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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要求的学生科享受【免试入学政策】
部分高校不收取报名费和入学测试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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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期限：2.5-5年
学习期限：2.5-4.5年
学习期限：2.5-5年
学习期限：2.5-6年
学习期限：2.5-4.5年
院 校： 西南大学
层 次：<a href="/school/show-10635-.html"
招生批次：2017年秋季招生
最低毕业学分：80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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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考高中起点专科者必须具有国家承认学历的普通高中、中专毕业证书或同等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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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注册学生，其前置证书取得时间不得晚于当年2月28日。
秋季注册学生，其前置证书取得时间不得晚于当年8月31日。
报名时间：
全年组织报名，春秋两季注册
春季注册为3月，秋季注册为9月
招生报名开始时间：日
春季课程开始学习时间：2017年12月
秋季课程开始学习时间：2018年6月
具体时间请咨询当地学习中心
报名地点：西南大学网络与继续教育学院授权本次招生的各地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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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春季入学考试截止时间：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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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与学习
教学模式：教材自学+课件学习+网上导学+网上答疑讨论+课程作业+学习中心导学辅导+集中考试+毕业论文
课程总评成绩由两部分组成，其中考试成绩60%，平时成绩40%（含作业成绩20%，在线学习情况评价成绩20%），特殊课程除外
按西南大学网络与继续教育学院有关规定办理相应课程的免修、免考。
统考是指教育部对现代远程教育试点高校网络教育部分公共基础课实施的全国统一考试。考试对象为现代远程教育试点普通高校的本科层次网络学历教育的学生。
统考科目按不同学历起点和不同专业类别确定：
统考科目如下：
统 考 科 目
大学英语(B)、计算机应用基础、高等数学(B)(数学专业考“高等数学(A)”)
大学英语(B)、计算机应用基础、大学语文(B)(文史类专业考“大学语文(A)”)
大学英语(A)、计算机应用基础、大学语文(B)
大学英语(C)、计算机应用基础、大学语文(B)
大学英语(B)、计算机应用基础，“高等数学(B)”和“大学语文(B)”由试点学校任选一门
公共外语为非英语和非英语的外语专业学生，暂时考“大学英语（C）”
大学英语(A)、计算机应用基础
大学英语(C)、计算机应用基础
大学英语(B)、计算机应用基础
公共外语为非英语和非英语的外语专业学生，暂时考“大学英语(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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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学院历史系有专科吗？收藏
石家庄学院历史系有专科吗？
有呀，我就是历史系的，历史教育和文专是专科，人文教育和文本是本科
专接本好接，不过去年文本不招专接本，人文教育招
报人文教育的多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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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历史教育专业
中 国 近 现 代 史
《中国近现代史》课程组
2005年8月修订
近现代科技、教育与文化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近代科技、文化不断传入中国，有力推动了我国近代科技、教育的兴起与发展，学术文化事业也出现了近代化的趋向。民国时期，战争频繁，社会动荡，科学研究的开展与科学事业的兴办，步履维艰，发展缓慢；教育文化事业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科技、教育与文化事业在曲折中前进与发展。
第一节 科学技术
一、近代科学技术的传入与进步
（一）自然科学
我国古代数学曾经取得了辉煌成就，毫不逊色于世界其它地区。19世纪中后期，随着西方近代数学的传入，涌现出项名达、李善兰、华衡芳等一批著名的数学家。
项名达（1789—1850），浙江仁和（今杭州）人，37岁考上进士，未就知县职而专攻数学，著有《象数一原》和《椭圆求周术》等。前者对三角函数的幂级展开式有精辟阐述，并得出了计算正弦值和正矢值的公式；后者主要是关于计算椭圆周长的正确公式。
李善兰（1811—1882），浙江海宁人。从1852年开始，他与英国人伟烈亚力合作翻译《几何原本》后九卷，使《几何原本》有了完整的中译本（前6卷已在明末由利玛窦、徐光启译成中文出版）。随后，两人又合作译英国人棣么甘的《代数学》、美国人罗密士的《代微积拾级》，从而把西方近代符号数学、解析几何和微积分第一次引进我国。他在《方圆阐幽》、《弧矢启秘》和《对数探源》中，创立并论述了“尖锥术”及其在三角函数、对数函数的幂级数展开式方面的运用，实际上已进入微积分领域。在《垛积比类》中，他又论述了高级等差级数求和方面的问题，所列公式被国际数学界称为“李善兰恒等式”。他在《考数根法》里提出和论证判别素数的四种方法，独立地证明了有名的费尔玛定理，并指出其逆命题不真。李善兰创造的一些数学名词和术语，如“代数”、“积分”、“微分”等，简明贴切，沿用至今。
华衡芳（1833—1902），江苏金子匮（今属无锡）人，是中国近代又一位杰出的数学家，他与英国人傅兰雅等合译了《代数术》、《三角数理》、《微积溯源》、《决疑数学》、《合数术》等，其中《代数术》是第一本包括代数、几何等问题的综合性著作，《决疑数学》是我国第一部引介古典概率论的专著，《合数术》则论述对数表的制法。
近代数学家的著述和译作，促进了中国数学的发展，清末新式学堂的教材，大都采用这些书籍。
1855年寓华英国人合信编著的《博物新编》出版，第一集首次把近代化学知识介绍到中国。次年，英国人韦廉臣在《格物探源》中已使用“化学”这一名词。我国近代最早的化学专著译本是1870年出版的《化学初阶》，该书由美国人嘉约翰口译，何了然笔述，分论非金属、金属及化合之法，涉及了近代化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和理论。其中，讲到化学元素64种，并用汉字给这些元素命名。在引进和研究化学方面，化学家徐寿（1818—1884）成绩突出。他与傅兰雅合作编译书籍13种，大多是化学方面著作，其中1871年出版的《化学鉴原》影响颇巨，此书概述了化学基本理论和各种元素重要性质，并第一次出现了中文元素周期表。他制订的化学元素中文译名原则和所译的许多金属元素名称被沿用至今。后来，他又翻译了《化学鉴原续编》、《化学鉴原补编》。其中，《化学鉴原续编》是近代中国最早的一部有机化学译；《化学鉴原补编》专论金属和非金属。上述化学著作，不但为我国学者提供了从事化学研究的理论根据，而且奠定了中国近代化学事业发展的基础。
我国古代化学工艺技术曾超过同时代的欧洲，到近代已明显落后了。近代学者汪振声翻译的《化学工艺》一书，是西方传入我国最早的化工著作。该书介绍了制硝、制碱工艺，对我国早期化学工业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1900年，我国第一个自然科学杂志——《亚泉杂志》创刊，共发行10期，内有23篇化学论文。留日学生虞和钦翻译的《化学周期律》，发表该刊1901年第6期上，把元素周期律第一次传入中国。1908年，他又写成《有机化学命名草案》一文，这是中国人首次系统地确定有机化合物名称。
1907年，中国化学会欧洲支会在法国巴黎成立；1914年，中国科学社在美国成立；1918年，中国化学研究会在法国成立。这些学术团体出版学术期刊，举行学术会议，使众多化学家互通信息，广泛进行科研成果的交流和探讨，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化学事业的发展。
近代较早介绍物理学基本知识的综合性译著有《格致质学启蒙》和《格致质学》。由日本人编译、我国学者王季烈改编、江南制造总局译书馆1900—1903年印行的《物理学》，介绍了19世纪末物理学发展的概况，是传入我国的一部全面系统的物理学著作和重要教科书。
随后，不少西方近代物理学著作被介绍到我国。力学方面，1859年李善兰与英国人艾约瑟合译了英国人胡威力所著的《重学》一书，牛顿力学三大定律由此传入我国。李善兰与伟烈亚力合译的《谈天》，第一次把万有引力和开普勒行星运动三大定律引介到中国。此外，王韬、伟烈亚力合译的《重学浅学》、丁韪良编著的《力学测算》等。电学方面，有徐建寅与傅兰雅合译的《电学》、周郇与傅兰雅合译的《电学纲目》等。光学方面，郑复光在1846年写成《镜镜①痴》一书，详介几何光学原理和望远镜、显微镜等17种光学仪器制造技术，有一定科学价值。邹伯奇（1819—1869）所著《格术补》研究了平面镜、透镜、透镜组等的成像规律。他于1844年自制取景镜，并进而创造照相机，其自拍的照相底片保留至今，较欧洲照相术的出现仅晚了几年。这些都是中国科学家在西方光学传入之前独立取得的成就。1853年，张福僖与艾约瑟合译《光论》，介绍光的传播、直射、反射、照度、色散、光谱等，是我国第一部较完备的几何光学译著。赵元益与美国人金楷里合译的《光学》，介绍了光谱知识，并把1895年发现的X射线的特征和用途知识传入我国。声学方面，徐建寅、傅兰雅合译《声学》，朱葆琛与赫士合译《声学揭要》，论述声的产生、速率、音频等。热学方面，傅兰雅与徐寿合译了《物体遇热改易记》。该书较为系统介绍了气体定律、理想气体状态方程及绝对零度的概念，并对一些欧洲科学家测量液体与固体膨胀率的实验结果做了全面而详细的介绍。此外，不少西方物理新成果也被及时地引介到国内，如1898年居里夫妇发现镭，王希琴于1900年就译介了这个发现。1902年居里夫妇提取纯镭成功，次年鲁迅就撰文对此作了介绍和赞扬。
1760年，以哥白尼太阳中心说为开端的近代天文学传入中国，但未引重视。1859年，李善兰与英国人伟烈亚力合译的英国天文学家候失勒的《谈天》出版，比较全面介绍了哥白尼学说及其它一些西方天文学知识，内容包括：太阳系的结构，日、月、彗星等行星的运动及规律，变星、双星、星云、星团等恒星系的情况，万有引力定律，光行差，太阳黑子理论，行星摄动理论，彗星轨道理论等。该书向中国传播了建立在牛顿古典力学体系上的近代天文学知识，奠定了我国近代天文学的基础，在中国天文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后来，徐建成寅搜集最新天文学成果，于1874年出版该书增订本。自1886年起，康有为撰《诸天讲》，第一次介绍了康德—拉普拉斯的星云假说，天体演化论成为维新派主张进化、改革的重要理论依据。此外，美国人摩嘉立与薛承恩合译的《天文图说》，介绍日、月、星辰和天空异象等理论；1887年，傅兰雅著的《天文须知》，简单地介绍了日、月、星辰的运行情况，还介绍了一些天文仪器、测量推算方法等常识；1899年，伟烈亚力等译的《西国天文源流》，介绍了20多位西方天文学家的事迹，从中可以了解天文学的源流等情况。
从19世纪70年代起，法、英、日、德等国出于各自目的先后在我国领土上设立天文台、测候所、观象台等。1873年，法国天主教会在上海徐家汇建立天文台，1883年开始工作，主要研究时间、纬度、地球自转、星表、天文地球动力学等问题，还搜集沿海地区的气象资料。1900年，法国天主教会在上海的松江县建立了奈山天文台，主要从事天文、地磁、地震、人造天体、恒星早期演化、小行星运动等方面的观测与研究。1894年，日本在台北建立天文测候所，收集气象资料，1911年又增设天文观测。1897年，德国在青岛设立观象台，主要收集气象资料，兼及猎取华北地区的气象、地磁、地震等资料。这些外国天文台、站的建立，都是直接为它们侵略中国服务。但在客观上，使西方近代天文仪器设备和研究方法传入了中国，为中国近代天文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鸦片战争后，西方生物学知识开始传入我国。最初由西方学者译介过来的一些有关生理解剖学方面的书籍，其后不少植物学和动物学著作也翻译出版，所涉及内容基本上是关于鸟类、昆虫、兽类、种植业和养殖业方面的专著。这期间传入中国的生物学著作和理论，影响最大的是《植物学》和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
《植物学》为英国人林德利《植物学基础》一书的节译本，由李善兰、韦廉臣合译。该书介绍了植物学基础理论知识和近代西方重要的研究成果，诸如植物的分类，植物器官的形态、结构和功能，植物的分类方法，植物与动物的异同，植物的受精作用，植物的地理分布，细胞的种类和形态等。中译本《植物学》的出版，使西方从文艺复兴至19世纪中叶植物学的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和研究方法传入我国，对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发展起了先驱作用，尤其是细胞研究方法，使我国对植物学和动物学的研究由经验型变为科学型；植物分类方面，使我国按植物用途分类的传统方法变为根据植物形态构造的特点和生长方式分类的科学方法。中文科学期刊《格致汇编》中，刊载了不少生物学方面的文章，其中《人与微生物争战论》一文，指出疾病通常是“极细微之生物所成”，这是细菌和微生物首次传入我国；传教士华约翰的《虫学略论》为近代中国第一部昆虫学译著。此外，该刊还提到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达尔文的支持者英国人赫胥黎著《进化论和伦理学》，由严复取其进化论部分翻译，名为《天演论》，1897年于《国闻报》上陆续发表，次年4月正式出版，影响很大。此书的出版，不仅传播了先进的生物学知识，更重要的是使“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念，成为激发中国奋起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强大力量。
20世纪初期，一些留学生开始发表有关生物学的论文。著名科学家钱崇澍的《宾州毛茛的两个亚洲近缘种》和《钡、锶、铈对水锦的影响》，分别是阐述了中国近代植物分类学和植物生理学的最早论文。此后，又有不少学者撰写了大量的动植物名录、生物学文章、教科书和辞典等。自1909年始，许多高等学堂开设了生物方面的科系，如1909年金陵大学设立农林科，1910年湖南高师设立博物馆，1916年北京大学设立生物系等。这对生物学人才的培养，对近代生物学在我国传播和发展，均起了很大作用
鸦片战争后，西方近代地理、地质学著作逐渐被介绍到了中国，如1847年玛吉士编译的《新释地理备考》10卷，1853年慕维廉编译的《地理全志》10卷，玛高温与华蘅芳合译的《地理浅说》，
为了了解外国，固边御侮，一些爱国志士开始研究外国地理和考察中国地理、地质。魏源的《海国图志》介绍了各国地理等情况，还附地图73幅，堪称中国第一部世界地图集。徐继畲的《瀛环志略》以地图为线索，在图下附文字说明，很形象地介绍了一些国家的地理情况。姚莹的《康輏纪行》收7幅世界地图，附有解说，并评述自汉代以来中国人研究世界地理的概况。何秋涛的《朔方备乘》主要参考图理琛所著的《异域录》一书，对帝俄的情况做了较详尽的介绍。一些有识之士对西藏、蒙古、东北等边疆地理进行研究，目的是加强边防，“备国家缓急之用”。1886年，清政府设“会典馆”，进行《大清会典舆图》的测绘工作，到19世纪末，已完成了测绘的有14个省份，开始采用了某些近代地图符号和经纬网制图法。张相文（1866—1933年）对我国近代地理学教育和研究有很大贡献，先后编著《初等地理教科书》、《中等本国地理教科书》和《地文学》等，比较系统地传播了近代地理学知识。
我国近代地质勘探工作最早是由外国人开始的。1862至1865年间，美国地质学家庞培勒活动于中国，对华北和长江下游一带的地质矿产作了一番考察，又对北京西山的煤矿进行了详细调查，所著《中国蒙古及日本之地质研究》一书，指出我国的主要地质构成线东北—西南走向，取名为“震旦上升系统”，成为研究中国地质构造的重要理论。19世纪下半叶，在我国内进行地质考察并产生最大影响的是德国人李希霍芬。从1868年开始，他用4年时间，先后深入我国广东、江西、湖南、河南、山东等16个省，调查地质矿产和搜集经济资料，著成《中国》一书，对中国黄土风成说及主要地层与地质构造，均作了详尽的论述，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奥地利人洛川于1877—1880年考察了长江下游和甘肃、四川等地，著有地质报告多册。俄国人奥勃鲁切夫于1870—1889年间来我国东北、西北考察，对中国黄土分布与成因有独到见解。
我国学者在地质学方面也取得了重大成就，1905年，地质学家邝荣光绘制《直隶省地质图》、《直隶省矿产图》，是我国第一批地质图。章鸿钊是我国近代地质事业的创始者，早年留学日本攻读地质学，回国后于1913年开办地质研究所，培养了我国第一批地质专业人员。地质研究所师生曾分赴各地野外考察，写了近70篇内容丰富的地质调查报告，研究所还绘制河北、河南、山东、山西、江苏等省地质图。1916年，章鸿钊与翁文灏合编《地质研究所师生修业记》一书，总结了研究所教学和科研的经验。
随着地学知识的不断普及，清末不少学堂开设中外舆地课程。1913年北京师范大学设立史地系，1919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南京大学前身）设立地学部，教授地理、地质的气象课程。同时，一些测绘机构也相继建立。1903年清政府在北京练兵处建立测绘科，不久又增设京师陆军测地局。各省也建立了类似的测量机构。辛亥革命后，南京政府参谋本部设立陆地测量总局，各省设立陆地测量局。这些机构测绘了许多地区的地形图。至1928年，已完成鲁、晋、苏、浙4省五万之一地形图。
（二）应用技术
1．工业技术
鸦片战争后，中国科技人员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偏重应用技术的引进。1843年，广东潘仕成仿造美国水雷成功，同时丁拱辰着手制造了一台小型蒸汽机，用于蒸汽船，还试造小火车。龚振麟用铁模铸炮，并发明枢机炮架。丁守存试制成功自动启爆地雷。魏源在其《海国图志》中也介绍了许多西方先进技术，如蒸汽机的原理和用法等。
洋务运动期间，洋务派开办了一批近代军用、民用工业，引进并掌握了不少近代技术。在枪枝制造方面：江南制造总局于1867年生产德国前膛老毛瑟枪，接着生产林明敦后膛枪，1883年生产有效射程300米的美国黎意枪；金陵制造局于1884年生产每分钟射350发的“连珠炮”，同年，还造出比“连珠炮”性能更好的“四门神速炮”，1888年又制造各国军队普遍装备的马克沁单管机枪；汉阳兵工厂于1893年仿制德国1888年老式毛瑟枪，有效射程400米。在大炮制造方面：从19世纪60年代起，军工厂开始仿造开花炮，系生铁铸成前装滑膛炮，1876年江南制造总局试制成功阿姆斯特朗钢膛熟铁箍炮，是线膛前装炮，性能优于滑膛炮；80年代后，军工厂开始制造后装炮，1892年江南制造总局仿造阿姆斯特朗式后膛全钢快炮，有较高的发射速度和命中率；1894年汉阳兵工厂开始制造多种口径格鲁森式山炮。在火药制造方面：军工厂起初都生产黑色火药，1881年天津机器局试制无烟火药，到1885年已成定型产品，1893年上海龙华设立无烟火药厂，同年，江南制造总局进而生产
粟色火药，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在造船方面：1868年江南制造总局制造成功中国第一艘具有实际航行能力的蒸汽船“恬吉”号，是当时东亚屈指可数的蒸汽船，此后江南制造总局又有多艘蒸汽轮船下水；自1869年起，福建船政局在外国工程师指导下，造成“万年青”号等木壳兵轮和商船，1874年后，已进入我国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自行设计、自己制造轮船的时期，1876年，完全由中国人自造的“艺新”号试航成功。1876年到1880年间，福建船政局自造铁胁船，所需铁胁、铁梁、铁龙骨、斗鲸及轮机水缸均由我国人员制造。1883年1月，以船政局技术人员为主制造成功中国第一艘排水量2200吨的巡洋舰“开济”号。1886年12月至1888年1月，船政局科技人员自行绘图，制造成功排水量2100吨的钢甲舰“龙威”号。这标志着我国造船技术又上了一个新水平。
纺织技术。自继昌隆机器缫丝厂最早使用从法国进口的设备后，广东地区的机器缫丝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兰州织呢厂是我国首先运用蒸汽机动力的毛纺厂，上海机器织布局的机器设备来自英美两国，1893年达到日产布600匹的水平。1892年创办的湖北机器织布局全厂电灯照明，月产布2000匹。
通讯交通技术。1879年大沽炮台至天津之间的电报线架成后，电文用汉字密码，又经10余年艰苦经营，建成了遍布全国的电讯网，联通22行省，其中通往台湾的电线工程采用了敷设海底电缆的技术。
矿藏勘探、开采和冶练技术。自19世纪70年代起，洋务派聘任外国技师在台湾、直隶、湖北等地探矿，从1889年到1894年，张之洞陆续派出25批中外技术人员赴四川、湖南等省勘矿。中国第一个用引进设备开采的煤矿是1876年建立的台湾基隆煤矿。同时，开平煤矿开始创办，使用比基隆煤矿更先进的金刚石钻，在矿山掘进、巷道加固、地下运输、起重、排水、通风、照明等方面，都采用近代技术设备，并配以西方管理方法，使之成为洋务运动时期规模最大、效益较著的一个煤矿。80年代末期起，洋务派着手钢铁厂建设，江南制造总局从1890年开始炼钢，我国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汉阳铁厂于1894年投产，中国钢铁工业由此发端。此外，洋务派还用西方技术开采和冶炼铜、铅、金等有色金属。
工程技术。詹天佑在铁路建设中的成就尤为突出。他1888年到中国铁路公司工作，成为第一代中国铁路工程师。1893年，他主持完成京沈线中的滦河大桥工程，1902年又主持修建京汉铁路支线新易路。1905年后，他担任京张铁路总工程师兼会办，采用“人”字形路线、双机车推引法创造性地解决了铁路工程史上罕见的青龙桥关沟段坡度过大的工程难题。京张铁路于1909年9月完工，工期提前两年，费用仅为国外承包商索价的五分之一。
航空技术。旅美华人谭根于1910年制成水上飞机，在当年举行的国际水上飞行比赛中获得第一名。飞机制造家和飞行员冯如，1907年起试制飞机，1910年驾驶自制飞机参加旧金山国际飞行比赛，荣获第一名。1911年2月，他携自制的单翼、双翼飞机各一架回归祖国，继续从事收音机设计和制造。1912年8月，他在广州飞机表演时不幸失事，伤重牺牲。1913年10月，潘世忠在北京南苑机场设计制造了第一架国产双翼飞机。亲自驾机试飞成功。1918年福建船政局附设海军飞机工程处，次年，试制成功我国最早一架双桴双翼水上飞机，后又制造成多架水上飞机。
2．农业技术
西方近代农业技术传入中国，开始于19世纪90年代前后。1897年罗振玉在上海创办的《农学报》，在传播近代农学中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农学报》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发行的农业报纸，主要翻译介绍欧美日本的近代农业科学技术及学术专著。从1897年创刊到1906年停刊，共出版315期，全面介绍了近代农学中关于农业原理、土壤、肥料、农经、兽医、蚕桑、水利、畜牧、林业、植保、作物各论、农具等方面的科学知识，大量而系统地把外国农业科技引进中国。此后，成立于1917年的中国农学会，创办了《作物学报》、《园艺学报》和《植物保护学报》3个季刊，刊登了大量近代农业科技著作和文章。
戊戌维新运动期间，先进知识分子把改良中国农业作为变法的重要内容。他们呼吁设立农会、编译农书、兴办农报、建立农学堂等，以求培养农学人才，发展农业科学。1897年，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农会——务农会，到1897年，全国已建立了29个农会。1917年，国内和留学日本的数十名研究农业科学的青年知识分子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华农学会。这些农会，或采用欧美各国种植庄稼的方法，利用本地自然条件播种管理；或采用新方法进行试验，逐步推广；或组织研究农业科学，宣传新知识新方法，以改变中国农业的落后面貌。它们在推广近代农业科技方面，在传播农学知识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绩。
西方近代机械农具也引进我国，并在沿海和一些经济发达地区推广使用。1888年，有人在天津首次使用机械开荒。据《农学报》载，1897年浙江镇海引进抽水机，温州、福州引进制茶机。1898年，湖南、福建等地也有人引进抽水机。到1908年，传入我国的西方近代农机具有抽水机、制茶机、刈麦机、马耙、玉蜀黍播种机、洋犁、玉蜀黍自束器及脱粒器、刈草机、渔轮、缫丝机、干草切断器、风车、打米机、截根器等若干种。新式农具的引进，促使中国开始由手工农具向机械、半机械农具转变。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农业试验机构先后在中国建立。1898年，上海成立育蚕试验场。次年，淮安设立饲蚕试验场。1902到1903年，保定、济南、福州、沈阳先后成立了农业试验场。这些农业试验机构，大都采用西式农业方法进行育种、养蚕、防病和管理。全国性的农业试验机构于1906年在北京成立，由农工商部负责，具体试验各省上缴和从外国选购的种子以及谷麦、果品、蔬菜、蚕桑等方面农事。
近代农业专业公司开始在中国出现。1897年，浙江镇江自来水灌田公司、杭州有恒农业公司、福建福州制茶公司、北方利源总公司相继建立。它们的经营范围有专门性的，如灌溉、垦殖、茶叶、畜牧、蚕桑等。有综合性的，如包括农田、水利、矿务等分公司在内的大公司。到1907年，全国各地成立的农业公司已达90多个，分布于16个省份。
当然，近代农业技术的引进和推广使用，只局限于沿海及内地的大中城市，广大农村及边远地区则很少涉及，人们的耕作方法仍未改变。
3．西医学的传入和发展
较早传入中国的西方医学书籍，最初是从来华传教士或医生介绍生理解剖学知识开始的。英国伦敦传教士医生合信于1851年与陈修堂编著《全体新论》一书，使西方的生理解剖学知识首次传入中国。稍后，美国著名传教士医生嘉约翰于1859—1886年的20多年间，编译印行了20多种西医书籍，其中《体用十章》，论述了人体的功能、血脉运行、血液、呼吸等，是最早的较为详尽的人体生理学译著。此外，傅兰雅与徐寿、徐建寅等中国学者合计了不少西医著作，如《儒门医学》、《西药大成》、《医学论》等。辛亥革命前后，一批中国医生和翻译人员也独立译出了不少西方医书。其中尹端模的贡献较大，翻译了《体质穷源》、《临产举要》、《医理略述》、《儿科撮要》等著作。到20世纪初期，大约有100多种西医西药著作被译成中文出版。这些译著，有综合性书籍，也有分科性专著；有常识性的医学介绍，也有水平较高的研究性著作。它们不但将西医内科、外科、儿科、妇产科、急救学、卫生学等系统地介绍到中国，也传播了人体生理学、解剖学等基础理论，从而为中国医学注入了新的内容。
外国传教士在译介西方医书的同时，还创办了医学刊物，如《西医新报》、《格致汇编》、《博医汇报》等。其中，《博医汇报》于1888年由上海中华博医会主办，后改为《中华医学杂志外文版》。这些医学刊物在介绍西医知识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19世纪20年代，外国传教士开始在中国开设西式医院。最初，英国传教士和东印度公司在澳门开设诊所和眼科医院。1828年，他们又在广州开办一所医院。1835年，美国传教士伯驾在广州开设一所医院，后由嘉约翰接办。该医院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毁于战火，嘉约翰于1859年在广州南郊重建博济医院。嘉约翰在中国行医近50年，亲自为病人治疗。据统计，他给74万人看过病，其中住院治疗的达4万多，给⒋9万动过外科手术，为中国人民做了不少实事，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后来，教会医院越办越多，一些教会大学也附设医院。1903年，英、美6个教会合办北京协和医院，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齐鲁大学医学院、湖南湘雅医学院也相继建立。1905年在华的教会医院有166所，诊所241个。到1919年，全国的教会医院已达250多所。这些教会医院的创立，对于西方医术传入中国，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一，医生采用西医术为中国病人治疗，逐步改变了人们对西医的偏见，为西医在中国的传播减少了阻力。
第二，教会医院附设西医学校以及教会学校附设西式医院，介绍西医西药，传播医院管理经验，为中国培养了一批西医人才。1866年，博济医院附设南华学校，这是中国近代医学教育的开始。1879年，该校开始招收女生，冲击了男尊女卑的传统封建观念。1903年震旦医院建立于上海。1908年同济德文医学堂开办。1910年至1911年，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和南满医学堂分别开设于四川、沈阳。这些医学堂大都门类齐全，分科较细，培养了一批西医人才。
第三，教会医院把一些较先进的西医西药研究成果传入中国。圣约翰大学医学院、震旦医学院等授课都十分认真，把一些新的医学知识传授给学生，还多次组织学生进行临床实践。博济医院的外科理论研究和临床治疗较为先进。在该院工作过的关韬，在协助传教士医生治病的过程中，掌握了比较高深的外科手术，成为我国早期著名的西医临床医生，他多次为病人搞摘除眼球白内障、治疗脱臼骨折、放腹水以及割治脂肪瘤等手术，获得成功。
第四，西医术的传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传统中医学和整个中国医学界的思想。中国开始运用中、西医术配合治疗，从而开创了用新法研究医学的新局面。
西式医院在中国的兴办，需要大量药品，开办制药厂获利丰厚，因而不少外国商人在中国投资建厂，生产西药。1853年，英商在上海开办老德记药房，这是中国最早出现的西药厂。1868年，德国人在上海建立科发药厂。1886年，英国人在上海开设屈臣氏药房。西式制药厂的开办，把西药制造技术引进中国。随着近代药学的发展，一些中国人开始采用西方先进技术设备，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兴办制药厂，为中国的药品生产和药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二、民国时期科学技术的缓慢发展
（一）自然科学
进入20世纪，中国的数学水平不断提高，熊庆来、苏步青、陈建功、华罗庚等人对推动中国数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熊庆来在无穷极整函数及亚纯函数方面获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他还证明了奈望利纳所引入的函数T(r)乃逐段解析函数，从而形成无穷级亚纯函数的一般理论，他所定义的这个无穷极在国际上被称为熊氏无穷极。在奈望利纳所建立的亚纯函数理论方面，熊庆来获得了一些关于函数结合其导数的基本不等式及函数结合其原函数的若干不等式，并据以解决亏量唯一性等问题。其中的一些不等式被国际上认为是这方面最深入的研究成果。
苏步青在微分几何研究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1926—1928年在欧氏平面曲线整体几何的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1928—1937年关于仿射微分几何的研究发现了仿射面、仿射旋转面和某些特殊的曲面，并发展了仿射面论；1932年以后，对射影曲面论、射影曲线论、射影共轭网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新的成果；1945年，他精心研究了广义空间之后，写出了我国第一篇研究“K展空间”的论文，为世界数学界所称赞。
华罗庚于1936年去英国剑桥大学作访问学者，一边进修，一边从事数学研究。其间在数论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解决了一些著名难题，如采林问题、泰利问题等。1938年回国，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写了《堆垒素数论》专著，并开展了矩阵几何和多变函数论的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
民国时期，我国化学研究进一步深入，许多化学工厂应运而生，成为民族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1928年，在候德榜的努力下，我国第一个自己建造的碱厂——塘沽永利碱厂落成。1934年，候德榜又领导了建立了塘沽碱厂，并实行了苏尔维制碱工艺，使生产纯碱的日产量达到250吨。至此，我国纯碱除供应全国外，还远销日本及东南亚各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候德榜发明了联合制碱法。它是将碳酸纳与氯化氨改成为连续的方法，自然地把两种工业——苏尔维制碱工业和氮气工业联合起来。此法公布以后，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这一技术被国际化学界正式命名为“候氏制碱法”，被世界各国广泛采用。他因此荣获英国皇家学会、美国化学工程学会、美国机械工程学会终身荣誉会员。在他的努力下，中国化学工业技术一跃登上了世界舞台。
在生物化学方面，王应睐的成就非常突出。他的研究领域涉及到营养、维生素、血红蛋白、酶学以及蛋白质与氨基酸的代谢等方面，尤其在维生素、血红蛋白和酶的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在维生素的研究中，他采用光谱、电位测定和荧光等方法来测定维生素，其中对维生素B族和C族作出了多种测定方法的设计和改进，具有独创性。对维生素A过多病的研究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血红蛋白的研究方面，他与英国学者一起，在世界上第一个发现豆科植物根瘤中存在有血红蛋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王应睐的研究成果在世界文献中广泛地被引用。
这时期的化学研究，孙承谔的成就也不可忽视。他著有学术论文40余篇，涉及“偶极矩的测定”、“活化能计算”、“过渡状态理论”、“物理常数的计算”、“电负性”、“溶剂效应”和“催化动力学”诸领域，散见于国内外有影响的专业杂志上，如《美国电化学会会志》、《美国化学会会志》、《美国化学物理杂志》、《中国化学会志》和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化学学报》、《化学通报》等。1935年，他与美国著名化学家艾林、兴诺维基合写了三体碰撞反映3H→Ｈ2+Ｈ的论文，被美国化学会列为百年成就之一，并被称为“历史上第一个相当准确的计算”。
进入20世纪后，在物理学方面贡献最大的当数吴有训。早在20年代，他与美国著名物理学家康普顿教授合作，证实了近代物理学中有名的康普顿——吴有训效应。
康普顿研究了x射线经过金属、石墨等物质时发生散射后的光谱组成，提出了他的x射线量子散射理论。1923年5月，康谱顿的论文刊出后，因其实验证明不够充分，在学术界异议很大。在芝加哥大学学习的吴有训，用实验证实了康谱顿的理论。1924年和1926年，吴有训与康谱顿合作写了2篇论文，进一步证实了康谱顿效应。1927年，康谱顿因发现康谱顿——吴有训效应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金。
康谱顿——吴有训效应是近代物理学的一大发现，宏观世界进一步证实了爱因斯坦的光子理论，认识到电磁辐射以微粒的形式被吸收和发射，从而揭示了光具有微粒和波动的双重特性，这就导致了近代物理学的诞生和发展。这一效应也阐明了电磁辐射与物质相互作用的基本规律。因此，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
另外，汪德昭在1945年研究大气中离子平衡成绩显著，并成功设计了超灵敏度静电计及超微量天秤。他关于超声波在液体中的吸收和色散、乙种放射的性质、同位素在科学及工业上应用、光致现象、郎氏离子分析仪等方面的研究，也都是独创性的工作。周培源在引力论方面、流体力学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重要成就。张国潘提出的求原子半径的理论与方法，是独创的研究成果。他在湍流理论的研究方面，也颇具独到见解。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学者开始研究近代天文学。1915年，中国天文学会在北京成立，曾就读于福建船政学堂、后留学比利时的著名天文学家高鲁主持学会工作。同年，中央观象台以该会的名义出版《观象丛报》，每月一期，发表文章的内容包括气象、地磁、地震、气象记录等，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普及天文学知识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接管了青岛测候所，更名为“胶澳商埠观象台”。1929年又改名为“青岛市观象台”。国内学者利用其原有的仪器设备从事天文观测，记录了大量气象资料，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应用价值。
随着天文学研究的深入以及教育机构的增加，中国出现了一批天文学研究队伍，并在这一领域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成就最大的当推张钰哲和李珩。
张钰哲在美留学期间，于1928年冬发现了一颗编为1125号的新小行星，定名为“中华”。1941年9月21日，在我国可见到日全食，他率领一个九人的远征观测队，携带各种仪器，奔赴甘肃临洮进行观测，对全国日全食时天空亮度的测定获得成功。1946年，张钰哲赴美从事天文的学习与研究，在叶凯士天文台进行的变星照相观测中发现一颗新变星，年底，他参加了在波士顿城召开的美国天文学会年会，宣读了他在麦唐纳天文台用2米反射望远镜进行交食双星光谱观测的研究论文，受到国际天文学家的高度赞誉。
李珩教授发表的《造父变星统计研究》、《造父变星周光关系的零点测定》、《红巨星的模型》、《星际钙线的等直宽度》等论文，都体现了当时我国天文学的研究水平。
民国时期，涌现出诸如贝时璋、朱元鼎、沈家瑞、邓来群等一批著名的生物学家。
贝时璋从20世纪20年代起，一直从事实验生物学的研究，对细胞的常数、再生、分裂、转变等活动规律作了各方面的研究。他30年代提出的细胞重建观点，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创造性的发现。关于细胞的繁殖增生，一般认为是由原来的母细胞分裂而来的。根据传统观点，细胞的分裂是细胞繁殖增生的唯一途径。贝时璋通过实验研究，发现除细胞分裂外，在生物体内，以某种物质为基础，也可以一步步形成完整的细胞。这是在生物体内，在建立细胞的原料和条件都已存在的情况下进行的，不是完全新的，所以称作细胞重建。他的这一发现，对生命科学的诞生与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朱元鼎从1929年开始通过各种途径向国内外索取和收集资料，进行整理和研究，经过几年的努力，编成了近20万字的我国第一部鱼类分类专著——《中国鱼类索引》。该书收集整理了1500多种中国鱼类的资料。1923年4月又完成了《西湖鱼类志》一书的编著工作。此后，集中精力从事鱼类演化理论方面的研究。1935年，他发表了论文《中国鲤科类之鳞片、咽骨与其牙齿之比较研究》。几十年来，这些著作因比较深入地探讨了鱼类演化和形态变化的关系，给鱼类分类提供了科学依据，而一直被中外鱼类学教学研究工作者列为必读参考书。
在20世纪20年代，沈嘉瑞即开始对甲壳动物进行研究。从1929年公开发表文章，到1975年逝世，先后发表科学论文和专著96种。他的研究为我国无脊椎动物学提供了教材，为全面了解我国甲壳动物源积累了基本资料，开创了新的研究领域。他是我国甲壳动物分类学的创始人，是我国第一位专门研究蟹类的专家。在他研究的前期（1929—1949年），主要是进行中国蟹类的分类研究，对我国黄海、渤海、山东半岛的蟹类分类的研究有所突破。他编写的《华北蟹类志》，不仅有详细的文字描述，并附有精确的插图，是我国甲壳类动物的第一本分类学专著，其质量之高，常为国际学者所推崇。
另外，我国著名的真菌学、植物病例学和森林学专家取来群，在真菌分类学上，于1930—1940年间发现新属、新种120个。这引起杰出的发现，使他被列入英国真菌学家辞典。
20世纪20、30年代是地质学的黄金时代，涌现出许多杰出的地质学家，而且他们每一个理论学说、观点的提出、创立、发表，无不在世界上引起轰动。
李四光通过创造性的实验和对我国许多山脉走向的实地考察，创立了构造地质学的边缘学科——地质力学。这一理论，否定了外国地质学家断定中国是贫油国的结论，对我国找矿和地震的研究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结束了我国只能靠洋油的历史。他的另一伟大贡献是对第四纪冰川的研究。地球发展史上曾出现过几次大冰期，距今时间最近的一次，发生在二三百万年以前的第四纪，在冰期，冰雪漫山遍野，然后逐渐形成流动冰川，这就是第四纪冰川。北欧、北美等许多地方都发现了第四纪冰川遗迹，在中国的许多外国地质学家武断地认为，中国没有第四纪冰川。经过李四光对太行山、九华山、天目山、庐山等地的实地考察，证明中国确有冰川。这一发现，对古代地质构造、气候变异、生物迁徙等课题的研究，对工程地质、水文地质以及地质基础理论的探索，都具有重要意义。
著名古生物学家杨钟键，于1927年发表博士论文《华北新生代后啮齿类》，标志着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的诞生。他研究华北的新生代地质，发表了有关周口店各地点及华北新第三纪哺乳动物群的著作，主要涉及啮类、兽形类等小哺乳动物的化石，偶蹄类及及大量新生代地层及地层发育史等方面。这些论著是研究古生物学方面的经典著作。30年代后期，他的工作重点逐渐转到研究爬行动物化石和中生代地层方面，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古人类、古脊椎动物研究所，成为这门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1932年，黄汲清发表的《中国南部二叠纪地层》一书，是我国第一部断带地层的系统总结。他发表的许多论文，在世界上受到高度重视。特别是1944至1945年，他总结了全国的地质材料，写成《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对国内外地质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外，翁文灏提出的“燕山运动学说”，也为世界学者所公认。
著名大地测量的地球物理学家方浚，在1930—1935年间，和曾世英合作，编写了《中华民国地球挂图》。他进行的球体力学和地球形状的研究，是国内首创，在国际上也属新兴学科。
竺可桢于1928年创办南京气象研究所，1933年出版《中国气象之运行》，是我国最早关于东西大气环流的研究；1934年，他发表《东南季风和中国雨量》一文，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1936年发表的《中国气象概论》是我国第一次对本国气候的整理阐述。他提倡物候学，于1931年写了《论新月令》，分析1921—1931年间南京物候记录，证明按物候安排农事，比依据二十四节气更为适宜，因而主张以物候观测为基础，制定新的农历。1934—1937年间，他逐渐组织建立的物候观测网，后因抗日战争爆发而中止。
著名地质学家、地层学家、考古学家袁复礼，于1928—1930年在新疆吉木萨三台大隆发现兽形爬行类动物化石，轰动世界，北平《晨报》、天津《大公报》等都在头版刊登新闻报道，德、法、瑞典等国报纸亦纷纷转载。他在三台大隆采集的兽形爬行类化石标本，经戈定邦博士在德国研究，于1939年用德文发表专文，定名“袁氏三台龙”。
（二）应用技术
1．工业技术
20世纪，工业技术方面最值得称道的是工程技术的发展。我国著名桥梁专家、教育家茅以升，在杭州主持钱塘江大桥工程时，发明了“基础、桥梁、钢梁”三种工程“上下并进、一气呵成”的新方案。按照这一方案，以最短的工时（两年半），最少的资金（全桥合美金160万元），建成了当时我国最大的桥梁——钱塘江大桥。
现代著名电机工程学家丁舜年，于1930—1940年在上海华生电器厂任职期间，主持设计了当时国内最大的交流同步发电机，还设计研制了低噪声新型电扇，远销香港、东南亚各地，深受欢迎。至今上海“华生”电扇在国际市场上仍是名牌产品。
20世纪40年代初，尤里烈于玉门油矿主持建成我国第一套双炉热裂生产装置。1948年，首次在国内试验成功裂化炉管蒸汽——空气除焦工艺，代替了国内外广泛使用的风动钻头机械清焦方法，大大提高了清焦质量。此项技术当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推广，国外也广泛采用。
1945—1949年间，著名金属物理学家、机械工程师张作梅，系统地研究了金属剪切、冲裁机理，对金属在剪切过程中的金属流动和分离，得到了系统的实验数据。
1931年，国民党政府实业部在南京设立中央工业实验所，分菌种、酱油、酒精三组。在著名工艺微生物学家、发酵化学专家陈陶声领导下，对淀粉质质料制造酒精进行了研究，并从事酒药、酒曲的微生分离。他们分离出可用于酒精生产的酵母和阿明诺酒母及阿明诺法所用的一株根霉，为后来研究出阿明诺酒母混合找下了基础。此外，他还对数千年沿用的土法酱油进行了改良。
在漆的使用研究中，陈东在《大漆及其工业应用》一文中，证明漆酚有良好电性，可作高压变压器油，漆酚制的喷漆有优异的耐磨耐腐蚀性。1941年，由他任工程师的福建省企业公司皮革厂制成中国墨汁染面革。这些研究工作为漆的利用和皮革制造业开辟了新的天地。
2．农业技术
20世纪以来，农学研究出现了一大批研究成果。
在林业研究方面，著名林学家梁希在对我国森林作全面考察后，于20年代建立了“发挥森林的多种效益，发展森林为整个国民经济服务的林学思想”，并对东西林学思想进行综合，创立了中国的林产制造化学这一单独的学科。抗日战争期间，他改良桐油制取法，使我国桐油产量大大提高，为抗战做出了贡献。他撰写的《林产制造化学》一书，集国内外林产化学之大成。
在水稻研究领域，著名水稻专家丁颖弄清了我国栽培稻种几千年来的起源和演化过程，从而纠正了国内外学者的许多片面或错误观点。根据水稻的起源、演变、栽培发展过程以及生产和栽培技术对品种的要求，结合最易区别的植物学特征来区分栽培品种的“水稻品种系统分类法”，是他独创性的研究成果。通过对全国各稻作区的充分调查研究，他从生态学的观点出发，以各地区的温度、日照等气候因素为基础，以分布于当地的稻种类型为指示植物，并结合地区的栽培制度，把全国划分成6个稻作带：华南双季连籼稻带，华中单、双季籼粳稻带，华北单季粳稻带，东北早熟粳稻带，西北干燥粳稻带和西南高原籼粳稻带。这种划分使各个稻作带界线分明，特点突出，一直沿用至今。难能可贵的是，他分析了西北地区的气候、病虫害、土壤、水利等方面的利弊，提出要把这个地区单独划分成稻作带。他还分别概括出单季稻和双季稻的气温指标，分别提出了低温、燥热和高原区域的稻种类型分布等。他选良稻种60多个，创造了“水稻区制选种法”和“水稻品种多型性”理论。这些研究，对选育良种和品种提纯复壮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小麦研究中，著名小麦专家金善宝从1928年开始，编著我国第一部小麦文献《中国小麦分类之初探》，提出实用小麦论。他还亲自培育了许多优秀的小麦品种。
1937年，蔡旭发表《中央大学农学院五种改良小麦品种》一文，对该校选育的良种作了介绍，这是我国最早推广的小麦良种。他还发表《小麦田间试验技术的研究》，论述了小麦田间试验小区和区组的大小、形状以及重复次数的多少与控制土壤差异、提高试验准确性的关系等内容。他于1942年主编的《四川小麦之调查试验与研究》一书，分为调查、实验与研究、推广及改进意见4篇，内容详尽，其中，最具有深远意义的是国内外小麦品种在我国不同地区种植后的表现，探讨了我国品种的自然分区，其实验结果及论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成为小麦生态区划的基础，对国内外引种工作、品种区域实验示范和推广起了指导作用。
在兽医学方面，著名兽医学家程绍回成果显著。他在上海主持建立了第一座血清制造所，研制牛瘟血清等生物药品，1935年此项研究获得成功。从此，上海再没有发生过牛瘟。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四川秀山县建起一座规模更大的牛瘟血清和脏器苗制造厂。1940年，中央农业实验所兽医系搬到四川荣昌，在他的领导下，又建立了一座血清厂，生产社会急需的生物药品。这些工作，使他成为我国兽医生药的奠基人之一。以后，他又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中央畜牧兽医研究机构——中央畜牧实验所，为全国发展畜牧兽医工业和根除牛瘟打下了基础。
在土壤肥料科学方面，张乃风通过对苏、皖、黔、滇等14省153个“三要素肥效田间试验”，得出“各该实验地土壤，氨素养分最缺，磷素次之，钾素更次之”的结论，为合理施肥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科学依据。
土壤化学家候光炯于1931年写成《水稻土的层次形态与生产力的关系》一文。1940年，他又发表《土壤粘韧曲线测定法》，这一论文收入第届国际土壤学会论文集。他的研究成果在苏联、美国、匈牙利等国刊登介绍，但在国内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3．医药技术
进入20世纪，我国医药学开始向中西结合的方向进一步发展。早在1934年，叶桂泉就在《近世内科国药处方集》一书中，提出医学不分中西门户的观点。他以中医方法治病，以近代科学说理，渴望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受到国内外学者的赞誉。
在内科方面，著名医学家苏德隆发现新抗菌素和肝癌病因新理论，贡献很大。
著名心血管病专家吴英恺，是我国开展胸部及心血管研究较早的专家。1940年，他首次在我国切除食道癌成功。1944年结扎先天性动脉导管成功。
在神经科方面，著名神经生理学家冯德培连续发表了多篇关于神经肌肉接头的传递问题的研究论文，为化学传递说提供了可靠的论证，有些论文在国际上仍受重视。20世纪40年代后期到解放初，冯德培对神经膜电位和神经结缔组织鞘的作用进行了研究，证明神经膜电位是属于董南氏电位性质，神经结缔组织鞘为有效的弥撒障碍物。这为医治神经病人提供了极为准确的识病特征，便于对症下药。
在防疫方面，著名医学家、真菌学家刘永纯创立了卡介苗防痨工作打下了基础，他对狂犬病的防治贡献尤为突出，于1936—1951年间对6000余人进行防治，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他还首次在我国分离出强毒性狂犬病毒和假性狂犬病毒。
自19世纪初，东北地区鼠疫流行，白希清于1947—1951年间，经过反复观察、试验，首次在通辽取得了消灭黄鼠、控制鼠疫的经验，然后推广到其他地区，从而控制了流行百年人间鼠疫。
在性病防治方面，著名皮肤科、性病学专家刘蔚同，发现淋病感染后在淋病分泌物中，可查见类脂肪体数目与淋菌浓球数目成反比。该项研究成果为世界首创。
在儿科，杜德顺关于新生儿破伤风治疗研究方面的成就突出，有效地医治了新生儿破伤风，解决了中国医学上一大难题。
眼科方面，著名眼科学家张效房，在眼内异物摘除方面有36项创新。主要有：方格定位摘除法、薄骨定位法、磁棒接力摘出法、激光凝团摘出、各种定位校正法、吸附定位器、指示杆定位器、爪式异物钳、眼内异物定位电子计算机校正计算法，异物定位测量器等。
在骨科和外科方面，著名骨科、外科学家陈景云对周围神经损伤的治疗，堪称全国权威。在晚期战伤治疗、改进关节功能方面，如髋关节成形术、肘关节切除术的改进、半侧骨盆的切除术，在国内骨科界享有盛誉。颈枕融合术也是他首先在国内进行的。他所领导的骨粘固剂的研究和临床应用，为我国填补了空白，另外，陈中伟的断肢再植技术非常高超，被国际医务界誉为断肢再植的奠基人。
第二节&& 教育事业
一、近代教育事业的兴起
（一）洋务派兴办的新式学堂
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为达到富国强兵、抵抗外侮之目的，努力发展教育，兴办各类新式学堂，学习西学，沿用西制，中国的近代教育由此兴起。
洋务派所办新式学堂，主要分为外语、技术、军事三大类，以培养洋务事业所需的“外国使才”、“制造通才”、“水师将才”。
1．外语学堂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长达30余之久的洋务运动揭开了帷幕。洋务派在办洋务、与洋人打交道过程中，急需翻译人才。为了培养外语人才，清政府设立了外语学堂。
1862年6月，中国近代第一所外语学堂——京师同文馆正式建立。同文馆第一年仅开设了英文馆（班），第二年开设了俄文馆、法文馆。1871年后又增设了德文馆、日文馆等。京师同文馆直接隶属于总理衙门，由总理衙门从选送入京的八旗子弟中挑选学生，并负责延聘外文和中文教习。初期的同文馆，还带有浓厚的封建学衙气氛，规定入学学生必须具有科名，有一定的中文基础。入学后仍要课以经史文义，并要严格遵守校纪校规。
1866年，奕訢等人奏请扩大同文馆规模，在英、法、俄文3馆之外，另设天文算学馆，
1867年天文算学馆正式开办后不断增设新课目。主要课目有：天文、地理、算学、物理、化学、万国公法、外国史地、医学生理等。学科的增多，表明同文馆已由单纯的外语学堂发展成为一所具有近代性质的外语科技学堂。学生来源也由八旗子弟推广到民间。
继京师同文馆之后，洋务派兴办的外语学堂还有：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台湾西学堂、湖北自强学堂、天津中西书院、新疆同文馆、珲春俄文书院等。这些外语学堂适应时代发展，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众多的“外国使才”，仅京师同文馆毕业的学生中就有28人做了驻外公使一级的外交官。像京师同文馆的张德彝、陆征祥，上海广方言馆的颜惠庆等人，均成为近代史上有影响的职业外交官，为发展近代中国的外交事业，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作出了积极努力。
2．技术学堂
洋务派发展军事民用工业，无论是办厂开矿、筑路造船，还是机修海运、电信电报，均离不开专业技术人员。为此，左宗棠于1866年率先在福州马尾办起了船政学堂，以培养造船、驾驶方面的专业技术人员。
1867年，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接受福建船厂监督日意格关于“造船之枢纽，不在运凿杆椎，而在画图定式”的建议，创办了马尾绘事院。在这之后，洋务派所办专业技术学堂还有：上海机器学堂、福州电气学堂、福州电报学堂、山海关铁路学堂、南京矿务学堂、湖北矿务局附设矿业学堂、武昌铁路局技术学堂、南京储才学堂等。
福州马尾船政局学堂是中国最早的专业技术学堂。初名为“求是堂艺局”，内设前学堂、后学堂。前学堂为造船专业，主要学习法语、算术、几何、代数、三角、天文、地理、航行等课程，由法国人授课；后学堂为驾驶专业，课程主要有：英文、算术、几何、画图、机械图说、机械操作等，由英国人授课。学生毕业年限为5年，学习成绩优异者，可选送英、法两国继续深造。该校共为社会培养各类船政人员600余名。
3．军事学堂
洋务运动期间，兴办最多的还是各类军事学堂，对洋务派来说，创办近代企业的根本宗旨是要“西洋诸国以火器为长技，欲求制驭之方，必须尽其所长，方足奇其所恃”。因此，发展近代军事工业、建立一支近代化军队便成为洋务运动的“第一要务”。创立军事学堂、培养军事人才也随之成为洋务派的办学重点。
从1874年开始，洋务派陆续兴办各类军事学堂近20所。主要有：上海操炮学堂、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天津北洋武备学堂、广东水陆师学堂、广东黄埔鱼雷学堂、山东威海卫水师学堂、南京水师学堂、南京陆师学堂、奉天旅顺口鱼雷学堂、直隶武备学堂、湖北武备学堂、浙江武备学堂、天津军医学堂。另外，福州马尾船政学堂也是一所半军事性质的学校，其中的驾驶专业，就是专门培养“水师将才”的。
军事学堂所需经费大部分由清政府从海防费中开支，各学堂均聘有外国军事教练，开设课目以外语、自然科学、军事科学为主。学堂规制多仿西洋军事学校，毕业年限各校不一，毕业后授予相应军职，从军服役，或择优出洋。军事学堂为近代国防事业培养了不少人才。据统计，仅1890年设立的海军学校，就为近代中国海军培养了1300多名专业技术人员。他们中的许多人，如严复、邓世昌、林永升、刘步蟾、林泰曾等，都为抵抗外侮、加强国防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洋务派创办的新式学堂，注重学习西方先进科学知识，引进西方的教育体制，为社会培养各类人才，其性质已不同于旧的学堂书院，是对封建传统教育的一大革命。洋务教育奠定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基础。
（二）教会学校的创办
1819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马六甲创办了中国最早的教会学校——英华书院。之后，澳门、香港、广州等地陆续办起了一些教会学校。鸦片战争后，伴随着外国传教士在华势力的增长，教会学校也不断增多。由于各教派的历史传统、宗教习俗、传教手法存在差异，再加上所属宗主在华利益的不同，因而所办教会学校也各具特色。
19世纪40至70年代，天主教所办教会学校在数量上要多于其他教派。据统计，1875年左右，在华教会学校约800余所，学生2000余人，其中天主教所属450所，学生1400余人。天主教教会学校以小学为主，多散布于乡间。办学的目的是为了培养传教士，发展更多的教徒，以扩大天主教在中国的统治网络。天主教曾是西欧封建时代的传统宗教，进入近代以来，仍留有较多的封建因素。因而所办教会学校宗教气氛浓厚。学生主要研习圣经，除了参加每天的宗教仪式与活动外，还要经常聆听传教士的布道与训话。教师要严格按照天主教要求培养学生。后期，这些学校也开设了一些西学课程，但为数极少。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外国教会的办学步子也不断加快。1875—1919年间，新教教会学校数目由350所增加到4000余所，在校学生达20余万人，已在数量上赶上和超过了天主教教会学校。新教教会学校主在是英、美两国所办。初期，英国教会学校占据数量优势，后期美国教会学校增长较快。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在华教会学校净增已占总数的70%以上，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英、美两国在华势力的变动情况。
在华新教教会学校虽然还带有一定宗教色彩，但较之于天主教学校，其科学化、近代化的色彩更为强烈。新教教会学校不再单纯追求发展更多的教徒，而是注重从精神上影响掌握未来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为其长期在华统治培植势力。从这一点出发，新教教会较之天主教更注重发展中、高等教育。以大学生而言，1919年新教教会办有13所，而天主教仅有一所。新教学校教育偏重于知识的灌输，除了宗教必修课外，学生可选修外语、自然科学、医学、法学等课程。另外，新教教会还通过女子学校、盲哑学校来提高自己在华声誉，扩大新教的影响。
教会学校，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种“舶来品”，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可以说是双重的。一方面外国教会通过创办学校，在中国推行奴化教育，维护西方列强的在华统治。另一方面，教会学校也带来了西方的先进科学知识，在一定程度上起传播文化和积极作用。
（三）留学教育
中国近代留学教育开始于容闳。容闳于1847年随美国传教士布朗夫妇赴美留学，1854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是中国最早的留美毕业生。学成回国后，他致力于教育事业的近代化，倡导留学教育，积极向清政府建议：“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国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才”。1870年，容闳借赴天津协助办理天津教案之机，向曾国藩提出了派遣幼童赴美留学的设想，得到了曾国藩、李鸿章的支持。曾、李迅速奏请政府，并获得批准。容闳的建议之所以得到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官员的重视，是因为随着洋务运动的全面展开，人才缺乏的矛盾日益突出。许多军事民用企业只得依赖洋人进行生产，影响了洋务事业的发展，违背了洋务派创办企业的初衷。当时洋务派虽然也开办了一些新式学堂，但是单靠这一条办学途径，在短期内仍不能满足需求。1868年，担任清政府“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的美国前任驻华公使蒲安臣代表中国政府签订了《中美续增条约》，其中第7条称：“嗣后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须照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这无疑对实施留学教育起了催化剂的作用。
1872年8月12日，清政府安排陈兰彬带领第一批留学生詹天佑等30余人先期赴美国留学，以后每年分别派出一批留美学生，截止1875年11月，120名留美幼童按计划全部派出。
因为是第一次向海外派遣留学生，没有任何“祖宗之法”可遵循，清政府对此行十分重视，委派陈兰彬、容闳分别充任携带幼童赴美正副委员，赴美经理一切留学事宜。1874年，又责成容闳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城建立了中国最早的留学机构——中国留学事务所。并且每年支出白银6万两作为留学生的生活及管理费用，这对经济衰落的清政府来说，确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继留美学生之后，李鸿章、沈葆桢等人又陆续从福州船政局、福州船政学堂、天津北洋水师学学堂等挑选青年学生80余人，分别派往英、法、德等欧洲国家留学。从1872年至1886年，清政府共组织派遣了7批留学生，约计200余人。随着留学学生的不断派出，中国的留学教育开始走上了正轨。
留学教育是中国近代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实施留学教育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多方面的积极影响。
其一，留学教育冲击了传统观念。向海外派遣留学生，学习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文化，这本身就是对坐井观天、夜郎自大传统观念的否定。留学教育改变了中国传统教育的单一结构与封闭落后的状况，为多渠道培养人才、发展与完善中国的近代教育体制创造了条件。
其二，加强了中西文化的交流。清政府的长期闭关锁国，使中西文化的正常交流受到了阻隔。随着留学生的不断派出，中国的悠久文化开始传到西方各国，中西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不断增强。留学教育起了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作用。
其三，促进了近代中国社会的进步。随着留学生的学成回国，中国近代企业受制于洋人的状况得了改变，留学生为发展中国的民族工业，加速近代化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留学生不仅为近代中国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不断将西方的政治制度与民主思想介绍到中国，希望借鉴西方的先进制度改造中国。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救亡图存，维新变法很快成为一种社会思潮，促进了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兴起，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二、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
（一）维新运动时期的教育改革
1．改革书院制度
书院是中国封建传统教育机构之一，始建于南唐，兴盛于北宋。当时的白麓、石鼓、瞧阳、岳麓号称四大书院。明清时期，书院仍盛，但其学术气氛已十分淡薄，多数已成为准备科举考试的场所。进入近代以来，书院教育日趋没落，不能为近代社会培养有用人才。因而朝野上下有识之士，强烈要求改革书院制度，发展近代教育。
1896年3月，山西巡抚胡聘之等在《请变通书院章程折》中提出了“善变书院”的主张。同年，梁启超在给张之洞的上书中提出，变革书院首先要更改课程。认为：“日本变法以学校为最先，而日本学校以政治为最重”，中国对于西学“仅袭皮毛，震其技艺之片长，忽其政本之大法”，建议书院用政治学院之意，设立经学、史学、地学、算学课程，而以时务一门课程为诸学之归宿。这年10月，翰林院侍讲学士秦绶章上《请整顿各省书院预储人才折》，提出了整顿书院的三条具体措施：一是定课程。建议将书院课程分为经学、史学、掌故之学、舆地之学、算学、译学6门。二是重师道。提出“书院山长必由公举”。三是核经费。
1896年，贵州学政严修改革贵阳南书院，增设算学、时务、政要课程，首开书院新风。1898年，张之洞借鉴梁启超的建议，奏请将两湖、经心两书院，酌照新学堂办法，进行改革，重点是严立学规，改定课程。两湖书院课程为经学、史学、地舆（附地图）、算学4门，每门各设分教，诸生于四门皆须兼通。经心书院课程为外政、天文、格致、制造4门，每门亦各设分教。无论所学何门，均兼算学。规定两湖书院办学宗旨“皆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既免迂陋无用之讥，亦杜离经畔道之弊”。考试办法用宋太学积分法，每月终核其所业分数之多寡，以为进退之等差。入院学生年龄限制在25岁以下，学习期限5年，“学成者择尤酌量咨送请奖，学不成遣归，另招新生”。
在改造旧书院的同时，1896年5月，陕西举人邢延荚等人联名申请自筹款项，创建新书院，名为格致实学书院。在此前后其他各地创办的新书院还有：上海格致书院、上海正蒙书院、上海求志书院、杭州求是中西书院、陕西泾阳崇实书院等。
1898年6月，康有为上《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要求彻底改革书院制度。光绪皇帝采纳了康有为的意见，谕令内阁即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学堂。各地迅速照旨办理，山西改令德书院为山西省会学堂，江苏改江阴南菁书院为江苏省南菁高等学堂，天津改集贤书院为北洋高等学堂，其他各地的书院也逐步被学堂所代替。在中国沿袭了1000多年的书院制度宣告瓦解。
2．扩大办学规模
中国近代第二次办学热潮发生于维新运动时期，这时的办学规模比洋务运动时期又有子进一步的发展。其表现有以下3个方面：
（1）办学阶层更为广泛。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维新派痛心疾首，奋力呼吁：“近者日本胜我，亦非其将相兵士能胜我也，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也”。而我“乃鞭一国之民以从事于八股枯困搭截之题，斫人才而绝之，故以万里之大国，四万万之人民，而才不足立国”。因此，当务之急是广开学校，以育真才。在维新思潮的影响下，统治阶级中的许多有识之士，纷纷筹款集资，兴办学校，办学阶层很快由政府要员扩展到地方士绅、官商买办。1895年，天津海关道员盛宣怀奏准在天津设立中西学堂。1896年，湖南湘乡士绅开办东山精舍，仿湖北自强学堂成规，分设算学、格致、方言、商务4科。同年，钟天纬得盛宣怀赞助，于上海设立三等公学，采用新法施教。1897年，陈宝箴、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盛宣怀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刑部主事张元济在北京设立西学堂。1898年，陈芝昌等人捐资创办广州时敏学堂。学堂的增多，扩大了维新思想的传播。
（2）学校种类明显增多。维新运动时期，出于对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状况的迫切要求，人们开始注重创办各类学校。张之洞则认为，富强之道，不外农工商三事，而务农尤为中国之根本。主张创办实业学堂。1896年，江西绅商蔡金台等于高安县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实业学堂，讲求种桑、育蚕之法。1898年，张之洞在湖北省城筹建农务、工艺学堂。农务学堂租民田为种植五谷树木及畜牧之所，招收绅商士人有讲求农学者入学。工艺学堂聘东洋工学教习2人，分数理、化学及机器学。这一年，杭州知府林迪臣在杭州创办蚕学馆，课程有理化、动植物、蚕体生理、病理、解剖、气候、显微镜、饲育植桑、缫丝、采种、实习等。同年，广西巡抚黄槐森奏设经济学堂，按经济科内政、外交、理财、经武、考工、格致六事，分门立教。
在发展实业教育的同时，启蒙教育也受到了人们的重视。1897年，叶翰在上海主编出版《蒙学报》，刊载通俗儿童作品，广泛翻译介绍东西方各国教育儿童的新方法。1898年，钟天纬集资在沪北高昌乡设立棠阴、董威、湖海、平安4所小学堂，都以新法教授。他还自编了字义、歌谣、喻言、故事、智慧、格言、格致等12册教科书，取名“读书乐”。
维新运动期间，维新派还力主兴办女学。近代中国第一所女子学校是由英国传教士于1844年在宁波创办的。维新派把开办女学作为维新变法的一个重要内容。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论女学》，提倡女子教育。1898年6月，经元善在上海发起创办经正女塾，招收年少女子入学。课程分中文、西文两种。这是中国最早的自办女学堂。
（3）学校建制逐步拓宽。以天津中西学堂和上海南洋公学为例，天津中西学堂内分头等学堂、二等学堂。头等学堂相当于大学本科，二等学堂相当于大学预科，修业年限均为4年。二等学堂学生须照章学西文4年，方可进入头等学堂。头等学堂第一年课程不分科别，从第二年起各就性质相近，课以专门之学。专门之学分为土门工程、电学、采矿冶金学、机械学、法律学5门。教科书、教学内容及进度等均参照美国耶鲁、哈佛大学规章。中西学堂的开办，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它是我国教育史上废科举之先声，兴新学之第一回，开办现代大学之先锋，奠立法学、科学与工程教育之始基。
南洋公学内设四院，包括4种新型的学校教育。第一是师范院，为中国最早的师范学堂。第二是外院，相当于日本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堂，是师范院学生的实习基地。第三是中院，即普通中学堂。第四是上院，为大学性质的学堂。各院修业年限不等。上院学生毕业后可择优派送出洋，到各国大学留学。
3．百日维新与教育改革
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采纳维新的主张，颁布了一系列有关教育改革的法令措施，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4个方面：
（1）开办京师大学堂。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的诏令中明确指出，“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令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迅速议奏京师范大学堂开办章程，命吏部尚书孙家鼐为管学大臣，具体经办大学堂事务。开办经费、常驻年用款，由户部筹款。原设之官书局和新设之译书局，均并入大学堂。《京师大学堂章程》由梁启超参考日本和西方学制起草完成，共分8章52条。章程规定：京师大学堂办学方针为“中西并用”；课程分为普通学和专门学两类。各省学堂以京师大学堂为表率，并均京师大学堂统辖。
（2）废除八股考试，改革科举制度。1898年6月16日，康有为在受光绪帝召见时，力陈八股取士制度之流弊，明确提出了请废八股取士，改试时务策论的主张。光绪帝对康有为之言极为赞赏，遂下令废除八股文，规定凡国家的会试、省级的乡试、地方各府县的童生岁科，一律改试策论。会试仍定为三场，但考试内容有所改变，第一场考中国史事、国朝政治；第二场考时务学，专问五洲各国政治、专门文艺；第三场考《四书》、《五经》。童生岁科第一场考时务，第二场考《四书》、《五经》。在旧有的考试科目之外，开设“经济特科”。不久，光绪帝又下令废除朝考制度，停罢诗赋小楷考试，以后的考试以真才实学，而不凭楷法之好坏作为取士之标准。
（3）将各省、府、县书院改为新式学堂。光绪皇帝在《明定国是诏》中明白宣示：从今以后，王公大臣、士子以及庶民百姓，都要兼习中、西学问。之后，光绪帝又令各省督抚督饬地方官将各省、府、厅、州、县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的新式学堂。将省会之大书院改为高等学堂，郡城之书院改为中学堂，州县之书院改为小学堂，地方自行捐资办理的社学、义学等也要一律兼习中学、西学，凡民间祠庙不在祀典者，也一律改为学堂，并鼓励绅民捐资兴学。
（4）发展实业教育和文化事业。光绪帝依据康有为条陈的《请兴农殖民以富国本折》谕令：各省、府、州、县设立农务学堂；已开通商口岸及出产丝、茶省份，迅速设立茶务学堂与蚕桑学堂；各处铁路扼要地区及开矿省份，设立铁路学堂与矿务学堂；筹办医学堂与武备大学堂；国家设立翻译局与编译学堂，编译报刊书籍。还鼓励各地开报馆、办报纸、兴学会、翻译出版书籍、开放言论、派员出国考察、选派优秀青年学生到日本留学。
上述教育改革措施，反映了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主张和愿望，对封建传统教育产生了强大冲击。由于时间短，大多数封建官僚因循守旧，废八股、改祠庙为学堂又触及到一些人的切身利益，这些措施在推行中遭到抵制和拖延，大多未及施行，即被守旧派废止。
（二）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
1．制订新学制
清末的新学制始于1902年8月15日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成于1904年1月13日公布的《奏定学堂章程》。《钦定学堂章程》又称“壬寅学制”，由管学大臣张百熙拟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以中央政府名义制定的全国性学制系统，具体规定了各级各类学堂的性质、培养目标、入学条件、在学年限、课程设置和相互衔接关系。《钦定学堂章程》公布后未及实行，很快被《奏定学堂章程》所取代。
《奏定学堂章程》又称“癸卯学制”，是清政府派张百熙、荣庆、张之洞3人主持制定的一系列学制系统文件，它是中国近代由中央政府颁布并首次得到施行的全国性法定学制系统，较“壬寅学制”更为系统完备。新学制将整个教育过程分为3段7级。
第一段为初等教育，分为3级，即蒙养院4年、初等小学堂5年和高等小学堂4年。蒙养院是幼儿教育机构，招收3—7岁幼儿，将其纳入学制系统标志我国学前幼儿教育已进入国家规划发展的新阶段。初等小学堂为强迫教育阶段，儿童7岁进入学龄期后，一律进入学习，课程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算术、历史、地理、格致、体操等。高等小学堂以“培养国民之善性，扩充国民之知识，强壮国民之气体”为宗旨，课程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算术、中国历史、地理、格致、图画、体操等。初等学堂的要求以讲解为主，严禁体罚学生。
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只有中学堂一级，课程设置为：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外国语、历史、地理、算学、博物、物理及化学、法制及理财、图画、体操等课程，每星期上课36小时。
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分为3级，即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3年、大学堂（分科大学）3—4年、通儒院5年。大学预科的课程分政、艺两科，政科学生毕业后可升入大学堂的经学、政法、文学、商务4科；艺科学生毕业后升入大学堂的农、工、医、格致4科。京师大学堂8科齐全，设于各省的大学堂至少具备其中的3科。通儒院属研究性质，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宗旨。完成整个普通教育，大约需要25年时间。
从横的方面看，除普通学校教育外，另有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两大系列。
师范教育分为初级与优级2等。初等师范学堂与中等平行，主要培养初等、高等小学堂教员，要求每州县必设一所。初等师范学堂分为完全科与简易科。完全科课程为12门：修身、读经、语文、历史、地理、算学、博物、物理、化学、习字、图画、体操。凡师范生不交纳学费，毕业后有充当小学教员的义务，如想继续学习，可升入优等师范学堂。优等师范学堂的学科分为公共科、分类科、加习科3种。公共科课程有：伦理、群经源流、中文、东语、英语、辨学、体操、算学。分类科共有4个专业：中外文专业、史地专业、数理化专业、动植物与生理专业。每个专业课程都在12门以上，且以伦理、经学大义、教育学、心理学、体操为必修课。加习科有10门课程。优等师范学堂主要为中等教育培养师资。
实业教育分为初、中、高等3种，初等实业教育与高等小学堂平行的，有实业补习学堂、初等农工商实业学堂和艺徒学堂；中等实业教育与中学堂平行的；高等实业教育与高等学堂平行的。各级实业学堂一般都分为农业、工业、商业、商船4个专业。
《奏定学堂章程》奠定了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基础。章程颁布之后，各类学堂迅速发展，到1909年，各级种类学堂的数量已达5000多余所，在校学生人数超过16万人。
2．建立教育机构
中国近代新式学堂虽然从洋务运动时期就开始兴办，但一直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管理机构，学校教育工作较为混乱。1905年12月，清政府成立学部，作为统辖全国教育的中央教育行政机关，将原来国子监并入。学部的最高行政长官是尚书，其次为左、右侍郎等，首任学部尚书是荣庆、左侍郎是熙英、右侍郎严修。学部内分5司12科：一是部务司，负责总务事宜，下设机要、案牍、审定3科；二是专门司，主管文学、政法、学术、音乐等专门学堂事宜，下设教务、庶务2科；三是普通司，分管普通教育与师范教育，下设师范、中学、小学教育3科；四是实业司，管理实业学堂，下设实业教育、实业庶务2科；五是会计司，掌管教育经费开支及校舍发展建筑事宜，下设度支、建筑2科。各司设郎中，各科设元外郎，管理司、科事务。学部附设有编译图书局、京师督学局、学制调查局、高等教育会议所、教育研究所等机构。1906年清政府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颁布各部官制通则草案，学部机构作了相应的调整，主要是将总务司改为承政厅，增设图书司等。
地方教育机构也作了相应的改革。各省正式设立提学使司作为各省专管教育的行政机构，长官为提学使，提学使归督抚节制。提学使司下设总务、专门、普通、实业、图书、会计6课。府、州、县设立劝学所，为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县劝学所设视学1人并兼任学务总董。
学部、提学使司、劝学所的设立，表明近代中国形成了统一的教育管理机构。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教育行政机关渐趋完善，对振兴近代教育事业有着十分重在的意义。
3．编辑教科书
中国封建时代没有教科书之称。教学用书分为2种，启蒙教育多用《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应试科举则以《四书》、《五经》为范本。教会学校十分重视教科书的编辑出版，1877年成立“基督教学校教科书编纂委员会”，委员多为英、美传教士，如丁韪良、狄考文、傅兰雅等，委员会主要任务是为各教会学校编写出版教科书，到1890年，共出版了59种3万余册教科书与图表。许多新式学堂，在创办初期所用教科书亦多选用这些教材。
1897年，南洋公学师范生陈懋治、杜嗣程等人苦于没有合适的启蒙课本，合作编印了《蒙学课本》，这一年，还出版了《毛算数教科书》、《物算数教科书》、《本国初中地理教科书》。中国自编的中小学教科书由此开始。1912年以前，最有影响的教科为商务印书馆的《最新教科书》与学部之教科书2种。
1904年，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规定了各级各类学校的课程设置、学习年限、教育程度等问题。而原有的许多教科书体系杂乱，与现行学制不相适应。于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看准时机，组织力量，按照新学制，编辑新教材。首先编印了小学教科书，分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格致等学科，每科每学期1册，并且按照每课的内容专门编写教授法。整套教材定名为《最新教科书》。这套教材质量较高。在教材的通俗性、知识性、趣味性方面颇有独到之处，而且每课都结合内容，附有精美的插图。很受小学生的喜爱。后来，商务印书馆又编辑出版了中学、师范、女子等各类学堂的各科教学用书。
1906年，学部成立图书局编辑教科书，并决定在学部所编教科书未出之前，采各家的著述先行审定，以备学堂之用。1907年春，学部颁布了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第1册、《修身教科书》第1册、《教授法》第1册。学部所出教科书，大半仿商务、文明书局体例，但加入了许多不合儿童心理的古董内容，因而受到了社会舆论的尖锐批评。
4．留学教育的勃兴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在维新思想的影响下，人们纷纷出洋寻求救亡图存之路，社会上再次掀起留学热潮。留学的重点是东邻日本和欧美各国。
中日甲午战争，小小日本居然轻易打败了自视强大的清朝，这不能不引起中国朝野人士的震惊。愤慨之余，中国便想探求日本强大的原因。因此，当时的中国“莫不视游学东瀛为富强之要任”，于是出现了留学日本的高潮。
清末留学日本教育与以往的留学教育相比，有以下特点：一是留学生人数多。1896年3月，首批留日学生只有13人，但此后的几年间，中国留日学生人数快速增长，到1906年，留日学生达到1.2万人。短期内向一个国家选派如此多的留学生，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二是学文科的人居多。维新运动之前，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较为肤浅，认为西方的先进在于“船坚利炮”，所以留学教育的重点是学习西方的军事与工业技术。维新派提出了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主张，许多留日学生开始重视学习文科，着力研究欧美和日本的政治制度与先进思想文化。据出使日本大臣杨枢的统计，1903年，在日本各校的中国留学生有1300余人，其中学文科者达1100余人。三是自费生多。洋务运动时期的出国留学生大多是官费生，当时200余名留学生中，只有7名自费生。而这次的留日学生中，自费生所占比重较大，据梁启超统计，1902年留日学生中，自费生约占一半。四是女子开始留学。留学热潮使女青年深受感染，她们希望能同男同学一样出国留学。1901年，日本东京设立招收中国留日女学生的实践女校，中国女学生得知这一消息以后，纷纷要求赴日本留学，1904—1914年间，先后在该校留学的中国女学生达200多名，秋瑾便是该校毕业生之一。
在留学日本热潮出现之时，留学欧美也受到人们的重视。20世纪初，留学欧洲的学生主要限于英、法、俄、比、德5个国家，以学习科技为主。赴美留学人数的增加还是美国1908年提出退还庚子赔款和清华学堂建立之后。
1908年，美国国会决定退还大部分庚子赔款，作为中国留美学生的经费。从1909年至1937年，逐年拨款资助中国留美学生。为了保证留美活动的顺利进行，中国政府专门拟定了《派遣留美学生办法大纲》，规定在华盛顿设立“游美学生监督处”，作为管理中国留美学生的机构，在北京设立“游美学务处”，负责留美学生的考选派遣事宜。原计划每年派遣100名，后因考试成绩不佳，实际为1909年47人，1910年70名，1911年63名。
为了增强留美学生赴美学习的适应性，提高学习质量，清政府还创设了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民国成立后改称清华学校）。清华学堂于1911年4月29日正式开学。正常招收13岁左右的儿童入学，隔年招收10名女生。西学教师基本来自美国，课程设置、教材选用、教材方法、学生生活习惯都仿效美国，使用的教科书、上课、会议、布告、讲演都采用英文。清华学校学生经过8年的高强度学习，到美国后一般可进入大学生三年级学习，大部分人都能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清华学堂对提高中国留美学生层次和系统引入西学起了生要了作用。
除了中央政府选派留美学生外，各省也陆续向美国派遣留学生，再加上华侨子弟和自费生，留美学生不断增加，到1911年就达到650多人。留美学生的增加，中国留学生的流向结构从此发生了重大变化。
三、民国时期的教育事业
（一）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
南京临时政府在存在的短短几个月中，颁布了一系列发展资本主义文化教育的措施，致力于近代教育改革。其改革措施主要有以下2个方面：
1．设置新教育机构，消除封建影响。
1912年1月3日，孙中山任命蔡元培为教育总长。1月9日，教育部正式成立。部内组织极为简单，自总长至录事不过30余人，除总长、次长由政府任命外，其余概不呈请任命，统称部员，也无所谓分科办事。
1月19日，教育部公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14条，这是中国资产阶级首次以中央政府名义发布的教育文件。“暂行办法”规定：清末各种学堂，一律改称学校，监督、堂长一律改称校长；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各种教科书务必合于共和民国宗旨，禁用清学部颁行的教科书；民间流行的教科书凡内容与形式具有封建性而不符合共和民国宗旨者，即予以改正；废止小学读经；注重小学手工科；高等小学以上体操科应注重兵式；初等小学算术科自第三年起应兼课珠算；中学校为普通教育，不必分文科与实科；中学和初级师范学校学制改为4年；废止奖励科举出身，从某级某类学校毕业者即称某级某类学校毕业生。3月2日，教育部致电各省都督。电文称：现高等以上学校规程尚未颁布，应暂照旧章办理，但《大清会典》、《皇朝掌故》、《国朝实事》及其他有碍国民精神之科目，须一律废止；关于前清御批等书，一律禁止采用。上述措施，体现了消除封建性，强调男女平等，注重实用技能等原则立场，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教育要求。
2．改定教育宗旨
从洋务运动开始，创办新学者无不重视教育宗旨的制定，各学堂均规定了自己的办学宗旨。1906年3月，清末学部公布了教育宗旨，即“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封建统治，原有的教育宗旨与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方针大相径庭。1912年2月，蔡元培提出对清末学部制定的教育宗旨加以修正，认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