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证九一三事件的三个谜团
谜团之一《“571”工程纪要》是如何被发现的？
《“571”工程纪要》是1971年3月21日至24日林立果在上海秘密据点召集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等人讨论，于新野执笔起草的武装政变纲领。在九一三事件中，《“571”工程纪要》是最重要的证据。但是，林彪与《“571”工程纪要》到底有什么关系？1980年审判“两案”没有提到，2011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也没有提到，只提到《“571”工程纪要》是林立果等人制定的。更为蹊跷的是，《“571工程”纪要》没有目击者，是何人何时何地发现的？至今仍是一大谜团。
《“571”工程纪要》的发现地点
说法一：1971年11月14日晚上，毛泽东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成都地区和四川省党政负责人张国华、梁兴初等。谈话中间，周恩来请示毛泽东，《“571”工程纪要》是否可印发大军区和省委常委，毛泽东表示同意。同日中共中央将其影印本编号印发，中共中央通知中说：中央在审查林陈反党集团案件中，从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在北京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里，查获了林彪一伙制定的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这个纪要表明，林彪一伙发动这次反革命政变是早有预谋的（《毛泽东年谱》第6卷第418页）。中共中央在审查林彪案件中，从林彪儿子林立果在北京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里，查获了《“571”工程纪要》。毛泽东看后，认为搜查到的林彪罪行材料中，这是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一件，要求立即“印发政治局各同志阅”。（《李德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8月第一版，第429页）吴忠亲自带人在林立果设在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中，查获了《“571”工程纪要》的要点草稿。（《百战将星吴忠》，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81至383页）
说法二：在周宇驰自杀后，从迫降在怀柔的直升机上缴获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政变的全部罪证《“571”工程纪要》。（《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第113页）纪登奎回忆：那架直升机上面有包括《“571”工程纪要》在内的“林彪反党集团的全部罪证”。（王灵书《纪登奎与我的一次谈话》，原载《瞭望周刊》1989年第21期，第44页）
《“571”工程纪要》到底是在直升机现场还是空军学院发现的？如果是在空军学院，是吴忠“亲自带人查获”的吗？
《“571”工程纪要》的发现时间
说法一：有人说是9月14日，（给林立果）送饭时发现人去楼空，在一片灰烬中突然发现茶几上有一个本子，经过激烈思想斗争上交了（张聂耳《风云九一三》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版，第279页）。
说法二：大约在1971年9月17或18日，“林立果秘密据点的食堂工作人员交出了一个小本子，说是住在那里的人没来得及带走的。总政工作组的同志看后马上送来给我，说里面记的东西很反动。（《李德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429页）这个说法得到吴德的证实：“《‘571’工程纪要》是在以后的几天才发现的，它不在直升机上。林立果他们走时很慌张，《纪要》被丢在空军学院的据点里了，是公务员在打扫房子时捡起来的。林彪叛逃后，李德生动员空军学院人员揭发情况，这个公务员就把写有《“571”工程纪要》的本子上交了。（吴德《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第56页）
说法三：9月13日上午，我（王兰义）带学员到房山东方红炼油厂参观。下午回来我先到办公室，看没什么事，取了当天的报纸，用石块压在门口台阶上。9月14日19点30分，我再去送报纸，看见昨天的报纸还在原地。楼里黑黑的，楼门露出一条缝，……我把楼门锁上。9月15日白天，我有事外出，19点30分又去送报纸，还是昨天的场景。我考虑再三，还是决定进去看看。拉开门，恶臭扑面而来。正是大热天，鱼长了一两寸的毛，满屋臭味。茶几上有几个本子，其中红色拉链本里黑墨水写着《“571”工程纪要》。……10月5日晚，李德生传达中央57号文件，会后我从家里把“本子”取来交给他。（舒云采访王兰义笔记2005年12月13日，原载《林彪事件完整调查》，明镜出版社2006年
版）10月9日，九一三事件26天，周恩来看到《“571”工程纪要》。
而另外的当事人回忆，使《“571”工程纪要》的发现时间扑朔迷离。
林立果空军学院“据点”的查封时间
吴忠回忆：9月13日凌晨3时多，周总理简要指示了几项应急措施：一、派部队和民兵严密搜索外逃迫降的直升机，要人机并获，将情况直接报告中央。二、派卫戍部队立即封闭北京郊区几个机场，没有中央命令，任何飞机不准起飞降落。三、立即查封林彪集团在京的几处黑据点，并搜集其罪证。四、加强对新华通讯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社、电报大楼要害部位的警卫，并对中南海、人民大会堂等附近地区增派部队，协助中央警卫团确保党中央、毛主席的安全。五、各部队进入一级战备，由卫戍区统一部署和指挥北京地区的战备工作。9月13日晚上，“吴（德）、吴（忠）、杨（俊生）组织卫戍区数十名干部迅速查封了林彪一伙在京的五处秘密据点，吴忠亲自到每个据点指导他们细致检查，查获了许多重要罪证。”（李英、李维赛《吴忠有忠——动乱岁月的吴忠将军，征求意见稿1998年2月，第19页至21页）
时任北京卫戍区保卫部长的王树德回忆：九一三事件发生当天，“周总理在毛主席的支持下，机智果断地采取极为策略的措施，做了周密的布置。其中措施之一，就是命令北京卫戍区马上派了可靠干部，带领部队把林立果一伙在北京东郊民巷、西郊机场和空军学院的三个黑窝点看管起来，以防林彪余党继续利用这些窝点进行阴谋活动和销毁罪证。当日下午，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和政委杨俊生紧急召集我们执行任务的干部开会，进行动员和交代任务。由于党中央那时还不知道林彪专机已经坠毁在蒙古的温都尔汗，事件涉及的范围也不明朗，所以保持极高的警惕性，规定了严格的纪律，……首长令我带领四名机关干部和仪仗营一连连长刘俊章及一个加强班，全副武装，荷枪实弹，连夜秘密地进驻空军学院林立果的黑窝点。”（《往事漫忆》北京军区政治部八里庄干休所1996年内部版）
时任北京卫戍区仪仗营一连连长的刘俊章回忆：我记得很清楚，当时还在笔记本上记上了日期，就是九一三事件当晚，我们连正在营房看电影，突然接到命令，紧急到西郊机场待命。我们到了西郊机场礼堂，刚放下背包，营长王殿海单独指示我：立即秘密带一个加强班到空军学院执行任务。我立即组织了20人，全副武装，带着轻机枪，天黑也不认识路，只按大致方向，翻墙进入空军学院林立果的“据点”。我们进去以后，发现里面乱七八糟，北楼有几大筐干海参。我记得下水道里还有纸灰，林立果房间里的哈密瓜切成了条，并没有坏。我们在里面蹲守20多天，不准任何无关人员进入。（舒云采访刘俊章笔记，2014年8月18日）
舒云多次采访查封林立果空军学院据点的王树德、刘俊章，还采访过时任北京卫戍区通信处处长的谷禹舜，他是负责查封林立果东交民巷据点的。他们三人都记得非常清楚，他们是九一三事件当天执行查封林立果据点任务的。
有人说吴德、吴忠甚至周恩来当时不可能知道林立果在北京的秘密据点。如果周恩来等不知道，怎么可能当晚派人查封呢？至于吴忠说周总理有五条指示，而吴德说周总理有四条指示。吴德确实只说了四条，没有查封林立果据点这一条，不过吴德说的是“周总理布置了几项应急措施。”（《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第二版，第100-101页），这说明吴德并不确认只有四条。
时任北京卫戍区作战处副处长张辉灿回忆：周总理的五条指示是事后卫戍区归纳的。当时事情很紧急，周总理想起一条说一条。比如搜索直升机是总理最先提出来的，进驻机场等是后来提的，其中四条都是由我们作战处负责，而查封据点是秘密行动，由保卫部王树德他们负责。（舒云采访张辉灿笔记，2014年8月12日）
周恩来五条指示之一查封林立果的“据点”，有三人证实九一三当晚查封了林立果在空军学院的“据点”。王树德回忆：空军学院的“据点”是两座小楼，没有看见《“571工程”纪要》。刘俊章也说没有看见一进门的客厅茶几上有本子和书，就是说查封林立果秘密据点的三个人，都没有看见《“571工程”纪要》。既然林立果“据点”查封后轻机枪封锁大门，不许任何人员进入，打扫卫生的王兰义又怎么可能在九一三事件三天后拿走《“571工程”纪要》呢？综上所述，《“571工程”纪要》的发现地点和时间皆成谜团。
谜团之二“林彪手令”为什么会出现三张？
1971年9月13日，北京卫戍区警卫3师在怀柔直升机现场发现被周宇驰撕碎的纸片。经公安部技术人员拼接，被公之于众。其中一张纸缺失三分之二，上用红笔竖写着：“盼照……宇驰同……的命……林，九月八日。”经看过“林彪手令”的人辨认，上面的字迹应该是：“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彪，九月八日。”这就是竖版的“林彪手令”。
空军副参谋长王飞、空军作战部部长鲁珉等人看到的“林彪手令”都是“竖版”，只有两个人看到的“林彪手令”是横版。关光烈时任27军某师政治委员，以前担任过林彪秘书。所以林立果认识他。为了从他那里要火焰喷射器，给他看了“林彪手令”。关光烈记得内容与公开的竖版“林彪口令”一样，但他看到的却是“横版”（舒云采访关光烈笔记，2000年9月9日，《
事件完整调查》，明镜出版社2006年版）。空军副参谋长胡萍从林立果那里看到的“林彪手令”也是“横版”。胡萍说：“1971年9月8日晚上，林立果从北戴河回到北京，下飞机后给我看了‘林彪手令’，是横写的。”法庭上没有给胡萍出示‘林彪手令’，出狱后又双目失明，所以他一直以为“林彪手令”就是“横版”的。（舒云采访胡萍笔记，2000年12月，《林彪事件完整调查》，
明镜出版社2006年版）。
据调查，关光烈、胡萍看到的“横版”“林彪手令”都是由林立果出示的。而看到“林彪手令”“竖版”的大都是由周宇驰出示的，包括最后周宇驰用“林彪手令”要直升机。看到“林彪手令”的直升机副大队长陈士印，调度老陈，他们看到的“林彪手令”都是“竖版”。最后这个“竖版”“林彪手令”被周宇驰自杀前撕碎，在直升机坠机现场被发现。而“横版”的“林彪手令”至今未曾露面。
第三个“林彪手令”又出现了。
1971年9月15日，遵照周恩来总理的嘱咐，经汪东兴安排，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武健华和中央办公厅机要室赖奎处长、中央办公厅政治部王歆秘书，先后到北戴河和北京毛家湾，清查林彪住地的文件。他们先到林彪临走时住的96号楼，察看了卧室、起居室、会客室、值班室等处。有些地方显得相当凌乱，门窗橱柜有的半开半关，书、报、杂志、信件等到处堆放，有些纸张、办公用品散落在地毯上，墙角边。他们开始逐屋清理，片纸只字都不放过。第二天清理出一张32开大的白纸，上面用红铅笔写的“盼照立果、宇驰传达的命令办。林彪。九·八。”马上派专人急送中央办公厅。后来才知道，这就是中央公布的“林彪手令”。（武健华《九一三事件后对林彪住地的清查工作》，《党史博览》2011年12期）
武健华告诉笔者，他看到“林彪手令”是“竖版”，与“中央公布”的一样。但笔者注意到，武健华在北戴河96楼查抄的“林彪手令”，与中央公布的“林彪手令”有四点差别：第一是完整的一张白纸，而不是中央公布的碎片；第二发现地点不同，中央公布的“林彪手令”是在北京怀柔直升机迫降现场，而武健华查抄的“林彪手令”是在北戴河96楼；第三“宇驰”后面没有中央公布的“同志”；第四中央公布的不是“九·八”，而是“九月八日”。后两点差别有可能是武健华记忆有误。
难道第三张“林彪手令”又出现了？为什么1980年审判“两案”时没有公布北戴河的这张“林彪手令”？也没有查证“横版”的“林彪手令”？从中央公布的竖版“林彪手令”看，笔迹生硬，是林彪写的吗？为什么要像练字一样写三张？为什么“竖版”“林彪手令”在周宇驰的身上？“横版”“林彪手令”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