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15周年：中国从全球化追随者到引领者_国际先驱导报_《参考消息》官方网站
流动人口子女通常要去非正式学校上学，老年流动人口也面临三大困...
深圳工厂制造的产品都在华强北流通，几乎所有电子零部件在这都能...
入世15周年：中国从全球化追随者到引领者
作者：国际先驱导报网络版 吴宇
责任编辑：姜涛
核心提示：“未来新的国际价值链分工的核心，就是创造新的‘高级生产要素’，这也是中国从经济全球化的追随者变为引领者面临的新挑战”
国际先驱导报12月9日报道 世界贸易组织（WTO）副总干事戴维&夏克近日在上海表示，中国现在不仅在全球价值链中扮演重要角色，而且已经是世贸组织的核心成员，期待中国在世贸组织未来发展中发挥更重要作用。加入世贸15年，中国从经济全球化的追随者变为引领者，在地球上画出了一条怎样的&路线图&？这一对全球经济产生深刻影响的历史性事件，又带给世人什么启示？中国如何延续加入世贸的发展&红利&？中国经贸在世界占有重要地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全面分析国内外形势，为加快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年来，中国坚持享受权利和履行义务相结合，实现自身发展和促进世界共同发展相结合，在更大的范围，更高水平上参与了世界经济合作和竞争，中国和世界的经贸关系因中国加入世贸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从经济数据统计看，中国已从加入世贸之初的全球第六大经济体跃升为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增长8倍，达10.87万亿美元（1美元约合6.88元人民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048美元跃升至7925美元。中国货物贸易额的全球排名由第六位上升到第一位，出口额和进口额分别居世界第一和第二位。其中出口额达2.28万亿美元，进出口总额已从2001年的5000亿美元跃升至2015年的近4万亿美元。中国因持续吸引众多外资成为&世界工厂&，&中国制造&行销全球。2015年，中国服务出口与进口增长速度均大幅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服务出口额与进口额的全球占有率分别达到5.9％和9.9％。中国外汇储备也从2122亿美元增至3.3万亿美元。在国家逐渐富强的同时，普通百姓生活水平显著提升。家电、手机、电脑、汽车、通信资费等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大幅下调，昔日的奢侈品已变成今日的生活必需品。15年来，中国企业逐步积累起资本与经验，开始走向世界，参与全球产业链布局，迈向全球价值链高端。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创下1457亿美元的历史新高，是亿美元的21倍，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截至2015年底，中国约有2.02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境外设立了3.08万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分布在全球188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已达1.1万亿美元，投资领域从农业种植、能源矿产开采、影视娱乐到高技术研发制造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在全球进行产业链战略布局。以贴近市场和寻求产业升级为目标的对外投资，近几年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主流，一批具有国际视野、懂得统筹国际国内市场和资源的中国企业家正在成长起来。推动全球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来自商务部的统计显示，中国加入世贸15年来，中国一直是最受欢迎的外资目的地之一，在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的排名榜上始终名列前茅。2015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1263亿美元，是2001年的2.7倍。在华外资企业分享了与中国经济一同成长的机会，多年在华利润率远高于其全球平均利润率。与此同时，&走出去&的中国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努力融入当地生产与生活，与东道国实现互利共赢。2015年，中国在境外企业向投资所在国缴纳的各种税总金额达312亿美元，较上年大幅增加63％；雇用外方员工123万人，较上年末增加近40万人。15年来，中国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拉动明显。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的年间，全球资源密集型国家的增长有十分之一来自中国需求的增加。根据美中全国贸易委员会统计，2000年在华美资企业市场规模不到500亿美元，现在已达到4000亿美元，中国已是仅次于加拿大，与墨西哥并列的美国第二大海外市场。即使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也一直是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的积极贡献者，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过去七年中超过25％。中国的经济增长在下行压力增加的2016年前三个季度，仍达到6.7％，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表现突出。来自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研究表明，在经济全球化的30年特别是近15年来，中国的高速发展有力推动了全球经济结构的多极化与转型升级。长期以来，世界经济由少数单一发达国家所主导乃至垄断。加入世贸15年间，中国通过市场取向等改革，使近8亿人口摆脱了贫困，富裕的中等收入群体拉动了全球商品和服务需求的增长；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异军突起，使世界经济单一局面产生了重大变化。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30年来，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从28％上升至50％，社会财富从22％增长到70％，贸易从21％发展到50％，投资从26％增长到65％，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群体之一。而新兴市场的崛起和持续发展壮大，中国是其中最大的贡献者。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更公平合理中国作为世贸组织成员15年来，从遵守多边规则到积极参与规则制订，推动和维护了世贸组织所建立的国际法治。中国严格执行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进程，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积极利用世贸组织规则，主持公道，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加大对外交涉力度，妥善应对贸易摩擦，维护国内广大企业合法权益。正是由于中国与大多数世贸组织成员的努力，人类有史以来，国际法第一次被有效实施，世贸组织法规从昔日的&软法&越来越显示出&硬法&的迹象。在积极参与国际贸易规则制定的同时，随着电子商务、环境保护、气候变暖等新经济现象的不断涌现，中国积极建言献策，与大多数世贸组织成员共同填补现有贸易规则的空缺领域，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与时俱进，向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演进。在今年秋季举行的G20杭州峰会上，20国集团领导人再次明确了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立场，决定将不采取新的保护主义的措施延长至2018年；同意加强区域贸易协定透明度，确保其与多边规则的一致性；承诺今年底前G20成员全部批准《贸易便利化协定》；同意继续推进多哈回合剩余议题谈判，开启讨论潜在的、符合各方利益的新议题；通过了&国际投资指导原则&，为今后国际投资规则的制订奠定了基础。这些全球经济治理成绩的取得都离不开中国的积极倡导和率先垂范。从中国加入世贸15年的发展道路，可以总结出中国对全球经济治理的四个关键词：一是维护，二是改革，三是补充，四是创新。其目标都是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向更加公平合理方向演进。&以开放促改革&启示意义重大15年来，中国全面履行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程度显著提高。中国政府通过将世贸组织的&非歧视&和&透明度&、公平竞争等原则融入到国内的经济制度中去，使规则意识、法治精神和知识产权等观念深入人心。中国关税总水平由15.3％降至9.8％，服务贸易开放部门超过100个，总体开放水平不断提升。同时，中国政府进行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清理法律法规工作，涉及数量超过3000条。回首加入世贸15年的发展道路，中国积极学习和运用市场规则的努力完整而清晰，即探索出了一条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立起了统一、透明、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又适合具体国情的法律体系。全国政协常委、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理事长兼总裁王新奎认为，中国15年前加入世贸组织，既是中国长期以来主动融入世界经济的一个结果，也是&以开放促改革&进程的新起点。面对当前复杂艰巨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依然离不开&以开放促改革&，这是加入世贸15年的一项重要启示。树立&以投资带动贸易&思维据上海世界经济学会会长张幼文研究，中国加入世贸组织15年来，对外贸易和国内生产总值持续快速增长的内在逻辑与外商投资密不可分。外商不仅带来了投资，还把技术、产品和国际市场销售网络等&高级生产要素&带入中国并与中国闲置的劳动力要素结合起来，由此带来全球罕见的双赢增长。&这一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正是经济全球化的深化表现&。张幼文认为，当今已经进入投资超越贸易的历史新阶段，并呈现三方面表现：一是投资替代贸易，即跨国公司大举到东道国投资，相关商品和服务直接进入东道国市场；二是投资创造贸易，即通过投资提高东道国出口能力；三是投资改变贸易，创造新的价值链分工。张幼文建议，延续中国加入世贸15年的发展&红利&，同样需要中国企业树立像跨国公司那样&以投资带动贸易&的战略思维。即一方面通过国际并购获得目的地市场企业的品牌、技术、销售网络并带动国内产品出口，积极参与国际价值链分工，另一方面要通过&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带动民间投资，让中国企业在经济全球化新进程中创造新的&高级生产要素&。&未来新的国际价值链分工的核心，就是创造新的&高级生产要素&，这也是中国从经济全球化的追随者变为引领者面临的新挑战。&张幼文说。（本报记者发自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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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先驱导报评论：成也全球化，败也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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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汉】商汉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600年前，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试图进行跨洲际远航的人，郑和并没有想到，有一天，他所代表的这种人员和资源的流动，会成为世界发展的主要方向。他更没有想到，在600年后的全球化体系形成之后，公众会作为对抗全球贸易体系的敌人而逐渐走上历史的舞台。
　　后者是安东尼奥·内格里与迈克尔·哈尔特在《帝国》一书中，对全球化“帝国”的敌人在哪里的回答，而且看起来在刚刚结束于香港的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上，得到了部分程度的响应。甚至比起世贸组织冗长的会谈来说，韩国农民在门外锣鼓喧天的示威更为抢眼。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门内全球化的趋势已经不可为门外的集体意志所阻挡。对于任何国家和地区来说，问题只是在于，如何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让自身利益最大化。
　　通俗地说，全球化的过程，就是一个再分工的过程。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势必在稳定的全球体系中扮演不同的角色。而世贸组织所建立的对话平台，就是希望将这种分工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稳定下来，并持续下去。动机或许良好，但是结论未必如愿。有一个全球贸易体系，是不是也有一个有力调节各方利益的机制。
　　从目前来看，世界贸易组织还不足以充当这样的角色。
　　历史赋予现代中国的使命，势必是在全球喧嚣的格局中，呈现最令人艳羡的发展势头。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在全球化中不存在任何风险。比起那些有钱买机票、住酒店、参加示威游行的韩国农民来说，其实今天还有更多的发展中成员处于世界贸易的下游，在全球贸易的国家和地区保护体系中不断受害而无缘发声。参照来看，中国仍然存在的廉价劳动力，让中国极有可能沦落其中。
　　规避风险和占据利益多数时候是同一个名词。但是只有进入全球化这个体系，我们才可以从容地讨论这样两个合而为一的命题。这使得中国一方面要积极进入这个体系，另一方面更要在这个体系中占据主动，关键就在于，我们应当继续摸索在世贸组织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且恢复郑和后人在中国首次全球化尝试中的气魄和肚量。
　　600年了，我们很难说郑和是全球化的先驱，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说，中国在600年前就曾经有过机会思考自己在全球的定位，但当时由于各种原因没有机会继续下去。因此我们今天仍然有必要重新开启这个话题，尤其是当多数发展中成员在全球化过程中将中国的动向视为指标的时候。作为中国人，并不简单地以善恶来看待全球化，似乎更合适一些。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本文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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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目相关信息
D091.5-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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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91.5-53/01(SH)
图书馆公告全球化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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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全球化与法
【副标题】 一个形成中的交接点【作者】 ，，
【分类】 【期刊年份】
【期号】 1（春季卷）【总期号】 总第7卷
【页码】 1
【摘要】 [内容提要]本文探讨了法律多元主义、互相合法的交接处、多元主义来源以及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中的反映，并从法律的角色、交接点、国际一级的竞争等方面讨论了全球化与法的若干问题。
【全文】【】 &&&& 　　引言
　　国际或跨国法规调节制度正迅速成为社会法学与法律研究的重要课题。这一新局面源自人们对各种不同研究兴趣的追求，如律师和法律专业性质的改变，法律界与商界的关系，国际商贸规章条例，跨国界的健康、环境与公害，人口和移民。这种研究起初只是对某一专题的探讨，如对国际证券市场的调节问题[1]或国际商务税务问题[2]，
　　后来才提出了更具普遍意义的课题：新规章制度的操作过程，规程之间的竞争与协作，法律现象的全球化等。在社会法学领域，此类研究表现在目前诸多大会、专题讨论和各种纲要都明确地把主题确立在一个点上：法律文化――冲突与渗透，争夺与共处。1996年召开的美国法律社会协会和法律社会学研究会共同会议的主题就是“全球化与正义探索”。
　　全球化概念一经援引，人们就会联想到法和国际法漫长、重要的起源，因为它们代表了某种国际含义，如国际贸易法和比较人权。毫不奇怪，目前许多研究仍然是在传统的概念下进行的，它只是逐步地走向更宽大的世界观景。这种方法并非只是嗜好的产物，它反映了对似乎扫荡一切的全球化提法的自然的警觉。这种警觉或小心也可从其它学科对其所持的态度中反映出来，如社会学就被认为比法律具有更高的普遍化意义。
　　那么，全球化概念为我们提供了什么新的不同与比较法和国际法的陈旧世界观念的东西呢？人通常应当谨慎地提出某一新的和根本性的、法律的、历史的或社会的问题，特别是在意识到接受这种新鲜事物是一种持久战时更应如此。然而，或许某些深刻的东西处于迅速扩大的多极之中，其调整范围具有根本的相互联结的特性。笔者先提出有关全球化的几个重要特征，而后再进行一些细节性的探讨。第一、全球化问题是经济法与政治主权、合宪性问题交叉发展以及对社会质量和劳工平等、福利、文化和环境法的关注，即许多不相关的领域联结起来。明显的例子是信息法成为新领域。第二，全球化是指掺杂着国际法利益的国家和非国家在相似领域的法律形成过程中的相互影响。有些影响是纯属地方性的，有些则可能超越国境。如商贸或宗教。也就是说，国家作为立法和法律意识的渊源的概念已经式微了。超国家或可能是一个国家的贸易法领域――新民商习惯法――的出现就是有力的例子。
　　法律多元主义
　　法律中的多重现象与流行于社会法学研究中的法律多元主义是非常一致的。必须强调个全球性的构架并非意味着法律制作中的趋同和一致，即使某些理想化的全球经济自由主义的法律模式也是如此。当前的许多工作都是有意识的、适宜的尝试，力求探索出一种方法，在承认存在某些根+共性的同时尊重差异、竞争和偶然性。笔者倾向于赞同该观点：大变化正在出现，提倡无边界资本主义经济和贸易自由全球化的先驱们已令人注目。[3]我们要观察的是国家规则体系的未来。[4]不管运用哪种方法观察，结构分析（经济、政治、社会、法律如何运行）总是需要的。另外，还要认识到生产与政治权威相对抗关系。
　　然而，不要把实践和理论混淆起来。[5]全球化只不过象任何一种对抗于其它思想的主张一样，与其面面俱到，不如着重考察具有战略意义的方面。我们必须准备接受更多的认识方向，更多非中央化的规范创制，更多的政治自主，更激烈的文化竞争，以及由此带来的非稳定和规范秩序的非透明性。[6]大胆尝试捕捉国际证券规则本质后的结论就是，“证券规章制度领域中存在着相互交织、影响和国际合作的总体上混沌的性质。多重理由、多样方法、多种范围相互作用形成一个复杂和经常是不明晰的基体。”[7]
　　我们已从有益的教训中认识到人们可用不同的方法去创设和解释法律，法律多元主义对今天的研究并非是一个合适的定论。[8]我们的任务是去理解不同合法性间复杂而又能动的关系，那种既相互对抗、交错，又相互渗透的世界现象。[9]我们是相当广义地使用“合法性”一词，狭义的“合法性”也可被视作对抗于其它“法规调节技术”或秩序体系的概念。
　　就国家而言，各国并不只是在比较的基础上简单地借鉴或移植其它国家的法律传统和模式去改变本国的情况。国家必须考虑：一国的发展是否对他国有直接的意义。与此相似，传统国际法曾力图处理军事摩擦，边界控制和管辖冲突问题，而现代国际法则调和和消除“边界背后”法律制度的差别。“全球化世界，跨国公司在尖端产品与服务上存在竞争（如国际贸易的增长比例），各种体系之间也存在竞争。全球化世界较少容忍体系差异――而这正是国际摩擦体系冲突的新根源……。”[10]大多起初是新的国际性课题，如今已进入国内领土：新国际政策。
　　互相合法的交接处
　　怎样描绘这一多极而又联结的世界呢？在牺牲单向思维的直线性和清晰性的同时，我们不能在两种合法性之间完全妥协或解决的基础上继续进行描述。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找到调解这些冲突的方法――交接处的设计。在分析冲突性质之前，笔者先给出一个“交接处”的轮廓。
　　“交接处的设计”所指何意？在慎重使用机械作比喻时，信息高速公路或信息爆炸或许是构造各方关系的有用范例。在相互作用方面，信息通讯本身很难说是一个全球化领域，其流水图表显示出诸多的组成部分――发放者、传递者、信息和接收者。但大部分注意力自然地集中在发放者的性质及其信息内容上。尽管宗教团体等其它跨国组织也有代表性，发放者主要是跨国企业和诸如新闻有限公司的媒介团体。
　　当今的通讯理论清楚地表明：接收并不是一个被动的、单向的过程。不同国家或准国家的接受者，或者对信息拒不理睬，或者从自己的立场去理解，或者增加内容而改造信息来源。这被称作“活化”。[11]在这一意义上，这是一种全球―地方的相互作用。
　　全球化的广度和深度是由传递者推进的。但是，程序和软件被用以舒通交接点和连接听众，并使信息内容可及、易懂和实用。交接点不仅仅是语言翻译问题，或是一架双通道的桥梁，更是一个联接两种不同系统并使之共同操作的装置。即使在这一狭窄的领域，对程序的选择也并非中立或技术性的任务。听从于社会指示，传递人总是挑选甚至精心设计合其口味的程序。比如，挑选微软网而不是多媒体。软件自身的风格已跟定了信息的形式，尤其是接收者有时仍为自己需要选择程序。
　　笔者想引用这一比喻来代表相互合法性。[12]如果这对描绘通讯技术是贴切的话，那么对发生在国家间法律交溶过程中的社会媒介来说更是适宜。建造是为重建国际经济景象开设调解规范技术冲突的途径。[13]这能否使探讨更适中可行？当发放者和接收者的同一性和全球―地方信息的内容成为最终兴趣时，把注意集中到传递人身上是一个有益的贡献。笔者的策略就是通过研究如何调解传递者自身规范间的抗争来强化这种注意力的。我们可以期望这种调解成为统一而进一步努力的借口。
　　这一方法表明，在寻求对全球化关注的过程中，选择传递人最具超越空间和物质限制的潜力。
　　通讯媒介自然是明显的候选人，但其它有如遗传密码、投资资金、法律服务等千差万别的媒介同样也是值得研究的对象。由于这些传递者处在最具物理活动力的、最快捷的电子移动和符号转换的货币之中，[14]因此为削弱经济独立，政治主权和文化自治提供了手段。再之，由于他们开发专门技能，故促进了所请的社会反射[15]和操控能力，开发与超越了在劳工消耗、利息率、税收水平、规章制度标准、社会习惯、生活风格等等物质条件的差异。
　　多元主义的来源
　　现在通常都把全球化定性为多元主义的过程，一种经济、政治、文化纵横交错的非固定流体。[16]但我们不能简单断言，而必须对其原动力作某些细节性的探索，以便理解它是如何影响竞争流程和模式的。在回答什么是协调不同合法性竞争之间最可行方法的问题之前，有必要再谈一点多元主义。
　　最新的经验当然地表明，最有信心的全球观点是与自由主义相联系的。的确，拉丁美洲和部分亚洲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使许多现实主义者得出结论：这就是世界的主宰性事实。[17]这种局面打开了迈向农产品、工业产品、提供服务、投资流动和信息传递等方面的全球化市场的便利之门，从而比较优势和消费者选择理论被最终认识。[18]对此存在不同的理论，其中最有力的应是主张实现全球范围内更大经济效益的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的新古典经济理论。这种思想自80年代以业已吸引了商界、政府、大学和国际组织的极大注意力。
　　它已经培育了，时至今日继续在预言由法人垄断、秘密精英，以抽象价值为基础的新封建主义和诸如信息等社会资本控制的世界体系理论的政治性经济的悲观面。地方法律成为那些试图保证受益回报、建立本土资源，维护政治权威、保护文化传统或现实社会环境的人的关注点。地方空间成为全球社会集合体和非经济价值再分配的令人取笑的观点。
　　论述全球化问题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对消费者、劳工、女权运动和环境集团的利益持谨慎乐观。全球化，无论从积极还是消极角度都强调金融商人、跨国公司、大科学家、媒介企业、精英集团专家政治。全球化也成为那些对国家政策感到厌倦的人的希望和强心剂。事实上，经济全球化是对旧的主张整体人类、人权和自决的文化一体化的挑战。新社会运动是这一惯有领域――已成为联合国的工作范围的――全球化传统的继承者。
　　在起初的文字里，这些全球化潜力的不确定性和矛盾心理经常成为争论经济、政治和文化孰轻孰重的焦点。笔者希望：对每一法律研究领域来说，一场有益的讨论事实上都是一种全球――地方相互作用推拉器。
　　经济领域
　　1.全球流动
　　全球性经济联系沿不同方向展开。它们不再局限于成品贸易，而向投资、信息传剃和与之相联系的服务业发展。服务供应也涉及人的运动。全球化似乎为经济进程提供了世界性空间和组织形式。[19]在全球化经济中，各种功能可以按不受生物、气候、地理、习惯、社团控制的全球理念加以分派。这种理念有时概括成时、空浓缩的观念。当然，其流动都可穿越一个无边境的世界而被重新排列和协调起来。这一过程中起催化作用的角色是世界观念和实践传递者之间的信息、通讯与交通技术。
　　在该体系里，跨国企业是重要的全球经济实体。通过扩张控制生产要素和如“技术”及发派网络等特殊财产的范围，企业得以利用其大范围经济结构的内在优势。他们在参与基于高技术多智能之上的传递环节中居于中心位置的事实本身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2.位置的重要性
　　毫无疑问，这幅全球体系的图画的确太和谐完美了。如果全球化产生出使市场和生产趋向一致的压力，那么特定化与差异性也被矛盾地加强了。许多发现已向怀疑主义道出全球经济体系的真谛――大企业的全国基地，独特的日本工业组织，某些亚洲国家的新工业化，欧洲联盟以及其他区域性组织集团成长（即使步履蹒跚）、战略契约形式的分工，小商号（尤其在金融市场）的促进者作用，金融业从生产部门中分离自立，生产专门化模式，消费者的口味与反应的差异，对非市场经济活动，特别是非正式的经济和家庭劳动种类存在的承认，等等。
　　经济活动中地方的重要性已被认识。最近的研究已注意到以一“地区”为基础的研究者、供应者、生产者和发送者网络。它们可以进而进入世界经济潮流，在这一结构中，“位置”仍不失其重要性：它们按各自的历史和地理强弱划分领地。生产者或许需要靠近消费者，去了解他们的要求是否得到满足，尤其是他们对小批量、高质量和定制产品的要求。但一般地生产仍是服务于家庭市场。服务行业便显示了这种情况――在服务供应的许多方面，跨边界贸易的可能性仍可打问号；上门服务能力提高竞争力，即使是货物送递，如果消费者遇有安装，维修或服务问题，“面对面”仍是需要的。
　　这种坚持面对面服务的需求使有关放宽接受自然人和直接投资法规的问题变得愈益重要和敏感。此外，它也通过一种物质的途径强化了地方力量：“面对面”通常要求一种与本地生产者的联系，即所谓与地方商行的战略联盟。跨边界服务供应的发展将削弱这种力量，矛盾的是传递者的便利使发放人防止非授权的进入全球市场的努力日益困难，他们从地方寻求安全保障。
　　政治领域
　　1.向主权挑战
　　全球―地方的相互影响也反映在政治上。全球化似乎预示了国家主权的终结。全球化进程削弱和阻碍了国家选择政策的能力和进行总体规范调节的权力。形体上的抽象和地理上自由的电子资金与通讯媒介被认为是对基于地域空间控制的损害。国际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和可变性使其成为传递者的最直接范例。金融和会计工具的革新使该领域自身的国家规范调节得以规避。一般而言，交叉投资，集团内部转让以及跨国连锁的结果，使鉴别商业交易的国籍，通过管理获取利益和控制任何一地区的活动耗费都显得日益困难。税收便是一个经典的例子。就企业集团和网络的性质而言，他们创造性的工作表明其经济过程并不是按国价公司的传统模式或其它规程进行的。
　　全球活动者的流动性的灵活性促生了一系列管辖权间或地区间的政策竞争。金融市场和商业企业对全国经济政策的评论，“转移基地的恐吓”或“法规套汇”的游戏迫使政府让步。国内的精英们则唯恐排斥在全球经济之外而联合起来，市场经济的社会精神和实践也通过国家机构的企业化和私有化而国际化了。
　　再之，如果在早期阶段，这些经济流动体总有特定的有形的安身之处，国家因此知晓如何对这种竞争活动进行某些约束（税收避难所），而现在这一策略逐渐失灵。电子化活动传达了这样的概念：市场不需要任何固定的地理位置，它几乎可被视为只存于通讯系统结构中。这些流动体自由漂游在地域空间之上，[21]它们不仅使特定国家的政策措施的有效性落空，而且通过暴露国家的分离性和不适应性，解释共同利益和要求忠诚，使其在瓦解国家统治的合法性上显出更深远的政治含义。
　　2.国家中心化的延续
　　混乱的现实世界仍有许多团体视自身与国家政策相联结。国家继续声称在利用市场自由和力量方面有利益，因为它们通过各种有关商贸活动、工业发展、媒介、税、劳工和环境的政策影响弱者、其它人及整个社团。在贸易自由化运动中，。经济理想主义和大众选择的辩论都把目标指向国家工业和福利政策中的“保护主义”――把公共政策塑造为利益团体政策。如果我们反对那种认为所有都不过是哗众取宠的观点，不承认国家权力有如私人权力一样，有时会被用于追求宗派主义，权威主义或偏袒而有失公正。国家的双重属性说明了国家主权在自由贸易方面与国际或多重文化主义结合所面临的困难。
　　任何情况下全球工作者对国家政策都不是简单地认为只是一种减少调节机制的要求。市场一体化也许隐示着国家需减少调节，但同时由于国家被要求放宽权力控制和收回某些领域的调节措施，便从其它方面寻求威慑力和正统枚力。市场部分地是由国家指导和支持的。正如下文将要提及的，今天理解交接点结构的关键是商人、投资者和生产者对“保证市场准入”的期望，即放弃对流动自由和进入市场的国家限制，免受他人不公正或过度竞争的伤害。
　　显然，国家既促进也反对全球化过程。矛盾出由此产生――一方面，不仅作为全球化动力的市场逻辑逐渐地溶化进国家文化。另一方面，它又建设了一个国际市场。这个市场的生存依赖于他们正在损害的各个国家机构。[22]这种二重性对国家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化中的力量作出了结论。
　　如果国家仍是一未决的问题，标准化便没有任何目标，人们当然应考虑遵循不同国家要求所付的代价。同时，全球活动者也看到，保留地理空间的重要性和维持地域差别的不便利。“许多最大的公司愈发寻求全球战略，并力争达到一种平衡：既获利于全球市场的结构优势又利用通常决定于地理要素的消费者与生产环节的差异性。”[23]规范间的竞争随利用差异而繁荣，又因统一化标准而受阻挠。全球活动者或许仍寻求“国内化”，但这只是为吸引本地的支持。
　　这一领域（权把它当成是游戏场）仍是崎岖不平的。新的增长的理论已强调了全球市场和竞争的缺陷。地方可通过选择性的支持，经纪，以及组织政策获得这种优势。当不再需要朝内看时，这是用于保护本国产品、疏远进口货物的防范性措施，这时的姿态便会是一个新重商主义者而不是自由主义的支持者。因此，全球化的压力通过全国性政策的棱镜折射回来。[24]有时人们认为标准化更可能出现在有如财产、贸易与协作等这些自由市场经济基本法律方面。明显的例子便是政府利用一系列的财产空隙、契约障碍、规范放弃、许可限制、财经补贴和行政便利偏袒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业和商号。
　　这种解释表明不同风格和内容的法规调整是可能的。比如，对某些国家来说，调整可涉及研究和发展，完备的公共基础设施，专业人员，谨慎管理，诚实与公正处理，环保技术，社会舒适与安全等问题。总的来说是一种竞争与协作，个人自由与公共政策，消费与生产之间的妥协。当对规范竞争的分析常常显示出规范下滑时，它或许可被归类为竞争向上的策略。[25]这种可能性对许多人的生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文化领域
　　1.强调多样性
　　即使采用更丰实多采的经济、政治模式，此类分析仍是以物质为基础并由措施所指导的，复杂的全球社会必须正视经济、政治和文化间的某些根本性分离现象，[26]而这很少被理论归纳。如今文化通常被引之为反对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主要力量。
　　全球化给各种文明、民族、种族和宗教带来了不同观点。反论认为对这一陌生者的进一步认识加深了文化认同感。当然，交叉文化的隔阂仍存在于商业往来中，但这并不只是文化与生产模式和大众消费品的对抗问题。换言之，分离并不只是简单地产生于发展中国家早熟的现代化。各种文化实践历史悠久，包括适应物质需要（如食物需要）的非工业和非市场手段。人们再度对尊重生态学的畜牧方法，非正式的经济交换及家庭劳动贡献的发生兴趣已使千差万别的经济过程明显化了，西方世界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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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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