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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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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顾世界，像中国共产党这样高度重视理论建设、始终保持理论自觉的政党屈指可数。回顾党的奋斗历程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艰难困苦而不断发展壮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党始终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和强大的战斗力。　　理论自觉即对理论的觉悟和觉醒。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自觉信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高扬马克思主义旗帜的极端重要性，全党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具有深入、持久、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自觉；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提供的是行动指南，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具有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实践的自觉；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具有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自觉。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理想信念的灵魂。毛泽东同志说过：“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就是从客观实际产生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性、历史性及其相关规律，关于认识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等原理，为人们观察世界、分析问题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对马克思主义学习得越深入就越能体会其科学性和真理性，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也就越坚定。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经典、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学习从来没有松懈过。这种对理论源头的自觉追溯已经内化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血液之中，成为其精神追求，成为其不忘初心、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途径。　　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是为实现人类解放而产生并在引领人类解放中丰富和发展的。中国共产党深深懂得，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中叶的欧洲，要运用其指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这样艰巨复杂的事业，就不能将其当作一成不变的教条，而应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一切以当时的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还应看到，马克思主义是浩瀚博大的思想理论体系，在学习运用中要注意掌握其精神实质和活的灵魂，这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正因为在运用理论时拥有如此的清醒和自觉，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写在中国的辽阔土地上，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解决各种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带领中华民族走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　　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使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发生深刻变革、焕发蓬勃生机，同时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在中国化的过程中获得强大生命力。中国共产党清醒认识到，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实践、科学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些重大理论成果正是中国共产党自觉回应时代呼唤、研究解决重大现实问题而作出的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以这样开放、发展的姿态对待马克思主义，并推动其不断获得新的生命形态，是忠诚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最好方式。　　信仰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三者层层递进，构成中国共产党理论自觉的重要内容。习近平同志强调：“理论自觉、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进步的力量。”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理论思维至关重要。在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拥有高度理论自觉的坚强政党带领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画卷必将在中国大地上徐徐展开。
　　《 人民日报 》（ 日
(责编：王仁宏、曹昆)我为什么信仰马哲【哲学吧】_百度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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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信仰马哲
马哲并没有承认自己是世界的根本哲学，他承认的是这个时代，现今时代的人的最终认识。因为你回望历史，我们经历过神、天地、皇帝，但是我们最终还是走到了今天民主的这一步，民主也肯定不是最终的政体，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我们一步一步地从最基础的一个人，努力也好颓废也好，跟随着时代的步伐，跟随着人类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跟随着一个时代的时代精神，时代哲学。所以我处在这个时代，看到历史的人自己劳动出来的一切总结出时代高度，并跟随着它们迈入新的时代。所以回头看当下的时候我也决定了跟随这个时代的哲学。这个时代是唯物的时代，因为历史中的唯心主义已经被时代暂时抛弃，因为唯物的人和事，在这个时代兴旺。我只不过用我的感情也好理性也好尝试认识二元论的时候发现从任何方面“看”都是蒙在二者里面，所以当我要抛弃逻辑研究二者的时候，我断然止步了。我将目光投向历史，投向人类认知的历史，从无神到迷信再到唯心唯物至今，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主体总是在整体社会的劳动创造下制造哲学，也正所谓哲学与科学的相互关系，制造哲学，进入下一个时代。
不错的思考感悟论述。马哲是时代的哲学、批判资本的哲学、人民大众的哲学。
楼主刚起步，等你明白二元斗争是无休止的，是谁也消灭了不谁的时候，才能再上个台阶，去寻找解决矛盾的方法。
这个时代的哲学可不是落后的被普遍淘汰的马克思哲学。实际上从各种哲学来看，马克思是不是懂哲学也是有疑问的。一般来说哲学使人智慧，可学了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都是走向愚昧野蛮。
你说的第一句话就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老百姓能颠覆的吗？
马哲把历史也归于唯物，认为历史是实践的产物，这就有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理论依据，而其实，所有历史都是先于实践的，当你实践100年也没有找到真理怎么办？回头看看，会是怎样的惨状。
掩盖一条路的最好方式就是另一条路。马哲很好，但真想了解哲学势必要对马哲进行质疑与验证，毕竟现在还没几条路能走到更远处。
你是宁愿相信它，也不相信自己吗？
说句公道话，马哲或许不希望你去信仰它，实事求是才是看待一切问题的基本方法。马克思不是圣人，他也会犯错，他也是凡人，只要实事求是，如果马哲真的有问题，就该质疑，这应是马哲的立场。吾爱吾师固然也，但是爱与坚持实事求是，并没有冲突。而信仰这东西，具有不可质疑性。这会违背马哲的
马克思的哲学都不属于主流，经济学到是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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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不信仰什么理论，理论都运行在我大脑的一个虚拟逻辑层上，不偏袒任何理论，就像收集研究物品一样把各种理论放在我的虚拟逻辑层上
我欣赏马哲
人只要还有一个形而下的物质躯壳，就决定了唯物主义永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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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否共产党员，我都信仰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呢？道理如下：
首先，人总是有信仰的，不论你承认与否，一个人的每个行为，总有目的性，一个人对自己的一生，总有一种对活法的看法和选择，这就是基于自己的环境、知识、世界观、人生观确定的人生的目的性或者就是信仰的东西。没有信仰的人实际上是没有统一信仰的人，他的行为和思想是盲乱的，恰似一个精神分裂的患者，人生的总路线是布朗运动，就如没有思维的另类一样。
第二，今天，我承认，我的思想认同一切科学的知识、方法，并认同用科学的思想和方法来观察、认识、理解和解决各种问题，而科学的本质是唯物的、客观的。我就相信唯物论和客观论。
第三，每个人活在世上，都有自己的喜欢和不喜欢，都是社会总体的一个分子，都有对社会运行、现象的自己的选择和义务。而我，和许多人一样，喜欢所有公认的真、善、美的东西，如和平、善良、仁爱、公平、正义等，不喜欢那些公认的假、恶、丑的东西，如战争、残酷、仇恨、不公、邪恶等。我的行为，要符合我的喜好，我要使社会的天平偏向正义一方的砝码加重一点。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捍卫全人类利益的，是大爱的代表。
第四，我信仰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方法论、唯物论、辩证法、科学性、开放性、发展性等；其次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爱，有如上帝之爱、真主之爱、佛陀之爱、仁爱之爱、人性之爱！
第五，我信仰马克思主义，是因为我认同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全部知识、智慧、爱的最高结晶和代表，随着实践的发展，他还将继续发展、完善下去。这种最高结晶，不论其名称如何，总是会被追求并存在的，我就信仰这个东西。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的、科学与爱的、统一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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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信仰归因何在——为什么马克思会信仰共产主义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指出，共产主义不只是&理想&，也非像伏尔泰所说&没有上帝也要造出一个上帝来&，而是通过现实运动和积极手段是将可以达成的社会目标。那么是何因素令马克思产生了共产主义信仰的?对此我认为，这除发始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产生和对历史发展规律做出了科学分析，更发始于马克思对人性也做出了科学的揭示。关于人性，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产生之前就对西方固有人性观展开了批判，但却与我国贤哲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也正可谓如此，使得我国各个朝代的贤哲都能把&大同世界&作为政治诉求。
　　一、西方固有人性观
　　而今西方还普遍认为，人的本性是&经济人&。造成西方产生这种人性观的，当属基督教的创建者，还有西方近现代政治理论奠基人霍布斯，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
　　1、基督教创建者认为，人是由上帝创造的，因为人类祖先亚当与夏娃偷吃了禁果，故造成人生而有罪，天生性恶。人所以&生而有罪&，是因为有罪才来到&尘世之国&;人所以&天生性恶&，是因为灵魂受到过玷污。那么，要使得人性为善，就得去除人的原罪;要去除人的原罪，则需要净化其灵魂，而这方面，人类靠自己是无能为力的，只能靠&至高、至美、无所不能，至仁、至义、无所不在&的上帝来救赎。
　　基督教创建者还认为，尘世之国是一个相互伤害而不是一个充满爱的所在，&自私统治着这个国度，各种自私自利的目的相互冲突，使它沦为罪恶的渊蔽&。故生活在尘世的人，或只能追求肉欲上的快乐，或只能忍受人世间的苦厄，不会过上至善和有正义的生活。好在尘世只是人类的暂时驿站，人们只要能求得上帝的恩典并进入天国，就可以免受苦难，甚至还能获得永恒幸福。也正可谓是源于这种认知，使得基督教认为，人世间建不出&理想国&。自当然，也会贬抑共产主义是实现不了的&乌托邦&。或是为使人们对未来能抱有向往，或是为使尘世不至于成为人间地狱，基督教要人们都皈依上帝，并界定：&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的&，即也主张&双长制&&&由上帝专管&弘道&，并负责&凯撒&无能为力的净化人的灵魂工作;由&凯撒&负责行政，并专管各类国家机器。
　　2、霍布斯认为，人世间就如自然界一样也&丛林法则&。人们之间无道德、无怜悯、无互助互惠，有的只是冷冰冰的食物链，有的只是残暴无情和赤裸裸的利益关系。所有人都不关心别人，都不惜牺牲别人利益，都只能够&自我保全&，因而利己动机才是人性最根本的，并决定一切特征。故人在本质上是自私、邪恶、富于侵略性的，社会形态只会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人们的利益也是互不相容的。
　　霍布斯的政治理论正是基于这等人性观创建的，故其理论：只求惩恶，不求扬善;只求法治，不求德治;只强调靠&权力+契约&对治，不强调靠&修身+齐家&对治;只主张&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不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而令民&有耻且格&。好在万幸，自哥白尼发现地球之外并无天国，达尔文揭穿人类也非上帝创造之后，西方仍然没有懈怠对上帝的信仰。
　　3、亚当&斯密传承了基督教、霍布斯的人性观，加上18世纪的英国出现了大量流浪汉，斯密认为是&人性懒&所致，故使斯密对人性只会作出&人性恶、人性懒、人性不可塑、人类不能群、人唯利是图&等认知。而这等人性观，还在近现代被西方上升到哲学高度且受到其神学、政治学与经济学的一致辩护，以致都把&自私自利&当做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来加以维护。
　　囿于此，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只能就经济论经济，只能靠个人主义出生产力，只能以&小河有水大河满&&主观为己，客观利人&等逻辑创作《国富论》，只能寄望于靠&屠户、面包师、酿酒师&等手工业者大众创业来繁荣经济。
　　而今，学习过现代管理学者应该都知，西方如上人性观已受梅奥、马斯洛、麦格雷戈、赫茨伯格等管理学家的一致批判。因为正是源于此，曾令他们也认为&人的行为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私利&，并不敢提倡&团队协作&，不敢倡导&共同愿景&，甚至也认为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为天经地义;令他们的企业以物为本，并只关注控制人、不关注引导人，只求靠&科层制&&一长制&&胡萝卜加大棒&等构建管理体系等等，以致使他们企业只能把发展希望寄托在资产能够保值升值和能对外部更多&吸血&上&&
　　由上可见，基督教的创建者，还有霍布斯、亚当&斯密对人性分析都可谓是出自于太缺少科学根据的主观揣测。而对此，马克思则都大不认同。
　　二、马克思对人性的揭示
　　读过《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者想必都知，马克思此时就抵触由宗教来确定人性，并当是由此开始而揭示人性的。至于人性，马克思(含恩克斯)认为，人是由自然界进化而来的能合群的高级动物，故此决定人性：一会有自然属性，二会有社会属性，三会有思维属性，人性当是这三种属性的辩证统一体。人有不同需要时会表现出不同的属性。即可谓是：(1)出现自然性需要时，自私自利，甚至损人而利己;(2)出现社会性需要时，会主动示好于他人，甚至乐善好施;(3)出现思维性需要时，求真知，求完美，进而甚至会&崇高&。即如王阳明所言&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具体，马克思、恩格斯曾做出过如下阐释：
　　(一)人有自然属性。人因为是自然界的产物，故也具有一切动物的属性，对此，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了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故而人性&恶&，便只会求得对&衣、食、住、行、性&方面的需要。
　　(二)人有社会属性。对此，如马克思说：&人即使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动物&1。此外马克思还强调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即人的本质并非取决于原我，而是取决于&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生于淮南为橘，生于淮北为枳。那么，人为什么具有社会属性?马克思又从如下层面做出阐释。
　　(1)人不能离群索居，必须在社会中生活。如马克思说：&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3。也正是如此，令荀子也感言：&(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人所)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4。
　　(2)人除了有物质需要外，还存在许多社会需要&&当已为马斯洛更具体揭示的包括&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需要&。这应是马克思针对当时西方还认为&人的行为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私利&(在企业也只注重物质刺激)而做揭示的。不言而喻，这些需要都来自社会，人们要获得这些需要(即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需要)，就只能示好于社会，甚至要得到社会的高度赞许，以致必须要有良好的表现才行;换而言之，当人们积极示好于社会而不能得到这些需要时，就可能很实际，就会唯物质利益是图，甚至损人而利己。也可谓是有这些认识，令马克思否定抽象的人性论，并还经典地指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5。即人是环境的产物。而此环境，笔者认为，主要当指人文环境。那么，它对改变人会有怎样的影响?梅奥特为此进行过九年的&霍桑实验&，继而指出，员工表现如何，不但会受&经济诱因&的影响，也会受&社会诱因&影响。梅奥甚至认为&社会诱因&对人的影响力更大。拿破仑曾说过：&推动摇篮的手就是推动世界的手&。基督教认为，&因有上帝之爱，才有至善和正义&。孔子说&修身&&齐家&方能&平天下&。为什么他们会有这般见识?也应都看到了非物质因素即&社会诱因&对改变人的重要影响。
　　(三)人有思维属性。人与动物的根本差异在于有意识和抽象的思维能力。正可谓如此，使得马斯洛晚年对其理论又做出补充，并指出，人除了有&生存、安全、归属与爱、尊重&等不可欠缺性需要(即都缺少不了的需要)，还存在着&求知、求美、自我实现&等成长性需要。即可谓是还存在着求真知、求完美，故而会有&是非之心，羞恶之心&，进而能成为&自我实现人&。而&意识和抽象的思维能力&，根据恩格斯观点，认知应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感性阶段，即只对事物产生印象;第二是知性阶段，即对事物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综合、归纳演绎，进而能达到进一步认知;第三是理性阶段，即通过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格物致知&，进而能达到所谓&诚意、正心&。由此恩格斯又指出，第一、二阶段的认知是人和动物所共有的，第三阶段的认知才是人类所独有，但不是普罗大众都能够达到的。也当是出于此，使得马克思高度意识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之后，除注重对社会学和社会发展规律做出研究，还不惜花大气力寻找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同时重视教育，并认为，教育&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6。乃至深信于&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也使得因为信仰马克思主义成就了空前伟业的我们党更深信于&&&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
　　除上之外，马克思也指出，人的需要还具有阶级性。正如他所说：&我们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因此，我们对于需要和享受是以社会的尺度去衡量的&7。马克思还在《资本论》初版序中又进一步说：在阶级社会中，一切人&都不过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阶级利益的体现&。因此，人性必然是具体的，都会带有阶级性的。故如此然，但笔者认为，而今已可分为两说：(1)对照李嘉诚2013年11月答《南方周末》记者的话作解。李嘉诚说，作为企业家必需要对股东负责，但&如是对国家民族和人类有益的事，即使卑躬屈膝，我往往也在所不辞;若只是为个人名利或公司利益，我不见得会这样做&。可谓是一个人只考虑本团体或本阶级利益时，只会以本团体或本阶级的需要为需要;当还有民族乃至人类利益甚至视其高于一切时，则当能以民族乃至人类的需要为需要，比如那些受我们党感召并也甘为民族和人类福祉做贡献的&红色资本家&，就当属于这类人。(2)受现代管理思想等因素的影响，而今，即便在资本主义的美国，也不乏有企业讲人本，重文化，为此还推出员工持股，分配采用绩效工资，管理允许员工参与，乃至于注重通过人力资源开发(应可以说是&全面发展人&的代名词)而求发展力，甚至也不否定，只有基于&共同愿景&才能实现利益最大化，那么这些企业主也应可以另当别论。诚如马克思也认为合作社能动摇资本主义&现代经济制度的基础&(《马恩全集》第十六卷第218页)。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存在决定意识，那么自然也会接受与其能对接的意识形态。
　　综上可见，马克思认为，人除既有&经济人&属性，又有&社会人&属性，受到好的环境或正确思想影响时，还会具有崇高的属性。乃至会成为&自我实现人&。而马克思既没有简单否定&人性恶&，也没有简单肯定&人性善&。尤为值得肯定的还与孟子、荀子都同样认为基于良好的社会环境，不仅&人能群&，而且性可塑，并还就&人性&做出了现代管理学或许是怕犯讳至今也没做的结论，即如他在《德意志的意识形态》中指出：&人的需要就是人的本质&。也正可谓是为了能满足人们的各方面需要，即在&生存、安全、归属与爱、尊重、求知、求美、自我实现&等方面使人们都有获得感，进而得以全面发展，乃至可使社会升级发展，马克思终身致力于社会形态能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型，即如以GE为代表的美国企业自受现代管理思想影响并也注重发展人后，也着力于推动企业能由传统组织形式向现代组织形式转型一样。
　　三、中国先哲的人性观
　　世人皆知，我国早先认为人性善，后又出现性恶论，为此争论过两千多年，但都不否定&人性可塑、人类能群&&人能弘道&，甚至认为只要以道心治人心，人皆可以为尧舜。致使我国对人人性能有如此认知者，莫过于孟子和荀子。
　　孟子认为人性善，其主要观点：(1)人性之中有&善端&。即所谓人皆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2)人类从善犹水就下。孟子认为，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性就是有人性。&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3)历史长河中人性是向善演变的。孟子也不否定人生而有&食、色&之疾恶，但却认为人性总会向善发展的。正可谓如此，使得孟子更相信人类最终会进入&大同世界&。
　　荀子认为人性恶。对此，有人认为，这与荀子所在的时代&礼崩乐坏&因而迫切需要&法治&有关。但荀子可谓过分夸大了人性恶，从而导致性恶论，以致认为&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於争夺，合於犯分乱理而归於暴&。诚如其然，也使得我国对人性很早就有了更全面的认识。荀子的性恶论，只当是从人的自然属性分析的，诚如所谓&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但也不否定，通过&名分使群&&化性起伪&&隆礼重法&，也可以将&自然人&变成为&社会人&。
　　总之，我国先哲对人性的认知与马克思几近相同，故从孔子到孙中山时代，虽都未能使&天下大同&，但却鲜有人指说会是实现不了的&乌托邦&。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63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第18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第87页
　　4.《荀子》，安小兰译著，中华书局，第90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43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第530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第4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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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良玉：为什么马克思会信仰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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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马克思会信仰共产主义？或有人说是源于马克思更讲平等、自由、人权、民主，或有人说是源于马克思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或有人说是源于马克思有同情弱势群体的好心肠，这些都非最根本的，最根本除源于马克思对人类发展历史的推断，还当源于马克思有科学正确的人性观。马克思的人性观与西方先哲大不同，却与中国先哲很相近，故马克思也信仰与大同世界很相像的共产主义。一，西方旧有的人性观而今，西方还普遍认为，人的本性是“经济人”。致使西方接受这种人性观者，其关键人物当属基督教的创建者，还有西方政治理论奠基人霍布斯、经济学奠基人亚当·斯密。1、基督教的创建者认为，人生而有罪，天生性恶，这是人类祖先亚当与夏娃偷吃了禁果造成的。人所以生而有罪，是因为有罪才来到“尘世之国”；人性所以为恶，是因为灵魂受到玷污。要使人性为善，就得去除人的原罪，要去除人的原罪，就得净化其灵魂，而这只能靠“至高、至美、无所不能，至仁、至义、无所不在”的上帝来拯救，人类自身是无能为力的。基督教还认为，尘世之国只是一个相互伤害而不是一个充满爱的所在，“自私统治着这个国度，各种自私自利的目的相互冲突，使它终将沦为罪恶的渊蔽”。生活在尘世的人，或只能获取肉欲上的快乐，或只能忍受人世间的苦难，不会过上至善和有正义的生活。好在这个国度只是人类的暂时驿站，人们只要求得上帝恩典，并进入天国，就能够免受苦难，甚至还能获得永恒幸福。有鉴于此，基督教的信徒认为，人世间创建不出“理想国”，故而也贬抑共产主义是实现不了的“乌托邦”。或是为了人们对未来能抱有向往，或是为了人们在精神上能有寄托，或出于要为和谐社会做贡献，基督教要人们都皈依上帝，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都寄予来世。为使尘世不至于成为人间地狱，基督教还界定：“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的”，即也“双长制”，让上帝负责引导人，总管“凯撒”无能为力的思想教育工作，让“凯撒”负责控制人，总管尘世之国的行政治理。2、霍布斯认为，人世间就如自然界一样“丛林法则”。人与人之间没有道德，没有怜悯，没有互助互惠，有的只是冷冰冰的食物链，有的只是残暴无情和赤裸裸的利益关系。所有人都不关心别人，为“自我保全”，都不惜牺牲别人，这一利己动机是人性最根本的、决定一切的特征。因此人在本质上是自私、邪恶、富于侵略性的，社会状态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人们的利益也是互不相容的。霍布斯正是以这种人性观为西方创建政治理论，故基于此政治：只求惩恶、不求扬善，只求“法治”、不求“德治”；只重视以“权力＋契约”对治，不重视以“修身＋齐家”对治；只注重“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不注重“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从而也只能“民勉而无耻”，而无以使民“有耻且格”。好在万幸：在哥白尼发现地球之外并无天国、达尔文揭穿人也并非上帝创造之后，西方没有懈怠对上帝的信仰。3、亚当·斯密承继了基督教、霍布斯的人性观，加上18世纪的英国出现了大量流浪汉，斯密认为是“人性懒”所致，这使得斯密把人的本性总结为：人性恶、人性懒、人类不能群、人性不可塑、人唯利是图，并在近代被西方上升到哲学高度，还受到其神学、政治学与经济学的一致辩护，以致其政治、文化都把“自私自利”当人权来维护，且视之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囿于此，亚当·斯密只求靠个人主义促进生产力，只就经济论经济，只以小河有水大河满的逻辑创作《国富论》，只求能引起“屠户、面包师、酿酒师”自主创业而繁荣经济。乃至如今以斯密为宗师的经济学人，在社会已进入大生产、大协作的年代里，仍偏执于私有化，仍只对股东利益最大化感兴趣，并只能有赖“胡萝卜加大棒”对治。显然，马克思的人性观与西方先哲们大不同。而今，稍有现代管理常识者都能发现，西方先哲们的人性观是有片面性的，甚至可谓是荒谬的。二、马克思的人性观马克思（包括恩克斯）认为，人类是由自然界进化而来的能够合群的高级动物，由此决定人的本质：既有自然属性、又有社会属性、还有思维属性，人性是这三种属性的辩证统一体。“人”有不同需要时会表现出不同的属性：（1）有自然性需要时，自私自利，甚至损人利己；（2）有社会性需要时，会向他人示好，甚至乐善好施；（3）有思维性需要时，“求知、求美”，进而会“崇高”。即马克思认为，人的本性不仅是“经济人”，还是“社会人”，一定条件下还会可能成为崇高的人（或曰“自我实现人”）。具体，马克思、恩格斯做出过如下论述：（一）人有自然属性。人是自然界的产物，具有一切动物的属性，此种属性使人只求“衣、食、住、行、性”的需要。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了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故而人性“恶”，也会像动物一样只贪图肉欲上的满足。（二）人有社会属性。如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即人的本质不仅源于本我，还会受外在环境影响。生于淮南为橘，生于淮北为枳。人之所以具有社会属性：（1）人不能离群索居，必须在社会中生活。如马克思说：“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2。犹如荀子说：“（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人所）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3。（2）人不仅有物质需要，还有社会需要，即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其中应包括对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需要。这些需要都来自于社会，人们只有进入社会并表现出正能量，才能够得到这些需要；换言之，人们进入社会后，只有能获得这些需要，才会更积极地融入社会，甚至可以为社会忘我。诚如马克思指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4。即人能改变环境，环境也能改变人。那么环境对改变人会有怎样的影响？可由基督教得知：“因有上帝之爱，才有至善和正义”。还可由现代管理学得知：当企业缺少人文关怀，雇员只能获得经济利益时，会唯利是图；当企业具有人间真情，雇员既能获得经济需要、又能获得社会需要时，会与企业结成共同体。如现代管理学家梅奥认为的一样，人的表现不仅源于“经济诱因”，还会受“社会诱因”影响。梅奥甚至认为后者比前者对人的影响力更大，即更能够改变人。孔子把“齐家”当做“平天下”先决条件，拿破仑视推动摇篮的手就是推动世界的手，也可谓是看出了“社会诱因”对人的影响力。（3）人的需要具有社会尺度。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我们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因此，我们对于需要和享受是以社会的尺度去衡量的”5。具体言之，人的需要具有阶级性。笔者认为，此“阶级”有时会是本群体、本企业或本阶层，有时可能是民族乃至人类。可对照李嘉诚2013年11月答《南方周末》记者的话注解，李嘉诚说：作为企业家需要对股东负责，但“如是对国家民族和人类有益的事，即使卑躬屈膝，我往往也在所不辞；若只是为了个人名利或公司利益，我不见得会这样做”。可见，一个人的“阶级”立场或所持的人生观、价值观不同，体现的需要及由此决定的行为也不同。又可推知，一个人只想着自己，会以自己的需要为需要，进而会极度自私；一个人想着家庭时，会以家庭的需要为需要，进而会维护家庭利益；一个人把股东或企业放在第一位时，会以股东或企业的需要为需要，进而会视维护股东或企业的利益为“天职”；一个人心中有民族乃至人类时，会以民族或人类的需要为需要，进而会产生“大义”。此外，人的需要还有时境性，以物质充裕程度、社会道德风尚、消费观念或心理攀比等为标尺。（三）人有思维属性。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是有思维，为此会“求知、求美”，进而能产生“是非之心、羞恶之心”。正可谓如此，马克思花大气力剖析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以找出“真知、真美”或曰正确思想。马克思主义者还认为，人民群众一旦有了正确思想，“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但又认为，不对民众进行必要的教育，一般是产生不出正确思想的，故又针对教育说：“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6。并主张用共产主义理想引导人，如基督教要求人们，即便身处“地上之国”，也要对“上帝之国”抱有理想，且时刻接受其思想洗礼。马克思、恩格斯还在《德意志的意识形态》中说，人们的需要就是人的本质，即人的需要决定人的本性。那么人有哪些需要？是仅有“衣、食、住、行、性”的需要、进而会致其“恶”，还是还有“安全、归属与爱、尊重”的需要、进而会致其“善”？是仅有物质生活需要、进而会令其贪得无厌，还是还有文化生活需要、进而会令其追求精神品味？是仅有“小我”或只有动物层次的需要、进而会令其弱肉强食？还是还有“大我”或曰人类层次的需要、进而会令其“至善与正义”？三，中国先哲的人性观众所周知，我国早先认为人性善，后又出现了性恶论，为此辩论了两千多年，但却都不否定“人性可塑、人类能群”，甚至认为只要以“道心”治“人心”人皆可以为尧舜。致使我国产生如此人性观者莫过于孟子和荀子。孟子认为人性善，其主要观点：（1）人性之中有“善端”。即所谓人皆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2）人类从善犹水就下。孟子认为，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特性，就是有人性。“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即人都有愿做君子的心理倾向，而不愿做小人。（3）历史长河中，人性是向善演变的。即孟子不否定人生而有“食、色”之疾恶，但不论是善端、意向，还是从历史大趋势看，人性总会向善发展的。这使得孟子更相信，人类最终会实现“大同”。荀子认为人性恶。有人指出，这与荀子所在时代“礼崩乐坏”进而迫切需要法治有关。为此荀子把人性恶无限夸大，从而导致性恶论，乃至产生了“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於争夺，合於犯分乱理而归於暴”的偏颇认知。诚如其然，也使得我国对人性很早就有更全面与完整的认识。荀子的人性恶论，也主要是从人的自然属性分析的，正所谓“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但却认为“人能群”，主张“化性起伪”“隆礼重法”，这说明荀子也不否定人性能善。总之，我国先哲的人性观可谓与马克思所见略同，既看到有动物的自然属性，又看到有人类的社会属性，乃至认为在一定条件下“人皆可以尧舜”。故从孔子到孙中山都相信，人类靠自己而不靠上帝，也能建成和谐社会。资产阶级大革命启蒙思想家、饱受基督文化熏陶的伏尔泰，在细读儒家经典后说，中国文化就符合人文主义精神，并夸赞“具备完美的伦理科学，而这是所有各门科学中的第一位”7。对此他分析是“只诉诸德行而不宣扬神迹”8所致。那么，何以使我国只诉诸“德行”而不宣扬“神迹”，不是也只能归于我国对人性具有更全面的认知使然？进而使我国思想家很早就能产生“人能弘道”的自信。故而在基督教产生前半个世纪，我国就有人倡导“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与此同时还产生了以修身自律、齐家暖人为基础的“仁政”思想。秦代对此不尽以为然，但汉代检讨秦“法治”之失后“德主刑辅”，魏晋也未曾间断对法律的儒家化，唐代以“德理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故使我国不仅涌现出优秀文化，还得以长期大一统，以致于我国的伦理道德、政治制度等都曾令伏尔泰向往。然则东学西进后，我国未与时俱进，在西方已产生“平等、民主、人权、自由”思想时，还迷恋着当时普世存在的“官本位”“等级制”，甚至执迷起愚民政策和奴化统治；在西方已工业经济时，还安于小农经济，结果不仅令我国文化发展陷入被动，还使得经济发展也陷入被动。好在十月革命给我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因为它更重视“平等、自由、人权、民主”，产生的党更懂得“修身”“齐家”“化性起伪”，主义也合乎我国对“大同”的梦想。进入20世纪，一些西方管理学家意识到“胡萝卜加大棒”的管理方式有问题后，便对西方旧的人性观产生了怀疑。1930年代，梅奥通过“霍桑实验”指出，不能把员工单纯视为“经济人”，而应该视为“社会人”。1940年代，马斯洛从人的需要角度研究发现，人有七重需要——“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认知需要、审美需要和自我实现需求”，即也发现了人性——不仅有自然属性，还有社会属性，甚至还会自我崇高。马斯洛晚年又将这七重需要分成两类：前四重为“不可缺失性需要”，后三重为“超越性需要”，并指出，只有前四重需要使人不觉得缺失时，才易使人追求自我超越。1950年代，赫茨伯格在调查访问二百名工程师、会计师的基础上得出“双因素理论”，这可谓是从另一个角度在验证马斯洛晚年的观点。至此，西方企管界便有了新的人性观，其后管理上的突破，大体也都源于此。1960年代，麦格雷戈对不同人性观会采用的管理方式给予了总结，进而得出“X理论”与“Y理论”。（1）X理论的要点：认为一般人的本性是懒惰的，可能的话会逃避工作，对群体目标不关心，因此管理需要以强迫、威胁、处罚、规范、利诱等手段来激发人的工作源动力。（2）Y理论的要点：人们在工作上投入体力与脑力，就跟娱乐也要投入一样，是很自然的事。多数人并不抗拒工作，也有自我掌控能力，愿为群体目标努力，在管理符合人性时，人们不仅愿意工作，还望通过多完成任务而获取成就感和社会认同感。据之麦格雷戈说，员工的不良行为一般都出于“经济人”假设而产生的管理方式造成的。并还深有感慨：所有管理哲学及其理论与制度，都源于人性假设。那么，可否也一样认为，所有政治哲学、政治理论、政治制度乃至“主义”也都源于人性假设？1980年代开始，因为日本企业讲温情威胁了美国企业的“基本生存”，这使得麦格雷戈的“Y理论”受到美国企业界普遍重视，故纷纷重视起管理人性化（也可谓重视“仁政”）。一些企业为了使文化能超越日本企业，一边“员工持股、绩效工资、员工参与”（可谓有与员工共产、按劳分配与民主管理之意）而创新制度，一边围绕“情感第一、说理第二、利诱第三、约法第四”而重新构建管理模式。一些企业为实现“人的发展和提高人性修养”（可谓有全面发展人之意）——以求拥有核心竞争力，还接受了彼得·圣吉的忠告，不再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企业诉求，而是让出资人、管理者、劳动者拥有“共同愿景”（也可谓重视“大同”）。进而，不仅又拥有比日本企业更强的竞争力，而且其文化连曾产生大庆精神的我国企业，因为受自由主义经济学影响也已不能及。最后看一看马克思信仰的共产主义或曰“大同”有无实现的可能。共产主义或“大同”，都是放眼天下说的，那么，能不能在一个地域率先实现？华西村、韩村河、南街村、周庄，似乎都能看到共产主义曙光。在我们党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感召下，由于他们还坚信“人是第一可宝贵”的生产力要素观，而不是把生产力要素只放在招商引资或找矿藏上；由于他们的领路人没只局限于家人抱团创业，而是视乡亲们为家人并抱团创业；由于他们还坚持公有制、按劳分配与民主管理，并使得社会主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由于他们还以党性修身、靠支部齐家，让党员成为标杆，从而能全面发展人，进而使所办的企业得以不断升级发展。故他们都能将贫困乡村变成已工业化的花园式城镇。如今在那里，已能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至于如何实现共产主义或曰“大同”目标，马克思与儒家可谓都有一套设想。作为只谙熟社会学的儒家把希望寄托在统治者修身律己、齐家暖人、施教化人，而使“人皆可以为尧舜”上。不仅谙熟社会学、还谙熟经济学的马克思则是把希望寄托在：实现人类解放而消除异化劳动，实现人全面发展而使社会产生高生产力，进而共产主义目标就能够理所当然地早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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