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产业更新动能主要体现如何成为区域经济新动能

| 传统产业如何成为区域经济新动能?看化纤重地萧山打造样本 热点-中国纺织报
| 传统产业如何成为区域经济新动能?看化纤重地萧山打造样本 热点作者:中国纺织报 / 公众号:zgfzb1986发表时间 : 原创文章,欢迎转发,请授权转载无论是从产业规模和整体实力,还是从龙头企业发展水平看,萧山都是我国化纤工业的“重地”。目前,杭州萧山区的化纤产能达到1095.3万吨,占全国化纤总量的22.16%,约占世界化纤总量的14.02%。其中,萧山区内产能为437.8万吨,占总产能的40.71%,产品以涤纶和锦纶为主,产能分别为407.8万吨/年、28万吨/年。区外(萧山区内企业外建基地)产能为657.5万吨/年,产品主要为涤纶和粘胶纤维,产能分别为625万吨/年、30万吨/年。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党委书记兼秘书长高勇这样评价萧山化纤业的发展:“萧山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纺织业发展最早、最发达、发展最成功的产业基地之一,在全国纺织化纤行业内起到了较强的引领作用。”他认为,在纺织工业进入“十三五”后,我国要加速由纺织大国向纺织强国转变,在此背景下,萧山纺织化纤业的提升与发展势在必行。事实上,为了擦亮传统经济的金字招牌,让“老树开出新花”,今年,浙江省委、省政府提出了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计划,并把萧山作为21个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试点之一。那么,萧山的化纤产业哪些地方有待提升?又该如何提升?转型升级迫在眉睫“纺织化纤行业作为萧山的传统主导产业,不仅规模体量大、产业链覆盖广,而且龙头企业多、集群优势明显、综合竞争力强。”萧山区经信局党委书记、局长王建涌用一句话概括出了萧山化纤产业的优势。据了解,目前,萧山规模以上化纤企业有374家,其中年销售额达百亿元以上的企业有2家,年销售额达50亿元以上的企业有5家。2016年,萧山区纺织化纤产业的销售产值达965亿元,占全区规上工业销售总产值的1/3。作为全国最大的化纤生产基地,萧山具有完整的产业链优势,目前已建成PTA、CPL、PTMEG多套生产装置,为萧山地区的化纤企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保障,形成了原料-化纤-织造-印染-服装,以及针织、经编、绣花、家纺等较为完善和具有特色的产业链结构,在产业规模、品牌建设、技术装备水平等各方面都居全国领先水平。同时,恒逸集团、荣盛集团的PTA产能规模和技术水平全球领先;恒逸集团与中石化合作建设己内酰胺(CPL)项目,并在文莱大力发展石油炼化项目;富丽达集团成功收购加拿大木浆企业;荣盛集团投资206亿元打造200万吨芳烃项目。可以发现,这些龙头企业都积极向产业链上游延伸,使产业链更趋完善。2017年,恒逸集团、荣盛集团分别入列 “中国企业500强”,兴惠化纤、富丽达集团入列“中国民企500强”,这些龙头企业在不断夯实自身实力的同时,也对萧山化纤产业起到了引领作用。在产业发展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萧山化纤业也存在着一些“短板”。据东华大学研究院副院长王华平介绍,制约萧山化纤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产业结构上,通用合成纤维比重过大,高性能纤维缺失;在产能上,2005年以前的产能占现有产能的39%,老旧产能已经不具备市场竞争力,优质产能占比仍待提高;在创新能力方面,企业在研究与实验发展经费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新产品产值比重、发明专利授权量等方面与国际相比尚有差距;在竞争方式上,聚酯涤纶占绝对比例,常规化纤产品产能过剩,只注重规模扩张和低成本竞争的现象犹存。在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会长、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会长李陵申看来,我国要想成为世界纤维强国,就要在总量、差别化率和高性能纤维的占比3个方面均占有优势。他表示,目前,萧山化纤产业以涤纶长丝为主的发展思路,面临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挑战、价值链整合的挑战、新的制造模式和商业模式的挑战、颠覆性技术对产业冲击的挑战。萧山区副区长魏大庆则从工业化进程适应城市化建设的角度指出了萧山化纤业转型升级的紧迫性。他表示,当前,萧山正面临“后峰会、前亚运”的历史机遇,大湾区建设、拥江发展的战略机遇以及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和临空经济、金融港湾等产业振兴机遇,着力推进城区改造重建、产业腾空重塑、城市功能重组,以纺织化纤为代表的萧山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迫在眉睫。理清思路继续做强针对萧山化纤产业存在的一些现实问题,下一步应从哪些方面寻求突破?又该如何突破?荣盛集团董事长李水荣表示,萧山化纤今后的目标就是要做强,在未来的发展中,萧山的区位竞争优势很重要。另外,化纤企业要不断创新,淘汰低端产品,持续提升产品品质,同时还要越来越重视节能减排,勇于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在产品创新上,兴惠集团董事长项兴富与李水荣持相同观点。他说,近年来,兴惠集团就是通过创新及工艺的不断完善实现了产品品质的提升与稳定。同时,在新增产能的扩张方面,他强调虽然国内化纤产业市场的规模很大,但仍要控制其增长速度。作为萧山从事功能性纤维研发为数不多的企业之一,浙江东华纤维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沈国锋从差异化设计的角度谈了自己的体会。他认为,前10年是化纤产业发展的黄金10年,对人才知识的储备、上下游产业的紧密度要求较高,导致了萧山化纤产业虽然规模体量很大,但差别化、功能化纤维总量不大。受环境和资源承载能力的约束,依靠规模扩张发展的模式不可持续,提高产品附加值、提高技术含量是唯一方向。作为印染企业的代表,三元控股集团董事长李斌从研发投入及上下游合作的角度指出,印染处于纺织工业产业链的末端,占比不高,且受环保约束越来越多,未来不可能大规模扩大产量,只能从产能上入手,加大在产品开发上的投入。此外,只有上下产业链抱团发展才能实现更大进步。印染产业作为纺织中间环节,对下游服装的市场趋势有一定的敏锐度,但也需要上游纤维材料企业的紧密合作,才能不断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中国工程院院士蒋士成也对萧山化纤产业下一步的发展提出了建议:一是通过差别化、功能化产品,提升产品品质;二是控制总量,节能降耗,开发新品种,企业不要一味地进行产能扩张,应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控制产能总量,把钱投到技术改造上来;三是实现上下游一体化发展,进一步降低成本;四是创新发展,依靠科技创新提升传统产业,加大差别化产品的开发,发展大规模智能化制造。大佬发挥“领头羊效应”值得一提的是,近几年,在转型升级的道路上,以恒逸集团、荣盛集团等为代表的一部分萧山化纤企业已经走出了自己的路子,做出了很好的示范样本。恒逸集团的智能化设备实现了生产过程的自动化、信息化。其中,恒逸集团的思路是上游产业链扩张+下游并购+智能改造升级。据恒逸集团执行总裁倪德锋介绍,借助恒逸文莱PMB项目,恒逸往上游突破发展到炼化板块,提高了在经济波动时抵御周期波动风险的能力。在并购方面,今年以来,恒逸集团利用在资本等多方面的综合优势,相继对原红剑、原龙腾化纤、原明辉化纤进行收购和重启,加速在聚酯板块的规模扩张和整体布局。通过系列收购,目前恒逸集团的聚酯年产能扩至480万吨,DTY的产能增至60万吨。在智能改造上,近些年来,恒逸集团大力推动工业4.0智能制造模式的实践应用,打造“两化”融合样板,同时加快推进技术改造,建立智能化生产车间和立体仓库,实现生产过程的自动化、信息化和产品的差别化、品牌化。“恒逸集团在一体化过程中往上游突破是为了把化纤做大,把根基做牢。在并购整合方面,今年3个项目仅仅是开始。在智能制造+互联网营销方面,我们也一直在不断地探索商业模式的创新。”倪德锋强调道。荣盛集团走出了与恒逸相似的路子。该公司提出了“一纵一横”的发展战略,纵向要向上游拓展,形成更加完整的产业链条,横向要进一步加快科技创新,注重对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李水荣介绍:“荣盛的聚酯涤纶能够在严峻的市场形势中保持赢利,除了有集团完善的上下游一条龙产业链作为保障,还与我们注重对现有化纤产业的升级改造密不可分。”据了解,荣盛5年前就开始智能化建设。其“机器换人”设备从2011年开始陆续投入安装,目前已基本安装到位并投入运行。这套设备全部投入使用后,可减少约40%的劳动力,相应的车间甚至可实现“无人管理”,按目前的薪资水平测算,每年可节约劳动成本约2000万元。另外,“机器换人”避免了产品在人工搬运、操作过程中造成的损伤等问题,较大幅度地提升了产品的质量。李水荣表示:“打造无人车间,实现生产智能化是荣盛的重头戏。在旗下子公司盛元差别化纤维项目的纺丝环节中,公司一次性投资2.5亿元引进了德国4套高端工业自动化设备。这套设备具有卷绕自动落丝-输送-检测-中间立体仓储-包装等全自动一体化功能,具有国际最先进的水平,是中国首套应用在化纤行业的全过程智能化自动流水线系统。”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原会长王天凯认为,在转型升级之路上,全行业对萧山化纤产业的提升一直高度关注,恒逸和荣盛这些企业的努力为萧山化纤产业、甚至整个纺织行业都做出了表率。当然,除了企业自身的努力之外,政府的态度与支持也至关重要。“中国化纤产业好比‘中国乒乓球’,随便一个县级产的产品都能拿出去比划比划。但现状往往是,有些地方不喜欢打乒乓球,而去踢足球。”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会长、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会长端小平用一句玩笑话,道出了我国某些区域在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怪象”。值得庆幸的是,萧山政府懂得做强优势产业、打好“乒乓球”的重要性。据了解,萧山区政府在未来的发展规划中,依然把纺织化纤业作为主导产业。“今年,萧山区政府提出了两大举措:一是积极打造益农镇‘国家高端纤维产业集群示范区’,通过梯度转移,将高端制造示范工厂放在园区作为样本,带动整个萧山化纤产业的转型升级;二是加快化纤重镇衙前镇的‘腾笼换鸟’,在衙前镇打造跟化纤原材料相关的基地作为配套园区,使老的化纤工业基地有大的提升。”魏大庆的这段话,不但让人看见了萧山化纤业今后更为美好的图景,而且让更多人感知到“制造业”赋予一个地方区域经济发展的强大“新动能”。联络暗号:扫描二维码,关注《中国纺织报》官方微信,给小编留言或在你感兴趣的文章下评论。相关文章猜你喜欢楼面九台发布石峰发布云集将来黑大学工#统计代码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新动能正加快形成_中国经济网――国家经济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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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战略是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根据国际和地区形势的深刻变化,以及中国自身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性经济体系、促进沿线各国加强合作,共克时艰、共谋发展提出的伟大战略构想,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一带一路”构想在经济上以明确的具有操作性的建议打开了发展思路,迅速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战略。对中国来说,“一带一路”是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重大战略,符合现阶段我国现代化、全球化发展的实际需要,也与沿线国家的发展利益高度契合,对促进区域内资源要素有序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深化区域经济合作,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意义重大。“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和实施,正值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呈现出新的重大趋势性变化和阶段性特征,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传统需求拉动力减弱,、出口增速明显回落,基础设施、制造业需求增速大幅放缓,传统要素供给增速放缓,边际效益下降等。严峻的形势要求我们必须努力促进形成新的增长动力和新的发展方式,加快形成以创新发展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特别是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国经济正面临着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这样一个“三期叠加”的新常态阶段,面临的问题和矛盾盘根错节、错综复杂,宏观经济调控呈现复杂的多重的“两难”局面,迫切要求我们加大改革力度,坚决破除体制和机制障碍,形成一个同市场完全对接、充满内在活力的体制机制。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对于我国拓展战略机遇期,谋划发展新格局,优化发展内外部环境意义重大,而且对当前解决经济新常态下的诸多难题,为经济新常态破局也有着不可小觑的重要作用。首先,我们必须科学认识新常态,科学准确地把握新常态的涵义和经济走势,全面把握当前的经济形势。新常态绝不是一种经济增速回落的借口和托辞,更不是一种无所作为的状态。总书记7月中旬在吉林调研时强调:要“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发展自信,坚持变中求新、变中求进、变中突破,走出一条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优势充分释放的发展新路,推动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我们必须按照这样的思路和要求科学认识新常态,更加主动作为,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新常态应该是从2010年后开始的,2010年GDP增长10.4%之后逐年放缓,到今年上半年为7%,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大,增速放缓、需求不旺、价格下滑、产能过剩、难过,这是多年积累的结构性矛盾的集中体现。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发现和新技术对传统技术的替代,随着各种生产要素成本的上升和全球产业分工格局的调整以及贸易环境的变化,传统的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必须破除现有的结构关系而代之以新的结构关系,并且还要面对调整和转型过程中更为激烈的全球化的科技竞争、产业竞争、产品竞争、竞争和人才竞争。这一轮经济下行的根源在于国内经济结构性矛盾长期积累和尖锐化,而且结构性矛盾的表现又是多方面的。尽管多年来我们反复不断地强调要“转方式”、“调结构”,但实际进展效果并不理想,在“三期叠加”的新常态下面对多年积重难返的难题,必须加大改革力度、创新发展模式、优化需求结构、拓展需求空间,促进内外需、进出口、“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平衡。使内需和外需、和消费的关系更加均衡,使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传统产业发展更加均衡,使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发展更加均衡,使经济增长更加依靠技术进步和劳动力素质提高。一句话,就是一切要靠创新,要依靠创新求发展。总书记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可以说,“一带一路”的提出和实施就是一种高超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创新。通过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深入推进区域经济合作,可以使我们从更广大的视角和更广阔的舞台来对待和解决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问题。搞好“一带一路”建设,按照国际惯例行事,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倒逼加快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在发展方式上由要素规模扩张向创新驱动发展,可以使我们增强全球化资源配置和管理开放型经济能力,有利于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拓展发展空间,从而增强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能力,真正做到调速不减势、量增质更优,始终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在结构调整中,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是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集体转型和升级的一个关键问题,也是和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密切相关的问题。从产出总量上看,中国已于2010年超过美国成为制造业第一大国,有了“世界工厂”的美誉,中国现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经济体量大。工业是经济的根基,是国家综合实力的源泉和基础,工业的发展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目前我国已有20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首位,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二。装备制造业已成为重要产业,我们正加快成为现代装备制造业的大国和强国,尽快使我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抢占世界制高点。引人注目的高铁已成为我国装备制造业一张亮丽的“名片”,成为我国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抢手货”。当前,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首个十年行动纲领《中国制造2025》已于日前公布,又印发了《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提出将与我国装备和产能契合度高、合作愿望强烈、合作条件和基础好的发展中国家作为重点国家,并积极开拓发达国家市场。而“一带一路”沿线几十个发展中国家,又恰恰是在基础设施建设上需求很大,工业化进程正方兴未艾。通过中国装备结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合作共赢,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机遇,也为“一带一路”许多国家解了燃眉之急,特别是铁路、公路、水利、电力、生态等建设需求巨大。通过“一带一路”战略合作,还能够进一步巩固、提升我国与沿线各国的经贸关系,提高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推动我国优势走出去开拓市场,在促进沿线国家产业发展的同时,也从要素供给和市场开拓方面拓展了我国的发展空间,为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创造新的增长动力和新的条件。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在沿线国家创造许多机遇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商贸流通业,通过不同地区不同侧重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建立海外利益保护机制等。特别是扩大一些重点领域的海外,如国内短缺的能源资源,开展国际并购,以提高国内的创新能力和国际经营能力,这也是实现转型升级的一条捷径。此外,我国机电、轻纺、冶金等行业的可以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加工贸易,创造新的出口需求,通过资本输出带动商品和劳务输出拓展海外市场,这对于解决目前国内众多的途径也大有裨益,为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创造更加充分条件。在今年的工作报告中,“一带一路”建设已被摆在调整区域经济结构的三大任务之首,就是为了使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实现深度融合。虽然“一带一路”建设实施的时间很短,但是已对经济结构调整与对外合作的格局产生重要影响,对新常态下的经济起到了破局作用。据最新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非金融类的对外直接达到560亿美元,同比增长了29.2%。今年上半年,成套设备的出口达到600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0%。今年成套设备的出口都是一些较大的项目,如电站、高铁等。我国成套设备出口持续增长表明中国已经从原来主要出口消费品的国家变成了出口品的国家,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巨大变化。此外,今年上半年,制造业的对外达到50.9亿美元,增长63.1%,这表明我国对外经济合作水平又有了提高。中国目前在海外一共建立了68个境外经贸合作区域,完成95.9亿美元,雇佣了14.8万名国外劳工,为东道国上缴12.8亿美元税金。特别是到今年上半年,我国对“一带一路”48个沿线国家的达到70.5亿美元,同比增长22.2%,这些包括基础设施、能源合作、农业加工、仓储物流等各个方面。从存量上看,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我国的对外直接存量已经达到1634亿美元,占我国整个对外直接的20%左右。我国除自己以外,还抱团出海,建立经贸合作区域,在“一带一路”沿线的23个国家建立了经贸合作区,额达到80亿美元左右。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已快于总体出口的增速。应该看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需求的表现还仅仅是刚刚开始,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建材、电力等领域的需求正旺,这些不仅仅是当前经济结构调整和对外开放合作的新亮点,也是对新常态下经济起破局和推动作用的明证,对推动全球贸易和世界经济的增长与稳定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中国经济展现出的新常态下的新的生机和活力,为世界经济注入了新动能。总之,“一带一路”重大战略的实施,为我们解决中国经济长期以来的结构性难题打开了一个新天地,迎来了一个新的战略机遇,不仅可以进一步释放我们自己的发展潜能,而且通过加快新一轮对外开放,构建起结构调整的全球化参与机制,通过加快新一轮的对外开放,实现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和资源在更大空间范围内优化配置,从而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迈向中高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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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构调整、动力转换的环境下,在科技创新、组织形式创新等日新月异的条件下,通过抢抓机遇,充分利用一体化的市场、开放的经济、共享的新型技术平台等,借助移植、承接、积聚、创新等手段,可以超越原有的经济结构而培育形成新经济新动态,而这使一些落后地区能够有效摆脱传统产业结构的羁绊,抢占新经济新动能培育构建的制高点实现后来居先。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在此基础上由主要追求财富向追求幸福的逐步转变,要素的流动不仅看重于地区的经济状况,而且看重于地区的社会、文化、安全、生态等的状况。 ●对于推进中西部地区的创新发展而言,当务之急是理念创新先行。因为相对于东部地区而言,中西部地区一些地方仍然还习惯用传统思维和旧办法、老模式来推动创新发展,比如习惯依靠建园区上项目和投资的手法来推动创新,而对于技术开发和人才开发的投入不够,对人才的激励和包容度不够。双创时代的有梦青年是新动能的生力军,也是政府需要关心和扶植的重点对象。 在近日举行的“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成立大会暨第一次研讨会上,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范恒山、国务院参事徐宪平等政府官员与专家表示,十八大以来,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为基础,以“三大战略”为引领,制定实施了一系列重大规划和政策举措,促进区域发展取得了新成就、形成了新格局,但也要看到,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区域发展还存在着一系列深层矛盾和问题,尤其是地区经济分化明显,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和新旧动能转换不平衡,为此应抓住重点、分类指导,有序推进各项工作。 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 范恒山: 当前区域发展 有八个特点 近几年来,我国区域发展体现一些新情况、新特点。认识、把握这些情况和特点,对明晰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思路、针对存在问题精准施策十分必要。 概括地说,有如下八个方面的新情况与新特点。 第一,地区经济超越传统区域板块呈多维分化状态。在国民经济总体上体现出缓中趋稳、稳中向好发展态势时,地区经济分化的迹象日益明显。这种分化既体现在四大区域板块之间,也体现在各大区域板块内部,还打破了四大板块的限制,呈现出南北差异的特点。这种分化反映了在整体转型转变环境下各地区从思想管理到发展方式、经济结构等的现实适应能力和未来发展潜力之间的差异。这种分化状态既对区域政策的制定也对区域板块的划分带来了挑战,不但要求细化区域政策指导的空间板块,而且要求对目前分属于不同区域板块的地区基于发展现状与潜力做更精准的甄别,从而更有针对性地实施对策。 第二,城镇化发展成为影响区域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近些年来,在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推动下,城镇化进程明显提速。2016年底,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分别为41.2%、57.35%,比2012年底各提高5.9和4.75个百分点。全国城市人口密度从2012年来的每平方公里2307人提高到2015年末的2399人。在城镇化发展中,小城镇特别是特色小城镇的发展建设成为促进城乡区域发展的一个有效途径。应该指出的是,以各种苛刻条件限制农民进城或依法剥夺“三农”资源推进城镇化的做法,是对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一种逆动,而这些情况在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同时存在。 第三,新资源新环境条件下地区经济能够脱离既有基础重造而实现后来居先。在结构调整、动力转换的环境下,在科技创新、组织形式创新等日新月异的条件下,通过抢抓机遇,充分利用一体化的市场、开放的经济、共享的新型技术平台等,借助移植、承接、积聚、创新等手段,可以超越原有的经济结构而培育形成新经济新动态,而这使一些落后地区能够有效摆脱传统产业结构的羁绊,抢占新经济新动能培育构建的制高点实现后来居先。近些年来,湖北、安徽、江西、重庆、贵州等中西部地区,积极吸纳、移植高端生产要素和先进分享技术,实现了新经济新动能的横向转移和无中生有,新型经济形态或产业的发展与东部发达地区基本上处在了同一发展水平线上。 第四,要素流动越来越倚重于区域的综合品质或综合环境。从以往情况看,要素流动既依附于一个地区的综合环境,也看重于其某种特殊的比较优势。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在此基础上由主要追求财富向追求幸福的逐步转变,要素的流动不仅看重于地区的经济状况,而且看重于地区的社会、文化、安全、生态等的状况。一个值得重视的情况是,人口人才的流动越来越重视地区的舒适感。例如,一些地区的空气质量和气温水平成为人才流动或选择工作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考量。 第五,在区域联动不断增强的势态中隐性竞争日趋激烈。适应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等的要求和实现优势互补、排忧解难及在更大范围内配置资源要素的需要,过去一些年,各种形式的地区合作广泛展开,区际各行政区政府的联动日益增强,一体化进程逐步推进。但受发展理念、既有利益、攀比模仿心理及政绩考核体系、一刀切管理方式等的影响,各地区发展战略思路、规划基本趋同,导致了地区经济结构的同质同状,因而也带来了地区封锁、市场分割和不合理竞争。不合理的隐性竞争的加剧严重阻碍了区域经济的协调协同发展。 第六,支撑区域发展的功能平台得到广泛运用但作用弱化。近几年,自贸区等新型功能平台陆续建立。总体上看,功能平台仍然是各地积极争取或自主打造的一种战略资源和稀缺要素。但是,现实也表明,功能平台的作用在降低。从客观上说,随着改革向前推进、一体化制度逐步建立,功能平台所拥有的特殊探索空间不断缩小,与面上的政策落差逐渐拉平,政策与改革红利不再丰厚,但更重要的是主观努力不足,一些地方往往依靠功能平台装门面、避矛盾、展形象,有些地方则把功能平台办成了一个普通的开发基地。总体上看,当前一些功能平台同质同构严重,试验探索功能薄弱,已经丧失了其本质特色和核心功能,难以形成有价值可推广的经验,亟待调整转型。 第七,认识偏差导致某些调控政策在区域指导中出现“一刀切”。这些年来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发展完善的一个重要成就,是确立了分类指导、因区制策的区域调控原则。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进一步加大了对贫困地区、特殊困难地区等的政策支持和其他形式帮扶的力度,并提出要缩小区域政策单元,以提高区域政策的精准性。但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着把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与强化对特殊地区支持对立起来的认识。在“维护市场统一”、“保护公平竞争”的名义下,某些部门出台的调控政策忽视困难地区的特殊情况和试验园区的特殊需求,与总体层面体现为“一个样”、“一般齐”。这种实质上的“一刀切”政策直接影响了区域协调发展特别是落后地区的加快发展,也影响了一些重要改革事项的先行探索与试验。 第八,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制度建设陆续展开但缺乏系统配套。过去一些年来,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国家制定实施了一系列重大区域规划和政策,各有侧重、分类指导的区域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在这个基础上,体制性机制性探索着手进行,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利益补偿机制、能源矿产等资源转出地和转入地利益平衡机制、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等资源权属交易机制等的建设都已在重点区域、流域进行试点。这是一个重大进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归根结底要建立长效机制。但总的看,这种探索在我国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具有浅层次和碎片状的色彩,在补偿主体、补偿标准、补偿方式及相关价格改革等配套条件方面都存在着问题,需要深入研究探索。 国务院参事、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徐宪平: 中西部地区发展 关键依靠创新 面对区域创新发展不平衡的局面,推动区域创新,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创新发展尤为重要,为此应从五方面入手。 第一,目前我国区域创新发展态势并不平衡。高地在东部,已经开始步入快车道;洼地在中西部,有的开始在奋起直追。这里有三组2015年的数据可以说明一些情况:2015年研发投入占比全国平均水平是2.07%,东部地区是2.58%,中部地区是1.46%,西部地区只有1.19%,差距很大,只有西部的陕西达到了2.18%,是唯一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西部省份。按人均授权量,全国平均水平是12.5件,东部是21.4件,中部为5.86件,西部只有5.41件,差距更大,只有西部的重庆是12.9件,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从高新技术产业主营收入占GDP的比重来看,全国平均水平是20.31%,东部是26.79%,中部为14.18%,西部仅有10.29%,东部远远地超过中西部的占比,也只有重庆达到了25.6%,是唯一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城市。从上述三组数据可以看到,中西部地区无论是在投入还是在产出上,创新发展是严重滞后的。 第二,推进中西部地区的创新发展,当务之急是理念创新先行。要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必须全面推进理念的创新、技术的创新、模式的创新和制度的创新,其中最重要的是理念创新先行,最核心的是技术创新突破,最活跃的是模式创新推放,最紧迫的是制度创新引领。而对于推进中西部地区的创新发展而言,当务之急是理念创新先行。因为相对于东部地区而言,中西部地区一些地方仍然还习惯用传统思维和旧办法、老模式来推动创新发展,比如习惯抓大放小,眼睛老盯着大企业大项目,对中小型创新型企业的重视扶持不够;习惯用选拔式的方式来圈定扶持企业和产业;习惯依靠建园区上项目和投资的手法来推动创新,而对于技术开发和人才开发的投入不够,对人才的激励和包容度不够。双创时代的有梦青年是新动能的生力军,也是政府需要关心和扶植的重点对象。 第三,推动中西部地区的创新发展,要善于运用好互联网这一创新平台、创新工具。互联网作为一种创新的要素、创新的工具,它的开放性、共享性、互动性使它拥有巨大的创造能量,创造空间。巨大的市场容量和低成本,便利化的服务优势,成为改造传统产业,催生新型产业的基础平台,它打破了创新的时空、地域甚至是国界的限制,未来世界是无数的智能机器和智慧大脑在同一个网络平台上进行互动。不要去纠结是“互联网+”还是“+互联网”,把它看成是工具,既可以为产业、制造业服务,也可以为服务业服务。过去中西部地区因为区域条件、交通资源等制约,创新发展受到了限制,现在通过互联网平台连接一起,聚集分散的海量资源,推动开放共享,实现供需精准地匹配,提高资源的效率。 第四,推动中西部地区的创新发展要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载体作用。中西部地区的中心城市特别是省会城市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创新平台,其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发达的教育体系、高端的人才资源、现代的企业集成,同时城市中不同文化、不同人群、不同思想会产生摩擦,催生出很多新的概念。 最后,推动中西部地区的创新上要在体制机制上多给一些自主权。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不仅要加大研发、技改、人力资本开发的投入力度,更重要的是加大改革力度,中央各部门应该给中西部地区一些创新发展自主权,多把一些先行先试的政策放在中西部,允许它们的先行先试政策可以覆盖所在地的中央企业和高等院校,要成为创新高地,首先要成为改革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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