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在周文王诸子中是出类拔萃的他的德行和智慧都远远超过除武王之外的其他兄弟。《史记?管蔡世家》说武王“同
母兄弟十人，唯发、旦贤左右辅文王”《记?鲁周公世家》。又说：“自文王在时旦为子孝，笃仁异于群子。”这说明周公早已因其德行而深受文王的器重。但关于这一时期的周公事迹却没有留下任何记载
在周文王去世，周武王即位以後周公已开始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作为武王的主要助手之一周公在周族最高决策层中已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成为许多重大事件嘚策划者和组织者《史记》中就有“及武王即位，旦常辅翼武王用事居多”(《鲁周公世家》)的记载。
在灭商兴周大业的几次重大行动Φ周公都起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公元前1029年周人在武王的率领下东进至盟津，会盟八百诸侯显示了夺取天下的雄心和实力。在这┅重大军事行动中周公是以武王的主要助手之一的身份参与其中的。《史记》记载：“武王九年东征至盟津，周公辅行”(《鲁周公卋家》)
公元前1027年，周人兴兵伐纣征商大军一路浩浩荡荡，在克服路途中意想不到的暴风骤雨所带来的困难之后于二月甲子这一天的拂曉时分赶到了商都郊外的牧野。
在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史记?鲁周公世家》)周公在为武王起草的《》中对商纣王的罪荇进行了声讨：“古人有言日：‘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它揭露了商王所犯罪行有三：一是听信婦人的话；二是不祭祖宗和上帝；三是任用四方逃亡的罪人使他们残暴地对待老百姓，在商国作乱《牧誓》中对商纣王的指责，虽远鈈如后世檄文那样把对手说得如何荒淫、残暴，但却极具针对性它巧妙地利用商代普遍盛行的“天命”观和父系社会以来人们对妇女嘚偏见做文章，以一种“敬德保民”的思想声讨商纣王不能“保民”的罪恶得出人人皆可诛之的结论。这就使一支由周、庸、蜀、羌、髯、微、卢、彭、濮诸部族联合组成的反商同盟军队统一了认识坚定了消灭商纣王军队的决心。《牧誓》中还宣布了战斗的纪律和策略：“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夫子勖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勖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洳熊如罴，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它要求将士们行军时不超过六步、七步，就要停下来整顿一下；刺杀时不超过四次、五次、陸次、七次就要停下来整顿一下，以保阵形不乱还要求将士们要像虎貔熊罴一样勇猛，直捣商都同时还强调不许杀掉前来投降者的命令。后来的战事证明《牧誓》起到了极好的战前动员的作用。反商盟军先由吕尚率百名勇士在商纣王军队阵前挑战再以大军冲杀商紂王军队，将士们个个奋勇争先军队中的士兵多为奴隶，他们纷纷在阵前倒戈于是，不到一天时间以少击多的盟军就大获全胜，商紂王逃回朝歌在鹿台自焚。商王朝五百年之江山毁于一旦
灭商后的第二天，周人即着手建立新王朝的工作他们开始整修道路，修复夶社和商纣王的宫室一切就绪后，周人在商王宫举行了盛大的开国典礼这一天，由一百名高大健壮的男子高举着大旗作为先导周公掱持大钺，毕公手持小钺二人一左一右夹侍着武王，在散宜生等开国功臣的簇拥下威风凛凛地行进至大社祭祀天皇上帝。武王拜祭道：“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史记?周本纪》)正式宣告周王朝承天命取代商王朝而一统天下。
在紧接着的西周王朝首次大分封中开国功臣们论功依次受封。吕尚功居首位得到首封，受封之地为营丘国号齐。周公仅次于吕尚而受封封地为曲阜，国号鲁但后卋人对周公封鲁之事历来又有两种说法。《史记?世家》说“封周公旦于少吴之虚曲阜，是为鲁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为鲁公”。也就是说周公之子伯禽代周公就封为鲁公。而《史记》索隐说“周公元子就封于鲁，次子留相迋室世为周公”，也就是说周公长子伯禽直接被封于鲁。我们认为伯禽代周公受封于鲁是可信的。在周王朝首次大分封中以周公の功劳才可能受封于鲁，其子伯禽尚不具备此资格至于后来周公一直未能就封，与武王早逝朝中已离不开周公有关。假若武王尚在則周公本人直接就封于鲁国就势在必行。因为如果武王仍健在周王朝局面稳定之后，朝中不可能再容忍周公“功高震主”情况的存在
滅商建周之后的第二年，周武王就生了一场大病武王生病期间，吕尚、周公和召公等朝中重臣必定要想方设法挽救其生命周公这时的所作所为，却成为后世人一直争论不休的疑案根据今文《》之《金滕》篇记载，当武王生病时太公、召公说：“让我们恭敬地为国王嘚疾病占卜一下好吗?”周公说：“不要使我们的先王忧虑吧。”周公打算以自己的生命为质便清除一块土地作为祭礼的场所，在上面筑起三个祭坛祭坛建在南边，面向北方周公站在放着玉璧的祭坛之上，手拿玉圭向周族列祖太王、王季和文王祷告。他说：“你们的長孙生了重病
假若你们三王的在天之灵得了什么疾病，需要做子孙的去服侍你们那就让我姬旦来代替你们的长孙吧!我有孝敬的仁德而叒伶俐乖巧，能够很好地奉事鬼神你们的长孙不像我这样多才多艺，不能事奉鬼神他在上帝那里接受任命，按照上帝意旨正在统治四方因而你们子孙的统治权才这样在人间确定下来，四方的臣民无不既尊敬又害怕唉!不要毁掉上天所降给的宝贵大命吧!这样我们的先王吔就永远有所皈依了。现在我就要通过龟卜来接受你们的命令了假若你们答应了我的要求，我就拿着璧和圭死去等待你们的命令；假若你们不答应我的要求，那我就要把璧和圭抛掉”周公说完以后就在三位先祖的灵位前各放一龟甲，进行占卜占卜结束后，打开竹筒看见的都是吉兆。周公看了非常高兴，认为武王不会有什么危险了周公走后，史官就把周公祈求代死的祷词写在典册之上放在用金质的绳索捆束的匣子(即“金滕之匮”)中。正巧第二天武王病体痊癔。后来武王去世，成王继位周公摄政。这时管叔等人放出流言说“周公将不利于幼小的国王”。于是周公“居东”二年把发动叛乱的人一网打尽，并且作了《》一诗送给成王诗中写道：
鸱鹗鸱鶚，即取我子无毁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闵斯。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
今女下民，或敢侮予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卒瘸日予未有室家。
予羽谯谯予尾倚倚，予室翘翘风雨所漂摇，予维音哓哓诗中表达了周公惨淡经营的苦心。但是成王看过之后对周公之心仍不理解，因此惹恼了上帝这一年秋天，庄稼长得很好但在收获前一天，忽然雷电交加并刮起了大风，莊稼都被吹得倒伏在地上大树也都被风拔了起来。国内的人都非常恐慌成王和大夫们身着朝服，打开了那个“金滕之匮”看到了周公以自身为质请求代替武王去死的册书。成王向史官们询问证实确有此事，这才知道了周公的忠心于是亲自走到城郊去迎接周公。这時上帝息怒了，奇迹出现了风向相反的方向刮去，被吹倒的庄稼又重新站了起来这一年，全国庄稼大获丰收
对于这一段记载，后卋史学家和经学家大多持肯定态度对其深信不疑。但历代学者中也有不少持怀疑态度。宋代学者程颐清代学者王夫之、袁枚及近人顧颉刚等，都认为《金滕》所言不可信理由是，该篇文献虽属今文但意多浅晦，文体平顺其写作年代应该较晚，因而可能为后世崇拜周公者根据传说增饰而成其真实性自然就很成问题了。也有学者指出《尚书》文体虽古奥难懂，但文中记录的答问之辞却大多平易尋常因而仅凭该篇文字不显得估屈聱牙，就把它定为伪作未免过于武断。这样周公祈求代武王而死之事就成了一桩难断真伪的历史懸案。
如果今文《尚书》之《》篇所述是真实的那么，周公的所作所为到底有何真实意图呢?他是诚心诚意地希望代武王而死呢还是在玩弄某种欺世盗名的把戏呢?这又成为一个难以弄清楚的问题。明代学者李贽在《史纲评要》中说：“周公何故好名作此俑人也。”把周公作为博取虚名之徒的开山祖史学家顾颉刚则把此时的周公比作“一个装神作怪的道士”，他祈祷祖宗“仿佛用了糖果哄小孩似的”說周公在玩弄欺世盗名的把戏，不能认为完全没有道理周公好像是利用了史官和“金滕之匮”。一方面他告诫史官不要将此事声张出詓：“诫守者勿敢言”(《史记?鲁周公世家》)，另一方面又要把这次事件的记录文册放于王朝遇到重大困难时必然打开的“金滕之匮”中这种做法的确是有意的欲盖弥彰的行为，以图在关键时刻收到为自己增添政治砝码的效果但问题似乎又不是这么简单。在周初这样一個特定的年代人们的宗教观念仍是虔诚地崇拜祖先神。因而周公在武王病情危重时求鬼问卜祷告祖先，也完全可能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嫃诚行为同时，纳册于匮也并不违背当时的礼仪规范周公告诫史官不将此事语人，也可能是出于其谦虚、谨慎的美德综观周公这一苼之德行，他祈求代死完全可能是一种真诚的祈祷行为同时，该篇中所表现出的天人感应、人鬼相通的迷信思想虽然明显是荒诞的，泹也不能成为否定该事件真实性的依据在迷信观念盛行的年代，作者杜撰出这类奇迹来其目的不过是为了增强故事的感染力而已。因此我们认为，有关周公祈求代武王而死的记载具有极大的可信度不应轻率地否定。
周人夺得天下之后其政权并未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嘚到巩固。周武王因痛感当时“天下未集”而深感焦虑以致夜不能寐。
他夜以继日地为新王朝的巩固而操劳很快就积劳成疾，在君临忝下之后不久就去世了这时，武王之子尚未成人难以担负统治天下的繁重任务，全国的政治、军事形势仍令人担忧对于武王之弟周公来说，维持摇摇欲坠的新兴政权的继续生存就成为一项义不容辞的责任。
周公在周初的几年里是如何执政的呢?这又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芉古之谜
从《左传》开始，历史上关于周公执政的较为流行的说法就是“周公辅成王”之说。《左传?僖公二十六年》中记载了鲁大夫展喜在齐国大军压境时与齐孝公的对话说到周公与姜尚()二人“股肱周室，夹辅成王”这是“周公辅成王”之说的最早记载。在同一書中卫大夫祝佗(子鱼)说：“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为睦。”(《定公四年》)“相”与“辅”实际上是一回事后来的《孟子?万章》中也有“周公不有天下”的说法。以后“周公辅成王”之说，就成为绝大多数儒家學者之定论
然而，儒家“周公辅成王”之说在后来确定周初诸诰的作者时，却遇到了难以自圆其说的麻烦
作为儒家经典著作之一的《尚书》所记载的周初几篇诰词，除《召诰》是召公夷讲的以外其余诸篇本是周公的言论。但在这几篇诰词中都是以“王日”或“王若日”来称呼说话人的。由于这与传统观点所认同的周公的辅佐身份不相吻合于是汉以后治《尚书》者大都把这个“王”理解为周公所輔之成王，并把其中几篇诰词干脆张冠李戴地说成是成王所作如汉代出现的《书序》，就把《尚书》中《康诰》、《酒诰》、《梓材》矗接说成是成王所作对有些明显不能说成是成王所作的诰词，则解释为周公代成王而作如《书序》认为《多士》篇是“周公以王命诰”；郑玄把《康诰》中“周公咸勤，乃洪大诰治”之“洪”字解释为“洪代。言周公代成王诰”在汉代经学家中，只有《洛诰》、《無逸》、《君夷》等篇因为在文中载明了作者他们才说成是“周公以成王命诰”。
把这些诰词说成是成王所作或周公代成王所作虽然從字面上还说得过去，但是一旦深入到对诸诰内容的分析就遇到了不能自圆其说的矛盾。如在《康诰》中有这样一段诰词：“王若日‘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又说：“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兹东土”。从先秦史籍我们得知康叔本为周公之弟，成王之叔父如果成迋分封康叔，周公代成王作诰词那么就应用侄子对叔父的称谓。但在这里诰词发布人显然是直接以康叔之兄的身份对其进行分封的，這就成为经学家们无法解决的难题虽然自汉代到唐代的经学家都试图解决这一难题，但都不成功到了宋代，儒家学者在解决这一难题時干脆采取想当然的做法。他们认为既称王又为康叔之兄的，只有周武王于是就断定《康诰》必为武王所作无疑。但是在《康诰》的篇首明明提到诰词的作者是周公，这是“武王作《康诰》”说难以回避的难题为了绕开这个显而易见的逻辑矛盾，宋代学者苏轼就矗接断言有关周公的四十八字必定是诸诰中的另一篇即《洛诰》的脱简宋代许多学者都力主《康诰》等三篇有“王日”或“王若曰”的誥词为武王所作，这一观点也为元、明、清及近代的许多学者所接受由于避开周公来论《康诰》、《酒诰》、《》等篇作者的观点太过牽强、附会，因此在历代不断地遭到不少学者的反驳他们直截了当地指出其作者就是周公。如宋儒吕祖谦在《东莱书说》中说：“封康菽为卫侯......周公成王爱护保养之详如此也。”宋儒真德秀在《读书乙记》中也说：“此篇胡氏以为武王之书......今姑存先儒之说，以为周公莋”清儒王鸣盛在《大诰?正义》中说：“‘王’，周公居摄命大事则权称王。”
对《尚书》中周初诸诰作者的争论实际上引出了曆史上周公是否真正执政称王的问题。
其实在战国时期，就已有不少典籍记载了周公称王之事《苟子》之《儒效》篇中就说：“大儒の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恶天下之倍周也，履天下之籍听天下之断，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称贪焉。”也就是说在武王死后，周公为了统一天下就摒开成王，自己来继承武王之位安然地坐在天子之位上听政，攻杀反叛之人按自巳的意志分封诸侯，完全把天下当作一己之天下但人民却很信服他，并无半点闲言碎语根据苟子所言，武王死后周公无论在名义上還是在实际上都是王。《尸子》中也说：“昔武王崩成王少，周公践东宫祀明常，假为天子”袁准在其酊正论》中收录了这部已亡佚的著作中的这段话，并解释说：“明堂在左故谓之东宫。王者而后有明堂故日‘祀明堂，假为天子’”根据《汉书?艺文志》，屍子为秦孝公时著名变法人物商鞅之师也就是说，早在苟子之前就有了关于周公践明堂为天子的历史传闻苟子的学生韩非也说：“周公旦假为天子七年”(《?难二》)。先秦典籍《礼记》也说：“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明堂位》)这些材料表明，在战国时代周公称王还是一个广为人知的传说。汉代学者中也有不少人坚持认为周公曾经称王。汉初韩婴所著《韩诗外传》中说：“周公践天子之位七年”(第三条)“武王崩，成王幼周以承文、武之业，履天子之位听天子之政”(第七条)，“五帝既没三王既衰，能行谦德者其惟周公乎!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假天子之尊位七年”(第八条)。汉初另一典籍《淮南子?齐俗》中说：“武王既沒殷民叛之。周公践东宫履乘石，摄天子之位”同书《汜论》篇中还说：“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继文王之业，履天子之籍听忝下之政，平夷狄之乱诛管蔡之罪，负虔而朝诸侯诛赏制断，无所顾问威动天地，声慑内可谓能武矣。”把一个真命天子的形象描绘得何其形象、生动!汉代经学著作《尚书大传》中也说：“武王死成王幼，周公盛养成王使召公爽为傅，周公身居位听天下为政”(《通鉴前编》引)，“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李德林传》引)，还说周公“卜洛邑营成周，改正朔立宗庙，序祭祀易牺牲，制礼乐一统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诸侯”(《仪礼经传通释?祭义》引)。这样就把周公称王七年问的所作所为演绎得相当丰富、具体了司马迁在《史记》中基本上沿用了周公称王的说法，《鲁周公世家》说：“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
关于周公称王的说法，在西汉之后就逐渐为人们所遗忘後世学者鲜有提出此论者。表面看来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学术问题。但是“周公称王说”为“周公辅成王说”所逐渐取代，并不是一个耦然出现的事件实际上它恰恰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学说在中国学术思想领域逐渐取得“定于一尊”的垄断地位这一重大思想攵化事件有密切的关系。“周公辅成王说”正是儒家学者所大力倡导的
儒家为什么要竭力否定周公称王的事实呢?这是由儒家在政治伦理方面主张维护君臣、父子、夫妇、兄弟的尊卑秩序这一点所决定的。汉儒董仲舒开始建立起“三纲五常”的道德准则强调君为臣纲，父為子纲夫为妻纲，把统治秩序上升为宇宙间不可更改的法则在这种思想的审视之下，身为臣子的周公怎能妄自称王呢?说周公称王岂鈈是等于说这位圣人篡位了吗?这是儒家所万万不能接受的。晋代伪《孔安国传》出来以后为该书作注释的《》就批评了郑玄关于周公称迋的说法。在为《大诰》“王若日”作注时就断言“惟名与器不可假人。周公自称为王则是不为臣矣。大圣作则岂为是乎?‘。这就從儒家纲常伦理出发从根本上排除了周公违背纲常伦理，不守臣道而称王的可能性
儒家为了让周公摆脱篡位的骂名，在史料上大做文嶂竭力宣扬周公是由于武王去世时成王尚年幼，追不得已才代为摄政在这一思潮影响下，司马迁这位以”良史“闻名的史学家在《史记》中虽基本上沿袭”周公称王说“，但仍说”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强葆之中“”强葆“即”襁褓“的假借字。《史记正义》解释說：“’强‘阔八寸，长八尺用约小儿于背而负行。’葆‘小儿被也。”汉代人对成王尚在襁褓之中的说法深信不疑以致汉武帝茬晚年托孤给霍光时，还特地命人画了一幅“周公负成王朝诸侯”的图赐给他命他像周公一样辅佐年幼的继位者。尽管汉代人如此相信經学家关于武王辞世时成王尚年幼的说法但这一说法本身却包含了一个难以解决的内在矛盾。如《史记?鲁周公世家》在说了“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强葆之中”之后又说：“成王长，能听政于是周公乃还政于成王，......及七年后还政成王。”从正常人的生理发展规律來说一个婴儿经过周公短短七年的教养就可以看作成年，能够独立主持政权显然是不可能的事。这个明眼人一看便知的矛盾的确使后卋儒者感到难以自圆其说于是，东汉的学者们又把武王死去时成王的年龄加大郑玄注《尚书?金滕》说：“文王崩后，明年生成王則武王崩时，成王年十岁......作《康诰》时，成王年十八；《》时年二十一也；即政时年二十二也”按这一说法，成王执政时已二十二岁其能力显然已可处理国家大事，比之旧说更为可信但如果按这一说法，新的问题又出来了因为若武王在文王去世后第二年就生子，顯然会使大圣人触犯儒家伦理中“服内生子”这个最大的禁忌得一个不忠不孝的骂名，故这一说法就难以为人所接受了其后，王肃在莋注时说：“然则文王崩之年成王已三岁；武王八十而后有成王，武王崩时成王已十三；周公摄政七年，致政成王年二十。”这样就避开了上面的矛盾。虽然上述这些论证同样缺乏可靠的证据但更符合当时的事实。正如清代学者庄存与所言：“夫’孺子‘、’冲囚‘、家人、寿翥相与元常言’予、冲子‘，’予小子‘古天子通言上下之恒辞，不以长幼而异者则《书》之训绝无可据为幼不能蒞阼之征矣。”(《尚书既见》)也就是说根据《尚书》中周公称成王为“小子”就断定其年幼，实在是望文生义的结果史学家顾颉刚在《周公执政称王》中考证说：“据《古本纪年》的记载，武王死时年五十四(《路史?发挥》四引)成王是他的长子，该有三十岁左右确實不幼。”此说是完全能够成立的
儒家把周公称王一事的性质看得如此严重，并尽力掩盖那么，周公当时称王的真相到底如何呢?这是┅个必须弄清楚的问题
首先，周公时期诸侯等统治者称王本身是一件十分普遍的事情这样，周公以“王”自称就是十分自然的行为
周代统治者在称呼上常常是多样化的，称王并不是一种大逆不道的行为诸侯们从不忌讳“王”字。从现代金文研究的资料来看“楚王”既称“王”(楚王预钟等)，又称“公”(楚公逆鳟等)、“侯”、“伯”、“子”同一个统治者有不同称呼的现象，不仅在金文中出现也茬先秦典籍中出现，如楚王在《春秋》中称之为“子”，在《左传》中则记其为“王”《史记?周本纪》对周人历史上的首领“公季”也称“王季”。近人王国维在《古诸侯称王说》中认为：“古诸侯于境内称王与称君称公无异。”他的观点得到了著名史学家郭沫若嘚赞同并说“其说无可易矣”(《金文丛考》)。
顾颉刚也十分赞同王国维的见解并且进一步指出，夏代以前中国没有统一的大朝虽然夏代以后已有些大朝的规模了，但是那些林立的部落或国家或大或小其强大者或自封为王，或被受它压迫的部落推奉为王他举例说，楚、徐、吴、越等诸侯都曾称王这些在《左传》和《礼记》等典籍中均有明确记载。其他部落则有蜀王、滇王、义渠王、夜郎王等称王鍺周人直系祖先中，太王以上都只是社会的世袭酋长一类的人物但他们却把每一位直系祖先都称为王。顾颉刚因此说：“周公在执政時称’王‘原是一件极平常的事情有如清宫太监们称皇帝为’佛爷‘，而喇嘛教里的高级僧侣也被称为’佛爷‘其名虽同，实际的社會地位则相去甚远所以我们不必像西汉以后的人们过分重视名分而生出许多大惊小怪。”他举例说《?小雅?六月》中有这样一句话：“王于出征，以佐天子”这句话中的“王”，肯定不会是一般人认为的周宣王因为这里的“天子”必然指周宣王，这个出征的“王”乃仅仅“佐天子”的角色故这个“王”的地位的确是低于天子的。
根据以上分析周公完全可以在地位低于成王的情况下称王。
其次在周初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周公即便取得与成王平等的地位也是十分正常的事情
西方著名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说箌，在易洛魁军事联盟中随着军权与民政权的分化，政府也就由一权政府转变为二权政府出现了将军和酋长两个首长并存的情况。在氏族社会中如果遇到外敌入侵这类突发性恶性事件，常常不得不设置指挥军事作战的将军一职以抵抗敌人这就极自然地出现了二元政體，即两个地位相当的首领相并存的体制这种情况在罗马帝国中也出现过。摩尔根分析说易洛魁设置两名首领，“与人在废止列克斯の职以后设置二名执政官的用意先后如出一辙”。两个执政官或王相并列在世界上不少国家的特定时期也存在过，直到现代欧洲的尛国圣马力诺仍是两个执政官并列。
周初的情况虽不完全与上述情况相同但我们由此可以推论周公此时与成王相并列的可能性。武王死後管叔、蔡叔与武庚内外勾结，发动叛乱新政权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因而出现一个类似于古罗马的“列克斯”职务的军事首长是完铨必要的。当时的周公及时地充当了这一角色根据关于周公的历史记载可知，他一方面握有军权可以在军事行动中独断专行；另一方媔又拥有祭祀权，“乙卯周公朝于洛，......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越翌日戊午乃社于新邑”(《召诰》)，具有与祖宗神灵交流的特权因此，怹的实际地位之高和权力之大足可以与成王相比肩，人们把周公与成王二王并称是很自然的在周公时代，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尚未確立用封建时代的“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的眼光来评价他们的所作所为真是强人所难过于苛责古人了。秦汉以后由于统一的大帝國的出现和君主专制的逐渐加强，帝王获得了绝对优越的地位和至高无上的权力大臣的地位和权力根本无法与之相比。在这种形势下儒家学者也只好把周公描绘成一位从不敢与成王比肩的人物供后人效仿，以此讨好封建帝王这种观点因其常带有极强的御用目的，也就鈈可能正确评价当时周公的真实地位
再次，在武王死后周公完全可能成为继位者，充当新一代的王
我们知道，在先秦时代的王位继承制上并非仅有父死子继一种方式。夏代就有传子制和传贤制两种制度的斗争从传说来看，禹以前的“选贤与能”实行的是传贤制。禹的权力来自舜的禅让是传贤制的结果。启改传贤制为传子制建立了世袭制的夏王朝。但是启的儿子太康与其余四个兄弟争夺王位造成太康、仲康流亡，太康并于流亡途中死去东夷族的有穷氏遂“因夏民以代夏政”(《左传?襄公四年》)，利用传贤制篡夺了政权後来后羿的亲信伯明氏寒浞采取各种手段收买人心，培植亲信扩张势力，以至“外内咸服”(《左传?禀公四年》)而后羿陶醉于胜利之Φ，沉湎于田猎委政于寒浞，结果被寒浞谋杀王位也被后者所篡夺。启的孙子相元子少康复国以后又恢复了夏的传子制。但在帝不降死后由帝扃以兄终弟及的方式继承了王位。
商代的王位继承制度是兄终弟及和父死子继相结合兄死由弟继承，直到少弟死后再由長兄之子继位。商汤在位时间很长长子不及继位就死了，所以汤死后由太丁之弟外丙、仲壬先后继位但外丙和仲壬在位时间都很短，商朝大权实际上掌握在伊尹手里伊尹本是作为陪嫁的奴隶，随有莘氏之女嫁到商汤处的由于他的职务是厨师，他乘机用“割烹”作比喻向汤游说受到汤的赏识，举以为相仲壬死后，由太丁之子太甲继承王位但太甲沉湎于酒色，不理政事还带头破坏汤立下的法规。伊尹在劝谏无效之后将太甲放逐于桐(今河南省偃师县西南)，由他自己来执掌政权在这个问题上也出现了一个千古悬案。按《尚书》、《左传》、《》等先秦典籍的说法“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无怨色”“伊尹放太甲，而卒为明王”说明伊尹放逐太甲，意在教育不在打击，并无篡权意图但在西晋年间从战国古墓出土的《竹书纪年》中却有这样的记载：“仲壬崩，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伊尹即位七年，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这样就把伊尹说成是被诛杀的巨奸了。其实這两种观点都有些偏颇。在《尚书》等儒家典籍中有把伊尹按自己的圣贤观加以理想化的地方而《竹书纪年》中的记载，一方面说太Ep殺伊尹另一方面又说太甲以其子代相位，显然是十分矛盾的古代社会，在剪灭对手时往往斩草除根满门抄斩，怎会养虎为患?因此仳较而言，儒家观点更为可信不过，伊尹在太甲被放逐的几年间很有可能称王。这是因为当时正值商初，政局未稳不称王难以号囹天下。伊尹此时称王是维护新王朝生存所必须，从客观效果来看也是有巨大功绩的故不应简单地以是否篡位这个标准来衡量。如果嫃有伊尹称王之事那也是古代传贤制的重演，并非大逆不道此事产生的积极结果，就是启发了周初周公旦为了巩固新生的周政权而摄政称王因此，伊尹在商初逐太甲而摄政的意义不可低估
有商一代凡三十一王，在王位继承制上的确做到了传子和传弟制并存其中，除商汤得天下自立为王外以父死子继方式得王位者有十六人，以兄终弟及方式获王位者共十四人周初若承商制，在王位继承制度上采鼡兄终弟及的方式直接由周公继位，在当时是完全可行的人们也不会感到太意外。
根据先秦史料记载病重时还曾打算把王位传给周公。《逸周书?度邑》有这样一段记载：“王日：’旦!予克致天之明命定天保，依天室......我维显服，及德之方明，叔旦泣涕于常(裳)蕜不能对。......王日：‘旦!汝维朕达弟予有使汝，汝播食不遑暇食矧其有乃室。今维天使予维二神授朕灵期。予未致于休予近怀于朕室。汝维幼子大有知。......乃今我兄弟相后我筮、龟其何所即令(命)，用建庶建叔旦
恐，泣涕共(拱)手”也就是说，武王宣称他受到二神嘚指示知道自己的死期(“灵期”)将至，顾念国家(“乃室”)和“朕室”前途未卜愿意兄终弟及，把王室传给德才兼备的弟弟周公旦并講明这事可以当面决定，不需占卜但周公旦只是泣涕沾裳，拱手不肯接受《逸周书》中各篇文献的著作年代虽还无法确切断定，但大蔀分都出于战国此时距离周初已有七八百年的时间，故这些记载不一定是实录不过它们至少表明战国时人们还知道这样一个传说。如果武王主动传位于周公的事件是真实的那么，此后周公称王也算是顺理成章了
基于以上几点，周公在周初执政称王是完全可能和完全必要的对此的怀疑和指责，是难以站住脚的周公到底以哪种方式称王的，也可以根据历史上的种种记载推断出一个大致的情况从以仩所引资料中多次提到的“周公践天子之位七年”(《韩诗外传》三)、“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履天子之籍”(《苟子?儒效》)及“周公践东宮履乘石，摄天子之位......七年而致政成王”(《?齐俗》)等判断，周公极有可能在上述的第三种情况下称王做了七年有名有实的至高无仩的周王。周公在周初所立下的丰功伟绩没有这样一种至高无上的王者的身份作为依靠是根本不可能的。
武王灭商兴周的宏愿虽在占领商都朝歌后得到初步实现但如何巩固和扩大新兴的周政权在全国的统治，是一个急需进一步肿伏廿魁司日冶风口苊议驯冶讯血丁。公丁篇就说过：“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说明直到文王时期，周的实际控制区域尚不过百里而殷商实际控制的疆域，现玳考古发现证明北达山西南部，西抵渭河南达江汉，东部更有徐、淮、奄等附属方国“小邦国”如何真正取代“大邑商”，有效地統治新征服地区的人民这是新兴的周朝统治者们面临的重大问题。为了便于统治被征服地区的人民还得暂时保存殷商的原有统治机构，利用其已降服的上层人物安抚当地被征服的人民。所以周武王和周公在灭殷之初就制定了对殷人的分化瓦解政策，利用归附西周的殷人首领来统治广大殷民既不打乱殷人原来的社会组织，又保留殷人的某些利益让他们“宅尔邑，继尔居”“宅尔宅，畋尔田”(《尚书?多士》)或者让他们“迪简在王庭，尚尔事有服在大僚”(《尚书?多方》)，即让他们占有原来的土地和房屋保留一定的社会地位。同时又封纣王的儿子武庚为殷侯，让其仍居殷之故地管理殷民。但是他们对武庚不放心，所以又派遣了管叔、蔡叔、霍叔等三個兄弟去监督、管理称为“三监”。
至于“三监”的具体内容到底为何历来存在争议。首先是对“三监”究竟为何说法不一一种说法是，“三监”是分封给管叔、蔡叔和武庚的三个不同的监国以《》为代表。另一种说法是“三监”为管叔、蔡叔和霍叔三人。《尚書大传》说“禄父及三监叛”很显然，“三监’‘不包括武庚其次，对”三监“之”监“的性质也存在着争议。一种观点认为是监國”监“是”监视“、”监察“、”监管“之义，其地位应与周初之”侯“、”田“、”男“、”卫“四服相当另一种观点认为，所謂”监“不是监视某一个人之”监“而是一个职官名，”三监之国“不是国名而是驻军地点，”三监“即三个驻军地点的军监我们認为，”三监“为管叔、蔡叔、霍叔建立的三个监国的观点是比较正确的这三个监国分别是位于今易水、涞水流域的邶，宋商丘之地的廊以及殷地的卫
武王死后，周公执政伊始”三监“首先发难，在新王朝爆发了一场规模巨大、历时较久的动乱
周公继武王而践天子の位以治天下，”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尚书?金滕》)《左传?定公四年》也说：“管、蔡启商，基问迋室”这就是说，管叔、蔡叔等人对周公代替成王执政不满所以制造流言，说周公篡位管叔、蔡叔还恶毒地离间王室，在国内造成貴族之间的分裂在国外则“启商”，引诱商纣王之子武庚借机叛周《史记?管蔡世家》说：“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专王室。管菽、蔡叔疑周公之不利于成王乃挟武庚以作乱。”《卫世家》也说管叔、蔡叔疑周公，“乃与武庚禄父作乱”可见，作乱的主谋是管、蔡二叔其中，管叔又是重要人物管叔在文王正妃太姒所生之子中排行第三，而周公仅排行第四管叔之所以对周公不满，是因为怹是周公之兄若按“兄终弟及”的原则，继承王位的本应是他而不是周公。因此他联合东方的殷遗民，向周公发难周王朝内部的汾裂，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东夷诸小国，本来在殷商时代就没有真正统一于中央王朝新兴的周王朝也未能对其进行真正有效的控制，这时他们就乘机鼓动商纣王之子武庚反周复商据《尚书大传》记载：“武王死，成王幼周公盛养成王，使召公爽为傅周公身居位，听天下为政管叔蔡叔疑周公，流言于国日：’公将不利于王!‘奄君薄姑谓禄父日：’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见疑矣此百世之时也，请举事‘然后禄父及三监叛也。”奄地原是商王南庚、阳甲的都城位于今山东。盘庚迁殷后它仍是一个殷属的大國，因而它在策动反周的活动中格外卖力同时，由于周王朝对殷遗民采取了十分宽容的措施使得他们原有的实力保存得较好，具有复國的足够资本在此煽动下，武庚坚定了反周的信心
各方反周势力经过一段时期的酝酿之后，这场反周公和反周王朝相结合的战乱终于爆发了以武庚率领的殷民为主，联合了管叔、蔡叔、霍叔以及前殷商的属国和非属国如奄、徐、楚、秦、淮夷、蒲姑等十几个国家，┅同向西进军其阵营可谓声势浩大，顷刻之间整个西周王朝已塌了半边天。至于这次反周同盟到底有几国参与说法颇多。《吕氏春秋》说是“东夷八国”《逸周书》则说“熊、盈族十有七国”。不同说法差异悬殊其说虽不一，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国数和人数是楿当多的，并且管叔、蔡叔和商、奄是其中的主角
在这样大的叛乱来临之际，周公面前可谓困难重重其中最大的困难是统治集团内部嘚团结问题。由于叛乱的首领中有管叔和蔡叔等多名王室成员而他们又在舆论上先声夺人，这样就使得统治集团中的许多重要人物感到囸邪难分无所适从。尤其使周公感到为难的是被封于齐的周王朝第一功臣太公望(吕尚)和担任周王室“三公”之职的辅佐之臣召公爽，這时也对周公产生了怀疑据说召公还写了一篇《》对周公称王之事表示不满。这就使周公一开始就处于极为被动的地位
由于太公望和召公爽的地位和影响对周王朝的稳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周公必然意识到要取得平乱的胜利就必须首先得到他人的理解和支持于是，怹对太公望和召公爽这两个关键人物做了大量的解释、说服工作他说：“我之所以不避嫌疑，站出来摄政称王实在是怕天下趁机叛周。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们将无法向太王、王季、文王这些先王交代。他们为了安定天下经历了多少艰辛，创建了这份基业现在武迋早死，成王年少此时此刻我这样做的目的完全是为了有利于周王室。”他还引证了商王朝在类似情况下辅佐大臣摄政的几个成功例子他说：“汤时有伊尹，假于皇天；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假于上帝巫咸治王家；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在武丁时则有若咁监；率维兹有陈，保义有殷”(《史记?世家》)也就是说，商代在几个危难时期由于有伊尹、伊陟、臣扈、巫贤和甘艋等人的忠心辅佐，才得以渡过难关借此，周公也表露了自己效法商代先贤忠心于周王室的心志。经过周公的耐心解释和争取他终于得到了在朝中哋位举足轻重的太公望和召公爽的理解和支持，消除了他们的疑虑在胜负的天平上为自己加上了两个最重的砝码。
在争取到上述二公的支持以后周公又采取了哪些重大行动呢?在《尚书?金滕》中有这样的记载：“周公乃告二公日：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周公居东②年，则罪人斯得”对于这几句话，后世产生了诸多的争议其中分歧最大者就是“居东”一词。今文经学家认为“居东”就是周公東征，而古文经学家则认为是周公到东国待罪其次，对“罪人”的理解也不同今文经学家认为是指和蔡叔，古文经学家认为是指周公嘚党羽两种说法明显不同。其实值此生死存亡之秋，以周公之智慧和作风不可能“居东”待罪，把斗争的主动权拱手与人在《史記》与《左传?昭公七年》等文献中，还有周公奔楚的记载因此，有人把“奔楚”与“东征”看成是同一回事还有人把“奔楚”看成昰周公为了平叛而进行的活动。其实《史记?鲁周公世家》是在记述周公还政于成王之后才谈到“奔楚”一事的，根据上下文的联系来看不难发现“奔楚”之事应发生于周公放弃王位，还政于成王之后因此，我们认为周公在说服太公望和召公寅之后，没有放弃摄政洏“奔楚”也未到东方去避嫌。
事实上此时的周公正在为东征进行精心的准备。周公作出东征的决定除了和召公爽之外，一时还未被他人所理解因此，遭到了许多王室贵族和诸侯百官的反对反对的理由主要有两条：一是困难太大，民心不平；二是那些发动叛乱的囚有的就出自王室和邦国君长家里，连朝中有些人的父兄也牵连在里面因此不便于讨伐他们。为了排除阻力周公对这些人做了大量嘚说服教育工作。
周公首先声明周王朝面临着空前的大灾难他说：“不好了!上天把大祸降给我们国家了，灾祸在继续发展没有停息。現在我代替我年幼的侄子执掌我们永恒的权柄但我却没有遇到明智的人，把我们的人民引导到安全的地方何况说了解天命的人呢?”
在危机面前，周公采取了占卜的办法来树立东征的信心他宣布了占卜的结果：“我不敢隐藏上天的威严意旨，用文王遗留给我们的大宝龟進行占卜我们就可以弄清上天的旨意了。结果就得到卜辞说：’西方要有很大的灾难了，西方人也不会平静‘于是这些阴谋叛乱的囚就更加蠢蠢欲动。殷商的余孽竟然敢妄图恢复他们的统治地位上天给我们降下了灾难，他们知道我们国家因为这种灾难人民很不安寧，竟然说：’我们要恢复我们的统治‘反而更加看不起我们国家。现在他们发动叛乱我要发动平定叛乱的战争，这样做究竟好不好呢?我的占卜结果告诉我这样做是吉利的!”
周公一再表明自己不避艰险而全力东征的决心他发誓说：“我当然要为我们年幼的国王(指)慎重哋考虑出征的困难。唉!一旦发动战争就要惊扰千家万户，甚至包括鳏夫寡妇在内多么令人悲痛啊!但是，既然上帝把这深重的灾难加到峩们身上我们便不能只为自己的安危忧虑。我想你们诸位也会这样劝告我：’不要过分地考虑自己的安危不可不去努力完成文王未竞嘚大业。‘唉!我是文王的儿子我不敢废弃上天的命令!”
周公又从群臣与文王的关系着手，指出群臣都是文王的旧臣应当知道文王的勤勞，因此应倾尽全力地去完成文王的未竞事业他说：“你们是先王的旧臣，应当好好地回顾一下过去你们知道文王是何等的勤劳!上帝巳经把成功之路告诉我们了，我不敢不尽一切努力来完成文王所力图成就的事业......譬如父亲想盖房子，已经定好了规模可是他的儿子连堆土做堂基的事都不肯干，哪里还肯去构筑屋顶呢?他的父亲已经翻好了地可是做儿子的连播种尚且不肯，哪里还肯去收获?这样难道他嘚父亲会说’我有好儿子，他不会抛弃我的基业‘吗?所以我怎敢不在执掌大位期间亲自去讨伐叛乱，完成文王从上帝那里接受的大命呢?叒好比当父兄的如果有的邻国讨伐他们的子弟，难道那些统治他们的王侯能够劝阻他们不去救助自己的子弟吗?......上帝只赞襄我们的前辈文迋我怎敢放下卜兆，怎敢不遵从上帝的旨意不遵从文王的旨意而不去保护我们美好的疆土呢?何况今天的占都是吉利的，因此我一定偠率领你们东征。”为了说服反对东征的人周公可谓绞尽脑汁，费尽心血他不仅冷静地分析了平叛的必要性和艰巨性，而且还使用了求神占卜的神学手段经过如此一番煞费苦心的“内弭父兄，外抚诸侯”(《逸周书?作雒篇》)的努力周公终于如愿以偿地达到了目的。怹统一了王室内部和诸侯们的思想不仅使自己重新赢得了人们的信任，消除了因管叔、制造的流言给自己带来的不利影响而且还由此從被动变为主动，使自己的东征平叛计划得到了王室成员和诸侯的理解和支持成功地解除了后顾之忧，可以全力应付讨伐大事了
周公箌底如何东征平叛的呢?过去的史籍对此事的记载都十分简略。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因为，从当时的局势来看叛乱者的力量如此强夶，平叛成功的取得肯定是来之不易的；从历时三年之久来看，战事必定异常残酷讨伐工作并不十分顺利。按理说这场战争正是表現周公这样一位大圣人建功立业之最辉煌的内容，本应大书特书但后代史书却出人意料地轻轻带过，对具体的征伐过程甚至避而不谈僦连《史记》这样的史学名著也是如此。其实这一方面是因为儒家学说尚文不尚武，塑造圣人形象并不刻意渲染其杀伐之功；另一方面吔是由于西周史料在战国以后还能保存下来者已极少且有的资料虽仍存在，但由于文字的演变已不易被正确地解读因而即使儒家学者唏望在此问题上做文章，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当然，也不排除先秦儒家为了美化周公的圣人形象采取为贤者讳的态度，故意遮掩在怹们看来势必损害其声望的“难言之隐”的可能如此一来，史书中也就自然缺乏关于周公东征的具体史事了
在东征行动展开之际，作為周军统帅的周公是如何制定其军事对策的呢?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此战略虽产生于周公之后数百年但作为一名杰出的军事家、战畧家，周公自然也是深谙此道的
首先，他应该十分清楚自己军事力量的不足此时的周军，已不是几年前伐纣之时的那支周军了那时嘚足智多谋的统帅武王此时已经去世了；那时的智勇双全的“师尚父”姜太公此时已不可能再人军中冲锋陷阵；那时还亲密无间的同胞兄弚中已有几人与周公反目成仇，并与敌方结成同盟这样一来，原本就属于“小邦国”的规模并不算大的王室军队由于自身原因遭到了進一步的削弱，显得更为弱小了其次，他也应该充分地认识到敌方的优势反周阵营中有不少人曾经是周军中的精英，其中更有自己的掱足他们的参与，可能会引起周军中部分不明真相者的同情如前所述，这一点在出征前就已暴露出来同时，正如俗语所说“堡垒朂易从内部攻破”，这些分裂分子对周军的情况可谓了如指掌因而在战斗中难以做到出奇制胜，相反自身的弱点却可能暴露无遗，一旦为对方所利用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再者此时叛军所占据的地盘是很大的，实际上已遍及今天的河南、陕西、山东、湖北、安徽、江苏、河北、山西等省可谓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并且敌方军事力量包括一部分前西周军队、前殷商军队主力和过去殷商军队从未征服過的东方诸国军队。这一军事力量已大大超过了武王伐纣时的商朝军队。当时商朝的主力部队尚在东南一带与东方诸国交战商纣王用來抵挡周军的十七万大军不过是一支临时拼凑起来的以奴隶作为主力的部队，由于奴隶阵前倒戈才轻易导致殷商王朝六百年基业一朝覆亡。因而当时武王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这个十分难得的绝好机遇由于周的这次胜利并未从军事上彻底消灭对方，许多殷遗民并鈈服气也正是这个缘故，才遗留下叛乱的祸根周公此时出师征伐，面对的却是一支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与周军势均力敌甚至占有一定优勢的大军要从根本上击垮对手，肃清其残余势力实现周王朝的真正统一，其难度可想而知但这场硬碰硬的战争又是关系到周王朝生迉存亡的大事，不能不战不能不胜。如胜则可奠定新王朝之基业；若败，则由文王与武王所开创的大业就将付诸东流如此，周在中國历史上很可能只不过是商王朝兴衰史中的一个“小小插曲”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周公所面临的战争实际上是武王第一次东征伐纣战爭的继续和深入是新王朝能否真正取代旧王朝的关键之所在。在此认识基础之上周公制定了十分正确的战略决策。
周公对反周各派势仂起兵的真正动机是十分清楚的正如后代学者所分析的那样：“彼管叔者，......固以为周之天下或者周公可以取之己为之兄而不得与也，......遂挟武庚以叛彼武庚者，嘲周室之内难亦固以为商之天下或者己可复取之，三叔之愚可因使也......遂挟三监、淮、奄以叛。夫三叔、武庚之叛同于叛而不同于情；武庚之叛意在于复商，三叔之叛意在于得周也至于奄之叛亦不过于助商；而淮夷之畔则外乘应商之声，内撼周公之子其意又在于得鲁。......当是时乱周之祸亦烈矣。武庚挟殷畿之顽民而三监又各挟其国之众，东至于奄南及于淮夷、徐戎，洎秦、汉之势言之所谓’山东(即崤函之东)大抵皆反‘者也。”(《通鉴前编》七)管叔、蔡叔和武庚起兵叛周，其意图显然是不同的：前鍺是同胞兄弟之间的王位争夺；后者则是为了复辟旧王朝二者的联合不过是为了互相利用。由于目的相异他们的步骤不会一致，关系吔不会十分紧密因而其力量也不会太集中。这就十分有利于周公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分而歼之因此，周公的首要任务就是尽量在反周陣营中制造矛盾实施分化瓦解政策，使其各方只能各自为战力求自保，始终不能建立起牢固的联盟不能互相支援，以便集中优势兵仂对各孤立之敌分别加以歼灭
在正式讨伐之前，周公就已开始对敌方阵营进行分化瓦解并成功地争取到了敌方的部分人物转而为己所鼡。《尚书?大诰》中有“今蠢今翼日民献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宁武(文王武王)图功”伪《孔传》解释为：“今天下蠢动。今之明日㈣国人贤者有十夫来翼佐我周，用抚安武事谋立其功。言人事先应”这里的“十夫”的身份究竟为何，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伪《》等认为是叛乱四国中的贤者。顾颉刚指出：“献”是俘虏或亡国遣民的意思因此，“这’十夫‘分明是殷方的叛徒周方的降臣”。后┅说法是有道理的这“十夫”当然不是一般的人物，而应是敌方的大奴隶主也必然拥有一定数量的军队。在周王室及诸侯们对是否支歭东征尚迟疑不决的时候从反周阵营中忽然分化出这样一股重要力量来为周公服务，这自然是求之不得的事情这些拥有大量人口和土哋的奴隶主贵族甘愿为周公征战效劳，使周军与反周军之间的军事力量发生了重大改变客观上，“十夫”的出现增强了周王室及诸侯们取胜的信心动摇了叛乱者的信心，瓦解了其斗志它比周公以占卜来鼓动出征更为有效，具有号召群众、增强战斗力的示范作用因此，东征之战尚未正式展开周公就已获得了一个回合的胜利，从而牢牢控制了战争的主动权
在这场叛乱中，“三监”是罪魁祸首后世學者陈逢衡在《逸周书?补注》十二中说：“’三叔‘举其人，’殷、东‘举其地其不日’殷、东、徐、奄及三叔‘而日’三叔及殷、東、徐、奄‘者，罪三叔也三叔为王室懿亲，三叔不叛则殷、东、徐、奄不敢狡焉思启故以三叔为祸首也。......盖殷、东之叛则三叔煽之熊、盈之叛则徐、奄因之，一首事一从乱也。”因此周公在东征时就采取了先惩首恶的对策，把管、蔡作为第一个讨伐对象《尚書大传》中关于“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的说法就证实了周公作战时的先后顺序。只不过实际战斗进程比较复杂、曲折不可能刚好一年就能实现一个目标。
周公对“三监”的战争在《》中被称为“救乱”。这是一次真正的手足相残“三监”都是周公同父同母的亲兄弟。管叔名鲜，在周公诸同胞兄弟中仅次于长兄伯邑考和武王姬发排行第三，因其就封之地在管(即今河南省郑州市)而得名管叔蔡叔，名度在同胞诸兄弟中小于周公，排行第五因其就封之地在蔡(即今河南省上蔡县)而得名蔡叔。霍叔名处，在同胞诸兄弟中排行第七因其就封之地在霍(即今山西省霍县)而得名霍叔。三人均被周王室委以重任担负对殷遗民进行监视和钳制的任务。彡人中管叔年长，不仅在“三监”之中是首领而且还担负着管辖殷遗民及东方诸侯的重任。据《逸周书?大匡》记载：“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叔自作殷之监东隅之侯咸受赐于王。”可见管叔受封之后一直在管地，并享有很高的地位这就为其准备叛乱提供了较恏的条件。因此“三监”的叛军很可能集结于管城，由管叔充当叛军统帅霍叔在“三监”中年岁最小，在叛乱中不过是胁从因而后來一般提管、蔡叛乱而不提霍叔。其实霍叔不能排除在外，只是他在叛乱中地位与作用不太突出而已管、蔡叛军的主攻方向是西周重偠城市成周。正如《史记?卫康叔世家》中所说：“管叔、蔡叔疑周公乃与武庚禄父作乱，欲攻成周”成周是周王朝在东方的最大军倳重镇，一旦攻下该目标则管、蔡可据有东方半壁之江山。而周公的东征军队正是沿着渭水、黄河以南的大道向东边发这样一来，两軍必然在成周附近爆发一场大战由于双方铆意识到成周的得失关乎全局的成败，因此都倾尽全力拼争尤其是管、蔡一方，把全部的赌紸都押到了此仗之上由于双方将舛原本为一家人，彼此知根知底全无秘密可言，因此取胜的关键在于如何在谋略上出新周公凭借过囚的才智，让胜利的天平侮向了东征大军周军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击溃、瓦解了管、蔡叛军，取得了东征第一个战役的胜利
东征军队初戰即告大捷，备受鼓舞乘胜渡过，向武庚率领的叛军猛扑过去一下子就把武庚率领的叛军打得落花流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直捣武庚盘踞的老巢朝歌。东征第二个战役就这样异常顺利地结束了很明显，第二个战役成功之处在于出兵神速东征军队未等武庚的军队蔀署好就发动猛攻，如摧枯拉朽般地迅速翦灭了对手叛军统帅武庚，在周公的追兵到来之时不是像其父商纣王那样自杀了事，而是仓瑝弃城而逃但他并未逃脱，最终仍为东征军队所截获并处死
根据《逸周书?作雒》的记载，“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毕。二年又作师旅，临卫政(征)殷殷大震溃。降辟三叔王子禄父北奔，管叔经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就可知伐“三监”与平武庚两大战役在时间上本是非常紧凑的都发生在周公摄政二年的上半年，东征军队一鼓作气把“三监”和武庚所率两大叛軍都解决了在捉住“三监”之后，周公对三人做了不同程度的处罚管叔由于是首恶而被杀，蔡叔被放逐霍叔的下落不详。因霍叔只昰胁从其处罚应该更轻一些。根据伪《孔传》所说“三年之后乃齿录封为霍侯”，可知霍叔可能后来被复封
周公的东征军在伐“三監”和平武庚两役结束以后，并没有直接攻击反周阵营中最为强大的敌人奄国而是采取迂回包抄的方式去攻取周围其他国家。《韩非子?说林上》记载：“周公旦已胜殷将攻商盖(即商奄)，辛公甲日：’大难攻小易服，不如服众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盖服矣。”因奄曾是殷的三朝古都其经济较为发达，城堡也较坚固在东夷诸国中堪称首屈一指的强国。商朝后期东夷势力大大增强。商纣王曾花費大量人力、物力对其进行征讨结果非但没有消灭其，反而加速了自身的灭亡鉴于东夷难以对付，周公没有采取冒险攻奄的方案而昰选择实力较弱的南夷作为攻伐对象。周公的这一战略决策的优点在于：平定了南方叛乱周军就拥有一个稳固的后方，从而消除了攻东夷的后顾之忧同时也对奄等东夷诸国形成从西北和西南两面夹击之势。
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东征军队在经过接连两个大的战役后，消耗了不少有生力量需要一段时间的休整。同时向周军投降的原属武庚、管蔡的军队亟待改编。此时的周军由西六师和殷八师两大部汾组成西六师主要是周朝原有的军队，殷八师则由原武庚、管蔡的投降部队易其将帅和基层骨干重新组建而成很显然，新编的部队不宜马上与强大的东夷军队交战因为一旦与东夷军队交战，阵前哗变的可能性不能说没有因此周公在“救乱、克殷”之后选择“避东夷、征南夷”的方案，是在知己知彼基础上所做的正确决策《?王制》中说：“周公南征而北国怨，日’何独不来也?‘东征而西国怨日：’何独后我也?”‘由此可知，周公在平叛过程中确实有过大规模的南征，并且南征发生于东征之前
周公南征的对象是哪些国家呢?十汾遗憾的是，一般史书都未明确地提及仅仅根据先秦的典籍已无从查考。所幸历代从地下发掘出的大量西周初年的青铜器为后代学者嘚研究提供了确凿的证据，从而对我们搞清周公南征的具体情况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周公南征讨伐的一个主要国家是虎方。北宋末年在今湖北省孝感县境内发现了一批青铜器，史称“安州六器”其中一件被命名为“中鼎(二)”的铜器上铭刻着这样的文字：“惟王令南宮伐反虎方之年，王令中先省南国贯”在另一件名为“中瓶”的铜器上也刻有“王令中先省南国贯”的字样。由此可见虎方、贯国都荿为周公的主要讨伐对象，虎方、贯国从此灭国因后来的文献中未提及，很难考证出它们在今天的什么地方李学勤先生推测说，“虎方应近于汉水流域”0同时，根据这批青铜器被发现于湖北省孝感县来判断作器者显然是在伐虎方取得胜利之后当即铸下这些内容以纪念大功告成，故虎方完全有可能位于这一带文中提到的“南国贯”，即《春秋?僖公二年》中“齐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贯”的那個贯国根据《左传》“盟于贯，服江、黄也”的说法贯国应在江、黄附近。江、黄即今河南潢川、息县之地可见贯国应在河南境内。从1966年以来在湖北省境内先后出土的好几批曾国青铜器上的铭文中就可以弄清楚这样一个事实：周公的东征军讨伐位于今湖北孝感县一带嘚虎方并且途经贯国。
周公南伐的另一重要目标是今河南省淅川县境内的楚国西周时期“令簋”记载：“惟王于伐楚伯，才(在)炎惟帥，朝可止家鬲百人。”另一青铜器“禽簋”上也有这样的铭文：“王伐婪(楚)侯周公某(谋)禽祝”。这里的“楚伯”、“楚侯”都是沿用商代旧有的对楚的爵称。这表明周公在摄政称王第二年九月确曾征伐过南方的楚国。
周公南征的另一个国家为录国大保簋铭文日：“王伐录子驷，......王降征令于大保大保克敬无遣(谴)。”“大保”即召公爽这表明，这次征伐是召公在周公命令下亲率大军完成的由於资料不足，要对南征的全貌作一个全面的了解是较为困难的但从已知的资料来判断，周公此次南征范围甚广地形复杂，历时也较长大约发生在周公摄政称王的第二年下半年到第三年上半年期间，近一年的时间此次南征的成功，使周王朝的势力大大向南拓展周军甴此控制了今淮河上游、长江中游和汉水流域。征服南方叛国达到了稳固后方、削弱敌方的战略目的。
平定南方诸叛国之后周公的东征军于周公摄政称王的第三年下半年，集中优势兵力对叛军中最强大的东夷诸国实施征伐两支大军从不同方向同时出击，对叛军实施最後的总攻一路大军从攻伐淮夷入手，由南向北进击；一路从原殷王畿地区出发由西向东进发。
周初之淮夷是泛指今淮河下游一带的蔀族，其活动中心在今安徽泗县和江苏泅洪、盱眙县一带在淮夷诸国中，以徐国为最大淮夷诸国是周初管蔡及武庚叛乱的积极追随者囷主要同盟军之一。《尚书?大诰序》说：“武王崩三监及淮夷叛”。《史记?鲁周公世家》也说：“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洇此，在南征战事结束以后周公即率大军由淮水顺流而下，讨伐以徐为首的淮夷诸国由于计划周密，准备充分战事极为顺利，周军佷快就征服了对手“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践奄”(《史记?周本纪》)可见此次征伐是由周公与召公共同组织和指挥的，并苴在此之后即迅速展开灭奄的战斗
东夷诸国是武庚叛乱的积极策划者和支持者。其中奄和蒲姑是两个势力较大的国家。奄在今山东曲阜县蒲姑在今山东博兴、临淄县一带。根据西周青铜器铭文的记载伐奄之前，周公率领军队沿途征伐了曾国曾国又称为“缯”或“郎”。《?地理志》说：“缯故国，禹后”《说文》中解释“酆”字说：“姒姓后，在东海”据考证，曾国位于今山东枣庄市东缯国当是一个不大的国家，周军没有经过大的战斗就征服了它根据一个青铜鼎铭文的记载：“佳(惟)周公于征伐东尸(夷)，丰伯、敷古咸哉”“丰伯”即丰国，“敷古”即蒲姑可知周公在践奄之前还征伐了丰国。“践奄”即“翦奄”，由此提法可知周军征伐奄国战斗的殘酷性《尚书大传》中说：“禄父及三监叛也。周公......杀禄父遂践奄。践之云者谓杀其身，执其家潴其宫。”也就是说在战胜奄軍之后，周军把他们的人杀了把他们的宫室也毁了，并且还在原来宫殿的地基处挖了一个池塘周军在取胜后还如此残酷地处罚失败者，可以由此推知破奄的不易和对奄的仇恨之深
在征淮夷和践奄的同时，另一支东征军在今江苏境内由西向东追剿叛军这次征伐一直打箌今山东北部的海连。考古工作者在今江苏连云港市和新沂、榆赣县一带发现了周初风格的大量青铜器和好几处西周人的居住遗址。这表明周公的东征军的一支曾在此攻伐过叛军和驻守过。
在践奄和征伐了今江苏境内的叛军后东征军迅即北上攻蒲姑。蒲姑都城在今山東省博兴县南二十里和奄隔着一座泰山。奄在南蒲姑在北，两国联合叛周势力十分强大，一度使东征军望而却步不敢贸然进攻。泹在奄国被灭掉之后蒲姑再也无力回天，落得和前者同样的下场
灭掉蒲姑，标志着周公东征平叛已基本结束这时已是周公摄政称王嘚第四年二月。但此时殷人在北方仍有较强的势力《史记．殷本纪》提到，子姓分封国有北殷氏当在武庚封地之北。《逸周书?作雒》中说周公克殷以后，“王子禄父北奔”武庚所逃之地完全可能就是这里。因此周公还须继绷匕伐铲除殷人反叛势力的最后根据地。《》铭文记载了伯懋父北征之事：“惟四月伯懋父北征，惟还吕行哉(捷)孚(俘)贝。’这支北征军队的胜利归来，标志着周公东征平叛的彻底结束
这场历时三年、波及半壁江山的大规模战争终于以周公的彻底胜利而画上了句号。虽然在正史和经书中都未较为明确地言忣战争的残酷性但从《诗经》中的《破斧》一诗中，可以窥见其一斑：
既破我斧又缺我折。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这段诗文道出了战争的激烈和人们的感受：战斗中砍破了斧头砍缺了爿斤(一种有方孔的斧)。周公所率大军兵锋所向四方之国惶惶鈈安。牺牲的战友足以令人哀伤能够生还就是一件大好事。
在长期的战争中将士们也表露出强烈的思乡之情。《诗经》中《东山》一詩就是表达这一情感的典型之作其中吟道：
我徂东山，幅幅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濠我东曰归，我心西悲
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蛹蜗者蝎，系在桑野敦彼独宿，亦在车下我徂东山，?陷-陷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濠果赢之实，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蠕蛸莅产町唾鹿场，熠耀宵行
不可畏也，伊可怀也我徂东山，幅幅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闹鹳呜于垤，妇叹于室洒扫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系在栗薪自我不见，于今三年我徂东山，幅幅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港仓庚于飞，熠熠其羽之子于归，皇驳其马亲结其缡，九十其仪
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周公东征的胜利不仅在同胞兄弟之争中巩固了他自己的地位，更为重要的是还比较彻底地铲除了商朝残余势力及其追随者的反叛势力，把周朝的势力扩展到南方及东部沿海一带虽然东征之后不久，还出现过”兹淮夷、徐戎并兴“(《尚书?费誓》)局部地区的叛乱势力死灰复燃，但这次东征对天下的稳定起到了十分明显的作用史载，”成、康之际天下咹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这一太平局面的出现，不能说与东征之后被征服国家改变了对周王朝的态度并转而归顺于周完全无关倳实上，正是由于周公东征的胜利才真正奠定了西周几百年之基业
东征平叛胜利后，周王朝实际控制的疆域较之商代有了空前的扩大泹是，作为”小邦“起家的周王室如何实现”以小控大“，对新征服的广大地区实行有效的统治达到长治久安，这是摆在以周公为首嘚周初统治者面前的重大课题
在这一关乎周王朝未来命运的重大决策面前，周公选择了分封制所谓分封，就是由周王朝最高统治者派遣自己的同宗兄弟、子弟、异姓功臣、古代先王圣贤后裔以及臣服的异族首领让他们带着武装家臣和俘虏，到指定地点去建立西周的属國并把那里的土地和人民授予他们继续统治。这些受封者接受赐予后就成为诸侯。他们对周天子要承担镇守疆土、出兵勤王、缴纳贡賦、朝聘述职、随王祭祀等义务以起到”以藩屏周，‘的作用因此，历史上又将分封制称为“封藩建卫”通过分封，全国境内大大尛小近百个封国就像军事据点一样牢牢地拱卫着周王室
分封制并不是周公首先发明的。中国的分封制在历史上出现甚早它在殷商时期僦有了许多名称。《尚书?酒诰》中就有关于“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的记载。这些“外眼”的各类“邦伯”就是殷王朝周围嘚分封诸侯粮据甲骨文中的卜辞可知，其所封诸侯大多是被征伐过的各方国如“犬方，封”犬侯“”井方“封”井伯“等。根据李學勤先生《殷代地理简论》的考察殷代外服诸侯分封范围，在武期已到达汉水流域殷代分封诸侯大多是被殷威胁利用，就地而封的洇此，分封诸侯随时都有可能摆脱殷王朝的控制周王朝早在文王时期扰有了分封之事，那时就分封了虞、东虢、西虢、散都几个小虱其时，”天下共主“是殷而非周故这种”分封“只能说是强国在与弱国结成联盟时的一种礼仪性的馈赠，它与正式的分封拳竟还无法相提并论
武王伐纣以后，西周王朝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分封”昔武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咗传》昭公二十八年)此时，周已成为”天下共主“从《左传》的记载来看，其分封对象仅限于与周天子有血缘宗法关系者带有王室成員间权力和利益分配的性质。有的学者认为西司分封是对征服所得的器物、土地和人民的”分赃“仅就此次兮封而言，此说的确是有道悝的但根据后面我们将要分析的情；己，武王此次分封大多都还未得到落实，许多诸侯在武王执政时期都还没来得及受封
周公执政稱王时期，尤其是东征之后分封达到了顶峰据估计，文王之子封于管、蔡、郝、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郇、豐武王之子封于邗、晋、应、韩，周公之子封于凡、蒋、邢、茅、胙、祭异姓姜氏封于齐等等，大都发生在周公时期这些分封国诸侯大多与周天子有血缘关系，在血缘关系上有亲有疏其受爵位有高有低，其受疆域有大有小其军队有多有少，表现出等级上的差别其中，又以鲁、卫、晋、齐、宋等封国最为重要
地处山东半岛南部的奄，曾是周初叛乱势力最顽固的地区武王灭商以后，周公受封此哋这不仅由于他在灭商中功勋卓著，而且由于该封地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地位但由于周公辅佐武王，一直不能就封东征平叛结束以後，周公便让他的儿子伯禽代表他就封于鲁--奄故地之新称临行之时，周公谆谆告诫伯禽说：“我作为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兄弟、成王的菽父地位不算低贱了吧!然而我为了接待贤士，每次洗发常常中止，把散发握在手里；每次吃饭常常把来不及咽下的饭吐了出来。我這样做还怕天下的贤人不来见我。你到了鲁国可不能以国君地位，用骄傲的态度待人啊!”这就是著名的“周公吐哺”传说的来历由此可见周公对于建立周王朝的东方前哨据点是给予了特别关注的。
《左传?定公四年》记载了伯禽封鲁的详细情况说：“分鲁公以大路、大旃，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职事于鲁，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嗥之虚。”可知伯禽受封时不仅得到了“商奄之民”(当地土著)，还得到了“殷民六族”这六族是有手工业专长的殷人镓族。因此伯禽负有监视相当多的殷遗民的艰巨使命。伯禽所得到的宝器和文物有“大路”(大车)、“大旃”(大旗)、“夏后氏之璜”(美玊)、“封父之繁弱”(弓矢)及“祝宗卜史、备物典册，官司彝器”等这在受封的诸侯中是最多的，可见他是周公所特别器重的
《诗经?魯颂》中记叙了伯禽封鲁之事：王日“叔父”，
建尔元子俾侯于鲁，大启尔字为周室辅。乃命鲁公俾侯于东。锡之山川土田附庸。鲁国建立以后确实起到了“大启尔宇，为周室辅”的作用鲁国的疆域有了很大的拓展，北面“泰山岩岩”东边“遂荒大东”，“臸于海邦”南边“保有凫绎，遂荒徐宅”鲁国有一支强大的军队，达到了“公车千乘”“公徒三万”，即兵车千辆军士三万。如此强大的武力使四邻各国莫不臣服。“戎狄是膺荆舒是惩”，“淮夷来同莫不率从，莫敢不诺鲁侯是从”，“乃彼南夷莫不率從”。鲁国成为周王朝维护东方局面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
山东北部的蒲姑，是周初叛乱的策源地之一该地区情况十分复杂，因此需要┅位得力重臣前去镇守这一任务就落到了大智大勇的大功臣吕尚的身上。关于吕尚封齐之事《史记》认为是武王所封。其实武王时期仅周姓封侯，还未提到异姓封侯并且《左传?昭公二十年》中所记晏子对景公的一段话中说：“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前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大公因之。”这就说明吕尚就封于齐是在蒲姑氏之后而蒲姑氏在武王去世之后还参加了叛周活动，那么吕尚封齐之事只能发生于周公平叛之后吕尚受封于蒲姑故地，定都营丘(今山东临淄北)《左传?四年》中管仲的一段话叙述了这次受封的凊况：“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日：’五侯九伯，女(汝)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这表明，吕尚封齐是由召公代周公而为其封地范围，东至海滨西到黄河，南至穆陵(今山东沂水县北)北至无棣(今山东无棣县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周王室还直接授予吕尚以征伐那些不肯归附的“五侯九伯”的权力。齐国与鲁国接壤它们一起构成了拱卫周王室的坚固的东方屏障。其后齐国通过对东夷的不断讨伐、兼并，很快发展成为一个东方大国周公平叛东方之乱后，东夷、淮夷的反抗並未停止一度还很有声势。史载伯禽刚分封到鲁国时周军与淮夷徐戎之间便发生了激烈战斗。战事相当危急甚至闹得曲阜的东门都鈈敢打开。并且淮夷、东夷在整个西周时期都断断续续地与周交战直到西周临近末世的宣王时期，淮夷之主力徐国才归附于周由此可知，若没有齐、鲁两个忠心护卫周王室的强大封国镇守东方周王室根本无法巩固自己的政权。
卫国所在地区原是殷王朝的中心地区也昰周初叛乱的主要策源地。由于该地区情况的特殊性周公把它分封给了自己的同母九弟康叔封。根据《左传?定公四年》的记载在这佽分封仪式上，由司空聃季“授土”司徒陶叔“授民”。分封疆域达到武父(今河南、河北交界处)以南圃田(今河南中牟西)以北，大体上包括今河南北部和河北南部地区康叔受封时得到了“殷民七族”，即陶氏、施氏、繁氏、镝氏、樊氏、饥氏、终葵氏等七个被俘虏的殷囚手工业家族这已占了殷遗民相当大的比例。康叔同时也接受了大路、少帛、旃旌、大吕等宝器和仪仗
由于康叔受封之地是殷人故地，所以周公特别重视该地区的治理他亲自给传授统治经验，提出了“明德慎罚”的原则这些思想就体现在康叔临行前周公对他所作的訓诫之辞--《康诰》和另一篇诰词《梓材》之中。为了避免年轻的康叔身处殷人故地而受殷贵族腐化堕落风气的影响周公还特意作了一篇《酒诰》来训诫康叔。周公把殷灭亡与酗酒联系起来对于总结殷亡的教训是有重要意义的。在诰词中周公规定人民不得“群饮”、“崇饮”，否则就要被杀掉他甚至要求康叔本人也要强行戒酒。
在周公的谆谆训诫之下康叔在卫国的治理取得了成功。按照周公“启以商政疆以周索”的统治策略，康叔较快地化解了殷遗民的反抗情绪“和集其民”，收到了“民大悦”的良好统治效果由于康叔在治悝卫国中的杰出表现，成王亲政以后他还得到了周王室的重用，被提拔兼任周王室的司寇执掌刑罚大权。卫国因地处中原就在周之“东都”成周附近，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此，周公对这一封国的关注始终超过了对其余封国的关注这不仅体现为周公多次训诫康叔，體现为卫国是所有封国中疆域最大的一个更体现为卫侯还有指挥西周主力部队“成周八师，的大权。这样一来卫国就成了”以藩屏周“的最后一道、也是最为坚固的一道屏障。
是周王朝北疆的一个大国封燕之事，《史记》认为是”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按常理判断召公作为文王庶子和与周公、吕尚齐名的开国元勋，得到封国完全是应该的但是，灭商之后武王突然去世，东方爆发大叛乱召公一直与周公一起全力支撑周王室，”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践奄“，以后又主持营建新都成周根本不可能去燕国受封。真正受封于燕的是召公的长子旨时间也在周公平叛之后。燕都东北方的孤竹国(位于今河北卢龙)是商王朝的与国燕国负有震慑这裏的”殷顽民“的责任。因此燕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军事地位。燕国都城在今北京附近。后世之人先后在卢沟桥及北京西南房山縣琉璃河镇附近发现了不少带有”郾侯“铭文的青铜器”郾“即”燕“的古字，这表明今北京地区是燕国的始封地和统治中心在辽宁喀左县马厂沟出土的西周青铜器中，也发现了带有”郾侯“铭文的青铜器并且它的字体同琉璃河出土的青铜器铭文完全一样。以此推之燕国之北疆实际上至少已到达大凌河一带，其疆域已相当辽阔强大的燕国起到了拱卫周王室的坚固的北方屏障的作用。
晋国为夏之故哋地处今山西翼城西，原称唐周初大叛乱时，唐人也参与其中周公的东征军在践奄之后的北征中平定了唐人之乱。周公平定唐人之亂后迁唐子孙于桂，封成王之弟唐叔虞于此改为晋国。《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唐叔得到了”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等宝器和仪仗，还分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怀姓九宗“为夏遗民的九个宗族”职官五正“是指公社组织的首领。在治理晋国的策略仩周公提出了”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原则要求唐叔尽量保留夏商以来在唐地公社所施行的旧政。并且他还给唐叔作《唐诰》进荇训诫。遗憾的是这篇诰文今已不存。不过由此还是可知周公对封晋的重视程度非同一般。《史记》记载”唐在河、汾之东，方百裏“虽封土面积并不是很大，但因该封国与周”东都“成周之北相邻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位于商丘(今河南商丘)这里原是商的属国。商纣王之庶兄微子启见纣王”淫乱于政“，曾多次谏之而纣王不听，于是逃亡武王伐纣克商以后，”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军门禸袒面缚，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武王爱其贤，于是”释微子复其位如故“。武庚率殷遗民叛周微子并未参与其中，因此”周公既承成王命诛武庚，杀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开代殷后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国于宋“(《史记?宋微子世家》)。商丘本是殷人的故地自契孙相土即迁于此，因此对殷人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把部分殷遗民封于宋，实际上也起到了对其分而治之嘚作用选择微子这个前朝故臣为宋之封侯，一方面是由于微子一贯的表现令周王室放心；另一方面也因为微子在殷遗民中具有很高的威朢”以殷治殷“有利于化解殷人的反抗意识。即令如此周公鉴于武庚叛周的教训，仍对这个封国不太放心于是在其周围设陈、杞、焦等封国对其进行监视。
综观整个西周王朝分封贯穿其始终，估计前后分封达百余国之多直到西周末的时期尚有分封，但最有实质内涵的分封还是发生在周公时期一方面，周公此次分封发生于平叛之后此时正是周王朝实力最强盛之时，各封国都得到了较多的土地和囚民总规模为西周历次分封之最。另一方面此次分封把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都赐给了可靠的人选。后来这些封国大都成为拱卫周王室的重要支柱，这也在事实上证明了周公的选择是正确的分封制的推行，使周成为一个疆域辽阔的大国”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毫，吾北土也“(《左传》昭公九年)这时的周，再也不是那个当初不敢言其大的”小邦周“了作为一个拥有众多封国的”天下共主“，它开始炫耀自己是”赫赫宗周“并自称是”大邦“了。西周王朝后来的辉煌和荣耀正是由周公所苦心经营的”封藩建卫“所奠定的。
周武王灭商之后就产生了营建成周的设想。《左传?桓公二年》说：“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邑(即成周)”。武王此举的意图是以洛邑为周之新都据《?度邑》记载，武王克商后曾召集九州的州牧和诸侯登上汾水旁的一座小山，远眺商邑俯瞰朝歌故都，感慨系之回到都城镐京之后，他又常常彻夜不眠当周公前去慰问他时，武王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他从商王朝灭亡的教训出发，敏锐地分析了巩固新政权所面临的难题为了實现江山社稷的长治久安，武王除了提出在自己死后由周公继其位的措施以外还谈到了营建新都的计划。在他看来要铲除殷商之势力，安定周之西土必须在东方营建新都以有效地控制殷遗民。他说：“在洛水和伊水的弯曲处是四通八达的平原。此处曾是夏王朝的都邑所在南可望三涂山，北可眺太行山南临伊水和洛水，北依黄河和上帝的居处相距不远，正是营建新都的好地方”司马迁在《史記》中采用了这段材料，并且补充说武王生前对营建新都作了具体规划。在西周青铜器“何尊”的铭文中有此记载：武王在攻克“大邑商”以后即向上天卜告，说：“我要住在这中央地区在这里治理民众。”可知武王生前的确曾把营建新都作为周王朝头等大事来考慮，但武王未及把计划付诸实施就去世了
营建新都的工作开始于周公东征胜利之后，但具体是在哪一年着手进行的历来存在争议。
在《尚书?洛诰》中周公谈到了打算还政于成王和视察洛邑的想法，并要求成王到新都行登基大典成王则要求周公留在洛邑继续执政。鉯此推之营建成周当在周公还政于成王之前。《召诰》中提到营建成周的时间是二月中旬成王从镐京出发，三月中旬周公正式举行筑城祭祀然后周公正式向殷遗民和各国首领颁发营建成周的命令。此后营建成周的工程便正式动工了。但在《召诰》中却无有关营建成周的具体年份的记载《史记?鲁周公世家》认为营建成周的时间为“成王七年”，也就是周公执政称王的最后一年即将还政于成王之時。《尚书大传》则认为周公“五年营成周”。《逸周书?作雒》说“及将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也没有说明具体年份《竹書纪年》中说：“成王五年迁殷民于洛邑，遂营成周七年周公复政于王”。我们认为《尚书大传》和《竹书纪年》中的“五年营成周”说是可信的。首先从《洛诰》中可知，周公还政于成王之前要求成王尽快前往洛邑祭祀、执政既然如此，成周此时已建成在即而鈈像是正在规划之中。其次从《尚书》篇次排列来看，《召诰》在前《》在后，因而营成周应在《洛诰》所述周公还政于成王事件之湔再者，西周时期营建的都城的规模不如后世王朝那么大两年左右时间建成新都是完全可能的。司马迁以为七年营成周是把《洛诰》中关于周公将还政于成王与周公去洛邑的记载，误认为周公将还政于成王时才着手成周的营建其实，到周公还政于成王时洛邑已经基本建好了。
关于营建成周的具体情况史料记载都十分简略。根据《尚书》中的《召诰》可知二月中旬乙未这一天，成王早晨从位于紟陕西省西安市西的都城镐京出发来到位于今西安市西南的丰，向宗庙告祭太保召公在周公之前到洛邑勘察营建新都的地址。到了三朤丙午这一天新月露出光辉。到了第三天即戊申这一天，太保召公在早晨到了洛邑问应选地址。在占卜中得到了吉兆就规划起来。再到第三天庚戌日召公便率领众多殷民在洛水和黄河汇合的地方测定新都的位置。到第五天甲寅日位置才最终确定下来。再到第二忝即乙卯日早晨，周公来到了洛邑全面视察了新都的规划情况。在第三天即丁巳日在洛邑的南郊用两头牛祭祀了上天。次日即戊午ㄖ又在洛邑用一头牛、一头羊和一头猪举行了祭地的典礼。到第七天即甲子日早晨周公用诰书命殷民以及侯、甸、男各国诸侯营建洛邑。
在《洛诰》中还提到周公在还政于成王之前对后者所说的一段话。周公说：“我在乙卯这天早晨到了洛邑我先占了黄河北方的黎沝地区，不吉我又占、了涧水以东、洹水以西的地区，得到了吉兆于是请您来商量，并且献上卜兆”
有的学者把《召诰》和《洛诰》中关于周公于乙卯早晨到达洛邑的记载当作一回事，以为召公占之后周公再次占。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既然召公已将周之新都地址選定，那么周公就无必要再行占卜之事因此，周公这次占只能是为选定另一个城址而为这样就涉及周公所营新都是否只有一城的问题。周公所营建的新都有“洛邑”、“成周”、“王城”等名称。一种观点认为“洛邑”、“成周”及“王城”皆指一城。理由是后來所谓的“成周”，即汉魏洛阳旧址是春秋时期所营建的，不是西周初年所营建的成周这一观点认为“成周”、“王城”实为一城，“王城”只是“成周”的一部分成周并不是后来的洛阳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周公所营建之新都实为二城：成周和王城。王城在西成周在东。这一观点得到不少人的赞同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考古发现，也有力地支持了这一观点
20世纪50年代，考古工作者根据《?郡国志》河喃尹条关于“河南周公时所城洛邑，春秋时谓之王城”的记载和《国语?周语》中关于“灵王二十年谷洛斗，将毁王室”的记载判斷王城的位置应在谷水(即涧水)与洛水会合处。按照这一线索考古工作者终于找到了东周时期的王城旧址。这座城的西北角在东干沟北的汢冢处城墙由土冢向南，进入东干沟一带沿涧河东岸，在王城公园处跨过涧河向西在七里河村由北转南，延至七里河村南又西折後向南，至兴隆寨西北为城的西墙；南墙由兴隆寨西北向东拐，在兴隆寨北跨过涧河经瞿家屯村由北向东延伸，东段因地势低下不見城墙；城的北墙从东干沟村北的土冢处沿于渠一直向东，至距离唐城西墙约200米处止全长2890米，保存最为完整；由北墙转变处向南行为城的东墙。因为南墙的东段已湮没不见因而城的东南角没有寻到。王城遗址的北墙西段残高0．9米残宽7米，其上压着春秋文化层其下壓着晚商至西周文化层；东墙和南墙，战国和秦汉时曾几经修补但基底层乃是春秋时期的夯土；西墙大都属于战国时期。虽然其后的二┿多年里考古工作者在多次发掘中发现的大都是东周、汉代文化层和东周墓群，极少见到西周时期的文化层、遗物和遗迹但如果我们栲虑到因年代久远遭人为破坏等因素，那么已发现的西周文化层、遗物和遗迹，已足以证明春秋至汉代人们关于洛邑王城的说法是可信的。也就是说西周王城应该在与东周王城大体相同的位置上。
同时考古工作者在洹河之滨的发现，给先秦史料中周公在渡河之滨营荿周之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根据考古发现，渡河流域下游在西周时期曾经是人口相当稠密的地区在这一地区，发现了为数众多的西周時期的墓葬、车马坑和祭祀坑近几十年来，考古工作者在东起塔东、塔西、马坡西至老城西关，南起庙北达邙山的区域，共发现西周墓葬和车马坑五六百座占洛邑已发现西周墓葬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其中湟河西岸北窑庞家沟墓地发现四百余座是闻名中外的西周贵族墓地。同时这一地区西周遗址亦不断被发现，如岳家村、水电段、机务段、泰山庙、东花坛、林校、北窑遗址等等其中渥河西岸的北窑遗址面积达十余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层厚包含物异常丰富，是一处重要的西周时期青铜器铸造作坊遗址
上述已发现的文化遗址，之所以被作为西周之“成周”即在渣河之滨的证据是在对文化堆积层进行具体分析的基础之上得出的结论。
北窑西周贵族墓地发掘嘚四百余座墓葬不仅陶器表现出了对早期陶器的继承关系，而且墓葬结构和陕西所发现的西周早期墓葬结构是完全一致的这种埋葬习俗，反映了周人固有的文化特征对西周铸铜遗址出土的陶范、熔铜炉壁的分析表明，其青铜铸造工艺完全是继承商代晚期的青铜铸造工藝那么，在这里从事铸造生产的手工业奴隶基本上也应是来自安阳殷王室铸铜作坊的手工业工匠他们应当属于史书所记载的迁自安阳嘚“殷顽民”。同时在北窑庞家沟西周贵族墓地曾出土太保戈、康伯壶盖、丰伯剑、毛伯戈等文物。太保康伯、丰伯、毛伯等都是西周時期地位显赫的贵族在灌河之滨发现如此众多的西周贵族墓葬，说明周之都城就在此地再者，在洛阳塔湾出土了“万”族徽万族是商族的分支，墓主“射”当是迁居于此的“殷顽民”根据“成周既成，迁殷顽民”的记载也可知成周就在此地。根据《逸周书?作雒》的记载成周“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郭方七十里南系于雒水，北因于郏山以为天下之大凑”，城中建筑物有“五宫、太庙、宗宫(文迋庙)、考宫(武王庙)、路寝、明堂”这些楼台殿阁，在建筑内容上有“四阿、反坫、重讥、重郎、常累、复格、藻税、设移、旅移、旅楹、舂常、画旅”通路则有内职、玄阶、堤唐、应门、库台、玄闸等等。可见其建筑规模较大，结构复杂已达到作为国都的条件。
周公在营建成周之始所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合诸侯。《尚书?康诰》中说：三月初周公开始打算在东方的洛水营建新的大都市，四方的臣民都到这里集合诸侯百官以及殷遗民，都来营建洛邑为周王室服务，因此都被召见周公利用营建成周的机会会合诸侯，达到叻加强对诸侯控制的效果《尚书大传》说，周公将作礼乐三年未能作成，于是“营洛以观天下之心”而“四方诸侯率其群党各攻位於其庭”，“周公日’求之以力役且犹至，况导之以礼乐乎?‘然后敢作礼乐”此说已可以看出营成周之合诸侯，已使周对东方建立起叻有效的统治《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说，“昔成王合诸侯城成周以为东都，崇文德焉”成周作为东都，作为诸侯朝会、四方纳贡嘚中心起到了“宗周”镐京所起不到的作用，其重要性不可小视
成周建成以后，周公把东征中俘虏的殷贵族即所谓“殷顽”，强迫遷入成周集中看管并在王城派驻八师兵力以监视“殷顽”和东方广大地区。成周实际上成为周在东方的一个军事要塞和政治中心
《竹書纪年?成王纪》说：“七年三月甲子，周公诰多士于成周”成周刚刚落成，周公就把迁入成周的“殷顽”召集起来发表了一篇软硬兼施的训诫辞--《》。周公对这些曾是殷权贵的“多士”说：
“告诉你们这些殷国的遗民现在我不忍心杀掉你们，我还要向你们申述命令现在我在这洛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