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信息不对称开放源代码 人工智能与后人类时代（下）政治经济学信息不对称开放源代码 人工智能与后人类时代（下）财经报道百家号编者按继上个月我们发表《基本收入·隐私权·主体性——人工智能与后人类时代》讨论的上篇后，今天我们发表这一讨论的下篇。本期涉及一个久远但又基本的问题——政治经济学。由此又连带出信息不对称与开源代码的经验问题，将这一讨论逐渐深入。王洪喆上篇的讨论使我产生一个感觉，套用《三体》的情节，今天的确有一个东西被“锁死”了，不是自然科学，也不是人文精神，恰恰是政治经济学。当代政治经济学在处理信息时代的问题上推进很有限。今天要去重新激活人文精神，讨论智能技术的未来与现代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作为基座的政治经济学就必须要发展。有人说，我们今天能否把某项技术先停下来？这是有先例的，克隆技术“多利羊”诞生时，真的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克隆人也确实停了下来。但它是怎么停下来的？不是只从宗教和伦理问题出发说不要克隆技术，而是有人文和政治经济学学者介入了技术发展方向和可能性的辩论。讨论的结果是，胚胎干细胞可以继续研究，但没有必要造克隆人，克隆人的社会后果是技术所不能应对的。因此，某种新技术要不要或能不能停下来，取决于是否能对技术路线的社会构造（techno-social）有一个介入性的讨论和干预，必须是人文社会科学和工程学相结合的讨论，仅仅讲旧的政治经济学，或仅仅讲人机对抗，这两种路线恐怕都是无效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我们今天面对人与机器的命题，是否有能力把它转译、还原成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不平等的技术起源问题，这是人文精神、政治经济学和科技研究的交叉才能把握的。现在是技术的社会创新和应用蓬勃发展，但相关的研究很滞后。如何才能对这些技术化进程背后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变迁有整体把握，就需要政治经济学与科技研究的深度结合。日，世界上首只克隆羊多莉诞生王东宾上世纪九十年代讨论人文精神，是在人文精神面对市场经济挑战的背景下进行的。对应今天在人工智能的背景下讨论新人文精神，上一次讨论还是在人类物种范畴之内的。如此，今天的讨论应该把“新-人文精神”这个词重新断一下，就是“‘新人—文精神”，“人类”与“后人类”时代之间加一个“新人”，这样可能更契合主题且更具启发性。人工智能时代提“新人”，是因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人”这个物种范畴产生了怀疑，而且高度警惕乃至悚惧这一物种范畴边界的打破。过去“人”的边界十分清晰，“人乃万物之灵”。而基因技术打破这种边界，一下子失去对人与万物边界的控制。失控的情况有两种：一种是知道它是什么但控制不了，另一种是不知道是什么而失控。人工智能过了临界点（“奇点”）之后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为未可知且难以想象，这个才让人恐惧。且不讨论人工智能未来在智能上能否超越人类，有一点就足以击溃人类的自信。全世界人类联合起来，尚且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然而必要时“全世界机器人联合起来”大概瞬间即可实现。别说跟机器人玩对抗，人类内部联合起来都还达不到，可机器人瞬间突破了所有人类合作的局限性和劣根性，尽显人工智能的“高明”之处。这是人工智能对人类自信的第一重挑战。第二重挑战来自伦理层面。我认为讨论人工智能时代的新人文精神，首当其冲的就是伦理问题。当人类给机器人立法时，第一原则是要求机器人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伤害人类。回头来看，为何人类可以伤害人类，作为“人造物”，一旦迈过奇点，人类在伦理水平上已自惭形秽。当然，人类总是在自信的冲击中涅槃升华。当人与人工智能不断比对时，双方在伦理水平、道德水平上的差距反而是对人类的一种有力刺激。现实中，作为一个社群概念的人类往往是让人很绝望的。人工智能的危机到来还稍远点，还存在想象的时空，但人类作为种群，几乎天天面对生存压力、人口压力和环境压力这些实实在在的全球化难题。如此一来就会发现，人工智能作为一面镜子，会成为一种镜像影射人类社会现存的问题，有利于促进我们更深刻地反思人类的困境，包括经济、社会、环境的困境，亦包括伦理、智能的局限性。在这一面镜子前，“新人”或已若隐若现。当把视角重新拉回到人类作为社群概念时，我们会发现，所有人工智能对应的是“无人”——“无人机”“无人驾驶”等。本来还有所谓“高科技无产阶级的形成”，而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似乎连成为无产阶级的资格都失去了。这时就出现一个巨大的困境：不仅中产阶级趋于消失，成为无产阶级似乎也求而不得。人工智能包括大数据、云计算在内都是需要巨量投资的领域，亦是巨富云集的领域。“数字鸿沟”衍化为“智能鸿沟”，进而形成“财富鸿沟”。“鸿沟”的另一重内涵就是阶层固化，难以逾越。不少讨论是关于对抗时代人类的逃亡问题，那么最直接的问题就是人类不平等，关键在于诺亚方舟的船票即使是三等舱，何人能支付得起？女王的狗和穷人谁逃谁留？再往现实走一点，就是人工智能的“产权”问题：谁控制人工智能？当人工智能成为一个“种群”前，还未形成自我意识的时候，这个风筝的线掌握在谁手里？于此阶段，人借助人工智能控制人，这才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更直接的大问题，也就是做无产阶级而不可得的困境，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从人的价值上。这种背景下，就要从人与人工智能的对抗思维回到冯象老师提到的一项经济政策：基本收入。无疑，人工智能的时代会大幅度削减工作岗位，尽管没有削减工作本身。人工智能将一定程度上改变劳动逻辑：人的神圣性与劳动和工作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人工智能让我们发现其实人的存在本身就具有神圣性，就具有存在的价值。人工智能可以解放劳动，人可以不经由工作获取收入而可以更全面地发展自己，进而从事更具创造性的活动。换言之，更高形式的劳动。这个逻辑就需要基本收入政策的支撑。当你有基本收入支撑时，你可能迸发出更为丰富的想象力，有足够的时间思考人文精神和伦理价值。其中，包括将来怎么控制人工智能，怎么实现对人工智能的超越，怎么让人工智能更好地服务于人类。从这个角度来看，人工智能时代的基本社会经济政策就是基本收入，要实现这项基本政策的话，就要重构资本、产权、市场、经济手段和经济运行模式等方面，需要社会体系思维方式的整体变革。这也是我们今日讨论新人文精神的价值所在。罗岗刚才东宾讲的新人－文精神很重要，他在“人”和“后人类”之间加了一个“新人”，恰恰因为人工智能、基因技术等新技术的出现，使得人们被迫在一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体制下思考人的本质是什么，被迫反思人是何种存在以及这种存在与机器处于怎样的关系。所以这个“新”有点像动词，“更新”了对人的理解，逼迫人类对人进行“重新理解”。戴锦华说新人，很自然对应着旧人，旧人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人。所以不光思考人类面对人工智能的问题，不光是思考所谓的未来，不管是近未来还是远未来，还要思考历史，主要是二十世纪历史。历史，尤其是现代历史如此清晰地建立了人类中心的位置，如此强烈地要替代上帝或至高无上的神的位置。把人放在这个位置之后，也就携带着这样的想象，即用什么样的手段可以创造更好的人类。对于我来说，这是没法处理的，大概也因为在欧洲批判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脉络中你很难处理本质性的命题。我无法把握其本质的概念却始终在不断地形塑，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倒退回ABC，每天在课堂上讲趋利避害是人性，舍生取义也是人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谈新人，因为“后人”是如赵柔柔说的建立在与“人”相对立之上的，而“新人”在所有的语词文化历史传统中，都是比“人”更完美、更完善的自我。我们讲这样的“新人”并通过它重新回到人与人的时候，无法回避的是人类整体提升和人类不断堕落这样一个不断循环、彼此矛盾的参照系统。我没有办法绕开人性的深渊，它深不可测，在二十世纪展示得够清晰了，二十一世纪还在继续展示。吴子枫新人的问题还涉及新的反抗政治或新的政治空间。今天的技术发展，使得我们这样的实践不大可能在一个民族国家内部来构想。目前人工智能和互联网的发展越发召唤人们，必须要有一个康德所谓的永久和平，这个永久和平要求人类有一个普遍意志，它不可能局限在一个民族国家的内部。“新人”是资本全球化所创造的，有理论家称之为“诸众”。“诸众”的内涵很有弹性，既包括所谓“高科技无产阶级”也涵盖如“失地农民”、非法移民等“弃民”，而如何释放“诸众”的政治能量，也涉及大家讨论较多的社会基本收入和全球薪资权等问题，甚至直接与“大同世界”也即共产主义的构想有关。我很质疑“诸众”论述的政治经济学基础。这一构想的自治（自动）主义与二十世纪的革命政治有很大区别，新的路线搁置了先锋党和文化政治，质疑文化领域斗争的必要性，把二十世纪阶级分析的方法、斗争策略、组织原则、属于工业时代的解放诉求当作陈旧、笨重的观念敬而远之，认为新的技术和普遍智力协作的释放，加上社会财富的极大丰富，“大同世界”远景就会自动到来，这是我比较怀疑的。社会财富是否会在近未来极大丰富，这个问题也需要考量。比如像里夫金“零边际成本社会”的说法建立在新能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基础上。短期来看，达到零边际成本的仅仅是精神产品，如电影拷贝可以被无限复制，但精神产品也需要物质技术进行制作和播放，比如手机；即使VR普及了，也需要大量自然资源生产VR设备。对于物质产品而言，能源和环境承载力的限制，使得其难以实现零边际成本。比如坐一次飞机，技术再先进，消耗的能源都是巨大的。马克思早就提示，资本通过投资技术升级来生产相对剩余人口，同时也要制造出相对贫困。那么相对贫困的持续再生产面对资源的绝对有限性，如何让那些已经占有财富的人，把他的财富吐出来，实现足以支持人自由发展的全民基本工资呢？我觉得在比较近的未来，如果缺少整体性的政治化进程，这样的前景是很难想象的。越来越普及的vr设备利求同新型人机关系还会引发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即市场中信息极度不对称的固化。主流西方经济学把供求双方信息掌握的不对称现象，看成是随机发生的，谁强谁弱，因人因事因地因时而异。这种信息不对称的随机性，为供求博弈的效用跟合理性，以及自由竞争等一系列经济学基本假设提供了理论支持，是市场经济的一块基石。可是，人工智能依托大数据，给人们生活带来便利和舒适的代价，却是不可避免地扼杀了信息不对称的随机性。智能时代，因为高端技术对人力、物力和政治力量的依赖，信息优势自然集中到了政府和商业巨鳄等强势集团手里，公众和弱势群体就成了透明体，毫无议价能力的数据提供方。一个固化了的信息不对称的经济体里，是没有公平可言的，任何市场竞争都不可能有序，而维持法治。事实上，信息优势如果形成了垄断，信息不对称的随机性便无从谈起，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基础也就被掏空了。所以，有大局观和长期战略的企业家如马云，也意识到了人工智能的历史作用不是别的，正是做市场经济的掘墓人（参见拙文《大数据智能时代，医改何处去？》）。这就是比尔·盖茨说的“无摩擦资本主义”，本来资本主义会有损耗，但大资本现在掌握了大数据，让它变得无损耗了。信息不对称确实会使消费者变得更加弱势，因为他们对平台后台信息的了解几乎为零，而消费者对于平台来说相当于透明人。这种情形下就不存在竞争的问题，市场就完全失效了，平台可以点对点定价，根据掌握的充足信息给不同人定不同的价格，消费者剩余完全由平台方获取，这就是平台经济信息不对称导致不平等的潜在威胁。然而，悲观中也有乐观，当前的这种信息极度不对称，其不平等程度远远超越十九世纪，所以有可能迸发出新的革命动力，比如“点”共产主义或数字共产主义的诞生。博士阶段我曾经从游击队、群众路线的角度来研究“开源”的发展史。“开源”的操作系统比微软的操作系统晚十年左右，当时微软等大型厂商试图垄断技术市场，一部分工程师或专家想突破它的垄断，寻求新的产业制度安排，所以“开源”模式诞生。“开源”正是在发展态势严重不平衡、一方形成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迸发出的革命性萌芽。“开源”作为一种机制或新的产业安排，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到二〇一〇年前后呈现出超越“闭源”操作系统、获致技术优势的趋势，例如目前绝大多数超级计算及操作系统全部是用“开源”的系统，互联网巨头——如亚马逊、谷歌等——它们的操作系统、技术系统也都是“开源”的。在这种斗争中，劣势方突破的方式就是寻求“开源”开放，通过新的产权和制度安排去寻求弱者联合起来的动力源。它恰恰是在不平等加剧、一方存在绝对优势的态势中所迸发出来的新的数字革命或“点”共产主义革命。赵柔柔我对有一些讨论还没有完全把握住，想作为问题提出来。信息不对称其实形成了一种绝对的不对称性，但这也许反而带来了相对美好的前景，可以在极度不对称的情况下迎来彻底的变革。比如王东宾以“开源”为例，指出新人在新的动力机制下出现是可能的，但我的困惑在于，这种新人在这种信息极度不对称的状况下怎么进行动员？他们怎样才能政治觉醒进入新的组织形式？怎样才能够使依托新的组织形式的政治成为可能？他们如果能够反抗，那反抗的动力和起点可能是什么？我能想象的就是回到旧的人道主义，就是保护隐私，觉得我们的隐私受侵犯了，所以要对抗。但就我周围的人来讲，他们并没有觉得自己的隐私被侵犯对他们来说是种伤害，他们觉得无所谓，用我的隐私好了，没有什么问题。我不在乎会引发什么更大的问题，我拿到既得利益就好，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开源”作为一种机制，实际上失败率比较高，大量的“开源”项目还没有成长起来就已经死掉了，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信任是很难的问题，比如有人会将“开源”项目据为己有、不再公开。但“开源”至少保证了一点，作为一种可能机制，它向全世界公开，任何个体或组织能够通过它去实现自身价值。而这个代码在网络世界开源之后，日积月累将形成一种生态系统，能为几十万人、几百万人的小国家提供独特的系统，形成多样性的、有价值的东西。所以说，开源作为一种现象——而非一种组织——很难被消灭，即使被“收编”了很多，但它还能茁壮成长。或者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九十年代前后，“开源”还处于游击队状态，然而到了二○一○年，它已经“从西柏坡走出来要进北京了”，成为正规军了。这时候，它的力量已经强大到可以与微软抗衡，而且自身也受到资本很大的诱惑，但它还可以坚持基本路线。为什么呢？因为它用产权把自己捆住，正如尤利西斯，“开源”用产权逻辑逆转了产权逻辑，可以抵制住“海妖”的诱惑，使得“开源”代码很难再回到私有产权的封闭状态。这是开放的产权逻辑，当然它的伦理逻辑、理念逻辑依然存在，需要不断地回顾与诠释。这就是为什么时至今日，我们要依然回顾九十年代“开源”刚刚诞生时的哲学和理念，乃至进一步把这个哲学和理念一直追溯到五十年代计算机刚刚诞生时，那一批科学先哲们倡导的开放、共享、合作的理念。这种哲学与理念上的资源，一直存在于“开源”应用里面。需要注意的是，人工智能也产生于同一时代。这个视角也可以回应，为什么一九九三、一九九四年讨论人文精神，过了二十年之后我们还要深刻讨论新人文精神：人类不可能一劳永逸，需要不断革命，才能不断超越自身的局限性。王行坤其实资本想不断逃离劳动来摆脱对劳动进行管理的任务，以便轻松获取剩余价值，所以资本家更愿意当金融资本家，而不是产业资本家。金融资本可以说是资本逃脱劳动或者对抗劳动的一种形态，而智能的机器体系则可以说是资本真正摆脱劳动的一个潜在因素。所以只要成本允许，资本家更有意愿去发展更为智能的机器体系。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真的实现完全的智能化、自动化，不需要人类任何的劳动就可以创造出财富来，马克思所说的劳动价值论还有效吗？到底是什么在创造价值呢？当然在当前情况下还不太可能，还是需要劳动。但人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和整个智能机器体系所创造的财富相比越来越显得微不足道，这样造成的结果是什么？是大多数人被排斥出生产体系，越来越成为多余的。在《政治经济学批评大纲》中，马克思看到未来财富的尺度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而不再是直接劳动或劳动时间，从而看到了共产主义的可能。所谓个人发达的生产力即是个人在各方面的发展，成为“社会个体”。这的确可以更新我们对“人”的理解。但问题是，那些多余的人如何成为“社会个体”？那些留在智能机器体系以及服务业的人，一方面的确像意大利自主论者所说的发展了自身的“一般智能”，但另一方面，他们被资本所吸纳的不光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同时还有情感和精神，也就是说今天存在的不光有劳动异化，同时也有情感异化。资本增殖所吸纳的要素越来越多，或者说资本增殖的手段越来越多。在这样的情况下，劳动者怎样组织起来去面对资本？怎样谈个人的解放？这是一个大问题。这恰恰是劳动价值论需要被重新认识的方面。之前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忽视了技术路线斗争本身是劳动价值分析的一部分。资本吸纳和剥削劳动者，劳动者要反抗，所以自动机器体系的路线是要不断把活劳动排除出去。但马克思提示我们，其实工人和机器一样，是“现代的产物”，是资本主义同时创造了“新人”和“新机器”。资本主义为了应对工人的反抗，宁愿通过自动化再把自己制造出来的工人排斥出去，这就造成了生产力的巨大浪费。因此在一种非剥削的经济体或共同体中，其实更有效率的技术路线反而是人机结合的，不是排斥人的技能，而是通过机器把人的能力进一步激发出来的路线，用诺伯特·维纳的话说“像人一样去使用人（human use of human being）”。诺伯特·维纳所以今天要破除一个迷思，认为人类的技术进步在各个方面很均衡。其实不是这样，恰恰是因为选择了一条把劳动者排除出去的路线，所以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大数据获得大量投入。然而维纳早在五十年代就设想的控制论最能让人类社会受益的领域，即不同通讯系统之间的沟通，在机器系统和生物系统之间的接口技术，并未获得大的进展。维纳曾经致力于研发让工伤工人恢复劳动能力的“波士顿手臂”，还有将触觉信号转换成听觉信号、让聋哑人重新获得语言能力的“听力手套”，这些项目因没有更多的资源投入纷纷搁浅。钱学森也曾经提出，通过技术增强人的能力和共产主义设想是相通的，不就是人的全面发展嘛。我很赞同洪喆的观点，我们人文学者讨论人工智能，不能从纯技术的角度，而更应该从技术路线斗争的角度来展开。在讨论人工智能和技术问题时，应该同时反对两种倾向：一方面要反对唯科学技术论、唯生产力决定论，这种工业党的观点相信技术的发展可以自动地带来一个好世界；另一方面要反对对科学技术的浪漫主义批判，这种浪漫化的人文主义观点把科学技术的进步本身当作是社会危机的源头。相反，我们需要在欢迎和支持科学技术发展的同时，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优先性，这就包括强调技术路线对技术本身的优生性。目前社会上占据主导的是最廉价、最古老的发展主义信念，我们坚信技术问题由技术解决，发展问题由发展解决。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会冒进，会把所有新技术提供的可能性，在未经任何准备和考量下去采用。对于我来说，不是技术本身提供的可能性，而是它可能带给我们的问题，我们是真的完全不经抵抗，不做准备，没有任何质疑的。这种面对所有的临界突破时的无知、勇敢、愚蠢的状态，刚好是整个二十世纪历史的成就或者遗产的负面应用。所以现在特别危险，别说快车道超车，我们继续驾驶会出什么事都不知道。本文由百家号作者上传并发布，百家号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未经作者许可，不得转载。财经报道百家号最近更新：简介:股市是中国经济的反向晴雨表作者最新文章相关文章十年后人工智能的发展会让失业率增加吗_百度知道
十年后人工智能的发展会让失业率增加吗
我有更好的答案
人工智能速度发展极快，取代许多甚至大部分职位是大势所趋。但未来政策如果是我们目前无法预测的。以下为转载近年来人工智能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2017新年伊始，谷歌Master在线上围棋比赛中连胜60场，狂胜诸多人类顶尖高手。在江苏卫视《最强大脑》第四季节目中，百度人脸识别技术的惊艳出场给众多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人工智能本质上是人类智能的延伸，是用计算机来模拟人类的思维方式。迅猛发展的人工智能带来的可不是什么噱头，它必将极大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对劳动、就业乃至社会制度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过去5年间，人工智能取得的进展超过此前50年的总和，这是因为人工智能的算法取得了重大突破。例如，中文语音识别曾被认为是难以逾越的障碍。在并不那么遥远的2002年，中国科技大学自动化系的教授曾向笔者坦言，他的团队虽然身处研究一线，却还没有找到语音识别高效算法的头绪;换句话说，当时还没弄清楚人是通过什么机理听懂说话的。短短十几年后，基于神经网络的深度学习已经破解了教授当年的疑惑--科大讯飞开发的输入法的中文语音识别率达到了97%，与真人相差无几。未来的人工智能统治世界吗？马克思提前透漏了答案戴姆勒的自动驾驶卡车在美国内华达州的高速公路上接受测试。交通运输行业的一场革命即将到来。与人工智能在其他领域造成的巨大影响相比，中文语音识别甚至只能算雕虫小技。例如，自动驾驶技术即将掀起一场交通运输行业的革命。自动驾驶系统不会打瞌睡、分神，不需要休息，更不会感情用事。可以预见的是，成熟的自动驾驶系统在可靠性方面将远远超过传统司机。美国车企特斯拉在自动驾驶技术方面暂时领先，但是江淮汽车等不甘人后的中国车企也在奋起直追。成熟的自动驾驶技术意味着什么？乘客上车之后只要输入一个地址，汽车就会在卫星导航的协助下自动把乘客拉到指定地点。届时中国的260万出租车司机［1］、美国23.4万出租车司机［2］都将面临失业风险，“份子钱”将永远成为历史名词。自动驾驶即将夺走的可不止是出租车司机的饭碗。美国有350万卡车司机，如果把技术支持员工也算上，载货卡车的相关从业者达到了870万之众［3］。而在中国，这个群体竟多达3000万人，每45个中国人里就有一个在跑运输。戴姆勒的自动驾驶卡车2015年就已开始上路测试［4］，从高歌猛进的研发进度来看，自动驾驶卡车实现量产也就是几年内的事情。届时数千万货车从业者应当去做些什么呢？未来的人工智能统治世界吗？马克思提前透漏了答案大疆创新近期推出的MG-1S型农业植保无人机，喷农药的活干得比人都漂亮。用不了多久，庄稼把式都得对人工智能甘拜下风。人工智能不仅正在颠覆传统的交通运输，还将颠覆延续数千年的农业生产方式。在不久的将来，农忙时节不再需要农民挽起裤腿下地干活了，几个农业工人敲敲电脑就能把事情做完。这可不是什么脑洞大开的幻想，这方面的研究其实已经开始了。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在2011年就已完成意义重大的农业机械自动导航实验［5］：加装了自动控制系统的插秧机，根据GPS与车载传感器获取车辆姿态信息，实现自动导航及地头转向。试验结果表明，自动化插秧机可以按照预设路径在田间行走，并且可以满足插秧的精度要求。这项研究的成功意味着，自动化田间作业在技术上是可行的，只要降低使用成本就可以推广开来。无人机喷洒农药的技术甚至更加成熟［6］：与人工喷药相比，无人机可将农药用量减少20%左右，而且完全不必考虑农药中毒的风险。2016年11月底，大疆创新推出先进的MG-1S型农业植保无人机，其飞行操作更加便捷稳定，使得农药喷洒更加精准高效、完全进入了实用化阶段。也许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看到无人农业机械和无人机不知疲倦地忙碌在田间地头，田间管理的规划则交给安装了专家系统［7］的计算机：分布于田间的传感器将土壤湿度、土壤化学成分、气温、光照强度等实时数据传递给计算机，然后专家系统通过算法自动判断采取什么田间管理措施。灌溉用水量、化肥施用量、最佳采摘时间等诸多事项都由整合了海量知识和数据的专家系统决定，其精准的管理水平让干了一辈子农活的种田能手都自叹不如。待到人工智能使得农业实现自动化，上亿被迫摘下“农民”帽子的农村人口应该去做些什么呢？如上所述，人工智能会消灭许多行业对劳动力的依赖，释放出大量劳动人口。离开驾驶室的前司机，离开土地的前农民，以及其他被人工智能顶掉饭碗的大量人口，应该如何维持自身生存？这便是人工智能给社会治理带来的挑战。从历史上看，技术进步会不断消灭旧的就业岗位，也会创造新的就业岗位。例如，轿车的普及消灭了黄包车夫的就业岗位，却创造了出租车司机的就业岗位。然而，与历史上的技术进步相比，人工智能对就业造成的影响有两方面重大差异。一是就业岗位数量上的差异。人工智能影响的可不是几十万就业岗位，而是几千万乃至上亿就业岗位。仅在中国，人工智能就将影响3000万货车从业者和2亿以上农村劳动力。历史上，技术进步往往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逐步将劳动力从旧岗位上释放出来。例如在19世纪后期，蒸汽海轮完全取代大帆船差不多用了三四十年的功夫，比一代人还多的时间足够帆船水手们转移到新的就业岗位。而人工智能却很有可能在很短时间内释放出数量空前巨大的劳动力，制造出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二是就业岗位质量上的差异。被技术进步从旧岗位上释放出来的劳动力，需要学习新技能才能走上新岗位。历史上，劳动力学习新技能的过程不见得复杂，例如帆船水手改做蒸汽海轮的水手就没有多难。所以技术进步带来的工作岗位变化相对容易承受。然而人工智能将以极快的速度消灭充满重复性劳动的低端岗位，至2016年10月，苹果公司主要代工商富士康已在中国内地工厂部署了4万台机器人用以取代流水线工人［8］。在可预见的未来，人工智能将最终导致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消失。而科学工作者、企业研发人员等需要创造性的就业岗位，以及律师、医生等技能复杂度很高的就业岗位，相对不容易被人工智能取代，仍将长期存在下去。于是问题凸显出来了：被人工智能取代的大量低端就业岗位，释放出来的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力。人工智能不易挑战的高端就业岗位，存在很高的准入门槛，几乎是拿学历或实践经验堆出来的。人工智能创造出来的新就业岗位，例如与人工智能的维护和升级相关的工作，肯定以接受高等教育为前提。这就意味着，被人工智能短期内释放出来的大量劳动力，不会很容易地进入其他就业岗位、被社会自然消化。让富士康的流水线工人转行去做IT工程师，恐怕不比古代考个进士更容易。即使这些劳动力愿意通过刻苦学习来获得新技能，也会面临另外一方面的巨大困难--教育成本。资本主义使教育变成一门赤裸裸的生意，优质的教育资源要用大笔金钱来购买，这在美国表现得淋漓尽致。美国名牌大学的学费普遍不低，每个学分的收费在1000美元以上。我们做一个保守的估计，按每学分收费1000美元计算，拿一个硕士学位至少需要30学分，学费起码要3万美元。非自愿失业的劳动力本来就够窘迫的，让其自掏3万美元来换取再就业的可能性，称之为“敲骨吸髓”亦不为过。这种教育制度意味着重新获得劳动技能的成本极高，必然导致这样的状况：许多人因为贫穷而无法接受教育，也就无法获得新的劳动技能;缺乏劳动技能使他们陷入长期失业，更加剧了贫困。当发达的人工智能消灭低端就业岗位之后，被释放出来的大量劳动力只怕连“被剥削剩余价值的价值”都没有了，以致被长期隔绝在就业市场之外。倘若大量劳动年龄人口遭到这样的“边缘化”，社会还能和谐吗？人工智能对劳动和就业的巨大影响，会进一步构成对宏观经济的冲击。印度著名作家克里山。钱达尔（）曾在小说《倒长的树》中探讨过这个问题。《倒长的树》的幻想情节倒更像是带有一些现实主义色彩的寓言故事［9］：小说的主人公顺着自家后院一棵倒长的树进入地下，到达了一个奇怪的城市。这个城市里到处是自动化服务--自动驾驶、自动加油、自动烹饪和自动结账让主人公眼花缭乱。（不得不佩服作家丰富的想象力，把几十年后才出现的事物都搬了上来。）可是这个大城市里就是没有人烟。最后主人公好不容易见到一个少年--这个城市唯一的居民。少年讲述了这个城市荒无人烟的原因：少年的父亲曾是这个城市的主人，也是雇佣数以万计的工人的企业主。他获得了一种功能强大的新机器，不是顶一个而是顶一百个工人的劳动。于是他果断在工厂里推广新机器，并且大量裁减工人。每一百个工人中，只留一个工人管机器，其余的九十九个都辞掉。这样一来，机器越多，失业就越严重，城市里饿死的人也一天比一天多。最后所有的活儿都由机器包了，城市居民就陷入了失业、贫困，以至饿死。终于有一天发生了大饥荒，市场里有的是东西，但人们没钱买--几天之内就饿死了上万人。许多人因为造反被杀掉，其余的都离开这城市逃荒去了。最后全城就只剩下少年和他的父母。结果少年的父亲在绝望中自杀了--利润不是从机器那里得来的，而是从人的身上赚来的;没有人消费，他就再也没有利润了。这则深刻的寓言，其实预言了资本逻辑之下人工智能带来的负面社会影响。由资本逻辑支配的企业都试图极力压缩人力成本、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10］。有助于尽量少雇人的人工智能，恰恰是实现上述目的不可多得的利器。然而，企业盈利依赖于居民消费，居民消费则建立在劳动收入的基础上。换个角度来看，企业的人力成本支出其实就是员工的劳动收入。如果所有企业都将人力成本压缩到极致，全社会劳动收入的总量就会减少，进而导致消费不振，使企业难以盈利。难以盈利的企业希望依靠裁员来摆脱困境，而失业人口的增加使得全社会劳动收入的总量进一步减少、消费进一步萎缩、企业更难盈利--这种恶性循环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阐述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正如列宁所说［11］：使劳动生产率和社会财富增加的技术进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却使得社会不平等加剧、贫富更加悬殊;使越来越多的劳动群众的生活缺乏保障，使失业和各种苦难加剧。客观地说，由于二战之后各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建立了社会福利制度，但哪怕是社会中下层群众也还吃得上饭，所以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属于“相对贫困化”的范畴。然而，人工智能极有可能在迅速消灭低端就业岗位之后推高失业率，使得社会中下层群众的生活“今不如昔”、甚至“朝不保夕”，由此造就极为可怕的“绝对贫困化”。从历史上看，大量群众的绝对贫困化是社会动荡的直接原因。我国历史上历次农民战争的土壤都是农民阶级的绝对贫困化。年间的大萧条造就了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化，使得纳粹党得以凭借民粹主张上台执政。人工智能对社会制度产生的冲击可能不亚于大萧条：人工智能不仅可能使发达国家的社会中下层群众面临绝对贫困化，还会使得广大发展中国家丧失人力成本低的优势，由此最终摧毁发展中国家的低端制造业。如此一来，发展中国家缺少教育的、数量巨大的人口恐将沦为对发达国家毫无意义的“垃圾人口”，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终将陷入空前的大危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制造出的巨大生产力，会将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放大到极致。铆足了劲研发人工智能的谷歌、特斯拉等科技企业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研发成果会成为导致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崩溃的定时炸弹。而在人工智能带来的大危机、大崩溃过后，人类终将在资本主义的废墟上建立更为进步的社会制度来延续文明，这便是列宁指出的道路--由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在更为进步的社会制度下，人工智能才会为人们带来普遍的福利。新型社会制度的进步性将体现在以下方面：1. 否定以资本作为社会经济权利中心的资本逻辑，消灭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初次分配方式，全面推行按劳分配。按生产要素分配必然导致资本积累速度远高于工资增长速度，无时不刻不在造就贫富两级分化，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已详细阐述这种规律。唯有按劳分配才能保障劳动收入与劳动生产率同步增长，破解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这对导致经济危机的矛盾。2. 国家向社会公众提供全面免费的教育和职业培训。国家将有序引导劳动力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之间的转移，公民个人不需要为获取新的劳动技能支付额外的成本，这样才能避免群众因为无法获取劳动技能而难以就业。3. 建立合理的社会分工和转移支付机制。人工智能将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人们只需将很少的时间投入生产，就可以满足生活的物质需要，届时人们将按照才干和兴趣重新进行社会分工：拜人工智能所赐，智力水平较高的人可以摆脱重复性劳动、专心从事创造性劳动，例如从事科学技术的研究，或进行文学、电影、戏剧等艺术创作。从事创造性劳动的人的基数将大大增加，使人类的科学和艺术呈现空前的繁荣。如前文所述，人工智能使得劳动人口中直接从事生产性劳动的人的比例下降，不再需要很多的工人和农民。被释放出来的劳动力应该做什么呢？最合理的方向莫过于将劳动转向对人的服务和关怀、满足人的情感需求。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与人的沟通是人工智能注定无法取代的。所以，人工智能普及的时代，社会上理应出现更多心理咨询师、幼儿教师、康复医师、高龄老人陪护等服务性就业岗位。到那个时候，上班族就不会遇到“突然出差、家里孩子没人带”的窘境，自会有受过专业培训的服务人员前来代劳。未来的人工智能统治世界吗？马克思提前透漏了答案十月革命走过百年，列宁思想照亮未来。人工智能带来的生产力大发展，终将催生新的社会制度创造性劳动和服务性就业岗位的就业者并不直接生产物质性的生活资料，他们的收入来源其实依靠国家的转移支付机制。其实现在就有一些这样的转移支付机制，例如中科院研究人员和公立学校教师的薪酬都来源于财政收入。但是新型社会制度下的转移支付将更为普遍、更加完善，形成全社会范围内剩余价值的合理分配。许多历史进程其实是由技术进步触发的，这在工业革命之后体现得越发明显。例如，德国在19世纪后期实现了快速工业化，冶金、造船、机械加工等重工业技术位居世界前列，这才使得德国统治者有了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的胆量。作为一种能够极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技术进步，人工智能必然触发一系列重大历史进程。21世纪注定是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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