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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博客是不是作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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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人民日报》报道,2006年4月份.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正式推出私人博客《医生哥波子》,小小博客引起轩然大波。《医生哥波子》也成为目前国内级别最高的官员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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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官员作秀现象
　　每逢年底，节假日临近，都是各地官员们出镜最多的时候，也是一些官员作秀的佳期。笔者多年观察，官员作秀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中国论文网 /7/view-4928920.htm　　视察秀 　　在中国，凡是上级领导要来视察的地方，必先进行一番巧妆打扮，所有的行程和内容都要事前安排演练好。但凡上面的人下来走走，级别越高，安排越周密。如果要视察工地，势必彩旗招展，人欢马笑，劳动的人们事先就接到通知，换上漂亮衣服，无论干什么，务必兴高采烈，不许愁眉苦脸。如果视察街道，必定粉刷一新，街上的行人都事先安排好，大妈要出来买菜，无论如何是要等一等了。笔者有一位在部队当排长的表侄说过一件事情：有一年，领导要视察部队抗洪抢险，下面的部队事先留好一段不大不小的决口，安排好战士，跳下去用身体来堵。 　　笔者亲历了这么一件事：一天傍晚，小雨淅淅沥沥地下着。笔者带着儿子经过县城边的一座桥时，看到一辆洒水车缓慢地在桥头晃悠，车后有几个人握着水管子在冲洗路面。儿子才五岁半，不解地问：“为什么下雨还洒水？”我也不明白，难道又有什么领导要路过这里？果然，不久警车呜呜响来，后面是一溜小轿车从我们身边飞驰而过。 　　第二天在单位与小汪谈起此事，她说她的二妈也碰上这么一档子事。那是寒冬的一个清晨，尽管天下着雨，她二妈照例蹬车去菜市卖菜，却隐隐约约地听到远处传来洒水车的声音。怎么下雨天还洒水呀？她正想这事呢，没想到洒水车一下开了过来，躲避不及的二妈连人带车摔倒在地———原来路边刚洒过水，一会儿就结冰了。家人闻讯赶来把二妈送到医院，医生诊断摔断了一根肋骨。大伙都在议论，难怪这两天大街上这么干净，原来是市领导要来视察。 　　实际工作中有诸多检查。有关方面习惯提前将检查内容通知给受检单位，受检单位接到通知后集中人力、物力、财力，精心准备。检查组一到，前呼后拥，层层陪伴……检查中所看到的都是莺歌燕舞，形势一派大好。其实，听的、看的都是精心准备好的“曲子”和“盆景”，很多问题都被掩盖了起来。这种检查做的是表面文章，给基层的印象就是“作秀”。“检查风”过后，那些掩盖的问题又冒出来，甚至愈演愈烈。 　　媒体秀 　　某局办公室主任告诉笔者一件苦笑不得之事——— 　　星期天是全市卫生大扫除行动日，我们局分到了门前的一块责任区。贾局长指示：“准备好清扫工具，我要和大家一块儿搞卫生。”安排完毕，贾局长又对我说：“记得通知电视台来抓几个镜头啊。”我当即把贾局长的意思跟电视台的哥儿们天群说了，天群一拍胸晡：“小事一桩，到时候一定给贾局长一个十秒钟以上的特写！” 　　天群一大早就来了。摄像机前，全局职工摆开战场，很快将卫生区清扫完毕。我—看时间，才九点多，但贾局长没有按时出现。我拔通了他的手机，贾局长压低嗓音对我说：“你们先拍，我在参加一个紧急会议，晚点到。” 　　我们的卫生区就剩下最后一堆垃圾了。天群对我说：“垃圾先不要清，等贾局长来了，再补拍一个铲垃圾的镜头，会更有说服力！”我觉得在理。天群这时要走了———还有好几个兄弟单位的领导等着上镜头呢。临走时，天群给我留话“如果贾局长来了，马上打我的手机，五分钟之内我会赶过来。” 　　天群走后，来了两名环卫工人，准备把我们卫生区的垃圾清走。我想起贾局长未完成的镜头，急忙拦住她们：“等会儿，这堆垃圾我们还留着有用！”两名环卫工人奇怪地看着我，推着垃圾车走了。 　　快到午饭时间，那两名环卫工人又过来了，见我还在旁边“站岗”，摇摇头走了。我只好再打电话过去，一听里面嘈杂的声音，就知道会议还没有散。听说记者还在等他补镜头，贾局长说：“别等我了，你们先吃饭吧，中午一定要把记者招待好！” 　　我们走出酒店时已带着八分醉意，天群接过我递上的两条好烟，信誓旦旦地说：“放心，你们局的镜头一定上头条！”天群没有食言，我们局的镜头第一个出现在新闻节目里，而且时间之长、效果之好远远超过了其他局。美中不足的是里面少了贾局长劳动的身影。我心里乐开了花：这条新闻贾局长看了后一定会夸我的。 　　果不其然，第二天一上班，贾局长就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我兴致勃勃地踏进门，正想将昨天的情况作个汇报，贾局长一脸愠色：“杨主任，昨天我有事没参加卫生活动，你没有领着大家把卫生搞彻底呀！” 　　我说：“我们表现不错呀，昨天的新闻第一个表扬的就是我们单位！是不是他们没在镜头上看到您的身影？” 　　“我有事没参加打扫卫生，领导是知道的。可是，为什么有人说我们还要留下一堆垃圾？” 　　我马上解释：“昨天，记者坚持要等您来拍铲垃圾的镜头，一直等到吃饭时间您还没散会啊。”贾局长喃喃自语：“原来是这样。” 　　见局长的口气缓和下来，我于是趁热打铁：“局长，早上我看见那堆垃圾还在，如果现在您有空，不如带领大伙儿去把它铲了。我马上去通知记者！” 　　谁知贾局长火气一下又上来了，随手扔给我一份晚报：“还要通知吗？你自己看看吧。”我一看头版头条的标题：《全市卫生大扫除，××局保卫垃圾》，有奖新闻线索的提供者正是那两名女环卫工人，差点儿背过气去。 　　是啊，时代毕竟变了，注意自己媒体形象的官员是越来越多了，很多人也热衷于做媒体秀，做亲民秀。这样的作秀，比起下面的官员逼百姓给上面的官员作秀，多少还算是一种进步。但无论如何，离真正把老百姓当回事还有好远好远的距离。 　　慰问秀 　　春节一到，各级领导慰问群众的活动多了起来，特困户欢天喜地迎接着各级领导的到来。领导无一例外见面握手，送上慰问金、慰问品，然后鼓励他们要把党和政府的关怀转化为坚强生活的动力，要相信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一定会有援助之手，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一定会有幸福的明天……在握手、递上慰问品的同时，闪光灯不停地闪烁，留下一个个美好的瞬间。2012年春节，笔者也随着单位的慰问组去特困户老马家。 　　老马卧病在床，得到领导的慰问，感激得泪流满面，一遍遍说着感激的话，一遍遍擦着眼泪。随行拍照的人赶紧提醒：别擦眼泪了，这样更真实感人……听着老马感激涕零的表白，看着老马树皮般粗糙的脸、抖抖索索握着慰问金的手，样子让人心酸。
　　据笔者了解，每年春节慰问活动怪事连连，甚至出现一些甚为荒唐的事情。某县交通局的扶贫点在北部偏远山区的杏花岭村，距离局里约有100里路。由于有些贫困户无钱买化肥，县里要求春耕前要给10个贫困户每家送两袋进口尿素。 　　这天上午十点，局长和书记带队，办公室主任、人事科长随行，开着两辆小轿车和一辆卡车出发了。 　　山路颠簸难行，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村头上。此时，办公室主任打通了一个电话，便让司机调转车头，拉着化肥“打道回府”。一问才知道，原来是电视台记者临时有事来不了，办公室主任决定先把尿素拉回去，等电视台记者有时间再一同送肥下乡。杏花岭村长困惑不解地问那主任：就几袋化肥何苦拉来拉去的，既费事又耗车油。办公室主任不屑地说：这没什么，反正交通局有的是车有的是钱，可是领导交待的事情办不好却是万万不行的！ 　　“嗟来之食”的故事想必大家都知道。慰问与救济，因为没有功利性，而显得感人和高尚。但是，如果让人对慰问诚惶诚恐，或面对镜头发表感言，岂不令人顿生“嗟来之食”的凄凉感受？何况我们的干部用于救济贫困家庭的并非个人钱财，而是公款，有什么资格让被救济者感恩戴德、叩头致谢呢？ 　　离任秀 　　一则题为《县纪委书记卸任，百姓“万民伞”相送》的文章，将江苏省泗洪县纪委书记王守权推到了聚光灯下。写博客的是该县宣传部的一位干部——— 　　日一大早，江苏省泗洪县政府楼前的“感人的一幕”：数百名群众自发地排着整齐的队伍，抱着铜匾，撑着“万民伞”，打着“清官旗”，集中在泗洪县政府门前，长长的一串鞭炮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在这支队伍里，有风烛残年的老人，有步履蹒跚的残疾人，有从外地匆匆赶来的打工者，有下岗工人，有农民，有孩子，有退伍军人…… 　　文中所提到的王守权是原中共泗洪县委常委、纪委书记。“接到调令的次日，在办妥了交接手续后，他就轻车简从地走马上任了。”对于王守权的这一举动，作者感动地写道：“他悄悄地走了，正如他悄悄地来，带走了泗洪百姓的敬仰，却不带走一片云彩。”除了文字，还配发了五张相关照片。 　　既然轻车简从、悄无声息地赴任走了，何来“万民相送”情形呢？所有的锦旗为何都是一个模式？难怪引起了网民的各种猜测。 　　最后经调查确认，这是一起由民间人士组织的策划事件。擅自向外界宣传的宣传部一科长被停职。一起初衷并不坏的送别事件，因宣传的高调、离谱而产生负面影响。 　　无独有偶。同年12月18日，又一起离任秀上演了——— 　　《县委书记》MV主角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县委书记李雪荣离任，当地民众得知消息后，约有万人前来送行，李雪荣当场落泪。视频中的相送场面非常感人，但社会舆论对此无不充满嘲讽和质疑。 　　不久，真相大白：所谓“万人相送”是人为安排的，有人事前精心策划和导演，比如老人秧歌队就是接到表演通知急急忙忙前往助阵的；程僖是政府路一家条幅印染店的老板，18日一早叫醒他的是个“急活”，有人要他在半小时内赶制一条上面写着“张北县文联欢送雪荣书记”的红底白字横幅；参加相送的人并非自发，而是“被组织”的……因此，舆论普遍认为：“万民相送”若不是真民意，便是政绩的败笔。 　　常言道：政声人去后。虽然不少领导干部十分在意离任声誉，甚至好“民众相送”这一口，但是如果具有起码的政治智慧，应该不会如此高调。这是因为，为辖区民众做出了一些口口相传的事迹，对一方主政者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用不着刻意彰显，更无需百姓感恩戴德。 　　常言又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没有书记的民意享有欲望和政绩追求，谁敢这样不请自到？再说，清官、好官不是好当的，清官、好官一定是远离“炫耀”、贴近“实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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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24日，四川叙永举行《践行群众路线、整治城乡环境、创建优美县城》万人誓师活动，拉开了网格化管理责任区域清扫活动的序幕。叙永县委书记王波亲临现场发出动员令，并带头上街大扫除。在王波带头清理栏杆的过程中，有人蹲地拍官员，引起网友质疑其作秀的讨论。（4月8日《华西都市报》）　　　　不久前，辽宁抚顺市委书记王桂芬参加环卫工人体验日活动，因为当时有相关负责人陪同，还有摄像师在一旁拍摄也引起了公众的质疑。近年来，但凡官员作秀，特别是恰巧被媒体“偶遇”，或者有摄影在一旁拍摄，都会引起舆论风波。公众对官员作秀的反感，一方面是对这种形式主义的“虚伪”不认同，另一方面也是公众对官员群体评价不高、信任度低的反映。　　　　一定程度上讲，官员愿意去作秀也算是观念上的进步——至少表面上把公众放在眼里，对民意心存敬畏。官员需要秀可以理解，也是现代政治运作中常见的事。但非要把作秀包装成“偶遇”，或者有摄影在一旁献媚式地拍摄，这容易导致公众的反感。不过，如果官员作秀，没有“偶遇”或者没有媒体报道，官员所看重的作秀宣传目的也就无法实现。因此，作秀报道至少应该克制，偶遇和过分做作大可不必。　　　　官员作秀的目的，归根结底就是要增强公众对官员的认同，有记者和摄影师在一旁如实记录也很正常。但如果作秀所表现出来的样子，和公众平日里对官员的认识不一致，甚至判若两人，那么过分作秀只会适得其反。最终的结果就是，既浪费了人力物力，还进一步损害官员自身形象。什么样的作秀才是最合适的呢？　　　　不少人说，偶尔作秀容易，长期作秀才是困难的事情。精心设计的作秀也好，真的偶遇作秀也好，不管怎么秀都替代不了长期的作秀，更代替不了其认真履行职责的重要性。不否认，如果官员可以将“作秀“常态化，公众必然是欢迎的。譬如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这么多年来骑车上班成为常态，而且不厌其烦呼吁公车改革，赢得了舆论的一致赞誉。有几个官员可以把秀做到这个程度，恐怕是难上加难。　　　　但其实，公众和社会根本没有必要，期待甚至是鼓励官员非要长期坚持作秀。官员的职责说到底就是做好他该做的事，只有认真做事，兑现政治承诺才真正对公众、社会、地区或国家有益。而相反，如果官员天天忙着作秀，即便是秀得再漂亮、坚持得再久，其实际意义也有限。从这个角度而言，四川叙永县委书记王波就算天天气扫街，其意义也有限，反倒耽搁了工作时间，也证明不了王波治理叙永的成绩和能力。　　　　而事实上，我国从上至下的文宣体系，每天都在将官员们的各种秀，展示给公众和社会各界。在这样的背景下，官员们如果工作做得足够好，根本不必担心自己所干的事情公众会不知晓；如果认真履职、践行公仆的政治承诺，更不必担心自己的形象需要额外花心思和精力去塑造。　　　　与此对应的是，假如官员实干不够，该干的政治事务没有干好，没有让公众感觉到其治理一方的成绩，即便用再多的手段来提升自己的形象，最终也只能落得作秀和虚伪的骂名。四川叙永县委书记王波为官一方，到底形象如何，执政成绩是否让叙永民众满意，只有叙永人才有发言权。实干和实话、真诚和真情，如果可以长期坚持，这比任何政治技巧都能赢得民心。希望王波书记和其他官员们，都能深刻认识到这一点。　　　　文/张燕您当前的位置 ：&&&&&&&正文
教育中官员的作秀风当狠刹
笔者认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中的作秀行为，是部分教育工作者价值观和教育观的扭曲，是官僚主义作风的典型表现。如果不及时制止，将为培养祖国的下一代带来强大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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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染博钊
　　日前，广西玉林市容县一中学&学生冒雨做操，领导打伞欣赏&的新闻和图片迅速引起关注。网民质疑，中央坚决反&四风&，为何地方&官本位&思想依然浓重？容县教育局回应称，对做操中遇到下雨，没有及时中止做操，组织学生避雨的情况，教育局及容州一中郑重向学生及其家长道歉。(新京报3月18日)
　　近年来，面对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巨大洪流，教育界也不甘示弱，纷纷&立足实际&，大搞吸睛之举，希望以此来提高自己的政绩。像广西玉林市容县中学的&学生冒雨做操，领导打伞欣赏&这样的&故事&，我想，绝不会是仅此一特例。也许，在全国大大小小的学校当中，每天都在上演着此类&闹剧&也说不清楚。
　　什么是优质教育？什么是以人为本？我想，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教育系统的官员们已经形成了可以堆积成山的论文或著作。但真实运用到了教育教学工作中来的又有多少呢？对于一名教育工作者来讲，不论是领导干部还是普通教师，系统的理论知识固然重要，但正确的政绩观、健康的价值观却显得更为重要，心中有那份热爱才是重中之重。
　　教师爱学生，学生爱老师，是中华民族五千年传统文化精粹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曾经令很多教育工作者为之自豪。但是，在近年的经济发展大潮中，一些教育工作者眼中只有校长、局长之类的职位，失去了对教育教学的敬业与奉献；一些教育工作者眼中只有金钱与物质利益，教育三乱屡屡发生；一些教育工作者认为待遇太低，纷纷走起了打擦边球、经营二职业的路线等等，这诸多&内幕&，直接导致了教育工作者有意识地把自己与学生割裂开来，进而导致了教育界诸多作秀闹剧的上场。
　　笔者认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中的作秀行为，是部分教育工作者价值观和教育观的扭曲，是官僚主义作风的典型表现。如果不及时制止，将为培养祖国的下一代带来强大的阻力。针对教育中的作秀行为，尤其是涉事官员，绝不能一个道歉了之，而应该借中央八项规定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东风，在整个教育系统来一个作风大整顿，建立一个相对完善的管理体制，形成一个良好的教育循环系统。只有这样，才能推倒教师与学生、教育系统领导与普通教师、社会公众与教育系统之间的无形的墙，我们的教育也才能良好有序发展，我们的人才培养工作也才能科学快速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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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14-06-18 11:07
奴才文化塑造出世界上最优秀的奴才》
本文转载自大好河山的网易博客
1972年，尼克松访华，安排第二天去长城，当天夜里北京下起了大雪，大雪把北京的道路覆盖了。尼克松醒来，知道自己去长城的计划会被取消，正在等待其他的事情。可是，他仍然被叫去长城，尼克松很奇怪：道路被大雪覆盖了，怎么去长城呢？当他知道北京20万人连夜把他去长城的道路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时候，他惊呆了，他震惊这样的人民。怎么这样为领导去游山玩水铺平道路呢？这在美国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美国人绝对不会为领导人去游山玩水而连夜打扫雪；美国人甚至会幸灾乐祸的，上天报应领导不能去游山玩水，老天作美！这样为领导打扫道路的事情，只能在战争中发生，为领导去战场，指挥战役而连夜打扫大雪覆盖的道路。
尼克松真的不好意思这样欣赏游长城，他没有“一骑红尘妃子笑”， 他会内疚“人人知是荔枝来”的文化，他还是感谢“人人知是荔枝来”的文化底蕴呢？他一定震惊这样文化下比狗还听话的奴才！
数年前，去桂林旅游，望着崇山峻岭中的月亮山，导游不经意说：“当年，尼克松来这里观看，他不相信月亮山是天然的，他认为月亮山是人工挖掘出来的。为了证实月亮山是天然的，桂林人在极短的时间里，像备战那样，在崇山峻岭中，完成一条去月亮山看的道路。尼克松舒舒服服地走上去看月亮山是天然的，可是，苦了多少桂林人？”我听了，心很沉重，我追问几句，帅哥导游奇怪我为什么这样追问？他很有礼貌说“不知道”，他仿佛要保守国家机密。
为了让尼克松看月亮山是天然的，还是人工的，桂林人是这样兴师动众，像打仗一样，完成政治任务：极短的时间里，在崇山峻岭中，打通一条通往月亮山的道路，这样巨大的工程，仅仅是让尼克松看一眼。
中国大陆人真的是狗，狗一样的下贱！比狗还可怜！为了尼克松看月亮山是否天然，竟然这样打造不可思议的、巨大的工程！如果在美国，美国人会敲碎尼克松的狗头的！尼克松也不敢这样丧尽天良！如果尼克松还有一点人性的话，他应该为他的罪过后悔！他这一眼，给桂林人带来多少苦累？他的良知应该隐隐作痛！
尼克松这样的“妃子”，真的比杨贵妃还厉害，累死了多少比狗还听话的奴才？尼克松在美国无法享受的东西，在中国大陆要好好消受了。好好欣赏奴才文化的光明正大！好好欣赏中国文化的国粹！
如果当年尼克松有奇怪的想法，想去月亮看看嫦娥，中国大陆人一定会帮助现实的，幸亏当年的尼克松没有突然而来的怪梦！
“专制官僚统治制造奴性会对国民造成两种伤害：一是残民，另一是愚民。残民用恐怖来制造屈服和顺从，而愚民则用迷信来制造崇拜与感恩，同时制造对异端的仇恨。一切制造奴性的秘密全在这里。哪里的残民政策与愚民政策推行得愈成功、愈有效，那里的奴性就愈泛滥、愈深重、愈难于疗治。”奴性的可怕在于，它是一种不需要拥有奴隶身份的奴隶心态。
“奴性是人类的一种耻辱，同时也是一种不幸，是与理想的人性截然相反的”。
中国大陆人早习惯了做奴才了，奴性根深蒂固了。文化大革命这样不可思议的事情，只能在中国大陆这样神圣的国土上发生！
在美国，有世界一流的文化，在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美国有理性的人性。50年前，黑人不能拥有选举权，今天，黑奴能够登上总统的宝座！在中国大陆，文化有什么发展？有什么变化？文化的先进性在哪里？跪拜了几千年了，还继续跪拜下去。在神马的国土，奴才文化塑造世界上最优秀的奴才！
中国大陆人要是见到“伟大领袖”会感到莫大的荣耀，会激动的热泪盈眶。可美国人见到奥巴马，连座都不会让。美国总统进超市采购，或排队打饭是常态。总统自己打伞、将军自己拎包、市长乘公交车更是习以为常。而这一切在中国大陆都是不可思议的。中国大陆人习惯把自己摆在奴才的位置而把官员摆在主子位置，不这样摆还真不行。
一位贪官在日记中写道：我18岁就入了党，我觉得入党有五大好处：1.可以当官；2.当官后可以搞权钱交易，发大财；3.处处可以享受特权，吃喝玩乐，逍遥自在；4.即便违法乱纪，有上级党组织罩着，一般不会出事；5.一个党票可以抵几年刑期，只要不是重大犯罪，开除党籍即可，免负刑责。
人民公仆叫得多么的响亮，奴才听了，还因为自己是主人，人民当家作主了，还在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跪在做奴才多么的舒服！在神马的国土，你敢怀疑神马吗？
周立波：一听“人民公仆”浑身打冷战。哪有仆人坐车，主人骑自行车的?哪有仆人住别墅，小主人冻死在垃圾箱的?哪有仆人老涨工资，主人吃不上饭的?哪有用主人的银子到处砸，也不知会主人一声的?哪有仆人视察，主人给打伞的?哪有仆人讲话，主人必须领会精神的?
像狐狸一样拼命地夺权，像狼一样使用政权！一边被敲骨吸髓，一边要谢主隆恩！这就是中国大陆的奴才文化！
龙应台：我看见这个我怀有深切厚重情感的“血缘家国”，是一个践踏我所有“价值认同”的国度：它，把真理当谎言，把谎言当真理，而且把这样的颠倒制度化。它，把独立的知识份子当奴才使用，把奴性的知识份子当家仆使用，把奴才当──啊，它把鞭子、戒尺和钥匙，交到奴才的手里。它面对西方是一个脸孔，面对日本是另一个脸孔，面对台湾是一个脸孔，面对自己，又是一个脸孔。它面对别人的历史持一个标准，它面对自己的历史时──错了，它根本不面对。它选择背对自己的历史。它拥抱神话，创造假像，恐惧真相。他最怕的，显然是它自己。
龙应台：不要去盼什么英明之主，而要去争一个可将权力关进笼子的制度。不要跪什么青天官员，而要去争一个可监督问责官员的制度。不要歌颂什么伟大领袖，而要去争一个可选举弹劾权者的制度。不要说什么拥护感谢，而要去争一个可言论迁徙自由的制度。不要等什么英雄勇士，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推墙的力量！一个好的制度，不会告诉你要拥护，而是教育你应该怎样捍卫权利。一个好的制度，不会对你说很伟大，而是告诉你应该怎样争取权利。一个好的制度，不会要求你说感谢，而是告诉你应该怎样去问责。一个好的制度，不会要你夸英明，而是告诉你应该怎样能监督。一个好制度，让你可大声责骂，而不是谢主龙恩！
在神马的国土里，别指望奴才文化有什么变化！在神马的国土里，做奴才根深蒂固！在神马的国土里，做奴才非常舒服！在神马的国土里，奴才文化能够改变，是异想天开的事情！在神马的国土里，奴才能够做公民，天方夜谭的事情！
如果乔布斯出生在中国大陆，这个“活着就是要改变世界”的家伙， 在神马的国土里，根本不可能去改变什么。在神马的国土里，中国大陆的奴才文化，会让乔布斯生不如死！在神马的国土里，中国大陆的奴才文化，让乔布斯在魔爪里挣扎！在神马的国土里，中国大陆的奴才文化，会把乔布斯变成鬼。
在神马的国土里，我伸冤，回答我的是“我是毒蛇，我怕谁？”社会是李来权毒蛇集团喷毒的天堂！在神马的国土里，李来权毒蛇集团为所欲为！肆无忌惮！罪恶滔天！中国大陆的奴才文化，哪里有什么人性？有什么理想的人性？中国大陆的奴才文化，李来权毒蛇集团可以公开赤裸裸喷毒杀人！
在神马的国土里，中国大陆的奴才文化，毒蛇猛兽控制了一切！在神马的国土里，中国大陆的奴才文化，是弱肉强食的天上人间！在神马的国土里，中国大陆的奴才文化，是毒蛇猛兽的天堂！
发表于：14-06-18 11:09
中西思想之根本异点
现在先讲中国思想与西方根本不相同之点：须知中国学哲最根本最原始的祖先乃是《易经》。但《易》只是为了筮卜之用。大概殷朝对于卜筮最为崇尚。周朝亦不能不承其绪。后来对于这个卜吉凶的加以合理的解释遂变为有了哲学味儿的东西了。所以能加以合理的解释的缘故就因为卜筮必用象征，每一个象征代表一个可能的变化(possible
alternatively)，把世界上一变化归纳为可能的若干种为止。这样便可以由一种变化而连推到其他的可能变化。于是乃可发展为一种有条理有秩序的宇宙观。这种宇宙观就是《易经》的《系辞》与《序卦》上所主张的。后来儒家的宇宙观大体上是仍基于此。道家的宇宙观亦是从此出。《老子》上所谓“反者道之动”，就是表示这样的相反的变化所以出现。虽则他在这个宇宙观以后，尚以为有个万物本体的“无”，故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但他却只注重于由无到有之变化，而不讲“无”的本身。所以说“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势成之。”可见无论儒家与道家，一论到宇宙的结构便不能外乎由《易经》所引出的那些原理。
这种哲学有几个特性可与西洋哲学相比。第一点，不是西洋学中的所谓本质或本体的哲学(substance philosophy)，与因果原则的哲学(causality
philosophy)。因为所讲的只是可能的变化与其互相关系。并不问其背后的唯一本质或本体。其互相关系是由于一定的秩序所使然，并不是一因一果的相连。所以大体上可以说略近于西洋哲学上的“函数哲学”(function
philoso-phy)。不过西洋在这方面却是很晚出的。
这种哲学其直接影响于政治却又和柏拉图有些相类似的地方。即主张个人在社会内恰似耳目之在人身上一样，各尽一种职司而实现其全体。柏拉图在《理想国》上所谓护国的武士与执政哲学家以及平民都是在一个国家各尽其职分。中国人的“君”，“臣”，“父，“子”，“夫”，“妻”完全是各为一个“函数”或“职司”，由其互相关系，以实现社会的全体。故君必仁，臣必忠，父必慈，子必孝。如君不仁，则君不君；臣不忠，则臣不臣；父不慈，则父不父；子不孝，则子不子。等于目不能视便是盲，目盲便不能再成为目；耳不能听便是聋，耳聋便不能再成为耳。此种君臣父子的职司是等于乾，坤，巽，离，坎，兑，震，艮，在宇宙上各有定位一样。这便是以宇宙观直接应用于社会与政治。大概古代人们所以需要宇宙观之故乃是目的在于确定社会秩序。换言之，即对于社会秩序作一个“合理的辩护”(rational
justification)。以便容易使人们相信。其实以人之有君臣父子等于宇宙之有乾坤坎兑，乃是一种“比附“(anology)。但须知比附方法在思想上功用是最大的，因为它具有暗示力(suggestive
power)。古代人思想未进步，自然喜欢使用比附方法。不过柏拉图虽用functional whole来讲社会，却另用ideai来讲万物之各种各样。中国在此处却又与之不相同。故第二点是中国哲学不是形式哲学(form
philosophy)。因为中国人没有“种”(genus)与所属的“类”(species)之分别，其乃是由于不把“属性”(attributes)中的“重要者”(essentials)示举出来。因此不注意于独立的天然种类(natural
kinds)。这些在全体的各种变化只是相关的符号而已，不是天然的种类。故国人不注重分类上的“差德”。因此不能发展成为类于西方十七、十八世纪的科学。如西方的叙述科学（即动物植物学等）。
此外因为中国人不注重本体，故亦不会提出reality and appearance（实在与现象）的分别。这个分别却是在西方很重要的。西洋哲学的始泰勒斯(Thales)把一切都认为由水而出，复归于水。这显然是以水为实在，视万物为现象。所以他的态度根本上把西方哲学决定了，二干数百年都不能跳出此方向。中国人因为没有这个分别，故第三点是：中国哲学根本上就不是追求“最后的实在”。这一点和西方可谓大不相同。我们只须看中国文化有哪几方面便可知之：以《易》，《书》，《诗》，《礼》，《乐》，《春秋》而言，《书》是文告，《春秋》是纪事，二者皆属于历史范围，而《诗》是歌谣，一半属于乐，一半仍是史。《礼》是风俗仪式。独有《易》是有些关于宇宙的组织的。（即关于自然界知识的，医学亦是从《易》理而出出。可见中国虽不是没有关于自然界的知识，但仍是为这样的总原理所支配。故我们可不必特别注意其自然界的知识）。可见中国自古就不像西方分为论理，物理，伦理与超物理等等的。中国文化大部分属于历史。但中国的历史并不是仅仅记载往事而已，乃实以往事而视为垂训于将来。故中国的历史同时就是讲道德。于是中国可以说只有四部门，一曰宇宙观，二曰道德论，三日社会论，四曰政治论。这四门完全不分开，且没有分界，乃是浑然连在一起而成一个实际的系统的。中国是以一个宇宙观而紧接着就是一个社会论。这个社会论中包含公的方面是政治，私的方面是修养道德。显然是以宇宙秩序比拟社会组织，以社会组织决定个人地位。故中国人的修养论依然是具有政治性质的。我们明白了此点便知中国哲学上的问题和西方哲学不同。我以为西方哲学是由宗教而蜕化出来。故其所要研究的问题亦必是从宗教中引伸出来的。中国哲学是从政治论而推衍出来？故其问题亦是由社会与人生而提出的。因此“本质”概念是插不进去的。所以中国便缺少这一方面。西方哲学最高的目的是求得“最后的实在”。而中国哲学不然，乃只是想解决下列的问题：即人类为甚么要有文化？与文化以哪一个样子为最好？严格说来．中同只有“实践哲学”而无纯粹哲学，换言之，中国可算是没有形而上学，其故便在于此了。
在这一点我很喜欢中国哲学的坦白，即其自己表示只是一种关于文化的解释而已，并不求直发掘宇宙的秘密。但读者不要误会以为中国哲学家率直地提出文化问题来，他们却并不如此，他们所要追究乃仍在“生”。有生斯有变。有变斯有宜。但中国人对于生却不问“甚么”是生，而只研究“如何以生”。因此遂发为文化如何方起，怎样为宜之问题。故我以为中国在某种意义下亦可说有“文化哲学”或“生命哲学”。至于何以中国人不不想到问甚么是生命。乃是由于中国人不注重“本质”（即本体）的缘故。换言之，即不注重“本体”已成为一种心理上的习惯了。总而言之，中国思想是把宇宙，社会，道德等各方面会合在一起来讲，而形成一个各部分互相紧密衔接的统系(closed
system)。决不能单独抽出其一点来讲。倘不明此理，而以其中某某点拿来与西方思想比较其相同处，则必定有误解。因为抽出来的便会失了其原义。所以本章不过是大概言之而已。
中国人因不重视实在与现象之分别，所以不会发展为认识论。因为认识论无论如何总须先承认主观的所见与客观的原样不一致为起点，方能引起疑问。倘使所见即为客观，则问题不起了。中国人虽注重“名”之淆乱，主张有以正之，但名只是符号，尚非现象。故只有辩学，而无认识论。且不仅此，因主观所见并无客观原物有别，遂致个体由总体内而分出的思想亦无由发达。故说中国没有“个体哲学”(individualify
philosophy)。这一点却又影响及于政治社会。就是中国人自始至终注眼于职司相配，上下有别的秩序，而不侧重于个人的“人格”。所以中国人没有个体思想，即不认宇宙是一个大群，其中分子都是一个独立的精神。因此中国人在学理上不了解甚么是“自由”。须知西方人的“个体”，“人格”、“自由”等概念不是单纯的政治思想，乃是一套哲学：倘没有哲学上的根底，决不会那样深入于西方入的心中。
反之，中国人却始终有“整体”（integral whole)的思想，即主张万物一体。我们却不可把整体即认为是“本体”。须知西方所谓本体（即本质）即是指宇宙的原本材料(ultimate
stuff or substratum)而我们中国却不注重于这个材料本身与材料所造之分别。因此我们中国人所追求者不是万物的根底，而是部分如何对于整体的适应。这就是所谓天与人的关系。所谓适应即是天人通。中国思想自始至终可以“天人关系”四宇概括其问题。
中国人既承认整体，故对于空间不会认为是普泛的，所谓空问乃只是“相对的位置”(relative positions)而已。时间亦决不会认为是永远直流下去的，而只是周期性的变化罢了。我在上文已说过，空间成为“中外等级的秩序”(hierarchical
order) ,时间成为周期轮转的秩序(periodical order)。这些都与社会政治有直接关系。前者足以助社会之有阶级与身分，后者足以解释政权之代替（即革命）。故严格讲来，中国思想上只有“转换”(alternatioii)而没有“变化”(change)。因此中国思想不注重于“进展”(progress)。其故由于中国人不视时间为直流下去的，乃只是分期轮替出现的。同时空间亦不是均同普遍的，故不能把空间从时间上抽除出来。因此进展颇有困难，致不可能了。
根据中国思想上不重个体之故，所以中国政治上没有民主。且中国始终承认有轮替的变化，故不怕人民受压迫。民主的要求（须知立宪政体在其初乃是君民共治）自不会起来。
中国所以根本上无民主政治的缘故还有一点：就是中国思想上“天”的地位。“天“有二个意义：一是等于西方的“nature”一是等于西方的“God”。会合起来却颇似中世纪学者的natura
naturans。有时就代表那个整体，即人亦包括在内。有时却只代表人以外的其他宇宙部分，用以表明人必与其他相适应。总之是由于整体作背境，则“天”方起作用。天之起作用于社会政治上更是显然的。中国人论到政治好坏问题无不把天视为标准，其中治者与被治者之关系中，亦必以天为第三者插入其间。
根据此义，所以中国自始至终无民主主义的政治，同时亦决无赞成专制或独裁的政治理论。治者在一方面是统治人民，在他方面却须被指示于天，即由天所指示。人民在一方面须受统治于治者，在他方面即其好的方面则民意即等于天意。故天，治者，与民，三者是互相关系的。即治者承天命而治人民；人民被治于者而又自代表天意。这种三角的关系可以成为循环，在这一点上先秦各派却是相同的。他们都是取法于天，例如儒家主张“仁”。仁是“民胞物与”。又是“爱人”。又是“博施济众”。此乃是天之德。故儒家政治思想有人说是德治主义，而实际乃是取法于天之“德”，详言之，即人君必须以天之德为其德，就因为君主是天子（天的儿子）。所谓天子就是受天的指示以执行的人。至于道家亦何尝不是法天。不过以为天之德是“无为”。是“自然”罢了。道家的“无为而治”亦正是取法于天。天不仅是无为，并且是“无不为”。所以人君以无为反得而治。治即是无不为。儒道两家皆以天为政治之本，不过对于天的解释不相同而已。此外墨家更为显明。《墨子》在《天志》上说：
“天亦何欲何恶？天欲义而恶不义。然则率天下之百姓以从事于义，则我乃为天之所欲也。”
“天子为善，天能赏之；天子为暴，天能罚之。”
墨家的天是赏善罚恶的。因为墨家的天有些和儒家相同，仍是兼爱并育的。所以天子必取法于天。天子不法天则受罚，人民不法天则受治于天子。但人民之好的方面却代表天意。故我主张中国的政治始终是人民，天，治者三角循环的关系。根据此理，可见中国决不会发生民主政治，同时亦不致有拥护专制与独裁的理论。
总之，儒，道，墨三家的政治论，都是把天列为贯通于治者与被治者间之第三者。且皆以此第三者之性质以决定那二个的性质。墨家以义利归之于天：儒家以仁为天之德，用以化人；道家以自然为天，故任天为治。这都是关于天的观点有所不同，而其取法于天则是一样的。
有人说这是和西方的神权政治相仿佛，我以为不尽然。西方中古时代的人，如Augustine（奥古斯汀），Thomas Aquinas（托马斯．阿奎那）所讲的政治理论。如City
of God（上帝之城）等书却总是主张在政府以外尚有“教会”(church)。这乃是根据实际的状态，教会直接代表上帝，政府至多不过助理而已。所以后来方能演为政府与教会的分离而对抗。中国不然。中国的天直接为天子所代表而没有教会。因此中国神权政治后来只有退步到实际政治。而西方的情形却因为有教会，教会对于人民直接可以教化。故政府有**，教会有时亦可率人民出来抵抗。并且在最初是政权反在教会之下。故政权比较上易于清明。所以西方的“人权”思想未尝不是得力于政教分开。而“人格”的思想亦由这里造出来。所以中国在古代虽亦如西方在古代一样，同是以神权为政权之基础．但其情形却并不相同，以致后来的推演却就大大不同了。
以上都是讲中国古代的思想。须知中国思想可分三期．。第一期是先秦诸子。就中以儒道墨三家为最有势力。其外名家虽主张辩论，不过须知辩论仍只是工具而已。后来的法家依然是一个折衷派。第二期是宋明理学，普通称为新孔子主义。其实乃是受了印度的佛教思想的刺激而努力创造的。第三期是清朝的思想。在这一期中却有和第二期不同的地方。中国学者讲此种历史只注重于汉学家发见新方法（即考据法）。我以为除了方法上有些进步以外，在思想的方向上确亦有些不同。论到考据法其发源仍在宋代，其所以必须要有考据的缘故乃是由于中国人所生重的只是前言往行。对于前言往行如发见其间有矛盾必想法去加以订正。因为这些前言往行都是后世所要取法的，故不能不使其正当而确实。所谓前言往行就是历史，因此考据法只是历史研究法。决不能和西方的科学方法相提并论。在西方不屑说归纳法，即演绎法，从其由来而观，亦必见其为原是科学作对象的。亚里斯多德在他的Analytica
Posteriori就显明地讲出来。至于归纳法由培根(F．Bacon)所发明的，更是只对付自然界的物理。所以中国的考据法与西方的科学方法在对象上根本不同。一是对付自然界的实在物；一是要整理历史界的已往的事。对付自然界的物是想求得一定法则，以便操纵为人生之用。即所谓征服自然是也。而整理历史上的事却并不是在于求真，乃只在于垂训。所以中国人的历史学在其初只是伦理学的应用方面。因为有整理先贤的前言往行的必要乃逼迫出考据法来。故其创造的动机和西洋科学方法不同。不过考据法既出来以后，却又有另外的影响及于思想。就是由这种训练却渐渐地趋向于知道有真实了。我在上文说，中国思想根本上不想求得“实在”，但后来却亦由训练上逼迫得不能不感到有所谓“真”了。这一层却可算清儒思想上的曙光。清儒的思想大概可以说是反宋明的。其所以反明的缘故就是由于发见必须讲真实。总之，中国思想这三个时期各有特色。至于其社会的背景当与下章言之。
发表于：14-06-18 11:11
为什么中国没有文化崛起？&
作者：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导读】文化创造和政府分权、文化开放、文化人独立这三个非经济因素更为相关。三个因素中存在其中一个，可以决定文化创造的出现。分权和开放导致文化的崛起，这是中国历史的经验。　一个更为关键的因素就是文化人的独立人格。如果人格是独立的，没有什么因素，包括专制和贫穷，可以阻止文化的创造。俄国是典型的例子。
　　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尽管人均国民所得仍然很低，不管从哪一个角度来说，中国已经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但是有没有文化上的崛起？显然没有。中国崛起了，经济生活富裕起来了，但既没有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也没有使得本国的老百姓更幸福。
　　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越来越多的人感到很生气。不过，这种现象实际上很容易理解。人们必须提问，除了经济实力之外，中国还能提供什么呢？能够提供给老百姓一种道德生活吗？能够提供给国际社会一种可供选择的文化或者价值吗？
　　答案是显然的。从内部说，经济上的崛起已经导致了全社会的道德危机。尽管社会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导致旧道德体系的解体，新道德体系又是怎样的呢？没有道德体系，社会难以生存。从外部来说，缺乏一种吸引人的文化和其所体现的价值体系，经济崛起往往被视为是非常可怕的事或一种威胁。中国也意识到了这点，因此也努力向外推销自己的文化。没有新的思想和价值，只好求助于孔子，办孔子学院；而孔子学院又被简化成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无论是办孔子学院的人还是从事其它媒体传播的人都不知道，他们要传播什么样的文化和价值。
　　王赓武先生把今天中国的崛起称为第四次崛起。历史上，中国至少曾有三次被公认为地区最强大的国家，因此人们也把中国的再次崛起称为“复兴”。既然中国崛起过，人们可以从崛起的历史中学到很多经验教训，诸如国家是如何崛起的？又是如何衰落的？
　　根据王先生的看法，第一次崛起是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3世纪，即从秦朝统一中国到汉朝。在汉朝，中国的影响力到了朝鲜半岛和东南亚部分地区。汉朝周边的很多国家进口汉朝的商品和技术，主要是丝绸、纸张、陶瓷以及陆军和海军技术。在这个阶段，中国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经济和文化。
　　汉之后的400多年里，中国四分五裂为几个动荡不安的小国。但7世纪唐朝的建立宣布了中国的第二次崛起。唐朝的影响力传播到了日本和东亚其它地区，维持了近300年，这时的中国完全不同于汉朝。唐朝的强大和其外在影响得益于其高度的开放。唐朝不仅文化上开放，政治上也开放，被西方学者称为“开放的帝国”。佛教的传播和北方游牧部落在中原定居，这两种影响的强大混合力塑造出了一个新的国家，显示出其高度的世界性。高度开放也迎来了一个贸易和工业不断增长的时代。来自遥远国度的商人和旅行者带来的新东西，不仅丰富了中国人的生活，而且对中国文化做出了贡献，由此造就了一个中国历史上真正的全盛时期。
　　1368年，明朝建立，中国由此实现了第三次崛起，持续了约400年。这期间，儒家思想重新被确立为统治者的正统思想。这与前两次相比要逊色得多，因为中国的政治文化开始变得十分保守。闭关锁国的政策导致国家江河日下。尽管明朝加强防御，仍不断遭到来自周边的侵袭，并最终被满族人所征服。虽然建国之初的清朝非常强大，而且更具侵略性，但在此之后的统治中却更多地延续了明朝的保守和闭关锁国政策，最终衰落下去。1840年，强大的英国进攻中国时，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已没有还手之力了。
　　缺乏创新气魄的崛起
　　今天中国的崛起，至少到目前为止，并不像汉唐，而更像明（清）朝。既没有汉那样的制度创新，也没有唐朝那样的开放和文化崛起。唯一和前面三次崛起相同的，是经济发展和随之而来的军事力量的增强。尽管经济因为全球化而变得相当开放，文化基本上还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在拒绝接受普世价值的同时，又没有内部的文化创造力。
　　今天中国的崛起模式，有可能重复明朝的悲剧，即在国家真正崛起之前就开始衰落。明朝在体制和思想上的闭关锁国，使得中国失去了成为一个海洋国家的机会。明朝是世界海洋世纪的开端。当时中国无论从国家还是社会，都比任何国家都具备成为海洋国家的能力。郑和下西洋是国家能力的象征，而在东南沿海“异常猖獗”的“海盗”，则是民间海洋能力的象征。但没有思想的创新和制度创新，王权庇护下的巨大既得利益，扼杀了中国通往海洋国家的道路。
　　文化崛起对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的意义远远被低估。汉唐的崛起在于文化，其最终衰落也在于文化。如果文化不能崛起，必然对经济甚至政治产生严重的制约。从内部来说，没有思想的产生，就不会有制度上的创新，最终必然导致封闭和衰落。从外部来说，没有思想的产生，就不能提供有吸引力的文化和价值观。如果光有经济上的崛起和与之相关的军事化，就会被视为是“霸道”和“威胁”，从而恶化国际关系环境。
　　文化没有随着经济崛起，首要的因素是经济和文化之间的关联。尽管人们可以观察到经济和文化同时崛起的案例（汉唐），但也可以观察到经济崛起没有导致文化崛起的案例（明朝）。经济崛起和文化崛起并不存在必然关联，两者不是同一件事情。即使是没有经济上的崛起，同样可以有文化上的崛起。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很多伟大的思想和文化创造，都是在极其贫困状况下进行的。
　　文化崛起三个非经济因素
　　文化创造和政府分权、文化开放、文化人独立这三个非经济因素更为相关。三个因素中存在其中一个，可以决定文化创造的出现。分权和开放导致文化的崛起，这是中国历史的经验。历史上，每次分权状态出现，尤其是皇权衰落的时候，文化倒是呈现出复兴的情景。今天的人们并不希望通过国家政权衰落来获得文化的崛起；相反，人们大多希望国家政权的强大。一个强大的国家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的支撑。但分权和文化崛起之间的关系，的确说明了国家政权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的问题。
　　中央集权和文化衰落也没有必然的联系。明朝的集权模式导致了文化衰落；唐朝的集权模式则走向了文化崛起。为什么？一是不同的集权模式，二是开放。明朝政权深入文化领域，国家政权掌控了文化，同时明朝又实行文化上的“闭关锁国”。唐朝国家政权基本上不涉足文化领域，唐朝的文化领域是很典型的自治形式，形成了高度自治的文化“市民社会”。同时，唐朝是一个开放的帝国，在文化全面向外开放的同时，能够把外来的文化整合进自身的主体文化。
　　一个更为关键的因素就是文化人的独立人格。如果人格是独立的，没有什么因素，包括专制和贫穷，可以阻止文化的创造。俄国是典型的例子。无论是沙皇还是共产主义专制，都没有阻止俄国知识分子的知识创造。俄国知识分子在专制下创造出辉煌的文学艺术、哲学思想。中国的文化人没能在专制下进行文化创造，与文化人对政府的高度依赖有关。中国历史上从没有出现过西方称之为“知识分子”的群体，即把思维创造作为终生职业的社会群体。
　　很显然，要实现中国文化崛起，关键在于调整政治和文化的关系。政府从来就不是文化创造的主体。要政府来创造文化纯属乌托邦。这并不是说政府和文化创造没有任何关系。恰恰相反。在中国的环境中，政府决定了文化创造的成败：
　　第一是政府权力的边界。唐朝的政府边界没有对文化创造造成巨大的阻力，但明朝和清朝的则扼杀了文化创造。今天中国的政府边界不像唐朝而像明清。中宣部和文化部的权力涉足到文化领域的每一个角落。多年来，这些部门没有实质性的改革，沦落成为一种简单的控制机制。政治权力对文化领域的全覆盖，也导致了文化领域的高度政治化和官僚化，使得最原始的文化创新基因完全不可能。
　　第二是政府的政策，政府支持什么和反对什么，都会对文化崛起产生深刻的影响。在国际层面，政府的政策在于开放还是封闭。开放导致唐朝文化的崛起，封闭导致明朝缺失文化崛起。中国的现象是，政府太多的资源被用于控制，太少的资源用于创新。即使投入创新的资源，也是政府认可的文化领域。但现实是，在任何社会，政府官僚很少懂得文化创新。
　　在中国最荒唐的现象是，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支持经常走向反面，导致其所支持的文化事业的衰落。佛教领域是典型的例子。无论从政策上还是资源上，政府大力支持佛教的发展，结果导致了佛教内部的大面积的腐败。文艺、文学等文化领域也同样。其实，政府的支持使得这些领域不可避免的衰落，逻辑很简单：一旦这些群体可以通过依附政府生存，他们就失去了进步的动力，结果必然是衰败。其他国家也有政府支持文化事业，但一定是通过放权让专业人士来做。这种放权的方法不见得会导致文化的崛起，但也不会导向衰落。在中国，政府也会放权，但目的往往不是文化本身，而是通过政治方法来达到政治目的。
　　政府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导致了双输局面。政府控制文化导致大部分人对政府高度依赖，结果便是文化的衰落。对那些想保持一些独立性的文化人，要生存和发展，唯一的办法就是和政府对抗，造就了另外一种与政府相对立的文化，也是一种过分政治化的文化。挑战政治现状成了这个群体文化创新的重要资源。很容易理解，这样的文化创新（无论是宗教还是艺术和文学）在中国本身不被政府接受，还会经常受到排挤，而在西方则被人们所叫好，把此称之为中国文化的崛起。如果从一个客观立场来看，无论是政府自己所从事的文化创造，还是为了反政治现状而从事的文化创造，都很难走向文化的崛起。
　　实际上，无论是政府方面的政治化，还是反政治现状的政治化，都在最大限度上制约着中国的文化崛起。政治本来应当只是社会的很小一部分，社会大部分空间是非政治性的。即使是集权和专制，只要政治权力具有边界，文化创造仍然具有巨大的创造空间。
　　毋庸置疑，如果中国要走唐朝崛起之路而避免明朝崛起之路，唯一的办法就是进行文化体制改革，把文化从政治中解放出来，从官僚体制中解放出来，把文化人从政治官僚过程中解放出来。只有“把权力关在笼子里”，中国的文化才能崛起。
（来源：共识网）
发表于：14-06-21 10:45
中国文化批判之一 ――
作者：捷楚
来源：新浪博客
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a05febc90101ezol.html
&在一次全国“两会”上，许多代表和委员对荧屏上热播的帝王电视剧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们认为：像《汉武大帝》、《雍正王朝》、《康熙王朝》等渲染宫廷权力斗争、吹捧玩弄权术的所谓“盛世明君”的帝王剧，其实比以前港台所谓“戏说帝王”遗毒更甚，危害更大，但收视率却居高不下，表明以权谋为佐料的帝王剧，受到了社会上下广泛的追捧和欣赏，具有非常普遍的社会文化心理支持。而这种社会文化心理的基础，就是我们社会文化传统中根深蒂固的“权谋文化”与“权谋政治”。
&的确，不仅帝王剧中大臣之间勾心斗角、皇帝与大臣之间相互揣摩、皇子之间相互倾轧、后妃之间相互争宠等故事总是吸引我们，而且即如《宫心计》、《谍战》、《潜伏》、《甄执返日瓜忠跄惫罴啤⑾绿资拱恚渎贰⒎婪丁⒕洹⑺慵啤⑷μ椎牡缡泳缫渤ぱ莶凰ァ！度嗣袢毡ā吩⒈硪黄恼轮赋觯骸敖改炅餍械墓俪⌒∷担肪缇褪钦庵稚缁岱缙ㄖ溉逯饕迨⑿校思使叵刀窕缁岢闲湃笔В然敌睦砻致┩渡涞轿囊沾醋髦械囊桓鼋峁Ｕ庑┳髌返囊桓龉餐魈馐侨保核娜ㄊ醺呙魉湍茉谏缁峄蛑俺〉牟锌帷赫惺こ觯缓萌硕凡还等耍萌酥挥斜浠怠⒈涞帽然等烁担拍苷绞せ等恕５缡泳纭墩执肪褪且桓龊芎玫睦印Ｕ指崭杖牍被故且桓鲂牡厣屏肌⒓虻ゴ科拥呐诓锌岬墓⒒肪持校笨淌艿揭曰屎笪椎墓⑹屏Φ陌邓愫推群Α＞艘幌盗胁彝唇萄抵螅沼诙昧艘桓觥胬怼涸诓锌岬墓⒍氛校惚匦胙Щ岜榷允指右跸斩纠保愕娜ㄊ鹾鸵跄北匦敫哂诙允郑拍芰⒂诓话苤亍Ｒ簿褪撬担惚匦敫挡拍苷绞ざ允帧Ｗ詈螅种沼谕ü庵直然档姆绞匠晒Φ丶雍屎蟛⑷《饩褪恰墩执反ズ托锏募壑倒邸薄
&再看看历年的畅销书，有关中国古代权谋术的书也成为了主力军。什么《厚黑学》、《官经》、《官箴》、《权谋大全》、《中华智谋》、《历代君王权谋大全》、《古代帝王驭人术》、《官场潜规则》、《曾国藩用人术》……；什么职场兵法、生存技巧等等推崇权谋的书汗牛充陈。即使现今中国社会上的一些成功人士在演讲和悟道中，也带有权谋文化的味道。与此同时，我们总能看到中国的各个领域、各个角落，包括官场、职场、商场，以及各个阶层，包括普通百姓、大小官吏、老板员工，都普遍存在着少年老成，心口不一，言行相左，弄权使诈，藏奸造假的权谋行为。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内斗内行，外斗外行，中国式内斗是权谋文化的典型表现之一。从古至今，在中国各个领域、各个阶层，要想做一番事情，最大的难题不是各种外部困难和事情本身，而是内部争斗。国民党之所以在大陆兵强马壮而遭到失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什么中央系、地方系、桂系、粤系、浙系、奉系、黄埔系、保定系、政学系、嫡系、非嫡系，等等，各派各系之间你争我斗、相互摩擦、相互倾轧，充满着权谋手段。再看看现今的商场，可以说是“生命不息，内斗不止”，“江湖险恶，人心叵测”。国美大股东与管理层为争夺控制权相互内斗；上海家化曝出内部人事争斗，实际控制人与董事长相互指责；王老吉加多宝凉茶之争；健力宝与地方政府的争斗；蒙牛和伊利、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多年的恩怨情仇……斗争的结果谁都不是赢家，不仅造成严重的内耗，而且损人不利己，不仅关系疏离，身心俱疲，更是各种资源的极大浪费，两败俱伤。有人总结，中国合伙人职场的最终结果就是“四同”：同舟共济，同床异梦，同室操戈，同归于尽。
&《商界》曾刊登一篇文章：“中国商人很可怜：10大先天缺陷”，这10大缺陷是：帝王术，泛权化的双重标准；家长情结；兄弟阋于墙；崇尚内斗，制衡权力；挟“民族”之旗以令诸侯；驭臣术；飞鸟一尽，良弓必藏；帝师情结，走狗宿命；以情动人实取巧；自欺欺人走歧路；偏将结果作信仰等。这10大缺陷大部分指的是权谋。正如作者写道的那样：“今天的中国商人，十分热爱学习，谈起管理理论，总是滔滔不绝，什么东方理论什么西方模型，他都懂。可一到企业的具体执行环节，依然是‘帝王将相’那一套。我们沉迷于‘术’，而很少思考什么是‘道’”。这10大缺陷“正是生根于这一代商人奋斗逻辑与内心深处的疼痛”。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台湾作家柏杨先生在他的著名作品《丑陋的中国人》中就指出了中国人的一个劣根性，就是善于“窝里斗”、“不能团结”，并批评道：“中国人是一个受伤很深的民族，没有培养出赞美和欣赏别人的能力，却发展成自斗或阿谀别人的两极化动物”。
&办公室政治也是权谋文化的重要表现之一。人天生是政治动物，办公室作为一个团队，是人的结合，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利益的占有和分配，就有政治。在办公室混饭吃的人虽然也有升职的诱惑、受表奖的体面和人际关系和谐的安慰，但也充满着人际关系的竞争，谁和谁好，谁和谁一派，布满攀爬的艰辛和竞争的陷阱，所以很少会感到轻松和悠闲。由此，各种办公室守则、职场秘籍、成功兵法、官场厚黑学就应运而生。比如，网络流行“潜伏办公室”中说：“办公室只有两种人，主角和龙套。每个人都要有大志，就算要毁灭世界也可以。别被理想忽悠，理想是需要的，但不是别人的理想，而是自己的。如果真的没大志，那就为钱奋斗。你可以不聪明，但不可以不小心。你说的每句话，老板都知道。所以要好好想想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不管什么时候，装傻总是最不易犯错。把自己当成最聪明的人，往往是最笨的。一定要有靠山”、“高你半级的人，往往是最危险的，同级是天然敌人。十句里要有九句真话，这样说一句假话才有人信”。
再如，网络上流行“决不能犯的22个办公室错误”：1、不要比你的老板穿得更好；2、不要试图与老板的女秘书调情；3、捐钱不要超过你的上级；4、不要跟你的同事谈恋爱；5、不要说黄色笑话；6、不要跟你的同事交朋友；7、不要露骨地拍老板的马屁……；比如，“办公室十三大定律”：矛盾定律：人人都明白一朝天子一朝臣，因此跟领导走得太近不行，离得太远也不行；尴尬定律：苦干不如巧干，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捣蛋的；变脸定律：见到上司唯唯诺诺，这是逼出来的；见到同级嘻嘻哈哈，这是装出来的；见到群众凶凶巴巴，这是情感的自然流露……；还有什么“女公务员曝22条升职潜规则”：永远不和上司唱反调；必须争取成为第二名，第一名因缺乏帮助而成为第二名，第二名永远是得道多助的位置；在官场混最忌讳说真话，一定要学会讲大话、空话、假话，要把讲假话当成一个习惯，不当成事业；当显规则和潜规则发生冲突时，按显规则说，按潜规则做，是为最高境界……办公室的竞争更可能是一种没有硝烟的战争。你要想在办公室生存并发达，就要首先了解并适应办公室的生态环境，玩传“办公室的政治游戏”。
&中国人的这种权谋文化其实源远流长，已经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的日常生活当中，变成了中国人的生存智慧。《孙子兵法》十三篇，首篇就是《计篇》，以计为先，以谋为先，而且提出“兵者，诡道也”、“兵以诈立”、“避实击虚”、“示形动敌”，无所不用其“计”。《三十六计》更是将无中生有、声东击西、瞒天过海、借刀杀人、趁火打劫、空城计、美人计、反间计、苦肉计等等计谋阐释的淋漓尽致，至今不仅被人们用于战场，更应用于商场、职场。老子提出的“无为”、“守雌”、“示弱”、“不争而善胜”等等，看似“柔”、“避世”，其实是更强，是入世，表面上是“无为”，实际上是有为；明面上是“不争”，暗地里是在争，“不争就是争”、“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因而更有计谋，更有智慧。所以中国人不善于“明争”，而习惯于“暗斗”，表面上客客气气，一团和气，实际上暗流涌动，“争名于朝，争利于市”。
&韩非子提出的“法、术、势”实际上就是统治的艺术，所谓的“法”，就是君主实行绝对的统治，必须有一个全国臣民共同遵守的法令，包括“赏”、“罚”两个方面；所谓“术”，就是君主驾驭群臣进行统治的权术；所谓“势”，就是指权势，这一套法、术、势相结合的理论，体现了丰富的统治权谋。这些古代的智慧，用于“大道”，则能治国安邦，提高素养，增强能力，但遗憾的是这些常常被我们用于“小术”、“小技”，流入权谋诡计。长期权谋文化的浸淫，已使一部分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打上深深的权谋的烙印，形成一部分人固有的劣根性：老谋深算，诡计多端，处处设局，处处设防，工于心计，城府深，耍心眼，弄虚作假，欺上瞒下，一肚子花花肠子。
&权谋文化为什么能在中国流行？
&权谋文化首先离不开一个权字。权谋者，谋取权力之计谋也，它无非来自于权力崇拜、等级观念、人治思想、明君情结，对应的是一种威权政治。我国古代是一种封闭的农业文明，两千多年来一直以大一统的形象屹立于世，整个社会存在着专制主义、威权政治，至今官本位的思想观念仍残留在我们许许多多的人的头脑中，权力对于个人，对于工作，对于生活仍具有决定性的支配力量（只要拥有权力就意味着拥有社会资源，权力是衡量人的社会价值的基本标准，也是影响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属性的决定性因素――俞可平）。
&因此，谋权、擅权、弄权、重视权术，就成为部分中国人的价值观，也就形成了“权谋政治”。领导用权谋来控制别人，把单位看作是个人的王国，喜欢操控一切；普通群众用权谋取得领导的信任，争取得到权力好控制别人，获得自己的利益。中国人历来不缺当国王、当皇帝的欲望，虽然现实中很难实现，但“意淫”一下，也可以满足自己的权力欲，这样就普遍形成权力崇拜、崇尚智巧的文化心理。
&另外，中国文化是一种人际关系文化，在君主专制的条件下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用“礼”和“仁”来安排，透着严重的等级制，而现实生活对利益的追求和占有又与这种“礼”和“仁”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也就是美好的道德要求和约束与丑陋的人性和欲望相互冲突，因而耍手段、使阴谋、玩弄权术，就成为中国人的“生存智慧”和必备的本领。
&权谋文化的一个结果，是对规则的蔑视和践踏。权谋文化体现的是一种权力斗争，而中国权力斗争的一个特色就是显规则不被遵守，“潜规则”则大行其道，真正发挥作用的是“潜规则”。吴思在他的《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一书中就指出了许多历史上“潜规则”的作用和能量。而今“潜规则”不但没有减少或消除，反而愈演愈烈。《今日美国报》就曾登过一篇文章：“在中国经商很复杂”，文章说：“中国只允许外国人按中国的规矩行事，而这些规矩经常难以理解。往往只有对中国有利的时候，法律才是法律”，“在中国，生意总在多重帷幕后展开，其中充满诡诈和欺骗，这一点至今未变”。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一位访问学者也在《环球时报》著文指出：“人们日常生活在一个有法可依、有规则的社会，越来越多的人借助法律和规则行事。但人们在多大程度上把规则当回事，并遵守规则、执行法律，则是另一回事。实际情况恐怕是与中国道路上的交通一样，四通八达的交通道路系统有法规调节，有交通警察执法，但有时却混乱不堪”。“我们虽然有不少规则，但往往却会不按规则办事”，中国国内仍然不是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社会，特权很多，‘潜规则‘太多’”。
&蔑视和践踏规则，只按“潜规则”办事的结果是，不脚踏实地，处处偷奸耍滑、不择手段，必然腐蚀人性，给社会造成负面影响。如果权谋文化充斥社会，到处是阴谋诡计，到处是谎言和骗局，到处是圈套和陷阱，那么就会人人设防，人人自危，造成人们之间的隔阂和不信任，人际关系就会趋于紧张，社会就会危机四伏；如果机关、事业单位弥漫着权谋文化，官吏们精于权谋，拉帮结派，结党营私，那么政治生态就会被污染，人们就会失去稳定性和安全感，也就没有和谐的政治局面；如果企业崇尚权谋文化，就会把竞争对手当作敌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用尽心机，挖对方墙角，会策划对方高层反水，或造谣中伤，败坏对方信誉，形成恶性竞争，与现代市场经济背道而驰，看似聪明绝顶，其实愚蠢透顶，聪明反被聪明误。
&外国和西方也不是不讲权谋，如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就宣扬，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但这与中国的权谋道术相比，可谓相形见绌，小巫见大巫。而且，西方所讲的权谋多是谋略（谋略和权谋不同，谋略多指谋划的战略，权谋多指权术手段；谋略是大道，权谋是小术；谋略是智慧，权谋是小聪明），只有在中国的文化环境当中才会偏好权谋。因为中国人口众多，内部竞争激烈，而且多不眼睛向外，只有瞄着内部，你争我斗。
&要改变这种权谋文化，就要与现代文明接轨，融入国际社会，提倡平等、法治、公平、诚信等文化理念，确立透明、公正、有效的规则。
&首先，要限制权力，消除官本位制，提倡人人平等原则，特别是公民要有独立的人格，公民的自由和平等权力得到尊重和保障，不使任何人有高于其他社会成员的特权，使社会由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转型，真正建立公民社会。
&其次，要建立法治社会，摈弃“人治”思维，消除“潜规则”，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皆受法律的约束而不受权力统治，无人可凌驾法律之上，人人遵守“显规则”而使“潜规则”没有市场。
&再次，要眼睛向外。建立真正的现代市场经济，引入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游戏规则，减少内部竞争，学会国际竞争，以理性代替欲望，以规则代替关系，以合作代替争斗，以大智慧代替小聪明，实现真正良好的秩序。
发表于：14-06-21 10:48
中国文化批判之二 ――
作者：捷楚
来源：新浪博客
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a05febc90101ezom.html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江湖义气”、“江湖恩怨”、“闯江湖”、“老江湖”、“人在江湖混，全靠兄弟帮”、“四海之内皆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江湖险恶”……江湖文化体现在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无论是官场、职场，还是商场、文艺圈，用哥们义气去拉拢人，缔结同盟，只讲情义，不讲是非，结圈子，拜山头，拉帮派，称兄道弟，巴结领导，欺侮群众，彼此形成利益共同体，或相互利用，彼此谋利，等价交换，相互交易，这样的江湖习气不仅没有根绝，而且还有愈演愈烈之势。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中国的江湖文化根深蒂固，它来源于中国社会的游民习气、帮会做派、绿林侠客的伦理习性，也来源于儒家和墨家的“仁义”、“侠义”思想和规范。古代和近代中国，与官方社会相对的存在着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行业、游民或组织，包括江湖艺人、江湖郎中、三姑六婆、娼妓、江湖混混、流氓、地痞、阿飞、土匪、三教九流，也包括江湖武林、游侠、由江湖大佬组建的各种门派、帮派（如洪帮、青帮、袍哥、贼帮、丐帮、金门、挂门、皮影门、评门、调门、柳门，等等），这些帮派、门派、组织施展江湖手段，相互结义和争斗，演绎了江湖上的刀光剑影，恩怨情仇。
&而在这些江湖演义中，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的“忠义”和墨家的“侠义”都得到了认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成为江湖准则，也成为中国民间百姓特有的审美价值。《水浒传》、《三国演义》中的“好汉”、“聚义”、“逼上梁山”、“替天行道”、“桃园结义”、“势同生死”、“仗义疏财”、“扶危济困”等等，令人百看不厌。金庸的《笑傲江湖》、电视剧《上海滩》等等所表现的快意恩仇、笑看风云、武林争霸、冤冤相报而又义薄云天的江湖人物品质和气质，总能打动无数人的情感和心灵。因此，江湖文化无论在中国的官方还是民间，都有相当的市场。
&江湖文化的核心是“江湖义气”。兄弟们出来混，主要是靠一个“义”字，讲义气是一个男人做事立身的根本。讲义气的人通常会得到人的尊敬，如果不讲义气，或出卖兄弟，就会遭到人们的不齿或有杀身之祸。“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兄弟之义，哥们之情，广交朋友，相互帮衬，相互照应，是闯江湖的规矩。一个人要想在江湖上立足，或混出点名声，总得靠兄弟们支持。没有兄弟们的支持，你可能一事无成。“义”高于一切，甚或高于是非、法律、原则，为了义气可以不讲政策，为了义气可以徇私枉法，为了义气可以两肋插刀。
&应该说，有情有义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义”与“利”的关系处理上，我们主要看重的是“义”，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贵义贱利，先义后利，甚至舍生取义，推崇那些义而忘利，义薄云天的英雄，唾弃那些见利忘义、无情无义的小人。中华民族这种“义”的价值是维系和温暖人生，调节、引导和评价各种利益关系的重要力量，它对于凝聚人心、患难相扶、和谐与共具有积极的意义。如果没有了“义”，那必然会导致自私自利，为富不仁，利欲熏心，坑蒙拐骗，尔虞我诈。泰戈尔说：“鸟翼上系上黄金，这鸟就飞不远了”，只有重情重义，人类才能飞得更高更远。
&但是，“义气”从来不是空泛和没有附丽的，特别是“江湖义气”从来是与利益相连的，甚至就是以利益为基础的。没有无利益的江湖义气。在官场，他们走近你，讨好你，和你称兄道弟，无非是看中你手中的权力可以为其所用，可以帮其谋取利益；在商场，商人之间拉关系，攒人脉，奉承你，巴结你，无非是寻找商机，掌握资源，追逐更大的利益，如果你看不清“江湖义气”的本质，只讲“义气”，不讲原则，那你就会丧失自我，牺牲一切。
&“一起同过窗，一起下过乡，一起扛过枪”的固然值得留恋，而“一起分过赃，一起嫖过娼”的就是“哥们”的耻辱。香港演员曾志伟在前港姐婚宴上掌掴黄浩，涉嫌普通袭击及刑事恐吓进了警局，成了为朋友出头的“英雄”，而梁汉文站出来配合警方指正，被指“出卖朋友”的“叛徒”。对此有媒体称，重个人义气，逞个人英雄，缺法律素养，恐怕是香港娱乐圈的通病――跟班马仔为了大哥周全可以坐牢顶罪，卧底警察为了兄弟情义可以徇私枉法，以能喝酒、能砸钱、仗义、侠气作为“人面广”、“有身份”的标志，见面叫“大哥”，对“朋友”两肋插刀，对“敌人”拔刀相向，戏里戏外千万不能模仿。
&况且，现实中只讲兄弟义气也并不靠谱，经不起残酷现实的考验。蒋介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大家知道，蒋介石江湖义气观念很浓，他特别嗜好与人义结金兰，几乎大半生都在结拜。有人统计过，他结拜的兄弟有案可查的就有七十多人，汪精卫、冯玉祥、戴季陶、李宗仁、张学良等都是他的结拜兄弟。但是，一旦涉及权力和利益时，这些结拜兄弟都成了死对头。北伐战争前夕蒋介石与李宗仁结拜，在互换兰谱上写道：“谊属同志，情比同胞，同心一德，生死系之”，但此后数十年，这两位结拜换帖的兄弟并没有“同心一德”，后来爆发了“蒋桂战争”，李宗仁战败，一度避难香港，后二人完全决裂，势不两立。蒋还数次下令刺杀李宗仁，差点要了这位“义弟”的性命，直到一同竞选总统、副总统时，二位仍然明争暗斗，相互拆台。蒋介石与冯玉祥结拜时亲自手书：“安危同仗，同苦同尝，海枯石烂，死生不渝”，但不用等到“海枯石烂”，第二年蒋和冯就兵戎相见，爆发了“蒋冯战争”。所以，江湖义气是靠不住的，关键时刻，“义气”都是虚的、空的，真正起作用的，还是实实在在的利益。
&江湖文化的组织形式就是“江湖帮派”，也就是“圈子”。“圈子文化”是江湖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江湖上门派林立，什么少林派、武当派、华山派、峨眉派、逍遥派、五岳剑派……互相争气斗法，都想争霸武林。中国历史上各种“党”、“派”之争从来就没有断过。西汉有外戚、宦官作祟，东汉有清议党锢，魏晋南北朝有士族门阀，唐有刘李党争，宋有“元佑党入碑”，明有东林党、宣党、党，清有帝党、后党等等。现实中江湖文化的遗风依然存在，就是拉帮结派，各立山头，搞“圈子文化”。
&中国人特别愿意搞圈子，从古至今，“圈子”是中国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文化现象。随着社会多元化发展，“圈子”也就五花八门，什么同学圈、老乡圈、朋友圈，政治圈、影视圈、文艺圈、商人圈……“亲不亲，圈上分”，在单位内部，中国人也愿意结“小圈子”：官员中谁和谁是一个“圈子”，有相同的嗜好，相同的品性，相同的利益，划圈为界，结党营私，互利共赢，管领导叫“老板”、“老大”，新参加工作的人要先“拜码头”，站对队，形成人身依附；企业中也相互攀关系、拉帮派，谁和谁是一伙的，谁和谁与老板走得近，特别是民营企业，由于对制度没有信心，缺乏安全感，十分强调忠诚问题，这种忠诚关系被老板过度使用，使公司内部少数人结成特殊关系，就形成“小圈子”。
&中国人讲“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任何一种特性，比如爱好、特长、个性、性别、职业、情感、目标、地位、品味等等，都可以组成不同的圈子，它是非官方的，非正式的组织，非制度性的，又是排他的，对内相互“关照”，对外排斥异己。有时大圈子中有小圈子，圈子连着圈子，圈子套着圈子。“圈子”中或有一个中心人物，或称“大哥”、“老大”，老二、老三等依次排座次，兄弟们各守地盘，相互支持，共同打拼天下。正如网传女公务员自曝22条升职潜规则中提到的：你必须有自己的职场圈子。“无论如何做都是画地为牢：不加入一个圈子，就成为所有人的敌人；加入一个圈子，就成为另一个圈子的敌人；加入两个圈子，就等于没有圈子。只有孤独求败的精英才可完全避免圈子的困扰――这种人通常只有一个圈子，圈子里只站着老板一个人”。
&“圈子文化”来源于中国的群体文化，这与西方文化不同。西方主要是个体文化，注重个人自立，自我奋斗，而中国群体文化是个体要在群体中发挥作用，也只有在群体中才体现价值，因此喜欢扎堆、合群。
&实实在在地说，“圈子文化”在熟人社会、制度不彰的社会还是很有价值的，它增加了圈子内兄弟们的友情，打造了事业的“人脉”，得到了更广泛的社会人际资源，给圈子内的人带来了发财、晋升的信息和商机。在当今人们越来越重视人脉的情况下，“圈子”无疑是一种特殊的载体，承载着各色人等相互交流与交际的渴望，以及他们对发展的梦想的追求。事实上也是如此，如今商界那些长袖善舞的大佬们，哪一个没有自己的圈子？哪一个不是靠了圈子愈益发达的？企业家可以通过一个又一个圈子积累人脉，拓展商机，什么泰山会、华夏同学会、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江南会、正和岛、长安俱乐部，等等。
&马云就是善于混圈子的能手。他有一个互联网的圈子，还有浙商全、影视圈、投资圈，等等。他常常是多个饭局的主角。这样的场景司空见惯：马云做东，大家觥筹交错间，有人就问：“你愿意给我新的投资吗？这个项目你愿意一起投资吗？”。最有名的是西湖论剑。每年他都邀请中国互联网及影视、上届的领袖人物到杭州西湖一聚，每年都很热闹。马云在这些圈子里结交了不少各行各业的朋友，正是这些圈子中的朋友，给马云带来了滚滚的财富，也给马云开启了另一扇阿里巴巴的大门，也如他当年入围CCTV中国年度经济人物候选人演讲时说的那样：“自己最大的财富是朋友”。
&“多个朋友多条路”，无论是在中国经商，还是做官，离开了朋友可能一事无成，难怪中国的商学院每年都有不少的商业精英、娱乐明星涌入，他们一来是真正地学习知识和管理经验，但更重要的是花钱买圈子，踏上一个更高的认识精英的平台，发展人脉和拉关系，寻找更丰厚的社会资源。
&但是，“圈子文化”是人们在制度之外寻找非制度性资源获取的渠道，因此它与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平等、自由、法治和开放的精神是相悖的。
&首先，“圈子”破坏了良好和谐的政治文化生态，造成人们之间的龃龉和不信任，相互戒备、敌视、争斗，就如武林帮派，各怀绝技，相互缠斗，充满刀光剑影。“圈子”之间各怀心腹事，讲小团体利益而不顾全局和整体利益甚至蚕食整体利益，形成掣肘，影响安定团结，导致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圈子内不仅是相互帮衬，相互提携、关照、支持，在利益不平衡时也互相勾心斗角。“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克”，历史上缠斗最为惨烈的往往是兄弟相残，同窗攻讦，同根相煎。
&其次，“圈子”意味着正式规则被非正式规则颠覆，整个社会被江湖颠覆，造成制度的缺失。圈子都是人们为了获取个人利益而结成的关系网，圈子就是关系社会、人情社会，人情大于规则，大于法律。在情、理、法关系中，先讲情，然后才是理和法，甚至只讲情而不讲理法，因而不遵守规则，甚至挑战制度和法律。圈子只讲小利益而不讲大利益，只讲小团结而不讲大团结，只讲帮派伦理而不顾大原则。
&再次，“圈子”内部兄弟之间的地位也不平等，有“大哥”、“老大”，也有小喽⑴诹椎模袄洗蟆倍嗫恳恢质盗Γò匀蚧坝锶ǎ∴嵌嘈枰稣獭袄洗蟆薄鞍谄健薄罢肿拧薄奥肱啤保逑值氖且恢纸系牡湫托缘娜松硪栏焦叵担庵止叵凳窃谌屠婊∩辖岢傻幕喂叵担亟┐蟮燃恫钚颍岩栽斐啥懒⒌娜烁窈推降染瘛
“江湖文化”和“圈子文化”的实质就是关系文化、人情文化。中国是一个“关系”大国，“人情”大国，事事处处喜欢讲关系，讲人情，因为中国的社会资源配置多靠权力和关系。办什么事，有“关系”就好办，没“关系”就难办，“关系”就是一个人的社会资源。一个聪明的人如果运作的好，前途无量。无论处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都能见到中国人在忙着拉帮结派。年轻人踏入社会第一课，就是要搞好人际关系，打好社会基础；外商到中国做生意，无不为“没有关系什么也做不成”而概叹。一些有心凭真本事做事的西方商人，如同掉进无处不在的关系大网的无头苍蝇，直到被撞得头破血流之后，才“入乡随俗”改变游戏规则。
&一个中国人从求学、就业、晋升、开店、办公司、个人调动、摆平人事纠纷、子女入托、入学……这些事完全不通过和利用“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每个人恐怕都曾经经历过靠“关系”来解决生活中的或大或小的难题吧！所以一些聪明的中国人总是精心经营自己的人脉关系，累计自己的“人脉存折”，利用“关系”做生意，求财路。社会学家费孝通曾以“差序格局”来说明中国人的社会关系。他认为每个人从自身推出去，就像石头投在水中产生的波纹一样，越靠内圈的关系越厚，越往外延，关系越薄，就这样往外推的一轮轮、一波波的差序，就决定了对待周围人士的方式。这就是说，人们建立的关系，彼此判断和评价的方式，都是从与自己关系的深浅为出发点的，各种“拉关系”、“搞关系”、“套关系”都是以个人为核心的，而这样的关系是建立在“人情”基础之上的。甲给乙办事，乙还甲人情，一来二去，就成了“关系”，而“做人情”、“卖人情”、“欠人情”、“托人情”……也就成了中国关系文化的主要内容和方式，而办事先“找人”，“有人”好办事，则是许多中国人的处事哲学和社会生存法则。
&一般地说，文化底蕴越深的国度，行政权力越大的地方，关系的重要性也越大。中国讲人情，讲“礼尚往来”，这更是“关系”滋生的沃土。因此在中国办事完全杜绝“人情”和“关系”，既不现实，也不可能。但是，“人情”和“关系”毕竟是一种熟人社会的产物，它很容易产生变异，成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换行为，使人际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关系文化，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种相互利用的文化，是一种利益交换的文化，在某些方面，更成为一种腐败的文化土壤。
&江湖险恶。常在江湖漂，哪有不挨刀的。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争斗。江湖并不是那么好混的，没有一点本事是难以立足的，除非经过千锤百炼的“老江湖”。在改革开放逐渐深入，经济文化日益全球化的今天，随着“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过渡，随着国际游戏规则的输入和社会游戏规则的完善，特别是平等、法治精神的确立，中国的“人情社会”和“关系社会”将有所改变，如此“江湖文化”的土壤和市场将越来越少，人们不必再需身心俱疲和绞尽脑汁地去“闯江湖”和“混江湖”了。
发表于：14-06-21 12:40
中国文化批判之三――投机文化
作者：捷楚
来源：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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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声明一点，投机在世界任何国家都是存在的，由于人性的弱点，每个人在一定条件下都或多或少的存在一定的投机心理。但是，在中国，投机却成为许多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更具有严重性和普遍性。
&投机主要表现为：钻空子、走捷径、找窍门、善变通、耍聪明、占便宜、讨巧、钻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愿做艰苦的努力，幻想不劳而获、一夜暴富、径直上位、轻易成功……
&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故事：许多出国归来的同胞，常常津津乐道自己的“聪明”，在美国商场里遇到买一送一的促销活动，他就想出了办法，买了退，退了买，从中白拣了一件衣服穿。相比之下，那些“傻乎乎”的美国人却没有这样的“智商”。
&《上海证券报》曾登一篇文章，说有一个“海归”迁居北京，要在北京买房。他抛掉旧金山附近的一栋别墅只换回三环内一套百余平方米的公寓，而且还是二手的。签约时，中介和卖家同时提出：合同签两份，一份是实际交易价，另一份降低交易价，办过户手续时可以少交几万块的税费。“海归”当场拒绝了，说：“这是在犯罪！在美国，这种行为至少要坐两、三年牢”。但过半年后，“海归”后悔了，逢人便说：“自己太傻太天真，这阴阳合同在国内根本不算个稀罕事儿”，他表示以后不再做这种傻事。傻傻的“海归”在中国也学“聪明”了。
&其实，这样的投机取巧在中国某种程度上已司空见惯，真的不算个什么事儿。比如，中国的房价一直居高不下，为了调控，政府发布限购令（姑且不论限购是否正确），收紧信贷，一些购房者则被挡在了门外，没有太多的钱交六成首付，但这难不倒“聪明”的中国人――在开发商的“配合”下，纷纷寻找政策操作的“漏洞”：有的借亲戚朋友的身份证；有的开发商垫付部分首付；有的搞“假离婚”……
&笔者是从事税务工作的，以前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税收政策是不一样的，外资企业的税收具有很大的优惠。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内资企业为了获取利益就打起了外资的主意，先把资金汇往国外，然后再从国外吧这些资金弄回来，摇身一变内资就变成了外资，就可以享受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了。
&我国有关部门曾经推出了家电以旧换新的政策，对家电以旧换新的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目的是刺激消费，促进节能减排和资源的有效利用。但执行的结果，一些旧货市场的生意却更为走俏，而许多商家收了旧家电后不按规定的程序销毁，没过几天又成批地卖给旧货市场了。为什么？因为买家和卖家都动起了脑筋：花100元买一台旧彩电去商场以旧换新，可以享受新彩电10%的补贴，最高补贴可以达400元。如果顾客购买的彩电价格超过4000元，就能换来400元的补贴，用100元换来300元的优惠，很是划算。于是，没有旧家电，可以从旧货市场买一个，这样“以旧换新”就可以套取国家的补贴了。
&一个汽车驾驶员违章要在驾驶证扣分的，一年有12分可扣罚，扣完后驾驶员需要重新学习考试方可发还驾驶证。但是，一些司机就投机取巧花钱“买分代罚”，或者找分多的亲戚朋友“替罪”，或者把“替罪”当生意做，按每分多少收费，替违章者去摆平。
&在体育比赛或选拔赛中的“中国式的让球”一直被国际上的许多国家所诟病，有细心的外媒甚至统计出，中国队员间以退赛所表现出来的“默契球”率远高于中外选手间的较量。为了能整体上能赢，一致对外，不惜用各种理由“让球”这种做法被认为有违公平竞争的体育精神。尽管外媒的说法有时偏颇，但中国体育界的事情确实比外国复杂的多，人为的因素谁也说不清。当年的世界锦标赛上何智丽（后来的小山智丽）的“让球事件”就是一例。
&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周围时时都在发生。这仅仅是人们日常生活普通百姓的投机行为，而在商场、职场、官场、学术界等变通、讨巧、耍滑、偷懒的人和事，可以说是比比皆是：
&大家都清楚，中国股市还不是一个健康规范的股市，尽管投机、买空卖空是股市正常手段，没有投机就没有股市，但在中国的股市里，无论是证券公司、国有企业，还是私募基金、散户股民，抱着赌博的心理入市的非常普遍。投机取巧、炒作概念、换手过多、密谋“坐庄”、拉高派发“筹码”的行为屡见不鲜，难怪有人说这个股市“不做多头，不做空头，只做滑头”。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就曾毫不留情地指出：“中国股市连一个规范的赌场都不如”。
&大家都对商业上的掺杂使假、假冒伪劣、坑蒙拐骗、逃废贷款、商业欺诈、走私逃税等等事情见惯不鲜，三聚氰胺、毒大米、苏丹红、地沟油、瘦肉精、染色馒头……每个人都可以举出很多――似乎藏奸使坏、投机取巧成了某些中国人的经营之道和赚钱的秘诀。
&曾写过《乔厂长上任记》的作家蒋子龙有一次看到一个工人在焊不锈钢管，一种亲近感让他不由自主地走过去。等走近一看却让他大失所望：好的焊点像鱼鳞、像花纹，可这个工人的焊缝像鸡屎。他就问焊工是几级工，焊工回答：五级工。蒋子龙说：“你要是五级工，我就是十五级工了”。还有一次他到海参崴参观，看到俄罗斯人在建造跨国大桥，这座大桥是向中国贷款建造的，但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