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诚-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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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称（职务）
法学博士(在读)
武汉大学法学专业本科武汉大学国际私法专业硕士研究生2008至今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国际私法（含国际民事诉讼与国际商事仲裁）、仲裁法、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法
代表性成果
1、论文《英美有关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及立法介评》，载《武大国际法评论》第十二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撤销错误涉外仲裁裁决前的救济》，载《中国仲裁与司法》，2010年第1期。《论冲突法上意思自治之法律限制的晚近发展——兼及我国立法的完善》，载《2008年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国际法）论文集》《试论离岸金融市场之监管》，载《四川省法学会国际经济法2007年年会论文集》2、著作参写：《仲裁法实训教程》，郭玉军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代表性项目
参与项目：司法部项目“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法问题研究”（未结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网络社会的国际法律问题研究”（未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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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浏览：关于余诚、夏斗寅和余祖言
书信&&&&&&&&&&&
关于余诚、夏斗寅和余祖言
——致屈苇滨
麻城政协文史委员会
3月9日中午，蒙承你抽时间接待我，并为我、缪益鹏、董胜来和余品绶等人见面、餐叙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同时，我第一次见到了你的夫人张云飞（散文集《守候》由缪益鹏赠送一本给我了，粗略看过）、姓金的麻城本土作家（大约是金木）。本来，8日中午，占建怡、金仕善、熊明修、董胜来、缪益鹏和我等人在迎宾大酒店里餐叙时，金仕善建议我为你们筹划的一套《麻城文史》丛书（十卷）写一篇《余诚传》（字数不限）……其实，我主攻小说和散文创作，文史研究和图书评论都是我旁涉的领域，我没有资历和学识担纲写《余诚传》。幸好，你们早已物色姓金的作家担纲。我在3月9号中午曾当面向你敬言：希望请余品绶写专题余诚先生方面的文章，你认为不妥，只希望余品绶提供一些资料。余品绶原是大学物理系本科（可能是研究生）毕业的，长期从事自然科学工作、科技开发部工作，文史研究是副业、业余工作，请他写文章，不过借重他的知名度。我曾当面向他提议：能否请冯天瑜写关于余诚的文章？他说：冯天瑜太忙……这确实是原因之一，但冯天瑜、章开沅以及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原任院长马敏等专家、学者或许心有余而力不足，关于余诚先生的资料太少（余品绶提供不出多少有价值的资料），他们大约不会做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也不会轻易承诺写有关余诚的文章。如果他们愿意执笔，倒不会提出什么稿酬从优的要求。学者们一般泊淡名利、高风亮节。下面，仅就我所知余诚、夏斗寅和余祖言有关事项向你作些介绍。
一、余诚研究上不了大陆学术界正规台面
我因余诚先生是我的同族祖父或者说堂祖父、从祖父的关系，加上童年经验，近十几年来对余诚有些研究。但是，2010年——2011年，我曾将拙作《壮怀江海阔》（纪念余诚先生逝世100周年）寄给陈奎元（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长），信也没有拒收，但也无回音；去年，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大会前的数个月，我将拙著《回望大别山》精心校改本一册寄给钱运录（请他转给贾庆林主席），并希望贾庆林主席为余诚先生墓题词，由于发的信是国内特快专递函，手机收到全国政协办公厅收发专用章签收的信息，但无回信。我曾于2010年请舒乙（老舍的儿子）老师为余诚先生墓题写墓碑名。舒乙老师很快寄来了手迹，我将复印件寄给湖北省委书记罗清泉、麻城市委书记李开寿……信件批转到麻城市委宣传部，宣传部批转麻城市文化局处理。麻城市文化局局长祝汉蛟曾专程坐车到余诚墓地调研，曾经惊动当地干部和群众，但此后无下文……因此，为余诚墓碑重修的事搁浅，错过了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好机会。《大别山文学》2012年第1期重新刊发拙作《爷爷牵着一只金黄狗》；并且，麻城市举水社区网页上有我这篇短篇小说，这是缪益鹏为了让我的作品参加首届传立文艺奖评奖活动搞的。
浙江省湖州市1986年曾搞过陈其美（陈英士）学术研讨会，曾邀请章开沅（华中师大历史研究所所长，曾任华中师大校长）赴会，章开沅事忙，没有赴会，会后为会议文集写了序言作为对研讨会的支持的补救。2009年6月初，江苏太仓市搞了明末清初诗人、文人吴梅村纪念活动和学术研讨会，我参加了。吴梅村是有争议的人物，一方面，他确实有成就，另一方面他的部分作品污蔑了李自成等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太仓市政协牵头搞吴梅村诞辰400周年纪念活动，市委书记浦荣皋等到会祝贺，表明太仓市有关人士确实有气魄，有胆识，纪念活动也有轰动效果和深远影响。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湖州市、太仓市的作法，我的家乡麻城市政协可以大胆牵头搞余诚学术研讨会、夏斗寅学术研讨会，上报到湖北省、中共中央、全国政协，我估计会审批下来的。关键是要请到冯天瑜这样有权威的学者光临麻城会场（章开沅生于1926年，外出开会的可能性很小了）……麻城市还可以搞李贽学术研讨会、苏轼与麻城学术研讨会……杏花村宋贤祠（陈季常隐居处）也应恢复，纪念余诚、屈子厚、周干臣的“光黄三烈祠”也可以恢复。只可惜，麻城市区环境卫生太差，距离旅游观光城市的卫生标准太远了……
二、关于余诚先生的几个问题
由于金仕善老师的提议，使我想起有关余诚的几个问题，本打算写一篇历史研究文章《余诚论》，但我目前忙于打工及其它活动，短时间内写不好此文。先向你谈几个简单的事情。
a、关于余诚的出生地。
关于余诚先生出生地，余佩鸿先生在《余诚革命事略》中说；余诚于清光绪癸未年腊月初五（公历待考）生于湖北麻城木樨河余家冲。此为“余家冲”说。余祖言（余淑身、余慎之、余佩鸿父）在《志士余仲勉传》中说余诚为麻城东乡木樨河人，没有说到余诚的出生地。但是，余祖言、余佩鸿父子强调余诚与木樨河的关系，原因是什么？用现在流行的说法，叫作“套近乎”，目的在于强调余祖言与余诚的关系。
我作为余家冲大屋湾（垸）人，必须向你介绍：余家冲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山冲，有很多村庄。余祖言、余佩鸿、余品绶祖孙三代原籍地在余家冲新屋垸。余诚先生的干父余子敦（余雅安）的籍地在余家冲的荡下垸（垱下垸、花园屋，余氏后裔一支集居的村庄）。余诚的祖籍地在余家冲东河垸。余佩鸿先生为什么不在文章中提到余诚是余家冲东河垸人或出生在余家冲东河垸？余佩鸿担心说出东河垸，人们会对于余祖言与余城的关系发生更多的议论，影响了他的“套近乎”的居心（用意）。
我对于余诚的出生地提出了“河南商城说”。理由：余诚父亲余雅诗（字肄三）生于道光二十年正月初六日（1840年，鸦片战争发生那一年），据民国二年印刷的《余氏家谱》卷九（原件在木子店杉林河村枣树塝人手中）记载，余雅诗“同治年间贸易商城”。清同治年间大抵为公元1862年—1874年，余雅诗约23岁—35岁之间，他已经在河南省商城县县城做小本生意，兴旺后开一个叫“泰和益”商行，全家已从余家冲迁居入商城县城。余诚生于1884年1月2日，他的哥哥淑滨（又名传鲁，字敬堂）生于1881年2月10日，与鲁迅（周树人）同年生；他的姐姐（名失考）生于1879年7月7日（清光绪五年五月十八日子时），殁于1900年（光绪庚子年七月三十日），享年约12岁。余诚父亲到商城经商要一个助手、内当家人，又没有纳妾，又没有情人，胞弟雅书（生于道光壬寅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在公元1843年内】，卒于光绪戊戌三月初三日【在1898年内】）又患有介于轻度与中度之间的精神病，不能打理生意和店铺，因此，余诚生母廖氏（1840—1894）老早到商城县居住了，相夫做生意，生育子女。民间口碑：余诚父母早就迁出东河垸了。余诚父亲余雅诗远走他乡有多种原因，摘要：①余雅诗的父亲余谟瑞参加了太平天国革命军，革命失败后，革命军人的家属受到清朝官府打击和迫害，余雅诗逃避此祸；②余雅诗的胞弟雅书在余家冲及附近地点经常打抱不平，嫉恶如仇，惹事生非，往往靠余雅诗息事宁人。日久天长，余雅诗只好携弟远走他乡。
我曾就余诚生平寻访过东河垸人、木子店杉林河人，等等，结合《余氏家谱》记载和年老的人的口碑，推测余诚及其姐姐、哥哥都出生在河南商城县城，余祖言《志士余仲勉传》说：“父雅诗，北贾河南之商城，志士与兄敬堂随之，师宗兄浩吾。”此段话中没有提及志士（余诚）的姐姐和生母廖氏，带有明显的重男轻女的封建宗法思想色彩，说法不完全属实。同时，《志士余仲勉传》是否经过余诚的干父余子敦（1865—1935）过目、认同呢？这篇传记作品有很多地方令人不能苟同（如说余仲勉“甲辰秋，倾家东渡……”）余诚（余仲勉）甲辰（1904年）去日本留学，为了筹备路费，确实卖了部分田地等家产，不致于倾家荡产，证据：余诚家直至全国解放（1949）以后在木子店杉林河还有不少房屋、田地、山林，侄辈们被划作地主成分。
b、余诚与余子敦的关系
余子敦（1865—1935）是余诚（余仲勉）的从父，最有力的证据是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里的《余诚传》的说法。从（cong）即堂房（亲属），见《现代汉语词典》。因此，从父即可以说堂叔父、亲房叔父。余子敦又是余诚的逢生干爷（即干父），此说至今在余家冲民间流传。
c、余诚在1904年—1905年年底在日本使用的姓名是余仲勉
证据见黎东方著《细说民国创立》；余祖言《志士余仲勉传》不写作《余诚传》也是有力证据。余仲勉在此段时间内，在日本，也有余剑侪等名号，但加入中国同盟会时使用的姓名为余仲勉。
d、余诚与余家冲的关系
余诚与余家冲的关系有四个基本点：①祖籍在余家冲东河垸②少年在余家冲生活、读书（生活地点：余子敦宅、豹脑岩余氏祠堂等），读书处主要在豹脑岩③最后生活时期和逝世地点在余家冲。逝世地点，民间口碑在余子敦宅（花园屋），余祖言《志士余仲勉传》说在少时读书处（隐指豹脑岩余氏祠堂）。余祖言此说在于强调余祖言与余诚的亲密关系，是否属实，我持怀疑的态度。④余诚墓地在余家冲南段郭家冲，墓地原叫余氏无我公墓（无我是余氏的一个祖先，后人敬称为无我公）。
关于余诚1909年秋天从日本回乡后隐居地点，应为余子敦的深宅大院，少年读书处（豹脑岩余氏祠堂）无人身安全保护措施（余诚属于清朝官府通缉的要犯，湖北革命党总分统），杉林河的宅（庄屋）也不具备人身安全保护措施。
e、余诚与杉林河的关系
余诚的父亲余雅诗在清年末期在东义洲七朗畈（即今木子店杉林河村）购田地、山林、房屋［叫庄屋］）。余诚青少年时期在此地生活过,不能忽视此事.
f、余诚与夏斗寅的关系
余诚是夏斗寅（1886—1951）1906年加中国同盟会湖北分会的介绍人（主盟人）。夏斗寅也是当时革命团体日知会会员；1911年10月10日深夜，夏斗寅所在湖北新军南湖炮队为是否响应武昌城内起义，官兵们有斗争。夏斗寅属于积极响应派。余诚与夏斗寅是同乡，但无世交、亲戚关系，在武汉必须假称亲戚关系才可以来往，因为张之洞为湖北新军制订了很多严厉的军事纪律和严密的管理制度。
g、余诚与余子存
余子存是余诚的血缘关系较远的堂房的兄长，民间口碑为子存老爷、纸存老爷，属余子敦的堂侄。
余子存的谱名为余淑性，生于1844年11月4日（清道光24年）；1876年（光绪2年），33岁中举；光绪12年丙戌葬科贡士……曾任刑陪主事、汉阳晴川书院主讲、武昌勺庭书院主讲、贵州省镇远县知县、桐梓县知县；诰授中宪大夫……晚年在武昌租房住，任《湖北通志》编辑，约1909年当选为湖北咨议局议员。
我曾经酝酿写作一篇历史随笔《论余诚先生在武汉的社会基础》，因资料不足，没有动笔。余诚（余仲勉）1906年初回武汉开展革命活动，所依赖的社会关系非常少，社会基础非常薄弱。他的公开身份为文华大学教授、武昌翻译学校校长。余仲勉能够栖身（住宿）的地方较少，如文华大学、余子存租房、汉口利昌行和民利栈等。利昌行和民利栈都是干父余子敦家在汉口设立的，利昌行为商业行业，民利栈为货栈。余子存作为余仲勉的堂房的兄长，没有加入同盟会（对外称日知会），可见余子存思想倾向不进步。但是，余子存是默认、暗中同情并支持了余仲勉的革命活动。某种意义上讲，余子存看到清王朝气数将尽，革命势力在潜滋暗长，默认、同情并支持余诚的革命活动如同余子敦一样具有一定的投机动机、侥幸心理……1909年秋天，余诚（余仲勉）在李四光、陈子静护送下由日本回国，回武汉，落脚点之一依然是余子存租房，行动是非常密秘的。【特别要注意：余仲勉1907年第三次东渡日本后，才更名为余诚，号思父。】
余子存的学生周从煊（湖北罗田人）说：“先生（指子存——砾漠注）嗜书籍图画琴砚，琳琅什袭，辄出示客道所从来。一砚镌东坡题字，尤护惜。鄂军纷纭时，先生隐几，顾儿辈，絮语，犹手（拿）此（砚）自遣也……著有觉园诗文集若干卷藏于家。”余子存是在武昌起义爆发（1911年10月10日）后一个月许病逝于武昌僦舍（租房）的，享年68年。以我这个后世人的眼光看，余子存晚年并非富有，不应该花大价钱收藏东坡砚等贵重文物，而应该筹资刻印自己的《觉园诗文集》以便流传后世……可惜，《觉园诗文集》手稿连同藏书藏于家（在麻城木樨河余家冲杨树垸），儿孙无能力刊印出来，又出了一个抽大烟的孙子（余承业老师称他为福新五哥）。福新五哥从家里偷书出去卖或兑换大烟（鸦片、烟土）……再加上战乱、天灾、人祸，余子存原来收藏的书籍、文物、手稿荡然无存……我们已经无法读到《觉园诗文集》了……
h、余诚与余匡时
余匡时是余诚的堂房的弟弟，谱名淑艾，名匡时，字錬鼒，同祖父的兄弟中排行老五，生于1885年4月27日，比余诚小1岁，比董必武（1886年3月5日出生）大1岁。周作人生于1885年1月16日，比余匡时早出生3个多月。民国二年印刷的《余氏宗谱》介绍说余匡时是湖北文普通学堂毕业生。我猜测余匡时有可能与董必武同时期在湖北文普通学堂学习，有可能相识。余匡时在解放（1949年）后被人民政权镇压于罗田县滕家堡（又叫滕家铺，今胜利镇）。又由于1946年——1947年，余氏四修宗谱理出了初稿，因刘（伯承）邓（小平）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政治时势原因和余氏宗族内部矛盾纠纷未了断而没有刻印出来，导致余匡时、余子敦等人的资料散失。因此，我们今天很难寻找到余匡时、余子敦等人的真实材料。
我敢肯定的事情是余诚和余匡时在少年时同在豹脑岩余氏祠堂读书，受业于余淑身（余慎之、余祖言）。余匡时应该知道余诚1906年以后的革命活动，抱着和余子存、余子敦相似的态度……余匡时在1935年11月余子敦悼念活动（即开吊事件）中从暗庐（地道）中逃跑了，幸免于被红28军杀掉。余匡时晚期是余家冲的余氏家族的户长，人称錬鼒五爷，炙手可热……人与人的命运是如此的不同。从湖北文普通学堂毕业的董必武后来成为共产党领袖们敬重的革命元老……
i、余诚与李四光
& 李四光（1889年10月26日出生，1971年4月29日逝世）原名李仲揆，湖北黄冈人。清代的黄冈县、麻城县同属于黄州府。因此，在日本留学的李四光和余诚算得同乡。李四光是公派留学生（官费生）。余诚是私费留学生。余诚1909年秋天在日本已经病情很严重，李四光出于同乡之谊，偕同陈子静护送余诚回国，一直护送到武汉，将余诚交给余子存……李四光是余诚晚期生活、学习和革命活动的直接见证人，对于余诚具有最权威的解释权。可惜，李四光中年和晚年忙于地质、地震等领域的科学研究，可能没有写出早年留学日本的回忆文字。至于陈子静的情况，我基本上一无所知。
j、余诚晚期身体健康状况的医学分析
我曾经多次对余诚1907年——1910年（生活晚期）的身体状况进行过分析，得出一些粗浅的看法：①余诚死于肺结核。余诚在由少年至青年阶段就染上了肺痨（肺结核），在旧时代，肺结核是传染病，是久治而断不了根的顽症。不光是余诚患了肺结核，中共早期领袖瞿秋白（1899——1935）青年时期也染上了肺结核。②余诚在1908年——1909年存在一定程度的精神障碍、语言障碍、精神恐惧症、忧郁症、精神分裂症等精神方面疾病。为什么余诚回国需要李四光、陈子静两人护送？余诚是革命先行者，又类似周树人（鲁迅）《狂人日记》里的主人公“狂人”，患有严重的“迫害狂”症，这充分证明清朝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府迫害革命者的残酷性。有的人把余诚写得神乎其神，原因在于忽视了对于余诚身体状况作医学分析。
K、余诚遗骸下葬入土的年份
根据民国二年印刷《余氏宗谱》卷九有关余诚的记载文字，余诚1910年2月5日病逝后，入殓于棺材，存放在余子敦宅旁边的柩厩。余子敦是余诚身后事的决策人，要静观时局变化，同时，这样做法也符合麻城东部山区民俗。余诚遗骸棺材入土时间应在民国元年，出殡热闹非凡。余子存的棺材入土时间可能在余诚出殡之后。
三、关于夏斗寅
关于夏斗寅（1886——1951），我没有深入研究，也可以说找不到材料，无法深入研究。20世世90年代，我在武汉打工，曾在街旁地摊上买到一本廉价（大约1元钱）的《武汉文史资料》，其中有一篇介绍夏斗寅的专文，由此知道夏斗寅1950年由武汉潜入香港，在六国饭店租间房子作为栖身处，以看相、扑卦、算命为生，病逝于该饭店。
2006年春天，我给小学时期的任课老师彭元彬（张家畈镇屈家畈村人）写信，求他调查了解夏斗寅的事情。彭老师到夏家垸（夏斗寅籍地）调研后，于同年4月18日给我写来了三页复信，其中说：“至于他（指斗寅）几个老婆，叫甚（什么）名谁，几个儿女，都无法了解。”
我想起汉阳归元寺里的大雄宝殿的对联的上联：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对于夏斗寅就不要深究了。但是我曾想写夏斗寅晚年在香港的故事，也不是从此灰心丧气，再不研究夏斗寅了。
我对于何存中在长篇小说《太阳最红》一书里有关夏斗寅的文字非常不满，忍不住笔，写了信，据理力争。（附致何存中的一封信）
关于夏斗寅的人生经历
——致何存中
你好!昨天在太仓市新华书店购买到你写的长篇小说《太阳最红》(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9年6月北京1版1次印)。该书156页至157页有这么一段：
敌人倚城而立，将身受重伤的潘忠汝团团包围之后，为报杀父之仇，夏斗寅上前用中正剑首先斩断了潘忠汝的右手……夏斗寅狞笑了，问潘忠汝，你还反抗不？潘忠汝说，姓夏的，你也是黄埔军校毕业的。你还是军人吗？夏斗寅说，姓潘的，闭上你的嘴吧。这时候你还同我谈什么军人？我父亲是人吧？你们杀他时，把他当人了吗？你们连子弹也舍不得用，用一块石头枕头，抬一块石头砸。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存中大哥!上述这段文字有两处涉及到夏斗寅的人生经历，你的说法值得质疑。
第一，关于夏斗寅是不是黄埔军校毕业生的问题。夏斗寅()，字灵炳，湖北麻城木子店区夏家湾(垸)人。1906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1年，参加武昌起义，任湖北新军32标2大队副队长，即驻扎在武昌南湖的炮队副队长……蒋介石(-)比夏斗寅大约小一岁。夏斗寅青年时期很有军事头脑和政治头脑，1923年起用万耀煌为参谋长，并创办“鄂军军官研究所”，培训干部。1926年，他偕万耀煌去广州，接受蒋介石改编，任国民革命军鄂军第一师师长，参加北伐。蒋介石于1908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24年5月3日，孙中山正式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参谋长。蒋介石不可能接受夏斗寅这样的人为黄埔军校的学生，理由有几点：1、夏斗寅比蒋校长年龄约大一岁。2、夏斗寅、蒋介石过去都是同盟会会员，在国民党中属于资格老的革命者、党员，本属同辈，怎么会变成校长和学生的关系？3、黄埔军校以培养青年军人为主要办学宗旨。1924年，夏斗寅大约39岁，用不着入军校当学生，入军校当教官还说得过去……我敢武断：北伐时期，蒋介石与夏斗寅会晤时，蒋介石称呼夏斗寅为灵炳兄；夏斗寅则尊敬地称蒋介石为蒋司令……蒋介石后来称呼叶挺为希夷兄就是旁证。总之，夏斗寅不是黄埔军校毕业生。(补记：夏斗寅比潘忠汝早二十年出生。)
第二，关于夏斗寅父亲死亡问题。《太阳最红》一书156页至157页说夏斗寅的父亲是被潘忠汝的部下用石头砸死的，属实吗？红旗出版社1993年7月北京第1版、印数5千册的《麻城县志》一书里有夏斗寅传记：夏斗寅幼年丧父，赖母纺织供其读书，因学费不济而辍学；夏辍学后，至县城卫队营当兵。旋赴武汉，入武普学堂；毕业后，投湖北新军第8镇30标当兵……我认为：《麻城县志》是官方组织大量人员进行调研、编审而定稿的，关于夏斗寅幼年丧父的事应该是接近历史真实的。而《太阳最红》一书有关说法有胡编乱造的嫌疑。当然，何存中大哥也许另有所据，只是不知道素材来源于民间群众口头传说还是什么资料记载？……总之，《太阳最红》一书有关夏斗寅的父亲死亡的说法与《麻城县志》里有关夏斗寅“幼年丧父”的说法相矛盾。
我郑重建议何存中大哥在《太阳最红》一书第二次印刷或出第二版本时，将夏斗寅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夏斗寅父亲死于潘忠汝的部下等说法删掉。
至于《太阳最红》等系列长篇小说，我没有细读，不敢随便置词评说好歹。
何存中大哥!不论你现在名气比我大多少，我要斗胆直言。拙著《回望大别山》已出版了，我委托麻城市文联负责人送一本签名本给你。此书(即《回望大别山》)初印本有不少文字错漏，令我痛心疾首。
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王茂林看过《回望大别山》的部分作品后，用手机发短信给我说：“洪砾漠：你的文章颇具学者风范、史家笔法。你有许多地方令我饮佩。我要向你好好学习……”鲁迅赠瞿秋白联句：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我也有同感。白先勇短篇小说《梁父吟》存在失实现象，我敢公开指陈。
祝存中兄身体健康!
洪砾漠2009年11月30日夜，于江苏太仓市
四、关于余祖言
①余祖言即余家冲老一代人口碑盛传的余慎之
余家冲老一代人口碑盛赞余慎之久负文化方面的名声，称他为慎之先生。民国二年印《余氏宗谱》记载：淑身，清岁贡，东洋弘文学院简易师范毕业生，历充本邑高等小学校校长、教员、民国河南安抚使政务官，名祖言、字慎之，一字任直，同治癸酉年正月初八辰时生……子：佩源、佩藩、佩澍、佩鸿。
查《中华万年历》（气象出版社）：清同治癸酉年正月初八即公元1873年2月5日。余祖言与梁启超（1873——1929）、徐锡麟（——）同年出生，但比梁启超、徐锡麟知名度小得多，就像余诚的知名度比秋瑾小得多一样。
②关于余祖言的学历
余祖言确实是余诚的堂房的哥哥，比余诚大12岁，是余诚少年阶段在家乡余家冲豹脑岩读书的老师，为余诚、余匡时等人“传道、授业、解惑”。余祖言与余诚、李四光等人都是1904年秋天东渡日本的。余祖言、李四光、周树人（即后来的鲁迅）都入弘文学院学习过。周树人于1902年被清官府公派留学，入弘文学院学习，至1904年4月30日结业。因此，余祖言、李四光入弘文学院时，周树人已结业了。
黄兴、陈独秀等人都入弘文学院学习过日语等知识
人民文学版社2000年9月增订版《鲁迅年谱》卷一第90页至91页介绍：弘文学院，亦称“宏文学院”，是日本明治年代（相当于清朝末年）专为中国留学生兴办的一所属于速成教育的学校，创建于1902年，校长是嘉纳治五郎。学校以教授普通科为主，学习日语和普通科学知识，它为升入高等专门学校打基础。同时兼设各种速成班，如师范、警务、理化、音乐等。速成班通过翻译进行讲授。该校还为赴日考察或学习教育者开设旁听班。各科的学习年限不同，普通科为二到三年，速成科有六个月、八个月、一年、一年半不等。班次以学生的中国省籍编排，学生原则上寄宿。该校于1909年停办。嘉纳治五郎（1860——1938），日本贵族院议员，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名誉教授。历任第五高等中学、第一高等中学校长、教育部普通学务局长、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在创办弘文学院前曾来中国进行过访问。
由此可知，余祖言留学日本，并没有受过很正规的学校教育，学历不高，所谓“东洋弘文学院简易师范毕业生”是不是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班结业生？未见余祖言的证书，不敢随便下结论。《鲁迅年谱》卷一第125页有嘉纳冶五郎明治三十七年四月三十日（即1904年4月30日）签发的周树人弘文学院结业证书上的文字（称周树人“在本学院学习日本语及普通速成科毕业”），第126页有毕业证书原件影印件。由此可见，弘文学院将结业与毕业的说法混为一谈。日本教育部门是否承认弘文学院这种补习性质的学校的结业生（毕业生）的学历为正规学历？待考。
③、对于余祖言革命活动和影响的评估
&余祖言和余仲勉（1907年更名余诚）在日本东京加入中国同盟会，不容否认。现有资料证明：1905年8月20日，同盟会正式成立大会在日本国会议员阪本金弥的私邸召开，余仲勉、李四光都参加了。孙中山为年龄最小的会员李四光（当时16岁）主持宣誓入会仪式。这种仪式是在成立大会主要会议结束后进行的，在一间小屋里，孙中山为新入会的会员举行仪式是面对面、一对一的形式（即新入会的会员分别入室，面对孙中山【孙文】宣誓）。余仲勉是在7月30日筹备大会期间加入同盟会还是在8月30日正式成立大会期间加入同盟会的，未见书面记载。
余祖言加入中国同盟会的时间在1905年秋天或冬天，也无疑问，主盟人（介绍人）似不应为余仲勉，同姓堂兄弟之间的活动谁会信以为真？因此，余祖言的主盟人应为另一位同盟会员。
如果说，余诚（余仲勉）在1909年秋天从日本回国后，因身体健康原因无法在武汉从事密秘的革命活动，那么，余祖言身体健康，却也没有在武汉从事革命活动，而是在麻城县城的小学堂教书兼监督（相当于校长），这足够说明余祖言在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前的革命活动没有多大起色。事实上，1907年——1911年间，同盟会湖北分会在武汉呈名存实亡的状态，张难先避居湖北沔阳，刘静庵在武汉坐牢（与外界隔绝了）……就是说，同盟会湖北分会的骨干成员张难先、刘静庵、余诚等等与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文学社成员、共进会成员、军队同盟会成员等等）不能保持经常性联系。如果余祖言、居正、宋教仁、谭人凤等人在武汉立足（栖身），那么，武昌起义爆发后，不会出现群龙无首的状态，也不会抬出黎元洪出任湖北军政府都督。事实上，余祖言在辛亥革命时期在革命党人中间的感召力微乎其微。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陈英士）等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的骨干长期在上海活动，对于武汉的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力量低估了很多，对于湖北新军在武汉发动起义能否成功持踌躇、观望态度，没有作出迅速赴武汉领导起义的决断……事实证明，如果宋教仁在1911年10月10日以前到了武汉，他有可能出任湖北军政府的都督。宋教仁的革命资历、政治才能和经验等等还足够胜任湖北军政府都督。宋教仁在武昌起义爆发后起草的《鄂州约法》就是最有力的证据。
余祖言不仅在辛亥革命期间的革命活动没有什么感召力，在辛亥革命以后的革命活动也没有什么起色，以致许多历史著作在叙述中国同盟会、湖北革命团体和组织时都没有提到余祖言。他的革命活动对后世的影响更不及余诚、秋瑾、徐锡麟、陶成章、陈其美、蔡元培……
总而言之，余祖言原是一介书生，留学日本期间加入了同盟会，后来成为一个有革命活动和进步思想的教育家，是一个在诗文创作、国学研究等领域有一定成绩的学人。
李健吾发表在1945年11月29日《文汇报·世纪风》上的散文《挽三哥》（悼念李尧林【巴金的三哥】的文章）里痛心地认为李尧林是一个书生，说：“百无一用是书生。”这句话我记得很清楚。
我想这句话也适合用在余祖言身上。余祖言有很重的书生气，著作的诗文多卷，仅有《道德经通释》《庄子内篇提要》在他生前出版了，其余都藏于家或亲友处。据冯天瑜写作的《余祖言诗文集序》介绍，余祖言留下来的著作不久将以八卷本出版发行，全赖余祖言后裔的力量才能够出版，也是大好事。我们不应忽视余诚、夏斗寅、余祖言的历史局限性，不应贬损前人的革命活动。实事求是地研究前人的功过是非吧！
祝屈苇滨主任工作顺利！
2012年3月14日—16日，起草于太仓枫泾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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