革命，三十年代参加革命，在战争年代当过团政委，他也一起到新疆了，后来当了自治区科委副主任。那都是算混得不好的人。混得好的不来新疆了。和我父亲一块来新疆的，有李克全、谢良英、孙辰。谢良英后来是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副局长。孙辰做过阿勒泰地委的秘书长，后来人垮了，他老婆是阿勒泰地委宣传部长。这些人都是外交部系统的，都是“三八”式干部。这些从北京过来的都在一块住，几乎是门对门。当时来新疆是报名还是组织派的，说不清，他们当时的情况是不是真实地告诉我们了，也不一定。当时小孩都说去新疆特好玩，骑着骆驼上学，不愿意在北京呆，在北京没有意思。刚开始听到去新疆还高兴，但是隐约也有一丝犹豫，北京毕竟是首都，那么小的时候也知道，但是还是觉得到新疆好玩。从北京到新疆的火车上，我跟我父亲提出一个要求，到了新疆能不能给我买一匹小马，我把它养大一点骑马上学。我父亲当时含糊地应着，其实也不可能买马。火车坐到星星峡，谢良英拿来哈密瓜，哈密瓜很甜，把手都粘住了。从那里换上汽车，车头上全架着机关枪，一个车上一个班武装护卫，因为当时有乌斯满土匪袭击，就这样一路上稀里糊涂来了。那时候我九岁了，小弟弟才不到一岁，是在怀里抱着来的。到了乌鲁木齐，我们家就被安排暂时住在西公园里，当时西公园里有一个长房子，外面带长廊。快到秋天了，满地有落叶，显得萧条。住了一段时间，就等着分配工作。我母亲和父亲很快都分到自治区党校了。刚从北京来到乌鲁木齐，没有明显感觉到从大城市来到小城市的感觉，毕竟那时候还小，不太懂。在西公园住的时候，有一个小孩跑过来问我说，你是北京来的吧，我说是，他说我也是从北京来的。我当时觉着他有点吹牛，因为看那个样不像北京来的。那时候知道从北京来的人身份高，居高临下地觉得这地方人不行，我不相信他也是从北京来的。秋天就搬到党校院子里住下了，我到院子里玩，第一个见到的小孩叫做沙英。这个人也牛，那时候他穿了一双蓝黑色的翻毛小马靴，一条黄呢子军裤，戴着一个像俄国人的小帽子，长得非常英俊，有精神。他是回族，我们熟了以后经常在一块玩。我们也有矛盾和冲突，也互相打架，但是感情还不错。他父亲名字叫沙国炎，是翻译，会维语和俄语，1962年的时候时他们到伊犁去了。他们家在伊犁的时候，我上初中，那小子还给我写了一封信，说想念老朋友，还抒了一点情。我当时犹豫给他回不回信，班长跟我关系比较密切，我给他看了，他说不要给他回信，谁知道他现在干什么呢，再加上当时伊犁边民外逃的事，我就没有给他回信，以后再也没有联系了。到新疆后的第一场大雪给我印象很深，我们家的门是往外开的，早上起来开不了门了，爬到窗户上一看，雪已经堆到窗台那么高了，雪把门堵死了，从窗户里爬出去把雪弄掉才能把门打开，大雪封门，新疆冬天确实可怕。边城“乌鲁木齐是一个鲜明的、充满生气的城市，也许它并不伟大，也许它和许多繁华的大都市相比还差得远，但它充满了自己的个性。它谁也不怕，对谁也不崇拜，它有一种真正悠然自得、傲然独处的精神——这恐怕是它游牧草原的出身所带给它的。”——《混血的城》乌鲁木齐好像跟我一起成长，我9岁来的时候，它二三十万人，是一个小小的边城。当时主要的街道就是大小十字、南门北门。乌鲁木齐的东面到东后街就到头了，西面过了西大桥就差不多完了，桥那边有十月拖拉机厂、新疆日报社等一些单位，但没有形成规模。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路那边发展起来了。现在乌鲁木齐比50多年前我刚来时扩大多少倍了，现在变成三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乌鲁木齐就是一个山窝子，叫蒙古语是“优美的牧场”的意思。有一次坐电缆车上南山，站在上面往下一望，美哉斯府！就感觉到这真是一块胜地，我想，不管是成吉思汗还是哪个英雄人物，带着兵马第一次站到那个山上往下望乌鲁木齐的时候，肯定会发出一声赞叹，这个是可以建城立业的地方。那个山窝子几面环山，形成这样一个相对背风的地带。南山的每一条沟都是一个风景区，沟壑如画，山地草场，山中流水，出山水清，松林密布，遍地野花，漂亮极了。乌鲁木齐是干爽的高地，这些年春天和夏天雨水比原来多了。但它不像内地那么季节分明，每年春天来得晚，三四月甚至五月树才绿，从三月一直到九十月，半年的时间是非常好的季节，没蚊子，夏天凉爽，晚上坐在院子里面泡一壶茶，摆一盒烟，两三知己，月下闲聊，真的是人间天堂，葡萄串就在头顶上，摘下来冲一冲就吃，西瓜就在床底下，搬出来切开就可以吃。这里算是半年冬天、半年夏天。每年10月下旬或11月到来年3月，五个月是冬天，虽然时间稍微漫长一点，好在冬天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可怕，尤其是城市的现代化水平越来越高，扫雪机当天就把大街打扫出来，外面虽然冷一点，家里暖，比江南冬天舒服多了。但是我小的时候，乌鲁木齐气候简直受不了，春天积雪融化，没有柏油路，甚至很少有石子路，满地化雪化得没法走路，到处是黄泥，非常悲惨。夏天好了，冬天下雪虽然冷，但乌鲁木齐比昌吉、石河子、克拉玛依这些地方稍暖一点，不是那种戈壁滩，山窝子挡了点风。乌鲁木齐过去还有一条乌鲁木齐河，现在没有河了，干燥。我来的时候河滩发大水把学校都淹了，整个河滩路就是乌鲁木齐河的河床，它是季节河，一到发洪水的季节还能造成很大的危害。我上的小学于是就搬到南梁去了，南梁地势高。红雁池水库把水拦住了，河水变成了渠水，现在也看不见了。乌鲁木齐缺一条河，这是它的美中不足。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乌鲁木齐，北门外和南门外就是出城了，都是一片荒地。南门外当时有南梁，主要是少数民族如维吾尔族、回族聚居区。现在乌鲁木齐的民族成分有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锡伯族、回族等等，主体民族有八九个，但以汉族为主，其次是维吾尔族。南门、二道桥以上基本上是维吾尔族人的聚居区，这边往北是汉族为主体，中间也有穿插，但是主体格局在历史上就这么自然形成并延续下来了。我刚来的时候，9岁、10岁左右，从建国路的家到南梁上学，一个人晚饭以后往学校走，路上走很远，从来没遇到过任何民族找事欺负你。那时没有一辆公共汽车，只有六根棍的马车做交通工具，马车就是出租车，给上五分钱一毛钱说到哪里就可以坐。但那也是很奢侈的，我们也很少坐，坐不起。在石子马路上，市场会碰到转场的牧人把潮水般的羊群缓缓地赶过来，淹没马路，牧人骑在马上，大夏天还穿着皮袍皮裤。那时中苏友好，苏联领事馆就在那里的文化厅院里。那一带住着很多俄罗斯人，还有不少俄罗斯“二转子”，就是俄罗斯人和中国人结婚以后生的孩子。我在小学和中学的每个班里都遇到这样的同学，他们的特点是比同龄人体能好得多，只要有那么一个家伙，你这个班不可能跟他比，远远不是他的对手，五六个汉族同学打不了他一个，但人家基本不打人，就是所有的体育项目都强，混血儿吸收了两个民族的长处。老满城住的是清朝统治者，是清朝新疆的主要领导人、贵族和军队驻扎的地方，住的是满人。那时迪化城南边是回城，北门这边是汉城。满城那边是一些院校，以教育单位为主，八农（八一农学院，后来改名为新疆农业大学）占领和改造了满城，那里遗留了满人种树的好习惯，那块地方树长得好，满族贵族在那里生活，那是风水很好的地方。同时，新政权来了以后，七一纺织厂改造成水磨沟。水磨沟是避暑胜地，过去的统治阶级，不管是满人还是汉人，一到夏天坐马车、骑马，带着帐篷都到那里去住。水磨沟水好山好，山林也好。纺织厂建在那里，就改造了水磨沟。八钢改造了八钢那块地方，铁路局改造了北京路。原来一片荒滩，现在成为乌鲁木齐很好的地方了。学校到新疆后，我转学转到自治区党委直属小学，那是个供给制的小学，毛巾、牙膏、牙刷、衣服都是发的。衣服非常好，吃的很高级，住宿在学校里，整个大宿舍是地板，每个宿舍配两个保姆，等于是共产党的贵族学校。赛福鼎的女儿，包括很多大干部、各个地州书记州长们的小孩都在那儿，在北京我上到小学三年级，转到新疆接着上。在学校住宿一两个礼拜回来一次，礼拜天还要返校。我穿的毡靴，是白毡子做的，满街卖的有这种羊毛毡靴，只有穿毡靴脚不冷，穿皮鞋不行。但是到春天化雪了，毡靴变成了“吸水龙”。从党校走到南梁也够远的，就是现在新疆电视台对面那个地方，比较背。我每次去父亲给我口袋里塞两块钱，一个礼拜回来以后两块钱还在，第二个礼拜父亲说再给你钱，我说不用，上个礼拜的钱还在口袋里，一个子儿没有花，在学校里没有地方花钱。每次回学校的时候我都痛下决心，一个人在路上想，一定要把学习学好，总觉得没有学好对不起家人，但是学习还是不好，并不是不想学好。那时我上三四年级，每次一个人走在路上反思，经常痛悔，有时候也热泪盈眶，但是到了学校又完了，用不了心。当时我在小学外号叫“体音美”，只有体音美三门课学得好，其他都不行。考音乐课的时候，老师让我登记分，年终考试的时候我是五分，我唱歌唱得好，但是变声期的时候我不行了。那时候全校合唱的时候我是领唱，“你看那万里长江浩浩荡荡”，我起头，合唱跟上。参加中苏少年联欢会，我都是被挑出来的英俊少年。美术课我画画画得好，冬天扫雪拿着扫把就在雪地里画出一匹马，大家一看说画得好。总的来说我正课都不行，副课都行。我的语文一般，数学更不行，珠算极其不行。珠算老师是个女的，叫做王时敏，王时敏挺好，但是我珠算学得不好，她给了我两分，我就跟着她，她走哪我跟哪，我就赖，我说给个三分吧。她上厕所我也跟，我在门口等着，反正是粘着她一定要把这个改成三分。最后王时敏被我纠缠不过，说行了行了，就改成了三分。三分及格，两分不及格。班主任叫王素清，一脸的大麻子，女的。她面相凶但心地善良。我小学同学中有个钱玉凯是俄罗斯二转子，他后来进了国家队，是世界举重冠军。那是那个时代乌鲁木齐很有名的家族，他妈是俄罗斯洋婆子，那胖女人挺着大乳房，屁股后面跟着了一群彪壮极了的儿子，他的爹是个山东瘦老头，他从俄罗斯回国的时候娶了俄罗斯女人。他学习一塌糊涂，但是体育精彩绝伦，所有的运动项目都拔尖。他是我的同学，可能比我高一级，太强壮了，勇敢，汉族小孩没法比。那时候打秋千，秋千架挺高的，秋千架边上是学校围墙，围墙外面是一片萝卜地。打秋千的时候，钱玉凯来了，说我给你们打。大家都怕他，都知道他厉害。他把秋千打平了，很恐怖，基本上比梁子还高，他几下就把秋千打起来，打到最高的时候，从秋千上跳出去，跳过围墙，腾空而起，神人一般，从围墙上飞出去，过了一会回来了，顺手拔个萝卜吃着。萝卜地软，再一个是小孩身体棒，摔不着。他要露一手，我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那时候开始打乒乓球，当时是木板，海绵拍子刚发明出来，这个小子听说有海绵拍子，他妈刚给他买了一双新球鞋，他把球鞋割开，把里面的海绵拿出来，切开，贴在木板上，做成海绵拍子。我们用他那个拍子抡不动，太重了。我跟他打乒乓球，踢足球，我是足球场上的主要人物，但钱玉凯是最厉害的，主要是靠他。小学老师中有一个男老师，姓王，长得不像中国人，体魄很强健，派头像欧洲人。他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这个王老师了不起。我们都不喜欢打扫卫生，他让我们擦地板，首先给我们讲瓦良格巡洋舰上的水兵是怎么回事，把那些小男孩的情绪都调动起来，然后教给我们很多俄罗斯民歌，他唱歌也唱得好。最后他跟我们说，现在我们擦地板，你们都要把自己当成瓦良格号上的水兵，擦的是甲板。这下把你的情绪调动起来，大家抢着干，把自己想象成水兵。他大约是教历史的，充满了男性的魅力，简直是我们的偶像。他说的话都爱听。他教给我们《有一个人骑马来自远方》，后来我写过一首诗，题目就叫《有一个人骑马来自远方》，实际是他教给我们的民歌，歌里唱道：有一个人骑马来自远方，是年轻的哥萨克，唉，那哥萨克纵马飞驰，在库班的大路上。他给你培养一种男性的气质，还有点异国风情，他让你对生活充满想象力。但是他威严，没有人敢惹他，他太强壮了，他穿着马靴、马裤，带着俄罗斯式的小帽，脸上充满棱角，像俄罗斯人的脸。我们在学校足球场踢足球，我踢足球踢得很好，王老师来了，他不但不说你，还跟你一块踢，一脚能够把球踢到天上去，半天才回来。我对他崇拜死了。当时我们的语文老师是赵树理的女儿，赵树理把她赶来的。还有一个体育老师姓高，长得很清秀，很漂亮，但是他和王就是两种感觉了，他是体育老师，但是他看起来有女气，大家不太崇拜他，其实也是很好的一个老师。王老师最后几乎再没见到，不知道他从哪来也不知到何处去。就像假的一样。恋爱暗恋我在中学时也有一些朦朦胧胧的东西，但是学校不让学生谈恋爱。我那时看上了一个人，她也是从北京来的，学习很好，人长得很文雅，不是那种特别靓、特别丰满漂亮的女人，而是非常雅的女人，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女人。我暗恋人家三年，我们不在一个班，我那时候太喜欢她了，越想越神秘越好。我没胆。后来她也知道了，我有时候跟人说，就传过去了。但我不敢搭讪，有一种自卑感。这个女人应该是我的老婆，因为我那时候没有经验，从来没有谈过，心里想但是不敢，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拿不准自己的分量，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我几乎没有跟她说过一句话，失之交臂，很荒唐，不知道什么原因，是命，暗恋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有接触过她。后来她考入八农，我考到新大，我们就没有关系了。我中学同桌的女生跟她关系好，虽然不在一个班，她们是死党。虽然我没有和她说过话，但是她也间接地了解我，因为我的女同桌经常跟她说。我上大学以后，有一次我们宿舍六七个人在聊天，开着窗户，我同桌的女生在化学系，她跑来了，在窗户外说周涛你出来，说谁谁来了。我一下子紧张了，不好意思了，心虚，宿舍里这么多人看着我。她说你出来吧，我当时感到尴尬，我要是出去明摆着大家看着我。我跟另外一个同学说一块出去吧，这样可以遮掩一下。结果那个同学早就看出来了，他说我不去。当时我很想从窗户跳出去，但硬是没有去。那个女孩专门来看我来了。就隔着那个窗户我没有出去，如果出去的话，她没准就是我老婆。这个事太邪乎了，不知道是一种什么力量。人家亲自找上门了，结果我还不见，就是怪，纯粹演了叶公好龙，想了好多年，龙一来吓坏了。那时候只要我出去她可能会是我老婆，但是鬼使神差叶公好龙不知道什么心理我就没有出去。她费那么大劲从农大跑到新大专门来看你，你既然不主动，我主动了，结果闭而不见，这不完了嘛，你也不好意思再找人家了。时隔很多年以后，到了1980年代初，我也结婚了，她也结婚了，我听我的同桌说，她在西安矿业学院工作。有一次我到西安正好骑车路过矿院，那时候我已经穿军装了，咦，那家伙在这儿，方便的话去看看。虽然没有说过话，但是彼此心照不宣，我就想看她过得怎么样。我进了矿院门口，我想如果我问的第一个人知道她住哪我就去看，如果不知道我骑车就走。我问了一个中年妇女，结果她知道，说在那个楼上。我就去了，一敲门，人家把门一开，愣住了。她做梦也没有想到，带有哀怨的表情说进来吧，我进去了。她女儿长得那么高了。我们就坐在那儿东拉西扯，这时候她丈夫回来了。我认识她丈夫，他也是我们中学的，学习好，我在学校里知道这个名字，但人没有多接触过。可能他也知道一点点，虽然我们没有实际的关系，但有那么个意思。他们就招待我吃了个饭，走的时候，他丈夫骑自行车一直把我送回陕西省军区。我走了以后，她给我来了一封信，那个信一看就是情很深，不光是我暗恋她，她也暗恋我，两个人就是遇不到一块。我就给她回了一封信，说我当年怎么暗恋她，我要把这个事告诉她，我要给她交这个底，当时怎么回事，什么原因我没有出去。写了这个信告诉她以后，她回的信那么厚，热情如火。我一想都成家了，没有什么缘分了，就再也没有回信。上大学以后我对她的暗恋已经不是那么浓了，和中学时代有点区别了，但是余温还在。中学时是心里没有别人，只有她，没有拉过手，没有说过话，纯粹精神爱慕三年。注定不该是她。同桌这个女同学就说，你们俩没有在一块可能也不是坏事，因为你也不了解她，她也是个很要强的人，你们俩时间长了的话不行。我对她只是在想像当中的，她聪明，长得也很文雅，但不是那种很靓丽的美，她朴素、高雅，是我当时非常喜欢的类型。一口北京话，白白净净，脸瘦瘦的，一眼看上去不是很妖艳的那种。很多老师也很喜欢她，女老师对她非常好，她是我们那个年级里比较出类拔萃的。我那时候胆小，没有接触过女人，我们家全是男孩，一窝子公狼，没有跟女性打交道的经验。女人很神秘，我们家连个女人内衣都看不到，母亲和你没关系，你不把她当成女人。青年时期的爱情太强烈，你承受不了，在最初那一下太难了，自己都吓住了。另外两次萌动还有一个女孩，我也是有些感觉，但没有缘分。那是在“文化革命”的时候，我们被赶到八一中学去了。那时候我们办报，有一个小丫头经常跑来帮忙，当时可能她就是十六七岁，个子不高，脸像个红苹果一样，嫩，气质也不错，长得很可爱。那是个小胖丫头，比较丰满，脸圆圆的，红扑扑的，像仙童一样，穿得很朴素。那个丫头来老爱跟我凑，有一次我和她弄一个稿子，她坐在我旁边，往我身上靠得很近，头发稍就在我脸上蹭，弄得我心神慌乱。当时我真想把她搂过来，心里有一个障碍，觉得她太小，所以没有敢动。后来我们从八一中学搬走了，我也不知道她叫什么。多年以后，我在东风路住的时候，我家的五楼住的是宣传处处长，他的老婆是八一中学的。有一天她打电话让我上来，到他们家来，说这里有一个朋友看我。我就上去一块吃饭，我说谁看我来了，她说有个女的，是当年八一中学的学生。这时候说起来了，她说她有一个朋友当年爱上我了，不知道我记不记得？她说了名字，我马上想起来了，我说是不是长什么什么样，她说就是，我说不可能，她太小，她说这个女孩跟她是好朋友，跟她说了心里话，那个女孩跑到编辑部就是因为看上我了，就是奔我来的。我说那个娃娃家是哪的，空九军军长的女儿。当时我还确实有那么点念头想把她收过来，但是看着她有点小，她大一点我就下决心了。我当时不知道她家是干什么的。她那么做已经很明显了，但是我怎么知道她是冲着我来的呢，我也感觉到一点，但是她太小了。有一次她跟我挨着很近的时候，进来一个编辑部的女老师，看到以后楞了一下，觉得这两个人显得很亲。后来要是没有那个女人告诉我，我绝对不知道她是这个意思。这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证实的。我没有再见过她，听说也是到西安了。我不知道我有那么大魅力，实际我很招女人喜欢，年轻的时候潇洒，模样也比较清俊，起码在新疆这些人里算是出类拔萃的。还有一个新大政教系专科班的，也是北京人，她父亲是甘肃省副省长，后来是全国总工会的副主席，最早1930年代的时候任中央苏区主席。这个女的也是主动的。1965年我是大学生乒乓球冠军，小风头出了一下，新大校长张东岳给我颁奖，说你给我们新大争光了，这么多年我们新大打不过八农，你来了以后拿了一个冠军，可给新大翻身了。这个女的原来也是乒乓球队的，她是一百米跨栏的大学生冠军，身材非常好，极性感，长得也非常漂亮，算是新大校花。颁奖的时候，她扑过来，一下子把我胳膊抱住，当着那么多人的面。颁完奖以后，她说把你的奖状送给我吧，我说那咋可以，送给她就等于说要同意她跟我套近乎。她不死心，就派他们班上一个女生跑到我们教室里，跟我招手，让我出来一下，把她的条子递给我，约我见面。我当时是大一，刚进学校，胆子还是没有打开。当时我对她有两个错觉，一个是她的穿着打扮是全校少有的时尚，与众不同，别人都不敢穿，她是大地方来的，给我造成的感觉是她像是个资本家的女儿。我母亲跟我说过，你找农民工人家的都行，但就是不能找国民党、地主、资本家的，说我跟他们闹了一辈子，你跟他们结亲不行，这是原则，所以这个我牢记在心。我母亲很正，是干部科长，1942年参加革命的老布尔什维克。我当时看她就像资本家女儿，所以我也就没有动心。另外我觉得她花哨得很，不太容易贤惠，作风上可能会出问题。这个我看对了，我没有接她的岔。“文化革命”后期我一个朋友结婚，我们都去参加婚礼，中间吃饭的时候喝酒，她自己带了一瓶茅台酒，倒了一茶杯，给我也倒了一点，开始都是小杯喝着，喝着喝着她就来劲了，她说我不知道你到底找一个什么样的女人才能满意。她不服气，倒了一茶杯茅台，说好吧，我就把这个酒干了，祝你幸福。她全喝了，有点愤怒。这个人在乌鲁木齐“文化革命”后期那段，是名气很大的女人。后来我跟她也有一些接触，发现我当初不找她也是对的，她不是我能够驾驭得了的女人。具体情况就不知道了。她不是个省油灯的人物。我和她不是一类人，她只是欣赏我的才，运动好，风流倜傥，我们气质当中也有一些是合拍的。但是她后来发展得厉害，我跟不上趟。她和我们不是一个圈子，人家是更高的圈子里的人，所以我没找她也是对的。初恋我真正的初恋是1968年的时候，我22岁。有一次在东风路到建国路路口的上坡处，我在路上碰到一个女的，这个女的也是一中的。在学校里的时候，我高三她初中，她也是乒乓球队的，那时候她还是小姑娘，比较可爱。到1968年“文化革命”已经开始两年了，我和一中也没什么关系了。我那天是走到那儿碰上这个女孩，如果不打招呼也就过去了，不知道怎么我主动跟她打了招呼。两个人就站在街上。那是春天，阳光灿烂，两个青年男女一开始都有点警觉。她以为我可能是造反的，我以为她是造反的，说着说着两个人是一个观点，都是保守派，于是就释然，彼此没有什么防备了。再加上以前是一个乒乓球队的，互相认识，虽然不是常接触，但是球队里经常见。这时候再看，她已经长成十八九岁大姑娘了，就发现她出脱得很漂亮，很诱人，有点娇艳欲滴的感觉。当时引起我的冲动，这么漂亮的女孩，以前怎么没有发现，这个时候就动心了。如果以前我暗恋好几年的那个是幻觉，没有从肉体上吸引你，这个忽然让你产生肉体的反应。觉得跟她干是太好了，非常理想。街上说说话就再见了，但当时就有了心思，觉得这个人可以。这时候我一下子变得胆子特别大，不犹豫，就写了一个情书。但是没回信。那时候不知道怎么了，我跑到人家宿舍看了一次。当时宿舍有五六个女孩，回去以后我觉得非得再写一封信不可，就又写了一封信约她。在新大校门口，大雪天，我立雪街头，等了好几个小时，她终于来了。我把她带到宿舍里，那时候我跟阿黄住在一起，阿黄知趣地跑开了。可难表这个态度，捅破这张纸很费劲，尽管我胆子够大，目的也很明确，但是想把这个话说出来还是很费劲，怎么都不好说。最后还是直截了当说了。人家不同意。我后来又约她见面，问为什么不同意，她说已经有一个人追求她，她答应人家了，并不是看不上你。我没有想到事先已经有人追求过她，她答应人家了，那是个军人。我只好撤吧。她哭开了，意思就是不让我撤。最后她说她跟那个人断，跟我好。我等于是把她夺过来的。她跟那个人也就是面子上的，没有实质性的事，因为大家都胆小，也不是光我胆小。我们的关系基本上确定下来了，我就约她到我家去。她家住在建国路的干部宿舍。她到我们家里，我的三个弟弟把房子打扫干净，如临大敌。要知道我们家从来没有来过这种情况的女孩，这是第一次啊。我们家那时候住在四合院，四合院里住着七八家，一面墙的半栋是我们家，那边是别人家，院子里基本都住的是党校的干部，副校长、三个教研室的主任，基本都是抗战时期的干部。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的黄亚波副局长当时还小得很，他说他当时简直是惊呆了，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女人，太震撼了。当时这事在乌鲁木齐大中学生中造成相当大的影响，才子佳人相配，她多少长得有点像索菲娅·罗兰的那个劲儿，面孔有点像，有那股味。她来了以后，我母亲开始看了一下，没有看出来啥。这个丫头接触接触我发现挺迷人，身材不胖不瘦，很性感，看了就让人想搞。她对我确实很忠诚，真爱。后来有一次傍晚我俩并肩坐在路边，我的手摸着她的小腿，光滑、圆润，我感觉非常幸福，印象很深，真想一直这么活下去。我们相恋没有一年，后来上山下乡，她到乌鲁木齐郊外的安宁渠农场插队去了。我想得不行，骑着自行车到安宁渠将近九十公里，一路上一边唱歌一边骑车，还双手撒把，一点儿不觉累。到了地上把她惊呆了，她没有想到我骑着自行车跑来了。当时确实还是有一些顾虑，就是没干，我是想干，但是她不愿意，她不愿意我也不能强迫她。我们之间情投意合，热恋了大概有两三年。当年跟我打乒乓球、跟我摔跤的金奇予也在安宁渠，我去了以后那个家伙把房子腾出来让我们俩谈恋爱。到了1970年以后，情况就发生变化了。一个她到农场劳动以后人也变化了，昔日的娇艳没有了，黑了，找不到那种感觉了。再一个是老不见。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的家庭当时垮了，她倒不在乎，但是我可是有变化了。我当时觉得娶美女是公子哥的特权，你有余力才可以娶美女，到了现在我已经不是公子哥了，已经是阶下囚，眼看面临灭顶之灾。乌鲁木齐没有我们家了，房子被收走了，我几个弟弟也都四散他乡。家破人散，这时候我压力太大了。我是老大，为了让这个家庭不垮，这个时候我在婚姻上问题上就有想法了，跟她就是为了满足一个才子佳人心理，问题是才子佳人在这个世界上活不下去，才子必须在家庭地位有保障的情况下，佳人也必须在养尊处优的情况下。婚姻这个时候才体会到社会对人造成的灭顶之灾，要生存，要重振这个家庭，只有靠我这个力量，我这个力量只能通过改变婚姻状态，寻求新的支撑点。那时候马文跟我住在一个楼上，天天见，也接触多，这时候才想起这个事来，这是个救命稻草。那时候我知道她父亲是南疆军区政委、少将，这符合我的基本的东西，再加上这个家伙总的来说大学四年可以明显感到，她跟我是属于一个类型的人，政治倾向是一样的，是一个品种，现在我这个品种半路夭折的时候，她那个品种还好呢。她这个人比较大器，人际关系各个方面大家都对她很尊重。但我没有往男女之事上想，她年龄跟我差不多，我要找年龄比我小的，不找跟我年龄一样大的。当时这是带有某种机会主义的行为，谁知道机会主义能不能行？有了这个念头以后，我就感觉到马文身上一些东西比我成熟，更贴近一些，慢慢就有这个倾向，开始向她转移。后来接触接触，我也不太满意我相恋的那个女人的家庭，她老家是山东，她母亲离婚又改嫁，她是母亲带过来的，那本来就是一个残破的家庭。这样一来，我慢慢就发生变化了，发生变化以后，我们就有点矛盾了。但是你没法跟她断。她不干，你说断她就不会断，她不势利。我跟她断掉，对她打击太大了。我本来不太忍心，但是如果我跟她好下去，肯定是没有指望了。想来想去我还是下决心跟她断了。那就像鸵鸟一样，把头埋进沙子里，一封信，断了。断了以后我就跟马文了，马文没话说，她就一条，看她父亲同不同意。她父亲不同意。她父亲不同意主要是跟我父亲有关系，不愿意马文跟我组成家庭。马文就跟她父亲明确说，如果你不让我跟他好的话，也行，我听你的，但是我一辈子不会结婚。他爸一听气傻眼了，也知道她说出来就能够做出来，最后就默认了。我跟阿黄商量了半天。阿黄就是我们班的黄公度，现在是深圳电力公司的老总。阿黄反对，说原来那个女的多好。但是我去意已决，让他把马文叫这个房子来。我和马文根本没有什么预热，她没有说不，如果说不就算了。那个女的后来转到另外一个农场了，巴音郭楞乌拉斯台农场，更远了。我跟她断开这件事，对她打击肯定大。因为我跟她好的事在中学生里盛传了，这个事毫无征兆，说变就变，也是惊天动地，没有人像我这么折腾。我给她写信，当面说不出来。她没来找我，就断了。这是我背信弃义，为此我终身内疚。我很快在1971年就闪电式结婚了，结完婚不到10天我和马文就一块去伊犁农场，没有住在一起，农场是把男女生分开的。死灰复燃我跟那个女人就没有什么音信往来了，各自相忘于江湖。我到喀什去了，她到乌鲁木齐了，她找了一个男的结婚了。我一晃出去七八年，等我1979年回来以后，穿上军装，又有一场惊天动地的事，反正这个事情人人都知道。这次我是衣锦还乡，流落他乡，回来竟然是一身戎装，我调到新疆军区了。有一次创作组的组长丁朗说上午有个人给你打电话打到办公室里，是个女的，我也没当回事。下午电话又来了，就是她，说她在哪里，有机会想见一下。我也跑去看了看她，死灰复燃了，彼此心里也清楚，我还是真爱她的，只是迫于当时社会环境的变化。她和她的丈夫，生了一个儿子，离婚了。她离婚以后跑过来跟我打招呼，我们又重演了一场第二次恋爱，续前面一段缘，前面半途夭折，又续上了，续上以后，又是轰轰烈烈的一通。那时候马文在乌鲁木齐边防局。有一次马文上班去了，我们家在电影工作站的平房住，这个女的跑来看我，两个人聊着聊着，马文回来了，马文一进门看着有一个女的在这坐着，我说我给你介绍一下，马文说不用你介绍，我知道这是谁，我说你怎么知道，你也没有见过，马文把她的名字说出来了，除了她还有谁，肯定是她。然后马文还给她做了饭，她吃了饭就走了。两个人后来又勾扯了一通，这个女的说了一句话，表明她全部目的：她把你从我这儿夺走了快十年了，现在该还给我了吧。实际上我也动摇了，确实也跟马文说过离婚的事。马文说你要是决心已定离就离吧。我接下来想了想不行，就没有答应她。这个女人自己先把婚离了，让我也离，两个人再重新结婚。我没有干，最后她退而求其次，她把家里的钥匙给了我，说任何时候你来都行。最后我发现她和我还是个性都强，第二次又失败了，拿着她的钥匙一个月又还给她。从此两人再也没有来往了。这一次勾勾搭搭了有两三年，一直到八十年代初，就不是我当年那种感觉了，在一起成了心理负担了。夫妻老了以后再回过头算这个帐，想来想去，前面那几个暗恋的关系都不说了，就这个女人来说，她确实当老婆不如马文更合适。我当时所做的让人们看起来愚蠢的决断，势利眼的决断，等于是投靠马文的家庭的决断，后来我才发现，我潜意识里感觉到马文这个人可信赖的东西更多一些。我们两个人这么多年，虽然经常也吵，也骂，越到老越找不见一个女人能替代她，没有人比她更适合我。她太熟悉你了，对你的心理、要求掌握得非常透。她为我付出也大。马文跟我打冷战，冷战肯定要打。男女关系上的事给她造成的创伤就多了。不是这一个了，打开门以后，就多了，闹了半天任何一个女人只要想就是轻而易举的事，不费什么劲，也不激动了，也没有那么紧张了。明着不可能让她知道，但是没有一个她不知道，她全给你破掉。她破案能力之强达到惊人的地步，她能够判断出来。她知道哪个人和你有没有关系，你能不能看上这个人，想不想跟这个人勾搭。后来的故事多了，也说不尽。在处理这种问题上，马文是高人，她厉害，她既能破获，又能面子上容忍，起码表面上当着人家不明显。她又能够给你造成压力，但是她又不会把这个事闹得满城风雨。给我当老婆的人很难，不是一般的人能当的。马老太脑子里一个是能识人，第二是会办事，她有这么两个长处。她非常善于识人，这个人怎么样，可不可以交往，好人坏人，她看得很明显。她会看别人，我会看自己，不大会看别人。马文的办事能力在女人里面是出类拔萃的，这个事怎么办，从哪个角度办，你不按照她的办老是碰钉子，按照她的办几乎没有错的，她这个长处就是高，比我强。可能继承了她父亲的一些东西。别人说，马老太现在看和我也不是那么般配，但实际上她是个旺夫的女人，所以我后来的运气命运慢慢比较好，跟她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我跟那个女人不可能好，她助长你个性的一面，不遏制你的缺陷，她和你的缺点是一样的，没有人补。马文是补台的，补你的缺点，遏制你错的方面。那个女人是增长你不足的方面，她是跟你一样，两个人都促进缺点急速增长。火热爱情就是短时间，几年的时间，哪可能一生都有爱情，最后就变成亲情了，两个人后来变成一种互补，两个人等于再把这个家庭建设得更好，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年轻时候的爱情不可能维持一生，能够维持一生的，是两个人之间互相的弥补，不可或缺，这是弥补一生的东西。换一个女人，可能她的性格会添乱，搅得你身心不宁，漂亮的老婆总有人勾搭她，给你惹出一些事来，让你的心静不下来，这时候你必须要能够静下来，她只会替你想。老婆你放心，不会给你惹乱子，你也放心得很，根本不用想，出去跑一两个月不会担心家里有什么麻烦。文学上谁也帮不了你，全靠你自己，谁能帮助文学？但是家庭建设她能起很大的作用。像我一辈子不做饭，一辈子没有买过三次菜，全中国这个年代的人像我这样的几乎找不见。我小时候吃母亲做的饭，工作了吃老婆的饭，到老了吃公务员做的饭。我琐事不干，琐事一辈子都是马文在做，我就想我怎么把东西写好，没有多少后顾之忧。我说好色有时也好色，不好色还是男人吗？都是户外运动，找一些女人，体验一下感情，但很难破坏你的家庭。只要到了关键时刻，衡量这个事的时候，不管对方多优秀，你都觉得她不能取代老婆。你可以跟她好得很，也很动情，哪怕五年三年相爱的时间，但是最终你不会用她去取代老婆，你心里有一种原始的力量衡量人的东西在起作用。除了她就不平衡了，只有她这个秤砣压上正好，然后还会慢慢地更好，所以她旺夫。马老太总是在正确的时间选择正确的态度，她老是提出一些正确的意见。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初，那时候我很不满意，1988年授衔我错失一个机会，领导让我到下面任职，说你当一个副主任吧，我当时听了一些错误的传言，没有去任职，结果把我给坑了，没有授上衔，成了文职，心情很不高兴，就想转业。当时想回山西了，山西省给我发的电报，“山西省委欢迎您回来”，职务是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一台奥迪车，160平米的房子。我当时动心了，她不表态，她没有热心，不想扫你的兴，也不鼓励你，她也不想去山西，我也不知道哪根筋临时变了。后来又想去北京，二炮政治部同意了，但二炮首长不同意，首长说你们从新疆军区调人，每次开会新疆军区领导老跟我们提意见，你们老从这里挖人。上海是我自己不去了，我考察完以后提了一些条件，有一条做不到我就不去。上海好不好，好，但是我在上海不能坏，只能比在新疆更好，是你请的我，不是我要求来。对方说你先来，然后再慢慢解决。我说慢慢解决不行，必须都实现我再去，可不能你一张口我就去。包括到兰州军区当创作室主任，大雪天宣传部长、干部部长都飞过来，专门谈了以后，又变了，找当时的新疆军区政委田修思做工作才没有去。我退休进北京是够条件的，军队可以给我安排，军队有房子。当时我爱人不去，她说我自己在新疆呆着。她这个人有主见，有定力，不容易为虚荣左右。我九岁就来新疆了，终老天山是什么意思，你成了新疆文化的一个代表性的符号，你固然奋斗一生，你做不到成为整个中国的文化符号，但是作为新疆这个地方的文化符号没准儿能行。如果到老了，理智地想自己，我一生没有背叛这个地方，而为它做出了一定的文化贡献，成为了这个地方的文化符号。这个地方作为六分之一中国的土地，它还要世世代代的延续下去，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活的人，将以你为荣。跟一个国一样这么大的地方，你的一生做到这一点也已经够了。咱们也不要把自己想得太高了，要想作为中国的文化符号没有机会，大概也没有那个条件，楼台高离水太远很难先得月。作为新疆的文化符号我觉得还有点可能，我在这儿传世还不够吗？你要想让这个地方永远记住你，你必须死在这儿。你半路上跑了，凭什么人家还老说你，这是一个身后事，我想来想去这个身后事确实得这么做。新疆这么大地方，两千万人，世世代代将来说起来，有这么个人，这个人曾经如何如何，他的故事，这一生没有白活。说不好听的话，大部分人就是过眼云烟，活了一圈，吃喝拉撒睡，工作、睡觉，恋爱结婚，生儿育女，然后衰老死亡，跟动物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从本质上是一样的。谁能让世界记住他？所以我对艾青那句诗印象非常深，“活着的人就好好活着吧，别指望大地会记住你的名字。”没有一个搞文学的人不想传世，所有搞文学的人实际只有一个心思，藏之名山，传之后世，文章千载事，传世是所有作家的梦想，这一条不管他承认不承认，心里面哪有一个人拿文学当混饭吃的，文学好混饭吗？真正能够留下的，往往是那些非凡的文字。而谁才能是非凡文字的拥有者呢，说不清，谁也不敢说是不是自己，所有的作家怀揣的梦想，就是想用文字让自己传之后世。为什么我当时在《时间漫笔》里有一句话，让历史受孕，普通人都是让一个女人受孕，伟大的男人让历史受孕。世世代代都是你的子孙，都要以你为荣，那不是人生的最高理想吗？能够做到很难，但是起码有一条，新疆，它使你的名字接近于传世的可能性。还有一个是新疆对你是知己，古人说士为知己者死，我说士为知己的土地死，土地是知己者，因为这块土地不光养育了你，这块土地上的人也充分地了解你，最认识你，最抬举你，你不死在这儿，你死在一群根本不理你的人那里干啥？只有新疆的人是你的亲人，死在亲人的身边是最好的归宿。他们将以你为荣，你为什么不死在他们的身边？“文革”串联1966年“五一六通知”一广播，我在新大的操场上就欢呼了。那时我还是大一。我觉得一下子解放了。我反感上学，对既有的教育制度可以说天性有叛逆心理，在中学我就有叛逆心理，到大学仍然不愿意上学。我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作家班和什么鲁迅文学院、解放军艺术学院，没报考过研究生，都是因为我觉得那种学习对我起不到什么好作用，我一直反对那个教育方式。那个教育方式始终在扭曲你，你想知道的他不告诉你，你不想知道的他成天告诉你。我既然觉得整个教育始终没能教到你心坎上，让你感觉到如沐甘露，所以我不喜欢上学，觉得对教育不堪忍受，但喜欢自己看点书。“516通知”一下来，开始闹革命了，炮打司令部，各个学校都停课了，我是真欢呼。日，毛主席接见第一批红卫兵，接见的是宋彬彬他们那一批，主要是北京的红卫兵。我不是第一批到北京的，开始去的时候还是很讲出身的，把很多出身不好的赶下去了，他们没有资格的串联。我记得我为此还打抱不平，当时出身好的人开会讨论，赶不赶他们，我说赶人家干什么，都去见一见，他们都是学生。有一个坏家伙就要把他们赶下去，说毛主席不接见这些人，首先接见我们。大家就问他你什么出身，他说老子是工人，我说你工人是个球，老子是革干。革干，革军，那时是最牛的出身，我一张口他马上就老实了。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时候，乱哄哄的，大家坐着军用卡车，每个卡车都塞得满满的，就像沙丁鱼罐头一样，从天安门广场过去，毛主席拿着帽子挥舞。站在车上通过天安门的时候，我也激动，但是我看着他们激动，我确实有点自愧弗如，赶不上人家。人家都哭，眼泪珠子飞溅，又跳又喊又叫，哭得简直不成样子。我也不忍心太孤立，也叫唤了一下，但是我哭不出来。我们在天安门有一个合影，我，还有徐西华、仲胜利、王成戍。现在这四个人中徐西华因为经济问题被关监狱了，他原来是乌鲁木齐高新技术开发区的主任。王成戍是新疆有色局一个处长的儿子，是个老老实实的人，内向，唐山大地震给震死了。仲胜利好像在廊坊。这些都是中学的同班同学。整个中国处在一种狂热、迷狂中，我那时候20岁。我这个人有一个特点，是我和所有的群众运动几乎格格不入，随俗性差。凡是人们都热心的，我必然是冷眼旁观，大家都干的事我肯定不好好干。有时候可能有个阶段由于某种因素让我参与，但是实际上不行，就不是一个热心群众活动的人。停课去大串联我高兴，似乎合乎我内心的要求，但是实际串联以后也觉得没有意思，一串联，发现那么多人串联，火车挤得水泄不通，上个厕所都过不去，整个车厢都满了，连座位底下躺着的都是人。从乌鲁木齐到北京，沿路不是人过的。第二次串联的时候我站到兰州，我本来抢了位置，后来一帮中学生正好挤在我面前，我坐着，他们站着，看着可怜就让给他们了，这样一让就回不来了。总的来说“文化革命”没有成就，基本上被搞得乱哄哄了，把你的脑子也打乱了，整个社会也乱了，我自己也找不到什么位置。第一次串联见到了毛主席，第二次又去武汉、南京、长沙等地转了一圈，20天就回来了，以后再没有兴趣去串联了。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北京的红卫兵，那帮家伙真能折腾，一帮初中小女孩，穿着黄军装，扎着军用皮带，基本上都是干部家庭出身，气吞山河。北京的红卫兵跑到新大，是在1966年底或者1967年初。他们到全国煽风点火，小分队来到新大以后，因为像新疆这样边远的地方，盖子揭解不开，没人敢反，他们就点火。口号是“炮打司令部、火烧王恩茂”，王恩茂还去看他们。红卫兵把他叫王怕怕，意思是怕文化大革命，问题是那些老革命谁能不怕吗？这帮人都是男孩女孩，厉害得很，三句话不对就把皮带解下来，那真是造反精神，一个一个长相都很漂亮，像模像样，可是她们凶悍无比，那是毛泽东造就的这么一代人。这些娃娃现在也都成老太婆了。之前我还挺佩服他们，敢把皇帝拉下马。我记得北京的红卫兵带来一幅谭力夫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鬼见愁”。这个对联在新疆也引起一场大争论，争论的结果是以对联正确占上风。北京红卫兵拿着皮带在新大的主席台上说，谁有观点上来说。当时我的同学夏冠洲那个小子，地主出身，很傻地说他反对，刚上去还没说两句，小女孩一顿皮带把他从台子上打下去。他过一会又上来了，表示投降，说他同意改变观点，他几秒钟就改变了。很多人在那个场合当众出丑。这个对联肯定是错误的，但这个对联震撼全中国，凡是同意这个对联的都是出身好的。我最早听到这个对联的时候，觉得它不对，但是我肯定不会去说它不对，因为这个对联对我没坏处，我知道它不对，但是它对自己也有好处，我没有反对。我记得其中有一个北京来的学生叫吴丹迪，新疆人把他叫“无蛋鸡”。不去长征一次他问我，保尔和冬妮亚一夜相拥而不胡来，多么高尚。要是换了你能不能做到？我说这件事比较难做到，要是换了我，肯定把冬妮亚给干了。你呢？阿黄脸上现出像入党宣誓般庄严肃穆的表情，他说：“我能做到。”——《阿黄长征记》后来号召徒步长征。可以坐车也可以走路，走走坐坐也可以，没有人监督，全凭自觉。有些人就是从新疆走到北京的。我的同学黄公度就从新疆走到了石家庄，我专门写过一篇《阿黄长征记》，就是写的黄公度长征的故事，当时的情景确实就是这样，那篇文章是比较真实的。阿黄属于狂热分子，革命激情容易被煽动起来。我说你算算你这一辈子，哪个热乎事都没有逃掉，中学时学保尔·柯察金，自我磨炼，自我折磨，自虐，以后又学雷锋，学雷锋又假兮兮，把我们干干净净的鞋都扔进盆子里，拿棍子搅和来搅和去，然后扔到帐篷上晒干。他又爱照相，“文化革命”又串联，然后又搞长征。长征的时候他改名黄长征，意思是徒步也要走到北京去。那时他免费领了大头鞋、皮帽子、大衣这些装备。长征不知道消耗了多少物资，所有长征的人都可以领全套的装备。阿黄跑来找我，我说我也去，他说我马上给你领一套，我看那个东西有点诱惑力，但仔细一想，放着火车不坐，从乌鲁木齐走到北京，那我不干。阿黄苦苦哀求，我想来想去这个事死活不干，最后他只好一个人去了。我那么懒的人怎么可能长征，这不是糟蹋人嘛？阿黄每走到一个地方就给我写一封信，我还给他写了一首长诗赞扬他。他说他收藏了。很少有领了衣服不去的人，大部分人装样子走到吐鲁番，坐上火车往东走了。阿黄在路上走着走着碰到新大化学系的一个长征队，他们打着旗，把他也抓在里面一块走。走着走着人家提出来坐火车，他反对，最后人家还是说服他上了火车，坐了几十公里，他越想越不对，就从火车上跳下去了，跳下去再接着走就完了，他是往回走，把坐火车的那一段重走一遍，他太执着了。当时传了一段佳话，“黄长征震撼长征路”。那时候人们对毛泽东无限崇拜，实际也出了不少事，那些长征的男男女女，很可能让人抢劫了、杀了的，女孩也有可能被人家强奸的。串联没有留下什么特殊印象，大家到处看大字报，也搞不清楚串联的意义在哪，毛泽东把这些人耍得团团转。可以说，当时全国的学生那真叫“汤浇蚁穴，火燎蜂房”，像蚂蚁洞里浇了热水一样乱糟糟，像火烧了蜂房一样炸了锅，当时毛说啥大家就是啥，但那种激情很快就容易冷下来。我跑到北京串联的时候，因为想当作家，就专门到作家协会，作协在破四合院里，灰砖房子。我说谁在里面，作协一个年纪在30岁左右的女活跃分子，兴高采烈带着我们，指着说，你看，那是冰心，一个老太太，阴阴的，像地主婆，那是陈白尘，地主，全是死鬼样子。他们就是在他们的办公室里待着不说话，供人参观。上班的时候他们按时就来了，什么时候批斗完就走了。我当时没有恶意，给我的印象就是这些家伙确实成了动物园里的动物了，死气沉沉，阴，也不知道他想什么，看不出啥来，并没有留下什么美好的印象。但是我确实没有恶意，我就是想看看作家什么样。结果是那个倒霉样子。全国各地学生都有去看的，我是专门跑去看看作家是什么样。抄家不是人干的事“文化革命”一开始我闹不懂这事，炮打司令部，揪出来很多领导，但觉得这跟自己好像关系不大，我爹官也不大。不管怎么说，我在“文化革命”中没有害过谁，整老师的事我根本不参与，哪怕是我不喜欢的老师或对我不好的老师，我也没有报复他们。我恨教育制度，并不恨老师。第一次我参加抄家，是跟着红促会的人去抄机械局副局长的家，深更半夜跟作贼一样。人家女儿穿着睡觉的衣服，有人还对她企图非礼，人家女儿还尖叫。我没动人家的东西，就是跟着去看了，觉得像强盗，像土匪，像贼，他们还拿人家不少东西。他们把抄来的手表、金银珠宝装了一罐子放到我家，后来他们又拿走，原封不动，我连看都没看。再乱的时候，人的基本道德标准不一样，受的教育不同，家庭影响不一样，我不会作恶，不会趁人之危做一些缺德的事。干坏事的人、心眼黑的人也是少数，大部分人也是胁从。我参加了一次抄家，第二次就再也不去了，他们问我为什么不去了，我心想你算老几，谁能管得了谁，我脱离了他们。我在新大的时候保护过一个作家，叫梁学政，他写了一部名叫《台湾少年之歌》的长篇小说，还写了拳击人物。梁学政是从台湾游过来投奔大陆的。投奔过来以后在厦门大学还是别的大学，后来跑到新大了。到了“文化革命”的时候，梁学政自杀了两次没死。我想保护这个人，觉得新疆当时的文化没有这样的高水平。我提出来以后，正在想这个事，那个人跑到我们组织来寻求我保护。他把所有的剪报、书都拿来给我看，我说，你是真正的作家嘛，我们保护你，有啥事找我们。他有了后台，心里踏实了，对我很感激。我还保护过包尔汉。包尔汉那时已不再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文革”开始后他被遣回新疆接受批判。包尔汉最开始在八一中学被学生关押，小学生欺侮他，拿着小棍子在他头上敲。我听说了以后就去看看，包尔汉在那儿坐着，我说你就是包尔汉？他说我就是包尔汉，我有罪，我有罪，我向人民认罪。那些小兔崽子就拿棍子敲他的大鼻子，他鼻子大得很。小家伙就问他，包尔汉你一个月拿多少钱？他想了一下，眼睛也不敢正对，眼皮耷拉着，眉毛长长的，说五百。反革命还拿那么多钱？就拿棍子敲他。过了一会包尔汉说，我能不能喝点水？我说给他打点水来，他们用撬开的午餐肉的罐头盒，装了一点自来水，放到那儿。他说能不能给我喝点开水？我说给他拿个杯子，弄点开水喝。小子说，反革命还喝什么开水？我说少罗嗦，打开水来。包尔汉看着我说谢谢你。我这个人见不得别人受罪。我也不了解包尔汉，但是知道他是领导人，即便倒霉的时候，他还是个人物，他不是一般人。夺权办报我一开始跟着红促会，后来参加了一个保守派组织“天山公社”，天山公社办了一个报纸叫做《天山战报》，那时我20岁。保守派垮了以后，我就被一个同学拉上参加他们的“全球红”，我们夺权接管了《昌吉报》，我是总编辑。那时红卫兵到哪个单位把哪个单位的权夺掉，折腾一段时间。我们把《昌吉报》改成《风雷激》，发刊词是我写的，什么历史潮流、车流滚滚，都是红卫兵那种吹牛皮大话，整版是头头脑脑人物的照片。那个报纸是铅印的正儿八经的党报，不是群众组织的报。在昌吉报我有一次拉屎，拉着拉着就听嘀嗒嘀嗒，往下一低头是我在嘀嗒血，把我吓坏了，可能吃什么东西把肠子刮破了。我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就再也没去。在昌吉报我还认识了几个人，以后也没有来往，有一次在乌鲁木齐街上走路还碰到过。接管昌吉报以后，原来的编辑记者有造反的跟着我们一块干，不造反的就走了，他们到别的组织去干。我回到乌鲁木齐以后，保守派又死灰复燃了，王怀玉这些人从保守派变成了“红革联”，就是表面打着造反的旗帜，实际还是由保守派组成的，和造反派不一样。那时候谁也不敢说自己是保守派，打的旗号都是造反派的旗号，是假造反。最后我又参加了“工促会”，全称是“工人造反派革命促进委员会”，工促会是保王恩茂的组织，头头有胡良才、戴甲弟。我参加这个组织办的《天山工人报》，我是主笔。它是工促会的机关报，和工促会在一个楼上，在自治区党委干部招待所那个小楼里办公，我旁边的办公室是胡良才的，他在自治区当了革委会副主任。冯大真后来是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冯大真办的是《战声通讯》，当时对红二司的宣传造成了很大的破坏性，冯大真办的《战声通讯》厉害。我当时就感觉到保守派的宣传不行，跟正统宣传的口径一样，人家红二司的宣传五花八门，充满创造性，有活力。我就主张《天山工人报》要比红二司还有活力，我是五花八门全上，本刊编辑部文章、大块头的社论都是我写，包括漫画，刀枪匕首全上，给红二司留下很深的印象。红二司最重要的就是《星火燎原》，他们当时派袁大头来给我做工作，他和夏冠洲在星火燎原编辑部。他们想让我到他们那儿当副主编。《星火燎原》杂志在新疆影响很大，他们还有《红旗战报》、《红旗评论》都办得很精彩。那时候没有人管，想说什么说什么。那时候八一中学办《东方欲晓》杂志的张军写了《伊敏诺夫在新大》，肖陈配的漫画。褚远亮两口子也在那儿，褚远亮也写不了什么，他老婆王悦能写。当时我给他们讲，我找到一个素材，讲得滔滔不绝，兴高采烈，结果褚远亮老婆听了说太好了，这个稿子我别写了，她来写，我说行。最后她的特写写得很好。那时候办的打派仗的报纸，差不多三天五天出一张，在街上卖着，我还卖过报，被读者抢购一空，《战声通讯》和《天山工人报》给红二司的宣传造成对抗。我那时候给权宽浮改过文章，权是新疆作协的专业作家，他写的《牧场雪莲花》选到课本里。他跑到我们编辑部来，一个眼睛大，一个眼睛小，长得文弱，黑，但是人很好，很谦虚，坐在那儿说，毛泽东“东风压倒西风”这个伟大论断发表十周年，本报要发编辑部文章。然后大家就胡吹一通，让权宽浮写，他确实写得不错，题目叫做《东风压倒西风》。我想，东风压倒西风人人都知道，我说老权，我斗胆给你改一下题目行不行？我是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人家已经是全国崭露头角的作家，当时在新疆已经相当厉害了。我就跟他说改成《祝东风压倒西风，让红旗插遍全球》。他说改得好，这样题目也长，也压得住，算是一字师。权宽浮后来调回西安，也没有什么声息，之后去世了。办群众组织的报纸时间有一年多，再加上接管《昌吉报》，从1967年到1968年，这很好地锻炼了我的文字，走出学生腔，文字里有了现实生活的气息。原来我中学时的那些札记都让小弟烧掉了，床头有一个烤箱，夏天不用，弟弟就把十本札记放在烤箱里，到了冬天该生火了，忘记拿出来，还在烤箱里放着，结果给烤得酥酥的，一点都没留。写得非常活泼，有打乒乓球的，还有高三时社教的，还有写的诗，完全超出中学生水平了。我在社教当中不是表现特别突出的人，真正表现突出的是徐西华的老婆欧阳融。欧阳融在班里并不显眼，个子也小，她家是米泉的，到了农村以后就如鱼得水，活跃得很，教贫下中农唱歌，组织这个那个，显得满身是光彩。这个女同学是湖南人，学习也不坏，人也不错，后来和徐西华结婚了。到农村割麦子，割得腰都快断了，拉屎都蹲不住了，割完一天麦子躺在床上，满眼都是麦子，满眼金黄。我从来没有割过麦子。学校里一个很不起眼的女的，胖胖的农村娃娃，割麦子割得那个快，一个人顶我们三个人，出风头出美了。到后来我也割得不错了，但人家脑子里印象你是少爷，你干活不行，他已经有这个认识了，你怎么干也不行。1966年前后我写了一首诗，叫《望韶山》，发在《天山工人报》上，到了1969年，当时全国的红卫兵首都红代会编了一位红卫兵诗选《写在火红的战旗上》，是中国第一代红卫兵诗选，正式出版了，我的也选在那里，也是新疆唯一一个入选的。那年我20岁。红卫兵诗选拿到新大以后学生传抄，我原来有一本，现在找不见了。“登上天山望韶山，拨开重重雾，驱散重重烟，南望韶山几万里，一片金光看得见”。就是写的毛主席故居，有点像古诗词的感觉，是古典五言七言诗化过来的。这是我的诗歌第一次在全国发表。诗选里有好几首是白桦的诗，如《放开我，妈妈》。红卫兵诗选中我用的是笔名“东临”，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后来张军跑到我们工促会来聊天，聊了半天不知道他有什么目的，最后他憋不住了，说《望韶山》是谁写的？我说是我写的，他说写得好。我们这样就认识了。《东方欲晓》杂志的发刊词是我给他们写的，我最会唱红卫兵高调，反正是胡吹，“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之类的。“文革”当中，实际对我有一点锻炼意义的是办报，我20岁就会办报，跑印刷厂，卖报，包括拣字都干过，对整个一套程序很熟悉。当时的《天山工人报》在工促会那些领导心目中确实是有份量而且能战斗的。我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那么多人都是新大的老师和各个系的同学，我点子多，主意多，他们谁也比不上我。我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办，不要听他的，听他的我办不了。《天山工人报》实际就是接管新疆总工会的报纸，把我们《天山战报》全套人马搬过来了，那是保守组织的报。那个时候的《新疆日报》是军字号，由部队控制着。围绕着《新疆日报》还有过一次折腾，二司打的标语写的“军字号《新疆日报》糟透了”，另一派写的是“《新疆日报》就是好”。红促会开大会的时候我还上主席台。那时候他们都知道我能写，而且写出来的文章有活力，有战斗力，犀利。乌鲁木齐有很多张报纸，每个战斗队都可以办报，多数是油印的群众组织的报。我办的开始是铅印小报，后来变成对开大报，还套红，当时在新疆也算是几大报之一了。在油运司、五家渠、人民广场，都有卖。没有正常的发行渠道，卖的时候也有风险，让反对派碰见了，就被抢了撕掉。王恩茂王恩茂从1960年起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但1966年“文革”开始后王恩茂就受到批判，下台了，乌鲁木齐到处都是骂王恩茂的标语，把王恩茂叫“忘恩猫”。（那时把很多人的名字都改了，把吴建群叫做“污奸群”。）我那个组织是保王恩茂的，但那时我见不上他。我见到王恩茂是在20多年以后的1988年，我被指定为王恩茂写回忆录，王恩茂那时候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大学编一本关于红军长征的书，约王恩茂写一篇长征回忆录，这个任务就交给当时新疆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吕春禾。吕春禾找到我让我写，我说我写不了，我给你推荐个人，新疆社会科学院的院长邵纯。邵纯积极得很，他在博格达宾馆里白吃白喝住了十来天，写出来了，吕春禾一看，什么话都没说。吕悄悄跟我说，咱们不管他了，你跟我到北京直接找王恩茂去。我们俩就到北京，住在新疆驻京办事处，王恩茂当天下午就来了。我们两个人都穿着军装，跟王恩茂在小会议室里见面交谈，还没说了三句半，突然走廊里一阵乱哄哄，门一下就开了，哗进来一伙子六七个人，这些人进来以后把王恩茂拍拍打打，根本不当领导看，王恩茂高兴得要命，没有一点官架子了。我和吕春禾坐在那儿，眼看一阵骚乱，又不像战友，他们年龄上虽然比我们大，但是也没有王恩茂那么老，特别看起来也不像什么大官。关系很特殊，让人纳闷。尘埃落地坐好了，那些人才看到我们俩，其中有一个人就说，你现在在哪儿？我当时不太高兴，我想你管我在哪儿，可是我一想王恩茂在这儿坐着，我也不好意思，我比较冷淡地说在新疆军区政治部，就这么甩过去一句。他看我不太高兴，说你不是姓周吗？我说是啊。你不是《天山战报》的小周吗？我说是啊。原来是你啊，结果这伙人我全认识，是原来工促会的那些头，保护王恩茂的。王恩茂一听，说你们怎么认识他？他们说这小子当年在工促会是一支铁笔。王恩茂听了以后就不一样了，牢记在心。后来王恩茂就说，你怎么没说过，我说过去的事说他干吗。王恩茂从此以后对我刮目相看。吕春禾让我给王恩茂写回忆录，一共五天的时间，三天跟他胡吹，吹到最后吕春禾急了。到现在任务没完成，净胡吹了！我说，从现在开始我不认识你了，你少跟我说话，我现在全心全意干这个事。连着两天两夜，我每天晚上写到深夜以后困了直接睡，早晨起不来，吕春禾给我打饭，然后我再接着干，两天以后一万多字文章写出来了。我心里没准，因为长征我也没有参加过，也就是道听途说，我说你看吧，反正写完了，也就这个德性。我大概了解了一下长征的路线，听吕春禾讲讲他听说的王恩茂的一些事，然后在想象中编，其实他们过草地饿得荒，吃野菜，有的人吃了有毒的菜，草地上的灰灰菜可以吃。文章中最精彩的一句是，“草地上的灰灰菜，救了穿灰军装的红军”。吕春禾拿过去看，看完以后，跳起来了，在空中挥着手，说真他妈是天才，写得太好了。我说你说不算数，听说王恩茂要求稿子严得很，不一定他能通过。他说我跟你说，我通过了他就通过了。真是这么回事。王恩茂请吃饭，然后又亲自带我们去慕田峪长城。我们坐着他的大奔。回来又看了中美排球赛，他的车直接进了体育场。去慕田峪长城回来的时候，顺义县委书记请吃饭，吃饭敬酒，王恩茂拿着酒杯说，你能不能帮我一下？我说没有问题，我替他喝一点。最后王恩茂评价了，说周涛这个人不光是才华横溢，主要是政治上很强。吕春禾回来以后找我谈话，说王主席想让你给他当秘书，我想了一下，我这个人当不了秘书，我要当秘书就把他害死了。我没有给王恩茂当秘书，我有这方面的一点自知之明。王恩茂特别看重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后来王恩茂回来整“三种人”，就把二司全部收拾掉了，该抓的抓，该撤的撤，领导干部里凡是反王恩茂的——汪峰当书记时用的全是打王恩茂的干部——王恩茂一回来把这些人全部换掉了。我知道自己当秘书不行，搞文字可以，但是我也不愿意搞，我自己给自己写文章多好，干吗跑去给人家写文章。再一个我对现实利益不是太关心，不是太在乎，要是在乎我早去北京了。那时是文学的黄金时代，我舍不得离开。我1988年才42岁，那时候是正团职干部，给国家领导人当秘书，那个位置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李慎明就是给王震当秘书，现在全国人大常委，社会科学院院长。不想给王恩茂当秘书，其实我也犯一个嘀咕，王恩茂当时不知道我是马洪山的女婿，马洪山是“文化革命”中得罪王恩茂的。过了几年，有一次我在王恩茂家，王恩茂突然间问了我一句，听说你是谁的女婿来着？我说马洪山，他一句话也不说了。我常到王恩茂家去，他的儿子儿媳妇跟我关系还不错。但我心里有数我当不了秘书，我不会看眼色，不会伺候人。遭枪击我写过短篇小说《如鸟飞翔》，写的是一次经历，那是1968年。八一中学有几个高一的学生，其中一个叫李亚东，喜欢打乒乓球，也还有点好文，稀里糊涂就跟我认识了。李亚东是农二师副师长的儿子，也是从北京来的。有一天他忽然间跑到我们家去了，我还在床上睡觉，他说有个事跟你商量一下，我们一伙人要到石河子打球去，我们的技术都不行，没人能够撑起台来，想把你请出来一块去玩。我看人家专门跑来，不好意思不去，我说行吧，就去了。到了八一中学一看有一个车，嘎斯51，他们抢了不知哪儿的车。一共大约有11个人，都是中学生，我只认识李亚东。李亚东当时给我介绍了一下，还有牛孟玉等几个小家伙。我当时突然间产生了一种念头，不想去了。人真有预感，不然怎么突然不想去了。我就把李亚东拉过来，跟他说算了，我不太熟，人也不认识，我就不去了。李亚东说你要不去，我就不去了，这样一来那伙人都不愿意了，虽然都不认识，但这一伙人全跑过来集体求我，一定要我去，等于哀求。我心里确实有不想去的愿望，但是架不住这么多人，面子上过不去，真是一狠心去了。我们上了车，牛孟玉和我都坐在嘎斯51的后车厢，他坐在正中间，车厢铺了一个烂褥子，他在那睡觉，李亚东坐在他那边，我坐在这边。开到铁路局铁三中那个地方，我和李亚东下去找丁铁坤，想把他叫上。结果他不在，路上我还在说，我实在不想去，没意思，反正心理隐隐约约有种不太舒服的感觉，也说不出啥理由，他说他其实也不想去。我们又上车后，还没有开出去几步，忽然听见啪一声枪响，那时候乌鲁木齐响枪并不稀奇，但是这声枪响我马上警觉，觉得不对劲，然后紧接着又是啪啪两声。我连头都没回，连动作都没法调整，一下子就出溜下去了，我说卧倒。那些人还不知道咋回事，还东张西望，有的人还探头看。我躺倒了，头顶着车厢板，我说是打咱们呢，我喊停车，黄毛却越开越快。头一声枪响的时候，李亚东就抬头回看怎么回事，那一枪就打在他头上了，脑浆飞到驾驶室外面的铁壳子上，他一点声音都没有。我们当时都不知道，其实第一枪李亚东就死了。牛孟玉也起来了，说咋回事，这个家伙本来迷迷糊糊睡觉，他回头看是咋回事，结果被打上了。原来是一枪打在他肚子上了，他一下子就倒了，枪打在他肝的位置，但是他的肝胆一紧张收了一下并没有打中肝，他也是一点声音都没有。车厢后面的三个人中两个人就这样没了，就剩下我了，我让黄毛停车他死不停，越跑越快。接下来枪声像过年放鞭炮一样，我想赶快跑了也行，距离远了就没事了。但是觉得咋不对劲，枪声还跟着走，越走越近，原来是一辆解放牌汽车在后面追着，车上有几十个人，全副武装，五六支冲锋枪一直打着，还在车头架了一挺班用机枪。我的脑袋旁边子弹在飞，子弹打在后车厢上的角铁，从我耳边就过去了，每打车厢板，震我脑袋一下，就像打到我头上一样，无数枪弹通过车厢板。我开始以为朝天打的，后来我听车厢板上丁丁咚咚，我想麻烦了。车里一片鬼哭狼嚎，那些娃娃已经被打中很多了，都在说中弹了，哭着喊着叫唤着。我想真是倒了邪霉，每一枪过去没捱上就算好事，我的胳膊本来伸着，后来一想就马上拿下来。因为是从后面追着打，车厢里面的人还好一点，起码有我们挡着，我是在最危险的部位。我们在靠车屁股的地方，脑袋对着人家的枪，来不及转身。车跑的时候，驾驶室里坐着三个人，其中一个想跳车，车门打开往外看，被一枪打中，掉下去了，最后血流一摊，浓浓厚厚的。躲过前面那一阵急风暴雨般的子弹就算命大了，后来车追平了，解放车高，嘎斯低，人家在车上看得清清楚楚。有一个孙子拿了一束手榴弹准备往车里扔，不知道谁说了一句先别扔，这个孙子才没有扔，如果扔的话我们一个也活不了，这就是第二条命拣上了。车超过去了，对着我们驾驶室就打，把开车的黄毛两条腿就给打断了，他一下子爬车上了。旁边的人也被打了，车没有人驾驶了，那么快的速度往前冲，必翻无疑。正好前面有一个四套马的大马车，装了满满一车砖头，听见枪响以后，车夫就跑到苞米地里躲起来，嘎斯车正对着马车屁股就撞上去了，轰的一声就爆炸了，我以为手榴弹爆炸了。我一直想脱离这个车，正好机会来了，我于是腾空而起，如鸟飞翔，在空中飞起来以后，砖头在天空中如礼花一般，我穿过砖头在空中拐弯，自己就觉得自己飞起来。我是主动跳出去，弹起来的时候觉得在空中拐弯了一样，而且脑子还想着很清楚，不能掉到水泥地上，更不能摔在马路牙子上，要正好掉到白杨树槽子里，那个地方是虚的，平时还经常浇水，比较软。我正好落到那地方，落地后连滚带爬马上起来找了一个电线杆后面躲起来，心想这样就打不上我。惊魂未定，一个人拿着二八盒子，一眨眼出现在我面前了。我一看，你不是那个谁吗？我也不知道他叫啥，但是看这张脸我认识，山羊一样的脸，他是我小学时的同学，比我低两级。他说你不是那谁吗？我说就是，他也叫不上我名字，我也叫不上他名字。我说咋回事？他说你不是三促的吗？我说你不也是三促的吗？他说就是啊，我说那打什么。这才知道打错了。我们跑过去一看，整个车成扁的了，车门子也打不开，人都软了。几个人抬着一个人下来，把他抬到他们的解放车上，这个人的血已经和头发黏在一起，头上像裹着红绸子，我一看那个人穿着空军蓝裤子，和一双将校靴，死的人是李亚东。我们一共中弹死伤七人，只有三个人没捱枪，我，还有里面两个小家伙，躲在人后面。后来那个车我去看了，后车厢板打得就像马蜂窝一样，就是我脑袋这一块一颗子弹都没有，真是上天保佑。我回到家里以后不知道自己挨枪了没有，把衣服全脱下来看。我弟弟在门口打羊髀石（羊的椎关节，新疆小孩玩耍的赌博工具），看我面如土色，赶紧往回跑。我吓坏了，拣了条命回来，魂都吓飞了。那次打惨了，我乒乓球拍子丢了，眼镜也找不见了，车厢板子上都是血，有的人中五弹，最多的人中了七弹。当时挨枪的时候我头脑极其清醒，就像拿冰镇的一样，我想办法要脱离这个车，车撞上马车的一瞬间，车屁股一颠，往起抬很有力量，我借势跳出来了。后来追打我们的人说，你就是跳车的那个？我说就是，他说，这个孙子跳得像飞一样，像鸟一样，在天上飞。这是我一辈子经历过的最危险的事，真是冥冥中上帝保佑了，没有他老人家保佑，当场我脑袋上早打无数个洞了。武斗时期乌鲁木齐的日常生活以下为周涛弟弟晓东、晓星协助的回忆——那个时候居民家里死男孩的比比皆是，哭声不断。乌鲁木齐到处是工事，有些楼门都封死了。乌鲁木齐武斗的整个格局，南门以北基本是三促的地盘，南门以南是二司造反派的地盘，北门这一块有几个二司的据点，一中、第一师范和八中385。三促在武斗的过程中把一中和第一师范拿下来了，就剩下385了，本来说打完一中要接着打385，最后就没打。385有60火箭炮，往军区大院打。造反的这些人不会主动出击，他是防守，是文斗，每天大喇叭放的就是造反派的宣传，“打倒王恩茂”。保守派这边也不是天天跟他打，是策划好了以后集中几天打，把对方阵地拿掉。各个单位和各个学校都有保守派的组织，到总攻的那天各个保守派组织一起来打，平时大家分散开各干各的。很多都是抢兵工厂的枪。1967年是武斗最厉害的阶段，武斗持续了一年的时间。打的时候街上没有人了，老百姓全钻家里了，在街上走着走着就听到有枪声，估计就跟现在的叙利亚差不多。但是人在那样的环境当中并不觉得很恐怖。打死的都是学生，打死也就打死了，也没有追究打人者的责任。八中的保守派被385给赶出来，就住在自治区党校的办公楼，那个办公楼的侧面正对着八中，两边经常用枪隔着建国路的街就打。我们那时候小，经常在保守派这边跟他们一起玩，打起来我们就钻到窗户底下看。何志刚还是左撇子扣扳机，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很深。窗户基本上都已经拿砖头封死了，留下几个小枪眼。大的武斗场面也不多，不打仗的时候开车拿上枪到处玩，有时出去一趟抢面抢油，不抢没吃的。把单位占领以后，他们接管了单位的食堂，把大师傅撵上给他们做饭。那时候是彻底的自由了，无法无天，有枪便是草头王。到了后面就开始抢车了，一开始抢大车，后来抢小车。抢几辆小车自己开上，天热了，开一个敞篷车，几个人拿着冲锋枪满乌鲁木齐乱转。一般还是在自己的根据地，到了人家的地方就挨打了。互相抢枪，晓东的手枪也被别人抢过，还是一个派的，谁也不认识谁。死了不少人，现在想那些人都是白死的，死得最不值了。打枪时还有群众围观，藏在墙后面看，人的好奇心战胜恐惧心。尤其是半大的娃娃，哪个地方打枪就往哪个地方跑，小的时候不知道有死的事。看到被打死的人，从楼里被抬下来。打一中的时候，我们派出一个小分队去支援一中，有人走到半路上中枪了，躺在马路上，但是谁也到不了跟前，他就在马路上疼死了。武斗也有一个过程，一开始是拿大头棒，拿石头，后来就开始有了铁矛子，戴着钢盔，那时候工人最厉害，到拿枪打的时候工人就不行了，转业军人太厉害了，他们会打枪，有值班连，他们都是半军事化的组织。八野联总是属于这一批的，他是主攻的主力，学生都是一些偏师。到最后两派已经完全整合了，造反派成立一个总的指挥部，把下面大大小小造反派组织整合在一起，一声令下，所有的人都服从。保守派也有一个最高领导级别，下面无数个大大小小小组织，小组织都统一归他领导。到最后等于是两大派，不像一开始，大家散兵游勇，几个人关系好就可以组织，几个观点一致也是一个组织，互相之间基本上没有什么联系，都是一种自发的革命热情，到后面就有组织了。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基本上就没有群众组织的事情了。蛇牌橹子我从1967年开始有了一支手枪。这只枪是八一中学的一帮人去兵团去抢枪，叫人家打了一个屁滚尿流，但是得了那支手枪。抢到枪的那个人手被打断了，肚子上挨了一枪，胳膊上挨了两枪，一共捱了三枪。我到医院去看了他。那次去抢枪的有三个人。一个是红造部对我写的《望韶山》印象深的人，他是八一农学院副院长的儿子，他又找来了两个跟我同级的，一个是西安公路学院的，叫李小敬，他后来是浙江省民政厅的厅长，还找来一个申秋风，是海南外语学校学法语的学生。申秋风的父亲是兵团基建部的部长，搞援越的。李小敬的父亲是老红军，新疆自治区供销社的副主任，和王恩茂是亲家。这三个家伙跟我厮混的时间不短。这个抢枪挨了三枪的人就是申秋风。申秋风说他这一辈子再不愿意玩枪了，这个枪你玩吧，我说行。枪是蛇牌橹子，德国造，里面还有五颗像花生米一样的子弹。那个枪也惹了不少麻烦。我弟弟晓东把那枪拿去了，说他想带一带，我说行，出去别让人抢走了。结果让高级中学一帮子抢走了，最后要回来了。枪要回来以后，我就装在身上，有时候在院子里打打靶。后来就把它放在我父亲办公室的抽屉里。八农子校有一帮娃娃在那儿，一眨眼的工夫手枪找不见了。张军认识八农的娃娃，我怀疑就是那个小子偷的，就把那个小子找来了。那是一个小学生，我说你过来，到我这来一下，那时候我们是大学生。我说把手枪拿回来，他说我也没拿，也不知道你的手枪，审了半天审不出来。张军有办法，上去一顿真打，啪啪地打，小孩哭开来了，张军说你要是不把枪交出来我就把你打死，结果他招了，张军说把枪拿回来，这个小孩就拿回来了。到了收缴武器的时候，这支蛇牌橹子就正而八经给上缴了。1969年我们上天池玩，赵北的弟弟赵南跟我一块去。那时我们都是武装青年，带着枪，上天池乒乒乓乓打枪玩。白天没事在天池里划船，有两个人是石油上的，扑通一个东西掉下来了，掉在船上，船上有水，我拣起来，是一把手枪，很漂亮的手枪，比较大，是二号加拿大，攥在手上特舒服。我当时想知道枪里有没有子弹，但害怕一拉子弹掉在水里怎么办，就没拉，我想肯定没有上膛，我就对着赵南的背，正准备扣，心想还是别对人了，稍微偏了一点，一枪打在水里。赵南一下子惊跳起来，说谁打枪呢。他们往岸上看，以为岸上的人打的，我说我打的。赵南吓坏了，其实我才吓坏了。我原来对着他的背，正准备扣，脑子闪了一下，如果有子弹一枪必死无疑，他要死了我也活不成了，我也得跳下去。从小一个院子长大的人，父母都在一起，他要是死了我咋交待呢。“文化革命”后期开始成了逍遥派了，他们就跑到天池上把领导住的别墅占着，各个组织都占着别墅，一住住上几天，十几天，又有车，又有枪，就开始享受了，听说他们还把李双江抓起来唱歌。李双江那时候已经唱歌有名了，但是没有后面名气那么大。我们都跟学生组织在一起混。这次差点把别人打死，上次是我差点被别人打死。哈拉沙尔之行“在北京新街口大街上走着的时候，他头上歪扣着一顶边角磨得灰白的旧‘坎土曼’便帽（短檐鸭舌帽），那帽子不是‘戴’在头上，而是随便地放在上面，老像是要掉下来似的。帽子下面是一颗翻滚着乱浪般卷发的大脑袋，再下面，浓密而黑的眉毛几乎有连在一起的趋势。他面庞方正，所以帽子歪点也不显斜，下颚有力，一看就是在草原上撕吃过好几年羊肉的人。”——《有关张承志的随笔》我的散文写作和张承志有关，我们有过10年的交往。最早是在1982年，张承志跑到新疆来。他那时候名气不大。1979年他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得过全国小说奖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我看那篇小说的时候还想这哪像小说，倒像个散文，标题像诗的标题，文章也觉得写得学生腔。他托人说跟我认识一下，就跑来了。他是中国社科院的研究生，当时我很尊重他，他也警觉，表面上很尊重我，他那时候的名气和我差不多。他来了以后两个人就说一块到阿尔泰去转转，想去喀纳斯湖。两个人结伴而行，一路上悠悠荡荡走了很多地方，他还考古，我对他的考古也不懂。一路上他带着他的小说《大坂》。他把手稿拿出来给我看，我看完以后提了一点小意见，就问他往哪发，我说给《上海文学》，他说他《上海文学》不熟，我说我熟，我给你推荐，就在塔城寄出去了。后来《上海文学》跟我说，那篇小说三天过三审，上了小说的头条，发表后震动京师，据说对刘心武这些人有震动。后来张承志一发不可收拾，发表了《北方的河》、《黑骏马》。《黑骏马》开始发出来的时候没有造成影响，和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发在同一期的《十月》上，《高山下的花环》掩盖了《黑骏马》。他那时候很快就火起来了，《上海文学》颁奖的时候他和我一起获得首届文学奖，他是小说，我是诗。当时同时获奖的还有一个叫程童一，程童一现在是二十七集团军政委，这个人诗也写得不错。程童一比我聪明，当时他是南京军区的，他去领奖的时候，王编辑也把我们俩介绍给茹志鹃，介绍程童一的时候就说他是南京军区青年处的处长，茹志鹃竟然说出什么话来，她说我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官啊。我当时对茹志鹃的印象很不好，明摆着是讽刺，文人恶习确实有。我当时听了以后我就觉得这话说得不让人喜欢，酸，他比你小一辈都要多，当着面说人家，人家也不是傻瓜。所以程童一迅速决定上海文学获奖这一系列的活动他不参加，走了。我当时还说你不参加就剩下我一个当兵的，没意思了。写诗本身也是他的爱好，结果跑到这个圈子里不受欢迎，让人讽刺完了回去了，然后他就直直地走官道了，再不写了，现在将军当上了，很快要当中将了。在文学最热的时候抛弃文学，那也是了不得。今天我回想那一幕，我觉得程童一确实有南方人的精明，那个时候文学高于一切，让他看到了这个圈也不是好混的，起码很不温暖，而我多少年以后才知道里面不温暖。张承志本来是两栖动物，一方面考古，一方面写点小说散文，后来他干脆就放弃了考古，专门搞文学了。他当时在北京跟他老母亲在一起住着，房子都比较狭窄。想要房子，可能社会科学院没房子，正在他火的时候给他推荐了海军，叶楠在海军那里，把他弄去当兵，他当时就去了海军，那是1987年后。到了部队以后，张承志给海军还写过两篇文章。有一次他跑到《解放军文艺》社，我们都在那里，他把我和海波叫上出去吃饭，在路上走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你到海军未必是个好事，就我对你的了解来说，好像你能不能在军队这个环境里生存适应是个问题。他说我当兵这个事只有你这么说，我说我深知从地方进入军队其中磨合的难度，像他这么个性强，很难磨合。他当时是为了住房，海军能够给他一套团职房，另外他好像对军队有一种向往，男人总是对军队有向往，而且他有一种理想主义的想象，觉得军队应该是怎么样的，他不熟悉，但是真正来到军队以后是另一码事了。很快就到1989年了，之前我们关系都很好，但是我感觉到他的思想出发点跟我的差别越来越大，开始不是出现在文学上，而出现是在政治上，他当时有些离经叛道的色彩，这些东西被掩盖掉了，到一定时候就成长起来，等他成名以后，在社会上越来越多受到吹捧，骨子里的东西也就露出来，在以前他不敢露。他对军队离心的东西越来越多，结果他打报告要复员，好像海军的一个参谋长是个回族，马本斋的儿子帮了他一下，让他顺利地复员。当时他一个是和海军脱离，第二个是听说和发妻离婚，第三是成了社会的自由人，按他的个性也是很要强的人，毫无疑问是很有才气的，后来写了《心灵史》，皈依伊斯兰教。他皈依伊斯兰教，跟我距离越来越大了，大到分道扬镳，这个时候我也就和他不联系了。之前我们是关系很好的，他到新疆看我，我到北京去看他。张承志才识毫无疑问是有的，人也是比较讲义气的人，不俗，高雅，是有着优秀品格的人。但张承志除了政治上有些观念和我不太一致，关键他有回族人的一些小民族心理，心理应该说是狭隘的，他不是那种包容性、大气的人。他的个性很强，浑身都是才气，但是他身上的弱点也比较明显。我们俩认识的时候，差不了多少，虽然他是北京人，我是新疆人，在文学上来讲不是说谁名气多大，是平等的。因为他是研究生学考古的，我在这方面陌生，所以我很尊重他，接触以后发现他的文学也很厉害，所以我对他始终很友好，很敬佩。他的东西我不但帮他推荐过，而且我始终多有赞赏，毫不保留。有一次，《文汇月刊》要发一篇写他的文章，让他找人，他吭吭哧哧、绕来绕去说这么个事，意思就是让我写，问我愿不愿意写，我说没问题，我来写，而且写作家印象记的这种文体我写得最好，我写了《张承志这个人》，大家都满意，包括他的妻子也很满意。有四千字。后来《解放军文艺》要发一篇我的印象记，我就跟主编佘开国说，你问问张承志愿不愿意写，有没有时间，我也不敢确定他能不能写，张承志答应写，主编还说，你们俩也是好朋友，互相写写印象记都吞吞吐吐不敢直接说。他写得也不错，比我那个更短。张承志的问题就是偏狭，这个我后来有感觉。我们俩一块去了库尔勒，我写了《哈拉沙尔随笔》，在《解放军文艺》发了以后，张承志请吃饭，还有李晓桦，我们三个人一块去北京的大地餐厅。吃饭的时候张承志就吞吞吐吐说你那个文章我看了，我说怎么样，他说前半部分写得挺好。李晓桦就不愿意了，说什么前半部分，全都好。张承志不说话了。他即便肯定你的时候，他不愿意说，他要保留一下。我们俩去了哈拉沙尔，就是新疆焉耆县，一路上两个人天天在一起，睡觉也是一个炕。我当时写了一篇小说《猛禽》，写出来以后就寄给《人民文学》小说组了。我当时带着稿子，我说我写了一个小说你看看，从头到尾十几天就没见他看过，到结束的时候我就不高兴了，说给你个小说七八千字都不到，十来天都不看。他说你咋知道我没看，我说我天天跟你在一起，我就没看见你有看的时候，每天晚上聊天，吹牛吹到晚上两点，困了就睡觉了。他说你睡着了以后我起来看的。我听着都害怕，啥人嘛，我睡着了两点以后他起来点着油灯看，太恐怖，至于嘛。我说咋样？像个童话，他说。反正他不跟你说好。然后他说《人民文学》发小说也挺难的，我一听也就不说什么了。没多长时间，《人民文学》编辑王清风给我回了信，说写得好，很快发，欢迎以后多写。发出来以后，《猛禽》应该说是别具一格的小说，从来没有过那样的小说。张承志就不肯说好。而事实证明这个小说直到今天仍然充满了生命力。他后来跟我说，刘心武看了以后也说像个童话。小说有各种笔法，童话笔法是高级小说。散文和小说本来就没有严格的区别。到后来又有一次他到新疆来我们见了面，送我出来的时候，他在路上说，你那个《人民日报》上的文章我看了，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篇文章。我说那个算什么，《一个人一辈子只能做一件事》，那是小文章。他说我认为很重要。当时我说我还有那么多写得好的长文章你不看，《蠕动的屋脊》、《沙拉哈尔随笔》、《伊犁秋天的札记》。他说我都看了。我想你都看了却不说，专门找了一篇小的，不能反映文学创作本质的一篇，等于是一个杂文，这就说明他不愿意提那些东西。我心想，以你的文学鉴赏力，你能看不出来这是一篇精彩之文吗，《伊犁秋天的札记》为什么不敢说？当时写长篇散文，我们是较量，我第二个准备超过的人是他。他写了《心灵史》，我写了《游牧长城》，他写了《一册山河》，我写了《山河判断》，都是不谋而合。诗歌是拿着叶文福当标尺，要超过他，散文到了后来就是张承志，算是中国文学的重要尺度。我的散文就是这样完成的，我就要找一个北京的标尺，而且要密切接触，要知道他想什么，把握住他们的深度，不能瞎写，要知道中国那个时期在这个行里思考最深入的人在想什么，他们走到哪去了。他当时确实是代表性人物，《北方的河》、《黑骏马》、《心灵史》、《金牧场》，确实太有分量了。我必须要找到一个代表人物来提升自己，我当时从叶文福身上也好，张承志身上也好，确实获取到一些营养，但是我也不直接学他，我只找到一种尺度，就知道这个人走到哪个山头上去了，不能漫无边际，这是我的文学策略。我始终有这么一个本能的策略，决不可以被新疆的文化封闭住，解决的办法就是要找到当时有高度的人。张承志也是我文学生涯当中的重要参照物，我跟他比跟叶文福更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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