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闭症孩子未来的人生计划，你想过吗？ - 简书
自闭症孩子未来的人生计划，你想过吗？
加拿大自闭症孩子家长辛旅，因为看到youtube上那些自闭症孩子的家长用针孔摄像头偷拍孩子在机构的日常生活受到虐待和摧残的视频，担忧在父母离世后，该把自己的孩子交给谁？《》在恩启读者群体中引起强烈反响，半个月过去了，家长们对孩子未来的担忧却有增无减，希望有更多的渠道了解怎样计划孩子的未来。我们知道，为自闭症孩子做好人生计划，是每一个自闭症家庭都不能逃避的话题，为了让更多的家长客观、理性的考虑这个深远的问题，恩启特教平台特邀请周立明老师用他多年的经验和专业的角度，解析如何为孩子做长远计划，才能保障孩子的未来，给家长们多一些思考的方向。
长远规划，保障孩子一生平安成功的故事 & 失败的故事文 | 周立明加拿大自闭症孩子家长辛旅致国内家长的信，在恩启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我也深为感动。在美国为自闭症智障患者及其家庭服务多年，我想在此呼应：在美国，像辛旅家庭这样的遭遇不但不是个例，而且相当普遍！确实，通过积极的教育干预特别是早期干预，自闭症患者的许多症状可能得到改善，少数高功能患者最终有可能融合到正常人群社会之中。但是自闭症智障是伴随终身的医学诊断，由于大脑先天缺陷，自闭症智障患者在社交语言等方面的困难将长期存在。正如辛旅在信中所说，最后能成功融入主流社会的自闭症患者只是少数，也许不会超过百分之十。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孩子终身需要各种支持。最近统计数据还表明，自闭症患者中有百分之七十同时患有不同程度的智力障碍，百分之四十还患有癫間，多动，焦虑，忧郁，精神分裂等其他精神疾病。面对这一现实，家长必须要有长远的计划。即使在社会福利相对完善，残疾保护法律比较健全的西方国家，政府资助，机构竞争，媒体曝光，大众关爱，这些都无法保障孩子一生健康快乐的生活。因此，自闭症智障孩子家长，不管你的孩子今天是五岁，十五岁，还是二十五岁，必须及早为她（他）计划终生获取各方支持的人生计划（Life Plan）。不能指望政府，不能依靠机构，不能靠媒体，也不能完全依靠一位两位古道热肠的活雷锋窦老爹，家长唯一能够依靠的，只能是自己和亲友。切实为孩子做好长远人生计划，步步监督实施，不断更新调整，顺应实情，与时共进。这是保障孩子一生平安的阳关大道。自闭症智障孩子的人生计划，至少应该涵盖这样几个大的方面：1、法律保障；2、经济保障；3、健康医疗保障；4、日常起居照顾支持；5、从孩子的爱好能力出发，实现各自的人生价值（包括工作纳税）。为了实现 4和5，必须为孩子制定短期与长期相应的行为康复方案。在不同的年龄段，根据孩子不同的功能水平，行为表现，长处短处，这一计划应该明确列出：?孩子必须掌握的最基本生存技能；?孩子必须自主表现的关键适应性行为；?孩子必须获得的基本支持。在行为分析师的指导下，家长可以和特教老师一起研究确定孩子在不同年龄段如何建立和强化这些基本行为技能的训练程序（ABA 文献在这方面积累了大量成熟的训练措施）。现实地说，自闭症孩子中的天才只是极少数。我们的孩子长大了未必都能够出版书，开画展，举行音乐会，成为编程专家，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应该能够简单照料自己：?饿了会从冰箱里取食物做三明治，冷了会自己添加衣服。?衣服脏了知道洗换，房间乱了能够整理。?依靠视觉或听觉提示，每天都能遵循一个健康安全的作息时间表。?分得清什么是健康行为，什么是垃圾食品。?出门能搭公车，过马路会注意安全。?身体不适时懂得及时与护理人员联系，苦闷时会找亲友倾诉。?如果有幸得到一份力所能及的工作，他们能做到敬业守时，对上级同事尊重，也能承担别人可能表现的歧视甚至嘲讽。?即使没有一份正式工作，每一天也应该过得忙碌而且有意义，有个人目标，有社会互动，天天充满自己喜欢的快乐健康的生活内容。家长们与其为孩子的将来担忧，还不如立马动手为孩子建立并实施这样的人生计划。作者在美国曾参与过不少孩子人生计划的建立实施，也亲眼目睹了成功与失败的家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了帮助恩启读者进一步了解这样的终生计划，征得患者及家长准许，在这里介绍两个真实故事。一、麦太太的四个孩子麦太太有五个孩子，四个男孩都是自闭症智障患者。老大老二功能较高，麦太太留在家里自己照顾。老三老四不但功能低，而且一个表现破坏行为，一个表现进攻性行为。因此分别在9岁与13岁时，麦太太把他俩送进州立精神发展中心，托交州政府全日监护。?我与她们一家在1996年相识。1993年，该州发展中心因为多起暴力虐待病人案被FBI 侦破，遭家长联谊会及人权组织起诉。1995年联邦法院判决州政府败诉，责令彻底改造。其中有一条就是要立即招聘若干名 ABA行为分析师。因为该中心成立三十年来没有雇佣有资质的行为分析师，也没有实施有效的行为干预计划。许多护工的暴力虐待事件都起因于病人表现的问题行为。我当时拿了宾大博后通知正准备去报到，被猎头公司以较高的薪金聘到该发展中心。?我最早接手的病人就是麦太太的两个自闭症儿子。在我的导师Dr. Iwata 指导下，经过功能分析，制定实施了有效的行为干预计划。一天多次训练，使得老三老四的问题行为明显改善，老四还成功地参加发展中心的生产组开始挣工资单。2001年，发展中心多年积累的问题逐渐得到纠正，州政府顺应“主流社会融合”的潮流，决定关闭中心，把数百自闭症智障患者分散到当地社区，由私营机构服务，州政府买单。?在这样大规模的转移运作中，根据自闭症智障专家提出的“终生支持”的理念，州里全面实施个人支持计划（Individual Support Plan）和独立支持协调人（Independent Support Coordinator）的制度 。家长作为孩子的法定监护人，孩子转去那个社区那个机构，完全由家长决定。一位熟悉社区服务的社工牵头担任支持协调人，组成一个有家长，亲友，医生，护士，治疗师，机构和社区志愿者的支持圈（Circle Support），集体讨论决定该孩子的各项具体生活措施和康复目标。该计划每年全面修订一次，以适应情况变化。老三老四都有严重问题行为，麦太太指名要我参加支持圈，负责行为治疗。孩子们的社区转移是成功的，他俩在社区群家的生活质量远远超过了发展中心。麦太太每星期都会来看望，与孩子共进午餐，然后一起出外购物。??后来麦太太不幸患了癌症，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支持圈为此召开会议，建议麦太太及早指定后继监护人。?麦太太的朋友中有一位房地产交易人，自告奋勇要求担任。这位女士巧舌如簧，手术后的麦太太一时糊涂，指定她为自己身后监护人，办了法律手续。?谁知这位交易人看中的是麦家地处黄金地段的房产，乘着麦太太病入膏肓，其他亲友不闻不问，她把麦太太弄进养老院，几经转手，把麦家房产低价买入自己名下，又把老大老二搬到一处地段差的老房子里，据说窗户上玻璃都残缺不全。?麦太太在老人院去世后，这位女士再也没有在老三老四的群家露面。?支持圈开会时她总是缺席，只通过电传在要紧文件上签字，平时根本无法找到她。?麦家的遗产不知去向，老三老四现在经济上的唯一来源就只剩下政府发的残疾社保金，因而财务上常常捉胫见肘。一次老三发脾气砸坏了厅里的大屏幕电视，由于没有资金购买，只好把老四卧室里的小屏幕电视搬到厅里。麦家四个孩子不但失去了母亲，也失去了应有的法律监护与经济保障。幸亏老三老四所在机构是个有良心的基督教机构，全面承担了老三老四的生活安排。对于这四个孩子来说，这无疑是失败的人生计划！二、幸福的玛丽在玛丽四岁被诊断为自闭症重度智障以后，她的父母就开始策规划孩子的人生计划。西先生告诉我，西太太因此辞去工作专门照顾玛丽。他也在玛丽被诊断的那一天断然戒烟，夫妇开始锻炼健身，为的是健康长寿，能陪伴玛丽多走一程。从小学到高中，他们让玛丽尝试了各种康复教育程序，公校特教，私校特教，本地外地的全托半托教育机构，结果康复成效都很有限。?玛丽十八岁以后，他们为她精心挑选成人康复机构。第一家机构把玛丽安排在治安不好的地区，一个月后西先生就决定换机构。第二个机构让玛丽与两位有进攻行为的女患者同住一屋，两个室友打起架来，玛丽吓得躲在卧室里尖叫。第三个机构刚进去时说得头头是道，实际上许多承诺的康复活动都没有兑现。?西先生夫妇在换了三家机构后，作出了一个很有远见的决定：亲自操刀为玛丽安排日常生活康复。他们为玛丽在好区首付购房，并找到另一位年龄兴趣功能水平与玛丽相近的自闭症女孩做为室友。这样玛丽生活中最大一份开支房租就节省了许多，并且有室友付租金帮助还房贷。等将来还清房贷，玛丽名下这份不断增值的房产就是将来的经济保障。同时他们联系到一家基督教机构，由该机构提供全天护工服务，州政府买单。?西先生西太太全面负责孩子的财务经济医疗生活计划各个方面，事无巨细，亲自操办。他们与玛丽室友的父母几乎天天要来探望照料，有时一天数次。玛丽和室友都表现严重自伤行为，西先生通过咨询机构找到我，邀请我加入支持圈。他们常常打电话报告或询问玛丽的行为问题，与我一起探讨其行为功能与治疗对策。玛丽每次看医生，父母都亲自陪同，与医生直接对话。如果是看精神病医生，他们一定预先打电话给我，约我同往。他们努力与直接照顾女儿的护工们搞好关系，逢年过节总不忘给护工们赠送礼物。??如果天气允许，他们要求孩子们每天在户外活动几个小时，包括参加为残疾人群开办的健身班。避免孩子窝在家里看电视有害健康。?他们精心为女儿制定每周食谱，既保证营养，又避免营养过剩。每周还亲自为女儿测体重，预防体重超标。?两个女孩在社区活动的内容，都有西太太精心安排。她说玛丽缺乏工作的能力，她并不指望玛丽工作挣钱，只希望她每天过得开心，去她想去的地方，做她爱做的事。?她们的每一天都安排的满满的，去教会读圣经听故事，唱诗班唱歌，图书馆读书借书，看电影，上快餐馆，上冰淇淋店，观赏马戏表演，参观博物馆，浏览各自喜欢的商店，参加市内或市外旅游。?玛丽喜欢逛植物园，室友更喜欢动物园，父母为她俩买了年卡，想去时就结伴而去。?西太太还为她们联系了给一家老人院送免费午餐的义务工作，两个女孩穿上工作服，穿行在老年人之间，赢得许多“谢谢”。玛丽有个哥哥，大学毕业后去外地工作，从小对玛丽的照顾不感兴趣，西太太并不指靠他。她们确定比自己年轻的姨妈姨夫为后继监护人。几年前，西先生太太通过国际孤儿收养计划，从俄罗斯领养了一个7岁的孤儿娜塔莎，每次来看玛丽他们都带着娜塔莎，并且把她介绍给玛丽的支持圈。娜塔莎与玛丽的关系非常亲密。有时玛丽发起脾气来，娜塔莎一到场，她就会慢慢安定下来。西太太说，理想的计划，是在他们身后，娜塔莎与姨妈一起承担起照顾玛丽的重任。不过他们也很客观，承认将来会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唯一能确定的是，只要他俩和姨妈夫妇健康在世，一定会按照既定计划，对玛丽的生活全面负责到底。?玛丽进入机构五年，我与西家认识也满三年了，西先生太太对孩子的爱和负责，使我对自闭症智障孩子的人生计划有了全新认识。玛丽和她的室友享受着生活质量相对较高的社区生活，健康快乐。依我看，与其他自闭症智障患者相比，家长为她们制定的人生计划是成功的。3、小哥哥的故事写完以上实例，我想到小时候的一位邻居女孩，她有个中度智障的哥哥，比她大十岁，我们都叫他“小哥哥”。用今天的标准看，小哥哥的所有表现是自闭症患者的诊断特征。父亲早年去世，兄妹俩跟着母亲度日。女孩初中毕业，响应“一片红”号召去南方插队落户。没想到等她一走，当地组织又来动员小哥哥下乡，而且是去北方农村。?小哥哥不懂“插队落户”意味着什么，妈妈也做不了他的主，他领了国家免费的棉衣棉裤，就让人家把户口给迁了！小哥哥到了北方农村，根本没法适应艰苦的插队生活。带去的衣服财物被骗光偷尽以后，跟着流浪人群流浪到邻近一个城市，被该市城管收容。幸亏他还说得清自己的姓名，上海地址，母亲姓名等信息。收容所通过上海知青办和他母亲取得联系，让她去认领。母亲年纪大且没有文化，只好发电报给南方农村的女孩。女孩接到电报，千里迢迢赶到那个陌生的北方城市，在收容所里见到垢面蓬头，衣衫褴褛，浑身长满虱子的哥哥，兄妹俩抱头痛哭。??小哥哥总算得以返回上海。?后来女孩也回上海工作了，她几次三番到地区管残疾的办事部门呼吁，终于为小哥哥落实了一份力所能及的街道工作。?母亲去世，女孩结婚成家，得到丈夫的全力支持，一直和小哥哥生活在一起，照料他的日常起居。?小哥哥退休了，享受社保医保。?再后来邻居夫妇也退休了，依然义不容辞地精心照顾着哥哥，安排好哥哥每天的退休生活。出外旅游也必定带着哥哥。这是一个美丽的故事，体现了我们民族文化传统。在给美国家长们做咨询时，我有时会情不自禁的提及我的这位邻居，他们如此高尚的兄妹之情，使得美国家长们感动羡慕。世间自有真情在。我想把这个动人的中国故事作为本文结尾，与恩启读者们分享，希望远在加拿大的辛旅家庭也能读到它，点亮心中希望之灯，从而更加有信心地为孩子规划切实可行的人生计划。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恩启特教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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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路——荆棘鸟 请帮忙点击上图，不影响您浏览 荆棘鸟 作者：【澳】考琳·麦卡洛 内容简介 这本书是一部澳大利亚的家世小说，以女主人公梅吉与神父拉尔夫的爱情纠葛为主线，描写了克利里一家三代人的故事，时间跨度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 年富力强的神父一心向往罗马教廷的权力，但他却爱上...
自闭症是一种严重危害儿童身心健康的广泛性发育障碍，由于病因未明、缺乏有效的治疗药物、致残率高、发病率有不断增高的趋势，自闭症正在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严重的公共卫生挑战。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表现为社会交往、交流障碍和行为异常。据去年12月发布的《中国自闭症教...
写在文前，最近被自闭症话题刷了屏，百度才知道4月2日是世界自闭症日，就好像只有雷锋日，我们才想起来做雷锋一样。自闭症的孩子，被遗忘了364天之后，只有这一天才能被想起来。这是我大学的新闻采访课的深度报道，记录自闭症家长从知道孩子的不同，到欣然接受这一路的辛酸苦楚，和孩子给他...
文 | 徐亨福 近日，经媒体报道的一名15岁自闭症少年雷文锋在托养中心死亡事件发生后，再度引发社会对自闭症特殊群体的关注，尤其是对于大龄自闭症人士来说，他们面临的处境更加艰难，来自家庭的无助、社会的冷漠、政策的空白等等让他们看不到未来，成为特殊群体中无处安身立命的特殊一族，...
近日，一则关于“北京慧灵智障人士服务机构被强制搬迁”的新闻引发自闭症圈内广泛关注。 事件起因是因为综合治理办被告知：根据北京市疏解、整治、促提升的指示精神和环境整治以及散乱污企业的清理工作，现需清理非首都功能、东旭新村要打造高端小区、慧灵服务智障人士被认为有碍观瞻，责令慧灵...
我的手机彻底完蛋，茶水不进，再也充不进电了，到最后自动关机，再也不见。 最近一段时间，手机时好时坏。有时充电很快，有时很慢，但总是耗电很快，早上满满的，中午就只剩30%了；再充满，到晚上还是所剩无几。 谁知道充的电都到哪儿去了？ 来如墙倒，突然发病的手机，在此之前还是有一些...
愿你永远别箭走急锋，不要太急于求成。 其实这种担心还是在的。
这孩子喜欢一个女生。 还一直眼高手低，又自卑又自负。 聊我自己的高考前的俩事，一个是如何做到早起，一个是那本背了六遍的书。说的都是细节和情景再现。 孩子悟性很好，希望可以有用。
今天再一次带九儿坐火车，我们要出发去河南。 妞儿已经是第三次坐火车了，同样是卧铺，不同的是，这次是姥姥跟着一起。 路上还算顺利，上了车，还没坐一会儿，姥姥就去睡觉了，我陪着小九儿，喂她吃葡萄，不知咋了，她一直往外吐，可能是有籽儿的缘故。 然后，吃米粉、喝水、走来走去、睡觉、...什么样的人生值得一过？
陈赛问题在继续。谁曾经情绪低落超过半年？手多了几双。三个月？一个月？一周？一天？随着时间越短，举手的人越来越多。到了最后，所有人的手都举在了半空。这堂课的名字叫《精神异常的本质》，言下之意是，谁比谁更疯狂？就一个人的精神状况而言，到底什么是健康，什么是疾病？这是我在这个封面故事的采访过程中遭遇的第一个困惑。心理健康最常用的标准叫“常模标准”——如果你和这个世界上大部分人一样，那你就比较健康。疯子之所以是疯子，是因为他的行为与常人不同。比如他们听到别人听不到的东西，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幻象，他们无法与人恰当地交流，他们沉浸在自我的世界里。但这个标准是有问题的——假如是一个疯狂的时代，也许只有疯子才是正常人。事实上，很多严重精神症患者认为，自己的强迫性固定行为或歇斯底里的发作，都是对多少有点不正常的环境所做出的正常反应。即使我们有世界上最权威的精神障碍诊断手册，我们可以定义疯子，可以定义精神障碍，但我们如何定义一个健全的人？据称过去30年里，中国人抑郁症的发病率增加了120倍。这是一个疯狂的数据。在美国，越来越多的人怀疑是制药公司“制造”了这些所谓心理疾病，他们鼓励人们吃药来消除那些本来不是疾病的心理特质（比如害羞、内向、悲伤），或者应对人生中的日常挫折（被解雇）。无论何时，只要我们采取行动，在了解了自己所承担的责任时，我们就会感受到焦虑是我们的日常挫折和悲伤也被疾病化了吗？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日常生活简单平静的表面之下，谁的人生不是危机四伏？孤独、焦虑、沮丧、低自尊，种种残酷与痛苦的暗流错杂？谁没有悲伤、沮丧、情绪低落，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人生毫无意义的时候？弗罗姆说：“人的存在和一切其他生物的存在不同：人的存在是处于经常的不可避免的失衡状态中。人的生命不能重蹈人类的‘常规而活下去，他必须依靠自己而活下去。人是唯一会感到厌烦、不满和感觉没有达到安乐的动物。人是唯一会认为他本身的存在有问题的动物。他必须解决这些无法避免的问题。”在精神科医生、心理咨询师和抑郁症患者之间往返采访时，我反观自身，不禁感到一阵迷惘，我自己算是一个精神健全、心理健康的人吗？我当下的人生里，没有什么重大的挫折或深切的痛苦，但我可以自称“幸福”吗？在我的潜意识深处，真的藏着某个我所不了解或者一直忽略掉的“自我”吗？英国心理学家亚当·菲利普斯说，人类最大的幻想是那些“未曾度过的人生”（unlived life）——那些我们觉得自己应该，或者本来可以拥有，却因为种种原因错过的人生。如果我对那个“自我”有更多的好奇、了解和关心，我现在的人生会很不一样吗？我们可以改变吗？1996年，明尼苏达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戴维·赖肯（David Lykken）花了30年的时间，搜集和跟踪4000对从年间出生的双胞胎的信息。这些双胞胎都在出生之际就分隔两地，在不同的家庭抚养长大，人生际遇也大相径庭，但30年后，他们的行为方式和对幸福的体验仍然惊人地相似。在分析比较了同卵双胞胎和异卵双胞胎的数据之后，他得出结论说，一个人的生活满意度至少50%取决于基因（受基因影响的人格特征包括阳光、温和的个性、处理压力的方式、较低程度的焦虑和抑郁）。每个人都有一个幸福的“设定点”，无论你遭遇了什么样的好事或者坏事，都会很快回到基因设定好的水平线上。而外部条件，比如收入、婚姻状态、宗教和教育等只占到8%，剩下的42%则归结于人生的际遇。关于人的可塑性，一直存在两个截然相反的阵营;一方是生物学派，他们认为，我们的心理和情感世界其实是由经过数百万年演化的生化机制所形塑。我们的人格是天生的，由基因决定;情绪和心情是由大脑的化学物质控制的;所谓心理疾病其实都是生理疾病。以目前的科技手段而言，我们仍然缺乏有效的药物、缺乏对基因的操纵能力、缺乏有效的脑科手术，所以这一切都是难以改变的。就像戴维教授在那篇论文的结尾所写的：“一个人想要变得幸福一点，就像妄图增高一样，基本属于徒劳。”北大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的临床心理学博士和精神科医生徐凯文这让我想到多年前曾经采访过的一位美国的犯罪心理专家。我至今记得他以一种相当决然的语气告诉我的，就他的经验而言，他几乎没见过什么人能真正改变。一个烟鬼也许能戒烟，但戒掉之后，他总会找到另外一种上瘾的替代物。“如果你仔细观察一个人，你会发现，大脑和基因对人的性格和行为的影响，远比人们所愿意相信的更加深刻。”“人的确可以改变。”他说，“但只有两种可能性：一是遭遇巨大的创伤，也有人即使遭遇巨大的创伤仍然不会改变;二是他们要用一辈子的时间和精力与自己的欲望和行为对抗，比如奥普拉，如果她把一生所有的精力都花在减肥上，我相信她能成功。”对于普通大众来说，无论从情感上还是理智上，我们都更愿意相信另一阵营的说法——人是可以不断自我提升和完善的。虽然这是龙蛇混杂的一个阵营，各种心理学流派、教育学流派、成功学、心灵鸡汤，还有硅谷的野心家们……
积极心理学之父马丁·塞里格曼说：完善和提高是美国精神的绝对核心，丝毫不亚于自由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在这个全球化的消费时代里，中国人的价值观正越来越趋近于美国，我们也愿意相信，人可以更聪明、更健康、更漂亮、更幸福。所以，我们节食、慢跑、冥想、瑜伽、戒烟、戒酒，我们以科学对抗抑郁，想尽办法延年益寿，努力追求生命的意义。同样，我们的痛苦和幸福也衍生了一个庞大而利润丰厚的产业。改变看世界的滤镜？在北京燕山酒店的一个豪华会议厅里，正在进行一堂“夫妇关系工作坊”——《高效能家庭的七个习惯》。主讲人是一对80多岁的美国老夫妇，史蒂芬·柯维的弟弟和弟媳，门口的海报上写着：“幸福婚姻的反义词不是背叛，而是不会经营。”史蒂芬·柯维是超级畅销书《成功者的七个习惯》的作者，在领导理论、家庭与人际关系、个人管理等领域久负盛名，曾被《时代》杂志誉为“人类潜能的导师”。他将“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应用于婚姻，他的弟弟恰恰是这一理论最好的践行者。他与妻子的婚姻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一直恩爱如初，经常在世界各地举办关于婚姻家庭课程的主题演讲和研讨会。老先生表示，幸福婚姻的根基就在第一条原则——“积极主动。”对于同一个外界刺激，人可以有两种回应的方式——你可以任由处境刺激，做出即时被动的反应，也可以基于自己的原则和价值观，积极主动地应对。前者将你置于人生的“关注圈”——你无力施加影响的部分;后者则将你置于人生的“影响圈”——你可以实际施加影响的部分。是的，就像列侬唱的，命运随时可以打乱你整个的人生（Life is what happens when you are making other plans），但只要你积极主动地应对，对人生就有了更多的控制权。史蒂芬·柯维在他的《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一书提出了两个著名的概念：“影响圈”与“关注圈”。柯维认为每一个人都有一些关注的问题，包括健康、子女、经济状况或世界局势，这些可以归入“关注圈”。其中，有些是个人可以掌握的，有些则无能为力，把个人可以控制的事圈起来，就形成“影响圈”。所以影响圈是我们通过自己的行动能够影响或者改变的事情，比如学习、锻炼、工作。而有些事情是我们关注到却无法影响的，比如石油危机、伊拉克战争、飞机失事，这些事情就属于关注圈而不属于影响圈。在工作坊里，柯维播放了他的哥哥生前录制的一则视频，解释了这条幸福婚姻基本原则的灵感来源——维克多·弗兰克尔。弗兰克尔是犹太人，纳粹时期全家都被关进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父母、妻子、哥哥都死于毒气室，只有他和妹妹幸存。他怀着强烈的求生欲望，期望有一天能活着与妻子重逢。他不断梦想战后能到各地举办心理专题讲座，内容与他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种种经历相关。日，瑜伽爱好者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练习瑜伽奥斯维辛是一场噩梦，但他不仅活了下来，还开创了心理治疗中的“意义疗法”，为人们指明了通往人生意义的三条路径：1.从创造的角度看，我们给予了世界什么？2.从体验的角度来看，我们从世界获得了什么？3.我们对待世界的立场，即我们所选择的对待苦难的态度。“人所拥有的任何东西都可以被剥夺，唯独人性最后的自由，也就是在任何境遇中选择一己态度和生活方式的自由，不能被剥夺。”也就是说，你无法控制生命中会发生什么，但在如何看待和应对这些事情上，你永远有选择的自由。无论史蒂芬·柯维，还是弗兰克尔，让他们醍醐灌顶的，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人的内在力量可以改变外在命运。“没有好和坏，只是思想使然。”这是莎士比亚说的，但释迦牟尼、《薄伽梵歌》、古希腊的斯多葛派都有相似的观点。这也是现代心理学的基石之一——我们对外在世界的认识，都不是简单直观的反射，而是构建的结果，其中带着我们的经验、感情、行动的欲望和倾向性。这是“自我提升派”的终极安慰：虽然我们有一个高度遗传的、由基因和大脑注定的情绪起点，决定我们的幸福程度，引导我们人生的大体走向，但我们仍然握有解释生活的权力，从而扭转生活的方向。这不是否认客观世界的存在，而是说世界往往并不直接影响我们，因为每个人都是通过不同的“滤镜”看世界的，而滤镜是可以改变的。比如轻微的抑郁症通常与悲观的思维模式有关，悲观主义者倾向于把失败和拒绝归因到永久的（永远都会是这样）、普遍的（这会毁掉一切），和人格化的原因（都是我的错），认知行为疗法可以非常有效的纠正这种认知偏见，从而达到缓解或者治愈。谁来改变？100多年来，几乎每一本心理学和心理治疗的书籍都建议一种方式：通过谈论来缓解痛苦。因为语言不仅是我们解释世界的工具，也是我们构建世界的方式。通过叙述和倾听，我们获得改变自我和他人的力量。弗洛伊德——心理治疗运动的创始人，曾经尝试自我分析，但又放弃了。“我的自我分析还是中断了。我现在知道为什么真正的自我分析是不可能的了，不然就不会有精神病人了。”他认为，当分析者与被分析者是同一人时，这个冲突就会产生思想上的扭曲，使人的洞察力变得迟钝，因为你的脑子里充满了未经调节的焦虑与冲突，只有在对话中，它们才能被别人代谢、消化。事实上，一个人自我评判的词汇是非常贫乏而陈词滥调的，尤其是当一个人自我厌弃的时候。我采访的几位心理咨询师都自称属于“后现代取向”的流派。所谓后现代取向，是指从根本上反对现代性中的科学决定论和因果观，认为一切心理问题或疾病必有其产生原因，搞清原因，对症下药，问题便可迎刃而解。他们更倾向于把疾病和问题都看作是一种文化的建构而不是独立的现实，以往所谓的“功能障碍”“焦虑”“压抑”“痛苦”都被视为社会的观念而没有绝对的标准。他们认为，人的本性是正常、向善，并具有无限发展潜力的。一个人改变的原动力是自己，所以，心理咨询的目的不是为了缓解一个人的心理病态，而是着力于发掘他自身的潜力和资源。
叙事疗法学派的咨询师陆晓娅张婍，一位从业多年的心理咨询师告诉我，她更愿意将心理咨询看成是一场心灵上的SPA，就像一个人健身需要健身教练一样，我们的心灵也会疲倦，需要放松，需要教练或顾问。“我理解心理咨询是一个很特殊的场域。在这个场域里，有一个人全身心地关注你的内心世界，聆听你的经历、情感、思想。我会启发你更多的思考，感受到更多的东西，和你一起去发现你自己没有发现的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我用我的过程的技术，你用你对自己人生的理解，我们一起去探讨你想要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以及怎么达到这个目的。”徐卓，另一位资深的心理咨询师告诉我，后现代心理学家的能力是“关系专长”。也就是说，他们能够通过建立友善尊重和启发性的关系，来邀请对方加入对话分享自己的在地性知识。“关系创造了空间，关系带来了理解，关系，也是驱动或者改变一个人的最初步骤。这种来自尊重、好奇、空间、邀请、聆听和谦逊的探询的在地性知识，才是我们关系的源泉。”就像陆晓娅——一位叙事疗法学派的咨询师——告诉我的，咨询师对来访者的接纳，会产生一种神奇的效果。“一开始，他往往会固着在一些想法上，忙着维护自己的想法，好像放掉这样的想法就是对自我的否定。但如果治疗师能真诚地接纳他的感受，你会发现，你没有说任何道理，对方就会突然发生变化。她的外壳松动了。新的可能性、新的视角都进来了。”“尤其当一个人非常迷惘、低落的时候，那种时候需要有一个人，作为一个非常温暖的容器，可以承载你，才有可能让你恢复到反思、觉察、调整的阶段。”但是，真正优秀的心理咨询师在目前的中国还是很少的。根据一项调查显示，国内心理咨询师培训市场从2003年起每年以50%速度的增长，迄今已经有大约200万人参加咨询师考试，约90万人通过短训获得心理咨询师资格，但其中真正合格的，很可能连10%都不到。剩下的绝大部分都属于在婚姻生活、亲子关系或者职场中遭受重创后，“以学代治、抱头取暖”，并不能真正承担得起。一方面，国际心理治疗大会的数字表明，中国大概有1.9亿人在一生中需要接受专业的心理咨询或心理治疗。我国17岁以下的少年儿童中，至少有3000万人受到各种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的困扰。但另一方面，我国经过正规、专业培训的心理咨询专业人员数量非常匮乏，国内仅有6000多名。近几年来，一些专业心理服务平台也在崛起，比如“简单心理”，创始人李真本人也是一位年轻的心理咨询师，她原本在英国伦敦顶尖的研究所里研究脑神经科学，但对科学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人类对大脑是怎么工作的一无所知，我们只能靠各种各样的假设去做实验，却无法帮到真实的人。后来，她回国创业，创办了简单心理。据她介绍，简单心理是国内唯一参考美国心理学会（APA）标准筛选咨询师的心理咨询平台，而按照他们的标准，中国真正合格的心理咨询师可能连6000人都不到。赵向阳，北京师范大学经管学院的教授，几年前患上重度抑郁症，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困在抑郁症中无法自拔。后来，他终于走出抑郁症之后，拍摄了一部纪录片《一个人战斗》，并投入到对抗抑郁症的事业中。不久前，在一次公开的论坛上，他表示，美国一对一心理咨询的模式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中国现在确诊的抑郁症患者3000万，每年自杀10万人，意味着10万个家庭的毁灭，绝不是一对一告解式的心理咨询能够解决的。要真正促进心理健康在中国的发展，必须找到一种基于本土文化的，更低成本的模式。陆晓娅女士参与创办的“歌路营”（一个青少年教育公益组织）从2012年开始推出的“一千零一夜”睡前故事项目就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他们在农村住宿学校的每个宿舍装一个小喇叭，利用学校里的电脑和功放，每天睡前播放一个15分钟左右的故事，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改善学生的身心健康水平、学校归属感、宿舍关系、阅读水平、知识视野等，也一定程度上弥补孩子们心理情感的缺失，陪伴他们成长。她告诉我：“我们把一些离异的故事也放在里面了，因为好多小孩子也经历了爸妈离异，爷爷奶奶去世什么的。现在农村的孩子怎么可能配备心理老师，即使配上了也是刚刚开始学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的。那怎么办？这些孩子也在成长。”向死而生关于当下中国人的生存状态，有一句箴言特别生动而精准——“我们活着的时候好像自己永远不会死，而死的时候又好像从来没有活过。”3月27日，石家庄某小学开设了校园心理咨询室，让教师和学生在放松的环境中展开交流对于活着这件事情，欧文·亚隆（美国著名的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师）有一个绝妙的比喻——一张商场的限时兑换券。当暮色临近，打烊在即，而你的礼券还没有兑换出去，恐惧便发生了。在死亡面前，人们表现出千奇百怪的症状，说出各式各样的遗憾，但其核心同一，即遗憾自己从未真正活过。孤独、自由、死亡、生命的无意义，是存在主义关注的四大问题。他们认为，人的绝大部分心理问题与困扰，都与这四个问题有关。而死亡，是最原始，也最终极的焦虑。今年60多岁的陆晓娅愿意称自己是亚隆的追随者。她曾经是《中国青年报》的高级编辑，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心理咨询师，从4年前开始在北师大开设了一门名叫《影像中的生死学》的课，以十来部以死亡为主题电影为媒介，以自己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的丰富经验，搭建起一个谈生论死的平台，“把死亡变成普通人也可以言说的事情”。
我问她，现在社会已经这么焦虑了，为什么还要刺激人们的死亡焦虑？她说：“当你想着死亡的时候，就是生命在向你提问的时候。当你想到自己一定会死的时候，就会思考到底什么样的人生才是我真正想要的？”就像美国当代作家简·斯迈利在《看小说的十三种方式》中所说的，体验小说人物的痛苦与磨难也会使我们发现曾忽略的问题，激发有益的对话或是为令人生畏和困难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法。无论你记住了什么，总有一本书提醒你曾有人经历过这些，问题只是如何找到它。电影也一样。在分享电影的过程中，陆晓娅不断通过提问，帮助学生看到自己的选择与自己生活之间的关系，并且努力帮助他们挖掘正向的资源，作为人生潜在的支撑力。最近这些“生死课”刚刚结集出版（《影像中的生死课》）。她说，希望这本书能适度引发人们的“死亡焦虑”，作为引导人们去思考生命意义的起点——当一个人的死亡焦虑被唤醒的时候，会有一种类似“觉醒”的体验，从日常琐事的生存模式中跳出来，重新对生命的轻重缓急进行排序。陆晓娅说自己对死亡的特殊兴趣，可能与年轻时与死亡的频发接触有关。她13岁那年“文革”开始，在最初的两三年里，不断有熟悉的和不太熟悉的人死亡。她去玉渊潭游泳，就看到顺水流漂下来的尸体。回到大院，大家正在往回跑，说谁谁谁跳楼了。之后是上山下乡，他们大队里28个知青，死了3个，包括她的童年挚友——她被恶性传染病伤寒夺去生命，死时才17岁。她发现，她的很多学生，虽然很年轻，但都跟死亡有过碰触。很多人都经历过祖辈去世的事情，但很多感受是没法说的。心理学上有“悲伤治疗”“哀伤治疗”，其实是要让他们有机会去面对自己的悲伤，允许悲伤。她看着她年轻的学生们，都是最美好的年纪，但恰恰是人生这个阶段，青春是非常痛的，特别痛苦、纠结、迷茫，找不到出路。这是一种成长带来的痛，就像青春期骨骼的快速发育也会带来“生长痛”一样。“年轻人遇到的迷茫、困扰、抑郁，其实都是在提醒他，生活中有一些事情在发生，过去的思维方式、经验、知识和能力都没办法应对，必须系统升级。升级的过程中，他可能不知道怎么做，可能会非常无助，但也可能得到了一些支持，找到了一些路径，挺过去了。经过了这样的蜕变以后，他们会变得更成熟，更有勇气。”她提到一本《怕死：人类一切行为的驱动力》，在这本书里，科学家做了500多个实验，探究人到底在什么样的状况下拥有自尊，最后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人的自尊，是要在一个有意义的领域里，感受到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参与者。“如果年轻人能获得这样一种感觉，我想他们的心也许就不会空，就不会觉得活着没有意思了。”陆晓娅说。就像她认识的一个年轻人，学了别人很羡慕的专业，但是你感觉不到她的热情。“最近看她朋友圈，发现她开始烘焙面包了，烤得非常漂亮，还教给许多人。我猜她的嗅觉非常灵敏，也喜欢触觉，再加上她把自己的审美也放进去了。我就突然觉得，这个才是她，这个是她的热情所在，因为她在里面发挥了自己的创造性，找到了一种自己参与世界并在其中感到价值的方式。”学习幸福1998年，马丁·塞里格曼当选美国心理协会主席时，呼吁心理学界应当补充一个新的目标：探讨人生的美好之处和使人生美好的有利条件。2015年11月，在哈尔滨举行的招聘会上前来求职的应届大学生。学习幸福有益于他们未来的职业生涯和生活他的理由是，在过去的60年里，心理学以疾病模型为基础，建立了一门研究精神疾病的科学，可以对精神疾病进行分类，可以了解精神疾病的前因后果，可以通过实验分离出导致精神疾病的各种变量，还发明了各种药物疗法和心理疗法，可以为痛苦的人减少痛苦。但是，这种疾病模型的问题在于：第一，把人当作受害者、病态化，忘记了人是会做选择、做决定，可以承担责任的;第二，没有人去研究如何使正常人更快乐、更充实、更有效率;第三，我们急于帮助得病的人，匆忙地去修补损伤，却没想过要发展积极的干预措施让人们更幸福。所以，他希望能在心理学中发展出一种新的模型，一个更积极的模型，研究到底是什么让生活变得值得一过，也就是后来的“积极心理学”。“积极心理学并非凭空而来。”彭凯平告诉我，“上世纪90年代，人类思想界有一个深刻的反思，我们受到达尔文主义影响太深，在对人性、社会和自然的理解上犯了一些基本性的错误——我们对进化论解读得太过了，对人的自私天性理解得太极端了，把人的一些消极本能当成了社会天性。所以，哲学、历史、生物、经济学都在重新反省，比如经济学开始关注平等、正义，开始关注人性，心理学也开始强调人性中积极的一面。”彭凯平教授是积极心理学在中国主要的推动者之一。他说自己2008年回国，发现国内社会心态问题严重，其成因主要不在个体，而是社会文化层面，于是试图找到一个方法，可以推动社会改变。积极心理学恰好在这个时候成了一个契机、一个策略，甚至可以称为“机会主义”——心理学在中国社会总有负面的印象，大家有病都不愿意去看心理医生，但一旦你提“积极心理学”，谈“幸福”，大家突然就愿意去谈、去交流、去学习了。彭凯平告诉我，所谓“积极模型”有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积极是人的天性;第二，人类所有的负面心理活动都有积极的意义，给我们警惕、提醒，让你意识到生命的脆弱、生命的意义的重要性。比如，在英语中，anxiety有双重意味：一是恐惧、不安;一是渴望、急切。前者是一种负面的心理感受，后者却具有积极意味。对大部分人来说，焦躁不安的情绪是一个心理的警示信号，就像“汽油不足”的指示灯一样，它在提醒我们生活中出现了一些不对劲的地方。从某种角度来说，它甚至反映了你在道德上的某种敏感性。如萨特所说：无论何时，只要我们采取行动，在了解了自己所承担的责任时，我们就会感受到焦虑。
陆晓娅在采访中跟我谈起她在汶川地震后去四川培训当地心理治疗师，这些人也是灾民，也经历了灾难。培训的时候说起他们在过程中经历的恐惧，他们开始不由自主地发抖。她就问他们：“恐惧的时候你做了什么？”“逃跑啊。”“如果你不感到恐惧呢？”“我就不知道要跑。”恐惧帮助了她。因为感受到恐惧，他才逃到了安全的地带。事实上，按照进化心理学的观点，我们绝大部分的日常痛苦在某种程度上是自然进化的结果——健康的人类大脑在正常的思考过程中自然就会产生心理上的痛苦。因为大脑的进化不是为了让你感觉良好，而是帮你在一个充满危险的世界里生存下来。一方面，从个体而言，我们应对压力的方式是“战/逃”，它是一个“不要被杀”的装置，我们的祖先越是能更好地预测和躲避危险，他们存活和繁殖的机会越大。所以，我们的大脑天然倾向于预测和躲避危险，只不过今天它提醒我们的，不再是丛林里的剑齿虎，而是失去工作、被人拒绝、拿到超速罚单、没钱付账单、在公众面前丢脸、让爱人伤心，身患绝症，或者任何一种常见的日常困扰。另一方面，早期人类生存下来的一个基本条件是从属于集体。而大脑保护我们不被集体排斥的方式，就是不断给我们关于被拒绝的警告，并让我们不断将自己与社会中的其他人比较：我合适吗？我做得对吗？我的贡献大吗？我和别人一样好吗？斯坦福大学的生物学家罗伯特·萨波斯基在非洲研究狒狒时发现，这种动物等级森严，高级狒狒拥有一切，底层狒狒则很惨，吃不饱，得不到母狒狒垂青，还经常挨揍。萨波斯基趁狒狒们睡觉的时候检查它们的压力荷尔蒙水平，发现压力荷尔蒙水平与它们的健康状态密切相关。越是底层的狒狒，压力越大，也越容易患高血压、胃溃疡。更糟糕的是，这些狒狒们还喜欢互相折磨——它们每天花3个小时喂饱自己，然后用剩下9个小时在别人背后捅刀。所以，它们的生存压力主要不是来自狮子，或者觅食，而是长期的社会和心理压力。从这个角度来说，早已走出非洲几百万年的人类与仍然留在非洲的近亲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心理学上有“心理弹性”的概念，这是一个借自物理学的概念——某些物体在外力作用下发生变形，当外力撤除后，便能恢复原状。人的心理也一样，在遇到变故或逆境时，最常见的反应不是被击垮，而是迅速恢复，通常不超过几个月就能重新回到正常轨道。有学者将“心理弹性”比喻成一种精神上的免疫系统，它能引领个人在身处逆境时懂得如何处理不利的条件，从而产生正面的效果。作为进化的设计，心理弹性在应对短期压力时最为强大。比如，当遭遇地震之类的天灾，生命面临危险时，我们大脑中最原始的区域被激活，我们不可抑制地感受到恐惧和压力。于是，我们惊恐、战斗、逃跑或者麻木。这些都是本能反应，能有效地帮助我们动员身体和心理的防御机制，以最高的效率处理眼前的危险。灾难幸存者在早期常常有噩梦与闪回，无法入睡，容易惊醒，这些类似创伤的反应在短期内也是有适应性功能的，是身体预警的本能，逼迫你思考发生了什么，并从灾难中学习。这样的应激反应可能持续几分钟、几小时，或者几天，但一旦灾难过去，心理弹性就会开始起作用——大脑中一系列化学元素（比如神经肽Y能抵消大脑多个区域中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的效果，脱氢表雄酮DHEA能抵消压力激素皮质醇的效果）会逐渐抵消恐惧引发的压力。所以，即使像汶川地震这样的大灾难，大多数幸存者也并不会留下多么严重的心理创伤。但是，在长期压力面前，心理免疫系统的有效性就要大打折扣。日常的挫折与损耗，激发的不是恐惧，而是焦虑和抑郁。在一个高压的社会里，你买不起房子，拿不到好成绩，或者找不到好工作，都会导致你的大脑经常性地警铃大作，压力激素持续喷涌，伤害海马回和杏核体（记忆与情绪相关）的神经细胞，你同时在身体和情感上受到伤害。所以，比起突如其来的天灾，长期累积的心理压力更隐蔽，也更可能让一个人精神崩溃。所以，现代人的种种虚荣、攀比、不知足、杞人忧天，都是进化种下的因果。从这个角度来说，为了在一个不同于非洲大草原的新环境中生存，为了克服大脑的负面偏好，我们必须练习去思考美好的事情。以下是彭凯平列出的九个科学证明了可以让我们更幸福的方法：1.大部分人是心理健康的，而且是快乐的。2.人心是坚强的，不幸是可以克服甚至超越的;除了刻骨铭心的爱人亡故之痛比较长久之外，其他痛苦都有可能较快康复。3.人性是善良的，即使婴儿也有善恶之辨。4.情感在我们生活中有很重要的意义，情商比智商更重要。5.信仰很重要，人要心存敬畏。6.养生重要，养心更重要，积极心态是长寿的重要原因。7.关心他人很重要，良好的人际关系是幸福感的重要来源，而良好的社会关系是我们应对各种挫折和失败的最好保障。8.金钱对幸福的效应是边际递减的，有钱的人把钱花在别的有意义的事情上更容易产生幸福感。9.幸福的生活是可以学的，知行合一是有道理的，崇尚高尚，甚至只是心向往之也比无动于衷、自甘堕落要好得多。
三联生活周刊
2016年4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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