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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智锋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中国传媒大学校庆55周年之际，《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也迎来了30周年刊庆。《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创刊于1979年，迄今走过了整整30年的历程。作为国内创刊最早的广播电视学术期刊之一，30年来我们向广大读者奉献了160多期刊物，5000余篇论文，发行总量50万余册，为中国广播电视学术与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一、《现代传播》30年的发展历程
《现代传播》在30年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三个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特点，这就是以反映教学成果为主导的时期（年）、以面向社会文化为主导的时期（年）、以引领传媒学术为主导的时期（1998年至今）。
1.以反映教学成果为主导的时期（年）
1979年10月，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激荡着北广校园。刚刚从文革中走出来的教师们满怀创业的激情，提出了创办一份学报的倡议，很快得到了上级主管部门的批复。由袁方、李冲、李焕生同志组成了编辑部，康荫、田本相、时煜华、刘寿昕四位专家作为特邀编辑参与了学报的创建。四年后的1983年，学报由内部发行改为公开发行。
这一时期，学报的办刊宗旨主要是体现学校的教学成果，同时也涉及到广播电视界的部分研究内容。围绕学校的主干专业，在新闻学理论、广播电视报道、播音主持、广播电视文艺以及摄影、外语等方面刊发了大量文章，在广播电视学界和业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开设的主要栏目有：“广播新闻编采”、“电视新闻编采”、“广播文艺”、“电视文艺”、“讲播艺术”、“教学研究”、“国外广播电视”、“书评”及“外事往来”等。刊物围绕着学校的教学，依托学校设置的主要专业课程，反映着学校教学的整体风貌，这与当时大多数学报的情形是十分一致的。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康荫、王珏等对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研究，赵玉明等对广播史的研究，田本相等对电视文化的研究，齐越、张颂等对播音业务的研究，曹璐等对广播业务的研究，朱羽君、任远、叶子（叶凤英）、王纪言等对电视业务的研究，张凤铸等对广播电视文艺的研究，高鑫、宋家玲等对电视剧的研究……这些研究都体现了当时的最新教学成果。
2.以面向社会文化为主导的时期（年）
1991年，学报与当时的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研究所主办的《新闻广播电视研究》合并组建了新的学报，由此进入了学报发展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学报在外在形象上经历了较大的变革。1991年，由16开本改为32开本，1992年获批由季刊改为双月刊，1994年又恢复为16开本。由于1994年创建了学报的自然科学版，同年学报更名为《北京广播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1994年8月经新闻出版署批准，刊物正式更名为《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
这一时期的学报受到了当时社会上活跃的思想文化的影响，力图通过一个个改革，让学报从围绕学校教学成果的展示，转而面向对广阔的社会文化领域的关注。这一时期是学报历史上从内容到样式、形式变动幅度最大、变动频率最高，也最为活跃的时期。从作者队伍看，学报约请了一批知名的科学文化大家如钱学森、汤一介、张光斗、李慎之、朱德生、刘吉等，并刊发了他们的大作。从内容来看，大量体现社会文化新思潮的命题被设置出来，并引发了广泛的争鸣，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其中，如“我们将化为泡沫”（关于信息高速公路对大众传播业的影响）、“文化就是力量”（关于“知识就是力量”的论争）、“现代文化批判与新现代化道路”及电视声画关系讨论等。本时期设置的主要栏目有：“学院论坛”、“传播文化”、“专题研究”、“共舞者说”、“绿色海盗”、“时间隧道”、“他山风景”等。从文体形式来看，除常规学术论文外还包括了访谈、文摘、报告、随笔、札记等。这一时期通过大胆的改革探索，学报呈现出勃勃的生机与活力，尽管在当时也出现了对于学报办刊方向的激烈争论，但在今天看来，这一时期的探索对于开拓学报的视野，形成学报的特色与个性，提升学报的社会影响力等都作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探索。
3.以引领传媒学术为主导的时期（1998年至今）
1998年起，学报的栏目设置做了新的调整，此后主干栏目稳定延续至今。2002年，刊物由16开本变成大16开本，增加了彩页内容，同年由自办发行改为国内外公开邮发。由于2004年8月北京广播学院更名为中国传媒大学，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自2005年起，学报正式更名为《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这一时期，随着中国广播电视媒体跃升为最具影响力的大众传媒，也伴随着新闻传播、广播电视学术研究的日趋活跃，尤其是新闻传播学、广播电视艺术学学科建设的逐渐深入，在教育部“高校繁荣哲学社会科学计划”，尤其是“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建设工程”的推动下，学报获得了大发展的历史性机遇。这一时期，编辑部自身的工作也得到了加强，制定了更加严格和规范的一系列制度，在组稿、发稿、编稿、审稿和校稿及发行等各个环节，都明确了管理办法，实施了栏目责编负责制、三审制、统筹制和编前会制，建立了编委会，推进了编辑学者化，加强了编辑手段的现代化。刊物从外在形象到内部运行，进入了稳定、规范的发展阶段。
本时期学报设置的主要栏目有：“传媒观察”、“传播文化”、“新闻学与传播学”、“传播艺术与艺术传播”、“媒介经营与管理”、“传媒教育”、“新视界”、“新媒体研究”等，明确了“一个定位”、“两个参照系”，实现了“三个台阶”的跨越。“一个定位”就是刊物定位为引领传媒学术，尤其是以广播电视为主体内容的传媒学术。“两个参照系”就是办刊主要参照高校学报体系和广播电视学术期刊体系，在高校学报体系中打“传媒”牌和“实践”牌，在广播电视学术期刊中打“学院”牌和“学术”牌，从而在两个参照系中形成鲜明的个性和特色。“三个台阶”是指刊物以入高校学报主流，创行业学术期刊一流，彰显个性与特色为目标，实现了三个台阶的跨越。第一个台阶是以成为“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为标志（1998年），第二个台阶是以成为“广播电视优秀期刊”（2000年）和“全国百强学报”（2004年）为标志，第三个台阶是以成为全国三十佳社科学报（2006年）、进入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建设工程”（2006年）为标志。
30年来，学报能取得今天的成绩，离不开中宣部、教育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以及北京市新闻出版局等上级主管领导的关心和提携，离不开中国人文社科学报学会、北京社科学报研究会的鼓励与引导，离不开学校党委、行政的正确领导，离不开学界、业界的专家学者和广大作者、读者的热忱帮助和积极参与。在此，我们要向多年来关心、支持、提携我们的领导、专家和朋友们表示深深的敬意和诚挚的感谢！
在此，我们要向30年来为学报发展付出辛苦劳动的历任编辑和工作人员李凤英、龚凤山、王求、桑秀林、朱松华、张晓晶、杨田村、张勇、姜依文、肖峰、魏丽丽、魏杏然、刘敬东、徐海涛、王强、张惠云等同志表示衷心感谢！特别要向30年来为学报做出突出贡献的历任主编、副主编袁方、李枫、郑宣沐、姜树琪、孙以森、黄勇、朱光烈、李焕生等同志致以崇高的敬意！我们还要向已经过世的袁方、刘寿昕、李枫、郑宣沐同志表示深切怀念！他们为学报事业而留下的工作印迹将永远为我们所铭记。
　　二、关于办刊定位与办刊思路的思考
办刊定位是一个刊物的灵魂，办刊思路是落实办刊定位的关键所在，对于刊物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一）办刊定位
30年来，学报的办刊定位和办刊方式几经调整，逐渐走向明确、走向稳定。变的是领域、视野和范畴，不变的是紧紧围绕“四个学”做文章，那就是“学校、学术、学者、学生”。
1.学校：学校是学报发展的强大后盾。在学报发展的历史上，每一次重要的转折都是在学校党委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成就的。从学报的创刊到学报的更名，从学报的办刊方向的确定到经费、办公场所、办公设施的配备，从编辑队伍的建设到各项奖励、荣誉的获得，都离不开学校党委、行政领导以及各院系和各职能部门的大力支持。没有学校做强大后盾，就没有学报今天的局面。
2.学术：学术是学报发展的坚实基础。我们有幸赶上中国新闻传播和广播电视发展的大好时期，30年间，从新闻无学到新闻学遍地开花，从传播学被视为西方资产阶级学术遭到冷遇到传播学成为时代的显学与宠儿，从广播电视艺术学的创建到发展，学报生逢其时，不仅见证着而且积极地参与了这些学科的建设。伴随着这些新兴学科的从弱到强，由小及大，一同成长、一同前行。没有30年间中国新闻传播学和广播电视艺术学的发展与繁荣，就没有学报今天的兴旺。
3.学者：学者是学报发展的主要支撑。30年来，众多同行学者给了我们巨大的支持，学报也和众多学者建立了深厚的情谊。老一代学者如童兵、李良荣、黄会林、仲呈祥、王伟国、郑保卫、罗以澄、吴廷俊、刘建明、颜纯钧、赵玉明、曹璐、朱羽君、张颂、曾庆瑞、张凤铸、高鑫、任远、叶凤英（叶子）、周鸿铎、周华斌、蒲震元、朱光烈、王武录、柯惠新等；中青年学者如彭吉象、张颐武、程曼丽、俞虹、陆地、李希光、尹鸿、熊澄宇、郭镇之、喻国明、陈力丹、涂光晋、周星、于丹、张同道、尹韵公、时统宇、路海波、贾磊磊、丁亚平、张国良、孟建、黄旦、陆晔、欧阳宏生、邵培仁、金冠军、石长顺、方延明、段京肃、丁柏铨、李幸、黄匡宇、朱剑飞、高福安、丁俊杰、胡正荣、袁军、黄升民、高晓虹、陈卫星、刘燕南、雷跃捷、张晶、蔡翔、苗棣、徐舫州、闵惠泉等；海外学者如赵月枝、潘忠党、陈韬文、祝建华等；来自政府、社会和业界的领导专家如张海涛、刘习良、张振华、杨伟光、黄勇、朱虹、叶皓、叶延滨、张长明、高峰、孙玉胜、梁晓涛、郭运德、沈卫星、汪文斌、夏骏、吴涛、王甫、李向阳、李晓枫、刘长乐、张子扬、张君昌、白岩松、刘文、任学安等，这些专家学者和业界精英为学报的发展不仅提供了他们的精彩文字，贡献了他们的思想与学说，同时也为刊物的健康发展给予了无私的指教和指导，关心和关照。学者们对学报的信任是对学报发展壮大强有力的支撑，没有学者们的支撑，就没有学报今天的成就。
4.学生：学生是学报发展的不竭动力。30年来，一批又一批当年就读于校园的学生伴随着学报共同进步，如钟大年、马国力、袁正明、夏骏、刘春、何苏六等，在学报上以他们的敏感和新锐发出雏凤之声，他们的学术与事业发展从这里起步。没有他们的参与，就没有学报今天的活力。
令我们欣慰的是，30年来，历任编辑部的同仁，恪尽服务职守、搭建沟通平台，克服了重重困难，默默无闻，兢兢业业，淡泊名利，甘做人梯，为学者与学生的成长与进步付出了自己的心血，为学校与学术的发展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二）办刊思路
在30年的办刊历程中，我们的办刊思路日渐清晰，概括起来说就是四个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继承与创新相结合，规范与灵活相结合。
1.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理论、学术的眼光关注实践，又从丰富鲜活的实践中提升理论。以许多重要的理论学术观点来阐释传媒实践，又从丰富多彩的传媒实践中提炼出有中国特色的传媒理论观点。如我们大量的个案研究、专题研究、学术沙龙等，就是具有代表性的成功案例。
2.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学报一方面注重对社会文化潮流动向的宏观把握，另一方面也注重对传媒学术发展中若干微观问题的探究。在我们的文章中，既有潮流、趋势、纵览等字眼，也有点点滴滴的心得、观察、体验和分析等文字。我们认为，单有宏观的描述和单有微观的剖析或许都不够全面，只有将宏观的观察与微观的解读有机地结合起来，方能释放足够的学术力量。在学报上发表的最具影响力的文字中，无不体现着这样的结合。
3.继承与创新相结合。30年学报发展的三个时期，始终贯穿着继承与创新的主题。一方面几代学报人艰苦奋斗、恪尽职守的精神没有变，为广大读者服好务的理念没有变，以广播电视为核心的特色办刊方向没有变，在这些优良传统的继承中学报同时也坚持与时俱进、锐意改革、不断创新。不论是形式还是内容，不论是外在形象还是内在品格，不论是办刊理念还是具体运行，都随着学校、学科、学术的发展而及时调整。我们认为，只有将继承与创新有机结合在一起，才能打造既具有稳定品质，又充满生机活力的品牌学术期刊。
4.规范与灵活相结合。学术期刊尤其是学术名刊必须坚持应有的规范。规范体现为学术的规范和期刊编辑的规范。规范的要求从学术上看，应有符合学术常识和学术规律的概念、逻辑与方法；从期刊编辑上看，应有符合学术期刊基本要求的程序、制度与方式。而灵活则意味着突破规范，用新的方式、方法、手段和样态来表达思想与观点。由于学报所面对的传媒学术与传媒实践在30年间不断发生着巨大的变革与变动，传统的规范常常很难呈现对这种巨变中的传媒学术与实践的观察、描述、分析与解读，这必然要求我们的研究内容与形式应当伴随这样的巨变而予以灵活的反应。在学报发表的文字中，既有严格符合学术规范和编辑规范的学术文章，也有丰富多彩的、灵活的学术表达，如以访谈、对话、文摘、沙龙、报告、札记等多种形式来延伸对于新的传媒学术与实践的解读与阐释。在学报历史上，产生过深远影响的许多文字大多充分体现了这样的结合。如我们组织的年度对话、名家系列访谈、系列札记等等。
三、刊物的发展方向
面对未来，学报既面临着新的机遇也面临着新的挑战，机遇在于学校的发展和传媒学术的发展，学者的需求和学生的需求，都给我们带来了新的要求和新的期待。挑战在于面对这些要求，我们能否继续担当起引领的重任。我们认为，学报若要继续保持学术名刊的领先地位，理应按照“四化”的要求进行规划、设计与运行。这就是：
1.本土化。三十年来，我们国家最大的成就就是摸索出一条符合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同样的道理，学报的生存与发展，在于坚持走符合中国传媒学术与传媒实践要求的本土化道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只有这样，才能为中国特色传媒学术与传媒实践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2.国际化。应当以更加开放的胸襟与胸怀放眼世界，在广阔的国际视野中，确立自己的历史与时代方位，关注国际潮流，关注世界大事。只有在国际传媒学术与传媒实践的参照中，才会获得与中国大国地位相称的价值与成就。
3.人文化。学报以传媒学术的引领为追求，但不等于拘泥于传媒学术本身。传媒学术是人文社会科学的新兴部分，需要借助源远流长的人类文化，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丰厚成果的滋养。应当将文、史、哲、经、法、教等多学科的理论成果进行充分的吸纳，以此丰富和深化传媒学术的内蕴，使传媒学术不断提升其人文情怀与人文境界。
4.专业化。学报发表的成果应当在专业领域不断扮演着引领的角色，不论是研究内容还是研究方法以及表达方式，都应不断在国内外的专业领域达到新的高度和水平。同时学报还要在学术期刊自身的专业化上练好内功，不断达到新的高度和水平。
这“四化”是我们刊发学术成果的要求，同时也是对我们刊物继续发展壮大的新的期待。
在学报20周年刊庆之际，我们曾经组织编撰了一套《现代传播文丛》，在学报30周年刊庆之际，受第二批“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建设工程”的支持，我们编辑部再次策划编撰了新的一套《现代传播文丛》。这套丛书经过一年的筹备，按照我们的栏目设置，选取了年十年间各栏目有代表性的文字，由各栏目责任编辑主持编选，总共八卷，分别为《传播文化：全球化与本土化》（张国涛主编）、《传媒观察：危机与转机》（张国涛主编）、《新闻学十年（）：多元与分化》（张毓强主编）、《传播学十年（）：阐释与建构》（张毓强主编）、《传播艺术与艺术传播》（李立主编）、《媒介经营管理的理念与实践》（潘可武主编）、《中国传媒经典个案（）》（赵均主编）、《广播电视名家访谈》（杨乘虎主编），以此作为我们刊庆30年的纪念。
　　——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暨谈话节目研讨会综述
■何勇、潘可武
电视谈话节目在西方电视界已有30多年的历史，是各大电视媒体不可缺少的节目类型，深刻地影响着老百姓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我国最早尝试这种形式的是上海东方台的《东方直播室》。中央电视台继《东方时空·东方之子》节目之后，在日开播《实话实说》，成为在全国影响最大的谈话类节目。90年代以来，各地方电视台也出现过一些谈话类节目，如黑龙江台的《北方直播室》，广东台的《岭南直播室》，广州台的《夜谈》，山东台的《午夜相伴》等。总的说来，我国电视谈话节目的现状是：数量不少，水平参差，处境微妙。
中央电视台于4月上旬举办了《实话实说》暨谈话节目研讨会，一方面介绍了《实话实说》的创办经验，另一方面就谈话节目的有关问题进行了研讨。
一、谈话节目：把谈话权交给老百姓
时间：（《实说实说》总制片人）：办谈话节目的根本冲动就是尊重人，尊重人的办法就是让人说话。社会的发展使谈话节目在中国成为可能，电视的发展同中国社会的发展，同人的解放紧密相连，可以说，谈话类节目的出现是大势所趋。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一方面长期的封闭使人少有所思或思有偏颇；另一方面，社会转型给人们带来困惑，人们面临各种各样的选择。因此，就需要加强交流加深理解。
对于电视人来说，他的使命，从历史上看，更重要的不是对某一事物发展、变化过程的记录，而是对身处在这事物发展、变化过程中的人的思考过程的记录。这些年来，我一直想找到一种表达方式，作为我们这一代电视人所该做的事情——那就是鼓励人们说话和说实话。也正是出于这种愿望，我们1993年创办《东方时空·东方之子》这一人物专栏时，选择的就是谈话节目形式。
从《东方时空·东方之子》到《实话实说》有一个过程。在《东方之子》中，我们用真诚和思考与人对话，这将是一笔宝贵的财富留给今人和后人。然而，这种缺乏层次，视点简单，起伏不大的谈话氛围使我们不得不去进一步拓展谈话的空间，以使更多的不同的观点出现，使更多的人们参与响应。于是就有了《实话实说》。经过多年的自我检测和实践，我可断言，说话节目是最能迅速体现作者思想并最大规模影响观众的表达方法。
节目播出后很快引起观众的共鸣，三个月内观众来信大量增加。可以说，实话实说已成为一种文化特征，它是社会的需要，就舆论环境而言前途是光明的。可以换人，换题目，但牌子是不会倒的。
杨东平：（《实话实说》节目总策划）：谈话节目在中国能产生本身就是一种进步。不久以前，面对面谈话出现在屏幕上是不可想象的，以后将有更光明的前景。
怎样认识谈话节目？在国外，谈话节目主要对象为成年人，是为成人服务的。应该说，真正适合于成人的收看的主流节目在中国并没有确立。我国的谈话节目一开始就受到不正确的引导，模仿港台节目的“搞笑”。节目的生命在于内容，而不是形式和包装。我们现在的谈话节目只能称得上准谈话节目，为什么？正常的谈话要有足够的容量，三五分钟勉为其难，50分钟左右才是真正的谈话，有更大的创作空间。
我们是有追求的，目前只是一种演练，期待谈话节目在中国的辉煌。目前的问题还是限制较多。在北京办谈话节目有优势，但也有劣势，地方台有个开明的领导也能有较好的发展空间。
办了两年，共100期节目，又到了一个关口：需要有一个认识和提高。心理学上称“高原现象”，提高一步很困难。目前节目质量不稳定，更大方面取决于嘉宾和观众的发挥，离成熟节目比较远。
王韧：（《东方时空》编导，原《东方直播室》创办人）：当时创办《东方直播室》是受到东方广鹭电台热线节目的启发。热线节目在听众中很受欢迎，这种不经编辑，原生态的谈话吸引力很大。后来《东方直播室》播出后成为东方台的拳头节目。话题主要是新闻性，老百姓关心的，不登大雅之堂的隐蔽性话题。所谓“热话题、大家谈、真善美”：“热话题”指选题；“大家谈”指形式；“真善美”指价值取向，整个节目要有感动人的力量，不能忘记社会责任和文明教化，一个节目同样要言之有物，要有文化品位。
二、美从何来：真实性和平民化
时间：电视的生命就在于有人的说话和表情。电视的特点就是声画并茂，一个人讲话时还能看见他的表情。纪实有过程，谈话也有过程，一边讲故事，一面表现了自己的表情，这个过程很有意思。
杨东平：我们认为《实话实说》的基本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真实性，真实性是它的美学基础，是谈话节目的生命。可以说，《实话实说》本身就很有魅力，因为它表现的是对真的追求。刚刚播出时，观众的反应出人意料地好。可能是因为生活中套话、假话太多的原因，真话只有在家里才听得到，有一天在电视上看到了，这对人们是一种巨大的冲击。
在具体操作上，首先要保证事件的真实。人在生活了多年以后，习惯于戴上面具说话，应想办法保证他讲真话。事件的真实性，在前期就应调查清楚。其次是谈话过程的真实性。正常的谈话是不可重复的，没有排练，一次合成。要采取措施防止双方认识，没上台就辩论了，直播以后真实性会受到影响；另外，有些人比较容易改变自己的观点，要防止嘉宾、观众彼此认识，防止预先沟通观点。
二是平民性。这是《实话实说》的价值追求和审美追求。我们特别注意防止它成为专家论坛，专家可以坐在观众席上作为重要观众，适当的时候可以发表意见。所谓“美在人间”，必须加深对民间趣味的理解和对民间语言的认可。一位穿着朴素的农妇上电视，我们就让她以本色出现，老百姓的语言，比专家更美更实。因此，我们坚持如下原则，一不是官方论坛，二不是专家论坛，三是谈话过程主要由老百姓去完成。
除了真实性与平民性之外，娱乐性、新闻性、思想性等都要考虑到。但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真实性与平民化。
王韧：本来以为谈话节目电视本体最少，不需要蒙太奇等手段，但实践经验告诉我们，说话节目中镜头的运用仍然十分重要。一场好的谈话有非常好的节奏，包括内在节奏和外在节奏。内在节奏指逻辑、层次；外在节奏如时空转换、镜头切换等。表情特写、反应镜头运用得恰到好处，对于表现主题十分有用。
我认为每个谈话节目都应成为一篇文章，一篇好文章，有详略、有闲笔，谈出精、气、神。当然，最重要的是谈出文化品位，言之有物。《实话实说》的一大特色就是纪实性和真实感，唯其如此，才会有感动人的力量，才会赢得观众。
三、主持人：心态在先，技巧居后
崔永元：（《实话实说》主持人）：小时候喜欢看电影、电视、话剧，没想到成为主持人。时间曾说：“谈话的节目，不是谁想干就能干。”我平日里并不善于表达自己，一到节目现场反倒能说。第一次录音的时候，希望来个笑话，轻松一下气氛，我很紧张，但没有人安慰你。在紧张的条件下，只好表现自己的本色，用自己的本色来面对观众。如果观众能够接受，我就承认，这就是我的风格，要么出名，要么回家。谈话性节目很真实，装饰少，做长了倒发现，谈话节目的主持人比其他节目主持人更容易干。谈话节目主持人要把握两个前提：心态和技巧。心态放在前面，技巧放在后面。节目样式决定主持人的心态，谈话节目就需要平民心态。在中央台有一个平民心态很难。杨澜说：“媒介带来的关怀，很容易使人沾沾自喜。”这是没错的。
在节目制作过程中，非平民心态对节目有非常不好的影响。以前节目里主持人出场就鼓掌，没有缘由，后来在后期制作时就剪掉了。演播馆没有谈话氛围，必经热场，即用一定时间同观众沟通，进行一些交流，主持人与观众平等，那么观众就可以以平等的心态，以同学、朋友的身份同你聊天，那么你也成了一个普通的人，谈话才能正常进行。
有人问谈话主持人有没有风格。我认为所谓风格就是你自己。节目中的人和生活中的人没有不同，否则就有装饰成分。强调个性、自我，可能会有缺点，但这些缺点也可以当做特点来看。谈话节目要塑造一个真实主持人的形象，这个形象与一个普通人没有区别。
　　王韧：主持人角色的把握十分重要，主持人要怕电视，而不能居高临下。要想想你在自己家客厅里会这样与客人讲话吗？谈话节目的演播馆就要形成客厅一样的平易气氛。编导要给主持人找老师上课，提高主持人的认识和素养，维护主持人的形象，因为整个节目最终落实在主持人身上完成。
崔永元：各栏目都使用技术手段，我们的节目以“淳朴”独树一帜。话少，但很精练。你身上有缺点，不要紧，从今天起，把它看成是自己的特点而不是缺点，但千万别以此为借口，而不去改正它。
下面谈谈主持的技巧。在谈话中要把握两个原则。一是真诚。只要坦诚，什么时候都不会错。巴甫洛夫说过，永远不要企图掩饰自己知识的缺陷。真诚以敬业为前提。有时我也无意识地想保持自己的完美，一般观众可能觉察不到，但你可能伤害有心的人。从观众来信中可以看到，他们的批评十分犀利。观众只要求你做一个人，一个不错的人，而很少以主持人来要求你。
另一个原则是放松。不放松首先受害的是主持人。怎么放松？用自己习惯的方式谈话，而不是模仿他人。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擅长的谈话方式。
为了谈话真实，主持人一般不同嘉宾谈话。一般由策划先了解嘉宾的情况，然后再反馈给主持人，其中包括嘉宾喜欢以什么方式谈话，在现场便于操作。《日子》中的高大全就是一个典型的独白型谈话者。因此，在谈话中要考虑到个人的谈话习惯。
要营造一个正常的谈话空间，主持人是穿针引线者，必要时对事实进行小结。主持人更多的时间是在听，听对方谈话的意思和意味，不要着意于自己讲什么，而是首先保证嘉宾讲得好。不能要求所有谈话都与主题有关，但要注意引导，引导观众进入合理的流程。当然，要尊重现场的情况。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强调，不能因为要达到效果而伤害他人。不要开过分的玩笑，以同父母、兄弟可以讲的话来约束自己。
总之，当了两年主持，只希望在《实话实说》能体现我的本色，永远保持平民角色。
四、面临无话题的危机
杨东平：话题选对了是成功的一半。目前《实话实说》的话题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具有新闻性、社会性的热点话题，这类话题较容易为观众接受，例如王海打假、高考、大白菜、电视剧《水浒传》等；二是社会性问题，如环保问题，克隆现象，红包问题，房子问题等；三是关于人们生活方式的话题，如吸烟、美容、收藏、结婚等；四是婚姻家庭类话题，如夫妻关系、黄昏恋、早恋、父母之间、父子母女之间等；五是教育类话题，多是与儿童打交道，禁区少，小孩子讲的是真话；六是主旋律话题，如热爱生命、你好香港、精神文明、下岗再就业等。目前，节目也面临着无话题的危机。主要表现在话题还嫌狭窄，文化、科技、经济类话题少，主持人的风格也受到限制。
时间：节目样式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类是讨论型节目，对焦点问题进行讨论和辩论，比较火爆，多种声音正是媒介现代性的标志；第二类是个案型的节目，着重讲一个人的故事，观众比较感兴趣。个案身上也应该有引起争论的东西，吸引观众的参与。
杨东平：个案型节目也分两种类型，一是个体展示，如《日子》中高大全的叙述；二是群体展示，即对一个问题共同展示，如怎么面对癌症。对个案型节目也有一个认识过程。最初要求离奇，有情节。这最大的缺点是现场观众就变成了听众，交流少了，像听报告，主持人只能做一些穿插。后来在定选题的时候，就注意那些可以让观众参与的个案。例如《父母之间》、《婚姻调试》，观点的冲突就很大。
五、思想性：同文化精英保持联系
时间：为了使我们富有想象力，使节目有思想性，我们始终同文化精英保持联系。当然也有一个前提，就是他必须关注社会、有志于推动中国社会发展。多年的经验表明，单纯电视人做电视，可能会很好看，但不可能有思想。
郑也夫：（社会学者、《实话实说》策划）：学者与媒介结合的时间不长，还没有摸索出一套规律。作为学者他可以有自己独立的见解。而当他进入媒介以后，他的独立性会受到影响。因为电视是一种合作性的项目，他的许多想法就很难实现。在《实话实说》节目里，我发现这里没有“大爷”，没有一个人说了算，没有专横的作风，而是平等的交流，这是我介入媒介的原因。我认为《实话实说》成功的原因在于，一是严肃之中有幽默，保证了一定品位；二是谈话不是预先安排，而是即兴的、随机的和未知的，从而是刺激的。它把生活的原汁原味搬上了荧屏。经过了这么一段时间，我认为谈话节目的关键在两点，策划和选嘉宾。目前有些节目在台词上花大力气，而在选嘉宾上很粗心，这就很容易失败。
杨东平：策划主要是提供背景和大的框架。前半年策划案处于决定位置，要求主持人严格按策划案来展开，但收效不大。事实上策划案的作用只是为主持人准备资料，开始还设了“托儿”，崔永元很反感，也就不用了。目前，逐渐变成了主持人中心制，必须是他喜欢的，接受的，因为现场实际上仍取决于主持人的发挥。
策划的任务除了开座谈会，讨论选题之外，选择嘉宾和观众也是十分关键的工作。除了话题本身，好的谈话者也很关键。目前我们设立了挑选嘉宾和观众的机制，一方面通过公共媒介吸引参与者，另一方面通过多种途径广交朋友，请朋友推荐更多的谈话者。
在研讨会上，时间的一段讲话很有意思。他说：“改变国策是我的理想，但现在对《实话实说》改变国策已失去信心。”目前的节目“主要是提供人生经验，虽然不能改变社会，但至少可以改变个人”。
那么《实话实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对电视本身来说，是工具潜力的一次突破性发挥；对电视人来说，是找到了另一种表达方式，即“鼓励人们说话和说实话”；对电视观众来说，先是有了一个说话和说实话的地方，其次是锻炼了和培养了说话和说实话的能力和思维。
时间说过，人的说话依赖于他所生存环境的健康和开放，那么同样，健康和开放的生存环境更依赖于人的说话。人们最终会明白这一点。
有一位学者说过，媒介的意义不仅在于它传播了什么，更在于它本身是什么，它本身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什么。
社会学者周孝正在研讨会上推荐了《历史深处的忧虑：近距离看美国》一书。书中介绍了被称为世纪审判的辛普森案。虽然大部分美国人都认为辛普森有罪，但他们对法庭裁决辛普森无罪释放却并无异议。因为美国的司法制度寻求的是“公正的审判”，而不是寻求正义。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保证手段的合理性，而后者强调目的的合理性。这同样有两个不同的结果，前者是“宁可错放一千，也不错杀一个”，后者则是“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它证明了叔本华的这句话：“任何意图对于正确见解说来，总是危险。”同样，换一个角度看问题，我们将发现《实话实说》的意义所在。它不仅提供了一个人们说话的场所，更重要的在于它体现了另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体现了一种人文关怀，即每个人都有平等说话，表达意见的权利。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充满着矛盾，谈话节目本身也同样如此，表现出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的矛盾。这两者的二律背反充满了悲剧色彩，因此时间在描述他的理想逐渐破灭时显得十分无奈，同时，现实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发展趋势又给他带来了希望。
我们能够做些什么？电视人时常觉得自己受到的限制太多，但从另一个角度讲，限制多了，是不是责任就少了？有思想有信仰的电视人也少了？改变环境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但实话实说却需要社会责任和人文意识的不断灌注。
客观地说，《实话实说》并没有真正成为一个谈话节目。原因之一，它是后期合成，没有直播；原因之二，它还未形成自己独特的架构。从形式上说，它还未从《东方时空》的大框架中分离出来；从内容上说，具体话题还有待进一步转换，个案讨论为主只是权宜之计，不失为说话方式之一，但针锋相对的观点辩论才是谈话节目的本色。
电视人还应该了解，《实话实说》是为了建立一个道德论坛还是着力培养人们的理性精神？是鼓励人们追求某种终极目标还是强调为各种价值合理性追求提供制度保证？
形式的存在迫使我们去追求内容。《实话实说》的意义正在于它本身。借用杨东平的一句话结尾：“当我们都能成熟自信、开放自如地在电视上讨论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时，将标志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素质达到更高的水平。”
　　■主讲：朱羽君，整理：何勇
谈话类节目的出现是社会发展的必然。21世纪是对话的时代，信息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中将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交流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各种大众传媒的发展，特别是电视在传播技术上的突破，不仅使得大众传播的范围更加广泛，而且使电视同样具备了这样的可能性，就是使人际传播通过大众传播媒体得以实现。
电视谈话节目有其独特的视觉价值和审美价值。首先，它体现了人际传播的完整性。人们在谈话的同时，表情、语调、语速、动作都历历在目，和谐统一，极富真实感和个性化；其次，在谈话的同时，整个谈话的现场和过程形成了一个“场”，这是一个多种信息相互交流的系统，随着谈话的深入，信息和情感不断流动，逐步积累，容易引起观众的参与感和认同感并积极进行反馈。真正形成了人际交流的互动。
谈话类节目符合电视传播方式。生活中的很多内容，如心里的想法，抽象的观念，过去的事情都不是画面直观再现所能达到的。那么电视就有必要对生活的另一个部分——谈话进行表现。谈话节目其实是对电视节目的必然补充，多样化的节目丰富了电视荧屏，并使整个节目编排呈现节奏感。
不能忽视电视谈话节目培养观众的作用。21世纪是对话的时代，媒介不再是高高在上，人们必须取得与媒体平等对话的权利。谈话类节目对培养观众利用媒介、平等对话的意识有积极作用。
在谈话类节目中，要培养参与者说实话的精神，有些问题人们可能难以直抒胸臆，那么就不妨谈谈孩子，谈谈生活方式等方面的话题，在这些话题上，人们总会说真话，慢慢地，就培养出说真话，真诚参与的态度。话题可以更宽泛一些，可以少触及敏感问题，最重要的是怎样谈，怎样鼓励人们真心投入，说出自己的意见。
说故事是一个好办法。少说一些大道理，多说一些人们经历的事，这样容易吸引观众。《日子》中一个妇女讲述自己的往事，表情、眼神、说话方式使一个活生生的人展现在观众面前，这是谈话类节目的优势所在。
具体到《实话实说》，我认为要尽量减少剪接，保持内在和外在的连续性。即使有时出现冷场、静场，一般情况下都要尽量保持原貌，这主要是为了保持谈话过程的真实性。有时编辑剪刀下得太狠，使场景不太连贯，这就削弱了谈话节目原汁原味的优势。《实话实说》不进行直播主要是避免出现政治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编辑可以在后期大动剪刀。其实你认为没有价值的东西，可能倒是观众感兴趣的地方。要树立“场”的观念，保持外部场景和内在气韵的连贯。这一点对于谈话节目尤其重要。
　　■主讲：任远，整理：何勇
谈话节目在西方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它的产生有一定的社会基础。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发展和个人电脑的出现，人们从自己的工作场所又回到家里，从原有的社会群体分离了出来。由于居住分散，人际交流明显缺乏。作为大众传媒的广播电视，就成为人们互相沟通与交流的重要通道。电视谈话节目（talk show）就是重要的节目形式之一。
西方的电视谈话节目虽然现场谈话者较少，有时只有两个人，但整个节目是开放性的。具体表现在观众随时可以通过热线加入讨论。在谈话节目播出过程中，荧屏上会不时打出字幕告诉热线号码。在节目现场，一般由大学生对电话进行处理，先是对参与者姓名、地址、身份和车照进行记录，并询问提出什么问题。由于有延时处理的技术，编辑可以在直播过程中及时地把不必要的谈话切掉。
异地谈话经常被使用。我参加过CNN的一次关于文身话题的讨论，电视台利用分割屏幕，除了现场讨论之外，还邀请了波士顿、洛杉矶等地的社会学家参与现场讨论。
我认为，谈话类节目中故事（story）相当重要。美国著名的谈话节目主持人温弗里很注重故事的演绎，最擅长在讲故事的过程中制造高潮。如与妇女交谈多年前这个妇女如何失散了孩子，到一定时候，她会突然问道：如果这个孩子已经找到，你还认不认他？戏剧性的场面（如母子相认）把谈话者和观众的情绪推向高潮。因此她的节目对观众的吸引力相当大。
谈话类节目成为了现代社会人们与社会联系的通道。我认为当大众媒介越来越发展，不能忽视人际传播的作用，应该把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很好地结合起来。谈话类节目其实就是通过大众媒体实现广泛的人际传播。
针对我国谈话节目的现状，我认为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主持人中心制的问题。我们有些主持人不做准备就上场，把工作全部给编辑了，只对稿子负责，不对节目负责。这种状况必须改变。主持人必须参加节目制作，自己动手写稿，设计问题。
二是团体协作的问题。电视节目制作，特别是直播节目十分需要团队精神（team work），每个单元都要有高度的使命感，在实际工作中各个部门要达到默契，保证节目质量，这一点，港台节目比我们做得好。
三是发挥电视节目兼容性的问题。电视技术为各种艺术手段的兼容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美国有一个《美国地铁五十年》的谈话节目，说的是美国地铁工人抚养被遗弃婴儿的故事，编导把美国地铁纪录片与谈话类节目兼容在一起，产生了很好的效果。有时，我们的电视节目不妨进行一些混合、交叉，可以产生一种混合能量。
　　■主讲：叶子，整理：曾祥敏
谈话类节目，来源于国外的talk show，翻译成中文即是看谈话，港台译作“脱口秀”，意为这类节目好看就好看在谈话上。作为谈话类节目，《实话实说》在国内并不是创举，在此之前，就有东方电视台的《东方直播室》、黑龙江的《北方直播室》等各类形式的谈话类节目，但《实话实说》把谈话类节目推到一个新的境界，成为社会各界交口称赞的名牌栏目。从这个节目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值得探索的经验和规律，理解现代传播观念。
《实话实说》的最大特点在于它提倡实话实说，通过电视荧屏把“实话实说”推向整个社会。长期以来，由于旧的思想和模式化宣传观念的禁锢，人们习惯于在电视节目中说套话、假话，使电视节目特别是一些新闻类节目失去其应有的真实性。改革开放以来，这种现象已逐步减少，但仍有残余。而《实话实说》真正做到拒绝假话、套话，提倡说实话，说真话。正如《实话实说》主持人崔永元谈到：实话实说是我们节目的宗旨，高朋满座是节目的特色。这个节目从名称、宗旨、定位上都提倡实话实说，这就要求每一位现场观众和嘉宾在摄像机前说实话，从而赋予这个节目特别真实的效果。文如其人，话如其人，每一位嘉宾和观众的个性与经历相异，这些不同的个性与经历通过诚恳真切的语言表达出来，使节目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呈现出独特的魅力。如今，“实话实说”已经成为社会大众的一句口头禅，从这方面看，《实话实说》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提倡了实话实说这样一种良好的社会风气。
从大众传播观点来看，《实话实说》体现了媒体中介的思想，即媒体在事实的起点和传播终端之间起到中介的作用。这一思想着重反映了编导者的现代传播观念。大众传播学者施拉姆曾说到，最佳的传播效果是由受众参与而最终完成的。《实话实说》节目基本上是由观众的参与来完成的。这种参与是多层次的参与，现场的观众是非常直接的参与，离开了观众和嘉宾的参与，这个节目也就不存在了。同时，除了现场观众和嘉宾的直接交流和交锋外，电视机前的观众也在进行思想的参与，即对节目讨论的话题以及各位嘉宾和观众的发言进行思索，作出判断，或提出自己的看法，或不断纠正自己的看法。这样，就避免了硬性灌输的弊端，完全是运用观众的智慧和判断力来选择，来认可。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话实说》这个节目打破了灌输式的传播模式，完全实现了一种相互沟通交流的传播方式，真正体现了电视传媒是观众参与最广泛的传媒。
编导者们的现代传播观念还体现在主持人的选择上。在这种沟通交流中，很重要的成功因素是主持人选得好，主持人发挥得好。这个节目不是把主持人当作一个串场的人，而是真正让主持人驾驭现场的交流，驾驭全局。《实话实说》栏目制片人在主持人选择上体现了其崭新的传播观念，不以声音、相貌、表演为重，选择了像崔永元这样知识功底深厚，反应灵敏，自信而且幽默的主持人。《实话实说》要求主持人具有全方位的综合素质，才能驾驭现场的交流。而崔永元的表现和节目的定位、节目的宗旨是非常吻合的。由于他出色的主持，使《实话实说》这个节目充分展示了现场观众的交流交锋。他善于调动现场的气氛，能抓住观众在说大实话、大白话时的一些出彩的地方，形成全场的活跃因素。有时，他又用概括的语言把蕴含在大实话和大白话中的精髓提炼出来，使这个节目既活泼又有思想内涵。能够使用崔永元这样的主持人是《实话实说》制片人在确定节目定位时的正确选择。
一个节目的成功固然要靠主持人来出色地实现编导的意图，但主持人仍是一个载体，关键还要有好的节目内容，好的选题和谈话思路。编导和制片人的现代传播观念还体现在对话题的选择。《实话实说》最初的话题还停留在比较软性的题材上，讲的多是个人的生存状态，到后来，话题逐步广泛，也开始关注一些社会热点，如《走进沙漠》、《中国足球——甲A联赛》等，再往后，逐渐发展到一些个案性的题材，如《同在蓝天下》、《父女之间》等等，这些话题更多地关注人的一种内心感受，体现了制片人的追求。《实话实说》的制片人时间也是《东方之子》的制片人。当初，《东方之子》的定位在走进人物的心灵，探索人物人格魅力。《实话实说》则把对人类心灵的探索，把心与心的交流推向了更广阔的天地。时间在节目创办时谈到，用这种谈话的形式最大限度地去逼近人物心灵，而不是单纯地展示人的状态。而逼近人的心灵是需要交流的，需要主持人与观众、嘉宾之间的交流，需要观众与观众之间的交流。所以，《实话实说》在个案问题的节目中，通过人与人的交流去走进人的心灵，展示人的个性，同时，折射出整个社会的状态，使这个节目充满了人情味。在这种氛围中，有些本属于个人隐私，不太愿意让别人知道的东西也会展现出来。如《父女之间》，通过个人的倾诉，父女二人相互理解，出现父女相拥的动人场面。
从嘉宾的选择来看，《实话实说》编导对嘉宾的选择也是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节目开办之初，为了增加节目的可视性，活跃节目气氛，《实话实说》请来了一些能说会道的“明星”。有的明星为了展示个人所谓的潇洒，故意调侃，不说实话，不是真诚地与观众交流。随着节目的深入，《实话实说》对嘉宾的选择已逐渐走向大众，在寻找嘉宾的时候特别着重嘉宾能否表达真情实感。在现场观众中逐渐涌现出一些嘉宾，他们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率真而不乏幽默，把日常生活中生动活泼的谈话带到节目中来，成为节目的闪光点。这也证明，只要有讲实话讲真话的氛围，中国老百姓在电视上也能谈笑自如。
作为谈话类节目，《实话实说》从创办之初到现在已逐步成熟，在今后的制作中，应更注重话题的选择和开拓，应更多地关注一些社会所关注的热点、难点，关注改革转型时期一些新出现的社会问题，包括一些新闻事件。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交流更有助于人们在改革中怎样去面对一些新的问题，怎样去适应改革的形势，怎样去解决这些问题。节目播出后能够促进人们的思考，能够释疑解惑，使人们对这一问题有一种豁然开朗的理解，从而提高节目的思想内涵，这样的节目将更受欢迎。
一个成功节目的背后，需要有一个既有电视意识，又具现代传播观念的创作群体，《实话实说》的成功也就因为有这样一个在实践中逐步成长壮大的创作群体，照这样的思路走下去，《实话实说》的前景是广阔的。
　　——从《实话实说》看主持人的角色转换
■主讲：叶延滨，整理：曾祥敏
近年来，我国的电视节目有了较大的变化，以《实话实说》为代表的谈话类节目把观众请进演播室，让观众与主持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直接参与节目的制作。自从观众和嘉宾走进演播室后，中国的电视传媒才真正体现了其作为大众传媒的特性。
长期以来，我们更多地强调广播电视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代表党和政府的声音。但是，如果仅以“喉舌”来局限广播电视传媒，那就不能称其为大众传媒。传播需要传者和受者之间的双向交流，既要有政府自上而下的声音，又要有观众自下而上的反馈。而最能体现这种交流，体现大众传媒具有的大众性质的节目是谈话类节目。谈话类节目访谈的对象包括两种人：嘉宾和观众。而这里的观众与作为综艺节目中“只看不说”的观众是两种性质，前者能阐发自己的观点，是真正的参与者，后者只是一种陪衬。应该说，这种谈话节目的出现，与中国当前正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移，从较为封闭的社会向对外开放的社会转移相一致。没有市场的开放和多种经济结构的开放，我们的传媒只是一种单向性的传达工具，市场经济结构要求传媒回归其大众传媒本性。
谈话类节目的出现也体现了主持人的历史发展变化。在广播电视节目中，新闻播音员更强调其“喉舌”意识，他们的职责要求他们忠实地传达党和政府的意愿，按事先拟好的稿子，照本宣科。正如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的播音员李瑞英所说，作为新闻节目播音员要体现官方发言人的身份，代表政府形象，要求仪表端庄，发音准确，一丝不苟。应该说，这是由新闻播音员的特性决定的。但是，随着节目主持人的出现，我们发现这些主持人完全照搬了新闻播音员的方法——“背稿子”。无论是具有儒雅学者风度的赵忠祥，还是朴素端庄的倪萍，他们在现场主持节目时，都是将事先准备好的内容倾诉给广大的观众，他们忠实地体现了导演和编辑的意图，传达他们的思想，扮演了一个倾诉者的角色。
访谈节目出现后，应该涌现出一种不同于以往的主持人，如《东方之子》的采访者，他们本应以倾听者的身份出现在被采访者面前，但遗憾的是，这些主持人仍既定于原有的模式，或太急于表露自己的才华，往往提出一些刁钻或学术味很浓的问题，规定被采访者回答，实际上这些问题的答案早已被他们所知，他们是明知故问，以导演的手法，把事先拟好的问题倾诉给被采访者，而从来不准备倾听对方的答案。这些主持人仍未从倾诉者真正转向倾听者。
《实话实说》节目出现以后，主持人的角色发生了变化，在《实话实说》里，倾诉的主体不是电视台的主持人和编导，而是邀请来的嘉宾和观众。编导只确定了倾诉的题目，至于倾诉的内容是没有事先准备的。主持人崔永元第一次认真地扮演了一个倾听者的角色，他在节目中的主要任务和完成节目的主要手段是倾听，有人谈到崔永元的出色，在于他的风格和谈话方式的不同。其实他的最大特点在于他第一次不只充当“喉舌”而且充当了有思想的“耳朵”，这是一个极具转型意义的变化，作为倾听者，崔永元认真倾听来自嘉宾的声音，来自社会的声音，这个基本的姿态使崔永元有别于以往所有的主持人。
在倾听的前提下，崔永元在三方面展示了他的光彩。
首先，倾听的目的是为了引导、启发，启发人们发言。主持人只能启发嘉宾和观众发言，至于发言内容，主持人一无所知。为了启发出不同的观点，主持人必须认真地倾听。能不能启发大家发言，这是一个引导的艺术，真正掌握了这门艺术，“主持”的概念才真正出现，主持人才真正主持了节目，而不是单纯的报幕人或发言人。
其次，主持人在调动的同时，还需要“激活”，激发现场嘉宾和观众的情绪，制造出一种诙谐幽默的气氛。崔永元采取了一种幽默风趣的谈话基调，而这在以往的节目中是未曾有过的。作为倾听者，主持人对嘉宾和观众观点分析判断，有的持赞成的态度，有的持否定的态度，对这两方面的观点，主持人不能过于褒贬，而化解这些尴尬的办法就是幽默。“幽默是思想的微笑”，它用一种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方式，激发不同的思想和观点，把它们融会贯通，活跃了现场气氛。
最后，调节或调整。现场的观众，个人立场不一样，有的观众的观点很极端，甚至是错误的，主持人在倾听以后，习惯地用一种幽默的方式，把它调整到正常的轨道上。幽默的目的不是让大家对偏激或错误的思想一笑了之，而是在笑声中看到它们的矛盾和偏差，潜移默化地引导了思想。
引导，激活，调节，这三种功能只有在主持人认真“倾听”后，才能完成。这种“倾听”要求主持人具备全方位的素质，不仅要“倾听”，而且能够迅速地作出反应。如果，《实话实说》对节目而言是实话实说，那么，对主持人来说则是“实弹实战”。这样的主持人是实战型的主持人，他根本不同于以往由编导事先准备好稿子，只在台上“表演’的主持人。他要求渊博的知识，较强的应变和语言表达能力。主持人崔永元有过十年的记者生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的出现，把主持人过分强调的相貌、声音、表演等外在性素质逐渐内化，更追求个人内在的修养和思想，追求个人的综合素质。
《实话实说》这类节目的出现，展现了我国广播电视的总体形象，即更加面向大众。广播电视不再单向地传达党和政府的声音，还能倾听来自平民大众的声音。而《实话实说》更侧重于自下而上的反馈，体现了广播电视另一重要功能，是广播电视从计划时代走向开放时代的标志。《实话实说》无论从新闻学角度，还是从主持人角度来说，都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样板。
　　■吴郁
“魅力”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释义简洁通俗——“很能吸引人的力量”。如果我们在“魅力”前冠以“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定语，可以推演出种种“吸引人的力量”，诸如外貌、声音、语言、气质、风度、性格、学识、能力、人格……把这些魅力因素“合并同类项”，可大致分为感性魅力和理性魅力，前者指观感直接知觉到的主持人具体的审美属性，后者指对于主持人内在品格的整体的审美评价。所谓感性魅力，其中既有先天赋予的（如音质、相貌），也有后天养成的（如体态、仪表、用声吐字以至表达习惯）。感性魅力与理性魅力诸因素中，既有可以独立存在的（如外貌、声音），也有交织在一起的（如语言、气质、风度），而且理性魅力往往是透过感性因素才能让人感知的（如学识、能力、人格，需经由言语内容、方式及行为方式展现）。此外，感性魅力与理性魅力的匹配，也许和谐一致，相得益彰，却也可能某方面不能尽如人意，甚至“南辕北辙”。对于电视节目主持人来说，能同时具有感性魅力和理性魅力当然再好不过了。不过，成熟起来的观众对于不同类型的节目主持人有不同的需求和不同的接受心理，像《实话实说》这样的节目，观众不要求主持人赏心悦目，但是如果没有真才实学，没有过人的机敏和能力，观众是不会买账的。其貌不扬的崔永元显然不具有一般意义上的感性魅力的优势，然而喜欢他的观众队伍愈加壮大，观众喜欢他的程度愈加“升值”，那么，崔永元的魅力何在呢？
一、平民化的形象定位
研究说服理论的学者卡尔·霍夫兰的传播实验证明：“假如传播对象喜欢传播者，就可能被说服。如果接受者认为信息的来源是来自一个与他自己或她自己相似的人，即具有同一性，就更是如此。”《实话实说》一直在努力营造轻松和谐、民主平等、积极参与、畅所欲言的谈话氛围。从观众主动打电话提供话题，从观众毛遂自荐参加节目，从现场观众和嘉宾“掏心窝子”的肺腑之言，不难看出这种目的达到了，这与节目的选题有关，更与崔永元“平民化”的主持人形象定位有关。
1.主持心态的“平民化”
它源于崔永元对《实话实说》节目宗旨、特点和风格的深刻认识。《实话实说》是个有观众参与的言论节目，此类节目对主持人要求之高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其新颖的“群言式”评论的特色，决定了《实话实说》不是板起面孔做报告的讲坛，不是洗耳聆听的课堂，也不是单位里一本正经的学习讨论会，更不是唇枪舌剑的辩论场；因此，其主持人不该是居高临下的报告人，不是耳提面命的教师爷，也不是掌握讨论会的领导者，更不是冷眼观战评论胜负的裁判长。节目的本意不是要把现成的结论灌输给受众，而是要激活参与者的思维，广开言路，以期碰撞出真理的火花，所以，最忌讳主持人摆出一副“先知先觉”的架势，以智者自居，盛气凌人，指手画脚。崔永元是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名牌栏目《午间半小时》的优秀记者，有很强的新闻素质和深厚的生活底子，被称为思维敏捷，聪明过人。不过，在面对谈话现场的嘉宾和观众时，崔永元认为最重要的是真诚，是坦率，是善良，是诚恳，要让观众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可以平等对话的人，是一个乐于与之对话的人。他希望观众把他看成“邻居大妈的儿子”。
例如在《捐款节余怎么办？》节目中，有一位观众发言时提了四点建议，崔永元很自然地指着观众手里的本子说：“请你把这个本子借我用一下，在结尾的时候我要重复你这几句话。”果然他在小结时引用了其中的观点，这一做法十分有效地拉近了与参与者的心理距离，同时他的真诚坦荡、谦虚灵活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时，他又以反躬自嘲的现身说法来构成轻松真诚的谈话语境，比如一次嘉宾中的下岗女工谈到自己曾在家具城打工却分不清家具的材质，崔永元插话说：“是挺不好分的，一次我爱人让我买家具，我在店里问好了，是全木的。拉回家我爱人一看，说‘你是全木的’。”立时全场哄堂大笑，参与者早已忘了这里是电视台的演播室，摄像机正对着他们拍节目，全然进入了与小崔拉家常的氛围中。
2.谈话方式的“平民化”
不言而喻，谈话节目主持人的形象主要通过其言语方式确立。当初准备主持《实话实说》时，对于主持人的形象崔永元做了许多设想，曾以为应表现出高深的学问，“一张嘴十句话起码有三句是警句、格言什么的”，但是他很快悟出，老百姓的话里有时蕴藏着很深的哲理，如果净说名人名言，嘉宾和观众都不会示弱，哪还谈得到“实话实说”呢？在吸引众人参与的谈话节目里，主持人“玩深沉”就会成为“孤家寡人”，讨论成了“一言堂”也就没人看了。于是他下决心就“用老百姓的话说出并不简单的道理”。崔永元在节目中的一些插话乍听好像只是随声附和，但你立刻就能咂摸出话语深层的味道。比如《父女之间》中女儿谈到自己故意跟爸爸拧着劲，崔永元插话说：“哦，没事找事。”听者都会心一笑，女儿也不好意思地笑了，想来她心里的疙瘩也在慢慢化解。《现代人文景观》的讨论中，一位女士就人造景点的浪费和文物保护经费不足发表了较为激烈的意见，崔永元接茬说：“与其拿那么多钱搞人造景点，还不如给兵马俑修修腿脚呢！”闻者都忍俊不禁。同样的观点有这一庄一谐的表述，不必特别着力就加深了人们的印象。这些寻常百姓的大实话，崔永元似信手拈来，用得是地方，用得合分寸，听着亲切平易，却又意味深长。
3.行为方式的“平民化”
崔永元相貌平平，与人们司空见惯的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的男主持人形象根本不着边，没成想这种“另类”，不仅让观众觉着新鲜，感到好奇，更让他们生出“自己人”效应的几分亲切，减少了许多“距离感、隔膜感”。
崔永元的着装，介于正装与休闲之间，既不整齐得让你无可挑剔，又非随随便便不修边幅，更不是“领导世界新潮流”，恰恰把握在“有意无意”之间，很是得体。着装是一种文化品味，表明人的审美取向，同时暗含着对场合环境的判断与适应，因而可以说，着装是主持人不出声的语言，也是对别人的尊重，还是对节目气氛的一种昭示。崔永元的着装符合《实话实说》那种既让人感到随意平常，又让人精神、兴奋的谈话氛围。
崔永元的节目中的走位、手势、体态、眼神、表情，谦和而不失自信，礼貌而不失真情，充分表现出对每一个参与者的尊重。请现场观众讲话时，崔永元总是走到离这个人最近的地方，自己侧过身把镜头让给说话人；他不会因上下台阶麻烦，冷落坐在高处或角落的观众；遇到上年纪的观众他会伸手扶一把。一次有个小女孩发言忘了“要站起来”的要求，崔永元和蔼地提醒她：“你站起来说，屏幕上你会显得高一些。”这种体贴、鼓励的方式帮小女孩增强了说话的勇气。他请人发言从不用手直接指过去，而是以手心向上的“请”的姿态。发言者会得到他眼神的鼓励，哪怕讲得不恰当，他也会报以善意的哪怕有点“狡猾”的微笑，而不是讪笑或流露鄙夷不屑之色。崔永元善解人意，从心里尊重、体恤观众。在录制《走近体育明星》的现场，主持人的结束语已经说完，人们正准备起身离开，这时，坐在高处的一个小男孩突然说：“我想问小双叔叔一个问题！”只见崔永元寻声望去，快步走上台阶抱起孩子说：“咱们到小双叔叔跟前去问。”在李小双的坐椅前，崔永元蹲下身来鼓励孩子，那男孩问：“小双叔叔，你的伤好了吗？”崔永元的举动和孩子的童心，让在场的观众再一次把目光聚焦在嘉宾席上。这节目之外的一幕，不是刻意的雕饰，来得突然，做得自然，崔永元节目内外一致的对观众的真诚和尊重，使在场的人对他的内心世界有了更深的了解。还有崔永元主持《父女之间》节目时那掩饰不住的哽咽和拭泪动作，观众看得清清楚楚，这是真情的流露，因而也更加接纳和喜欢这位“平民化”的主持人。
二、驾驭话题、组织讨论的能力
谈话节目主持人的组织驾驭能力涉及到许多方面，主要有：严谨灵活的思维能力——深刻的思辨力、敏锐的判断力、准确的理解力、概括归纳能力及机敏的应变能力等；会听能说的言语能力——对说话人观点的判断、理解和预测能力，快速的语言组织能力，明确有效和清晰生动的语言能力；组织调度能力——开场前的“热身”、谈话氛围的营造、话题走向和层次的把握、引发的“开流”、控制的“截流”、准确的小结、适时的转承、冷场时的“升温”、跑题时的逆转和最后精当的总结；此外还需要清醒冷静、沉稳机警的心理能力，能妥善分配注意力，有较强的观察力和注意力，有健全的人格心理——善解人意、宽宏大度、热情谦和，等等。主持谈话节目需要全神贯注，思维高度集中，是全身心的、紧张的精神“运动”，对主持人的敬业精神、责任感及各方面的素质是一个严峻的综合的考验。很明显，如果崔永元只有平民化的形象定位，而缺乏把握话题驾驭谈话的能力，其“魅力”将失去根基。
崔永元在组织讨论驾驭话题方面有以下几个特点：
1.做谈话的轴心，不做观点的轴心
谈话节目主持人的水平绝不是要把“闪光点”集中到自己身上，而恰恰在于自己不做观点的轴心，而是成为谈话的轴心，把最精彩的话留给客人说。梁实秋在其散文《谈话的艺术》一文中说：“谈话不是演说，更不是训话，所以一个人不可霸占所有的时间，不可以长篇大论地絮聒不休，旁若无人。”谈话节目的主持人对此应深明就里。崔永元在节目中能够清醒地把握着话题的方向，心中有明确的逻辑指向，同时又能灵活地驾驭着讨论的进程，一层接一层，一环扣一环，不露痕迹地组织参与者围绕谈话的轴心转起来。他为了让说话人谈出心里话，常用很具体的不断推进的小问题发问，比如《同在蓝天下》，他问：“上大学的第一天是什么样的情况？”又问：“大学生活开始了以后，和你的想象有什么差异？”再问：“后来你们就联合起来，并且把这种合作称为‘联合舰队’？”……随着两位残疾女大学生的回答，人们迅速了解了她们不同于健全人的种种感受以及她们自强不息的内心世界。
　　2.沟通参与者，构成讨论语境
崔永元组织讨论善于观察，注意力分配得当，不仅注意话题内容的关联，还顾及到参与者之间的关联和沟通，能把方方面面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各抒己见，同时也拓宽了话题讨论的思路。如《不文明的背后》的讨论中有一个片断，我们能够看到崔永元是如何组织现场观众、嘉宾谈话的：
女观众：社会文明并没有失范，有些受过高等教育的文明素质可能不如文化低的农民……
崔永元：今天来了几位农民工朋友，听听他们的意见（走过去）……
嘉宾杨：我在想，今天我们为什么讨论这个话题？是因为物质发展了，社会进步了，我们有条件来谈了……
崔永元：您是说现在进步了，人们把文明放在心上了。刚才您说的时候，两位老先生在交谈，听听他们说些什么。（边说边走到老人身旁，伸过话筒）
老年观众：哪一方面抓不到也不行……
崔永元：嗯，文明建设是个系统工程。
嘉宾李：现在大家也注重教育，但重点在数理化上，从小文明习惯差……
崔永元：李先生说应有文明行为规范。讲大道理不如有人具体示范，听一些具体的例子，也许其中有解决的办法。（转向观众征询发言人）
3.语言简练明确，善于为现众着想
话题节目的驾驭还有一个难题，即参与者非常广泛，他们的认识水平不在一个层面上。他们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对有关情况的了解程度不同，占有信息的多少不同，理解能力也有差别。而节目是办给大众看的，因此，主持人无论提问也好，启发引导也好，强调观点也好，语言表述都要求通俗、简洁、具有条理性，只有这样，才能使不同层面的参与者和观众能迅速而有效地实现沟通，使讨论顺畅地进行。为使话题讨论有序，环节清晰，观点突出，主持人必须善于“换个说法”。崔永元在讨论中常以插话、接应等方式把参与者的观点提炼出来。对于偏于感性的叙述性发言给予“提纯”，他采取“概括地说”、“归纳起来说”的方式，强调其观点；对于偏于理性的结论式发言，则采用重复的方式，比较抽象的就加以“稀释”，采用“换一种说法”、“也就是说”的方式使其变得通俗易懂。
4.灵活巧妙的控制，不动声色的驾驭
崔永元引领话题深入时，一般不采用直白地罗列小题目的做法，而是巧妙地衔接转换、承上启下。为了讨论的深入，也为了激活讨论的气氛，空气太“温”时，崔永元就把有不同观点的人捉起“对子”，点起“火”来，但是又注意把握平等、轻松、和谐的气氛；争论激烈时，则找到他们之间的共同点为他们“熄火”。有时参与者一时性起谈得跑了题，崔永元则不动声色，不让人难堪地把话题拉回来，纳入轨道，避免散乱失控。在《老房子，新房子》的讨论中，一位德国女士非常认真地用尚能听懂的汉语表述自己的感受，语速快但比较啰嗦，崔永元刚要“截流”，她立刻固执地说：“不，这很重要”，可是接下来还是重复刚才的观点，此时崔永元换了方式，侧转身面向嘉宾冯骥才说：“冯先生，您看到了，德国人说起老房子比咱们中国人还激动呢！？”观众边笑边鼓掌，那位女士也就坐下了。
三、幽默机敏的风格
崔永元的幽默机敏，是人们公认的个性风格，也是吸引人们参与讨论、关注《实话实说》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幽默，从来是人际交往中的润滑剂、缓冲剂、黏合剂，它像一座桥梁，拉近了人和人之间的距离，使陌生的心灵变得亲近，以最敏捷的方式沟通感情，融洽气氛，以轻松的形式化解矛盾和尴尬。同时幽默还表现了一种诙谐，一种才华，一种智慧，使人们能置身于轻松有趣，又能领悟哲理的环境当中。因此，对于“群言式”谈话节目来说，幽默必然成为大家共同追求和倡导的一种品种。老舍先生认为，幽默首要的是一种心态，是一种领悟和灵性，能敏锐发现生活中的趣事，既能看到可笑的一面，又能看到可爱的一面。崔永元对人生有积极乐观的思考，善于在联想中领悟蕴含的哲理。在《实话实说》节目里，他运用幽默发挥多种作用，并注意运用的分寸，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消除紧张，活跃气氛
在每次节目实录之前，崔永元从交代话题和注意事项始便以“幽默”来“热场”，几条干巴巴的技术性规定竟把刚进入演播室还有点摸不着门的观众笑得前仰后合，一种温暖放松的氛围出现了，参加讨论的兴味也调动起来了。接下来的介绍嘉宾，崔永元常适时开个玩笑，让大家分享快乐。如《老房子，新房子》里介绍作家冯骥才时，说起年轻时做篮球运动员受伤的往事，崔永元插话说：“大家知道拼搏精神，是从中国女排开始的，实际上从冯先生就开始了！”（笑声）在讨论中为防止对具体事过于“较真”，他以无伤大雅的“俏皮话”来冲淡或转移。那次讨论《夫妻是否需要一米线》，一个女嘉宾谈了发现丈夫的女学生常在她不在家时登门拜访及她处理的办法，崔永元似很认真地问：“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想得不周到，把一次很好的学术交流给搅黄了？”（笑声、掌声）
2.以轻松幽默的方式表示自己的倾向
在《鸟与我们》中，嘉宾谭宗尧提出“谁有能力谁养”，崔永元问：“我们怎样来考察他有没有能力？”谭说：“考试呀！……”他的话音刚落，崔永元一本正经地宣布：“待会儿讨论结束，大家不要马上走，我要对大家进行考试，由谭先生出试卷，考考你们谁有养鸟能力，谁没有养鸟能力。”（笑声）这里先是设下圈套，诱使对方顺着自己的思路说走了嘴，然后故意用夸大谬误的方法，以充分表达言外之意，构成浓郁的幽默气氛。
3.用幽默来缓解矛盾，冲淡尴尬
在《父女之间》中，父亲谈到看不惯女儿的毛边牛仔裤，很生气，崔永元转而问母亲：“做母亲的觉得那条裤子美不美？”母亲说：“不美。”崔永元又问：“父亲打女儿的行为美不美？”母亲说：“更不美。”为了不激化矛盾，崔永元开了个玩笑：“还不如裤子呢！”（笑声）在《谁来保护消费者》的讨论中，王海在说明观点时引用了一句马克思的话，观众报以掌声，谁料嘉宾肖灼基教授随即指出王海引言出处的错误，刚才鼓掌的观众未免有些尴尬，此时，崔永元巧妙地接上一句：“感谢肖教授适时地为我们开设了第二课堂！’场内响起一片掌声和笑声，几乎凝住的空气顿时和缓下来。
4.以幽默方式礼貌地“打断”、“截流”
为了让参与者有较多的发言机会，也为了把握话题的方向、层次，对于嘉宾和观众较长的发言需要及时打断，但方法十分重要，不能让人下不来台，不能扫了别人谈话的兴致，还得让对方理解主持人的意图。崔永元掌握在发言人基本把观点说清时“截流”，如在《广告知多少》中，介绍嘉宾李盾时，问他广告多了还是少了？李盾一口罗列了广告无处不在的许多现象，崔永元抓个时机友好地打断他说：“李先生的诉苦大会如果我要不及时打断，今天大家就要在这里久坐了。”（笑声）李先生立时明白了主持人的意图，以简短的话语强调了自己的观点：“这是因为广告给我们带来的苦处太多了，恐怕再加上多长时间，也没办法说完。”（掌声）
5.用机智的联想和语言的移植改造，带出深刻隽永、韵味无穷的幽默
《同在蓝天下》中，一观众问两位残疾女大学生结婚后两个人关系会怎样？她们回答后崔永元十分理解又很机智地补充说：“只不过多俩水手罢了。”（笑声、掌声）在《鸟与我们》中，观众热烈表示要“爱护鸟类，爱护自然，爱护人类的朋友”，崔永元机敏而又不无风趣地借用现场有人说过的话强调：“把朋友关在笼里不算爱。”这些富有灵性的话语虽然简短，却给人很深的印象。有时他重复改造观众的话，显示出敏锐巧妙的概括能力，如《远亲不如近邻》中，观众摆出住楼房和住平房各自的利弊，崔永元小结说：“看来住平房没暖气，可住楼房有时候会生气！”（笑声）
幽默不是耍贫嘴的同义词，不是尖刻、嘲弄，不是讥讽、挖苦。幽默是善意的，幽默的笑带着同情，带着爱；幽默是一种智慧，需要对生活的爱，对生活的观察，对生活哲理的睿智。因此，在运用幽默时把握分寸是很要紧的。把握幽默的“度”，要注意三个方面：一是坚持与人为善的态度，不损人，不拿别人弱点、缺陷开玩笑，不拿别人的真诚开玩笑；二是把握受话者对幽默的理解力和承受力，使用幽默必须看对象；三是幽默的内容应与谈话内容紧密关联，不可为笑而笑，不是“抖机灵”，不能把幽默变为廉价的油滑。
崔永元对于幽默的把握也是有个过程的，他在生活中就是个爱开玩笑的人，尤其与熟人开玩笑，常会挤兑得对方满屋子追他。进入《实话实说》节目之初，他没有意识到对象的变化，有些无所顾忌，比如有次节目里他问一个小女孩见过什么鸟？那女孩很紧张，一直低着头，用手捻衣角，一言不发，崔永元解嘲说：“她连见这么多人都是第一次。”这样说，倒是不会冷场，但却因为其中含有“没见过世面”的贬义，可能会伤害小女孩及其家长的心。这也正是崔永元初上节目时曾给人油滑、尖刻的印象的重要原因。但是，崔永元很快注意到这个问题，并在节目中调整自己，以“善意”为第一要义。注意开玩笑的对象，并观察开玩笑后的反应，若引起对方不快，他一定想方设法挽回别人的面子。
崔永元主持《实话实说》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和赞扬，有许多好的做法值得总结和借鉴，然而事物总有其两面性，他也有不足。比如，已经有的好做法在各个节目的动态变化中不一定总能保持好的状态。在节目中，主持人的心态，对嘉宾、对观众的态度，对话题的理解和驾驭，对幽默分寸的把握，什么时候都是不能掉以轻心的。尤其面对难以简单分是非、论对错的不同观点，甚或嘉宾对主持人不满，出现“顶牛”情绪时，主持人应迅速调整心态，保持大度平和，不应纠缠于具体细节的是非判断，不要指向个人，不去追究责任，而是引导大家共同挖掘探究问题的实质及产生根源，使双方拉开距离，这样才能不失理智，不乱方寸，不失风度，不伤感情。比如《为师之道》节目的讨论中，面对不同观点“较了真”，双方均有些失态的阵势，崔永元也很激动，不够理智和冷静，结果讨论气氛让人感到不舒服，道理也没有说透。总之，《实话实说》大家愿意看，但办节目的难度也大，话题的选择，嘉宾的配合，观众的成熟，尤其是真正做到“实话实说”，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看《百年中国》
《百年中国》在中央电视台屏幕上整整流淌了一年，每天5分钟，我时断时续地收看了其中的一部分，刚开始我认为它只不过是应景文章，一种套路做法，但观看过许多期之后，它吸引了我，我发现它有异样之外，有一种“另类”风格，编导者在努力寻找一种电视独特的话语方式来讲述中国百年历史。
《百年中国》顺应了电视每天收看，与日常生活伴随行进的特点，将百年零落散存的影像资料，收集整理，围绕着历史事件、人物故事、文献资料构建一个富有视听特点的影像空间，每天5分钟，每5分钟结成一个小团块，每个团块有一个历史的动态，团块之间相互关联，让历史在现代生活中流动起来。
编导者努力用平和求实的态度来体察历史，并不想充当总结、概括、高处数点的历史评述者的角色，而是将历史上有过的事件、人物、场景尽可能生动地描述出来。的确，对现代人来说，历史如何存在，比如何去评价它显得更为重要，现代人对历史的重新认知不是缺乏观点，而是缺少接近真实的史实和细节，《百年中国》的编导者不但重视了电视的话语特征，而且了解了现代人对历史的态度。
将历史个体化、动态化，将微观的个人经历和情感激活，让它照亮一片历史空间，我认为也是编导者对电视影像历史的一种感悟，历史其实都是由个人的活动组成的，而影像资料的特点也是以个人化的形象出现的，编导将影像的个人化和叙述的人情化结合在一起，使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叙述举重若轻。比如“五四”运动，这在20世纪的中国是一件重大的历史事件，而在5分钟的叙述中主要提到的是几位人物，一是北京高等师范的匡互生，是他点燃了赵家楼的大火，另一位是当时正在德国医院看护病人的冰心，她回忆说，正是这一天将她震上了“五四”文坛，也正是这一天，正在家中睡午觉的郑振铎被窗外的叫喊声惊醒，他后来回忆说，正是赵家楼的大火改变了他的一生。第二天，清华大学二年级的学生闻一多激于义愤抄写了岳飞的《满江红》张贴在清华园里。在天津声援游行的队伍里，有位青年女学生徐凌影，现在已95岁了，她回忆当时的情景：“有军警围着，层层挡着不让过，天气阴沉沉的，一会儿围着的这些军警就打起来，我跟一个广东的同学在一块儿，把我们打散了，他挨了一下，我头上也挨了一枪棒子……”在历史上轰轰烈烈，大书特书的“五四”运动，这里却变成了一些个人化的视角和叙述，近乎历史的白描。
编导者还顺应了视听文化的特点，加强历史叙述的戏剧性，将历史人情化，生活化。比如“黄花岗起义”也是中国革命史上重要的一页，在以往的历史片中，往往先来一段慷慨激昂的解说，生怕观众不知黄花岗起义的重要意义，而在《百年中国》中的这一集开头是平静的画面，充满往事萦回的叙述：“在福州的一所普通民居，住着一位叫林暖苏的老人。她经常吟诵着一首歌：意映卿卿如晤，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这位老人吟诵的是林觉民的《与妻书》，这五分钟是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林觉民的妻子，谈到林觉民在广州起义前告别当时已有身孕的妻子，赶赴广州参加起义，讲起义失败后，林觉民如何在遗书中嘱咐家人和即将出生的儿女，讲到48年后，他的儿子将遗书献给国家，如今林暖苏老人已经93岁了，仍然平静地生活着。这段历史是在富有戏剧性的情节中展开的，是一幕个人的悲壮故事，同时也是国家的一幕悲壮的历史。原来历史也可以这样来叙述的，这并未减少它的历史意义，只是增添了历史的血肉亲情。
《百年中国》在收集历史资料上不遗余力，这是观众收视率高的重要因素，但如何运用这些资料，如何将它们与文字资料、声音资料组成一个历史的信息系统，让资料增值，编导者是费了一番工夫的。每一部历史都是当代人的历史。记得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的一位女电影编导，精心拍摄了一部旨在歌颂希特勒军威的《德意志的胜利》，尔后，前苏联的电影编导却用这些影像资料编成了揭露希特勒战争疯狂症的《德国法西斯》。影像资料的佐证性比起文字来说具有较大的空间，重要的是要提供这些影像资料的出处，相关的历史背景，从而使一幅图片，一段影片，一段录音，具有立体的效应，现代观众可以有更大的思考空间，一张当年侵略者寻欢作乐的照片，观众可以感受到灾难、屈辱或抗争。《百年中国》收集了数万幅照片，数百分钟录音带，数万米胶片和数百箱资料，它们都是从国内国外的影像资料库、图书馆、旧的报刊杂志上搜寻、购买而来，一年多的时间，编导们航行在资料的海洋之中，梳理编排，尽可能用上，用史料说话。编导陈晓卿说：“我们大都尽可能不遗漏地使用，甚至大量保留原有的解说和录音，用以保持历史影片的‘原生状态’，避免肢解它，可以说，在目前条件下，《百年中国》在接近历史真实方面尽了最大的努力……。”《百年中国》在搜寻资料上下的工夫及在编辑上的功力是不容置疑的。我认为加强编辑力量，在浩瀚的资料中创新，将是21世纪电视节目创作的一大特色，资料的重构、再生和延伸，不但扩展电视节目的题材，使节目内容厚重，富有历史感，而且是一条十分经济的资源再生，降低节目成本，提高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途径。
《百年中国》在资料的延伸上也做了大量工作，将历史资料中的人物场景与现存的遗址遗物，还有活着的世纪老人结合在一起，有一种时间的跨度，在我随意看到的几期中就有这样的例子，比如在“多事之秋”中谈到1931年大水的“江淮大水”一集中，配合着当时报刊上的大水照片和史料，展示了今天的情景，还采访了今天还活着的老人，88岁的刘群太回忆说：“没人救了，你看这边有水，那边有水，一冲来坝就毁了……”90岁的舒子宽说：“那大水一来，我们听到后头很多人就嚷：哎哟来了，哎哟跑啊，跑怎么能跑得及呢，这个声音过后，接着就是儿子找老子，老子找儿子，确实惨不忍睹。”在一些缺少影像资料的历史事件中，比如清廷退位、红军长征等，也用了遗址加实物，个人回忆，甚至用了一些意象性的画面，有一种较为洒脱的风格。
中央电视台继《历史告诉未来》、《***》、《周恩来》、《***》等历史文献片之后，积累和总结了一些经验，正反两方向都有，而且努力在寻找新的电视讲述历史的话语方式，试图让历史借助于现代传媒，给予观众一种新的审视方式。听说有的编导已经对“影视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我想这肯定会是受观众欢迎的题材领域，我们希望影视工作者真正直白地用影像资料来叙述历史，用更加理性的思考去审视历史，在今后的实践中建立起中国的“影像历史学”。
　　■李继锋
2000年是一个特殊的时间坐标。媒体中见得最多的字眼，莫过于“千禧年”“世纪”“百年”“回眸”“展望”之类了。字里行间，有的怀旧，有的伤感，有的像是在大盘点、大清算。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回眸中，中央电视台制作播出的大型文献纪录片《百年中国》长达1800分钟，堪称重中之重，它的影响力自是不言而喻的。1999年1月底，隆冬时节，在紧挨央视的梅地亚中心，应邀参与《百年中国》策划与撰稿的我，首次见到了总编导陈晓卿、总撰稿肖同庆，他们很年轻，梳理百年沧桑史的激情很快将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
用纪录片回忆20世纪中国一百年的历史，无疑是一项气魄宏大的策划。不过，要准确阐述20世纪，尤其是中国人度过的这个百年，决非易事。作为一个职业的历史研究者，我常常惊奇于这段国史的高深莫测。外敌入侵带来了整个民族的难堪屈辱，残酷的战争、漫长的革命和无休止的变革引发持续的动荡，使这个世纪波澜壮阔，变化诡异，极少从容与宁静。这是一个愤怒的世纪，一个仇恨的世纪，一个不断改变游戏规则的世纪，一个革命与***能够迅速改变角色的世纪，一个新旧交替生生不息的世纪，在这样的世纪里，历史能够公正客观地表现吗？即使某些私人著述的历史书可以，通过国家电视台，面向大众的纪录片是否可行？总编导陈晓卿有一个想法对我触动很大，在他撰写的《影像中的二十世纪》一文中有这样两段话：”1989年，美国史专家怀特在《美国历史评论》上发表文章，提议创立‘影视史学’（Historiophygra），试图让历史借助现代传媒重新走向民众，进而达到振兴历史学的目的。前不久，杨天石先生再次呼吁建立中国的‘影像历史学’，对电视界和史学界，这无疑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挑战。我想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再用乌云象征苦难，不再用朝阳比喻新生，而是用真正直白的影像资料去叙事，用更理性的思考去说史，也许，这一天才是中国‘影像历史学’的诞生之日吧。”《百年中国》摄制组就是依据这一思路继续着这一富有意义的尝试。也许这就是他们邀我加入摄制组的原因，其实，他们知道我对纪录片的拍摄过程一窍不通。逼近历史真实，再用纪录片的特有形式与技巧予以恰到好处地表现，这应该是《百年中国》主创者的最大追求。
像历史研究一样，真实客观对历史文献纪录片也是立足之本。镜头里的真相是朴素的，但它却能够震撼观众的心灵，使他们能穿透思维、语言的迷雾，直达赤裸裸的真实。而在一个重视宣传、说教过了头的环境里，总是忘却了真实的力量。为了求真，撰稿、编导们就必须直面众多敏感而棘手的历史关隘。以第一集《风雨世纪初》为例，它阐述1900年到1901年初的历史。这一集涉及到了如何表现义和团的问题。对义和团的争论从它出现之日就开始了，清王朝内部就分裂成主剿、主抚两派，当时的革命党人极少同情义和团。这种分歧一直延续到现在，或褒，或贬，历史学界依旧壁垒森严。但编导没有回避这一难题。在评价义和团拉开20世纪反帝序幕的同时，也如实表现了义和团民的愚昧。叙述了他们仇视与洋人有关的一切，攻打外国驻华使馆，及放火烧毁北京大栅栏商业街等事实。这种质朴的处理，催人深思。当然，要求在5分钟的篇幅内讲清义和团是勉为其难的。5分钟的解说词只有900字左右，要求900字讲得面面俱到，根本就不现实。接近历史的真实是《百年中国》的追求，但指望它完全展现中国百年的真实历史是不可能的。它只是以生动而真实的影像、简洁的解说，再现百年历史进程的概貌，引导公众有兴趣进一步了解历史的真相。说到底，《百年中国》不是关上了历史之门，而是开启了历史之门，引领观众步入百年历史的现场。
《百年中国》是严肃的，它不想哗众取宠，也无意回避困难，它知道自己是在用镜头和解说词书写历史，书写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人群的百年生存经历，这是一种莫大的荣誉，也是一种艰巨的使命。但面对纷繁的百年，不论用何种手段来把握和表现它都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在长达数月的构思中，《百年中国》策划班子曾经尝试过两种方法，一种是纯粹的编年史，根据每一年内发生的重要事件确定集数，由刻板的时间之链联结起百年历史。另一种是纯粹以专题列集，诸如服饰、交通、金融、工业之类。但前者失之机械，而后者条块分割严重。在反复权衡与尝试后，在1999年5月终于确定了现在的列集标准。新的标准依照时间之流，参照历史自身发展的脉络来决定自己的叙述节奏。该行则行，该止则止，力争做到自然而从容，尽量与历史进程本身同步。时间本身就是历史最重要的因素，缺少时间的观念，具体的历史场景、历史人物的活动和历史事件的发生就成了不可理解的现象，也就没有了历史感，谈不上历史的真实。而《百年中国》试图尽力为观众展现一个浑然一体的百年历史进程，一个绵延不绝的历史之旅。
一部较完整的历史，不仅在时间上是完整的，在内容上也是完整的。百年中国的历史进程并非随机漫步的，它自有某种大趋势，具体表现为小农经济的崩溃、工业化城市的兴起、中外关系的频繁互动、大一统帝国的瓦解和新政体的建立等。但《百年中国》表现的不只是纯粹的学术意义上的现代化史，它努力构建一部立体、多层次的有血有肉的历史，有革命与战争，有科学文化教育，有经济发展，也有消费、体育和娱乐，并特别关注社会大转变过程中人们的命运和他们的喜怒哀乐，关注他们的共同记忆和当事者的特殊情感。这是一部属于大众的历史。当我们用远大的、整体的眼光重新审视以往的历史，许多被我们忽视的历史现象进入了视野。而没有这些现象的加入，历史的链条就被人为地断裂开来。清末的“新政”是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奠基时代；民国初年的国会政治是共和民主政治在中国的初次尝试；一战前后的经济发展是中国私人资本发展的黄金时代；国民党首先建立的以党治国政体……所有这些史实以前或者被视而不见，或者被轻描淡写，但在《百年中国》中，它们赢得了应有的一席之地。
历史是客观的，但对它的认识、理解和描述却是主观的。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各有所好。而所好不同，撷取的方式，叙述的手段自然迥异。我的感觉是，《百年中国》的编导们从一开始就有意识地放弃了对百年历史匆忙作结论、下断语的冲动，也无意沉湎于抽象概念的迷宫中来图解历史。他们发现的不仅是真实的历史，而且是有震撼力、感性的历史。在拍摄之初，陈晓卿总编导对分集编导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1.最新发现的揭秘史料，此史料应得到学界公认。
2.极具震撼的历史镜头，应该是观众从未见到的部分。
3.重大事件的当事者言。此人的历史证言也应为观众所未闻。
4.观察历史的独特视角，在当前史学体系许可的范围重新审视历史，寻找历史中有意义的巧合及诸多戏剧性因素作为结构语言的初始动机。同时，他也强调，《百年中国》应该不同于同类的其他节目，编导的个性发挥和独立思考均应得到鼓励。
为了再现历史的场景，编导们辛苦地寻觅遗迹，捕捉一个个镜头，他们寻找尘封已久的诏书、诰令、文件、档案、图书、报纸、契约、广告等，让它们为历史作证。就像总撰稿肖同庆一再强调的，我们要通过捕捉一个个鲜活生动，足以照亮岁月的历史细节，使观众体验感悟一部看得见、摸得着、听得见的历史。《百年中国》还注意人物的塑造：悲情的光绪皇帝、敢为天下先的孙中山、为民主而死的宋教仁、思想锐利的陈独秀、恂恂儒者的蔡元培、农民大王彭湃、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他们的复活也是历史的复活，历史不再是历史，而融进了我们现实的人生与社会。面对慈禧太后、李鸿章、袁世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