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应该做些什么提升自己,马云 读书不能改变命运运

为何农民工的孩子还是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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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国经济学家罗斯高在一席发表了一场关乎中国命运的演讲。
这次演讲是他多年主持的团队研究的数据统计结果分析。这些分析并非刚刚获得,之前他已经在斯坦福学报等多家媒体上进行了阐述,但都未引起社会足够的关注。
罗斯高是斯坦福的高级研究员、教授,从上个世纪改革开放以来,长期驻守中国,与中国学者合作,关注中国农业经济和农村发展,进行相关研究。
他从12岁开始学中文,熟悉中国文化,被朋友们称为“比中国人还中国”。他是中国社科院首位获得批准进行研究学习、搜集资料的外国人,获得中科院颁发的“国际科技合作奖”和中国外专局的“中国友谊奖”。
每年三分之一的时间,罗斯高都待在中国。他下基层,做田野调查,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他揭示出中国农村社会贫穷的根本原因、决定孩子智商的基因以外的主要因素,警示了高速发展的外壳下可怕的危机。
这些决定着中国未来的事实,与每一位国人都息息相关。
美国经济学家罗斯高和中国农村儿童
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过着无可奈何的低质量生活
罗斯高在郑州考察苹果公司的代工工厂时发现,应聘流水线的工人入厂要进行智商测试。令他吃惊的是,与一般的智商筛选相反,这里不要智商高的工人。理由很简单,流水线作业非常无聊,智商稍微高些的人很容易厌倦,那样就容易引发辞职。工厂希望稳定,因此只要智商偏低的人。更让罗斯高吃惊的是,符合条件的工人不难招聘到。
这真是去年获得雨果奖的小说《北京折叠》的提前到来。故事中说,未来北京由于人口稠密,将居住者根据阶层分为三个等级,居住在环境迥然不同的三个空间中,分享48小时。第一空间的500万高尚阶层住在大地的一面,2500万的位于第二空间的中产阶层和5000万的第三空间的底层劳动者住在另一面。第三空间的人只能享受晚上10点到下个早晨6点的8个小时。就是说,他们见不到白天的日光。在黑夜中,他们做着极其低等的劳动苟延残喘,用血汗钱支付昂贵的物价浑浑噩噩。
现实社会中的流水线工人们每天高强度、长时间的机械作业,下班后在嘈杂、凌乱的居住地满足于吃吃喝喝、休息睡觉,常见的娱乐方式是电玩、赌博等,他们没有任何追求和进取心。工资不多,日常开销后所剩无几,这样他们必须继续努力工作。没有技术,也没有勇气,更没有眼光去构想,所以也没有更好的地方去求职——只能是从一条流水线换成另一条流水线。
谈不上发展,工作和生活可选择性非常狭窄。生活上重复周围人、前辈的轨迹,草率结婚、早早生养孩子、把孩子丢在老家,自己再出来打工。攒了钱盖房子,为了是给自己的孩子娶妻生子。孩子们长大了没有别的出路,只能是做农民工出来打工。
中国农村父子两代都是农民工的家庭很普遍。滚滚的民工潮支撑着中国经济的腾飞,而他们却始终过着勉强温饱的日子。
63%的农村孩子根本没上过高中
这个怪圈为什么能维持几十年并且日益扩大?原因很简单,一大半的农村孩子没有念过高中。
罗斯高有一套区分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方法。他不关注一直以来经济收入高的发达国家(欧洲,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等),他关注两个群体——五十年来,越入高收入的国家和地区,及处于“中等收入”的国家。他将“中等收入”称为“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国家的普遍特征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现在,已经70年了,它们一直都是中等收入。这些国家跟地区往往不是很平稳,经常是又革命了,又犯罪了。一旦恢复稳定一段时间,经济又会开始上涨。而且你看,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其实都在这个中等陷阱里面。”
高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有个明显的不同。前者的劳动力中的75%是高中毕业生。后者的劳动力中33%是高中毕业生。就是说,前者每四个劳动者中,三个是高中毕业生。后者平均是每三个劳动者中,一个是高中毕业生。而在中国,是四个劳动者中,只有一个上过高中。
为什么?教育制度使然。比如加拿大和中国。加拿大的义务制教育是从学前班倒高中毕业共13年。如果成人后仍不能完成高中毕业,还有专门的成人高中,对居民几乎是免费。中国的义务制教育是9年。加拿大的高中毕业条件是学生修满20门课,其中包括一门劳技课、一门体育课,其他为语言、数学、科学(化学、物理、生物)、地理、历史、职业规划等等,并为社会服务最低30个小时。
13年和9年的差距还不止是多余的4年的课程。更在于,如果学生从一开始进入初中就知道自己不再读高中,他们的学习成绩不仅不增长,有的还会负增长。罗斯高的调查表明,从初一开始,不想上高中的学生的学习基本就是负增长,到了初二更明显。负增长意味着学生们把小学学的东西都忘记了。
这就是残酷的现实。2013年,中国城市高中入学率为93%,比美国还高出一个百分点,但农村的高中入学率只有37%。一面是GDP飞涨、城市大学生的毕业数量每年剧增,一面是农村孩子越来越趋向于文盲。
一半的农村儿童智力发育迟缓
逐本溯源,罗斯高发现从小学开始,农村孩子和城市孩子就有差距。农村孩子的健康存在着问题。“我们给他们抽血,看看是否贫血,是不是营养不足、缺铁——如果你贫血,你脑子不会转,想学都集中不了精神。第二个,我们检查他们的大便,看里面有没有寄生虫。第三个,我们筛查,看看有多少小学生近视可是没有佩戴眼镜。”对13万学生展开调查后发现,27%的农村孩子贫血,33%感染寄生虫,25%眼睛近视。“今天,中国农村2/3的孩子生病了!难怪他们学不好。”
美国经济学家罗斯高测试中国农村幼童的认知能力
但这些现象如果通过免费营养配餐、提高卫生意识、净化水源、免费配眼镜等等物质辅助手段并非难以解决。真正难以解决的、也是罗斯高最担心的,是他的调查发现,农村孩子从小学就学习不如城市孩子好的主要原因是智力问题。
从2014年起,罗斯高的团队给中国农村0-3岁的孩子做智商测试。陕西、河北、云南、北京、河南、城市中的农民工社区中的测试结果是类似的——45%到53%的人智商不足85,低于正常水平。而无论北京、上海、苏州还是伦敦、巴黎,城市中智商不足的孩子的比例是15%。
一半的中国的小孩在农村,那么以后就有三成的劳动力智力发展缓慢。这些智力偏低的人,他们念完或者念不完初中,即使念完认知程度也维持在小学毕业之下。而迟缓的智商、不健康的身体导致他们小学又能学多少呢?这些人的未来的最好的可能性就是流水线和低端劳务市场。一旦这些地方被机器代替,他们又能何去何从?
《北京折叠》中5000万被黑暗隐藏的第三空间就是这样慢慢形成的。但现实世界是不可能折叠的,这些不会被隐藏的低端劳动者正在逐渐拉大中国的基尼系数。
父母的养育方式或许有问题
不是农村的父母不想让孩子“出人头地”,罗斯高的调查数据是,“95%的农民希望孩子上大学,但是现实里只有8%的农村人上大学。”更令人伤感的是,17%的妈妈希望孩子将来读完博士,可初中里三成的孩子辍学。
辍学的学生除了家庭经济因素,很多是自己不想学了。因为学得没意思、学不懂、学了也没用,感受不到学习的乐趣、看不到学习的希望。这就是智商发育迟缓带来的直接后果。
影响智商发育的因素除了基因,就是后天养育。后天养育包括营养和教育。首先,农村父母显然不具备足够的营养观念,3岁以前贫血的孩子占了农村孩子的一半。贫血会直接影响身体发育、大脑的发育。大脑的绝大部分在三岁之前逐步定型、完善,那么一半的农村孩子的大脑会受到贫血的影响导致发育不良。罗斯高说,“现在你去浦东看,我们可以让农民从农村出来,可是他喂孩子养孩子还是用农村的办法——馒头、米饭、咸菜。”为什么搬入城市的农村父母还是用馒头、米饭、咸菜喂养孩子?因为认知不够!不懂得继续读书、学习、查资料,没有与时俱进更新知识的意识,只能依靠老辈子传下来的方法。这就是死循环。
而农村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更是乏善可陈。罗斯高调查的农村家庭中,只有10%的家长头一天和孩子说过话;4%的成年人给孩子读过书;70%的家庭没有书或仅有1本书。一部分农村妈妈外出打工,把孩子丢在家里让老人照顾,老人不具备给孩子读书的能力。而留在家里的妈妈们也许可以识文断字,但是她们没有给孩子读书的意识。吃饱、穿暖、不磕碰就好了,她们除了忙于家务、农活,日常的生活可能是打牌、打麻将、聊天等等。因此有的孩子最早学会的字是“碰”。
这是关系国家未来的大事
“放眼望去,中国农村约半数的婴幼儿智力发育迟缓,这意味着未来4到5亿中国人可能会有永久性的认知障碍。”这是不是非常痛心疾首呢!?
对儿童智力的开发不仅需要父母的重视,也需要国家和政府的支持,因为这关系到十年、二十年后的国计民生。
韩国是少数几个从中等陷阱升入高收入的国家之一,秘诀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们的劳动力就几乎是100%的高中毕业。因此,罗斯高在调查中发现,毕业后进入工厂的女工,20年后可以成为会计、办公室白领,她们的受教育程度、认知程度能让她们不断提升。
墨西哥的劳动力的高中毕业水平和中国一样。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墨西哥两极分化严重。没有高中毕业的低端劳动力的出路只有三条,“一个是打杂工,做玉米饼啥的,这些工作是没有福利、没有未来的;第二个就是跑到美国去,很快他们就不能跑了(特朗普要修墙了);第三个就是参加犯罪组织,现在犯罪组织100%的人是没有高中毕业的。”
中国希望什么样的未来?
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诺贝奖获得者詹姆斯o赫克曼指出,在0-3岁,你投资1块钱,有18块钱会回来;3到4岁投资1块,是7块钱的回报;小学是3块钱;大学里投资1块钱是1块钱的报酬;成人是负的。
在美国,10%的需要特殊照顾的孩子花费了40%的教育支出。政府意识到必须要帮助这些人进步,否则他们会犯罪、吸毒、失业、暴乱、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美国的智力发展缓慢的人群占12%,按照美国3亿人口计算,这个数值是3600万。罗斯高预计,中国未来的这个数字是4-5亿。
中国人要怎么办?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在保证自己家的孩子的营养摄取、认知培养的同时,我们也要关心亲友、尤其是农村亲友对孩子的养育方式。即使不能给与物质上的帮助,至少也给予理论上的建议。有条件的可以多参加相关公益活动,比如魏文杰坚持了7年的Mantra太阳镜买一捐一活动,为农村孩子捐助眼镜;邓飞倡议创办的免费午餐活动,为农村孩子捐助免费营养餐。让更多的人了解到这一调查和结论,引爆全社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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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热议——
@wangzhenx(时评人):
内卷化效应,同时,不是上了大学接受了教育就能改变命运,普遍接受了教育 如果在思维上不能跳出“我已经受教育”的禁锢,不能在思维高度和思维方式上与人不同,依然不会有很好的未来,层级数本身没有增加或减少,但是达到当前层级的要求提高了,起点高了,不能适应的话依然只能停留在原地。
@一剑飘红(网友):
把九年制义务教育改成十二年义务教育,然后切切实实地执行,比什么口号和理论都实在。
@张健波(网友):
我老公经常在学校做业务,也会在那里吃饭,他说营养餐真的很少很少小孩子吃,清汤寡水的不好吃呢,用于营养餐的钱还不如直接以某种方式补偿到孩子身上更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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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荡在城乡之间的&边缘人&
二代农民工向往城市?却因户籍?家庭背景等原因不被城市所接纳
快两年了,王东一直在北京朝阳区金盏乡打工。上世纪90年代,王东的父母就从安徽巢湖老家到金盏乡打工。几年后,他随父母来到这里,并在民工子弟学校读完了小学和初中。但由于没有北京户口,小王在北京无法高考,所以初中毕业后只能回安徽老家上学,并在当地考上了大专。2009年,大专毕业的他又回到了金盏乡,但一直没找到稳定的工作,只能在附近的小厂打零工。
没有户口,意味着王东不能享受到北京市民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父母都是外来的民工,王东没有任何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每月1000多元的工资,买房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谈到以后的生活,王东一脸茫然:&我不想回老家生活了,但在城市里也看不到发展前途,先在这边熬着,慢慢找机会吧。&
王东的生活状态,正是大多数二代农民工的真实写照。这些年,确实有一些二代农民工通过自身努力摆脱了贫穷、成就了事业,但大多数人还是由于家庭条件差、生存状况难而游荡在城乡之间,成为&边缘人&。他们来自农村,却由于长期在城市生活而对农村疏远;他们向往城市,却因生活压力、户籍、家庭背景等原因不被城市所接纳,很难分享现代生活的快乐。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与父辈相比,二代农民工也有自身显著的特点。他们接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会穿西装、打领带,喜欢使用新款手机,普通话说得不错。除了干活,他们还喜欢考虑自己的将来,尽管这种筹划往往都是一个遥远的梦想。
李焕今年18岁了。自打他记事起,父母就把他留在山东的爷爷奶奶家,自己则外出打工。由于缺乏督促管教,李焕学习很不好,上到初中就不愿意再继续读书了,索性随父母来到了北京。
&刚来的时候,一下就被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迷住了,特别兴奋。&李焕说。但没多长时间,他就发现北京虽好,属于他们家的却不多,他父母在北京通州区打工,住的房间又小又乱,每天累得回来倒头就睡,几乎没有空闲时间。
16岁的时候,李焕拥有了第一份工作,就是在父母打工的厂里做杂工,干了不到三个月,他不做了。&活太累,我根本干不下来。&李焕说,之后他在餐厅干过服务员,在大街上分发过广告单,工作总是换来换去。
谈到今后的打算,李焕倒是很干脆:&走一步看一步,还能有什么打算?现在对我来说,不指望能在北京安家、落户、买房子,就希望赚一些本钱,以后可以做生意。&
专家认为,面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困惑,我们不能一厢情愿地要求他们回到农村,安心务农;也不能一味指责他们贪图享受,他们有改善自己生活条件的权利。政府应当加速户籍、就业、医疗、社会保障、农村土地等相关制度的改革,尽快消除造成城乡差别和工农不平等的体制性障碍,逐步打破城乡二元管理模式,为他们在城市提供更广阔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找工作莫成&拼爹&游戏
一定程度上来说,决定大学毕业生就业状况的往往不再是成绩、能力,而是家庭出身、社会关系
近期,网络上有两篇文章引起很多人共鸣。一篇是《我用了18年,才可以和你一起喝咖啡》,描述了家庭较穷的人努力多年才达到和出身富裕者一样的生活水平。这是高考改变命运的真实写照。后来,网络上又出现一篇题为《我用了18年,还是不能和你一起喝咖啡》的文章,作者详述自己上大学及毕业后的生活窘状,反映了由于家庭出身不同而带来的巨大差距,任其怎样努力都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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