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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韬：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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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谢韬叙述李慎之和他六十年的交往以及对历史与现实的反思[IMG=][/IMG][IMG=][/IMG]
【五柳村按】谢韬是太平军石达开部的后代，舅舅周尚志是1925-27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任四川地下省委常委，共青团地下省委书记，1928年被反动政府杀害。他从小生活在贫困中。后来一次次受审查，查阶级，查三代，他被认为“根正苗红”。他对共产党有特别深厚的感情。他和李慎之是上世纪40年代共同参加爱国民主运动的老朋友，后来都到了延安中央机关，又大约同时进了北京城。一个在人民大学教马克思主义，一个在新华通讯社负责编发国际新闻和主要供中南海要人阅读的参考资料。50年代，先是谢韬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后是李慎之被划为“极右分子”。这篇文章，是谢韬对他和李慎之六十年的交往的回忆。 本文节选自《红岩儿女》第三部。《红岩儿女》第一部《从潜流到激流》、第二部《从漩流到洪流》分别记述了年、年参与爱国民主运动的一代知识青年的主要事迹，已经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第三部叙述的主要是几十个人的个案，量体裁衣，规格与前两部有所不同。42篇分为6 组。 我和李慎之成为朋友，从1943年开始，直到2003年李慎之去世，正好六十年。从癸未到癸未，一个“甲子”周期。这大半个世纪是一个大时代，风云变幻、波澜壮阔的历史时代。我们的经历和自己的思想的变化，也是波涛起伏，既深且巨。我们共荣辱、同浮沉，始终心心相印，肝胆相照，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即使在我被打成“反革命”他被打成“极右派”的日子里也是这样。在我们交往长达六十年的朋友中，而今除我之外，大都已经离开人世，许多事情我不说，别人也许就无从知晓了。我虽然已经是八十多岁的耄耋老人，还想把李慎之想要做而没有做完或没有做成的事情继续做下去。 这里谈谈我们俩甘苦与共的六十年交往的历程，谈谈我们对共同经历的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和前途进行的思考。通过这些，可以看到李慎之和我六十年间思想变化的来龙去脉。也就是：我们是从哪里来的，要走到哪里去。供后来者借鉴。 思想发展的起点 李慎之日生于江苏无锡，祖父是米行小老板，早已去世，祖母出身书香门第，守寡养大儿子，把他培养成知识分子，就是李慎之的父亲。他父亲跟钱钟书的父亲是世交，参加过辛亥革命，但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在法院里当过录事，在县商会当过文书；自己办过在当地有些地位的报纸，做过上海《申报》、《新闻报》驻无锡的记者。李慎之从小熟读经史子集，深受中国士大夫的美德与气节的影响：一是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清·顾炎武），“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汉书·司马迁傳）：二是傲视权贵，为民请命，“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礼记·大学》）；三是敢于独立思考，勇于讲出真话，“朝无争臣，则不知过，国无达士，则不闻善”（《汉书·萧望之传》），“谔谔能昌唯唯亡”（唐·周昙）。 我祖父一代是福建龙岩人，参加了太平军，随石达开部进入四川。太平天国失败后，祖父流落在川北，主要靠在川江拉纤为生，还在自贡农村租了一点地种。在清朝，太平军的后代被称为“匪属”，不许上学。祖辈吃了不识字的苦，父亲就搭别人家的私塾，在村里读了两年书。以后到一个布店做学徒，仍然勤奋自学。后来得到一个机会，到成都最早的一家现代银行（聚兴成）做职员，兢兢业业，逐步升任经理，成为高级职员。我1922年1月在重庆临江门铜鼓台出生的时候，家道小康。两岁时候随父亲迁居富顺县（今自贡市）自流井。四岁多开始读私塾七年，才上高小、初中。父亲后来经营失败，生活又陷于贫困。我舅舅周尚志是1925-27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任四川地下省委常委，共青团地下省委书记。1928年执行上级指示发起暴动，失败后被捕。当时反动政府杀害了十名共产党员，他是其中之一。我母亲性格刚烈，对我舅舅非常佩服，在我小时候常对我讲她这个兄弟如何如何好。 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我是初中三年级学生。我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自贡市学生救亡工作团，和两个同学成了这个二百多人的团体的头头。这是我参加革命活动的起步，心里充满了革命激情。1938年夏天，我初中毕业，考上成都华西协和中学读高中。这是个教会学校，华西大学的附属中学。学校里有中共的地下组织，有一些进步社团。《大声》周刊社（车耀先、韩天石他们办的）在这个学校也有活动。我和一些同学做了《大声》的推销员，利用周末、星期日，打起鼓，吹起号，在街上叫卖：“请买抗日周刊《大声》！”每次卖完以后，我们就可以免费到车耀先办的“努力餐”饭馆去“努力餐”一顿。这时候，受到比我年长一些的进步学生如胡绩伟等的“星芒社”的影响，他们当时已是大学生。我的生活圈子渐渐扩大，结识的进步朋友渐渐多了起来，有些成为我终生的好友。1939年，我表哥以“赤色分子”的罪名被绥靖公署逮捕，关押在成都的拘留所。看守人员天天打牌、喝酒，来人只要塞给他们一些钱，就可以同关在里面的人见面。我常去看望表哥，送吃的，送衣物。从此我对专制独裁的当局越来越憎恨。 慎之和我都在基督教会办的学校中受过自由、平等、博爱的教育，得到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与天赋人权等思想的熏陶。慎之在上高中的时候，遇到一个好老师，是无锡的民主革命元老。他最早让慎之看的是《公民》课本，一开头就讲宪法，讲人民的权利和义务。还把萧军的《八月的乡村》撕掉封皮给慎之看，还有巴金的小说。他还主动找各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来看。读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就看了艾思奇的《哲学讲话》（后来改名《大众哲学》）。后来读了一本薄薄的《中国历史教程》，它不按中国的朝代讲，而是讲中国社会发展的五个阶段。他读的古书不少，还曾通读过《资治通鉴》，没见过这样讲历史的，就觉得这本小书里有大学问，社会发展五阶段在他脑子里留下很深的印象。1940年高中毕业时考进燕京大学，因病一年后到北平入学。不料刚刚一百天，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被日军解散封门。他到上海在圣约翰大学借读，1942年秋燕京大学在成都复校，他在这年冬天到成都复学。 我很羡慕大学生的比较自由的学习生活，等不到高中毕业，就在1939年初以“同等学力”考进当时在成都的朝阳法学院，半年后又考上上了从南京内迁到成都的金陵大学。我原想学化学，觉得物质的化学变化奇妙有趣，这个瓶子里的东西倒在那个瓶子里，就变出新的东西来。而且金陵大学的化学系很有名，有吸引力。偶然碰到一位姓林的，上海之江大学毕业生，他问我考大学准备学甚么，我说想学化学。他说：在当今中国学了化学能干什么？不过是做点雪花膏、肥皂什么的，至多像天津的久大公司那样，搞点盐碱。他还说：“我在大学学铁路建设，你看我现在能干什么，还不是一个“孔乙己”！中国的社会这样腐败，又大敌当前，只有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改造了社会，才能发挥每个人的才智和能力……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就报考了社会系。 那时候，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肆意践踏着中华大地，国民政府军队虽然也曾有一部分浴血奋战，创造了可歌可泣的战绩，但由于总体上的专制独裁、腐败无能，在强敌的攻势下常常溃不成军，大片大片国土沦丧，亿万人民呻吟于日寇的残暴统治之下。不愿作亡国奴的青年学生，纷纷流亡到大后方，对当局由期望转为失望。家在大后方的青年学生，眼见亲历当局的蛮横腐败，日益苦闷彷徨。充满青春活力的年轻人自然不甘心忍受这种状况，反专制、反腐败、争民主、争自由，要求团结抗战的呼声日渐高昂。1944年日寇更深入西南，中华民族面临沦为亡国奴的危险。因此，如何反抗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是我和慎之这一代年轻人首先思考的大问题。 在那个时代，现实社会十分黑暗丑恶，军、警、宪、特横行霸道，欺压百姓，我们眼见广大地区民不聊生。蒋介石集团强化一党专政，实施党管国家、党管军队、党管一切的独裁政策。国家政权腐败无能而又无法无天，人民没有人权，没有应有的一切自由。这些都是我们亲身感受到的现实。因此，我和慎之这一代人，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专制政权，争民主、争自由、争人权，建设一个经济繁荣人民幸福的新中国，作为理想，作为我们毕生的奋斗目标。这就是李慎之和我这一代人思想发展的起点，或者说这就是我们的思想发展的基础。这种思想的起点和基础，并不只属于任何个人，它是时代的客观的产物，是当时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是近百年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我和李慎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相识的。他当时名叫李中，我名叫谢道炉。当时，各个大学的学生为了商讨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办法，自发组成了各种名目的秘密的或半公开的社团，我们俩各自在就读的大学里参加了这样的组织。在各个社团成员相互串联秘密接触中，我和李中渐渐熟悉起来。我们都受到过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洋文化的熏陶，古文、现代文、英文都学得不错，谈起话来十分投机，彼此只恨相识太晚。 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对我们产生了重要影响。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阐明中国社会的发展，必须先经过民主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多种经济成份，实现民主自由，经过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在将来条件成熟的时候进入更加民主、更加自由、更加幸福美满的社会主义。当时进步青年成立的各种组织，都围绕在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下。 当时在进步青年群体中流行着一句话：“克里姆林宫的红星照耀着全人类的前途，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们知道，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主动宣布取消沙皇俄国签署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在中国取得的一切特权，这使我们相信苏联是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俄国和苏联作家，如托尔斯泰、高尔基、法捷耶夫、萧洛霍夫等，在他们的作品中对人性的描写，也影响了我们一代人。在我们的心目中，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工农当家作主的苏维埃，是一个自由、民主、幸福的人间天堂。（斯大林的专制独裁，对稍有不同意见的人的残暴镇压，在1956年以前，都被严严实实地隐瞒了，我们从来也没有听说过。）这也是我们这一代知识青年当时决心跟共产党走的一个重要原因。 六十年后，有人问李慎之：如果时光倒流，你还会坚持原来的选择吗？他回答：当时没有其他的路可以选择。我们要抗日，看到的却是国军不断溃退；我们要民主，感受到的是国民党当局的专制统治。而共产党则高举抗日和民主的大旗。我们是带着自由、民主、解放的理想奔向共产党的。只要当年内心还有一点热血，一点良知，就不会选择另一条路。 民主运动的实践 1944年，成都各校学生社团之间联系日益频繁，开始联合行动。1944年10月组织了两千多人参加的“国事座谈会”（名为座谈，实为群众集会），谴责一党专政，要求民主自由，是1941年初皖南事变以后大后方陷于白色恐怖状态中的第一次公开大型集会，引起轰动。接着，“双十一”（11月11日）举行了全市六千多人参加的反对当局指使警察殴打中学生的示威游行；结果反动当局被迫撤换了成都市长和警察局长，群情振奋。日，九所大学师生两千多人举行了烛光晚会，发扬“五四”精神，推进民主与科学强烈批评专制当局的独裁腐败、倒行逆施。会后大家举起火炬在成都主要街道上大游行。当时李中在这些活动中都是组织者之一，还曾担任与反动当局对话的主要发言人。 当时我和李中都不是共产党员，但越来越心向共产党，因为不但共产党的主张和理论吸引着我们，而且我们青年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得到了共产党的支持。周恩来称“双十一”为新的“一二九”运动的爆发。共产党的报纸《新华日报》指出：“五四”运动以来三十年的中国史，就是学生爱国运动与人民民主运动密切结合的历史，鼓励学生继续为祖国的独立自主和民主自由而努力。我们看到共产党的报刊几乎每天都在呼唤民主自由，宣称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而且声称，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只要国事包揽于一党之手，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我们每次看到这些言论都为之兴奋不已。 1944年夏，我毕业后留在金陵大学哲学系做助教，1945年暑期，李中也毕业了。我们的活动引起了专制当局的特务们的高度注意。他们要抓人了。有人告诉我们，有个抓人的黑名单，李中和我都名列其中。在共同斗争中遭到共同的患难，我们两个志同道合的热血青年，结成生死之交。虽然都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中共党组织对我们十分关心，既支持我们参加民主运动，而又关怀我们的安危。省委负责人吴玉章、张友渔认为我留在成都有被捕的危险，建议我回家乡自贡市另谋职业。李中也得离开成都。 我回到自贡市，改名谢逸明，在蜀光中学任教。这是盐业企业家和开明教育家联合举办的学校，张伯苓、喻傳鉴等曾任董事长或校长，按南开模式办学，反对国民党进驻学校，主张民主办学、专家治校，教导主任陈著常（后来任校长）毕业于北京大学，深受蔡元培办学思想的影响。李中也到这个中学来了。相继而来的还有燕京大学、金陵大学、武汉大学毕业的一些民主运动积极分子。我们组成一个小组，经常到我家里聚会，议论时局。《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等共产党领导人的文章在我们中间秘密流传。我和李中两人住在一间宿舍。他和我曾经反复阅读这些著作，一起议论。我们相信，中国社会一定会从半封建半殖民地走向新民主主义，经过长时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时期，再走向更加民主、更加自由、更加幸福的社会主义。 那时候，李中就教全校的“公民”课，讲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还借此机会大讲“新三民主义”，大讲社会发展史。我教地理、历史，还在上音乐课的大教室开设哲学课，以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为主要内容。我们还向学生介绍鲁迅、高尔基的作品，在学生中传阅中共、民盟、民协的报刊。学生们经常到我们俩的宿舍谈论时事，特别是各地民主运动的情况，专制统治者镇压民主运动的真相。在我们的影响下，学生成立了一些社团，出了一些壁报。昆明“一二一”惨案的消息传到自贡的时候，学生十分忿怒，在壁报上声讨反动派的罪行。我们到蜀光中学半年多，学生反对专制、要求民主的活动就开展起来。 这些又引起专制当局的特务的注意，他们故意露出别在腰间的手枪，威胁我们。朋友和家人都劝我们俩离开自贡。我们俩商量后，决定抢在特务动手之前秘密出走。这半年多，蜀光中学学生们的纯真、热情，他们对民主自由的向往，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李中到晚年，还念念不忘当一名“公民”课教员。我到今天还同当年蜀光的师生保持着密切联系。 为了防备特务追捕，我俩在不同时间、取不同路线秘密重返成都。在成都很快找到中共地下组织。我们向以基督教活动为掩护的老党员陈鼎文汇报了在蜀光中学的情况，表达了跟共产党走的决心。我们认定，我们反对专制独裁、争取民主自由、建设富强幸福的新中国的理想，与当时共产党的主张是一致的。共产党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政治主张，使我们感受到强大的亲和力和吸引力，促使我们下定决心成为共产党人。 我们倾心长谈，同感在蜀光中学这大半年工作中太莽撞了，只图痛快，不谨慎，不踏实，结果弄得自己没有立足之地，而且暴露了那些与我们有联系的朋友和进步学生。于是，李中改名李慎之，我改名谢实之。后来，由于“谢实之”三个字都是仄声，不好念，就从邹韬奋的名字中取了一个“韬”字，改名谢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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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户口原来是农村的后来迁到城市，现在想迁回原籍。可以吗
我是农村户口结婚后迁城市了，现在离婚户口可以迁回吗？
我想问一下
我家原来是农村户口
但是现在是城市户口
现在面临着拆迁
我爷爷在老家还有一院庄子
能分到钱吗
两年前，我有一个侄儿把户口农村迁到了武汉市汉南农场，两年来在武汉市打工，收入微薄，难以维持生计，现在想把户口迁回原籍农村，因为那里还有他承包的土地，可以种地、养猪等。请问：这可以吗？如果可以，需要怎样办理户口迁移手续？
本来是农村户口后来读书迁成城市户口了，现在住在农村正在拆迁，按我们这边规定一个人口可以分到10平米门面房，我现在是城市户口，而且也没有工作，可以分到那10平方的门面房吗
本人于95年由于工作关系迁入公司集体户口，97年公司宣布倒闭，致使我下岗待业在家{农村}老家至今，其中02年农村老家所在地被统一规划，对于拆迁相关的赔偿款于我没有一分钱的关系，理由是我的户口不在，当时就觉得特冤，但也没办法。可是现在又面临第二次征地，户口还是原先的户口，多次找到相关部门要求把户口迁回原籍，都没有结果，孩子上学也不方便，老公的户口在外地农村，我该怎么办，恳请哪位热心的朋友帮我想想办法。不甚感激。
请问以前是农村户口，由于工作原因迁到城市，现在想迁回原籍，（在农村有田地，房子、父母年龄大）要人照顾。可以迁回原籍吗？
我家原来是农村户口，后来父母给我买了房子就把我的户口迁到了城市，现在农村还有我的土地，我现在想把我的户口在迁回农村可以吗？
我在山东，我想咨询一下离婚后户口可以迁回原籍嘛，原来是农村户口现在是非农业户口
政策是在加快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转为城市户口的现在可以转回农村户口，我是上学转的现在可以转回农村户口吗
我是农村户口，现在在城市里买房子了，可以在城里买医疗保险吗？月收入2500元的上海便利店阿姨们，她们的生活，你可能想象不到？ | 涨姿势19K1,231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mp.weixin.qq.com/s/WgSgYEi-zqDOacKkfv-VXQ聚丰园路，有家24小时的便利店，是我常去买东西的地方。去的多了，和里面的阿姨也熟络起来。2016年的一天，我去店里买东西，热情的Z阿姨聊起天来：“你们大学老师工作好好的，整天不用上班，钞票也挣得多。我们挣一年的钱，只顶得上你们一个月吧？”我是个好奇心重的人，碰上这样的话题引子，肯定不会放过。接着话茬，我问Z阿姨：“那您一个月挣多少钞票呢？”Z阿姨一边操作收款机，一边应答：“我们不多的，一个月2500元钱，一年3万块钱。”便利店的阿姨们，平时上班，做二休二，工作两天，休息两天，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工作的两天，每天工作12个小时。第一天，白班，上午7点到晚上7点。第二天，夜班，晚上7点到上午7点。上海的最低工资是2190元，便利店阿姨们的工资是2500元，单位上四金。这家店靠近学林苑小区门口，对面是有很多饭店的上坤广场，不远处是上海大学西门和学生宿舍。从早到晚，小店里人流不息，阿姨们几乎没有停下来的时间。每天，只有到了下半夜，阿姨们才有可能坐下来喘口气。便利店里的屋顶，一根接一根地排满了白炽灯，无论白天黑夜，便利店里始终明亮通透。客人进来，自然心情愉悦，可对在店里要待上12小时的阿姨来说，如此明亮的灯光，足以扰乱人的生物钟和作息规律。冬天，冷风跟着进出的客人，不时地从外部涌进店里。时常见阿姨们冻得脸颊通红，抱着水杯取暖。我曾经问一位阿姨，为什么不能开暖气？阿姨说，公司不允许开暖气，怕温度太高，融化了店里的巧克力。原来，夏天允许开空调，也是为了巧克力和食物，而不是为了人舒服点。好多个深夜，我出差回来，路过便利店，总能见到阿姨们在里面忙碌。深夜是盘点库存、结算账目的时间。一个24小时的便利店，总有很多事要做，总有很多活要干。2017年春节，来店里买东西的人少了很多，我终于有机会，和阿姨们聊聊她们的家庭，她们的生活，以及她们如何来到上海这座城市？D阿姨无锡人，48岁阿拉爸爸很早就到上海了，他的单位在上海重型机器厂。我妈妈一直在无锡乡下头，屋里厢全是小姑娘。在无锡乡下头的时候，我谈过朋友，阿拉爷娘坚决不同意，他们说我将来要去上海顶替的，不能被乡下的小赤佬耽误了前程。1990年，我21岁，我爸爸60岁，到了退休年龄。几个姐姐已经在无锡乡下结婚，吾是最小的一个，就来到上海，顶替我爸爸。我来上海的时候，已经是上海最后两批可以顶替爷娘进厂的辰光。姐姐们羡慕，朋友们羡慕，都说我攀了高枝，进了大上海，福气老好的。乡下谈恋爱的青年也说，不耽误侬去上海发展的好机会，我们和平分手吧。在上海，我爸爸一直借房子，住在曹家渡。按照就近分配的原则，我进了曹家渡附近的上海棉纺厂。当时苦呀，我一个小姑娘，一个人在上海，朋友嘛，没，钞票嘛，没，什么都靠自己。生个毛病，躺在集体宿舍，小姐妹们上班去了，连个倒水的人都没有。来上海半年多，认识了我老公，他刚从上海郊区的嘉定顶替他爸进厂。我老公大我8岁，工龄比我还少半年。我看他年龄大，人又老实，所以，恋爱没谈多久，我们就结了婚。他家在嘉定乡下有房子，在城里也没房。我一个乡下来的小姑娘，哪里懂得结婚要看男方有没有房子。再说，就是有人跟我讲，我也听不进去。有个人能知冷知热地照顾你，哪里还管他有没有房子。我们双方的家庭条件都不好，结婚的辰光，完全白手起家双方家庭都没给过一分钱。厂里在集体宿舍安排了个单间，我们俩把被子往里头一扔，就凑了一个家。1993年，我生了儿子，没法继续住集体宿舍，我们就借了房子。当时钞票少，从借的房子到厂里，老远了。虽然上下班苦点，但每天下班，回到屋里厢，一家三口，小日子过得也老开心的。1996年，棉纺厂倒闭。当时，上海的棉纺企业全部关门了。厂里发通知，工龄15年以上的老职工，统一安排再就业，其他人全部一刀斩断，我和我老公各拿到了2000多元钱的遣散费。我师父才亏呀，她工作13年了，结果也是一刀斩断。13年工龄加到一起，遣散费发了一万多元钱。棉纺厂关门后，我在永和豆浆店当服务员，我老公给私人老板打工，挣的钞票不多，屋里厢的存款，就只有厂里厢发的那4000多块的遣散费。眼看儿子要满三周岁，该上幼儿园了。幼儿园跟着户口走，我和我老公都是棉纺厂的集体户口，借的房子好远，不买房子，上幼儿园，包括以后念小学，都是大问题。那时，我就想，伐管哪能，一定要先买个房子。我老公笑我异想天开，家里没啥积蓄，又双双下岗，哪来的钞票买房子。我不信这个邪，到处找人，到处想办法，结果还真让我找到了门路。我老公的一个远方亲戚，住在新客站附近，他们家那片传出马上要拆迁的消息。我晓得后，觉得是机会，就怂恿我老公去探探消息。男人好面子，加之平时往来不多，死活伐肯去，当然，我知道，就算去了，他面子薄，也开不了口。我也是爱面子的人，可是儿子马上要念幼儿园，容不得耽误。我买好礼物，厚着脸皮，登门拜访，谈好条件，一家三口，把户口迁进去，总共4万元钱。借遍了所有亲戚，嘉定、无锡跑了好多回，落了无数的眼泪，总算凑足4万元钱。那时的拆迁补偿，按人头来，多一个户口，亲戚家没任何损失。我老公的户口刚迁进去不久，拆迁的消息就落实了。还没等到我和儿子的户口迁进去，整个片区的户口办理就冻结了。我当时想，说好的是一家人三口全进去，给4万元钱，现在只进了一个户口，个么给一半，2万块，应该足够了。结果给了2万之后，正式拆迁那天，老公的远房亲戚一家人，上门来要剩下的2万块。还好我没急着把钱还回去，要是急急忙忙还了钞票，还真伐晓得会哪能。个辰光，阿拉夫妻俩咬着牙，把剩余的2万元给了他们。拆迁补偿，有两个方案，一个是给7万5买断，一个是分房子，我们要了聚丰园路上祁连二村一套两室一厅、70平米的房子，也就是我们家现在住的地方。当时的聚丰园路上，伐要太荒哦，附近全是农田，公交车站都没有。最近的站头，要走20分钟，到南大路上才有。不过，我很知足，总算有了自己的家，高兴得不得了。借来的钱，还了五六年，也还完了。每到过年过节，我们一家人会提着礼物，去看望老公的远房亲戚。我常跟儿子讲，人家帮助我们的恩情，要记一辈子。我家这房子，现在能卖到350万。要是现在去买，哪里买得起？儿子后来在祁连二村上了幼儿园。我儿子乖得很，不抽烟，不喝酒，下了班就在家里白相电脑，从来不出去野，一百样都好，就一条不好，伐喜欢读书。他自己不要读书，我和他爸爸也没有办法。我们两个人文化程度低，辅导不了他的功课。他在家附近念完初中后，上了中专，中专毕业，在一个国有企业上班。现在赚钱也不多，一个月4000多块，交给我3000块。有时，我看着他窝在家里玩电脑，也着急得很。今年虚岁都25了，还没谈过恋爱。他就跟个小孩子一样，还没长明白，完全没有开窍。他说，他还没玩够，不要谈女朋友。我催了他好几次去相亲，他就是不肯去。催得多了，我自己都烦。算了，让他去吧。搬到聚丰园路后，我老公在人家工厂里做过工，干过保安，都挣不着什么钞票。我一直叫他去开出租车，他始终不肯。到了2007年，他总算想通了。2007年，我老公46岁，开始学开车，然后就干了出租。那时候，学好车就可以开出租，不像现在有年限要求。我老公开出租十年了，前几年还挣了些钱。这几年，钱越来越不好挣，年龄大了以后，慢慢也快开不动了。这一两年，一个月下来，拼死拼活，就只能剩个五六千元钱。有了新家之后，我先是在一个大卖场上班。2007年，聚丰园路上的学林苑小区门口开了家快客，走路到我家，也就10分钟。我就来快客上班，今年已经整整十年。在嘉定乡下，我老公有自己的私房，等着拆迁。我妈妈在无锡，前几年拆迁，拿了几套房子，留给我一套。我和老公以后退休了，要么去嘉定，要么回无锡。我们祁连二村的房子，就留给儿子结婚用。前一阵，回无锡老家，小时候的姐妹问我，如果人生可以重来一次，我还愿意来上海顶替吗？我当场叫起来，谁愿意去，谁去，我再也不去了。当时，看着风风光光，哎哟哟，了不起，去上海了，去大城市了，哪个晓得，要吃这许多苦，受这许多罪，还不好意思和人讲。我的几个阿姐，嫁人留在乡下，后来赶上拆迁，分了好多套房子，拿了好多钞票，现在又有房子，又有钞票，日子过得伐要太惬意。人这一辈子，没有后悔药。现在是我最开心的时候，平常，来快客上班不上班的时候，搓搓小麻将，老开心额。人要想清爽，不能把自己闷死。L阿姨崇明人，45岁我和老公是土生土长的崇明人，1995年结婚。来上海之前，我老公在崇明的国有农场开大型收割机，一年一万多块钱。我在大队的中学门口开了个小店，守着五百多学生，卖早点、零食、文具，薄利多销，生意还不错。忙不过来的时候，我婆婆还帮我来看着店。2000年，大队的中学合并到镇上，经营了六年的小店就干不下去了。关了小店之后，我跟着老公，来上海打工。老公开出租，我在长寿路的亚兴广场卖儿童产品。卖了几年童装童鞋，老板撤柜，我就待在家里，专门给老公烧饭。空闲的辰光，去棋牌室打打牌，我们打的都不大，就是打发个时间。刚来上海的时候，我们住的房子就借在聚丰园路新开河桥边。那个辰光，聚丰园路靠近上海大学这边的当代高邸、学林苑，还没开始造房子。住了一年，房东说要卖掉，我们搬到锦龙苑。锦龙苑住了两年，房东说儿子结婚，我们搬到祁连二村。在祁连二村，刚住满一年，房东要涨房价，我们又搬家。搬家后，住了不到一年，房东说房子要派用场，我们又被赶走了。那些年，年年都在搬家，我都搬怕了。我就跟我老公商量，干脆买个房子吧，搬家搬得我都烦死了。就这样，2007年8月，我们在祁连二村买了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总价52万，面积78平米，两房朝南。房型不错，就是房子年龄老一点。2007年，上海房价已经开始上涨。如果我们4月份买的话，就能省10万元钱。可惜，买晚了几个月，白白浪费了十万块。我老公家，就他和一个妹妹，妹妹早就嫁人了。买祁连二村的房子，公公给了我们10万块钱。当时，胆子小，没眼光，不敢借钱，就全款买了房子。现在想想，好后悔的。学林苑、当代高邸，那个时候都造起来了。如果胆子大一点，贷点款，要么在祁连二村买两套房子，要么就在学林苑买个电梯房或三室一厅的大房子，都蛮好的呀，现在也都翻好多倍了。我们没文化，看不到那么远。我老公跟我讲，没关系，买了就好，要是当时没买，现在再买，一辈子都买不起。2014年，我们在崇明乡下，挨着以前的老房子，盖了两层楼的新房，好几百平米，用了35万。家里只有公公婆婆两个人，有的是房子。老房子租给在崇明养田螺的老板，一年的租金一万多元钱。在老家盖房子，是以后给女儿办婚礼用的。上海这边结婚，在饭店，吃晚上一顿饭就好了。我们崇明乡下结婚，正宗的婚宴，都在自己家里吃，至少要吃三天饭。第三天，全家人一起吃馄饨。有的人家，姐妹来吃饭，吃一个礼拜的都有。崇明的新房子造好了，就一直空关在家里，没有装修。等到我女儿正式谈朋友，我们就准备把它好好装修一下。我女儿今年22岁，在南汇的一个高职学院，学护理专业。今年是最后一年，她在瑞金医院总院，做实习护士。大学期间，她很优秀的，一直是班里的第一名，去年还拿了上海市的奖学金，有8000块哟，而且还入了党。前天，我还笑她，念到大学，才开始认真读书。早点知道努力，该多好。瑞金医院实习，我女儿表现很好，已经跟医院签了协议，明年大学一毕业，就正式入职。护理专业，累是累点，但收入高，也是稳定的工作，我和她爸爸都挺满意。现在最着急的就是，她还没谈朋友。小姑娘年龄大了，拖不起呀。我们就一个女儿，家里的房子、车子，都是留给女儿的。我们不要求男方多有钱，是多大的老板，只要男孩子本本分分，有稳定的工作，对我女儿好就可以了。Z阿姨崇明人，45岁来上海之前，我在崇明老家上班。在五金店干过活，在崇明棉纺厂做过工。五金店关门，棉纺厂倒闭，我就换个工作。有事，就干干，没事，就在家烧烧饭。2000年，我老公和三个好朋友，一起约着来上海学驾驶，后来一起开出租。老公起早摸黑开出租，辛苦得很，还要自己买菜烧饭，人吃不消，他就叫我不要做工了，来上海，给他烧饭。刚来的时候，我就待在屋里厢，负责买菜，烧饭，等他收车回家吃饭。开出租车好辛苦，我老公舍得码力气，天不亮就出门，经常干到第二天天亮才回家。在家里烧了几年饭，我就想着要找个事做。挣多挣少，没关系。挣一个，是一个，就算挣个房租，也比闲待在家里好。另外，我也和社会接触一下，天天在家烧饭，什么事都不晓得，老公都会嫌弃我。再说了，买菜烧饭，本身也用不了多少辰光。在110路公交车终点站附近，找到一个老板，帮他卖羊毛衫。羊毛衫生意，天热就不做，一个月挣1000多块钱。卖羊毛衫的时候，认识一个卷头发胖姐姐，她爱到我们店里来噶三胡，一来二去，我们也认识了。有天，我问胖姐姐，你整天不上班，老公挣钞票很来噻把？胖姐姐说，她是在快客做的，做二休二，一半的时间不用上班。我当时一听，还有这么好的工作？就问胖姐姐钞票多不多呀？胖姐姐给我说了她的工钱，哎哟哟，比我卖羊毛衫舒服多了。我就跟胖姐姐讲，你们那里还要不要人？碰到要人的时候，记得跟我一声哈。2009年，卷头发胖姐姐介绍我进了快客上班，我就一直干到今天。2000年，我刚到上海的时候，我老公借的房子就在聚丰园路上。当时，这边好偏僻的，做梦都想不到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那个辰光，我们借的是当地农村的私房，400元一个月，没敢借公房，主要图私房便宜。住了不到两年，这一片的私房拆迁，我们只好借公房，借在聚丰园路的锦龙苑。我们崇明来的两家人一起借，一套房子600元，两家人平摊。上海的房租每年都在涨，越涨越贵。到后面，住都住不起了。儿子考上大学之前，2006年，我们在崇明乡下，花了45万，造了上下三层楼的小别墅。我们把公公家的三间老平房也推倒，新盖了两间大平房。大平房是准备留给儿子婚礼时，办酒席用的。我们崇明乡下，结婚早。结婚酒，都摆在自己屋里厢，最少吃三天。自己家的姐妹，吃的时间还要长，一直吃到菜全部吃完为止。有些人家，吃半个月的都有。我们当时考虑，既然有点钱，就早点准备起来，反正都是儿子结婚用得上的东西。早点盖起来，早点了个心事，越往后面，越贵呀。以前，我们根本没想过在要在上海买房子。总想着，以后老了，就回崇明乡下去养老。2012年，我儿子考上外地大学的本科。我一看，不行，要出事了。读完大学，儿子要回上海来工作。我们还没有给他准备好房子，以后，谁家的小姑娘肯嫁给他呀。一想到这事，我就发慌，心急火燎。在乡下造房子的时候，把家里的老本吃光了，根本没钱在上海买房子。眼看着上海的房价像过山车一样，越涨越凶，越涨越高，混到2014年，我跟老公商量，再不买，儿子就要回来了。没有房子，谈朋友都谈不上，这不行的。到处看房子，商品房都太贵太贵了。2014年下半年，我们在聚丰园路西边的绿地领海买了个商住两用房，58平方米，挑高4.5米。装修后，房子做成了两层，楼上2个房间，楼下1个房间，外加一个客厅、餐厅、厨房和卫生间，使用面积也有一百多平米，不算小。买房子的时候，婆婆给了我们十万元钱，老公的姐姐借给我们一些，加上我们这些年的存款，总共70万的房款，我们一次性全部付清。之所以付全款，是考虑到以后如果要买第二套房子，没有贷款，限制会少一些。2016年底，这个房子已经涨到140万。平时，我和老公住在里头。等到儿子将来结婚的时候，这房子就给他。他如果喜欢，可以重新装修一下。他如果不喜欢，就卖掉它，换个其他房子的首付，随他自己的心。2016年，我儿子大学毕业，考进上海的警察学校，再上两年学，就正式当警察。我家的这个小囡，今年实足23岁，按我们崇明人的算法，虚岁25了。别人都夸我儿子养得好，很听话、不抽烟、不喝酒、从来不去网吧、也不在外面瞎混社会。高中是在崇明排名第二的中学念的，高考填志愿，我们也不懂该怎么填，没填好，就考去外地读了四年大学。我公公婆婆特别宝贝这个孙子，说等他警校毕业了，给他买辆车。我儿子从小就孝顺，小时候，在肯德基买汉堡，也要带回崇明去，让爷爷奶奶吃一口，尝个味道。我老公的姐姐日子过得好，家里钱多，也喜欢我儿子，经常给我儿子钱。儿子在外地读大学，我们每个月给他寄一千多元钱。回上海读警校后，他缺钱，就回家来，自己拿。我和他爸爸都知道，儿子乖得很，不会乱花钱。前段时间，儿子在警校谈了个朋友。小姑娘人很好的，家住在浦东，我和我老公都见过，很满意。在我们崇明乡下，像我这个岁数的人，很多都做奶奶了。照我的想法，最好就是警校毕业后，一上班，就早点结婚。他结了婚，我也就了了一桩心事。他一天不结婚，我就一天心悬在那里，着急得很。今年春节，在崇明老家团年，我老公开玩笑说，要是2006年，拿家里造房子的钱，在上海买房子，现在已经翻好多倍了。我跟我老公讲，谁一辈子能算得那么精呢？现在不也是很好的吗？崇明有房子，上海有房子，儿子回上海了，也有稳定的工作，还谈了朋友，家里老人身体都好，我们也能给儿子再挣几年钱。过两年，儿子警校毕业，结了婚，生个娃娃，生活还会更好。想想，都要笑醒。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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