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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旅顺大屠杀的几个问题答日本千叶大学秦郁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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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顺大屠杀：只有36个背尸人活了下来
　　日本第二军夺取大连湾后，为攻克“东洋第一堡垒”旅顺口，在大连湾整休一旬。旅顺口与威海卫隔海相望，共扼渤海门户。旅顺口不仅口门严实，而且背靠群山，峰峦蜿蜒起伏，主要山峰上都设有炮台。口门东西两面筑有许多炮台：东面有松树山、二龙山、鸡冠山等炮台，西面有椅子山、案子山、望台北等炮台，共有加农炮、榴弹炮、野炮、山炮等各种大炮78门。关于旅顺口之险要，黄遵宪曾赞道：“海水一泓烟九点，壮哉此地实天险!炮台屹立如虎阚，红衣大将威望俨。”　
　　残酷的旅顺大屠杀
　　驻守旅顺的清军，原有记名提督黄仕林、记名总兵张光前各两营，后各增募两营，共八营4100人。后增加临元镇总兵姜桂题四营、记名提督程允和四营，共增八营4000人。11月初李鸿章又派来记名提督卫汝成的五营3000人，再加上金州、大连湾退下来的连顺、徐邦道、赵怀业的残部，总兵力为14700人。日军第一师团长山地元治组织了1500名敢死队，准备与清军较量一番。然而旅顺并非山地所想象的那样难以攻取，清军兵力虽厚，但诸军互不联络，均无固守的信心，尤为严重的是“群龙无首”，八位统领不相隶属，各行其事。虽然临战前公推姜桂题为总统，但他行伍出身，战守无策，一味告援，却不能改变诸军相互观望坐视的局面。
　　11月17日拂晓，日本第二军除在金州、大连湾留下少量部队外全部出动进犯旅顺。日军分三路：一为右翼纵队，由第一师团、混成第十二旅团及攻城炮队组成，山地中将为主将，乃木、西、长谷川三少将为其下属；二为左翼纵队，由步兵第十四联队、骑兵一小队、山炮一中队、工兵一中队组成，满益少佐为指挥；三为骑兵搜索队，由骑兵一大队组成，秋山少佐为指挥。是日，右翼纵队和搜索骑兵在三十里堡宿营，左翼纵队在辛塞子宿营。18日早晨6时左右，右翼纵队从三十里堡出发，下午2时30分到达营城子。同日上午10时，搜索骑兵队第一大队长秋山好古率领的前锋到达土城子。此时清军3000余人突然出现，把骑兵队团团围住。秋山下令与清军交战，枪剑相向，人马混战，十分激烈。后来清军越来越多，势不可当，日军骑兵陷于重围之中。秋山见势不妙，只好下令突围，向双台沟方向逃去。有些受伤日兵不能行走，马又丧失，便举刀切腹或割颈自刎。此次土城子迎击战，日军死伤55人，给了敌人一个下马威。但是其后清军不敢主动迎击，光是消极防御，注定了失败的结局。
　　11月20日，日军司令大山岩在李家屯西北的高地上召开各级将校会议，决定21日凌晨2时开始总攻击。是日，各军进入预定的阵地。骑兵搜索队警戒盘龙山以西，部分骑兵搜索通向旅顺的道路；右翼纵队第一师团攻椅子山炮台，混成第十二旅团攻二龙山炮台；左翼纵队在旅顺东北布阵，牵制清军；军司令部驻土城子南；联合舰队在旅顺海口一字摆开，牵制清军兵力。
　　11月21日晨6时40分，日军逼近各炮台，西宽少将为先锋，率领第三联队首先攻扑椅子山最西的炮台。炮兵则在椅子山西面布阵，同时攻击椅子山的三个炮台。清军发炮应战，但由于日军大炮命中率高，炮台被摧毁。最后第三联队的步兵发动冲锋，一举攻下椅子山的三个炮台。时为上午8时。
　　山地中将攻下椅子山炮台后，又令炮队攻击松树山炮台。炮弹击中其火药库，猛然爆炸，松树山炮台彻底被毁。此时长谷川少将的混成旅团正在攻打二龙山炮台和鸡冠山炮台，由于第一师团各部队包抄两炮台的背后，清军腹背受敌，终于不支而退，二龙山、鸡冠山两炮台失陷。时近中午。
　　旅顺背后各炮台大都陷落，所剩的只有海岸炮台。海岸诸炮台以黄金山炮台最为坚固，所有大炮都能作360度旋转，四面八方都可以射击。日军第二联队长伊濑知好成大佐奉命攻打该台。当日军一逼近黄金山炮台时，清军东岸守将黄仕林便弃炮台逃走，炮台被日军轻易占领。时为下午5时。东岸其他炮台如摸珠礁、老砺嘴等炮台守兵，见主将已遁，也都不战而逃，东岸炮台全部失陷。
　　至晚上，西岸炮台尚在清军手中。但是当夜张光前率领部下沿西海岸向北撤退，西海岸诸炮台也尽归日军所有。这样，旅顺半岛20多个炮台，一天内全部被日军占领，清军战死约2000余人。李鸿章经营旅顺16年，耗资数千万，船坞、炮台、军储的实力为北洋军之首，但不能守一天。后来，总理船政、专办水陆营务的道员龚昭与?以“不能联络诸军同心固守，迨船坞失陷避至烟台”等罪名被捕，交刑部治罪，作了替罪羊。
　　日军攻占旅顺后，滥杀手无寸铁的和平居民约2万人，这就是震惊世界的旅顺大屠杀。关于此次大屠杀，许多欧洲人留下了亲眼目睹的记录。
　　英国人艾伦在他的《龙旗翻卷之下》中写道：“日本兵追逐逃难的百姓，用枪杆和刺刀对付所有的人；对跌倒的人更是凶狠地乱刺。在街上行走，脚下到处可踩着死尸。”“天黑了，屠杀还在继续进行着。枪声、呼喊声、尖叫声和呻吟声，到处回荡。街道上呈现出一幅可怕的景象：地上浸透了血水，遍地躺卧着肢体残缺的尸体；有些小胡同，简直被死尸堵住了。死者大都是城里人。”“日军用刺刀穿透妇女的胸膛，将不满两岁的幼儿串起来，故意地举向高空，让人观看。”
　　美国《纽约世界》记者克里曼于11月24日(日军攻占旅顺后第四天)从旅顺发回国内的一篇通讯中说：“我见一人跪在兵前，叩头求命。兵一手以枪尾刀插入其头于地，一手以剑斩断其身首。有一人缩身于角头，日兵一队放枪弹碎其身。有一老人跪于街中，日兵斩之，几成两段。有一难民在屋脊上，亦被弹打死。有一人由屋脊跌下街心，兵以枪尾刀刺插十余次。”“战后第三日，天正黎明，我为枪弹之声惊醒，日人又肆屠戮。我出外看见一武弁带兵一队追逐三人，有一人手抱着一无衣服的婴孩，其人急走，将婴孩跌落。一点钟后，我见该孩已死，两人被枪弹打倒。其第三人即孩子之父，失足一蹶，一兵手执枪尾刀者即刻擒住其背。我走上前，示以手臂上所缠白布红十字，欲救之，但不能阻止。兵将刀连插伏地之人颈项三四下，然后去，任其在地延喘待死。”“次日(11月24日)我与威利阿士至一天井处，看见一具死尸。即见两兵屈身于死尸之旁，甚为诧异。一兵手执一刀，此两人已将尸首剖腹，刳出其心。”
　　英国法学家胡兰德在他的《关于中日战争的国际公法》中说：“当时日本官员的行动，确已越出常轨。他们从战后第二天起，一连四天，野蛮地屠杀非战斗人员和妇女儿童。在这次屠杀中，能够幸免于难的中国人，全市中只剩36人。而这36人，完全是为驱使他们掩埋其同胞的尸体而留下的。”“其中有一个叫鲍绍武的人说：‘我们来参加收集尸体时，看到有的人坐在椅子上就被捅死了。更惨的是，有一家炕上，母亲身边围着四五个孩子，小的还在吃奶就被捅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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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顺建港前，区内只有沿海少数几个渔村和以农耕为主的村落，人口不过几千人。1880年末，清政府确定在旅顺建立北洋海军基地，开始修建炮台及港澳船坞后，船坞工厂周边会聚了来自山东、河北、天津等及辽南地区的大量民工。据日《万朝报》特派员杉山丰吉《旅顺通信》记载：“当时旅顺的户数约有4000余户（我在实地调查所得），人口号称20000，由于从各地聚集而来，因而无法知道确切数字（据城市官员说）。但据我观察，应有25000人。詹姆斯·艾伦所称的“大淡水湖”的屠杀场景即发生在当时船坞东侧的后来当地人所称“荷花湾”的地方，而此地的东侧即前文所述的“马家屯”，当时也被称为“小天津”的地区。经此一劫，居住在此地的船坞工人及家属被屠戮殆尽。日本第二联队第四中队的一名二等军曹写给其父亲的信中记载：“一边是造船所等气派非凡的建筑物，而另一边则是堆积在街头巷尾的尸山，真是痛快之极至也。”（日《邮便报知新闻》转载）“造船所”的另一边是船坞北侧东新街等周边街道。船坞工厂内：没来得及逃出的工人惨遭屠戮。焚尸用具就近取自船坞。
原标题：旅顺大屠杀罹难人数与地点再证
导读：1894年，11月21日夜，侵入旅顺的日军对无辜的旅顺市民进行了持续4天的大屠杀，包括旅顺船坞工人在内的约两万同胞惨遭杀戮。
住在港坞东侧马家屯又称小天津（今旅顺郭家甸）一带修建港坞的民工。　本版部分图片由赵正颢提供
在旅顺大屠杀后，占领旅顺船坞在坞边举行祝捷活动的日军。本版部分图片由赵正颢提供
沙俄强租时旅顺船坞工厂东南部一隅。本版部分图片由赵正颢提供
1894年，日本挑起中日甲午战争，清军海陆皆败，号称&亚洲第一大军港&的旅顺口在旦夕间落入敌手。同年11月21日夜，侵入旅顺的日军对无辜的旅顺市民进行了持续4天的大屠杀，包括旅顺船坞工人在内的约两万同胞惨遭杀戮。
本文作者在旅顺船坞工作了37年，最近几年专门从事船坞历史整理研究工作，他对旅顺城市及船坞历史与现实的诸多细节有着自己的认识和理解。作者结合大量史料和旅顺城市记忆与变迁，对旅顺大屠杀的城市历史背景、屠杀地点以及焚尸、埋尸地点等情况进行考证。
旅顺早期市民以船坞工人
家属及相关人员为主
甲午战争前旅顺人口情况：船坞工人及家属约六七千人
旅顺建港前，区内只有沿海少数几个渔村和以农耕为主的村落，人口不过几千人。1880年末，清政府确定在旅顺建立北洋海军基地，开始修建炮台及港澳船坞后，船坞工厂周边会聚了来自山东、河北、天津等及辽南地区的大量民工。
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后全面启动港坞、炮台工程建设时，工程局在关内招用了25000余名民工，在关外招用了3000余名民工，仅船坞工地就有6000人之多。1890年秋，旅顺港坞工程完工后，来旅顺参加建设的民工中有相当一部分选择在旅顺安家落户，或在船厂谋得一份工作，或从事与船厂相关的一些活计。据旅顺船坞史料记载，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前，旅顺船坞工厂内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备的技术分工，包括发电、配电、供电、检修、车工等。除此之外，还有船底刮锈、油漆工等所谓的&长夫&（季节工）。当时，船坞里维持常态化生产的工人已近2000人。如果仅按每个工人身后有两三个家属计算，除有部分单身外，船坞工人及家属约有六七千人左右。
得益于港口和船坞的建设，甲午战争之前的旅顺城区已经颇具规模，从1881年船坞动工起，至大屠杀发生之时，已历十几载，以船坞为中心的电信、自来水、银行、商店等近代服务业门类已渐臻完善，相关的从业人员也为数众多。当时，以船坞为中心形成了5条繁华的大街：东新街、中新街、西新街、城子东街、城子西街。另有多条稍窄的街道同这5条主干道相衔接，构成了旅顺市街的全貌，而以船坞工人为主体的旅顺早期市民大多居住于此。
其中，天津作为北洋海军的中心，当时已建成大沽船厂，有大批熟练的技术工人；同时，天津与旅顺仅一海之隔，往来方便，听说旅顺口正在招兵买马后，他们便带着早已学成的手艺，拖家带口地迁来了。在靠近港坞东边马家屯今称郭家甸地区（旅顺行政区划为黄金社区），他们用木板搭成简易板棚，形成一大片棚户区，因而马家屯地区当时也被称为&小天津&。
史料对旅顺人口等情况的记载：&应有25000人&
据史料记载，在旅顺船坞的机器轰鸣中，一座新兴的近代港口城市开始逐步崛起。
据英国海员詹姆斯&艾伦在《在龙旗下》中记载，城内&有1000多间民房、两家大剧场、两座庙宇，一些银号和旅店&&造船厂占据了城市相当大的一部分&&较之天津，旅顺口的建设要好得多。市面上一派繁忙景象。&
据井上晴树在《旅顺大屠杀》中记载：&旅顺市街约有1000户人家，是座新城市，市区井然，房屋建筑漂亮，虽然比不上东京的银座大街，但我国（日本）各县地方城市与之无法比拟。造船厂、兵营及诸官衙均极其壮观，仅兵营就有十余处以上，如容纳我旅团10000余人是富富有余。&
据日《申报》记载：&店铺近1000家，兵营星罗棋布，商贾云集，人口约6000人，其中还有大庙宇、剧院等。&
据日《万朝报》特派员杉山丰吉《旅顺通信》记载：&当时旅顺的户数约有4000余户（我在实地调查所得），人口号称20000，由于从各地聚集而来，因而无法知道确切数字（据城市官员说）。但据我观察，应有25000人。其理由是，甚至贫民之家一户也有两三个锅灶，在此居住的夫妇肯定有一个孩子，发现如犬如豕般生活过的痕迹。&&4000余户&、&应有25000人&（未包括清军）比较符合当时旅顺的实际情况。
大屠杀发生地点为船坞工人及家属居住地
船坞工厂外东部：&荷花湾&是主要屠杀地
日军大屠杀之时，英国海员詹姆斯&艾伦正好在旅顺城内，亲眼目睹了这场人间惨剧的经过。通过还原詹姆斯&艾伦的逃亡路线，以考证屠杀船坞工人及家属的地点。
詹姆斯&艾伦沿黄金山一路向下，其首先看到了在船坞东侧湖边的惨状。在其所著《在龙旗下》称：&我朝造船厂的方向往后逃，为的是迂回到城南，离日军正在进军的地方尽可能远些&&我已从船坞外的临河一侧绕了过来，拐入街道，沿着一条我极熟悉去东港的路线，直奔旅店。我四周皆是仓皇奔跑的难民。此刻，我第一次看到日军紧紧追赶逃难的人群，凶狠地用步枪和刺刀对付所有的难民，像恶魔一样刺杀和挥砍那些倒下的人们&&凡他们撞见的人都给射倒了。几乎在每条街上，人民开始被满地的尸体弄得寸步难行。一次又一次，我闯入这场屠杀的漩涡之中，而不时要遭到来自从狭窄街道射来子弹的夹攻。当我从一条黑巷拐到一块陡地时，一汪水出现在眼前。我立即认出这是空船坞后面的一个不深但很大的淡水湖&&湖被好多日军团团围住，日军把无数的难民赶到湖中，从四面向他们开枪，并用刺刀把那些力图挣扎逃出湖面的难民赶回湖水中去，湖面上漂浮着死尸，湖水被血染红了&&新的受害者不断被赶进湖中，直到不久湖里再也没法容纳更多的人才罢休。&
詹姆斯&艾伦提到的船坞后面的&大淡水湖&，就是现在工厂东面的厂区和郭家甸家属居住区，而从现在的实际地貌看，船坞以东区域根本不存在淡水湖，而是连片的厂房和住宅小区，也即现今被称为郭家甸的区域。难道是詹姆斯&艾伦的叙述有误？根据笔者在此地几十年生活的见闻和资料佐证，詹姆斯&艾伦的叙述并未出错，而是现代人&改天换地&的举动使此处地貌发生了根本变化。
凡旅顺城区内40岁以上的人都知道郭家甸&荷花湾&这个地方。由于船坞以东区域地势低洼，每当夏季雨水较多时，从旅顺城区东部赵家沟背后的山上下来的雨水，会沿河道汇集于此，形成大小不一的水湾，当地人把这一片地带统称为&荷花湾&。上世纪80年代以后，船坞工厂东扩，荷花湾的水被修建的水道引入大海，此地逐渐被垫高。代之而起的是连片的厂房和家属区楼房。故詹姆斯&艾伦提到的&大淡水湖&的位置是位于现大连辽南船厂以东的工厂厂区和家属区一带。
因此，詹姆斯&艾伦所称的&大淡水湖&的屠杀场景即发生在当时船坞东侧的后来当地人所称&荷花湾&的地方，而此地的东侧即前文所述的&马家屯&，当时也被称为&小天津&的地区。经此一劫，居住在此地的船坞工人及家属被屠戮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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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关鹿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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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日军在攻陷了清军旅顺要塞后，在旅顺实施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短短4天，20000多无辜中国平民死于日军屠刀之下。这一屠杀事件使战时倾向日本的美国媒体都忍不住发出了“日本国为蒙文明皮肤具野蛮筋骨之怪兽……今脱文明之假面露野蛮之本体矣”。而战后日本官方和学术界也不断有人为这次屠杀暴行寻找借口。这期《重读甲午》我们就来谈一谈，日军为何要制造旅顺大屠杀。
土城子之战清军“辱尸”引日军报复屠城？
无论怎么说11名日军被割去首级一事，并不能得出日军可以滥杀平民的结论。
种种迹象表明,所谓“凌辱尸体”事件,完全是日本军方一手渲染起来的。
日本方面的辩解：“辱尸”引发屠城
有日本学者认为，正像1937年秋后的上海战役（淞沪会战）日军遭到重创（战死约15000人）而“复仇情绪高涨”，从而引发了“南京虐杀”一样，日的土城子之战则成为“旅顺虐杀的导火索”。并指出：“中万（德次）中尉等11人战死，当时发生了清兵凌辱日军尸体事件，对我军死者削鼻、挖眼和破腹，造成全军大怒的氛围。据说打进旅顺以后发现了中万中尉的首级。日本和国外的许多文献指出，对凌辱的报复情绪导致了旅顺屠杀。”
那么旅顺大屠杀真是由于所谓的土城子之战中“清军辱尸”所引发的日军自发“报复情绪”导致的吗？
“辱尸”引发屠城缺乏证据也不能成立
土城子之战本是一场小仗，之所以成为轰动世界舆论的重大事件，是与日本方面大肆渲染的“凌辱尸体”密切相关的。
所谓“凌辱尸体”，主要有二：一是割下敌尸首级；一是对敌尸“削鼻、挖眼和破腹”。第一项应该是真实的，“枭首”是古代战争沿袭下来的一种野蛮习俗，到了近代仍未完全废除。
本来，旅顺清军曾下达过“不准割取首级，割首级者不赏，以防耽延时刻有误行军”的命令，但拱卫军士兵不顾军规而割下了中万德次中尉以外的11颗首级。中万战死后，其手下军士“恐中尉首级落入敌军手中，挥泪割下，带回部队，顺利假葬”。
所以，日本有人说“据说打进旅顺以后发现了中万中尉的首级”的话，可以断言乃是捕风捉影之谈。清军割取敌尸首级的做法确实是很不文明的。
至于说清军对敌尸“削鼻、挖眼和破腹”，究竟有多大的真实性，是很值得怀疑的。日军骑兵搜索队被拱卫军击退之后，清军对敌人所遗尸体“削鼻、挖眼”是何人所见，并无直接目击者记载。
既然尸体已被清军割去首级，又怎样看到被“削鼻、挖眼”，岂不自相矛盾？事实上，日军攻进旅顺之后，发现了被割取的部分首级，并无“削鼻、挖眼”的触目惊心景象，而看到的只是“被野狗啃啮”的惨状。可见，“削鼻、挖眼”之说缺少证据。
尸体被“破腹”，恐难说是清军所为。因为日军重伤者举刀自杀，有的割喉而死，有的可能切腹而死；特别是经过一夜暴尸荒郊，当地野狗成群，饿得到处觅食，闻血腥而至，必撕咬而食之。这在一些西方随军记者的笔下多有描述。
无论怎么说11名日军被割去首级一事，并不能得出日军可以滥杀平民的结论。
“辱尸”事件时日本军方的渲染
种种迹象表明，所谓“凌辱尸体”事件，完全是日本军方一手渲染起来的。日军担任进攻旅顺的主力是第一师团，其师团长山地元治中将便是这一所谓事件的制造者。
为了鼓舞士气，山地特意要借题发挥，宣传为一次“凌辱尸体”的事件。其手段可谓卑劣。但山地却以此为得意之笔，借机鼓动道:“面对如鼠贼般的敌兵，尚遭今日之战，遗憾也。明日之战我必亲自指挥！”
19日，即土城子之战的第二天，山地在双台沟附近见到卫生兵抬着在土城子阵亡的士兵尸体时，大声叫道:“噫！清兵惨烈何以至此？自今而后，再遇清兵，一人勿许生还！”
他的这种情绪不仅直接感染了联队长以下的所有军官，而且对全体士兵都是极大的煽动。
日军只杀“便装清兵”与“武装抵抗居民”？
即使有少数清兵未来得及随队伍北撤,无奈便装分散隐蔽,既谈不上违反国际法,也不能成为日军“大量屠杀俘虏”和大量屠杀平民的理由。
日本官方也是清楚知道日军在旅顺屠杀平民的。
日军辩称杀的是便装清军和武装抵抗的居民
屠杀发生后，日本官方辩称“旅顺清兵脱掉制服，换成居民便衣，藏于居宅空屋中进行抵抗。部分居民也奉命以武力抵抗。”意思是说，日军所屠杀的不是继续抵抗的便装清兵，就是奉命作战的居民。
有日本学者也声称“（旅顺败兵）脱下军装，换上便衣，潜伏于居民家中。日本军队于扫荡中难以区分败兵与居民。于是，凡是壮丁，估计可能是士兵者，都毫不留情地杀了。……大量屠杀俘虏是违反国际法的，但（中国）正规兵的便衣化也是违反国际法的”。
辩解者一方面承认日军“大量屠杀俘虏违反国际法”，一方面又归咎于清军“正规兵的便衣化”，这更是没有什么道理的。即使有少数清兵未来得及随队伍北撤，无奈便装分散隐蔽，既谈不上违反国际法，也不能成为日军“大量屠杀俘虏”和大量屠杀平民的理由。
日军战前已定下“不留俘虏”方针
事实上，日军在进攻旅顺之前已确定了不保留俘虏的方针。
随山地元治进入旅顺的日谍向野坚一即坦言：山地下达了“除妇女老幼全部消灭掉的命令，因此旅顺实在是惨而又惨，造成了旅顺港内恰似血流成河之感”。
日本第二军司令长官大山岩陆军大将的国际法顾问有贺长雄，也在旅顺当着西方记者的面承认：“我们在平壤抓了几百名俘虏，可是我们发现要养活和看护他们，既费钱又麻烦。实际上，我们在这里一个俘虏也不抓。”
日方对在旅顺屠杀平民心知肚明
日本官方也是清楚知道日军在旅顺屠杀平民的。
外交大臣陆奥宗光私下里并不讳言日军在旅顺屠杀平民的事。他在旅顺大屠杀发生的一周后致电外务次官林董电称：
今天，会见了从旅顺归来的一《泰晤士报》记者。据他陈述，日本军战胜后有过相当粗暴的举动，将俘虏捆绑后活活杀死，连平民，甚至是妇女也杀害，似乎这是事实。这些事实不仅欧美记者亲眼所见，还有各国舰队的士官、特别是英国海军中将也在现场目睹。……《泰晤士报》记者多次询问日本政府将采取何种善后政策……请阁下理解本大臣的意见，即使是上述事实被公开，也不能有任何表态，就是现在日本政府发表如何处分之后，如果没处分的话，甚是被动。
陆奥明知旅顺屠杀平民是事实，但又不能做任何公开表态，尤其是处分有关责任者等于承认了事实，不处分有关责任者又在国际舆论面前非常被动。
而在参与作战的日本士兵的日记中，旅顺大屠杀的血腥和残忍格外清晰。
日军第二联队步兵洼田忠藏记述：
看见中国兵就杀，看到旅顺市内的人一个不留，所以街道上堆满了死尸，行走极不方便。住在家里的人也不能免，一般人家都有三个到五六个人被杀，流出的血令人作呕。
日军野战炮兵第一联队辎重兵小野六藏记述：
我们第一分队得到允许外出，便到旅顺市街散步，看到每家多则十多名少则二三名“敌尸”，有白发老头儿和婴儿同被打死，还有白发老婆儿和媳妇手牵手陈尸在地，其惨相不可名状。
与此相印证，当年参与抬尸的中国人鲍绍武说：
我们在收尸时，亲眼看到了同胞们被害的惨状。在上沟一家店铺里，被鬼子刺死的房先生还伏在账桌上。更惨的是有一家炕上躺着一位母亲和四五个孩子的尸体，大的八九岁，小的才几个月，还在母亲怀里吃奶就被鬼子捅死了。许多人都死在自己家门口，他们都是在开门时被鬼子杀死的。死者大多数是老年人和妇女儿童。
王宏照说：
日本兵用刺刀逼着我们抬着四具死尸往旅顺送。我到旅顺一看，家家户户都敞着门，里面横七竖八的人，有的被砍了头，有的横在柜台上，有的被大开膛，肠子在外面一大堆，鲜血喷得满墙都是，尸体把街道都铺满了。当时旅顺的老百姓，没有逃走的，都死在鬼子屠刀下。
将当年抬尸者的口述与日军士兵的日记相印证，可以充分地说明，日军进入旅顺市内是见人就杀，遇害者的绝大多数还是包括大量毫无抵抗能力的老幼妇孺、手无寸铁的和平居民。而非日本方面辩称的是“便装清兵”与“武装抵抗的居民”。
旅顺大屠杀是日军高层有组织策划的一起战争罪行
旅顺大屠杀不是一起一般日本军人违反国际公法战争法规的犯罪,而是日本第二军自上而下有组织地进行的大规模屠杀暴行,其性质更加严重。
大山岩是旅顺大屠杀的元凶和最高责任者。
旅顺大屠杀是日军上层许可和组织的战争罪行
旅顺大屠杀不是一起一般日本军人违反国际公法战争法规的犯罪，而是日本第二军自上而下有组织地进行的大规模屠杀暴行，其性质更加严重。
日方的一些记载也并不讳言是日本第一师团长山地元治中将下达的屠杀令，这是真实可信的。
日本间谍向野坚一随日本第二军第一师团进攻旅顺，目睹了一切，便在回忆录里承认，山地元治下达了“除妇女老幼外全部消灭掉的命令，因此旅顺实在是惨而又惨，造成了旅顺港内恰似血流成河之感”。
正由于此，师团所属军官皆命令士兵：“见到敌兵，一个不留！”向野坚一还在日记里记述，山地元治看见第三联队的士兵闯入民家，杀害两个平民，“鲜血四溅，溢于庭院”，他不但不加以制止，反倒嘱咐杀害平民的日兵“不要对外讲”。
日方的记载还证明，第一旅团长乃木希典少将和第二旅团长西宽二郎少将都是屠杀令的积极执行者。
那么，作为日本第二军司令官的大山岩大将，对于所属第二师团所犯下的如此严重的战争罪行，是否毫不知情而可以置身事外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说大山岩对屠杀并不知情，无论从军事作战纪律还是从情理来说，都是绝对不可能的。
当时，伦敦《泰晤士报》指出：“日本攻取旅顺时，戕戮百姓四日，非理杀伐，督兵之员不能临时禁止，恐为终身之玷。”连原先倾向日本的英国牛津大学教授胡兰德也认为：“当时日本官员的行动，确已越出常轨。”都强调了旅顺屠杀的责任主要在统兵官员。
因为当时在旅顺的西方人士都非常清楚:“日军司令官和他的所有将军们都知道，大屠杀正在一天接一天地进行。”大山岩是旅顺日军的最高指挥官，对于接连4天的大屠杀当然不会不清楚。此其一。
11月21日午后，日军在旅顺的屠杀已经开始了，大山岩在阅兵场主持祝捷会，一面命军乐队奏“君之代”，一面听外面杀戮平民的枪声。克里尔曼看见他此时正与诸将校“在奏乐声与枪弹声的错杂中频频碰杯，并微笑地蹬着方步”。可见，他不但完全清楚日军的屠杀，而且还为此而感到满足。此其二。
最能够说明问题的是，在旅顺屠杀期间，他专门派他的法律顾问有贺长雄去做西方新闻记者的工作，说服他们不要将日军的屠杀报道出来。若不是他心中有鬼，何必多此一举？此其三。
如此等等，足以说明大山岩是旅顺大屠杀的元凶和最高责任者。
日军在旅顺的屠杀既非因清军“辱尸”激起的“复仇情绪”导致的“自发”报复行为。更不是日军辩称的只是消灭“便装清军”与“武装抵抗居民”的战斗行为。它是在日军高层将领直接命令和间接煽动下对无辜普通中国民众的野蛮屠杀。如美国报纸所说他们“脱文明之假面露野蛮之本体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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