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初二的学生，我想在高中毕业以后去韩国留学，我没和父母说过这件事，毕竟我太小，我明白我现在_百度知道
我是一个初二的学生，我想在高中毕业以后去韩国留学，我没和父母说过这件事，毕竟我太小，我明白我现在
这个事有点早了，可我已把未来规划好了。与其在国内读大学，还不如去韩国读一流名牌大学，我家的条件去亚洲内留个学是没什么大问题的。可我还是怕父母不同意。
我有更好的答案
高中好好读书先，其实在韩国留学的话。。。毕竟不是英语国家性价比没那么高，真的，本科留学优先考虑英语国家。其实在国内如果能上个名牌大学我个人认为比去韩国读大学好，不管现在成绩怎么样，你才初二呢还早，好好努力一切都可以的。如果真的要和父母商量去韩国，准备好充分的理由和自己的想法对未来的规划，必要时请父母尊敬的长辈或者朋友说一下。不要害怕要勇敢的说。不过，你现在还早不用担心高中好好学习还是最重要的～
好的，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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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一直在远游
爸也会挑剔作为餐馆服务员的母亲，“我不确定他是认真的还是开玩笑。” 他们有各自没有交集的朋友圈，他们各管各的钱。 金玥也抽空去看望了父亲。跟母亲相比，他的状况要糟糕得多。父亲老了，整天喝酒让他显得愈加憔悴。说起母亲，他的情绪就特别激动。“我想他是觉得，他的生活被妈妈毁了——他还是放不下妈妈。” 后来她得知，父亲是在母亲的帮助下来韩国的。他们在这边一起生活过，但最终还是分开了。直到现在母亲也不愿再见到他。“至于为什么，我不知道。这是发生在韩国的事情，我就不太了解了。” 金玥跟父亲说，“真希望有天，我们4个人可以坐在一张桌上吃饭。”“你觉得有可能吗？”父亲反问。“妈妈不喜欢见到爸爸，即使见到了一起吃饭也不是一个家，不是你想的那样了。” “过去我总想，吵架也好，哪怕是分开了，他们出去挣钱总是要回来。从那时起，我觉得我就不应该再这样想。我该树立一个别的象征性的支柱。”她终于放弃了把假想中的那个完满家庭作为自己的依赖，“我只相信我自己，和我自己的奋斗。” 韩国 金玥与母亲一个月的共处波澜不惊，距离的接近似乎并没有让她们更加亲密。该问候的时候问候，该疏远的时候就保持点距离，“没什么大的变化。”不过她又有了新的疑问，“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们家，我爸，我妈，我姐，都要跑到韩国来呢？这里有那么好么？” 她不喜欢这个国家以及这里的人。同样的民族没让她找到认同，反倒是韩国人听出她的口音，“条件反射一样”，他们能立即露出“噢，你来自中国，你是来打工的吧？”的神色，让她感受到深深的隔阂。“这里生活确实要方便一些。但他们很刻板，”金玥说，“比如饭店规定10点钟关门，到时间如果还有客人没走，他们就会赶人。”她更喜欢中国的做法，等客人尽兴散去才打烊的店家，“该通融的时候就通融一些。” 宇文俊到韩国之后才发现自己过去对这里的想象是多么荒诞。在电话里他听父亲说他们在“坐地铁上班”，那该是种多么神奇的车，他想。有一年放假他去韩国玩，到首尔挤了回地铁，他感叹道：真是太不容易了。 父母在那边开了个小饭馆，两人起早摸黑干活。父亲给宇文俊的假期安排可不是观光，他的任务是在饭馆刷碗。“一天至少12个小时，最少得刷一千个碗。”他也从父亲那里领工资，“我爸说以前他就是干这个过来的。之后我每次去他都让我刷碗，我这次跟他说下回我能不能别干这个了，我宁肯少挣点。”宇文俊说。 宇文俊在国内可是学校里的潮人：他总穿着最新款的运动鞋，他的发型永远是最入时的。但在韩国，他就是一个刷碗工，父亲没把他当外人。团聚并没让他感到温暖，一家人仍很生疏，但父亲特别有成就感。平时父母很少在家做饭，宇文俊觉得那只电饭锅都没用过几次。儿子过来后，一家人坐在一起，父亲满足地说：终于能在家吃上饭，你妈也有点当妈的样子了。 宇文俊参加延边大学体育特招考试前，母亲从韩国赶回来陪考。她带儿子去百货大楼，给他从头到脚换了一身衣服，花了两千六百多。“我觉得没有必要，但我妈不那么想。”他们担心儿子考不上，怪罪到自己。“我爸经常说，‘你大学毕业了，我再给你找份工作，咱俩就没关系了——你还得把这些年我养你的钱都还给我。’他是在开玩笑，但也是实话。” 尾声 金玥的姐姐在韩国生活了6年。她已经甩掉了让人尴尬的中国口音，在说话的态度、语气和生活方式上，都完全变成了韩国人。“她现在说中文倒很费劲，就像韩国人学中文一样。”金玥说姐姐适应了韩国，而且她喜欢那里。她在高尔夫球场工作，并如愿嫁给了韩国人。 父母和姐姐也希望金玥毕业后能到韩国，但她并不这么打算。金玥继续在大学里享受最后一年半的时光，她参加了学校里的Kin-Ball球队。2012年，球队在日本参加第一届亚洲Kin-Ball锦标赛获得第二名，她被评为“场上最佳球员”。 她觉得自己比过去更自信，表现欲也更强。她依然依赖朋友，但她现在喜欢交往那些弱势而善意的朋友，而不是过去“外表豪爽开朗”那种人。她开始乐于付出，“我觉得付出更能让我感觉到自己有能量。”她说。每到假期，她用平时积攒的钱四处旅行。她喜欢南方，希望毕业后能在江浙找到一份“有活力的工作”。 “我想离他们远一点，”她指的是家人，理由有点像她与朋友间保持的那段距离。“我不想再因为接近他们，而再次对他们失望。如果再有一次的话，那世界就太不完美了。” 金玥的姐姐希望办完婚礼后，和丈夫一起去拜访父亲。她想父亲会原谅婚礼没有邀请他。现在，通过别人介绍，父亲已经与一位来自中国延边的朝鲜族女人结了婚。那是一位丧偶的贤惠女子，金玥见过她，“很照顾爸爸，就是一个普通的妇女对她丈夫那样。” 父亲的生活已经比前两年安定了不少，虽然他偶尔在醉酒后还会打电话跟姐姐哭诉当年不该离婚。在与初恋钢琴家生活几年后，母亲选择了离开，现在她独身一人。姐姐婚礼结束，亲友们到KTV里唱歌，母亲又唱又跳插科打诨的劲头让金玥大感意外。“很吃惊，她给我的印象一直挺温柔的，没想到原来这么能玩。” 那几天，母亲白天要陪国内来的亲友们游玩，只有晚上是属于金玥的。她们会聊聊前途，聊聊男人。她还是很客气，简单回答母亲的每一个问题。只有在入睡时，她才像小时候那样，抱着母亲的手。跟小时候的感觉一样么？ “还是一样的，”她想了一秒钟，然后确定地回答，“我还是喜欢妈妈在旁边跟我一起睡觉。” （中山大学侯婧婧同学对此文亦有贡献）
本刊记者& 张雄& 发自吉林延边& 图/李卓颖
像个上班族，虽说我不挣钱。所有的事情都得靠自己。” 有天宇文俊没去上课。班主任给他打电话，无人接听，赶忙派了两个同学去他的住处，才发现他倒在地上。同学把他背下楼打车去了医院。那次发烧42度，医生诊断是感冒引发的阑尾炎，导致高烧和全身浮肿。 他从没在电话里告诉过父母，他不想让他们知道这些。“你自己的事情还是自己解决吧。”很早的时候，父亲曾在电话里这样说。 “他有他的道理。”宇文俊说，父亲小时候也是这样长大的。这是他们家族的传统。 人一定要在 年级越高，金玥发现班里的留守学生就越来越多。她敏感地体察到身份不同受到的区别对待。“同样犯错，正常家庭的孩子，他们就认为是那孩子不好；我们呢？老师会连着父母一起骂：‘父母不在身边，孩子没往正路走。’打击班里一大片。”她称这种打击是“惋惜的嘲讽”。 金玥最喜欢的电影是《肖申克的救赎》。与很多人不同的是，她被打动的点是片中两位主人公的友情。“我知道它想讲的当然不是友情，但对我来说印象最深的却是朋友间的信任，那是安迪和瑞德的希望。” 友情也是她最为看重的社会关系。但与其说友情，不如说是各种形式的抱团。比起非留守的孩子，她们有更多的课外时间来培养感情。她们有能力支付下馆子的小聚会，甚至能喝点酒。上初一时，金玥参加一个朋友的生日聚会，大家都喝了酒。晚自习他们集体迟到，一个醉酒的男生，就座后竟与老师一板一眼讲起人生道理来。全班爆笑，“年纪这么小就在老师面前耍酒疯啊。”老师笑笑，此事便算过去了。 这些孩子有充足的时间挥霍过剩的精力，他们迫不及待地尝试一切，喝酒，抽烟，恋爱，打群架，或者性，一切别人敢想不敢做的事。这让他们感觉很酷。金玥的朋友小C并不忌讳跟男生们“玩一玩”，她的逻辑是：“别人玩我，我也玩你。你玩我身体，我就玩你的钱。”她对金玥说，女生应该多交几个男朋友，可以让你学到很多。 金玥没敢，她的初恋还得等到几年后的大学里才开始。她尝试过其中的一些，但并非所有的刺激都让她感觉良好，有时它是一种无形的裹挟：不参加酒局，不参加晚自习打牌，你会被孤立。她已经没有家庭了，她不能再被同学和朋友们孤立。 “人一定要在，即使你什么都不做。”金玥说。 即便是最亲近的朋友，金玥也会注意保持跟她的距离。“我不会让她完全融入到我的生活，这也是保护自己。”她解释，“即使有一天我们不再联系，至少你不会有失去的痛苦。如果亲密无间，你就很难不痛苦。” 抱团取暖会有诸多不便，孑然一身就得付出更多的代价，而亲人的缺位早已留下一个个空洞，在每一件细碎繁琐的事务上。生病时朋友间会相互照顾，他们觉得有义务去给病号买药，但到药店时麻烦来了——是买贵的还是便宜的？ 他们并不缺钱，很难说这种计较究竟是幼稚还是人性使然。“作为朋友我们不会让病人出钱，但花自己的钱又总是很心疼。如果是父母，当然不会有这种想法了。” 想一块去了 当朋友也无法弥补那些情感空间时，她也会想，父母去韩国，真的是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吗？“后来我只是接受了，”金玥说，“我接受的是这个现实，但我不认为是像最初他们说的，或者想的那样，为了生活更美好。” “那是为了什么呢？” “为了钱。” 留守学生与父母的联系很快变得程式化。在留守学生之家里，每天都会有从韩国打过来的电话。有些会聊上个把小时，但更多的沟通是一分钟内解决的：嗯，挺好，知道了，没啥事吧，挂了啊。中心负责人汪小龙说：“就跟过去说大学生给家里写信，仨字就够：爹，钱，儿。” 这封信现在得倒过来写。在宇文俊与父母的通话里，“我能感受到他们想付出，但不知从哪儿下手。”有时候父母也会表达没能在他身边的歉意，这是让双方都特别尴尬的话题。宇文俊笑笑：“那你们就多给我点钱吧。” 大家想一块去了。 时间一长，这种沟通的单调让双方都感到疲倦。有时父亲试图让对话变得活泼些，便对他说：你这孩子什么都好，就是学习不行。 “小时候你没管我，现在你回头来埋怨我没学好了？”宇文俊说，“老跟我叨叨这个，听着就烦。” 父子俩吵起来，都愤愤然挂掉电话。但很快父亲就会接到他的道歉电话。 “你怕他们不给钱了是吗？”我问。 “也有这个心理，反正有。” 自我麻醉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金玥开始在电话里跟母亲说起了敬语。 很难在汉语中找到一个关于敬语的贴切对应，也许“那您好好休息吧”可以对应“那你睡吧”。此外，她总是用一种故意的客气跟母亲说话，她也从来不顶撞母亲。朋友说，你给你妈打电话，像跟老师、跟客人，就是一点也不像母女。 几乎所有话题都是母亲提起来的：这边韩国的孩子如何如何，那么你呢——这是母亲惯用的一种聊天方式。她会简单回答几句，她很少主动说点什么。 她知道自己刻意在与母亲保持距离，这是一种自我保护，将对方隔离在一个安全范围之外，并且暗示：你不要再往里进，我们就这样大家都好。她也知道敏感的母亲一定能感受到这点，但后者从来不点破。偶尔，她也会拿那些敬语揶揄女儿。 母亲第一次回国，是在出去两年后。那时候金玥已经是个初中生。母亲还像小时候一样拍拍她的屁股，问她想吃什么。不知道为什么，虽然母女俩一直通电话，但时隔两年的见面竟让金玥有些尴尬和害羞。 金玥觉得母亲变化很大。她的妆容更为精致，穿衣打扮也比过去好看。最重要的是观念上。她给姐妹俩买了好多衣服，还说女孩子就是应该打扮得漂漂亮亮，不应该为省钱而省钱。“爸妈挣了钱，你们就更得舍得花。” 她觉得这是出国对母亲的影响，“见过世面了。”那次回来是为照顾姐姐高考，母亲在家呆了20天。临走时，她哭着央求母亲留下来。“她没有当着我们的面哭，但我能感觉她声音是哽咽的。” 5年后，金玥参加高考时，母亲也回来了。但这次看起来远不如上回积极：等到临考前几天才从韩国动身，考过之后又匆匆离开。这让金玥开始反思自己的家庭关系：她和妈妈之间真的是她所想的那样难舍难分吗？ 很多父母在高三一开学就回到国内，陪伴子女。这让金玥感到很失落。“难道挣钱真的那么重要吗？我可以少吃点，可以不买一些新衣服。你们这样做真的是为了我们过上好日子吗？”她这样想，但很快又否定这个念头。“你只能自我麻醉，你没有力量接受另一种现实。” 在大学里，她跟非留守的同学聊起这些。对方表示无法理解父母怎么可以丢下孩子这么久不回来。“可是，你爸妈不在，你不也长得挺好的吗？”朋友反问。 金玥只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她从小到大那些留守的朋友中，辍学的不在少数。她初中班上的留守同学里，上大学的不到十人。她曾经最好的几个朋友都早早走上社会，如今在南方做电话推销员，在美容院当小工。QQ上她们绝望地向她倾诉生存不易，“很残酷”——她们说。这3个字让金玥感到心酸。 在留守学生之家，更小的孩子们并不在乎学业。“考不上大不了上韩国打工去，”汪小龙介绍现在学生的想法，“一个月也能挣一万，比大学毕业生还多呢。” 而另一方面，在大学里，她发现与正常家庭长大的孩子看待问题是如此不同：在他们看来父母养育孩子是多么理所当然的事，而让孩子独自长大又是多么不可原谅。 “在我看来没有什么理所当然。”金玥说，“一切都有付出和回报。” “你恨他们吗？”我问。 “从来没有。我感到失望，我因为他们不在流过很多泪水，但我更多是可惜。他们从没参加过我的家长会，参与我的成长。这是他们的损失。” 她看到留守的悲剧正在更小的一代人身上重演。根据延边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朴今海教授年在东北三省所作的抽样调查，朝鲜族学校里的留守学生比例普遍超过50%，有些地区高达80%。延边州委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12年，延吉市十中的这一数据高达87.4%。留守儿童已成为朝鲜族学校主流群体。 有时跟那些赴韩打工的亲戚们通话，金玥会劝他们赶紧回来。“回来陪陪孩子吧，哪怕你们夫妻回来一个也行。”亲戚们应承着，但没有人被说服。 离婚 高一暑假时，母亲邀请金玥去韩国玩。旅行社看了她的户口本，说：“如果你爸爸妈妈已经不在一起的话，一定要有离婚证明。” 她很惊讶，打电话问母亲，这是怎么回事。母亲传真过来一份《离婚协议书》，没有解释。日期是2001年，也就是说，在母亲出去一年后，她就已经和父亲离婚了。 没有人告诉她这件事，“就这么给我一张纸，让我自己去理解。”她偷偷地大哭一场，害怕“妈妈已经不是她的”。她去问姐姐，姐姐很早就知道，也一直瞒着她。她又去问父亲。“其实爸爸妈妈离婚是一件好事，根本就走不到一块的。你也不用太在意。”父亲安慰她说。 她恨他们。“就算你们给我装也行，可是你们装都没装好，”她想。在无数次被人说起从小没人管时，她都能拿出很多理由说自己并不比人差：她能享受别人羡慕的韩国糖果和漂亮衣服，她身体强健不受人欺负，她也考上了理想中的高中没给家人丢脸。但是，她还是被这张纸打败了。 金玥在母亲那里呆了一个月，她没再追问离婚的事。姐姐那时已经在韩国工作，每天领她四处玩耍。她很享受这个异国假期，却没有一家人他乡重聚的诸多感慨。 “我们已经默认了这样的现状，”金玥说，“如果妈妈一下子突然来到我身边，要跟我生活在一起，我想大概互相都会觉得很不方便。” 母亲在一个餐馆上班，她带姐妹俩去那里吃饭。金玥从没在其他时间去过那里，她不想看母亲工作的样子。“这样对她对我都有好处。” 母亲已经有了新的家庭。新任丈夫是一个钢琴家，有自己的酒吧，据说年轻时还组过一个乐团，在韩国有些名气。二十多年前，他曾在中国生活过一段时间，母亲与他是初恋。“很不可思议吧？”金玥说，多年来他们一直保持联系。母亲到韩国好几年后，他们又走到了一起。但金玥否认母亲是因为初恋而与父亲离婚。 新爸爸对金玥很好，但金玥觉得他的表情有些太严肃。她觉得作为一个音乐家，敏锐的洞察力是良好的素质。但在家庭生活里，她看到音乐家爸
爸也会挑剔作为餐馆服务员的母亲，“我不确定他是认真的还是开玩笑。” 他们有各自没有交集的朋友圈，他们各管各的钱。 金玥也抽空去看望了父亲。跟母亲相比，他的状况要糟糕得多。父亲老了，整天喝酒让他显得愈加憔悴。说起母亲，他的情绪就特别激动。“我想他是觉得，他的生活被妈妈毁了——他还是放不下妈妈。” 后来她得知，父亲是在母亲的帮助下来韩国的。他们在这边一起生活过，但最终还是分开了。直到现在母亲也不愿再见到他。“至于为什么，我不知道。这是发生在韩国的事情，我就不太了解了。” 金玥跟父亲说，“真希望有天，我们4个人可以坐在一张桌上吃饭。”“你觉得有可能吗？”父亲反问。“妈妈不喜欢见到爸爸，即使见到了一起吃饭也不是一个家，不是你想的那样了。” “过去我总想，吵架也好，哪怕是分开了，他们出去挣钱总是要回来。从那时起，我觉得我就不应该再这样想。我该树立一个别的象征性的支柱。”她终于放弃了把假想中的那个完满家庭作为自己的依赖，“我只相信我自己，和我自己的奋斗。” 韩国 金玥与母亲一个月的共处波澜不惊，距离的接近似乎并没有让她们更加亲密。该问候的时候问候，该疏远的时候就保持点距离，“没什么大的变化。”不过她又有了新的疑问，“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们家，我爸，我妈，我姐，都要跑到韩国来呢？这里有那么好么？” 她不喜欢这个国家以及这里的人。同样的民族没让她找到认同，反倒是韩国人听出她的口音，“条件反射一样”，他们能立即露出“噢，你来自中国，你是来打工的吧？”的神色，让她感受到深深的隔阂。“这里生活确实要方便一些。但他们很刻板，”金玥说，“比如饭店规定10点钟关门，到时间如果还有客人没走，他们就会赶人。”她更喜欢中国的做法，等客人尽兴散去才打烊的店家，“该通融的时候就通融一些。” 宇文俊到韩国之后才发现自己过去对这里的想象是多么荒诞。在电话里他听父亲说他们在“坐地铁上班”，那该是种多么神奇的车，他想。有一年放假他去韩国玩，到首尔挤了回地铁，他感叹道：真是太不容易了。 父母在那边开了个小饭馆，两人起早摸黑干活。父亲给宇文俊的假期安排可不是观光，他的任务是在饭馆刷碗。“一天至少12个小时，最少得刷一千个碗。”他也从父亲那里领工资，“我爸说以前他就是干这个过来的。之后我每次去他都让我刷碗，我这次跟他说下回我能不能别干这个了，我宁肯少挣点。”宇文俊说。 宇文俊在国内可是学校里的潮人：他总穿着最新款的运动鞋，他的发型永远是最入时的。但在韩国，他就是一个刷碗工，父亲没把他当外人。团聚并没让他感到温暖，一家人仍很生疏，但父亲特别有成就感。平时父母很少在家做饭，宇文俊觉得那只电饭锅都没用过几次。儿子过来后，一家人坐在一起，父亲满足地说：终于能在家吃上饭，你妈也有点当妈的样子了。 宇文俊参加延边大学体育特招考试前，母亲从韩国赶回来陪考。她带儿子去百货大楼，给他从头到脚换了一身衣服，花了两千六百多。“我觉得没有必要，但我妈不那么想。”他们担心儿子考不上，怪罪到自己。“我爸经常说，‘你大学毕业了，我再给你找份工作，咱俩就没关系了——你还得把这些年我养你的钱都还给我。’他是在开玩笑，但也是实话。” 尾声 金玥的姐姐在韩国生活了6年。她已经甩掉了让人尴尬的中国口音，在说话的态度、语气和生活方式上，都完全变成了韩国人。“她现在说中文倒很费劲，就像韩国人学中文一样。”金玥说姐姐适应了韩国，而且她喜欢那里。她在高尔夫球场工作，并如愿嫁给了韩国人。 父母和姐姐也希望金玥毕业后能到韩国，但她并不这么打算。金玥继续在大学里享受最后一年半的时光，她参加了学校里的Kin-Ball球队。2012年，球队在日本参加第一届亚洲Kin-Ball锦标赛获得第二名，她被评为“场上最佳球员”。 她觉得自己比过去更自信，表现欲也更强。她依然依赖朋友，但她现在喜欢交往那些弱势而善意的朋友，而不是过去“外表豪爽开朗”那种人。她开始乐于付出，“我觉得付出更能让我感觉到自己有能量。”她说。每到假期，她用平时积攒的钱四处旅行。她喜欢南方，希望毕业后能在江浙找到一份“有活力的工作”。 “我想离他们远一点，”她指的是家人，理由有点像她与朋友间保持的那段距离。“我不想再因为接近他们，而再次对他们失望。如果再有一次的话，那世界就太不完美了。” 金玥的姐姐希望办完婚礼后，和丈夫一起去拜访父亲。她想父亲会原谅婚礼没有邀请他。现在，通过别人介绍，父亲已经与一位来自中国延边的朝鲜族女人结了婚。那是一位丧偶的贤惠女子，金玥见过她，“很照顾爸爸，就是一个普通的妇女对她丈夫那样。” 父亲的生活已经比前两年安定了不少，虽然他偶尔在醉酒后还会打电话跟姐姐哭诉当年不该离婚。在与初恋钢琴家生活几年后，母亲选择了离开，现在她独身一人。姐姐婚礼结束，亲友们到KTV里唱歌，母亲又唱又跳插科打诨的劲头让金玥大感意外。“很吃惊，她给我的印象一直挺温柔的，没想到原来这么能玩。” 那几天，母亲白天要陪国内来的亲友们游玩，只有晚上是属于金玥的。她们会聊聊前途，聊聊男人。她还是很客气，简单回答母亲的每一个问题。只有在入睡时，她才像小时候那样，抱着母亲的手。跟小时候的感觉一样么？ “还是一样的，”她想了一秒钟，然后确定地回答，“我还是喜欢妈妈在旁边跟我一起睡觉。” （中山大学侯婧婧同学对此文亦有贡献） 姐
姐没有邀请父亲来参加她的婚礼。这是母亲的主意。
金玥（化名）总觉得这样不妥。婚礼开始前，她试图劝说母亲。刚一开口，就被挡了回去：“要么他，要么我。”爸也会挑剔作为餐馆服务员的母亲，“我不确定他是认真的还是开玩笑。” 他们有各自没有交集的朋友圈，他们各管各的钱。 金玥也抽空去看望了父亲。跟母亲相比，他的状况要糟糕得多。父亲老了，整天喝酒让他显得愈加憔悴。说起母亲，他的情绪就特别激动。“我想他是觉得，他的生活被妈妈毁了——他还是放不下妈妈。” 后来她得知，父亲是在母亲的帮助下来韩国的。他们在这边一起生活过，但最终还是分开了。直到现在母亲也不愿再见到他。“至于为什么，我不知道。这是发生在韩国的事情，我就不太了解了。” 金玥跟父亲说，“真希望有天，我们4个人可以坐在一张桌上吃饭。”“你觉得有可能吗？”父亲反问。“妈妈不喜欢见到爸爸，即使见到了一起吃饭也不是一个家，不是你想的那样了。” “过去我总想，吵架也好，哪怕是分开了，他们出去挣钱总是要回来。从那时起，我觉得我就不应该再这样想。我该树立一个别的象征性的支柱。”她终于放弃了把假想中的那个完满家庭作为自己的依赖，“我只相信我自己，和我自己的奋斗。” 韩国 金玥与母亲一个月的共处波澜不惊，距离的接近似乎并没有让她们更加亲密。该问候的时候问候，该疏远的时候就保持点距离，“没什么大的变化。”不过她又有了新的疑问，“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们家，我爸，我妈，我姐，都要跑到韩国来呢？这里有那么好么？” 她不喜欢这个国家以及这里的人。同样的民族没让她找到认同，反倒是韩国人听出她的口音，“条件反射一样”，他们能立即露出“噢，你来自中国，你是来打工的吧？”的神色，让她感受到深深的隔阂。“这里生活确实要方便一些。但他们很刻板，”金玥说，“比如饭店规定10点钟关门，到时间如果还有客人没走，他们就会赶人。”她更喜欢中国的做法，等客人尽兴散去才打烊的店家，“该通融的时候就通融一些。” 宇文俊到韩国之后才发现自己过去对这里的想象是多么荒诞。在电话里他听父亲说他们在“坐地铁上班”，那该是种多么神奇的车，他想。有一年放假他去韩国玩，到首尔挤了回地铁，他感叹道：真是太不容易了。 父母在那边开了个小饭馆，两人起早摸黑干活。父亲给宇文俊的假期安排可不是观光，他的任务是在饭馆刷碗。“一天至少12个小时，最少得刷一千个碗。”他也从父亲那里领工资，“我爸说以前他就是干这个过来的。之后我每次去他都让我刷碗，我这次跟他说下回我能不能别干这个了，我宁肯少挣点。”宇文俊说。 宇文俊在国内可是学校里的潮人：他总穿着最新款的运动鞋，他的发型永远是最入时的。但在韩国，他就是一个刷碗工，父亲没把他当外人。团聚并没让他感到温暖，一家人仍很生疏，但父亲特别有成就感。平时父母很少在家做饭，宇文俊觉得那只电饭锅都没用过几次。儿子过来后，一家人坐在一起，父亲满足地说：终于能在家吃上饭，你妈也有点当妈的样子了。 宇文俊参加延边大学体育特招考试前，母亲从韩国赶回来陪考。她带儿子去百货大楼，给他从头到脚换了一身衣服，花了两千六百多。“我觉得没有必要，但我妈不那么想。”他们担心儿子考不上，怪罪到自己。“我爸经常说，‘你大学毕业了，我再给你找份工作，咱俩就没关系了——你还得把这些年我养你的钱都还给我。’他是在开玩笑，但也是实话。” 尾声 金玥的姐姐在韩国生活了6年。她已经甩掉了让人尴尬的中国口音，在说话的态度、语气和生活方式上，都完全变成了韩国人。“她现在说中文倒很费劲，就像韩国人学中文一样。”金玥说姐姐适应了韩国，而且她喜欢那里。她在高尔夫球场工作，并如愿嫁给了韩国人。 父母和姐姐也希望金玥毕业后能到韩国，但她并不这么打算。金玥继续在大学里享受最后一年半的时光，她参加了学校里的Kin-Ball球队。2012年，球队在日本参加第一届亚洲Kin-Ball锦标赛获得第二名，她被评为“场上最佳球员”。 她觉得自己比过去更自信，表现欲也更强。她依然依赖朋友，但她现在喜欢交往那些弱势而善意的朋友，而不是过去“外表豪爽开朗”那种人。她开始乐于付出，“我觉得付出更能让我感觉到自己有能量。”她说。每到假期，她用平时积攒的钱四处旅行。她喜欢南方，希望毕业后能在江浙找到一份“有活力的工作”。 “我想离他们远一点，”她指的是家人，理由有点像她与朋友间保持的那段距离。“我不想再因为接近他们，而再次对他们失望。如果再有一次的话，那世界就太不完美了。” 金玥的姐姐希望办完婚礼后，和丈夫一起去拜访父亲。她想父亲会原谅婚礼没有邀请他。现在，通过别人介绍，父亲已经与一位来自中国延边的朝鲜族女人结了婚。那是一位丧偶的贤惠女子，金玥见过她，“很照顾爸爸，就是一个普通的妇女对她丈夫那样。” 父亲的生活已经比前两年安定了不少，虽然他偶尔在醉酒后还会打电话跟姐姐哭诉当年不该离婚。在与初恋钢琴家生活几年后，母亲选择了离开，现在她独身一人。姐姐婚礼结束，亲友们到KTV里唱歌，母亲又唱又跳插科打诨的劲头让金玥大感意外。“很吃惊，她给我的印象一直挺温柔的，没想到原来这么能玩。” 那几天，母亲白天要陪国内来的亲友们游玩，只有晚上是属于金玥的。她们会聊聊前途，聊聊男人。她还是很客气，简单回答母亲的每一个问题。只有在入睡时，她才像小时候那样，抱着母亲的手。跟小时候的感觉一样么？ “还是一样的，”她想了一秒钟，然后确定地回答，“我还是喜欢妈妈在旁边跟我一起睡觉。” （中山大学侯婧婧同学对此文亦有贡献）
作为以爱美著称的民族，他们在韩国釜山一家高级酒店举办的这场婚礼极尽奢华。金玥把照片传到微信朋友圈里，附注“天堂”。3月24日，当新郎牵着姐姐出现在红地毯上，神圣的乐曲从天而降。坐在金玥旁边的母亲无比适时地哭了。
22岁的金玥没母亲那么容易入戏。婚礼虽美，却没让她憧憬自己未来的这一天，“一点都没有。”
几天后，她将回到中国延边。一年后当她在延边大学完成学业时，她希望在中国南方找份工作，而不是韩国。虽然爸爸、妈妈和姐姐都在那里。
“我希望离他们远一点。”
像个上班族，虽说我不挣钱。所有的事情都得靠自己。” 有天宇文俊没去上课。班主任给他打电话，无人接听，赶忙派了两个同学去他的住处，才发现他倒在地上。同学把他背下楼打车去了医院。那次发烧42度，医生诊断是感冒引发的阑尾炎，导致高烧和全身浮肿。 他从没在电话里告诉过父母，他不想让他们知道这些。“你自己的事情还是自己解决吧。”很早的时候，父亲曾在电话里这样说。 “他有他的道理。”宇文俊说，父亲小时候也是这样长大的。这是他们家族的传统。 人一定要在 年级越高，金玥发现班里的留守学生就越来越多。她敏感地体察到身份不同受到的区别对待。“同样犯错，正常家庭的孩子，他们就认为是那孩子不好；我们呢？老师会连着父母一起骂：‘父母不在身边，孩子没往正路走。’打击班里一大片。”她称这种打击是“惋惜的嘲讽”。 金玥最喜欢的电影是《肖申克的救赎》。与很多人不同的是，她被打动的点是片中两位主人公的友情。“我知道它想讲的当然不是友情，但对我来说印象最深的却是朋友间的信任，那是安迪和瑞德的希望。” 友情也是她最为看重的社会关系。但与其说友情，不如说是各种形式的抱团。比起非留守的孩子，她们有更多的课外时间来培养感情。她们有能力支付下馆子的小聚会，甚至能喝点酒。上初一时，金玥参加一个朋友的生日聚会，大家都喝了酒。晚自习他们集体迟到，一个醉酒的男生，就座后竟与老师一板一眼讲起人生道理来。全班爆笑，“年纪这么小就在老师面前耍酒疯啊。”老师笑笑，此事便算过去了。 这些孩子有充足的时间挥霍过剩的精力，他们迫不及待地尝试一切，喝酒，抽烟，恋爱，打群架，或者性，一切别人敢想不敢做的事。这让他们感觉很酷。金玥的朋友小C并不忌讳跟男生们“玩一玩”，她的逻辑是：“别人玩我，我也玩你。你玩我身体，我就玩你的钱。”她对金玥说，女生应该多交几个男朋友，可以让你学到很多。 金玥没敢，她的初恋还得等到几年后的大学里才开始。她尝试过其中的一些，但并非所有的刺激都让她感觉良好，有时它是一种无形的裹挟：不参加酒局，不参加晚自习打牌，你会被孤立。她已经没有家庭了，她不能再被同学和朋友们孤立。 “人一定要在，即使你什么都不做。”金玥说。 即便是最亲近的朋友，金玥也会注意保持跟她的距离。“我不会让她完全融入到我的生活，这也是保护自己。”她解释，“即使有一天我们不再联系，至少你不会有失去的痛苦。如果亲密无间，你就很难不痛苦。” 抱团取暖会有诸多不便，孑然一身就得付出更多的代价，而亲人的缺位早已留下一个个空洞，在每一件细碎繁琐的事务上。生病时朋友间会相互照顾，他们觉得有义务去给病号买药，但到药店时麻烦来了——是买贵的还是便宜的？ 他们并不缺钱，很难说这种计较究竟是幼稚还是人性使然。“作为朋友我们不会让病人出钱，但花自己的钱又总是很心疼。如果是父母，当然不会有这种想法了。” 想一块去了 当朋友也无法弥补那些情感空间时，她也会想，父母去韩国，真的是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吗？“后来我只是接受了，”金玥说，“我接受的是这个现实，但我不认为是像最初他们说的，或者想的那样，为了生活更美好。” “那是为了什么呢？” “为了钱。” 留守学生与父母的联系很快变得程式化。在留守学生之家里，每天都会有从韩国打过来的电话。有些会聊上个把小时，但更多的沟通是一分钟内解决的：嗯，挺好，知道了，没啥事吧，挂了啊。中心负责人汪小龙说：“就跟过去说大学生给家里写信，仨字就够：爹，钱，儿。” 这封信现在得倒过来写。在宇文俊与父母的通话里，“我能感受到他们想付出，但不知从哪儿下手。”有时候父母也会表达没能在他身边的歉意，这是让双方都特别尴尬的话题。宇文俊笑笑：“那你们就多给我点钱吧。” 大家想一块去了。 时间一长，这种沟通的单调让双方都感到疲倦。有时父亲试图让对话变得活泼些，便对他说：你这孩子什么都好，就是学习不行。 “小时候你没管我，现在你回头来埋怨我没学好了？”宇文俊说，“老跟我叨叨这个，听着就烦。” 父子俩吵起来，都愤愤然挂掉电话。但很快父亲就会接到他的道歉电话。 “你怕他们不给钱了是吗？”我问。 “也有这个心理，反正有。” 自我麻醉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金玥开始在电话里跟母亲说起了敬语。 很难在汉语中找到一个关于敬语的贴切对应，也许“那您好好休息吧”可以对应“那你睡吧”。此外，她总是用一种故意的客气跟母亲说话，她也从来不顶撞母亲。朋友说，你给你妈打电话，像跟老师、跟客人，就是一点也不像母女。 几乎所有话题都是母亲提起来的：这边韩国的孩子如何如何，那么你呢——这是母亲惯用的一种聊天方式。她会简单回答几句，她很少主动说点什么。 她知道自己刻意在与母亲保持距离，这是一种自我保护，将对方隔离在一个安全范围之外，并且暗示：你不要再往里进，我们就这样大家都好。她也知道敏感的母亲一定能感受到这点，但后者从来不点破。偶尔，她也会拿那些敬语揶揄女儿。 母亲第一次回国，是在出去两年后。那时候金玥已经是个初中生。母亲还像小时候一样拍拍她的屁股，问她想吃什么。不知道为什么，虽然母女俩一直通电话，但时隔两年的见面竟让金玥有些尴尬和害羞。 金玥觉得母亲变化很大。她的妆容更为精致，穿衣打扮也比过去好看。最重要的是观念上。她给姐妹俩买了好多衣服，还说女孩子就是应该打扮得漂漂亮亮，不应该为省钱而省钱。“爸妈挣了钱，你们就更得舍得花。” 她觉得这是出国对母亲的影响，“见过世面了。”那次回来是为照顾姐姐高考，母亲在家呆了20天。临走时，她哭着央求母亲留下来。“她没有当着我们的面哭，但我能感觉她声音是哽咽的。” 5年后，金玥参加高考时，母亲也回来了。但这次看起来远不如上回积极：等到临考前几天才从韩国动身，考过之后又匆匆离开。这让金玥开始反思自己的家庭关系：她和妈妈之间真的是她所想的那样难舍难分吗？ 很多父母在高三一开学就回到国内，陪伴子女。这让金玥感到很失落。“难道挣钱真的那么重要吗？我可以少吃点，可以不买一些新衣服。你们这样做真的是为了我们过上好日子吗？”她这样想，但很快又否定这个念头。“你只能自我麻醉，你没有力量接受另一种现实。” 在大学里，她跟非留守的同学聊起这些。对方表示无法理解父母怎么可以丢下孩子这么久不回来。“可是，你爸妈不在，你不也长得挺好的吗？”朋友反问。 金玥只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她从小到大那些留守的朋友中，辍学的不在少数。她初中班上的留守同学里，上大学的不到十人。她曾经最好的几个朋友都早早走上社会，如今在南方做电话推销员，在美容院当小工。QQ上她们绝望地向她倾诉生存不易，“很残酷”——她们说。这3个字让金玥感到心酸。 在留守学生之家，更小的孩子们并不在乎学业。“考不上大不了上韩国打工去，”汪小龙介绍现在学生的想法，“一个月也能挣一万，比大学毕业生还多呢。” 而另一方面，在大学里，她发现与正常家庭长大的孩子看待问题是如此不同：在他们看来父母养育孩子是多么理所当然的事，而让孩子独自长大又是多么不可原谅。 “在我看来没有什么理所当然。”金玥说，“一切都有付出和回报。” “你恨他们吗？”我问。 “从来没有。我感到失望，我因为他们不在流过很多泪水，但我更多是可惜。他们从没参加过我的家长会，参与我的成长。这是他们的损失。” 她看到留守的悲剧正在更小的一代人身上重演。根据延边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朴今海教授年在东北三省所作的抽样调查，朝鲜族学校里的留守学生比例普遍超过50%，有些地区高达80%。延边州委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12年，延吉市十中的这一数据高达87.4%。留守儿童已成为朝鲜族学校主流群体。 有时跟那些赴韩打工的亲戚们通话，金玥会劝他们赶紧回来。“回来陪陪孩子吧，哪怕你们夫妻回来一个也行。”亲戚们应承着，但没有人被说服。 离婚 高一暑假时，母亲邀请金玥去韩国玩。旅行社看了她的户口本，说：“如果你爸爸妈妈已经不在一起的话，一定要有离婚证明。” 她很惊讶，打电话问母亲，这是怎么回事。母亲传真过来一份《离婚协议书》，没有解释。日期是2001年，也就是说，在母亲出去一年后，她就已经和父亲离婚了。 没有人告诉她这件事，“就这么给我一张纸，让我自己去理解。”她偷偷地大哭一场，害怕“妈妈已经不是她的”。她去问姐姐，姐姐很早就知道，也一直瞒着她。她又去问父亲。“其实爸爸妈妈离婚是一件好事，根本就走不到一块的。你也不用太在意。”父亲安慰她说。 她恨他们。“就算你们给我装也行，可是你们装都没装好，”她想。在无数次被人说起从小没人管时，她都能拿出很多理由说自己并不比人差：她能享受别人羡慕的韩国糖果和漂亮衣服，她身体强健不受人欺负，她也考上了理想中的高中没给家人丢脸。但是，她还是被这张纸打败了。 金玥在母亲那里呆了一个月，她没再追问离婚的事。姐姐那时已经在韩国工作，每天领她四处玩耍。她很享受这个异国假期，却没有一家人他乡重聚的诸多感慨。 “我们已经默认了这样的现状，”金玥说，“如果妈妈一下子突然来到我身边，要跟我生活在一起，我想大概互相都会觉得很不方便。” 母亲在一个餐馆上班，她带姐妹俩去那里吃饭。金玥从没在其他时间去过那里，她不想看母亲工作的样子。“这样对她对我都有好处。” 母亲已经有了新的家庭。新任丈夫是一个钢琴家，有自己的酒吧，据说年轻时还组过一个乐团，在韩国有些名气。二十多年前，他曾在中国生活过一段时间，母亲与他是初恋。“很不可思议吧？”金玥说，多年来他们一直保持联系。母亲到韩国好几年后，他们又走到了一起。但金玥否认母亲是因为初恋而与父亲离婚。 新爸爸对金玥很好，但金玥觉得他的表情有些太严肃。她觉得作为一个音乐家，敏锐的洞察力是良好的素质。但在家庭生活里，她看到音乐家爸出国
没人想到一家人会以这种方式在异国重逢。比起14年前母亲独自离家去韩国务工时，他们有钱了很多。如今姐姐嫁给韩国人，母亲取得韩国国籍，父亲也拿到绿卡。他们也有些遗憾，比如长时间的天各一方。最重要的是，在法律意义上，这个家庭在10年前就已不复存在。
对于22岁的金玥来说，在成人前的漫长时光里，她终于能说服自己“没有父母并不影响什么”，她总这么安慰自己。无论如何，她已经独自长大。父母一直在远游 这是几个90后朝鲜族年轻人的成长故事。父母赴韩国打工，他们很早就开始拿捏与亲人间的的微妙距离：他们需要父母的钱，却又不想离父母太近。面对孤独和离群的危险，他们习得一套独特的防卫方式。相比同龄人，他们还拥有所有非留守儿童不可企及的自由——完全自主支配的课外时间，以及数额可观的零花钱。当然，这一切都代价高昂，选择权并不在他们手里 本刊记者张雄 发自吉林延边 图李卓颖 姐 姐没有邀请父亲来参加她的婚礼。这是母亲的主意。 金玥（化名）总觉得这样不妥。婚礼开始前，她试图劝说母亲。刚一开口，就被挡了回去：“要么他，要么我。” 作为以爱美著称的民族，他们在韩国釜山一家高级酒店举办的这场婚礼极尽奢华。金玥把照片传到微信朋友圈里，附注“天堂”。3月24日，当新郎牵着姐姐出现在红地毯上，神圣的乐曲从天而降。坐在金玥旁边的母亲无比适时地哭了。 22岁的金玥没母亲那么容易入戏。婚礼虽美，却没让她憧憬自己未来的这一天，“一点都没有。” 几天后，她将回到中国延边。一年后当她在延边大学完成学业时，她希望在中国南方找份工作，而不是韩国。虽然爸爸、妈妈和姐姐都在那里。 “我希望离他们远一点。” 出国 没人想到一家人会以这种方式在异国重逢。比起14年前母亲独自离家去韩国务工时，他们有钱了很多。如今姐姐嫁给韩国人，母亲取得韩国国籍，父亲也拿到绿卡。他们也有些遗憾，比如长时间的天各一方。最重要的是，在法律意义上，这个家庭在10年前就已不复存在。 对于22岁的金玥来说，在成人前的漫长时光里，她终于能说服自己“没有父母并不影响什么”，她总这么安慰自己。无论如何，她已经独自长大。 今年春节金玥是在延吉的朋友家过的，她没有回到黑龙江老家。那是一个距离哈尔滨350公里的县城。金玥家住县郊，小时候，那曾经是个朝鲜族为主的村落。但现在那里汉族成了大多数，几乎所有的朝鲜族都离开了。 “为了挣钱。”金玥说，“那时候我们那特别流行去韩国。”1990年代晚期，韩国政府为弥补国内劳动人口不足，开始大量引进外国劳工。对与韩国同文同种的东北朝鲜族来说，这是极大的利好消息。韩国《朝鲜日报》报道，截至2011年底，持中国护照在韩国工作的中国朝鲜族人已超过45.2万，7.5万已经加入了韩国籍。 金玥一家土地上的收成不算富裕，但也足够维持生计。他们希望有更好的生活。在金玥二年级的时候，父母曾卖掉自家的房子，上哈尔滨开了家饭馆。这次创业一年后以失败告终，他们回到老家。 那个被猪粪、牛粪和煤尘充斥的县郊已不能满足父母的发展愿望。母亲四处筹钱，准备加入赴韩务工的洪流。 在300公里外的吉林延边，冰激凌店店主的儿子宇文俊（化名）也将面临与金玥同样的境遇。与后者不同的是，宇文俊生活在城市。在家里开起冰激凌店之前，父亲是火车司机，母亲是政府职员。他们在1990年代中期辞去公职，因为小卖部的收入超过了他们的工资总和。到了1998年，开店的越来越多，宇文俊的父母关掉了店铺，一起赴韩打工。 100年前，中国朝鲜族的祖辈们为了衣食，从朝鲜半岛来到中国东北。现在他们的子孙要回到祖居地追寻“更好的生活”。金玥和宇文俊将永远怀念他们的童年时光，父母的疼爱将从这一刻起变得残缺不全。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是中国境内最大的朝鲜族聚居地区。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在年，延边对外劳务输出呈逐年上升趋势。目前延边地区的出国劳务人员中，朝鲜族约超过二十万人，这意味着当地每4个朝鲜族里就有一人出国务工。 为什么有这么多朝鲜族青壮年在生活无虞的情况下赴韩务工？延边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朴今海曾在1994年赴韩国留学，她记得周围不乏公务员和教师辞去公职，加入务工大军。“那个时候我们在公家单位上班，一个月能拿500块钱。但是去韩国，至少能挣100万韩币（当时相当于1万人民币）。” 巨大的收入差让中国境内所有的朝鲜族劳动力蠢蠢欲动。但早期韩国对外籍务工人员审查条件苛刻，很多人倾其所有，在支付数万元的劳务中介费并动用各种关系后方得以成行。 脸色 母亲离开后不久，金玥就开始显露她性格里的另一面。那个在大人面前文静乖巧的小女孩不见了，她开始和男生打架，跟老师顶嘴。骨子里她是个好动、不安分，且有着运动天分的女孩。她对传统朝鲜族女性的能歌善舞和贤淑温婉完全不感冒。 “我觉得男生可以做的事情女生也可以做，”在这个有着大男子主义传统的民族里，这样的声音显得叛逆十足。她并不是说说而已，她爬树，玩玩具枪，打玻璃球。 父亲对女儿有点出格的变化并没有制止，他觉得不受伤就可以了。但金玥发现父亲在慢慢变化。他越来越喜欢出去喝酒，回家的时间也越来越晚。 两年后，父亲也去了韩国。“走就走吧，”金玥心想。她反倒有点高兴，她知道周围一些同学的父母都是轮换着打工：一人出去，另一个回来。一想到很快要见到母亲，她感到欢欣。当母亲在电话里告诉她，现在不会回去，“可能还得呆两三年。”她很失落。 事实上，母亲走后不久，村里的人就开始传说金玥父母间的矛盾。有人说男人不好好带孩子，成天喝酒，也有的说女的不好好在家呆着，还管不住自己丈夫。还有说，男的一直嫌女的挣得不够多，俩人吵得很凶。 他们甚至当着金玥的面议论这些，在他们眼里她只是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她去问姐姐，姐姐也说，你还太小，很多事情你不懂。她不喜欢那些眼神和语气里流露出的嘲讽，哪怕是怜悯。出于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她屏蔽掉这些声音，极力表现得比别人更懂事一点，“我要让别人觉得，没有妈妈，我也能过得很好。” 空暇时，她会一个人做起白日梦，想象母亲在韩国的生活。那一定是个非常美好的地方，她想，“有很多很多钱，很多很多好吃的，想穿什么就穿什么。” 所有去韩国的父母都愿意把异国的美好一面，毫无保留甚至有些夸张地传回国内。宇文俊的父母把相片寄到姥姥家，后来是录像带。片子里他们看电视、吃饭、在外面游玩，“都是那样的东西，觉得他们过得特幸福。” 他们都很少说起工作。金玥父亲的一个朋友有次来家里，他去过韩国。金玥在旁边听他跟父亲聊天。“就记得一句话，‘她需要看很多人的脸色’。我隐隐约约觉得原来妈妈在那边并不是过得那么好。”金玥说。 她理解看人脸色的含义。她已经知道要讨好别人才能让自己好过一点，甚至连父亲也需要讨好，为了在晚上少挨饿。 她从不在电话里问母亲的工作。等到她第一次知道母亲在韩国的生计，已经是高中时了。“我一直回避这个问题，”她说，“我不想听到任何我妈妈受苦的消息。” 在母亲刚到韩国的一个月里，家人每天都能接到她的电话。一个月后，变成两三天一次，再后来慢慢变成一周、两周。最终他们的通话频率稳定在这个周期。“听到她的声音我就特别想哭。”那头也哭。她希望母亲回来哄着她入睡。 听女儿们说完她们在家里和学校里的各种事情后，父亲接过电话。他们的通话要简短得多，“相互说一下注意身体，其他就没了。” 父亲走前把金玥托付给一户寄宿家庭，每月支付食宿费。这里住了包括户主两个孩子在内的6名学生。至少在表面上，户主夫妇做到了一视同仁。每顿饭，6个学生的菜量都是严格平分的，谁也不能多吃。 “你一定要看别人的脸色去生存，即便你是在交钱。”金玥说。因为年纪小，有时也会被主人家的孩子支使。“在你委屈的时候，你只能忍。你不能跟他们家里的孩子吵架，吃亏的是你自己。你也不能惹恼主人。” 毕业之后，金玥再没与那户人家联系过。 等到放假，学生们不能继续留在寄宿家庭，他们得各自回家——对于金玥来说，她已经没有家了。姐姐考上大学，很快又去了韩国留学。她只能去找亲戚，今年叔叔家，明年姑姑家。在这件事上她有自主选择权。 但这种选择让她感到痛苦。她宁愿找个安静的地方自己呆着，但父母坚持认为她还太小，总得跟亲戚一起过年。亲戚们都待她不坏，但她还是觉得别扭。她害怕自己打扰到他们，更害怕自己被别人可怜，在她看来那也是一种歧视。“他们越对我好，越是提醒我的身份。” “上班族” 宇文俊的小学时代是在姥姥家过的。等到上初中，他在延吉市内租了个房子，开始一个人生活。父亲希望他能尽早独立。 独立生活有很多不便，但有一点好，那就是可以自由支配零花钱和时间。上高中起，父母把钱直接打到他的账户。他们不敢把一个月的钱一起汇过来，因为怕他一下子花光。所以宇文俊的账户每周都能收到一次汇款，最初是三四百，现在则翻了一倍。 出于一种补偿的心理，赴韩务工的父母在零花钱的问题上表现得非常慷慨。延吉市内的一家留守儿童之家的负责人汪小龙告诉记者，很多学生已经从不同亲人那里拿到“苹果三件套”，“都是私人物品，你还不能没收”；有个曾在那里住过、现已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每月仍然能从父母那里拿到4000元的“零花钱”。这些钱加上他每月两千元的工资，总会在月底前一分不剩地花完。 宇文俊对书本的兴趣不大。他好动，从小喜欢足球。他到哪里，都是校足球队的守门员。凭靠运动天分，他被特招进高中，又被特招进大学。 每逢开学，非留守孩子的父母们就会来宿舍里铺好被褥。这让宇文俊很失落。最难受的是生日。父母会记得这天，电话里准时送上一句“生日快乐”，也会问他想要点什么。“什么都不需要，”他回答。 他知道这已经是父母能做到的极限了。“也许我心里确实想要一些东西，但想想还是算了吧。”宇文俊说，“我说出来也不能马上得到。他们都太忙，没有功夫想寄点什么给我。” 2002年夏天，韩日世界杯。他很想要一只比赛用球“飞火流星”，每次跟父母通话时都不忘叮嘱。但拿到球已经是冬天了，那种渴求的心情早已荡然无存。“飞火流星”一直放在家里，一次也没踢过。 独自生活虽然孤单，宇文俊却从中感到一种优越感。“他们跟我比都太小孩了，”他说，“我感觉我就
今年春节金玥是在延吉的朋友家过的，她没有回到黑龙江老家。那是一个距离哈尔滨350公里的县城。金玥家住县郊，小时候，那曾经是个朝鲜族为主的村落。但现在那里汉族成了大多数，几乎所有的朝鲜族都离开了。
“为了挣钱。”金玥说，“那时候我们那特别流行去韩国。”1990年代晚期，韩国政府为弥补国内劳动人口不足，开始大量引进外国劳工。对与韩国同文同种的东北朝鲜族来说，这是极大的利好消息。韩国《朝鲜日报》报道，截至2011年底，持中国护照在韩国工作的中国朝鲜族人已超过45.2万，7.5万已经加入了韩国籍。
金玥一家土地上的收成不算富裕，但也足够维持生计。他们希望有更好的生活。在金玥二年级的时候，父母曾卖掉自家的房子，上哈尔滨开了家饭馆。这次创业一年后以失败告终，他们回到老家。
那个被猪粪、牛粪和煤尘充斥的县郊已不能满足父母的发展愿望。母亲四处筹钱，准备加入赴韩务工的洪流。
在300公里外的吉林延边，冰激凌店店主的儿子宇文俊（化名）也将面临与金玥同样的境遇。与后者不同的是，宇文俊生活在城市。在家里开起冰激凌店之前，父亲是火车司机，母亲是政府职员。他们在1990年代中期辞去公职，因为小卖部的收入超过了他们的工资总和。到了1998年，开店的越来越多，宇文俊的父母关掉了店铺，一起赴韩打工。
100年前，中国朝鲜族的祖辈们为了衣食，从朝鲜半岛来到中国东北。现在他们的子孙要回到祖居地追寻“更好的生活”。金玥和宇文俊将永远怀念他们的童年时光，父母的疼爱将从这一刻起变得残缺不全。父母一直在远游 这是几个90后朝鲜族年轻人的成长故事。父母赴韩国打工，他们很早就开始拿捏与亲人间的的微妙距离：他们需要父母的钱，却又不想离父母太近。面对孤独和离群的危险，他们习得一套独特的防卫方式。相比同龄人，他们还拥有所有非留守儿童不可企及的自由——完全自主支配的课外时间，以及数额可观的零花钱。当然，这一切都代价高昂，选择权并不在他们手里 本刊记者张雄 发自吉林延边 图李卓颖 姐 姐没有邀请父亲来参加她的婚礼。这是母亲的主意。 金玥（化名）总觉得这样不妥。婚礼开始前，她试图劝说母亲。刚一开口，就被挡了回去：“要么他，要么我。” 作为以爱美著称的民族，他们在韩国釜山一家高级酒店举办的这场婚礼极尽奢华。金玥把照片传到微信朋友圈里，附注“天堂”。3月24日，当新郎牵着姐姐出现在红地毯上，神圣的乐曲从天而降。坐在金玥旁边的母亲无比适时地哭了。 22岁的金玥没母亲那么容易入戏。婚礼虽美，却没让她憧憬自己未来的这一天，“一点都没有。” 几天后，她将回到中国延边。一年后当她在延边大学完成学业时，她希望在中国南方找份工作，而不是韩国。虽然爸爸、妈妈和姐姐都在那里。 “我希望离他们远一点。” 出国 没人想到一家人会以这种方式在异国重逢。比起14年前母亲独自离家去韩国务工时，他们有钱了很多。如今姐姐嫁给韩国人，母亲取得韩国国籍，父亲也拿到绿卡。他们也有些遗憾，比如长时间的天各一方。最重要的是，在法律意义上，这个家庭在10年前就已不复存在。 对于22岁的金玥来说，在成人前的漫长时光里，她终于能说服自己“没有父母并不影响什么”，她总这么安慰自己。无论如何，她已经独自长大。 今年春节金玥是在延吉的朋友家过的，她没有回到黑龙江老家。那是一个距离哈尔滨350公里的县城。金玥家住县郊，小时候，那曾经是个朝鲜族为主的村落。但现在那里汉族成了大多数，几乎所有的朝鲜族都离开了。 “为了挣钱。”金玥说，“那时候我们那特别流行去韩国。”1990年代晚期，韩国政府为弥补国内劳动人口不足，开始大量引进外国劳工。对与韩国同文同种的东北朝鲜族来说，这是极大的利好消息。韩国《朝鲜日报》报道，截至2011年底，持中国护照在韩国工作的中国朝鲜族人已超过45.2万，7.5万已经加入了韩国籍。 金玥一家土地上的收成不算富裕，但也足够维持生计。他们希望有更好的生活。在金玥二年级的时候，父母曾卖掉自家的房子，上哈尔滨开了家饭馆。这次创业一年后以失败告终，他们回到老家。 那个被猪粪、牛粪和煤尘充斥的县郊已不能满足父母的发展愿望。母亲四处筹钱，准备加入赴韩务工的洪流。 在300公里外的吉林延边，冰激凌店店主的儿子宇文俊（化名）也将面临与金玥同样的境遇。与后者不同的是，宇文俊生活在城市。在家里开起冰激凌店之前，父亲是火车司机，母亲是政府职员。他们在1990年代中期辞去公职，因为小卖部的收入超过了他们的工资总和。到了1998年，开店的越来越多，宇文俊的父母关掉了店铺，一起赴韩打工。 100年前，中国朝鲜族的祖辈们为了衣食，从朝鲜半岛来到中国东北。现在他们的子孙要回到祖居地追寻“更好的生活”。金玥和宇文俊将永远怀念他们的童年时光，父母的疼爱将从这一刻起变得残缺不全。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是中国境内最大的朝鲜族聚居地区。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在年，延边对外劳务输出呈逐年上升趋势。目前延边地区的出国劳务人员中，朝鲜族约超过二十万人，这意味着当地每4个朝鲜族里就有一人出国务工。 为什么有这么多朝鲜族青壮年在生活无虞的情况下赴韩务工？延边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朴今海曾在1994年赴韩国留学，她记得周围不乏公务员和教师辞去公职，加入务工大军。“那个时候我们在公家单位上班，一个月能拿500块钱。但是去韩国，至少能挣100万韩币（当时相当于1万人民币）。” 巨大的收入差让中国境内所有的朝鲜族劳动力蠢蠢欲动。但早期韩国对外籍务工人员审查条件苛刻，很多人倾其所有，在支付数万元的劳务中介费并动用各种关系后方得以成行。 脸色 母亲离开后不久，金玥就开始显露她性格里的另一面。那个在大人面前文静乖巧的小女孩不见了，她开始和男生打架，跟老师顶嘴。骨子里她是个好动、不安分，且有着运动天分的女孩。她对传统朝鲜族女性的能歌善舞和贤淑温婉完全不感冒。 “我觉得男生可以做的事情女生也可以做，”在这个有着大男子主义传统的民族里，这样的声音显得叛逆十足。她并不是说说而已，她爬树，玩玩具枪，打玻璃球。 父亲对女儿有点出格的变化并没有制止，他觉得不受伤就可以了。但金玥发现父亲在慢慢变化。他越来越喜欢出去喝酒，回家的时间也越来越晚。 两年后，父亲也去了韩国。“走就走吧，”金玥心想。她反倒有点高兴，她知道周围一些同学的父母都是轮换着打工：一人出去，另一个回来。一想到很快要见到母亲，她感到欢欣。当母亲在电话里告诉她，现在不会回去，“可能还得呆两三年。”她很失落。 事实上，母亲走后不久，村里的人就开始传说金玥父母间的矛盾。有人说男人不好好带孩子，成天喝酒，也有的说女的不好好在家呆着，还管不住自己丈夫。还有说，男的一直嫌女的挣得不够多，俩人吵得很凶。 他们甚至当着金玥的面议论这些，在他们眼里她只是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她去问姐姐，姐姐也说，你还太小，很多事情你不懂。她不喜欢那些眼神和语气里流露出的嘲讽，哪怕是怜悯。出于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她屏蔽掉这些声音，极力表现得比别人更懂事一点，“我要让别人觉得，没有妈妈，我也能过得很好。” 空暇时，她会一个人做起白日梦，想象母亲在韩国的生活。那一定是个非常美好的地方，她想，“有很多很多钱，很多很多好吃的，想穿什么就穿什么。” 所有去韩国的父母都愿意把异国的美好一面，毫无保留甚至有些夸张地传回国内。宇文俊的父母把相片寄到姥姥家，后来是录像带。片子里他们看电视、吃饭、在外面游玩，“都是那样的东西，觉得他们过得特幸福。” 他们都很少说起工作。金玥父亲的一个朋友有次来家里，他去过韩国。金玥在旁边听他跟父亲聊天。“就记得一句话，‘她需要看很多人的脸色’。我隐隐约约觉得原来妈妈在那边并不是过得那么好。”金玥说。 她理解看人脸色的含义。她已经知道要讨好别人才能让自己好过一点，甚至连父亲也需要讨好，为了在晚上少挨饿。 她从不在电话里问母亲的工作。等到她第一次知道母亲在韩国的生计，已经是高中时了。“我一直回避这个问题，”她说，“我不想听到任何我妈妈受苦的消息。” 在母亲刚到韩国的一个月里，家人每天都能接到她的电话。一个月后，变成两三天一次，再后来慢慢变成一周、两周。最终他们的通话频率稳定在这个周期。“听到她的声音我就特别想哭。”那头也哭。她希望母亲回来哄着她入睡。 听女儿们说完她们在家里和学校里的各种事情后，父亲接过电话。他们的通话要简短得多，“相互说一下注意身体，其他就没了。” 父亲走前把金玥托付给一户寄宿家庭，每月支付食宿费。这里住了包括户主两个孩子在内的6名学生。至少在表面上，户主夫妇做到了一视同仁。每顿饭，6个学生的菜量都是严格平分的，谁也不能多吃。 “你一定要看别人的脸色去生存，即便你是在交钱。”金玥说。因为年纪小，有时也会被主人家的孩子支使。“在你委屈的时候，你只能忍。你不能跟他们家里的孩子吵架，吃亏的是你自己。你也不能惹恼主人。” 毕业之后，金玥再没与那户人家联系过。 等到放假，学生们不能继续留在寄宿家庭，他们得各自回家——对于金玥来说，她已经没有家了。姐姐考上大学，很快又去了韩国留学。她只能去找亲戚，今年叔叔家，明年姑姑家。在这件事上她有自主选择权。 但这种选择让她感到痛苦。她宁愿找个安静的地方自己呆着，但父母坚持认为她还太小，总得跟亲戚一起过年。亲戚们都待她不坏，但她还是觉得别扭。她害怕自己打扰到他们，更害怕自己被别人可怜，在她看来那也是一种歧视。“他们越对我好，越是提醒我的身份。” “上班族” 宇文俊的小学时代是在姥姥家过的。等到上初中，他在延吉市内租了个房子，开始一个人生活。父亲希望他能尽早独立。 独立生活有很多不便，但有一点好，那就是可以自由支配零花钱和时间。上高中起，父母把钱直接打到他的账户。他们不敢把一个月的钱一起汇过来，因为怕他一下子花光。所以宇文俊的账户每周都能收到一次汇款，最初是三四百，现在则翻了一倍。 出于一种补偿的心理，赴韩务工的父母在零花钱的问题上表现得非常慷慨。延吉市内的一家留守儿童之家的负责人汪小龙告诉记者，很多学生已经从不同亲人那里拿到“苹果三件套”，“都是私人物品，你还不能没收”；有个曾在那里住过、现已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每月仍然能从父母那里拿到4000元的“零花钱”。这些钱加上他每月两千元的工资，总会在月底前一分不剩地花完。 宇文俊对书本的兴趣不大。他好动，从小喜欢足球。他到哪里，都是校足球队的守门员。凭靠运动天分，他被特招进高中，又被特招进大学。 每逢开学，非留守孩子的父母们就会来宿舍里铺好被褥。这让宇文俊很失落。最难受的是生日。父母会记得这天，电话里准时送上一句“生日快乐”，也会问他想要点什么。“什么都不需要，”他回答。 他知道这已经是父母能做到的极限了。“也许我心里确实想要一些东西，但想想还是算了吧。”宇文俊说，“我说出来也不能马上得到。他们都太忙，没有功夫想寄点什么给我。” 2002年夏天，韩日世界杯。他很想要一只比赛用球“飞火流星”，每次跟父母通话时都不忘叮嘱。但拿到球已经是冬天了，那种渴求的心情早已荡然无存。“飞火流星”一直放在家里，一次也没踢过。 独自生活虽然孤单，宇文俊却从中感到一种优越感。“他们跟我比都太小孩了，”他说，“我感觉我就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是中国境内最大的朝鲜族聚居地区。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在年，延边对外劳务输出呈逐年上升趋势。目前延边地区的出国劳务人员中，朝鲜族约超过二十万人，这意味着当地每4个朝鲜族里就有一人出国务工。
为什么有这么多朝鲜族青壮年在生活无虞的情况下赴韩务工？延边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朴今海曾在1994年赴韩国留学，她记得周围不乏公务员和教师辞去公职，加入务工大军。“那个时候我们在公家单位上班，一个月能拿500块钱。但是去韩国，至少能挣100万韩币（当时相当于1万人民币）。”
巨大的收入差让中国境内所有的朝鲜族劳动力蠢蠢欲动。但早期韩国对外籍务工人员审查条件苛刻，很多人倾其所有，在支付数万元的劳务中介费并动用各种关系后方得以成行。
脸色父母一直在远游 这是几个90后朝鲜族年轻人的成长故事。父母赴韩国打工，他们很早就开始拿捏与亲人间的的微妙距离：他们需要父母的钱，却又不想离父母太近。面对孤独和离群的危险，他们习得一套独特的防卫方式。相比同龄人，他们还拥有所有非留守儿童不可企及的自由——完全自主支配的课外时间，以及数额可观的零花钱。当然，这一切都代价高昂，选择权并不在他们手里 本刊记者张雄 发自吉林延边 图李卓颖 姐 姐没有邀请父亲来参加她的婚礼。这是母亲的主意。 金玥（化名）总觉得这样不妥。婚礼开始前，她试图劝说母亲。刚一开口，就被挡了回去：“要么他，要么我。” 作为以爱美著称的民族，他们在韩国釜山一家高级酒店举办的这场婚礼极尽奢华。金玥把照片传到微信朋友圈里，附注“天堂”。3月24日，当新郎牵着姐姐出现在红地毯上，神圣的乐曲从天而降。坐在金玥旁边的母亲无比适时地哭了。 22岁的金玥没母亲那么容易入戏。婚礼虽美，却没让她憧憬自己未来的这一天，“一点都没有。” 几天后，她将回到中国延边。一年后当她在延边大学完成学业时，她希望在中国南方找份工作，而不是韩国。虽然爸爸、妈妈和姐姐都在那里。 “我希望离他们远一点。” 出国 没人想到一家人会以这种方式在异国重逢。比起14年前母亲独自离家去韩国务工时，他们有钱了很多。如今姐姐嫁给韩国人，母亲取得韩国国籍，父亲也拿到绿卡。他们也有些遗憾，比如长时间的天各一方。最重要的是，在法律意义上，这个家庭在10年前就已不复存在。 对于22岁的金玥来说，在成人前的漫长时光里，她终于能说服自己“没有父母并不影响什么”，她总这么安慰自己。无论如何，她已经独自长大。 今年春节金玥是在延吉的朋友家过的，她没有回到黑龙江老家。那是一个距离哈尔滨350公里的县城。金玥家住县郊，小时候，那曾经是个朝鲜族为主的村落。但现在那里汉族成了大多数，几乎所有的朝鲜族都离开了。 “为了挣钱。”金玥说，“那时候我们那特别流行去韩国。”1990年代晚期，韩国政府为弥补国内劳动人口不足，开始大量引进外国劳工。对与韩国同文同种的东北朝鲜族来说，这是极大的利好消息。韩国《朝鲜日报》报道，截至2011年底，持中国护照在韩国工作的中国朝鲜族人已超过45.2万，7.5万已经加入了韩国籍。 金玥一家土地上的收成不算富裕，但也足够维持生计。他们希望有更好的生活。在金玥二年级的时候，父母曾卖掉自家的房子，上哈尔滨开了家饭馆。这次创业一年后以失败告终，他们回到老家。 那个被猪粪、牛粪和煤尘充斥的县郊已不能满足父母的发展愿望。母亲四处筹钱，准备加入赴韩务工的洪流。 在300公里外的吉林延边，冰激凌店店主的儿子宇文俊（化名）也将面临与金玥同样的境遇。与后者不同的是，宇文俊生活在城市。在家里开起冰激凌店之前，父亲是火车司机，母亲是政府职员。他们在1990年代中期辞去公职，因为小卖部的收入超过了他们的工资总和。到了1998年，开店的越来越多，宇文俊的父母关掉了店铺，一起赴韩打工。 100年前，中国朝鲜族的祖辈们为了衣食，从朝鲜半岛来到中国东北。现在他们的子孙要回到祖居地追寻“更好的生活”。金玥和宇文俊将永远怀念他们的童年时光，父母的疼爱将从这一刻起变得残缺不全。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是中国境内最大的朝鲜族聚居地区。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在年，延边对外劳务输出呈逐年上升趋势。目前延边地区的出国劳务人员中，朝鲜族约超过二十万人，这意味着当地每4个朝鲜族里就有一人出国务工。 为什么有这么多朝鲜族青壮年在生活无虞的情况下赴韩务工？延边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朴今海曾在1994年赴韩国留学，她记得周围不乏公务员和教师辞去公职，加入务工大军。“那个时候我们在公家单位上班，一个月能拿500块钱。但是去韩国，至少能挣100万韩币（当时相当于1万人民币）。” 巨大的收入差让中国境内所有的朝鲜族劳动力蠢蠢欲动。但早期韩国对外籍务工人员审查条件苛刻，很多人倾其所有，在支付数万元的劳务中介费并动用各种关系后方得以成行。 脸色 母亲离开后不久，金玥就开始显露她性格里的另一面。那个在大人面前文静乖巧的小女孩不见了，她开始和男生打架，跟老师顶嘴。骨子里她是个好动、不安分，且有着运动天分的女孩。她对传统朝鲜族女性的能歌善舞和贤淑温婉完全不感冒。 “我觉得男生可以做的事情女生也可以做，”在这个有着大男子主义传统的民族里，这样的声音显得叛逆十足。她并不是说说而已，她爬树，玩玩具枪，打玻璃球。 父亲对女儿有点出格的变化并没有制止，他觉得不受伤就可以了。但金玥发现父亲在慢慢变化。他越来越喜欢出去喝酒，回家的时间也越来越晚。 两年后，父亲也去了韩国。“走就走吧，”金玥心想。她反倒有点高兴，她知道周围一些同学的父母都是轮换着打工：一人出去，另一个回来。一想到很快要见到母亲，她感到欢欣。当母亲在电话里告诉她，现在不会回去，“可能还得呆两三年。”她很失落。 事实上，母亲走后不久，村里的人就开始传说金玥父母间的矛盾。有人说男人不好好带孩子，成天喝酒，也有的说女的不好好在家呆着，还管不住自己丈夫。还有说，男的一直嫌女的挣得不够多，俩人吵得很凶。 他们甚至当着金玥的面议论这些，在他们眼里她只是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她去问姐姐，姐姐也说，你还太小，很多事情你不懂。她不喜欢那些眼神和语气里流露出的嘲讽，哪怕是怜悯。出于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她屏蔽掉这些声音，极力表现得比别人更懂事一点，“我要让别人觉得，没有妈妈，我也能过得很好。” 空暇时，她会一个人做起白日梦，想象母亲在韩国的生活。那一定是个非常美好的地方，她想，“有很多很多钱，很多很多好吃的，想穿什么就穿什么。” 所有去韩国的父母都愿意把异国的美好一面，毫无保留甚至有些夸张地传回国内。宇文俊的父母把相片寄到姥姥家，后来是录像带。片子里他们看电视、吃饭、在外面游玩，“都是那样的东西，觉得他们过得特幸福。” 他们都很少说起工作。金玥父亲的一个朋友有次来家里，他去过韩国。金玥在旁边听他跟父亲聊天。“就记得一句话，‘她需要看很多人的脸色’。我隐隐约约觉得原来妈妈在那边并不是过得那么好。”金玥说。 她理解看人脸色的含义。她已经知道要讨好别人才能让自己好过一点，甚至连父亲也需要讨好，为了在晚上少挨饿。 她从不在电话里问母亲的工作。等到她第一次知道母亲在韩国的生计，已经是高中时了。“我一直回避这个问题，”她说，“我不想听到任何我妈妈受苦的消息。” 在母亲刚到韩国的一个月里，家人每天都能接到她的电话。一个月后，变成两三天一次，再后来慢慢变成一周、两周。最终他们的通话频率稳定在这个周期。“听到她的声音我就特别想哭。”那头也哭。她希望母亲回来哄着她入睡。 听女儿们说完她们在家里和学校里的各种事情后，父亲接过电话。他们的通话要简短得多，“相互说一下注意身体，其他就没了。” 父亲走前把金玥托付给一户寄宿家庭，每月支付食宿费。这里住了包括户主两个孩子在内的6名学生。至少在表面上，户主夫妇做到了一视同仁。每顿饭，6个学生的菜量都是严格平分的，谁也不能多吃。 “你一定要看别人的脸色去生存，即便你是在交钱。”金玥说。因为年纪小，有时也会被主人家的孩子支使。“在你委屈的时候，你只能忍。你不能跟他们家里的孩子吵架，吃亏的是你自己。你也不能惹恼主人。” 毕业之后，金玥再没与那户人家联系过。 等到放假，学生们不能继续留在寄宿家庭，他们得各自回家——对于金玥来说，她已经没有家了。姐姐考上大学，很快又去了韩国留学。她只能去找亲戚，今年叔叔家，明年姑姑家。在这件事上她有自主选择权。 但这种选择让她感到痛苦。她宁愿找个安静的地方自己呆着，但父母坚持认为她还太小，总得跟亲戚一起过年。亲戚们都待她不坏，但她还是觉得别扭。她害怕自己打扰到他们，更害怕自己被别人可怜，在她看来那也是一种歧视。“他们越对我好，越是提醒我的身份。” “上班族” 宇文俊的小学时代是在姥姥家过的。等到上初中，他在延吉市内租了个房子，开始一个人生活。父亲希望他能尽早独立。 独立生活有很多不便，但有一点好，那就是可以自由支配零花钱和时间。上高中起，父母把钱直接打到他的账户。他们不敢把一个月的钱一起汇过来，因为怕他一下子花光。所以宇文俊的账户每周都能收到一次汇款，最初是三四百，现在则翻了一倍。 出于一种补偿的心理，赴韩务工的父母在零花钱的问题上表现得非常慷慨。延吉市内的一家留守儿童之家的负责人汪小龙告诉记者，很多学生已经从不同亲人那里拿到“苹果三件套”，“都是私人物品，你还不能没收”；有个曾在那里住过、现已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每月仍然能从父母那里拿到4000元的“零花钱”。这些钱加上他每月两千元的工资，总会在月底前一分不剩地花完。 宇文俊对书本的兴趣不大。他好动，从小喜欢足球。他到哪里，都是校足球队的守门员。凭靠运动天分，他被特招进高中，又被特招进大学。 每逢开学，非留守孩子的父母们就会来宿舍里铺好被褥。这让宇文俊很失落。最难受的是生日。父母会记得这天，电话里准时送上一句“生日快乐”，也会问他想要点什么。“什么都不需要，”他回答。 他知道这已经是父母能做到的极限了。“也许我心里确实想要一些东西，但想想还是算了吧。”宇文俊说，“我说出来也不能马上得到。他们都太忙，没有功夫想寄点什么给我。” 2002年夏天，韩日世界杯。他很想要一只比赛用球“飞火流星”，每次跟父母通话时都不忘叮嘱。但拿到球已经是冬天了，那种渴求的心情早已荡然无存。“飞火流星”一直放在家里，一次也没踢过。 独自生活虽然孤单，宇文俊却从中感到一种优越感。“他们跟我比都太小孩了，”他说，“我感觉我就
母亲离开后不久，金玥就开始显露她性格里的另一面。那个在大人面前文静乖巧的小女孩不见了，她开始和男生打架，跟老师顶嘴。骨子里她是个好动、不安分，且有着运动天分的女孩。她对传统朝鲜族女性的能歌善舞和贤淑温婉完全不感冒。
“我觉得男生可以做的事情女生也可以做，”在这个有着大男子主义传统的民族里，这样的声音显得叛逆十足。她并不是说说而已，她爬树，玩玩具枪，打玻璃球。
父亲对女儿有点出格的变化并没有制止，他觉得不受伤就可以了。但金玥发现父亲在慢慢变化。他越来越喜欢出去喝酒，回家的时间也越来越晚。父母一直在远游 这是几个90后朝鲜族年轻人的成长故事。父母赴韩国打工，他们很早就开始拿捏与亲人间的的微妙距离：他们需要父母的钱，却又不想离父母太近。面对孤独和离群的危险，他们习得一套独特的防卫方式。相比同龄人，他们还拥有所有非留守儿童不可企及的自由——完全自主支配的课外时间，以及数额可观的零花钱。当然，这一切都代价高昂，选择权并不在他们手里 本刊记者张雄 发自吉林延边 图李卓颖 姐 姐没有邀请父亲来参加她的婚礼。这是母亲的主意。 金玥（化名）总觉得这样不妥。婚礼开始前，她试图劝说母亲。刚一开口，就被挡了回去：“要么他，要么我。” 作为以爱美著称的民族，他们在韩国釜山一家高级酒店举办的这场婚礼极尽奢华。金玥把照片传到微信朋友圈里，附注“天堂”。3月24日，当新郎牵着姐姐出现在红地毯上，神圣的乐曲从天而降。坐在金玥旁边的母亲无比适时地哭了。 22岁的金玥没母亲那么容易入戏。婚礼虽美，却没让她憧憬自己未来的这一天，“一点都没有。” 几天后，她将回到中国延边。一年后当她在延边大学完成学业时，她希望在中国南方找份工作，而不是韩国。虽然爸爸、妈妈和姐姐都在那里。 “我希望离他们远一点。” 出国 没人想到一家人会以这种方式在异国重逢。比起14年前母亲独自离家去韩国务工时，他们有钱了很多。如今姐姐嫁给韩国人，母亲取得韩国国籍，父亲也拿到绿卡。他们也有些遗憾，比如长时间的天各一方。最重要的是，在法律意义上，这个家庭在10年前就已不复存在。 对于22岁的金玥来说，在成人前的漫长时光里，她终于能说服自己“没有父母并不影响什么”，她总这么安慰自己。无论如何，她已经独自长大。 今年春节金玥是在延吉的朋友家过的，她没有回到黑龙江老家。那是一个距离哈尔滨350公里的县城。金玥家住县郊，小时候，那曾经是个朝鲜族为主的村落。但现在那里汉族成了大多数，几乎所有的朝鲜族都离开了。 “为了挣钱。”金玥说，“那时候我们那特别流行去韩国。”1990年代晚期，韩国政府为弥补国内劳动人口不足，开始大量引进外国劳工。对与韩国同文同种的东北朝鲜族来说，这是极大的利好消息。韩国《朝鲜日报》报道，截至2011年底，持中国护照在韩国工作的中国朝鲜族人已超过45.2万，7.5万已经加入了韩国籍。 金玥一家土地上的收成不算富裕，但也足够维持生计。他们希望有更好的生活。在金玥二年级的时候，父母曾卖掉自家的房子，上哈尔滨开了家饭馆。这次创业一年后以失败告终，他们回到老家。 那个被猪粪、牛粪和煤尘充斥的县郊已不能满足父母的发展愿望。母亲四处筹钱，准备加入赴韩务工的洪流。 在300公里外的吉林延边，冰激凌店店主的儿子宇文俊（化名）也将面临与金玥同样的境遇。与后者不同的是，宇文俊生活在城市。在家里开起冰激凌店之前，父亲是火车司机，母亲是政府职员。他们在1990年代中期辞去公职，因为小卖部的收入超过了他们的工资总和。到了1998年，开店的越来越多，宇文俊的父母关掉了店铺，一起赴韩打工。 100年前，中国朝鲜族的祖辈们为了衣食，从朝鲜半岛来到中国东北。现在他们的子孙要回到祖居地追寻“更好的生活”。金玥和宇文俊将永远怀念他们的童年时光，父母的疼爱将从这一刻起变得残缺不全。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是中国境内最大的朝鲜族聚居地区。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在年，延边对外劳务输出呈逐年上升趋势。目前延边地区的出国劳务人员中，朝鲜族约超过二十万人，这意味着当地每4个朝鲜族里就有一人出国务工。 为什么有这么多朝鲜族青壮年在生活无虞的情况下赴韩务工？延边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朴今海曾在1994年赴韩国留学，她记得周围不乏公务员和教师辞去公职，加入务工大军。“那个时候我们在公家单位上班，一个月能拿500块钱。但是去韩国，至少能挣100万韩币（当时相当于1万人民币）。” 巨大的收入差让中国境内所有的朝鲜族劳动力蠢蠢欲动。但早期韩国对外籍务工人员审查条件苛刻，很多人倾其所有，在支付数万元的劳务中介费并动用各种关系后方得以成行。 脸色 母亲离开后不久，金玥就开始显露她性格里的另一面。那个在大人面前文静乖巧的小女孩不见了，她开始和男生打架，跟老师顶嘴。骨子里她是个好动、不安分，且有着运动天分的女孩。她对传统朝鲜族女性的能歌善舞和贤淑温婉完全不感冒。 “我觉得男生可以做的事情女生也可以做，”在这个有着大男子主义传统的民族里，这样的声音显得叛逆十足。她并不是说说而已，她爬树，玩玩具枪，打玻璃球。 父亲对女儿有点出格的变化并没有制止，他觉得不受伤就可以了。但金玥发现父亲在慢慢变化。他越来越喜欢出去喝酒，回家的时间也越来越晚。 两年后，父亲也去了韩国。“走就走吧，”金玥心想。她反倒有点高兴，她知道周围一些同学的父母都是轮换着打工：一人出去，另一个回来。一想到很快要见到母亲，她感到欢欣。当母亲在电话里告诉她，现在不会回去，“可能还得呆两三年。”她很失落。 事实上，母亲走后不久，村里的人就开始传说金玥父母间的矛盾。有人说男人不好好带孩子，成天喝酒，也有的说女的不好好在家呆着，还管不住自己丈夫。还有说，男的一直嫌女的挣得不够多，俩人吵得很凶。 他们甚至当着金玥的面议论这些，在他们眼里她只是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她去问姐姐，姐姐也说，你还太小，很多事情你不懂。她不喜欢那些眼神和语气里流露出的嘲讽，哪怕是怜悯。出于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她屏蔽掉这些声音，极力表现得比别人更懂事一点，“我要让别人觉得，没有妈妈，我也能过得很好。” 空暇时，她会一个人做起白日梦，想象母亲在韩国的生活。那一定是个非常美好的地方，她想，“有很多很多钱，很多很多好吃的，想穿什么就穿什么。” 所有去韩国的父母都愿意把异国的美好一面，毫无保留甚至有些夸张地传回国内。宇文俊的父母把相片寄到姥姥家，后来是录像带。片子里他们看电视、吃饭、在外面游玩，“都是那样的东西，觉得他们过得特幸福。” 他们都很少说起工作。金玥父亲的一个朋友有次来家里，他去过韩国。金玥在旁边听他跟父亲聊天。“就记得一句话，‘她需要看很多人的脸色’。我隐隐约约觉得原来妈妈在那边并不是过得那么好。”金玥说。 她理解看人脸色的含义。她已经知道要讨好别人才能让自己好过一点，甚至连父亲也需要讨好，为了在晚上少挨饿。 她从不在电话里问母亲的工作。等到她第一次知道母亲在韩国的生计，已经是高中时了。“我一直回避这个问题，”她说，“我不想听到任何我妈妈受苦的消息。” 在母亲刚到韩国的一个月里，家人每天都能接到她的电话。一个月后，变成两三天一次，再后来慢慢变成一周、两周。最终他们的通话频率稳定在这个周期。“听到她的声音我就特别想哭。”那头也哭。她希望母亲回来哄着她入睡。 听女儿们说完她们在家里和学校里的各种事情后，父亲接过电话。他们的通话要简短得多，“相互说一下注意身体，其他就没了。” 父亲走前把金玥托付给一户寄宿家庭，每月支付食宿费。这里住了包括户主两个孩子在内的6名学生。至少在表面上，户主夫妇做到了一视同仁。每顿饭，6个学生的菜量都是严格平分的，谁也不能多吃。 “你一定要看别人的脸色去生存，即便你是在交钱。”金玥说。因为年纪小，有时也会被主人家的孩子支使。“在你委屈的时候，你只能忍。你不能跟他们家里的孩子吵架，吃亏的是你自己。你也不能惹恼主人。” 毕业之后，金玥再没与那户人家联系过。 等到放假，学生们不能继续留在寄宿家庭，他们得各自回家——对于金玥来说，她已经没有家了。姐姐考上大学，很快又去了韩国留学。她只能去找亲戚，今年叔叔家，明年姑姑家。在这件事上她有自主选择权。 但这种选择让她感到痛苦。她宁愿找个安静的地方自己呆着，但父母坚持认为她还太小，总得跟亲戚一起过年。亲戚们都待她不坏，但她还是觉得别扭。她害怕自己打扰到他们，更害怕自己被别人可怜，在她看来那也是一种歧视。“他们越对我好，越是提醒我的身份。” “上班族” 宇文俊的小学时代是在姥姥家过的。等到上初中，他在延吉市内租了个房子，开始一个人生活。父亲希望他能尽早独立。 独立生活有很多不便，但有一点好，那就是可以自由支配零花钱和时间。上高中起，父母把钱直接打到他的账户。他们不敢把一个月的钱一起汇过来，因为怕他一下子花光。所以宇文俊的账户每周都能收到一次汇款，最初是三四百，现在则翻了一倍。 出于一种补偿的心理，赴韩务工的父母在零花钱的问题上表现得非常慷慨。延吉市内的一家留守儿童之家的负责人汪小龙告诉记者，很多学生已经从不同亲人那里拿到“苹果三件套”，“都是私人物品，你还不能没收”；有个曾在那里住过、现已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每月仍然能从父母那里拿到4000元的“零花钱”。这些钱加上他每月两千元的工资，总会在月底前一分不剩地花完。 宇文俊对书本的兴趣不大。他好动，从小喜欢足球。他到哪里，都是校足球队的守门员。凭靠运动天分，他被特招进高中，又被特招进大学。 每逢开学，非留守孩子的父母们就会来宿舍里铺好被褥。这让宇文俊很失落。最难受的是生日。父母会记得这天，电话里准时送上一句“生日快乐”，也会问他想要点什么。“什么都不需要，”他回答。 他知道这已经是父母能做到的极限了。“也许我心里确实想要一些东西，但想想还是算了吧。”宇文俊说，“我说出来也不能马上得到。他们都太忙，没有功夫想寄点什么给我。” 2002年夏天，韩日世界杯。他很想要一只比赛用球“飞火流星”，每次跟父母通话时都不忘叮嘱。但拿到球已经是冬天了，那种渴求的心情早已荡然无存。“飞火流星”一直放在家里，一次也没踢过。 独自生活虽然孤单，宇文俊却从中感到一种优越感。“他们跟我比都太小孩了，”他说，“我感觉我就
两年后，父亲也去了韩国。“走就走吧，”金玥心想。她反倒有点高兴，她知道周围一些同学的父母都是轮换着打工：一人出去，另一个回来。一想到很快要见到母亲，她感到欢欣。
当母亲在电话里告诉她，现在不会回去，“可能还得呆两三年。”她很失落。
事实上，母亲走后不久，村里的人就开始传说金玥父母间的矛盾。有人说男人不好好带孩子，成天喝酒，也有的说女的不好好在家呆着，还管不住自己丈夫。还有说，男的一直嫌女的挣得不够多，俩人吵得很凶。爸也会挑剔作为餐馆服务员的母亲，“我不确定他是认真的还是开玩笑。” 他们有各自没有交集的朋友圈，他们各管各的钱。 金玥也抽空去看望了父亲。跟母亲相比，他的状况要糟糕得多。父亲老了，整天喝酒让他显得愈加憔悴。说起母亲，他的情绪就特别激动。“我想他是觉得，他的生活被妈妈毁了——他还是放不下妈妈。” 后来她得知，父亲是在母亲的帮助下来韩国的。他们在这边一起生活过，但最终还是分开了。直到现在母亲也不愿再见到他。“至于为什么，我不知道。这是发生在韩国的事情，我就不太了解了。” 金玥跟父亲说，“真希望有天，我们4个人可以坐在一张桌上吃饭。”“你觉得有可能吗？”父亲反问。“妈妈不喜欢见到爸爸，即使见到了一起吃饭也不是一个家，不是你想的那样了。” “过去我总想，吵架也好，哪怕是分开了，他们出去挣钱总是要回来。从那时起，我觉得我就不应该再这样想。我该树立一个别的象征性的支柱。”她终于放弃了把假想中的那个完满家庭作为自己的依赖，“我只相信我自己，和我自己的奋斗。” 韩国 金玥与母亲一个月的共处波澜不惊，距离的接近似乎并没有让她们更加亲密。该问候的时候问候，该疏远的时候就保持点距离，“没什么大的变化。”不过她又有了新的疑问，“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们家，我爸，我妈，我姐，都要跑到韩国来呢？这里有那么好么？” 她不喜欢这个国家以及这里的人。同样的民族没让她找到认同，反倒是韩国人听出她的口音，“条件反射一样”，他们能立即露出“噢，你来自中国，你是来打工的吧？”的神色，让她感受到深深的隔阂。“这里生活确实要方便一些。但他们很刻板，”金玥说，“比如饭店规定10点钟关门，到时间如果还有客人没走，他们就会赶人。”她更喜欢中国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