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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学”观念的重构与当代中国文学的世界性价值
　　摘 要：全球化时代“世界文学”观念的提出，已不同于歌德和马克思当年提出的世界文学概念，它既包含有那种世界主义的乌托邦理想，同时又是一种消解中心、多元并存，以全球化眼光看待本土经验的文学实践过程。这个过程既是一场世界上各个国家、民族地域文化的大合唱，也是一场文化战争，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中国论文网 http://www.xzbu.com/4/view-4883354.htm　　关键词：全球化；世界文学；文化战争；中国文学 　　作者简介：马汉广，男，黑龙江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比较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10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5-09 　　今天重新提起世界文学的概念，我们面临的基本语境是全球化，这和当年歌德提出世界文学概念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阐述的这种理想已完全不同，因而在它的内涵、意义和适用范围上已不能完全照搬他们的观念，只能将其作为一种重要的理论参考。全球化时代带来了几个深刻的变化，一是经济、政治与文化的交流与合作日益广泛和普遍；二是现代媒体技术为大众生活提供了一种世界性视野和背景；三是人类愈益面临着许多共同的问题和机遇；四是现代旅游和移居的开放使人们改变生活环境与文化环境成了一种主动的选择。于是，封闭的国家和地域的生活模式被彻底打破，地球村民或世界公民的观念日益成为人们自我认识和自我塑造的一项自觉内容，全人类的情感、世界性的思维、普遍的共同人性的观念，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人们理解和把握世界的一种参照。在这样的语境之下，重新提起世界文学的概念也就不仅仅是一种理想，而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 　　然而，当今世界格局又是十分复杂和微妙的，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极度不平衡，各自身处位置不同，面临的问题不同，对待全球化的态度自然千差万别。西方发达国家希望将其经济、政治、文化观念作为一种普世性的价值体系推及全球，而那些后发现代化国家则尽力要维持自己民族、国家的独立，故而要保持自己的民族特性，争得本土文化的生存权力。这种境遇下，全球化既是一股裹挟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势力，甚至每一个个体不得不参与其中的现实力量，也是一种不同价值体系、不同文化传统、不同意识形态之间旷日持久的矛盾、冲突，甚至是“文化战争”1，这已为现实所证实。因而这时提出世界文学的观念，和歌德以及马、恩所说的是不同的：第一，它既寄寓着人们对世界主义的乌托邦式理想，又是对一种现实过程的概括，不管你承认与否，世界文学已经开始了自己的脚步；第二，它既寄寓着人们对某种普世性价值体系的呼唤，又是对某种求同存异、多元并存价值的吁求，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这种价值冲突已经演化出不少笔墨官司；第三，世界文学不是僵死的经典的集合，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正如大卫·达姆罗什所说：“世界文学不是无限的、不可理解的经典作品，而是一种文学的阅读和流通的模式。”[1]（P5）也就是说，我们所重视的不是已经被创作出来的那些作品及写出作品的作家，而是一种眼光、一种视野、一种态度，即超越了民族的地域的局限，站在全世界的高度，以一种世界性的视野和思维来对待文学事业。这是一种非常有启发也十分可取的观念。 　　这种观念的重构，不仅仅是我们如何对待外国文学与文化的问题，也是我们将如何评价中国当代文学的问题，即“世界文学”的观念为理解与把握当下中国文学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和新的视野。近年来中国文学频频获得各种世界级奖项，尤其是2012年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终于圆了中国人一百多年来的诺奖梦。但学界对此见仁见智，褒贬不一，其中不乏不以为然者和愤愤不平者，以为当下中国该得此奖的绝不应该是莫言，等等。其实，如果不囿于当代中国作家的个人成就，不计较当代中国作家的个人声望，从世界文学的眼光与视野来看待这件事，这是中国文学超越自身、建立起世界性眼光和视野的开始，也是中国文学愈益远离自我、被裹挟而纳入一种世界性模式的开始，其中机遇与挑战并存。 　　全球化语境、世界文学观念的提 　　出，既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也是一种严 　　峻的挑战。从机遇上说，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文学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使我们能够超越本民族文学狭小的空间和本民族文学史的限制，把全世界文学作为参照，打破固步自封、自我欣赏、目空一切、自以为是的民族心理，吸收和借鉴各个民族文学的优秀传统，丰富自己，发展自己。同时也为中国文学走出国门、向全世界展示自己提供了机会。随着文化交流的日益广泛和普遍，我们在接受世界文学影响的同时，也为世界文学提供着我们自己的影响，中国的许多古籍、四大古典名著以及现当代的一些作品，都已经被翻译成外文，在世界上广为流传，成为世界文学中的经典作品。过去说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悠久文化，有丰富的文学遗产，在汉唐宋元等朝代文学曾达到了世界高峰，说中国的现当代文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等等，多半是自说自话，除了那些国外的汉学家了解一些，多数人并不了解。而今天，在全球化时代，借助各国密切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借助现代媒体技术，我们终于可以不必自言自语了，而是对整个世界说，中国文学就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中国文学曾经为世界文学的发展做出过卓越的贡献，今天中国文学依然在为世界文学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首先，西方中心主义的禁锢已经被打破，多元并存的世界文学格局已经形成。中国文学早就有与外来文学交流沟通的历史，如魏晋时期与印度、尼泊尔，唐宋时期与日本、越南、朝鲜，宋元时期与阿拉伯等国的交流，但这种交流都是一种双边关系，是在不改变民族文学构成基础上的相互学习与借鉴。近代以来，西方世界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强势也带来了文化上的强势，因而学习西方、以西方标准为参照则成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共同选择，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在不知不觉中深入到我们的思想深处。2于是乎，世界文学主要就是西方文学，从古希腊开始一直到现在。大学里世界文学课程主要开的是西方文学，我们研究世界文学的概念体系也是接受西方文论，什么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等。这套话语体系几乎成了我们唯一的一套话语，无论是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学上——《诗经》是现实主义的，“楚辞”则是浪漫主义的，杜甫是现实主义诗人，而李白则是浪漫主义诗人等，还是在对待那些非西方国家文学上，比如在对待亚洲各国、非洲各国以及拉美各国文学的时候，都在使用这套话语，这无疑表明我们不管有意无意、自觉不自觉，已经把西方文学当作了我们的唯一参照系。
　　而在全球化语境特别是文化战争的氛围中，西方的绝对权威被质疑，西方的中心主义地位被消解，各个国家和民族，尤其是那些发展中国家，都在为保持自己的民族文化遗产，争得本民族文化的生存与发展权而与西方斗争。表面上看这是一种文化战争，但实际上同样也是一场政治斗争，因为在文化之争的背后实际上是各个国家和民族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权进行的斗争。能够使自己的文化传统汇入这场世界文化大合唱，能够在这场合唱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也就等于为自己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存在找到了合理性依据，而如果本民族文化在这场众声喧哗的合唱中失去了声音，就意味着这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失去了合法性依据，这个民族也就岌岌可危了，这已经成为世界上各个民族和国家的一种共识。同时，西方的现代性社会经过了几百年的历程，也是成就与问题并存，活力与危机共生，不能不让人对启蒙与现代性的设计产生怀疑，尤其是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及战后东西方长达30年的冷战，彻底粉碎了理性王国的宏伟蓝图，并引发了对启蒙与现代性的新的反思。启蒙的辩证法、现代性的合法化危机、技术理性泛滥遮蔽了价值理性、人类本能造反逻各斯等说法，矛头指向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建立起来的近代理性精神，也指向了西方几千年文化积淀中的逻各斯中心传统。许多有志之士开始把眼光向非西方世界转移，寻找那能与西方固有文化产生碰撞激出火花的、能为西方文化的重新构型提供生机与活力的新的文化因素，近年兴起的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地域文化研究、文化人类学等思潮即可看作这种反思的回声；在文学艺术创作中，神话重述、少数族文学兴起、爵士乐、摇滚、抽象画等等，也与这种新的反思不无关系。在这样一种时代氛围之下，将中国文化推向世界，在世界文化合唱中占有一席之地既是我们的机遇，也是我们的责任。 　　其次，文学的世界性视野的建构与成形。今天我们还不能说已经建立起一种世界性视野，因为世界性视野是什么、包含哪些基本的内涵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只能说这种世界性视野正在建构中，且人们都已经认识到建构世界性视野的重要性。希利斯·米勒说：“在我们这个时代，以全球性的眼光来看待文学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2]这说明世界性视野既是全球化时代的需要，也只有在全球化时代才有可能。大卫·达姆罗什分析“世界文学”观念在过去几十年来的演变与拓展时指出，1956年出版的《诺顿世界名著选集》收集了欧洲和北美的73位作家作品来反映世界文学的概貌，其中一个女性作家也没有，后来加了一个萨福，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前期，“欧洲与北美作家仍旧是诺顿选集的焦点所在”[3]。而最近十几年里这种情况却大为改观，“现在的主要文选（例如由朗文、贝德福德和诺顿自己出版的文选）收录的作家多达500人，通常来自几十个不同的国家。这几乎让人相信旧时代以欧洲为中心的经典已黯然消退……欧洲中心这一比较文学学者向来关注的焦点退居次席”[3]。然而，并不是有一个新的中心取代了欧洲中心，达姆罗什借用周蕾的话说：“若我们仅仅将英国、法国和德国等国家替换成印度、中国和日本……那只不过是以牛易羊，其问题依然存在。”[3]就像我们虽然进入了后工业时代，而旧工业时代的生产和产品并没有就此消亡，依然在发挥着它的作用一样。 　　由此可见，这种变化并不是消解了西方中心地位，再以另一个中心取而代之，不是说西方现在已经不重要了，而那些非西方国家变得愈来愈重要了；也不是说古代的经典应该离我们远去了，现当代文学才应该成为关注的中心。这种变化的根本就在于，无论西方的还是东方的，不管古代的还是现代的，都有同样的权力、同样的机会进入世界文学的视野，再也没有中心和边缘的分别。这种没有中心与边缘的差别，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各个时代的文学都获得了一种平等的地位，不分主次的话语权，自由地、民主地参与世界文学的建构，这是文学世界性视野的核心内涵。说到平等与民主，有一种心态是必须抛弃的，那就是喜欢对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学做价值判断，判定孰优孰劣。这种心态是非常自然的，当我们面对不同国家的文学，尤其是面对那些比中国发达的国家和民族的文学时，不自觉地就要判断一下它是不是比我们的文学先进，先进在什么地方，有没有值得我们学习的，怎么学习。不管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什么，是应该学习还是应该固守自己的文学传统，这种心态都有一种敝帚自珍的意味，背后都隐藏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感叹，这依然是一种民族主义的心态。米勒在谈到世界文学可以拯救目前文学研究的衰落时指出：“世界文学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它本身就隐含着这样的信念：研究世界各地的文学是理解全球化的方法之一。这种理解是基于我们能够变成一个世界公民，一个世界主义者，而非仅仅是某个地方性的、单一语言社会的一位公民。”[2]米勒的话基于这样一个信念，全球化是全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共同参与的一个过程，而不是由那些强势国家或民族去同化其他国家或民族，因而相互之间的了解与沟通就显得至关重要。而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不同，生活方式不同，经历与经验不同，思维方式也不同，每一个民族的独特的思想观念可能就是其他民族思想观念的限度，就像福柯虚构了博尔赫斯小说中引用的某部中国百科全书中关于动物的分类之后所说：“在这个令人惊奇的分类中，我们突然间理解的东西，通过寓言向我们表明为另一种思想具有的异乎寻常魅力的东西，就是我们自己的思想的限度，即我们完全不可能那样思考。”[4]（P1-2）以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观念去看待自然，就迥然不同于西方主客二元观念下看到的自然，也不同于拉美人民把自然当作母亲的观念，所以才能有李白的“相看两不厌，惟有敬亭山”这种物我两忘、物我同一的境界；也才能有华兹华斯对水仙花“久久凝视——却未领悟，这景象所给我的精神之宝”的那种强烈的主体意识；也才能有阿斯图里亚斯在《玉米人》中描述的，拉美人把山川看作母亲的骨骼，把植物看成母亲的血肉，人在饥饿时可以吃母亲的血肉，但绝不容许把母亲的血肉拿来作为商品出卖的情景。中国人读《等待戈多》，怎么也想不明白戈多到底是怎么回事以及人们为什么要等待，外国人如何能够理解“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种表述呢！
　　每一个民族因其文化传统、民族心理、生活方式不同，形成了经验差异，而这种经验差异在全球化时代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第一，全球化的进程并不是少数几个国家与民族就可以完成的，而是需要各个国家和民族共同参与、共同建构的，不管是主动参与进来的，还是被动裹挟进来的，最后都将成为这个建构过程中的一员。第二，人类面临的许多难题或者将要面对的可能出现的问题，如环境问题、能源问题，或者是人们假想出来的外星人入侵问题等，都不是靠哪几个国家和民族就能解决的，而必须整合全人类的力量来解决。第三，各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与沟通是全人类合作的前提与基础，若是将一种文化、一种价值观念强加于其他文化之上，那就成了一种雇佣关系了。第四，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不同的经验带来了不同的理解和把握世界的方式，每一种经验都必定是其他经验的限度，即对方不可能这样来理解和把握世界，因而就有可能为人类解决问题、探索出路提供新的思路和新的视野。就像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一条新的出路，或者像中国的唐诗为庞德改造英美诗坛、实现诗歌形式的创新提供一条新路一样。因而保留和学习不同民族的经验就显得极为重要，近年来兴起的区域研究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全球化的一个副产品，它就强调我们应该进入到区域文化的内部，按照这种区域文化的本来样子去研究它，而不是用我们自己的文化观念去理解和阐释它，也就是说要研究原汁原味的某个地域的文化，而不是经过有色眼镜的过滤、经过加工改造后的地域文化。用前面米勒的话说，区域研究就是理解全球化的一种方式。 　　但是区域研究无论对于一个学者个体，还是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都有个选择的问题。没有人会有精力对所有本民族之外的他者文化都去研究，也不会有哪个民族或国家对所有他者文化都同等重视，这既做不到也没有意义。那么，他们一定要对纷繁复杂的他者文化进行选择，有选择地研究、有选择地借鉴和吸收。这种选择可能是遵循相似性原则，即某个他者文化和我们本土文化相类似，有共同的文化基质和相似的思想方式，可以相互取长补短，比较容易相融合；或者遵循相异性原则，即一种他者文化与本土文化截然不同，思考问题、理解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同，因而可以引发我们换位思考，超越自己思维的极限；或者遵循相关性原则，即某种他者文化与本土文化有一定的联系，相互之间有过长时期的交流、沟通与相互影响，可以相互借鉴，相互阐发。当然，在对待他者文化的态度和做法上，选择的复杂性要远远超出我们能想象的范围，它不仅遵循着某些固定的原则，也受当时的具体境遇、特殊情况的影响与制约，研究者本人的个性爱好、性格心理及某种特殊的情感体验，都会影响到他的选择，甚至进而会影响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选择，因而这种选择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某种不确定的因素。 　　对于他者文学是选择的问题，而对于自己的文学则是推介的问题。在吸收和借鉴别国文学资源的同时，我们还要将本国的文学资源推向世界，让世界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都能充分了解，普遍认同，广泛吸收，这是我们要加入世界文学大合唱所必须做的，也是比吸收与借鉴更为重要的工作。这项工作既是一个实践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它的基本前提是我们对世界文学概念的理解，即从Weltliteratur到World literature的变化。Weltliteratur是歌德提出的世界文学概念，他在和艾克曼的谈话中说：“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5]（P113）歌德的理想后来经过许多人的强调，是要超越单纯的国别文学和民族文学的狭隘性和局限性，而建立一种统一的世界主义的文学，这只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而已。今天人们谈世界文学以及大学里开设的世界文学学科，多半都使用World literature这个词，它所强调的是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文学的历史发展以及这种发展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影响，高利克说：“‘世界文学’是全世界文学的总和，不在于总的数量，而在它们在文学间进程中系统-结构事实中的相互关系和相似之处。”[6]他还引述科本的话，向致力于研究世界文学的学者提出了一些课题：文学翻译理论的历史研究、文学间影响研究、文学间接受研究、中介人和国际文学潮流研究等。这种理解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文学的乌托邦式性质，要把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地域的文学实践纳入到一种世界性视野之中，换句话说，就是以一种全世界的眼光去对待本土文学，去挖掘本民族的生活经验。 　　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汇入世界文学的大合唱之中，用约翰·皮泽的话说就是“将影响延伸到本国国界之外，并因此对世界不同民族之间的智力交流和商业往来做出贡献”，以本民族固有的特性，“完成其对世界承担的‘创造性使命’”1，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程要走，还要经过一个艰难的历程。这个历程需要两个方面的努力，一是我们的文学创作，一是把我们的文学成就传播到世界并得到认可。 　　要想产生世界性的影响，就必须先创作出能产生世界性影响的作品，有能产生世界性影响的作家。全球化时代，世界文学观念对作家的创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怎样把本土的地域的生活变成整个人类的精神财富，把一个特定民族的苦难和抗争变成具有全人类意义的独特的生活体验。要做到这点，就需要把本民族的经验纳入到一种世界性视野之中，建立起一种世界性想象。如一些作家把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命运的体验和20世纪全世界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从而超越了纯粹的私人情感与体验，也超越了某种民族心理的束缚，而进入到一种世界性的视野之中。这点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却并不容易，因为其中牵涉一些理论问题。首先，这是对狭隘的民族主义的一种超越。对于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发达的西方各国作为我们追赶的目标始终是一个客观的他者存在，面对着这样一个他者，势必会形成现代、传统，进步、落后这样一种意识，并在两者之间不断地引入某种价值判断，因而孰优孰劣的认识就自然而然产生。不管是全盘接受西方标准，以西方的是非为是非，还是固守民族传统，都是这种险隘的民族主义情绪的表现，都是应该抛弃的。在我们眼中，不仅只有中国、西方，还有非洲、拉美等等，都是这个世界的一员，都对世界的发展和进步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不管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哪个地域的任何一个人，都是具有同等权利的世界公民。
　　但我们要抛弃的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并不是要把本民族的一切都抛弃掉，要人人都失去自己的民族特性，成为一个模子铸造出来的世界公民。恰恰相反，这种世界性视野只是一种态度、一种眼光和一种想象，而这些都必须建立在各个民族的、国家的、地域的经验之上，以其民族特性为基础。也就是说，全人类既具有共同人性的东西，也面临着许多共同的问题和困境，但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也在以其不同的方式和经验解决着这些问题。在这里，民族性和世界性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此外，还有如何对待传统的问题，中国的唐诗、宋词、元曲及明清小说，恐怕很难说是有世界性视野，都已经成为一种客观存在而进入到世界文化遗产之列。今天我们的创作如果不继承这些优秀的文学传统，就会变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如果被这种文学传统束缚和限制住自己的手脚，恐怕就很难形成世界性的视野和眼光。 　　有了好的创作，还需要传播给世界，传播也许并不比创作简单容易。人们关于传播谈得最多的是翻译。的确，翻译是建立文学间交流和影响的最重要的渠道，我们对外来文学的接受，外国人对中国文学的接受，都有赖于翻译之功。因而一部作品能否有一个好的译本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涉及一些外国作品时，常常会想到它们的翻译者，比如傅雷对巴尔扎克著作的翻译，罗念生对希腊戏剧的翻译，杨绛翻译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等，也有一些把中国文学经典翻译成外文的翻译家。我们还在呼唤更多的翻译家来从事这项工作。但一个非常重要也非常现实的问题是，一个民族的文学经典可以被翻译成不同的语言文字，可在另一个民族那里人们还是看不懂。比如许多中国文学作品，每一部都在描绘着属于我们自己的独特的生活方式，体现着我们民族的独特的文化氛围和诉求，翻译家们可以把作品本身翻译过去，但却不能把整个中国文化都翻译过去，因而对作品字面意义的理解并不等于完全理解作品的深层意蕴。比如最近中国热播的一部电视剧《甄嬛传》，对于那些一夫一妻制的西方人来说，很难理解这种妻妾争宠的事情以及由此形成的某种政治斗争形式和特定心理等。还有20世纪后期的一些文学作品如《神鞭》、《鼻烟壶》等，其中丰富的民族生活习俗与文化特色也是令外国人十分费解的。 　　由此可见，传播不仅仅是把文学作品翻译成外文，更重要的是要为外国人提供一种背景知识，那就是要他们更多地了解中国人的生活，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了解中国的历史与现在；要让他们充分理解，中国人是这个世界上的独特的一员，而且是曾经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和辉煌历史的一员，是曾经为世界历史和文化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一员，因而能够求同存异，和睦相处，相互交流沟通，相互理解信任，而不是用他们的价值标准来对待我们，把他们的观念强加给我们。这项工作这些年来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充分重视，尤其是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重视，海外孔子学院的开办，为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沟通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近年来中国作家频频获得国际性奖项或提名，2012年莫言又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至此中国已经有两位作家获得了这项被公认为世界最高的文学奖项。高行健在2000年获得此项大奖，但因为他定居在国外并加入外国籍，所以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国内的新闻媒体多半保持了沉默，而这次莫言获奖，国内新闻媒体却是高调宣传，各种访谈、讨论不胜枚举，直搞到家喻户晓、尽人皆知，多数人在为中国文学的这一次跨越式发展欢欣鼓舞。不管我们承认与否，对诺贝尔奖的渴望已经成为几代中国人挥之不去的情结，成为许多中国人衡量自己的科技、文化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的标志，成为中国已经强大、已经开始在全世界产生重要影响的一种标志。20世纪有四位华裔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令许多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虽然他们都身在国外，但人们理解科学研究有各种条件的限制，如设备、资金以及特殊的实验与知识的积累等。于是，人们对诺贝尔奖的期待就集中在文学上。因为第一，文学创作不受这些条件的限制，不管一个国家或民族经济是否发达，不管他们是过着豪奢时尚的现代生活，还是简朴恬淡的传统生活，都可以有自己的文学。有许多并不发达的国家和民族的文学都已经获得了诺贝尔奖，中国文学比这些国家和民族尚且不如吗？第二，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有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和令世人瞩目的文学成就，同属于文明古国的印度和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都已数度获得了诺贝尔奖，难道今天中国的文学就不行了吗？第三，我们纠结于中国文学几度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如鲁迅、老舍、沈从文等，并将其看作中国文学是否达到了世界水平的晴雨表，由此或感叹中国文学从五四至今的衰落，或感叹诺贝尔奖评审带有较强的意识形态色彩，等等。由此可见人们对中国文学深切的关注与忧虑，而这种种表现的背后潜藏着一种观念，即幻想中对一种绝对的、普适的文学标准的信念，或者把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审标准想象成一种至高无上的、适用任何时代与地域的文学最高标准来看待。这样一种绝对的、超越历史与地域的普适性标准的引入，也就等于我们对世界文学的理解又回到了歌德的认识上，回到了马、恩撰写《共产党宣言》的时代，而不是在一个价值多元并存、文化求同存异的全球化时代。这种观念不仅在普通民众那里流行，而且也深刻影响着学术界，表现在我们对当代文学的评价上。近年来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即是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当代的作家作品，赞赏者有之，贬抑者亦不在少数，他们的观点直接表现出了对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态度。 　　力挺当代中国文学的应该首推陈晓明，他认为不管是纵向与中国当代文学60年比，还是横向与世界文学经验相比，“当代中国文学并不是一个颓败的历史，而是有几个作家，有几部作品是站得住脚的，是世界级的作品，创造了中国文学的独特经验，对现代世界文学是一种贡献。一个时代，或者更审慎地说，一个时期，有几个大作家，几部大作品，这个时代，这个时期就可以立住”[7]。而且在诺贝尔奖揭晓前，他在自己的博客中贴出了2006年发表于《羊城晚报》上的文章《中国谁更贴近诺贝尔文学奖？贾平凹或莫言？》，这个时候发这样的博文也表明了他对中国文学能够获奖的信心。贬抑中国当代文学最甚者，莫过于德国汉学家顾彬抛出的“垃圾”论，认为当代中国经济发展了，但许多事业与经济的发展是不相适应的，如文学，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后来他的一系列文章以及演讲都称自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朋友，一个爱批评的朋友，但还坚持自己的观点。在《语言的重要性》一文中，他说：“典型的中国作家是个一概不知的人，不知中文，不知中国传统，不知任何外语，对中国以外文学的意义没有概念。他或她被当作是土包子。简短地说，那些过往的读者们已经放弃当代中国文学。”[8]他的理论基础是，从1949年开始中国语言遭到了破坏，因而“中国作家有必要从头学中文”，但现在的中国作家没有哪个会认真地对待这件事，结果就是有些作家只用几十天就能完成一个大部头的作品，其质量可想而知；而且中国作家也不认真对待外文，不好好学习别国语言，学习别国文学，所以中国文学要具有“世界势力”，还需要走一条漫长的路。[8]另一个常以批判眼光对待中国当代文学的是肖鹰，“我认为， 当下中国文学处于非常低谷状态——不应有的低谷。 我的看法， 可从两个方面来说明： 一方面， 从外部条件来看， 文学遭遇了来自电子媒介艺术 （尤其是影视艺术和网络写作）的前所未有的冲击，文学在文化生活结构上被边缘化；另一方面，从内部状态来看，文学的自由创作精神和理想主义情怀严重退落，这既表现为作家在创作上精品乏见、作品影响力衰微，也表现为批评家的批评意识低落和批评影响力衰微” [9]。
　　而在莫言获奖以后，各方面的反应也是褒贬不一，有为之欢欣鼓舞的，也有对之不以为然的。我曾听到一些对莫言获奖很不理解的言论，说他的作品语言粗俗重复，情节有很强的模仿痕迹，内容在一定程度上有迎合诺贝尔奖之嫌，等等，最后结论是：莫言并不是中国当代最好的作家，为什么是他获得了这项大奖而不是别人。其实不管是赞成者也好，贬抑者也好，他们的观点尽管不同甚至相互冲突，但他们的出发点却是相同的，即他们都把中国当代作家能否获得国际大奖尤其是诺贝尔文学奖，看作中国文学是否已经达到世界水平的标准，而且是一种普适的文学标准，一条绝对的、适用于所有国家和民族的文学的标准，由此来衡量莫言或其他中国作家够不够世界一流作家的水平，该不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种态度、这种看问题的角度本身是有意义的，如果我们丧失了衡量文学作品优劣的标准，或者自立一套标准，夜郎自大地来看待我们的文学，失却了世界文学的参照，我们的文学就真的固步自封、止步不前了。而且从当代中国文学的研究上来看，我们也确实离不开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和评价，从其内容到艺术形式，再到语言技巧等等，所以发现作家作品有不尽如人意之处进行批评也无可厚非。问题是当中国作家频频获得国际大奖，尤其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我们就不仅是在当代中国文学的范围内来看待他们，而是要从世界文学的角度来看待他们了。 　　第一，作为全世界公认最高的文学奖，我们如果翻看一下100多届获奖者的创作，不能不承认这个奖项评审的严肃性，评选的标准也是高水平的，也不能怀疑获奖者的成就，每一个作家都是世界第一流的，评出的作品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很高的水准，且有自己鲜明的特色，这点从每届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中就可领略一斑。但高水平不等于说就是最好的，因为首先，文学创作是一种张扬个性的精神生产，每一部作品都熔铸着作者独特的艺术个性和追求，因而判断文学作品的好与坏只能是划出几个类别或几个档次，如很好、好、一般、很差，但在很好的作品中挑选出最好的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其次，诺贝尔文学奖除了几个特殊的年份外，每年评选一次，已经评出了100多届，每届又只授予一个作家，这么频繁的评审活动不可能漫无目的地海选，然后再从海选上来的作家作品中选出最好的，就像一次学术会议不能漫天胡侃而应该有一定的主题一样，每一届的诺贝尔奖评选也必定会突出某方面的特色。因而不能说被评选上的就是最出色、成就最高的，也不能说没有获奖的就一定不如获奖的。对莫言获奖不管是持赞同意见还是反对意见者，都承认他的创作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但以其是不是中国当代最好的作家来评价他获奖一事似乎是不恰当的，也不符合诺贝尔奖的奖励原则。 　　第二，中国当代文学开始超越自身，自觉地进入到全球化语境中。一方面不能说我们某个作家就是当今世界最好的，也不能说哪个外国作家比我们都强之类，如莫言是战胜了村上春树等一些著名作家而获奖的，但不能因此就说莫言一定比这些作家成就更高，也不能反过来说。作为世界一流作家，他们的创作是各有特色、不可替代的。另一方面更为重要，即中国文学已经进入一种全球化的世界文学视野。当代中国的一些作家能够自觉地超越个人狭小的情感世界，也超越了单纯的民族主义立场，而从全世界人的角度去看待本土的民族生活经验，并从中挖掘普遍的人性，探索整个人类的命运、情感结构和心理。如莫言的作品总能在某种设定的情境下揭示出人性的复杂性与丰富性，并在一个宏大背景之下把近代以来中国人所遭受的苦难汇入到20世纪全人类的苦难经历之中，使之成为人类的一种独特的经验与体认；把中国人对命运、对人生的理解与把握，对自由、人权、爱与救赎等问题的体验，变成全人类的一笔宝贵的、独特的精神财富。一句话，以莫言为代表的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是以一种世界性的视野来审视、表现中国独特的民族经验，从而超越了时空界限而汇入到全球化的语境之中，成为当今世界文化大潮中的一朵浪花，这大概就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关系，也是莫言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根源所在。 　　所谓进入全球化语境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要超越我们自身的传统话语体系以及百余年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话语体系，不受其禁锢与束缚而融入现代世界话语，诸如平等、人权、生态、地域、性别、爱、救赎等等，突破自我“思想的限度”[4]（P1），跟上世界发展的步伐，这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作家的一种自觉追求，莫言只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之一。但另一方面，全球化不等于西方化，世界性视野并不是西方视野，同样也不是其他某一特定国家或民族的视野，而是不同国家与民族文化的公平参与、平等竞争。对于我们来说，文化战争正是要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格局，建立多元并存、互相交流、互相识证、互相阐发的新世界文化格局的努力，也是争取本民族文化进入世界文化大合唱的一种努力。在当下中国文学开始建立世界性视野的形势下，若对此没有清醒的认识，就不能算是真正的自觉。不管是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还是在评价那些获得世界级奖项的作家作品时，都必须保持这种清醒的意识。 　　第三，世界的眼光开始关注中国。早在20世纪，当西方人开始对启蒙与现代性进行新一轮反思时，中国文化就已经引起了文化界的重视，有许多人幻想这种独特的文化精神可以弥补西方文化之不足，新儒学的复兴即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展开的。后来随着西方各种后学兴盛，许多人不断地返回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去汲取营养，来阐发、丰富和完善纷纭的新说。近年来，中国政府提出的建设和谐世界的倡议，也在不断地引起世人的关注，尤其是和谐中的天人合一、天人合德之说，对西方生态理论建构具有重大的价值和意义。加上近年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综合国力的极大提升，日益展现出一种大国气象，在国际事务中产生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等等，都使得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因而作为西方世界的他者文化，中国文化愈益表现出其生命力和价值，而引起了他们的关注。 　　但这里还是要强调，这并不等于说中国文化已经发展成一种新的强势文化，而使世界万国俯首称臣，而是中国文化在一个多元并存的世界文化格局中占有了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或者像前文所说，中国文化是作为西方文化的一种“限度”，即他们是不可能这样来思考问题而引起人们的重视的。所以千万不可因此又产生河东河西的慨叹，或简单地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之类话语，而要脚踏实地，直面我们的处境与问题，在建构世界性眼光和全球化视野的过程中，清醒地在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定位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文学。 　　参 考 文 献 　　[1] David Damrosch.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city press， 2003. 　　[2] 希利斯·米勒. 世界文学面临的三重挑战[J]. 探索与争鸣，2010，（11）. 　　[3] J.大卫·达姆罗什. 后经典、超经典时代的世界文学，汪小玲译[J]. 中国比较文学，2007，（1）. 　　[4] 米歇尔·福柯. 词与物，莫伟民译[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5] 歌德. 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6] 玛利安·高利克. 世界文学与文学间性[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 　　[7] 陈晓明. 回应批评：重新阐释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J]. 文艺争鸣，2010，（3）. 　　[8] 顾彬. 语言的重要性——本土语言如何涉及世界文学[J]. 扬子江评论，2009，（2）. 　　[9] 肖鹰. 中国文学批评怪象批判——兼驳“当下中国文学高度论”[J]. 探索与争鸣，2010，（4）. 　　[责任编辑 杜桂萍 马丽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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