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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在 iOS 设备上的 App Store 获取此 App。
“交管12123”是公安部官方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122.gov.cn，以下简称互联网平台）的唯一手机客户端应用软件，由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负责研发并提供技术支持。本软件服务对象为全国机动车车主、驾驶人等广大用户。本软件具备以下功能：1、用户注册。2、绑定本人机动车和驾驶证。3、电子监控设备记录的违法行为处理。4、机动车驾驶人考试预约。5、新车预选机动车号牌。6、补换领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号牌、机动车驾驶证，补领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标志。7、机动车驾驶证延期换证、延期审验、延期提交身体条件证明。8、机动车、驾驶证相关信息查询及告知提示。9、交通管理相关业务办理地点导航。＊温馨提示：目前各地互联网平台尚在推广应用过程中，用户只能使用其牌证所在地、违法发生地互联网平台启用的相应功能。对于尚未启用的功能，用户暂时无法使用，敬请耐心等待。
1.修复若干bug。2.优化界面UI。
1.新增用户信息申诉、绑定他人机动车功能；2.优化驾驶证补换领，驾驶证延期等业务流程；3.优化首页、我的机动车、我的驾驶证、省市联动等界面UI；4.修复若干bug；
1、支持iOS11操作系统；2、支持iPhone X新机型屏幕适配；3、修复部分iOS8.0、9.0系统启动崩溃问题；4、优化手势码/指纹登录逻辑；5、修复若干bug
1.新增一键挪车功能2.原“我的违法”与“违法处理”合并更改为“机动车违法”3.优化罚款缴纳，考试费缴纳4.修复若干B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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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考试预约新增绿色通道，为学习驾驶证明有效期不足6月学员提供优先预约。优化原考试预约业务流程。2.新增新能源车选号，原选号业务规则及流程优化。3.新增交通安全简易事故快处快赔功能。4.客户端界面优化调整，修复Bug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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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简化密码规则2、增加免登录模式功能，无需登录也可以使用APP部分功能3、优化注册、选号、考试预约等业务流程4、优化部分页面UI5、修复部分bug
1.增加罚款缴纳功能2.增加电子学习驾驶证明查看功能3.增加考场、考试员、自学直考路线等信息公布功能4.修复试运行期间存在问题5.增加交警用户学习驾驶证明、学车标识核查功能
完善试点收集问题。简化驾驶人用户注册、车主用户注册流程。简化绑定机动车、驾驶证流程。优化部分提示信息。
1.考试预约、预选号牌等常用、关键业务功能调整至首页；2.优化用户提示信息；3.修复部分情况下、APP崩溃问题；4.修复邮寄地址不能保存问题。
修复若干bug
May 5, 2018
版本 1.4.8
1.优化事故快处功能；2.修复已知Bug；
2.1（满分 5 分）
17.1K 个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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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信息加载失败还闪退搞什么鬼，你们程序员在搞什么拿了国家的钱也不好好做软件，而且屡次不改更新后依然存在以上提到的问题。还有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在干嘛也不管吗，一个国家部门就请这样差劲的程序员做软件吗？国家给你们的钱你们是不是又乱花了？这种情况我可以给中纪委监察部反映的，就问你们怕不怕，怕就赶快把问题解决了，我们纳税人的钱不是给你们挥霍的，拿了钱就好好做事情。哎哟喂你们真的是把我气坏了，一点也不让人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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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一年了这个软件非常不错，省时省力再也不用去排一天的号交罚款了，也第一时间知道了哪里的交通规则又改了，该怎么走，减少违章，但最近很心塞，违章处理不了了，让去窗口，工作人员说你是出租车吧，我说是，他说那就对了，我问为什么，他说国家系统升级后就用不了了，我就不明白了同样是开在路上的车，为什么还要分三六九等？求一个完美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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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政府出品，信息安全方面不担心会随意买卖你的信息，其次我手机上没有出现注册收不到验证码的情况和闪退情况，至少现在没有出现。微信都会闪退你们怎么不去骂微信。我觉得就是因为免费触碰了某些人的利益。支持政府多出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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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家人共享”后，此 App 最多可供 6 名家庭成员使用。民国黑社会之四“烟”（作者不详）
《民国黑社会》
　　鸦片战争后的鸦片问题。
　　人但知林则徐之前及林则徐生活的时代，鸦片问题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而不知民国时代鸦片问题的严重性，比林则徐在世时犹有过之。
　　林则徐身后，鸦片问题为什么会严重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的呢？
　　印土、红土、海洛英。
　　1839　年6　月3　日至25　日，林则徐在虎门当众销毁了英美烟贩交出的鸦片237　万斤。销烟开始的日期6　月3　日，后被定为戒烟节。林则徐亲自配制的戒烟药丸，则被后人奉为戒烟妙药。
　　在林则徐逝世以后，鸦片问题仍然十分严重，不仅红土、清膏（均是鸦片）源源输入，而且国产烟土（也是鸦片的别名）充斥市场。林则徐生前所说关于鸦片流毒足以亡国灭种的话，促使爱国的人们深长思之。很多有识之士继续为禁烟而奔走呼号，抗争不息。
　　1904　年成立的去毒社曾在福建做出了不少成绩，但在清末社会，要消弭百年烟祸，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进入民国以后，想不到情况更糟。民众要禁烟，官府要种烟。烟贩托庇于兵、匪，兵、匪加入了贩烟队伍。犹如江河之堤已溃，洪水不可阻挡，烟禁一开放，烟毒便泛滥、肆虐。
　　在旧中国纵毒的主要反动势力之一便是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利用在中国的租界特权和内河航行特权，将制毒、贩毒的机关布满中国。上海是他们公开推销鸦片的主要基地。
　　英国怡和洋行，垄断上海鸦片贸易达30　年之久。销售范围包括长江流域各区，销售总量，共计约100　万箱（每箱1000　两）。其后，沙逊洋行和哈同洋行，亦相继成为英国在上海销售鸦片的主要据点。
　　沙逊洋行利用贩卖鸦片赚来的巨款，在上海滩大搞地产投机，建立了巍峨宏壮的沙逊大厦（即今南京路和平大厦）。哈同洋行的老板本是沙逊洋行管仓，他在沙逊洋行服务期间，熟悉了鸦片贸易的门径，逐渐另起炉灶，成为与沙逊匹敌的巨商。哈同无子，晚年将产业转卖给沙逊洋行，价值1700万元。现上海静安寺路爱俪园，即当年哈同所建。
　　沙逊、哈同等洋行销售的，都是印土（印度鸦片），一般分两种。一种叫“大土”，潮州人称“公班”，每颗重3　磅，用烟叶包裹，黄黑色，形状像足球。质地较软，质量上乘，供贵族、官僚吸用。民国初年，每两价格高达光洋3—4　元。另一种叫“小土”，潮州人称“加尔加答”（加尔各答的讹音。因产于印度加尔各答故得名）。每颗重1　磅，黄黑色，质地较大土坚硬，质量亦稍次。价钱最高时每两2　元。沙逊、哈同两洋行在上海售出了多少鸦片，现无确切数字，但有一条资料是确凿的。在“洋药公所”（鸦片交易所，1885　年以后成立）开设后的大约20　年间，沙逊、哈同两洋行通过洋药公所成交的鸦片达40　万箱，平均每年2　万箱（2000　万两）。
　　英国在上海独占鸦片市场，引起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垂涎和妒嫉。美、法、日联合抗议，并在报刊上揭发英国在上海租界公开贩卖鸦片，还告到国际禁毒会。英国不得不在上海英租界宣布禁烟。土行、烟馆随即将招牌全部收起，门口站岗保护的印度巡捕也撤走了，巡捕房还不时派出巡捕，进行突击搜查。似乎禁烟是认真的，成效是显著的。但这不过是演戏，是为了掩人耳目，是为了宣传的需要。招牌收起，营业照旧，站岗巡捕撤去，便衣巡捕代之。突击搜查，事先都曾“知会”。英租界的华人探长王松涛还跟所有烟商串通起来，通同作弊。他跟他们讲定：作为探长，他不得不做点样子，装作雷厉风行，到处检查，逮捕烟贩，严惩不贷；作为烟商，要跟探长合演好这台双簧戏。于是，烟商们出钱收买一些流氓、无赖，让其怀藏烟土（假货或次品），故意藏头露尾，供巡捕当场抓获，解公廨（租界法院）审讯定罪，判处徒刑。烟商付给被捕的“烟犯”扮演者的酬金每日5　角、6　角不等。刑满释放之日，除付清酬金外，还发给奖品，有棉衣、单衣等。烟商们破费不了几文钱，便可照做烟土生意。租界当局则由此捞到了不少资本，可以在报纸上大做特做文章，说他们查缉工作如何如何有成绩。
　　对英国在上海公开贩卖鸦片提出强烈抗议的美、法、日帝国主义，其实也是穷凶极恶的贩毒者。当着上海英租界宣布禁烟，东印度公司的鸦片不便公开运进上海，英国在上海的鸦片贸易多少受到影响的时候，日本看准机会，从伊朗运来大批波斯鸦片。这种鸦片用红纸包裹，呈长方形，称为“红土”。每块重1　磅，价格低于印土，但毒性比印土大，吸了会便血。红土在上海竞争不过印土，日本帝国主义者便大幅度降低红土价格，印土“公班”每两售三四元，红土仅售三四角。日人还到内地开辟市场，东北全部、华北一部的鸦片贸易，都被日人垄断。大连是他们贩卖鸦片的大本营。长江流域各省也是日本推销鸦片的范围。印土终于竞争不过红土，逐渐进入衰落阶段。
　　见到英、日在中国贩卖鸦片攫取了巨额钱财，法帝国主义红了眼，便以安南（越南）为基地，将鸦片转运至广州湾（湛江市）、香港、澳门、上海等地。1920　年以后，原在上海英租界经营鸦片的潮州烟帮，因与英租界当局发生矛盾，转到了法租界，在宝裕里、升平里开设土行、土店数十家。上海贩毒中心逐渐从英租界转到法租界。法租界当局向潮州烟帮开办的土行土店征收的鸦片税，每月在12　万大洋以上。
　　在中国的鸦片市场上，美帝国主义是后来者。它却想出了一个“高招”，来跟把持中国鸦片市场的英、法、日帝国主义角逐，这就是制造和贩卖毒性更大、获利更多的吗啡和海洛英等毒品。吗啡是鸦片中的主要生物碱，鸦片中约含吗啡10％。海洛英是吗啡的衍生物。这两种毒品，便于吸用，为烟民们、尤其是上层烟民所喜好。美帝国主义就是用它们打破了英、法、日对中国鸦片市场的垄断，并且“后来居上”。
　　日本帝国主义从美国制造吗啡、海洛英得到启发，用吗啡加糖精，制成“红丸”，推销于东北各地。大连是红丸制造中心，后运进上海，销售到长江流域。抗战时期，日伪占领区的红丸泛滥成灾。
　　洋大人调查禁烟。
　　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清政府跟英国签定条约，规定禁运印土入华，中国亦自行禁止种烟。以10　年为期递减禁绝，期满由中英两国派员联合调查。如在中国境内发现烟苗，则中国须赔偿英国在禁运鸦片期间所受损失。条约签订以后，清政府下令全国禁种鸦片。云南、贵州土质适于种植罂粟，是中国鸦片主要产区。一纸令下，贵州除了交通要道两旁一里左右未种以外，其余地区照种不误。10　年很快到期，北洋政府为履行上述条约，于10年期满的前一年，即1916　年，特令云、贵二省妥拟办法，厉行禁烟，加紧检查清铲，以应付英国派员会勘。两省当局规定，两省所属地区，如会勘时发现一株烟苗，种烟者处以枪决，主管之团乡董及县知事亦均处以枪决。正在两省加紧准备时，英国政府派定驻中国汉口领事窦尔慈为云贵两省会勘专使。
　　1917　年初，贵州省省长刘显世特调精通英语的三名县知事为禁烟专员，他们是炉山县知事沈仲堪、平舟县知事陈昭令、调潭县知事陈时济。省府调取各县特产珍品；多方寻觅、高价收购白狼皮两张；还待制赤金餐具，以便招待和馈赠即将到来的窦尔慈。不仅如此，省府还通令各县知事，搜罗民间珍藏古物及境内著名特产，待英国专使进入县境，即予奉赠。镇宁县知事接到命令，把民间所藏的诸葛铜鼓找了出来，以备到时献给英使。
　　英国专使窦尔慈在中国多年，对内地情况较为熟悉。他被委为专使后，立即委托在贵州的英法籍传教士秘密调查贵州禁烟情况。得到传教士的详细报告后，窦尔慈便于2　月启程，经重庆抵贵州松坎。贵州省长刘显世指定的三名专员及招待员王恩锡已恭候多时。窦尔慈一到，王恩锡即献上礼品，专员沈仲堪还凑上去为窦尔慈擦火点烟。
　　刘显世很清楚，烟苗被清铲的，只是大道两旁狭窄地区，全省广大地区，处处都是绿油油的烟苗。为防英使离开大道，闯入烟区，刘显世特命在大道两旁的叉路口驻扎军警。如英使要转到小路，军警即报：“前面有匪（实即烟苗），正在清剿，暂请勿往。”为使窦尔慈相信，小路两旁也没有烟苗，贵州的专员命乡董、壮丁火速找出几条两旁没有种上烟苗，或突击铲去烟苗的小道，陪窦尔慈前往会勘。其实贵州省的种烟情况是瞒不过窦尔慈的，只是因为贵州省府及各县对他侍候得好，他才给予面子，专拣大道而行。跑了些地方，便夸奖道：“过去这些地方烟锅陈列，烟雾迷人，今天到来，不再嗅到烟气了。”又说烟土收割季节将近，还要去云南，就不及巡视贵州全省了。窦尔慈满载礼品，在贵州专员陈昭令等陪同下，取道安顺、兴义，去了云南。中英会勘贵州禁烟算是结束了。
　　帝国主义是中国烟祸的祸首，他们还要假惺惺地调查中国的禁烟。
　　军阀贩毒祸愈烈。
　　进入民国以后，从表面上看，种植罂粟，贩卖和吸食鸦片，法律是一概禁止的，似乎鸦片在中国已经禁绝了。实际上，没钱的变着法子在吸，有钱的堂而皇之的在吸。鸦片的来源不仅没有断绝，还十分富足。除了国内年年大批生产以外，帝国主义者还不断从国外运来。
　　更坏的是，各省军阀把鸦片的种植贩卖，当作主要的财源。军阀要争地盘，就要有人有枪；要扩充兵员，武装军队，保障给养，就要有大洋。而种贩鸦片，是攫取钱财的妙法。于是军阀们强迫人民种植罂粟，勒征苛税。不但如此，军阀部队还公然参与制造和贩卖鸦片。
　　四川的大小军阀都从事贩毒，甚至用鸦片炼制吗啡。二十一军就设有“军实科”，由刘湘的舅子周成虎当科长，他勾结帮会，公然在军事机关制造吗啡原料“粗子”（坯子）。刘湘手下有个师长叫蓝文彬，也制造“粗子”。他身边有一名青帮大流氓叫刘颐章，专门为他在上海和长江沿岸码头私贩烟毒和军火。1931　年在蓝文彬家中搜出“粗子”2　万多两。
　　四川军人开了很多银行，除了极个别的，都做鸦片生意。如潘文华的重庆银行，唐式遵的建设银行，邓锡侯的通惠银行，刘文辉的济康银行，杨森、王缵绪的大川银行，黄庆云的商业银行，罗君通的益民银行，等等，也可以说是鸦片银行。
　　除了四川的军阀外，贵州的犹国材、王家烈，湖南的鲁涤平、何键等都大批贩毒。甘肃、宁夏的马福祥、马鸿逵，新疆的盛世才等，也不时将烟土东运。长江江面经常有军阀们的烟土船，一船烟土东下，一船枪械西上。当时割据一方、占山为王的军阀、兵痞，卷入贩烟活动之普遍，从广西柳州驻军也可见一斑。据1932　年担任柳州禁烟局长的陈雄回忆：30　年代初，驻扎柳州的第七军，从军长廖磊到下面的师长、团长，“无不明目张胆地私运、私售、包运、包销鸦片”。陈雄到柳州上任后，曾专门调查过军队私贩烟上的情况，“从各方面报来的情报中得知，廖磊、罩连芳（师长）、罗活（团长）以及好些军官的住宅，甚至军、师、团部里，无一处不藏有私烟。”有的军阀部队往往不发军饷，而代之以烟土。军队开到哪里，就把烟土带到那里。如唐继尧的滇军进入广西时，就带着很多鸦片。即便是1915　年入川的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滇军，也以烟代饷。从1915　年到1916　年，随军陆续运进四川将近500　驮的烟土，每驮两箱，每箱1000　两，共计约100　万两。地方军阀贩卖鸦片敛钱，掌握了中央政权的军阀也想靠鸦片贩卖生财。
　　1924　年，以段祺瑞为首的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有的人于次年2　月公然主张鸦片由临时政府“公卖”。据说提出的理由是：（1）中央财政困难，赖此可以筹款；（2）各省私贩鸦片，政府无法禁阻，不如明定官卖，寓禁于征。此项提案提交阁议后，遭到多数反对。中华民国拒毒会和上海各公团所组织的拒毒协会，先后警告段祺瑞政府，反对鸦片公卖。当时商务印书馆主办的影响很大的《东方杂志》，刊出愈之的《鸦片问题》一文，提出：“就现在情势而论，即使实行公卖，所得财源，各省势必截收，中央仍无所获，所以实际上有百害而无一利。。。自日内瓦会议以后，我国禁烟有名无实，已为全世界所共知。此后如何实行禁绝，如何禁止军人私卖，都是有关于民族体面的大问题。。”民国时期的鸦片问题的严重性，就在于愈之指出的“军人私卖”，就在于各地军阀要靠贩卖鸦片攫取暴利，大发横财，扩充势力，就在于军阀政府支持鸦片贸易。民国烟祸甚于清代，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此。国民党“寓禁于征”。
　　对鸦片“寓禁于征”，北洋军阀时期就开始这样做了。“寓禁于征”是个幌子，实际就是巧立名目，广征烟税。如种烟要按所种窝数征收“窝税”，不种则要罚交“懒税”，不管种与不种，都要上税，等等。从鸦片种植到炼制、运销、零售、吸食，每个环节都有税。这就使鸦片的生产、贸易、消费合法化。
　　国民党政府在1927　年建立后不久，居然就效法北洋军阀，实行了“寓禁于征”的禁烟政策。这就是在中央及各地设立禁烟查缉机关，其职责不是取缔一切种、贩、吸烟活动，而是负责征收鸦片税。只要是交纳鸦片税，种罂粟者可以自由地种；贩烟土者自可公开地贩；吸大烟者自可自在地吸。据制定这个政策的人解释，鸦片的生产、贸易和消费，与其让它处于秘密状态，不如让它公开化，公开了，便于控制它，限制它，逐渐禁止它。
　　据1931　年7　月5　日《申报》报道，福建省设立了禁烟查缉处，马江船政局局长袁缙为处长。查缉处规定了全省各市、县的鸦片税额，实行“招商承包”。此决定一宣布，前来接洽承包者，络绎不绝，大有户限为穿之概。其中福州、厦门两市均规定，每月税额10　万元。但有些人仍认为是“绝好机会”，纷纷鸠集资金准备承包。一时街谈巷议，都说鸦片要开禁了。
　　“寓禁于征”的政策公诸于众后，“举国惶惑”，既而舆论大哗。据1931年7　月3　日《申报》载，各地拒毒团体、民众团体及国民党很多地方党部都纷纷提出抗议，函电交驰，认为“寓禁于征”政策是“饮鸩止渴”，是国家之耻辱，坚决要求制止设立禁烟查缉处，对鸦片实行“完全禁绝政策”。1931　年7　月5　日，上海市商会通电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措词颇为激烈：近自禁烟查缉处设立，全国舆论，均以为实系变相之开放。盖禁烟扼要政策，即在禁种禁运。如果扬子江上游产土各省果能严令禁种，或堵塞来源，则吸者无从购求，不禁自绝。舆论均谓查缉其名，而官鬻其实。。上海市商会的通电进而指出：先总理中山先生说过，凡主张法律准许鸦片营业，或对贩卖鸦片之恶势力表示屈服，均为“民意之公敌”。这无异于说，国民党政府实行“寓禁于征”是违背了先总理遗训，是“民意之公敌”。国民党政府为何冒天下之大不匙，实行“寓禁于征”呢？《申报》的一篇文章揭露了这个秘密。该报1931　年7　月2　日刊有《禁烟政策之收入估计》一文，内称：外人估计禁烟政策，五省可年收一万万。唯查缉机关，分设太多，公费至少须耗去半数。又据拒毒会调查，中国近来有烟瘾者，至少在五百万人，至山、陕、冀、察、绥、热服代用品者，其数实超过于五百万。每人年纳税二十元，即有二万万收入，足担中国全部军饷之半数。
　　实行“寓禁于征”，每年可收入2　亿元烟税，国民党军队军饷的一半就有了着落。国民党政府宁肯被千万人唾骂，也不肯轻易放弃这笔巨款。
　　至1931　年7　月9　日，各地拒毒团体、民众团体及国民党各地方党部，对鸦片变相公卖函电抗议者，已不下数百次。美国拒毒领袖拉蒙德女士也于7月8　日致电中华民国拒毒会，对中国禁烟政策提出意见。其意见书中译文载7　月9　日《申报》：闻中国政府，现正设立鸦片公卖机关，以管理及销售鸦片，并从中抽税，以裕国课，。。中国在帝制统治之下，尚能积极奋斗，铲除罂粟之种植，而当今国民政府，反不能出其同样力量，以保障人民之生命与幸福，则岂非专制政府之不如？
　　在对“寓禁于征”政策的一片反对声中，福建省政府于7　月上旬致电国民政府内政部，请求解释设立禁烟查缉处意义何在。内政部官员觉得问题棘手，便推给了行政院。行政院答道：查缉处是要取消的，对鸦片还是要继续禁种、禁运、禁售、禁吸的。国民政府所以忍痛割爱，答应将鸦片查缉处取消，据分析原因有三：一是舆论谴责国民党政府名曰禁烟，实为开放烟禁，鸦片公卖；二是各省查缉机关招商承包，搞得“秽声四布”、“腾笑中外”；三是鸦片公卖以后，各级查缉机关的官员和烟贩获利最大，国民党中央政府所得利益，远不如估计的那么大。上海原估计月可收入百万，实际不及半数。从1936　年至1940　年，国民党政府实行了所谓“六年禁绝计划”，似乎雷厉风行地搞了一阵，也枪毙了一批烟犯。由于国民党军政机关的腐败，使“禁政”成为“弊政”，这是后文要详细叙述的。
　　烟毒泛滥沦陷区。
　　在民国时期中国鸦片市场上，在帝国主义贩毒者中，日本帝国主义是一个极其凶狠的竞争者。它制造和贩卖红丸，心计之毒，手段之辣，连英、法、美帝国主义也不得不折服。随着侵华战争的爆发和日军的推进，日本帝国主义在华贩毒活动肆无忌惮，达于极点。据抗战胜利后被关押的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组织部长、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指定委员，伪国民政府实业部长梅思平在狱中写下的《处理禁烟之经过》的笔供，日本帝国主义在华贩毒内幕是这样的：贩卖鸦片是日本特工工作的一种手段。1937　年以前，日本在华驻军、使领馆及特务机关即指使日本等浪人制造毒品和贩卖烟土，并责其深入各地，勾结中国的地痞、流氓甚至丧尽天良的官吏，探取种种情报，向军部、使领馆、特务机关汇报。1937　年以后，日本侵略军在华占地日广，利用烟毒刺探情报自是变本加厉，除了利用日本等浪人外，日军尤其是宪兵还进而直接利用中国贩毒痞棍，使其为日本搜集情报。
　　不仅如此，日本政府高级官员还制订有在华贩卖鸦片的系统计划。这就是在其所侵占的年蒙，鼓励大量种植鸦片。日本贩卖鸦片所得收入先解东京，由大藏省支配，大藏省截留其中的一部分，用以解救日本自侵华战争以来面临的日益严重的财政困难。
　　1938　年，梁鸿志为首的伪政权南京维新政府成立后，在日本最高顾问原田中将的授意下，设立了所谓戒烟总局，其下设分局，准许开烟馆。戒烟总局开办了叫做宏济善堂的鸦片公司，由日本人里见甫和中国人盛文颐（盛宣怀之侄，人称盛老三）负责。它设中央行于上海虹口，设地方行于上海、南京、苏州、无锡、镇江、芜湖、杭州、松江等地。苏、浙、皖三省鸦片贸易由其独家经营。开始时，宏济善堂贩卖的鸦片由日本三井洋行自伊朗等国运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个来源被切断，改从中国东北、内蒙等地采购。宏济善堂1940　年约销鸦片500　万两；　年3　年共销1150　万两。历年贩卖鸦片所得，宏济善堂中央行留下极少部分，其余直接解东京。日本政府每月从中拨政费20　万元，余下的留作东条英机内阁的机密费。
　　罂粟种植。
　　种植罂粟，尤以云、贵、四川及热河等地最为普遍。种烟有自愿种的，有被迫种的。自愿种是因为种烟比种粮有利可图；被迫种是因为不种烟要罚交“懒捐”。新老军阀及日本侵略者都曾强制农民种烟。
　　徐霞客始料不及鸦片是由烟桃（罂粟果实）中的白色乳汁焙干而成。罂粟亦称罂子粟，二年生草本植物。秋种春收或春种秋收。花瓣四片，红、紫或白色。
　　在明代以前，我国就有人栽种罂粟，作为观赏植物。1638　年阴历四月十五日，徐霞客在贵州贵定县白云山看到罂粟花，曾大为欣赏。他在《徐霞客游记》中说，“北京老僧”“庐前艺地种蔬，有蓬蒿菜，黄花满畦；驾粟花（即罂粟花）殷红，千叶簇，朵甚巨而密，丰艳不减丹（牡丹）药（芍药）也”。
　　贵州人为贩毒、吸毒而种罂粟，是在清朝中期。道光时，两广商人到贵州经商，除带去檀香、薄荷、肉桂油等成药外，还带去了一些烟土（即鸦片，又叫大烟、官膏等等。两广出产的烟土叫广土）。见到两广商人经营烟土，赚钱颇易，牟利甚厚，一些贵州人也开始为着营利目的而扩大种植罂粟。贵州山多，土质、气候适于罂粟生长，所产烟土质量不下于广土，而且价钱比广土便宜，因而受到烟民欢迎。贵州烟土产量剧烈上升。咸丰、同治年间，因长达20　年之久的农民起义的影响，两广烟土运不进贵州，黔土没有了竞争对象，遂全部占领了贵州市场。
　　光绪初年，农民起义已经被镇压下去，两广、贵州间的交通、贸易重又恢复。这时，两广商人来贵州，不再是兜售广土，而是来采购质优价廉的黔土。因为他们用广土在贵州市场跟黔土竞争，无利可图；而用黔土在两广市场跟广土竞争，则可牟取暴利。
　　贵州的烟土，还引来了湖南的商人。这些湖南商人运载黔土回去时，贵州的小本经营的商人也携带烟土随同前往。于是，贵州省不仅从进口广土发展到烟土自种自锻，而且还进展到外运外销。贵州的烟商在湖南烟土最大集散地洪江还设立子贵州会馆，作为其活动据点。贵州成为中国烟土主要产地之1929　年至1932　年，毛光翔入主黔政时，贵阳跟湖南洪江之间，大小烟商往来穿梭。一帮一帮的烟商采购黔土后，由陆路集中，于麻江下司下船。沿清水江经剑河、锦屏出瓮硐，直达洪江。每帮运烟数量少则二三千担，多则五六千担，最多时能达到1.4　万担。运往湖南的黔土，每年约有3　万担以上；运往两广的黔土，每年在七八千担以上。两路合计，约在4　万担左右。这是贵州烟土生产和外销鼎盛时期。
　　1935　年，薛岳任贵州绥靖主任，吴忠信任贵州省主席时，贵州全省101县，县县都种烟。
　　自清末至民初，在贵州的商业经济中，鸦片贩卖占主要地位，粮食生产不被重视，出现了田土荒芜、农业萧条、百业凋零、经济畸形的严重局面。当年赞赏贵州罂粟的徐霞客，再也没有想到，罂粟会成为贵州人民的祸害，会成为中国人民的祸害。
　　罂粟花开遍四川。
　　民国年间，四川是我国产烟的主要省份之一。四川历年所产鸦片共有多少，没有人说得清楚。我们只知禁种鸦片的最后一年，即1938　年，四川烟土产量为22　万担，单是存在大竹公库的，就有12　万担。仅涪州、丰都、垫江、宣汉四个县1937　年就生产烟土3.84　万担。其中涪州一县就生产2　万担。这还是国民党政府实行所谓“六年禁烟计划”的第三年哩。在开禁的年份，在种烟的极盛时期，四川烟土的产量，就更是大得惊人四川军阀刘湘以三字起家，一曰“烟”，二曰“盐”，三曰“统”，即烟土税、盐税、统税。其他军阀无不如此。军阀们刮民有方，生财有道。为增加烟税收入，别出心裁地发明了两种捐：“窝捐”和“懒捐”。种植罂粟的，要按窝数交“窝捐”；不种罂粟的，则要罚交“懒捐”。在军阀的逼迫之下，农民只得种植罂粟。这就是四川全省遍种罂粟的主要原因之一。
MVIMAGE，MVIMAGE，　！37＿1。bmp｝我们就来看看四川众多的县中的一个县：金阳县。该县在1910　年以前无人种烟。尽管队云南流入少量鸦片，但仅作为治疗伤风咳嗽等病症的药物。1910　年，云南永善县大井坝有一汉人名魏四斯，把鸦片种子带到金阳县点仲。次年，因汉族居住地区禁烟，云南昭通、永善一带有些汉族烟贩便只身来到彝族聚居的金阳县，在金沙江畔灯厂、刘坪等地，租地种烟。可播一升包谷种的土地，租给烟贩，租金100　两银子。罂粟种植面积逐渐扩大，不仅外来汉族烟贩种植，而且本地彝族也种植。1930　年以后，汉族居住地区禁烟较前严格，汉族烟商前往金阳采购烟土人数陡增。金阳烟土销路大开，价格猛涨。1930　年前后，1　两鸦片卖0.016　锭白银；1940　年前后卖0.63　锭白银；1943　年前后，鸦片的价格暴涨至1　两1　锭白银。种烟要比种粮食划算得多。那段时间，金阳是无烟不富，种粮必穷。于是彝族农民纷纷将粮田用来种烟。如派来乡有个富裕农民叫阿熟比斯，原有可播50　斤包谷种的土地，没有娃子（农奴）。改种罂粟以后，每年可收鸦片200　两。他将所收鸦片向汉族居住区出售，并放高利贷（借1　两还5　两），很快成为暴发户。后来他买了4　个娃子和可播150　斤包谷种的土地。
　　1940　年至1950　年的10　年间，金阳全县40％的耕地都种上了罂粟。安科区、对坪区鸦片种植面积甚至占耕地面积的50％。灯厂区派来乡在1945　年户户种罂粟。该乡仅50　户的孟克补匹营盘，每年竟产烟1000　两以上。灯厂区的芦稿乡，估计每年向汉族居住区运去鸦片7　万两。
　　金阳生产的鸦片，有洋烟、大烟、热烟、水泡烟四种。洋烟适于低山地区种植，每年9　至10　月播种。汉人挖窝点播，彝人撒播。腊月须除草一次。耕作较种粮食作物精细。次年二三月收割。可播一斗包谷种的土地，一般年景可收烟土50—60　两，最多能收二三百两。洋烟单位面积产量虽高，但金阳多为二半山区和高山区，适于种洋烟的低山地不多。种植面积最大的是大烟，种于平坝区和二半山区的上等地，生长期较洋烟稍长。每年9　至10　月播种，第二年三四月间收获。一般年成，可播一斗包谷种的土地能收鸦片二三十两，多的收到100　两。热烟种在高山区，三四月播种，七八月收获。通常情况下，可播一斗包谷种的土地收鸦片20　两，多的收四五十两。水泡烟种植较晚，1940年左右鸦片奇贵时才开始生产，多种于五谷不生的河谷地。每年10　月播种，第二年三四月间收割，耕种粗放，广种薄收。
　　种植鸦片使土质变硬，地力大减。收割罂粟后，大春作物无法栽种，或虽然种下但产量很低。安科乡迪窝村，解放前的1950　年，在可播133.55　斤包谷种的土地上种植了鸦片。这一年，该村大春作物减产10—20％。派来乡每年种一季大烟，农作物便什么也不能种。解放前，金阳好些地方，居民的口粮，年年仰给于外省、外县。
　　省府兜售鸦片种。
　　1917　年中英会勘贵州禁烟的前后，贵州省当局曾通令各县清铲烟苗，并派各县驻防军协助办理。没有驻防军的县份，调动巡防军前往协助铲烟。如省当局曾调巡防军统带和继圣率军开赴炉山、黄平等县。和继圣至黄平旧州，见到粮田中有稀稀落落的烟苗，跟农作物夹杂一起（烟苗锄掉后，隔年还能成活），不经调查，便断定是农民有意扩种和复种罂粟。
　　和继圣手握“尚方剑”，操有杀生权。他在所过之处，大开杀戒，动不动把人拉出毙了，很多人无缘无故送了命。和继圣因此获得了“和屠户”的称号。
　　贵州省当局在禁烟问题上做了很多文章，在一些县份也着实砍了几斧头。那知时隔不久，省当局态度陡然改变：从半心半意、假心假意的禁烟变为公然主张开放烟禁。原来刘显世虽是贵州的督军、省长，名义上军权、政权集于一身，但在实际上，军权为刘显世的外甥王文华所操持。他要扩充军事实力，就要千方百计筹措军饷。他打主意一下打到了鸦片上来。这本来不足为怪，其他军阀也都是这么干的。鸦片是军阀部队军饷的主要来源。
　　当时贵州虽然禁烟，但吸食鸦片者仍然很多，烟瘾也不见减低。本省鸦片生产受禁烟影响，产量降低，不能满足境内烟民需要，要从云南运进鸦片。烟价自然飞涨，每两售票银5　至10　两。如抽收鸦片税，可得巨额款项。于是王文华提出将军队偷偷摸摸保护烟商偷运鸦片，改为公开征收鸦片捐税。王文华的这个提议，很快由省长刘显世提交省行政会议及省议会讨论，不费周折，就均获得通过。刘显世火速派人到邻省采购烟种，提供给省议会。省议会收到省府拨下的烟种，立即选定议员多人，交给他们的使命有四：一是将烟种分别运往各县；二是向各县知事传达省府关于鸦片开禁密令；三是亲自向农民兜售烟种，价钱为每元一调羹；四是向农民口头宣传省府关于鸦片弛禁决定。贵州省当局为免国人谴责，及逃避历史罪责，采取了圆滑的做法，想不落把柄。关于鸦片开禁，省府不敢公开行文各县，仅给派往各县的议员每人露封密令一件。一议员负责三四个县。每到一县，便将密令给县知事细阅，看毕即收回带走。省议员传达密令、兜售烟种、宣传种烟，造成了严重恶果。鸦片开禁的消息很快传遍贵州全省，贵州省重又出现了种烟的高潮。
　　烟霸武装护罂粟。
　　四川西部松潘、茂县、理番、汶川、懋功、靖化等六县，解放前属第十六专区。是四川两大产烟区之一。这里的汉民和彝民，原来并不会种烟，外地迁来种烟的，也不多见。1938　年以后，四川内地各县哥老会分子及投机冒险之徒，蜂拥而来，到十六专区从事鸦片种植。从那以后，十六专区就以盛产鸦片闻名全川。
　　十六专区种烟大发展的时候，正是国民党政府实行“六年禁烟计划”期间。蒋介石的重庆行营设立了军法执行总监部，在重要产烟区附近如灌县、雅安、西昌等地设立了分监部，普遍任命专员、县长兼任行营军法官，负责办理禁烟案件。四川省政府也从1937　年起取消了烟土公卖，关闭了官膏店、烟土行等官营烟土机关。四川各地，都在查封烟馆，大抓烟民，拘捕走私烟犯，对烟犯的惩处相当严厉。在这个时候，国民党政府却对十六专区的禁烟抓而不力，实际放任自流，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国民党中央政府在抗战中迁到了重庆，仍然是“虽鞭之长，不及马腹”。它派不出那么多得力的官员到十六专区办理禁烟，也调动不了那么多有战斗力的军队开赴十六专区协助铲烟。另外，它视十六专区这片贫瘠僻远区域为“化外之地”，把该地禁烟成败与否看得无足轻重。再是，十六专区的烟霸势力很大，国民党政府实际上奈何他们不得。1939　年，四川懋功县府接到省府关于铲烟命令，县长辛蜀峰跑到成都向省主席王缵绪诉说困难。他讲：懋功全县烟民手中握有两万多支枪，“若要铲烟，除非派三团人去。而当地不出粮食，军队食用所需，都要从内地运往，耗用极大”。他的意思是懋功县府是抽不出那么多兵力来铲烟的，因而省府的命令无法执行；而省府即使能派得出足够的兵力到懋功，军粮问题也解决不了，铲烟实际上还是办不到。省主席王缵绪果然被吓住了，他说：“现在是抗战期间，前方兵力还不够用，哪有三团人到懋功铲烟？你还是相机行事，禁多少，算多少。”
　　王缵绪知难而退，不是没有缘由的。无论是省里派兵到十六专区禁烟，还是十六专区当地政府抽调兵力禁烟，很少有凯旋的：不是被消灭，就是被缴械，狼狈逃归已算是不错的了。试举几例：（1）游县长铲烟仅以身免。
　　1940　年3　月，靖化县长游辅国在内政部禁烟考察团懋靖小组组长游瀛逼迫下（游瀛向游辅国索贿，游辅国未予满足。若游瀛欲壑填满，在靖化禁烟问题上，是可以通融的），派了三个组分头下乡宣导铲烟。参加宣导的国民兵团副团长夏熙丰被烟霸杜铁樵杀死在沙儿泥。第一区区长、游辅国的女婿戴培荣，国民兵团团附纪洪戡及保安队官兵五人被杀死在噶儿丹斯乡的德士梯。县长游辅国也差一点送了命。游县长虽然躬自率兵铲烟，女婿也在这次行动中丧生，但省府对他并未稍加奖慰。
　　（2）烟霸胁迫米县长辞职。
　　米庆云于1940　年9　月被委任为靖化县长。次年夏天，他在靖化铲烟，遭到惨败。烟霸杜铁樵等杀死米县长的亲信、崇化区区长罗宝臣等三人，及噶尔丹斯乡副乡长马遵寿，并进而将县城团团围困。在杜铁樵及保安大队长侯可澄的共同胁迫下，米县长只得向省府递交辞呈。省主席张群和民政厅长胡次威都认为米县长不善处事，要将他免职，条子已经下了，只因禁烟督理处长吴景伯与米县长私交很深，向省主席、民政厅长力争，省里才收回成命，后改在理番县长。米县长回省见张群时，张训斥说：“禁烟要多用宣导办法，实在禁不了就不要勉强。你到理番，不要再弄出乱子。”连省主席张群也怕得罪烟霸，捅出乱子来。
　　（3）王专员滚出懋功城。
　　1942　年春，王元辉到十六专区走马上任。几个团的保安部队随着王元辉开到十六专区。在此之前两年，十六专区境内的靖化县发生了烟霸抗铲杀死官兵九人的大案，严光熙奉省府之命到靖化平乱，代省主席贺国光只给严光熙一个中队的兵力，经严再三再四地请求，才增为一个大队。现在王元辉带来了大部队，毕竟他的背景跟严光熙不同。
　　这就要从蒋介石处心积虑地想从四川军阀手里夺取保安部队谈起。早在1935　年初，刘湘刚任四川省主席的时候，蒋介石就想派亲信康泽担任四川省保安处长。刘湘不愿把20　几个保安团（由刘湘的二十一军改编）交给康泽，因此表示坚决拒绝。蒋介石无奈，只得退而求其次，暂派康泽的助手、军校出身的四川人史良以及叶维，担任保安处政训室正副主任，待时机成熟再夺取这支部队。刘湘死后，蒋介石用集团军总司令的官衔，换得四川省保安处长王陵基调离四川，带走保安部队的一半（改编成军）到江西前线参加抗战。为夺得剩下的一半保安部队，蒋又通过康泽安插王元辉到保安处任副处长。一旦将王元辉扶正，四川省保安部队就不归四川军阀所掌握。但继王陵基任保安处长的刘兆黎因有四川、西康军阀的支持，王元辉的位置始终不能坐正。王元辉不甘坐冷板凳，想出去闯一番，以便打开局面。他是四川灌县人，对十六专区了如指掌，推测到此处因盛产烟土，地位将逐渐重要。于是向张群提出了一个经营十六专区，使之成为“川甘康青特区”的计划。此计划正中张群下怀。张群是这样考虑的：让王元辉率保安部队去经营十六专区，既可实现蒋介石继续争夺四川省保安部队的企图，又可在“开发边区”的口号下，于出几桩轰轰烈烈的事情，让四川人看了心悦诚服。主意已定，便委任王元辉为十六区兼任专员，保安部队尽量供其在十六专区使用。
　　王元辉为在十六专区确立个人威望，并表明该地区确有大量用兵的需要，上任伊始，便率兵出征。他第一个讨伐对象便是懋功县的烟民。他带着保安第三团刘源部和第四团谢宇撑部从理番经两河口直奔懋功县城。又命保安第六团刘沛雄部从灌县水沫沟经邓生沟开赴懋东的达维。东北两路并进，对懋功县城取钳形包围态势。王元辉宣布了“三头政策”：好人抬头，坏人回头，不回头者杀头。他天天说要杀人铲烟，那知他到懋功后第一批派出铲烟的刘树芬营，刚到新桥沟就被当地哥老头子马春、马青的部队全部缴械。出师不利，首战败北，王元辉本人随即被四乡涌来的哥老武装围困在懋功县城。王元辉在城中，内乏粮秣，外无救兵。驻在达维的刘沛雄部不愿前往懋功解围。王元辉连连向省府告急，张群不得不加派一个保安团从三江口邓生沟到达维增援，又派飞机向懋功县城空投粮食。这两着均无济于事，王元辉也顾不了那么多了，他在受尽磨难之后，接受了地方绅士的“和平调处”，按照马麟书代表全县恶霸势力用大字书写的“哀的美敦书”，不动全县一株烟苗，三日内滚出了懋功。
　　当王元辉抱头鼠窜溜回专署所在地茂县时，那里也出了事。留守专署的冯均琏和区保安副司令叶嘉宾，派专署视察秦朝富率一个保安中队到茂北铲烟，茂县西北两路的哥老烟匪一夜之间就把秦朝富带去的保安中队缴械消灭。秦朝富和中队长姜某被杀，沙坝区长高钟灵被打死在沟口下面的溜索上。哥老烟匪乘势攻打茂县县城。留城保安部队拚死守卫，驻理番的保安第三团一个大队赶来解救，方使茂县转危为安。
　　自此以后，王元辉再不敢披挂上阵，东征西讨。他只是坐在专署衙门，向各县县长发号施令，命他们冒死去铲烟。保安队的官兵及几名县长成了牺牲品。
　　1944　年夏天，理番县长米庆云奉王元辉之命，率保安队和警察队下乡督铲烟苗。到离县城二三百里的马塘、卓克基、松岗等地转了一圈，烟苗没有铲，却损兵折将，大败而归。原来路上遇到了黑水头人苏永和的儿子苏家邦，跟苏家邦打了一仗。保安大队长李征所部的龙、扬两个中队在六敢桥战役中被击溃，官兵20　余人丧生。
　　同年7　月，松潘县长汪一能按王元辉制订的茂北、松南同时出动铲烟的计划，率领专署拨给他的一个保安中队和本县少数警察，前往松南铲烟。王元辉原计划再派一个保安大队进驻镇江关，以张声威。汪一能不等保安大队到来，便带着队伍上路了。松南本为县内头号恶霸李阳山、李尔康父子的势力范围，汪一能为使铲烟顺利，特邀李尔康同行，宣导铲烟。谁知李尔康不仅不予协助，反而暗中策动哥老头子叛乱。汪一能行至归化，就被哥老分子包围，所部人马被缴械。汪一能率弁兵数人遁入山林，被烟帮头子马某活捉杀死。
　　从1942　年春到1946　年春，王元辉带到十六专区的几个团的保安部队，先后在懋功、茂县、松潘、理番同烟匪和黑水头人苏永和的儿子打过五次仗，最后以王元辉的失败而告终。
　　（4）黎县长被割舌、砍腿。
　　王元辉的同乡、同窗好友黎光明，继冯均琏之后任十六区专署秘书，1945年任靖化县长。起先，他与靖化大恶霸杜铁樵尚能和平相处。后杜铁樵一再以县府名义向各乡收烟土，并将县府应收的屯粮私自取走，还不时以种种借口向黎光明借钱。黎光明忍无可忍，几次三番向王元辉密告杜铁樵，主张将杜除掉，王未予阻止。1946　年春，王元辉卸任离开十六专区，黎恐靠山一去，杜更要为难他，于是以商讨重要公事为由，将杜骗至县府。设宴招待时，命军事科长用斧头砍杜，杜逃跑跌倒，被黎光明的卫士击毙。当夜，杜铁樵之子杜锡麟率数百人围攻县府，将黎光明活捉，割掉了黎的舌头，砍去了他的双腿，将他杀死。
　　王元辉回成都后，复任保安副处长，不久升任正处长。十六专区的保安部队接连外调。留在懋靖的四川人左权的一个团，及松茂理番一带的栾剑秋团，人不满千，多是一些破枪，对烟霸没有丝毫镇慑作用。就连他们自身的安全也没有保障，只有讨好烟匪、土匪，才能求得一时苟安。稍有误会，即被缴械。1946　年夏天，左权团经邓生沟开赴懋功途中，因事先未跟土匪讲妥，被任升高、杜锡之等土匪部队截击，一个大队全部被缴械。从此以后，留在十六专区的保安部队，吓得躲在驻地不敢出门。
　　鸦片贩卖。
　　对于鸦片贩卖者来说，“无商不奸”这句话倒是特别适用的。这其中的黑幕，令人听来简直不敢相信，但却是事实，是见诸民国时期书报文字的。“棺材里伸手”，一点不错，他们中有些人真的是这么干的。
　　烟土羼假。
　　凡是贩卖鸦片的，几乎没有不羼假，而且对羼假的方法极有研究。手段之高明，几使人无从识破。下面介绍鸦片贩子的几种羼假法。
　　（1）下窖。
　　以真烟土若干，加一定比例羼料（红枣膏等，后详）同下窖中，调而和之，然后闭上窖门。待发酵后起出，用火收潮。做成重量相等之烟丸，外贴“印花税证”、“洋药证”等。
　　（2）刮碑。
　　取羼料若干，用蒸汽化开，再取烟土若干，也用蒸汽化开，同放光滑的大碑石上。四人各执5　寸宽的长形大刀，轮流在碑石上刮来拨去，使真假烟土调和，据说刮6000　下才能成熟，成为所谓“刮碑货”。如不调匀，尚须再刮。
　　（3）挖瓤。
　　用极尖利之刀，将真烟土丸挖一孔。再用匙形刀伸入孔内，循序旋刮，刮至不能再刮。然后以“下窖货”或“刮碑货”填充所挖洞中，用真烟土密封刀口。经老手查验，认为无破绽方能出售。
　　（4）十字架。
　　将真烟丸用线割成四爿。从切割面下刀，将每爿烟土的内瓤挖去，以“下窖货”或“刮碑货”填塞其中。通过加热，将四爿烟土合成一块。然后修饰外观。此种手脚，非“老手师傅”做不来。
　　（5）滚汤团。
　　取云、川、台、贵等地产之质次烟土（用红土也可）下窖，再加味似烟土之中药汁，搅拌均匀。炒干后，捏成8　两大小的烟团。然后用事先调和好的原庄烟土一次次往烟团上糊，像滚汤团一般。直至每个烟团恰好9　两为止。（6）烟灰作假。
　　将枯灰（一次吸鸦片剩下的灰，二次再吸，二次剩下的即枯灰）研细，加入羼料大半，调而和之。在小火上烘烤，直到几乎要烧着为止。捣碎后即可出售。这是烟灰作假之一法。另一法是将羼料做成小丸，滚一层市面上烟土吸后所剩之灰。此为“假中之假”者。第三法是以好烟土吸后所得之灰，跟铁粉和在一起。灰轻铁重，用此法作假，获利极丰。但精明的收购烟灰商人，常备有马蹄形磁铁，以便查验。
　　（7）四杂凑。
　　此种作假法，原没有命名，姑名之曰：“四杂凑”。四杂凑者，即是将四样货色调制成假烟土。一为以原庄烟土所熬之膏，叫作“烟种”；二为以质次烟土所熬之膏；叫作“真货”；三为以羼料所熬之膏，叫作“行货”；四是剩余烟渣煎水澄清后加吗啡一定比例，叫作“力量”。以上四种东西分别存放。按不同配方调制，即可得到“顶旧”、“清陈”、“公膏”、“窨膏”、“冷笼”、“广膏”、“云膏”等种种色色烟土（假土）。
　　（8）泡制羼料。
　　以上提到的各种作假法，常常要用到羼料（又叫料子膏）。羼料又有多种，各有各的泡制法。
　　一曰红枣膏。将红枣用水浸泡，去皮剔核。留下的枣泥，加水煎熬，除去渣滓。剩下的细枣泥，收汤后熬成膏。
　　二曰金针膏。制法略同上。。
　　三曰猪皮料。将鲜猪皮用水泡，取出晾干。放置火上烤炙，直到猪皮略呈黄焦色。再放入罐中，加水熬化。去滓后收为膏。
　　四曰牛皮料。以陈旧牛皮，如旧牛皮带，破牛皮鞋等，丢入水中浸泡多时，漂去油渍，使之无味。然后照猪皮料制法泡制。
　　五曰桂皮膏。此膏为羼料中“无上品”。清末阔老戒烟，不惜重金购求桂皮膏，以便用“加假减真”之法戒烟。制法是：将桂皮放水中泡七日，用绢筛去渣滓，置锅中收成膏。
　　偷运鸦片。
　　不管是厉行禁烟时期，还是所谓“寓禁于征”的公卖时期，私贩鸦片都是非法的。如人赃俱获，货被没收不说，还要处以罚款甚至徒刑，重者可能被枪毙。
　　在边远地区贩烟，还另有种种危险。百色为广西烟土集散地，偷运鸦片前往百色的，常常丧生。去百色路途险峻，气候恶劣。贵州普定三棵树一次曾有18　人去百色，回来死了16　个，未死的两个打“闷头摆子”（恶性疟疾）久久未愈。有个叫伍效高的人，曾经营烟土18　年之久。他略知去百色危险，因利之所在，仍决心前往。1922　年，他从贵州进入广西。路上确不好走，遍地土匪，随时有被抢劫的危险。员丰县板城有个自称“司令”的土匪王海平，船经板城，都得经他检查。船上如装有烟土，须过秤，交过“保护费”，才予放行。从板城船行下水到北香，再转上水，经红水河到百乐，由百乐上岸，走七天陆路，才到百色。最难走的是百乐到百色的陆路，内有一段长满了一丈多高的巴茅。上不见天，下不见地，遍地霉叶烂草，臭气扑鼻，令人窒息。夜宿荒山，蚊叮虫咬，还得防野兽袭击，毒蛇伤人。两天两夜方能走完这段如鬼门关似的路程。有句俗话就是形容这段路程的：“过了八渡河，带信回家嫁老婆；走了三道沟，阎王把命勾。”虽然如此，还是有不少人“出生入死”，舍命贩烟土。
　　烟贩子从长期贩烟中，研究出了种种偷运鸦片的方法。真是无扎不入，无奇不有。下面试举几例。
　　（1）书籍运土法。
　　先将书籍买来，最好是有布套的。用刀将书籍封面抠一洞，把烟土填装其中。上面放凡本没有挖洞的完好书籍，将布套套上。然后用纸包起来，露出上下两端，以备查验。大量偷运烟土的人，多私刻有书局的发书印戳。用挂号从邮局发出藏有烟土的书籍，据说万无一失，均能如愿以偿。
　　（2）糖包运土法。
　　购买几十包或几百几千包糖，在一部分糖包中放进烟土。装运时，没有烟土的糖包放在底下和上面，检查人员一般只查上下的糖包。即便抽查中间的糖包，因糖多烟土少，也难以发觉。
　　（3）油篓运土法。
　　购猪油若干篓，将烟土用质量好、不透油的油纸包好，置于油中，复将油篓盖上、封严。即使遇到能手检查，也很难被查出问题。
　　（4）冒充“五倍子”。
　　有一个惯于走私的商人，用铁皮精心作成五倍子的形状，外面涂上颜色，看上去就像真五倍子一样。然后将烟土塞进假“五倍子”中，跟真五倍子混合包装，检查的人即便使用铁钎，也探不出货物有问题。这个走私商人用他“发明”的这个办法，一批批偷运烟土，获利甚巨。
　　（5）藏于汽车部件中。
　　公路一条条开辟以后，烟贩子想出了一个既迅速又安全的偷运烟土的方法，即将烟土藏入汽车部件和油桶中。
　　（6）灵柩运土。
　　有的烟贩盗掘新墓，取出棺材，将烟土藏在尸体的下面。每个烟丸直径3　寸多。棺长6　尺余，宽2　尺，棺底铺一层烟丸，起码有100　多个，数量不可谓不多。通过关口，到达目的地，取出烟土，棺材、尸体则弃之而去。灵柩运土还有一法：备棺木一口，将烟土藏入棺内。在出发地假报某人死亡，运灵柩还乡，请官府发给证明。为迷惑检查人员，特将死狗或死猫一只放入棺内烟土旁，并故意不把棺盖盖严，让恶浊气味外溢。运至目的地，夜间将烟土取出。
　　（7）死婴运土。
　　有的烟贩觅得死婴，将其内脏挖去，把烟土塞入腹内。用线把死婴腹部缝台，然后穿上衣服，用包被包好。如无人告密，通过检查哨所时，是不会被检查出来的。（8）游鱼运土烟贩买通船主，将装满烟土、封好口的洋铁罐，用绳子系在船底上。因绳子很短，检查者无论如何也查不出。
　　（9）月饼运土。
　　买通月饼师傅，将罐头烟土（每罐重几分至一钱多）藏入月饼馅内，外加饼皮，烘制成月饼。装入盒内，即可运走。
　　（10）竹杠运土。
　　私贩烟土者多以烟土藏于抬货物之竹杠中，将两端巧妙伪装，使之不露破绽。即使检查者“如虎如狼，狂事搜索”，私贩者也不着急。垂手站立一旁，待检查毕，不慌不忙拿起竹杠，便抬着货物赶路。用此法，可“稳渡难关”。
　　（11）食品运土。
　　先购糕点若干匣，或食品罐头若干听。将盖子取下，拿出食品一半，把烟土放置匣中或听中，上以食品覆盖，然后将盖封固。此法多用于偷运小宗烟土；而用于运吗啡粉者，不可胜计。检查者一般用手摇匣（听），不会打开盖子。听摇动声音，检查者不致怀疑匣（听）内装有烟土。
　　（12）马桶运土。
　　先特制马桶一只，底做成夹层，以烟土置其中。用油漆将马桶漆过，不使漏水。大小便时照可使用。准备停当，便可带着家眷上路。携家眷出门，随带妇女溺器，这也是情理中事，检查人员不会顿生疑窦。到达目的地后，即可取出马桶夹层里藏着的烟土。
　　（13）暗仓运土。
　　吴铁城1937　年任广东省主席以后，跟广州湾的陈学谈勾结，数次贩运私烟出国。利用陈学谈拥有的大司马和天成两艘轮船，运载鸦片赴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地。以较低价格，向这些国家倾销（据说印度烟膏用薄锡装的每两售当地纸币10　元，广州湾老陈福记烟膏每两售价只4　元）。吴铁城、陈学谈第一次贩烟出国，各分得利润60　万元港币，第二次分得100　万元港币，第三次获利跟第二次相差无几。三次贩烟，所以大获成功，是因为大司马和天成二轮都设有暗仓。它位于轮船尾端，近船舵两旁，成扁方形直通船的底板，有两个仓门。船满载货物时，暗仓即沉入水中，从水面上消失，不知内情者无从察觉。船卸完货，暗仓即浮出水面。一艘船上的两个暗仓，可藏烟膏300多万两。第四次偷运烟土时，因大司马船上冲洗厕所的工人对赏金分配不满，愤而向菲律宾海关告密，贩烟船被查获。大司马船被扣两星期之久，后罚港币20　万元，没收船上全部烟膏，才将船只发还。如不是内部人员告发，暗仓运烟的秘密，检查人员是难以发现的。
　　偷运鸦片的手法不能一一胪列，由以上几点即可看出烟贩手段的狡诈。
　　查获私烟之事，报端常有披露。《申报》1931　年4　月10　日刊登《南北两轮搜获烟土》一文，内称：天津招商局新丰轮定于8　日开赴上海，启程前海关人员在该轮煤仓中，搜出烟土1.2　万两。汕头南记洋行安顺轮从新加坡经汕头赴厦门，海关派员上船检查，搜得海口鸦片7　布袋，计重9360　多两。但是，查获并公诸报纸的偷运鸦片事件，毕竟是极少数，更多的偷运者是蒙混过了关，甚至保护过了关。
　　护运代运（1）烟帮贩烟。
　　烟商为防土匪拦路抢劫，和抗拒官府、军阀的检查，常常结成“烟帮”。一般的烟帮都有长短枪支数十支。其头子都是旧时军官或出身土匪，与军阀、官府有着某种关系。例如黄绍竑的结拜兄弟、烟帮头子陆炎，当过哨队的哨官，后来移居广西百色，成为当地豪绅。广西另一个烟帮头子刘字臣，是自治军总司令刘日福的侄儿。还有一个烟帮头子陆荣廷，跟军阀陆荣廷同名同姓，且是老伙伴。他专走龙州、靖西、镇边、云南那条路，在那条路上，每一个站头他都讨了一个小老婆，建了一个安乐窝。每次上路贩烟，等于在自己这间屋子和那间屋子之间来回走动。广西烟帮数他最出名，腰杆最硬，什么关节都打得通。烟帮头子陆荣廷、刘宇臣等经常从广西百色护送花纱匹头、广洋杂货到云、贵两省。返回时就秘密护送鸦片。
　　烟帮上路时，常常有很多个体烟贩随同出发，他们结成了一支庞大的队伍，有时人数多达1000　以上。他们带着各种货物和现款，到了目的地，就把货物交给当地商号出售，或径自在大街设摊，以货易货，换回鸦片。据黄绍竑讲，有一个烟帮，一次贩运烟土50　多万两。
　　（2）军队护运。
　　烟帮武装贩烟，还常常“祸生不测”。因鸦片表面上是违禁品，任何人都有权将其“缉获”，故烟帮私贩的烟土，随时都有可能被官府、军队、土匪拦截。为确保安全，烟帮常托庇军方，借军队作更有力的保护。请军队护送，实则就是要取得当地驻军的许可。军方派少数象征性的武装就够，当然必要时也要出动足以应付事变的部队。
　　1920　年冬天，团长马晓军的一个营进驻广西百色。两个多月后，他的一个连就干起护送烟土的勾当来。头一批大约10　多万两，收取保护费3　万多元。连长没有按惯例将保护费的大部分分给上司马晓军，而是只给他一小部分，马晓军把连长找去训斥了一通。他说：“有人报告，你派兵护送鸦片烟土，得了很多钱，还讨了‘老举’（妓女），我以长官和父执的地位警告你，如果以后再是这样，就要成为阶下囚的。”那个连长心想：我护送烟土难道你不知道，还要等人报告吗？不过因为分得钱少了，骂骂吓吓，好让我多送一些钱就是了。横直他不敢向上头告我的，因为他自己也有份。真把我撤差关起来，我把他供出来，他也脱不了干系。该连长不但不收敛，反而放开手脚大干，只是多分给马晓军一些钱。自此，马晓军对该连长派兵护送烟土的事听之任之。
　　军队护烟也不是万无一失的。马晓军的另一个连长派一排人去护送烟土，在途中被某司令将烟土劫去，一排人的枪也被缴了。马晓军不敢派兵去夺回烟土，但又舍不得那几十支枪。于是向某司令求情，要回了被缴的枪支。至于烟土，那就该烟商倒霉了。
　　军队的保护费由烟帮头子作中介人，与军队、烟商双方事前议定。云南、贵州等地烟土运到广西百色，每两保护费3　角。百色以下，又有各段的保护费。统计由百色入口到梧州等地出口，每两烟土保护费毫洋六七角。保护费的大头归军队所得，剩下的归烟帮头子。如云贵的烟土运到百色，每两保护费3　角中，军队得2　角或2　角多，烟帮头子得1　角或不到1　角。
　　（3）军队包运。
　　军队护运，不如军队包运来得保险。军队运烟，可以逃免税收，这实际上就是走私。四川对外交通，旧时只有通宜昌一条水道。宜昌设有特税处，专收四川出境的烟税。烟税税率，初为每担1200　元，后增至每担2000　元，军队包运，每运一担，即赚得应交税款少则1200　元，多至2000　元。如一次运100　担，最多时可净赚20　万元。商人将烟土委托军队包运，有时只需付给应交税款的一半。既安全，又省钱，商人何乐而不为呢？不过军队包运，须持军长或师长的护照，还须跟宜昌特税处打通关节，代价是分给特税处“私包袱”。为便于运烟，四川的军长、师长们在宜昌等地大多设有办事处，实则是运烟机关。四川、湖北之间，四川军官来来往往，不绝于道，名曰“办事”，实即运烟。他们都很富有。
　　军队调防，被认为是走私鸦片的绝好机会。范绍增师由四川移驻湖北江陵。该师团长、营长随带烟土很多。初到江陵，即将所带烟土抛出，市上烟价大跌。烟民们私相庆贺，说道：“范师长来得好，我们吸点便宜烟。”不仅地方驻军运烟，而且国民党军政部也这样做。如吴铁城跟陈学谈合伙走私烟土，为避免沿途地方官吏和缉私机关的检查留难，特请军政部（时何应钦任部长）派出全副武装的宪兵一连，将烟土由云南护送到广东遂溪县寸金桥广东省政府（贩烟）办事处。运烟的担子上贴着盖有军政部大印的封条。
　　（4）外国人代运。
　　起先，帝国主义利用在中国的内河航运特权，用商船、军舰替商人向内地运输鸦片。民国年间，帝国主义又反过来，替四川、云南、贵州、热河、甘肃、新疆等地的军阀、官僚，将内地生产的大量烟土运向沿海各省销售。云土主要由法国烟贩经越南运香港、上海；边土（热何等地出产）多由日本烟贩转运华北、东北；川土和部分黔土，多集中重庆，由美、英、日的“太公”、“怡和”、“日清”、“其昌”洋行和轮船公司，从长江东运。沿途虽关卡重重，但外轮享有特权。按规定，检查不出违禁品，要按误点赔偿损失，所以军警一般不敢开舱检查。
　　轮船以外，帝国主义还用飞机代运烟土。国民党政府跟英国合资办的欧西航空公司，就干私运鸦片的事。中国另三家航空公司，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以上两公司由国民党政府办）、陈纳德公司（美国退役空军军人陈纳德办）也都这么干。1946　年7　月，重庆上空坠落一架从西昌飞来的飞机，19　名乘客全部身亡。其中有西昌行辕政治部主任张敦品、第二十四军参谋长刘开谱等。清理遗物发现有鸦片400　余两。
　　烟土大王。
　　旧时经营烟土这一行，称为“特业”，从事特业的商人，称为“特商”。向特商征收的税，称为“特税”。名称都冠冕堂皇。
　　特商特别在哪里呢？除了经营的货物是毒品以外，还有三点：跟官僚、军阀及社会上恶势力勾结特别紧密；特别富于冒险精神；特别容易暴富。现介绍一些著名的特商。
　　（1）重庆的曾俊臣。
　　曾俊臣原是盐帮学徒出身，从事盐业30　年之久，当过10　多年重庆盐帮会长。1935　年至1939　年从事特业，短短5　年，获得巨额暴利。据他自己说，他当时是“川帮‘特商’中最有名的巨户”。
　　曾俊臣长期经营盐业，有着复杂的社会联系。他跟当时主管地方财政、税收、军需等部门的大小官吏和驻军上层过从甚密。特别是，他在盐帮会长任上，为刘湘一伙垫军饷，邀“包袱”（代为索贿），深得刘湘等人信任。曾俊臣曾夸口说：“在刘甫公（刘湘号甫澄）面前，我犯了事该杀头的，关三个月可以了事；该关三个月的，打个哈哈就算了。”后来，曾还结纳了一些国民党中央要员，如贺国光、徐源泉等人。因他有手腕，后台硬，所以从事特业很快闯出局面。
　　1935　年下半年，重庆国民党政府公开招商经营待业，给以专办鸦片进出口运销、代客买卖、报关上税等垄断特权，以鼓励特业，增加烟税。同时实行“公运”、“公栈”来防止烟土走私。乘此机会，曾俊臣和李春江（货物税局局长，后来两次任四川禁烟总局局长）、石竹轩（四川大盐商、烟贩，川盐银行常务董事兼经理）合伙组织了一家土行。以三个“金”字合起来，取名“鑫记”。股本总额10　来万元。
　　起初，鑫记土行一年仅做几百、上千担生意。后来，一年最多做一二万担生意。帐面资金总额最多时达二三千万元。土行在各地存货最多时达1　万担以上（1000　担可供30　万人吸一年）。
　　鑫记土行开张2　年多，总计获暴利200　万元。有一次股东分红，所得红利为股本8　倍。职工（仅10　几个人）的花红也发了七八万元。
　　1937　年，重庆国民党政府实行鸦片“统收统销”。成立统收处，将收到的烟土加上利润作价交给禁烟总局。禁烟总局每月将烟土逐级分摊下去，直到每保每甲和每个烟民，强迫派销。烟土生意为官方垄断，鑫记土行只得关门。
　　一年以后，国民党政府政策改变，取消官方垄断，允许商营。鑫记土行跟成都帮周云章、江津帮王政平等10　多家土行合并，成立庆康土行，扩大经营。周云章是川西著名的恶霸地主，在西南原有不少分庄，并有二十军邓锡侯部的师长谢德堪作后台。鑫记跟周云章等人的土行合并，组成庆康后，资本扩充为200　万元，在省内各产、销区开了40　几个码头的分庄，几乎全部控制了川省烟土的内销。同时发展了省外的业务。职工有一二百名，另有加工烟土的烟匠几十人。仅一年左右时间，就在省内外各码头购买烟土2　万多担，其中单在贵州就买了8000　多担。从鑫记创办到庆康结束，不到5　年，就获利五六百万元。曾俊臣作为庆康的经理，获得了鸦片大王之称。曾俊臣跟人谈到他拥有的财产时说：胜利银行和蜀益烟草公司是他独资经营；川盐、美丰、川康等11　家银行，他参加大股；另有几十家公司、商号，他是股东；他在威远、重庆、成都的田地，每年可收租几千担。连他的徒弟王政平，也跟着他贩烟而成巨商。
　　曾俊臣赚钱的主要法门是结纳权贵，将其拉入贩烟冒险事业。这正如他30　年以后所说：“我同当时军政界的权贵们，特别是主办财政、税收的所谓‘禁政’的一次人交往密切，就利用他们替我撑腰壮胆，在经营过程中排除种种障碍。此外由于这个生意又有他们在股，大家利害相共，所以官商之间，里里外外声气相通，一切行事也就无往而不利。”例如，鑫记土行开办的第二年，曾俊臣趁新货收获、市疲价低，大量进货。但是吃胀了，行市还未涨动。曾俊臣有点紧张，就乘飞机到成都，找鑫记的股东，当时任川省禁烟总局局长的李春江摸情况。李详细告诉他当时川省烟土产量和省内外销量等数字，及当局的政策方针。曾俊臣听后放下心来，认为产不足销，一定看涨。于是决定继续买进。后来销路果然好了，当局又增了税，很多人乘机抢购，掀起了大涨风。曾俊臣抛出存货，获得每天近10　万元的暴利。那次增税前半个月，就有一个叫唐华的人，将增税的经济情报透露给曾俊臣。唐华那时任二十一军军部财政处长。曾俊臣得报，立即将原来借给四川省财政厅长刘航琛的几百万元期票，连同代云南帮垫的借款，一齐抵作预交烟税。10　月19日果然成都来电，从次日起，每担烟土税由原来的300　元，增加到700　元。这个消息当天被重庆查烟查缉处处长周克明走漏出去，全城烟商竞相预交烟税，2　个小时交库税款达200　多万元。省方得知这一情况，立即宣布预交税无效，必须按新税率补交。禁烟总局局长李春江特地从成都到重庆来处理此事。因李是鑫记土行股东，鑫记交的税又是在增税前半个月就办好了手续的，便没有补税。按新税率，鑫记少交三四十万元的税。事后，曾俊臣送了唐华5　万元的“包袱”。
　　（2）沪上鸦片巨商。
　　上海的鸦片市场被广东潮州籍的烟商垄断达60　年以上。潮籍烟商中最著名的是郑四太爷和郭子彬，他们都是百万富翁。另有一些人也积资至数十万。郑四太爷是上海明星电影制片公司老板兼导演郑正秋的祖父。他周围团聚了一批江湖上人，如武馆教头等，很有一些势力，因而成了上海的潮州人的领袖人物。英帝国主义看中了他，委托他推销鸦片。他由此而发财致富。不少潮籍商人，凭借郑四太爷的关系，转而经营烟土，形成强大的潮州鸦片集团。在国民党实行鸦片专卖之前，郑四太爷创办的郑洽记始终是上海最大的土行之一。
　　郭子彬，厨子出身。后来开办了郭鸿泰土店。他经营有方，亲自站柜台，在烟民中颇有信用。他的柜台上每天蹲着一只白猫，很多顾客就以白猫为记，买烟土要买柜台上蹲着白猫的土店的。郭鸿泰逐渐跟郑洽记齐名沪上。
　　除郑、郭两家外，郑永康、郑宝成、郑宝泰、李裕康、陈源大、陈有利、蔡益源等，都是潮州籍的沪上鸦片巨富。潮州烟商从怡和、沙逊、哈同及后来的洋药公司购进烟土，加工成熟膏，以批发或零售方式在上海英租界、华界及浦东等地区销售。另外，还把烟土运至长江流域各省推销。潮商各有各的运销路线和范围。如李裕康专走安徽线，郑永康专走镇江线，等等。
　　潮籍烟商跟英帝国主义勾得很紧，但不敢跟日本人打交道，他们吃过日本人的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潮州烟商跟上海法租界捕房华人翻译范回春合办的胜洋洋行，本来为法国推销云土烟膏。后见红土销路好，就跟一个日本鸦片商人签订合同，委托日商代购红土200　箱。合同上不能写红土一词，便以“发电机”代替。先交定金的60％。日商如期交货，打开一看，是一台破旧发电机。潮商提出控告，官司打到公共租界的日本法官处，不用说，败诉的是潮商。潮商还要补交40％的货款。胜洋洋行经不起这样的波折，于是倒闭。“胜洋”成了“败洋”。
　　潮商得了教训，决定直接到伊朗采购鸦片。大约在1920　年，潮州烟商跟挪威商船的华人买办、潮州人郑宜宾合作，筹集现款100　万元，组成信远公司。郑宜宾任经理。他向挪威买了一艘2000　吨的旧轮船，取名“亚琛”号。郑宜宾亲自乘着这艘船，到伊朗购回了500　箱红土。船离上海不远，突然接到上海英租界当局通知，红土不能运进租界（事先曾与上海英租界打通关节）。郑宜宾在海上进退失据，一筹莫展。信远公司的股东们，通过山东政客刘大同，买通了渤海舰队司令温树德，“亚琛”号于是开到青岛。渤海舰队因内部分赃不均，发生内讧。温树德要“亚琛”号马上驶离青岛。信远公司又出重金买通驻扎淞沪的浙军第四师陈乐山部，把“亚琛”号开到吴淞口，把全部鸦片存放在该师在龙华的炮兵团部。不久，卢永祥、齐燮元在上海一带开仗，信远公司不得不再出一大笔钱，通过杜月笙疏通，把红土运进法租界。信远的这批红土虽然经过很多波折和风险才运进上海，但仍获利甚丰。当信远公司的第二批红土由伊朗运回上海时，法租界变了卦，不准“亚琛”号将烟土运进法租界。郑宜宾大使手腕，买通了进驻上海的张宗昌部第一旅旅长程国瑞，将红土全部存放在吴淞炮台。交换条件是，郑宜宾负责在上海为程国瑞推销从北方带来的大批边土（热河等地产）。
　　信远公司解散后，另成立了规模更大的公平公司，资金1000　万元，股东包括全部潮籍烟商，仍由郑宜宾任经理。公平公司成了上海烟土托拉斯，所有土行、土店存货，统统交给公司经销。每天公司开盘挂牌，公布鸦片市价，由各土行、土店承销发卖。正当公司经理郑宜宾盘算着如何扩大鸦片经营，待财力更加雄厚时，转而投资银行、工厂等等之时，公司从伊朗运回的第一批红土，竟因不能熬成熟膏（俗称“过笼”），不能销售。郑宜宾几次派人到伊朗交涉，都无济干事，只得以很低价格卖给日本人，供其炼制红丸。公平公司受了巨大打击，很快倒闭。上海的潮州烟商的势力由极盛而迅速衰落。烟馆营业。
　　解放以前，无论产烟区还是非产烟区，无论大城市还是小城镇，都有很多烟馆。
　　四川全省每个县、每个乡，以至每个小角落，都有烟馆。外乡人来到四川偏僻乡间，白天找不到饭店，可到烟馆弄饭吃；夜间找不到旅店，可找烟馆借宿。在当时的四川，找烟馆比找旅馆、饭店还来得容易。刘湘的二十一军有个主办禁烟事务的种长，叫王锡圭，编有一篇描写四川烟馆和烟民的短文。文章开头说“十室之邑，必有烟馆。三人行，必有瘾者。。。”
　　四川的一些城市，每条街都有几爿烟馆。除烟馆专做出售熟膏（生烟土煮成）的生意外，其他很多行业都兼做这种生意。
　　旅馆附设烟馆。重庆龙王庙新川大旅馆，是烟商刘显卿所办，旅馆内就设有烟馆。重庆商会附近的嘉陵大旅馆、沙利文旅馆，磁器街的东南大旅馆，等等，都辟有几间房间专门售烟。四川很少有不附设烟馆的旅馆。
　　浴室附设烟馆。重庆公园路有个名叫“其春”的高级浴室，内设烟室一，专供顾客浴后吸烟。
　　妓院附设烟馆。妓院除用纸烟招待光顾者外，还提供鸦片烟具、烟膏供其吸用。这一点，是全国各地妓院通例，不独川省为然。
　　轮船附设烟馆。乘坐重庆到泸州等地的轮船，特别是重庆到宜昌的轮船，一上船，茶房便问：“你是否需要烟盘？”船启航时，满船旅客已在吞云吐雾。
　　此外，还有流动烟馆。万县以下，长江两岸，当纤夫走过上滩地方的沙岸时，常常见到地上摆着烟膏、烟具。嘉陵江、沱江、岷江两岸也有人做这种生意。纤夫多数吸烟，上滩时吸几口，可以提提精神。四川峨嵋山上，常有和尚手提小箱，带着烟灯、烟膏。而在峨嵋山峻险处专门背人游山的苦力，一般都染有烟癖。和尚就专门做他们的生意。有人说：“四川山之崖、水之滨，都有烟馆。”
　　20　年代初，上海法租界有规模较大的土行12　家，中小土店40　家，规模较小的烟馆“多到难以计算”。又据《中国黑幕大观》一书披露，沪上某租界某某里（原书没有言明），在通衢大道之旁，出入很方便。有一名记者无事闲游，沿某某里自南向北走，见左手转弯一条弄堂内，进出之人很多，各色人等都有。而且有一些做小生意的人聚集在这里，争相招待顾客。记者觉得很奇怪：何来这热闹场所？于是随着众人往里走，至弄底一家，门朝东，门灯耀眼。嘈杂之声从门内传出，宛如菜场早市。一进门，异香扑鼻，阵阵不绝，几乎使记者已戒十余年之老瘾怦怦欲动，滴下口水。记者杂入众人中，至天井内，举目四望，见左厢云雾迷漫。走进去，有两间屋子，皆横陈无帐床榻三张。只见灯光荧荧，呼吸声簌簌。再往里走，又有两间这样的屋子。一些初次光顾者连连称赞：“好货，好货！”银饼纸币，大把大把地抛，毫不足惜。登梯上楼，楼上也是如此。记者目睹租界地面这条弄内，共有八家烟馆。
　　天津烟馆多在日租界和法租界。此地毗连华界，而又人口稠密，烟膏生意兴隆。尤以日租界旭街北烟馆最多。烟馆有上、中等之分。上等烟馆专门向上流社会开放，价格甚昂，以一元起码，非有身份之人不得入。中等烟馆为社会下层开放，以四五角起码。天津地面广大，租界又多，须得有人介绍或引路，否则既难寻觅，又难入门。日租界烟馆好找些，多于门外贴一红纸，上书某某部（茶馆名）、某某班（妓院）、妓女某某下处（寓所）等字样。亦有“黑籍”（吸毒）、“温柔”（宿娼）并作一乡，以楼上为烟馆，楼下为妓馆；用妓馆吸引瘾民（烟客），用妓馆掩护烟馆。
　　在禁烟时期，烟馆不敢明目张胆地营业，而要挂羊头卖狗肉。旧时上海法租界或英法租界交界处，凡类似烟纸铺者，皆是烟馆。其招牌暗用标志，个中人一望便知。凡用下列招牌的，均为烟馆：春生轩、老季吴氏、美泰、广昌号、林记、勃郎林、相记、昌记、明春、季吴氏、广福和、金和公、三溢公司、长泰、养寿年、双狮牌记、双鹰牌记。另外，这些地下烟馆，室内一般挂有门帘，上书“由此出入”。实际告诉人，凡须吸鸦片或挑烟膏者，可由此入内。也有写：“大新街（或正丰街）移此”，及“代售戒烟胶丸”等字样的。烟民或挑烟膏者看到这样的暗语，便径往里走。
　　下面讲讲烟馆供应的烟土种类及烟馆弄虚作假的办法。
　　1937　年7　月初，广东省在各县设查禁委员，各县售吸所处于各县查禁委员监督管理之下。广东第九区（海南岛）各县、市一般都有售吸所七八处至10　多处。琼山是大县，仅海口市和琼山就有21　所，县内各市镇另有12　处，共33　处。各售吸所供应的烟土有：（1）中等货。
　　即普通烟土。由贵州、广西两省采购来，每两价1.2　元。在海南岛熬成烟膏出售，每两价4　元至4.5　元。比其他烟土便宜，故销路最广。
　　（2）上等货。
　　又“竹壳枕货”。从云南购入，每两价一至五六角。烟味浓郁，但来源困难。由广东省禁烟局每月搭配供应各区，有时三成上等烟土，搭七成中等烟土。有时四成上等烟土，搭六成中等烟土。
　　（3）金山装。
　　又叫“锡条货”（外形像牙膏，薄锡包装）。由香港走私而来。有三钱三分装和一两装两种。每两价12　至13　元，而且要用名贵的人参水熬制。只有官僚、富商、地主吸食得起，一般烟民不敢问津。
　　（4）陈福记。
　　有新、老陈福记之分。都用薄黄铜制成扁形盒，有一两装、二两装、三两装三种。老陈福记盒面印有双狮商标，故又叫老陈福记狮唛。新陈福记盒面光滑，无装饰图样。老陈福记由广州湾陈学谈的三友公司制造，新陈福记由广州湾戴朝恩、袁学伟的福记公司制造。两种陈福记烟土每两价四五元，销路很畅。
　　（5）波斯货。
　　也叫波斯烟土。从伊朗采购，每两只花五六角钱。在广东抛售，每两1，2　元至1.3　元，可得一倍利。烟味比贵州、广西烟土浓厚，价钱较低，一般烟民乐于吸食，有时供不应求。
　　第九区各售吸所，每天销售烟膏十二三两到20　两。每隔三四天到专门熬制烟膏的区土膏店领膏一次。区土膏店煎膏时，如煎广西和贵州烟土，要掺30％的烟料。如煎云南烟土，要掺40％甚至一半烟料。掺烟料，实际是掺假。其中有香港运进的“波斯料”及猪皮膏。波斯料每两2　角，颜色跟烟屎差不多。猪皮膏价钱跟波斯膏一样。这种烟料不能掺入烟土同煎，只能充入煎好后的洋膏。当时第九区的土膏店每月承销烟土定额为3　万两，加入烟料以三成计算，即9000　两，连烟土共3.9　万两。每两烟土1.2　元，每两烟料2　角，成本合计3.78　万元。每两烟膏价4.5　元，3.9　万两即值12.285　万元。除去40％的烟税，每月可获纯利5　万多元。
　　而售吸所从土膏店领回烟膏以后，还要再掺入猪皮膏或波斯膏三成左右。另外，售吸所每销售100　两膏，可收回40　两烟灰，每两烟灰价3　元。售吸所每月将烟灰收集起来，卖给区土膏店时，常常掺入二三成波斯料。一处售吸所，一个月若销300　两烟膏，施展种种手法，大约可获利近千元。区土膏店和售吸所，你糊弄他，他糊弄你；最后被糊弄者是鸦片吸食者。这些舞弊现象还是在区禁烟专员和县禁烟委员的眼皮底下发生的呢，有时甚至是“专员”、“委员”跟土膏店、售吸所串通作弊。
　　广东省各售吸所招徕生意的一个“高招”，是雇用下等妓女或私娼招待烟客，广东人称这类妓女、私娼为“烟花”。广州市的花地和芳村，海南岛海口市的白沙区和竹林村，琼东县的嘉积市，海康县的南门外，高州的梅菉市，电白县的水东市，阳江县的织菉市，台山县的新昌市，曲江县的东西河坝，汕头市的郊区，饶平县的黄岗市等地，都有烟花。大的售吸所用四五名，小的用二三名。
　　烟馆要向“禁烟”机关交两种税，一为销售税，一为红灯税。销售税就是出售熟膏（供烟民回家吸）所交的税。红灯税，是指烟馆内点着红灯供人吸烟所交的税。出售每两熟膏应交的销售税，是出售每两生烟应交税的一倍。红灯税按床位计算，每张床点一盏红灯，每月应交税是每个烟民每月应交税的一倍。生烟税和烟民税并不固定，因而烟馆销售税和红灯税也是经常变动的。
　　瘾君子。
　　染上鸦片烟瘾的，有男女老幼（婴），有各行各业的人们。
　　穷苦的劳动者受鸦片毒害的，也为数甚众。他们因抽大烟，不仅耗尽了仅有的、可怜的一点钱财，而且耗干了自己的精力。
　　四川瘾民有多少。
　　解放前，吸鸦片在四川很是普遍。有烟瘾的人不用说了，就是跟鸦片无缘的人，家中也必备灯盘和烟膏，为的是随时招待来客。用鸦片待客，就像给客人沏茶递纸烟一样，是一种起码的礼节。如不摆灯盘，不烧鸦片，会被认为是怠慢客人。
　　四川吸食鸦片成风，还可以从两首打油诗得到说明。30　年代，重庆白象街住着一名律师，名叫吴学礼。不仅他自己吸鸦片，而且他的妻子，他的父亲、母亲，他的舅子，都吸鸦片。一家五口，无一例外。每天上午11　点，全家人仍高卧不起。有位小学校长叫刘锡安，与他同院，见此情景，诗兴大发，口占打油诗两首。一曰：“律师吴学礼，日高犹未起。川膏与云膏，一天几两几？”一云：“一家五个人，个个点烟灯。神仙吹玉笛，香雾帐中腾。”像吴学礼家人人抽大烟这样的事，在四川并不罕见。
　　四川有一些地主、资本家，就怕子弟嫖和赌，而不怕子弟抽鸦片。因出去嫖会把身体糟蹋了，赌会把家财输光了。抽鸦片虽然也耗费钱财，但他们确信，像他们那样大户人家，不会因抽鸦片抽穷了。例如：重庆有个有名的地主叫胡敬六，家住绣壁街550　号，每年可收7000　担租子。他仅有一子，名叫胡静云。胡敬六很溺爱这个独子，为把儿子圈在家里，便怂恿他抽鸦片，还请族人、亲戚出面，引诱自己的儿子抽鸦片。胡敬六以为，染上烟癖，就不会出去嫖和赌了，他的家业也就守住了。但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儿子始终没有上瘾。为此，胡敬六还老大不高兴，认为：胡静云是不肖之子。重庆还有一个叫杨少武的人，他跟人谈过，自己幼小时，父亲千方百计要他抽鸦片，甚至许愿说，谁引诱他儿子抽鸦片，并且成瘾，他将重重答谢。四川瘾民有多少呢？民国时期四川禁烟善后督办公署的文件曾公布过一个数字。1917　年至1934　年，四川由军阀分防割据时期，该省瘾民约占全省总人口的1／19。当时四川省人口有六千几百万，按这个比例计算，全省瘾民至少有310　万。这显然是缩小了的数字，而不是夸大了的数字。本书《前言》引用《盛京日报》的材料说，1930　年时，四川有瘾民4000　万。
　　机关里抽大烟。
　　国民党政府从下级机关到高级机关，官员、职员抽大烟的不少。有的衙门以内就摆着灯盘，当官的竟堂而皇之地在衙署内烧烟。
　　有个叫徐剑秋的人，曾当过四川省理番县县长。他终日一榻横陈，连公文也要吩咐人捧到烟榻前阅看、处理。靖化县有一名县长叫刘绍绪，人称他当县长时，靖化县府有12　支枪，除他本人是老枪外，15　名职员中，有11　人是瘾客。
　　四川省各机关因公务人员抽大烟的多，上午11　点还没有人上班。有一段时间，四川曾发起准时上班运动，规定上午8　时上班，12　时下班，下午2　时到6　时办公，要求公务人员不要迟到早退。但不过是会上喊喊而已，公务人员的积习是难以改变的。1937　年，四川省政府规定各机关公务人员出具不吸鸦片的保证书，但高级官员不在此例。1938　年，四川省府又对各机关公务人员是否抽烟进行了一次大检查。重庆区检验大员是全国禁烟委员会委员、70多岁的褚慧生。他亲自带领两名医生，一个机关一个机关地检查。每到一处，便坐在办公桌前，让两名医生分站两旁，秘书一人执笔记录。机关职员排成单行，缓步走向办公桌前，一名医生察看职员脸色，看是否带有“烟容”（抽鸦片者面孔黛黑）。另一名医生检查职员瞳孔，看是否放大。根据医生检查，判断这个职员是否吸鸦片，并把结论在名册上注明。如被怀疑吸烟，该职员所在机关便要将其送戒烟医院，作进一步检查。但这不过是演戏而已。己不正焉能正人？高级官员吸烟，又怎样去号召低级官员戒烟？低级官员烟瘾很深，又怎能给公务人员做禁烟表率？
　　曾任国民党重庆行营秘书长、兼第二厅厅长、主管四川禁烟的杨永泰，家中就常点着烟灯。一次，有人去找他，他摆着烟盘，点着烟灯，躺在榻上，边吸边对人说：“烟有百害，吸上了瘾，就等于废人。但利害是相循的，最坏的事，亦有好处可取。烟的功用，有几个字，就是：‘却小病，伴寂寞，助思考。’人患伤风咳嗽小疾病时，吸几口烟，立时可愈，比服药还见效一些。当无聊时，感觉苦闷，尤其是风雨之夕，故人不来，一榻横陈，挑灯作伴，有无穷乐趣。要用脑筋，研究问题，如思想滞湿，吸一点烟，神经受着刺激，立即心花怒发，左右逢源，可助思维。这是烟的功用，不过功用很小，害处太大，我们应该把它禁绝。”杨永泰口称鸦片“功用很小”，“烟有百害”，实际着力渲染的是一榻横陈的“无穷乐趣”。禁烟大员对鸦片这样欣赏、这样嗜好，“禁绝”云云，不过是骗骗人而已。
　　《中国黑幕大观》一书曾揭露过这样一件事：某省警察厅长某某，自上任后，办理禁烟，雷厉风行，不遗余力，据说瘾民们畏之如虎，无不躲到他乡去吸烟。有一个绅士，到省城有事，烟瘾大发，涕泗横流，找不到过烟瘾的所在。他找到一位朋友，口称“救命”。朋友大惊，忙问何事。绅士诉说了无处过烟瘾之苦，朋友说：“这事不难，但要守口如瓶。”绅士被朋友领到一个地方，只见墙高屋峻，声势煊赫。到了门口，绅士惊问：“这不是某机关的后门吗？”朋友急忙制止说：“叫你不要作声，你怎么又开口了？”绅士缄默不语。进到里面，茶几、烟榻都用红木制做，烟具精良，仆人侍候很周到。才抽了几口烟，就觉得烟味醇馥，远非一般烟膏可比。吸毕，朋友掏出银币五枚。当他们刚要出门时，警察厅长某某亦昂然步入，登榻吸烟。绅士和朋友出了门，朋友告诫绅士：“你千万不要张扬出去。你若讲出去，定于你大为不利。”警察厅长某某之流，一边喊着“禁烟”，一边大吸其烟，真是绝妙讽刺。
　　青少年成老枪。
　　《民国春秋》杂志1987　年第4　期封三，刊登了一组题为《罂粟遍地种，烟馆随处见——民国时期丑恶社会现象之一》的照片。其中有一幅的文字说明是：“青年女子也成了老枪。”照片上，两个剪着齐耳短发，眉清目秀，大约十七八岁的女子，手执烟枪，斜躺在一张烟榻上，如痴如醉地吸着鸦片。今天的读者看到此景此情，对这两个深受鸦片毒害而不能自拔的女瘾客，一方面会“怒其不争”，另一方面，恐怕会多少表示同情，因为她们也是旧社会的受害者。
　　徐铸成《报海忆旧》一书中讲到了一件事，更是触目惊心。
　　解放前湖北省教育厅有一位姓向的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