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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我们终将逝去的中学时代
　　上课，读书，做题，考试，家长会，分数线，倒计时，焦虑，熬夜，走神……这样的日子仿佛无休无止，让人看不到何处是尽头。忽然间，就在这个夏天，时间的屏幕上跳闪出一行字： 中国论文网 /9/view-4471039.htm　　Game over！ 恭喜你已经打通所有关卡！ 　　一切戛然而止。一个声音响起来：“毕业了，散了吧！”散了？是的，是时候撤离这个叫作“中学”的战场了，无论你是去飞翔，还是去逃亡。这场“战争”在六年前打响，在三年前升级，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挺下来了。 　　可是，你的脚步为何流连，你顾盼的眼神还在留恋什么？ 　　谁说这只是一场战斗的游戏？那是我们的成长，是我们的青春，是我们的花季和雨季，是梦与爱、智慧与勇气的萌发，是生命中绝无仅有并且永不再来的中学时代！ 　　当“硝烟”散尽，转身回望，也许我们可以看清一些曾经看不清楚的东西。那就请向六年前、三年前和现在的自己做一次认真的凝视吧，用这样的一个仪式，向我们的中学时代告别。 　　陈 悠 　　刚上初中的时候，我生了一场病，打针吃药的副作用就是迅速膨胀成了一个圆滚滚的小胖妹。正是女孩子爱美的年纪，我想换了谁都会觉得难过，觉得抬不起头吧。表面上装着不在意，其实内心很煎熬。我的初中没留下几张照片，要知道，那可是身边同学们最爱拍大头贴的年代啊。 　　煎熬着，煎熬着，事情却无声无息地发生了改变。看我高一时的照片，整个人瘦下来了，剪了短发，清清爽爽的，很励志有木有？ 　　第三张照片是我前不久参加一个化妆比赛，拿了奖杯以后的臭美照。概括我这六年来的变化，一个词很俗气但也很贴切：长大。中间的很多波折别人看不见，回首往事才明白，必须非常努力，一步一步来，并且永远别丢失信心和乐观的心态！ 　　周梦苏 　　从小到大要说最大的一点变化就是身体了。 　　小时候得了一场胃病，营养吸收不良，别人都发育得很快，我却好像总也长不大，也总是被同学笑话。读初一时，我的胃痊愈了，饭量增加了。从那时起我就对自己许诺：我要坚持每天锻炼，长高、长壮，再也不要被笑话了。坚持了三年后，我中考体育拿了30分，五年后，运动会400米获奖，六年后，终于长到了一米八。 　　到后来我才意识到，自己变强的不仅是身体，还有意志、韧性等各种品质。 　　薛 坤 　　六年眨眼之间成为记忆，我变化最大的是性格。 　　六年前我是个性格开朗没有烦恼的小学生，那时的我虽然学习不认真但丝毫不带厌学的情绪，课间总能和同学们打成一片，做事有点不计后果。 　　三年前，我第一次尝到为升学而到处奔波的辛苦。在崭新的初中生活里，我体会到了那种远离家人独自步入新环境的孤独。也许从那时开始我学会了独自望着夜空——想家或是思索。渐渐地，我变得内向。 　　高中带来了更多的尝试，内向的我也时常有大胆的计划，为成功投石问路。可是初衷与失败总是狭路相逢，风雨过后的阳光更像是属于别人的。沉静的背后有忍耐，但相信经过高考的洗礼之后，属于我自己的目标终将萌发。 　　王梦燚 　　小学时我性格很腼腆，非常内向，都不怎么跟同学讲话，死党只有一个，而且基本上都是她找话题。那时候我上课回答问题都会脸红，音乐考试我不好意思开口唱，唱几句就忘记歌词，后来勉强及格。 　　上初中后，同桌性格很开朗，在她的带动下，我也开始喜欢热闹了。这样的改变，立刻就为我带来了更多好朋友。我们每天都会去逛操场，讲一些彼此的小秘密，我觉得自己开始打开心扉了。 　　高中参加了文学社和小记者团，刚进社我就鼓足勇气，毛遂自荐当上了副社长，然后是组织各种活动、催社员写稿……胆子大起来，脸皮“厚”起来，从此再也不怕跟任何人说话了。 　　唐佳慧 　　这六年来，我从一个上课乖顺听话，课后却是疯丫头的小屁孩，长成了敢发表意见（俗称吐槽）的正经靠谱姑娘！但是，我也从一个从来不忧虑体重的瘦子，变成了一个看着指标胆战心惊且担心以后会没人要的胖子。从前的愿望是胖一些，现在的愿望是把一部分体重加到身高上。 　　我的梦想从小学开始变迁——六年级想考杭州外国语学校，立志做一个外交学院精通英语的知性女孩，结果没考上；初三作为文学社社长想考杭二中，梦想将来考上复旦新闻系成为调查记者，结果没考上；幸好杭高收留了我，在这里，一个尚未成形的“女文青”迅速转变成了“理科女”，在杭高天文社“仰望星空”的日子，让我的世界慢慢开阔，目标更加清晰。感谢这些年。高三结束，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每个人不管走得远近，都会走得更坚定。 　　林舒晴 　　小的时候喜欢各种小动物，包括各种虫子，以及白白胖胖的蚕宝宝，每天晚上我为它们铺好“床”，把它们一条条抓起来放在手上，看着它们挤成一团团的，再一条条把它们放到桑叶上，放在我的床头，听着它们沙沙吃食的声音，进入梦乡。 　　长大后，我的目光转向了各种大型哺乳动物。我非常希望拥有一头海豚外加一只美洲狮，我会好好饲养它们并且让它们成为非常好的朋友。 　　林志良 　　“光阴似箭催人老，日月如梭赶少年”，我就这么一步步地被推上了一条叫作成长的路。六年前的我，跟家人在一起很幸福；三年前的我，自认为长大了，觉得原先的那种幸福观实在太幼稚，内心里认为一个人自由自在、没人管我才是幸福的；而现在，离家远行的日子越来越近，我又重新意识到，我的幸福里不能没有我的家人。 　　我不敢找出和家人合影的相片，因为我可以见证自己的成长，却不能接受他们正一点点老去。转眼间六年就过去了，时光褪去了我稚嫩的外衣，也让我明白了很多曾经不明白的道理。列夫·托尔斯泰说：“幸福在于为别人生活。”是啊，此时我才真正明白幸福的含义。 　　陆辰怡 　　小学的时候经常背着一个比自己上半身还要大的鼓鼓的书包，翘着马尾辫一甩一甩地自己去上学，放学了也不希望大人来接，自己一个人慢慢地走回家。一到周末便出去“野”，中饭扒了两口又去和小伙伴们会合了，总之是不想回家。
　　直到有一天，突然意识到人是会老去的，生命是会逝去的，内心有一种酸楚，我不想让身边的人离开，自己也不想离开他们。回家便成为了一天当中最期盼的事，我想维持这幸福的现在，也就是念旧吧。即使我知道终有一天，现在的我们，也会分开。 　　吴亦轩 　　一路走来，最大的变化是不再固执。 　　小时候以为，固执就是坚持信仰，追求梦想。我固执地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存在着，并渴望与自己同行的人也能按照这种方式来演绎生活的节奏。于是变得霸道，明明有些事情干脆得如同两点间的直线，我却总不肯相信，硬生生地想把它算成射线。后来在无数次摩擦与碰撞中，我慢慢懂得，一个人虽然不能轻易言弃，却绝不能固执。若是因为固守太多，执著地想让眼前荒芜的盐碱地开遍茶花，那么错过的便是回头那一片鸢尾花。 　　张之湄 　　如果说变化，那一定是被岁月磨去的棱角。 　　过去的我，总是任意妄为多一点，无所畏惧多一点，不拘小节多一点。我也不清楚这种变化好不好，但我明白，我已经从以往的凡事以自我为中心变成现在凡事以大局为重，从以往的畅所欲言变成现在的谨言慎行，从以往的无理取闹变成现在的体贴父母。虽然与生俱来的灵性少了很多，但至少我学会更好地与他人相处，学会更好地生活。我想这份圆润也是一种成长吧。更让我庆幸的是我拥有了更多爱我和我爱的朋友，陪伴我走过每一段荆棘密布的岁月。 　　王硕磊 　　小时候，我总幻想统治世界，幻想修仙，幻想拥有超能力，幻想无尽的糖果山……大了一些，我追随文学，追随巴枯宁，追随别林斯基，追随《追忆似水年华》，追随《呼啸山庄》，追随《草房子》……再大了一些，我崇拜英雄，崇拜赫尔岑，崇拜苏轼兄妹，崇拜李叔同，崇拜那些为他人付出生命的人。现在，我懂得感恩，拥有理想——想做一个守望者，想为别人的自由而奋斗。 　　凌怡然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我的身高注定我没法长成一个高大威武的巨人，但妈妈告诉我，我是与别人不一样的，我刚出生的那一刹便睁开眼睛，我怪物般的长了六只小耳朵，我是一棵名叫“蒿蒿”的小草。 　　小时候很害羞。我很会演讲，却总是在上台前紧张到哭，但我一直在寻找巨人。生命中，我遇见过很多心目中的巨人，小时候，那是母亲，后来，是好朋友，是老师。在那些自卑与敏感中我不断努力，直到自己也渐渐优秀，才发现是他们导引了我的青春。 　　回望我的中学时代……嗯，是的，我一直在寻找一个巨人。 　　我们的中学时代终将逝去，但它永不散场。 　　拉 练 　　许国全，告别中学时代40年，现为教师 　　由于众所不知的原因，这个学期周末我有机会就开车出去兜风。 　　上周我向西先沿天目山路出杭州市区，然后走一些老的省道，经闲林埠，到余杭中泰、富阳鹳山、龙门、虹赤、大章村、萧山临浦、闻家堰，最后兜回杭州。这一路正是40多年前我读高中时拉练走过的路，这8个点记忆中是我们宿营的地点。当年拉练安排在寒冬腊月，10天左右，天公不作美，一路雨雪交加，酸风射眸，但颇锻炼人的品格意志。 　　拉练出发前几天我们那是相当激动，兴致勃勃准备行李：一床棉被，一条席子，一只脸盆，一只书包，一只仿军用水壶，一把油布伞（富裕点的用橡胶或塑料雨衣），若干日用品，各种消闲果儿。一身行头背到身上有十七八斤重。 　　棉被一般选六七斤重的，薄了会冷，太厚睡觉是舒服，但背着吃力。打背包的背包带最好是扁扁阔阔草绿色的，像是军用品，打出来的背包又漂亮又神气，很有面子（关键是要给女同学看到）。背包带也有用白色尼龙绳的，再不济就用根麻绳，那麻绳背包就一路被大家嘲笑。打背包的功夫出发前大家都会自觉苦练。背包打得要紧，“井”字上多那么一横，打出来的背包不会散，打好后再在背包上插一双球鞋，像夯进了楔子，这时候背包摸上去石硬石硬，自己看看都得意。背包还要打得快，听到哨响后就钻出地铺被窝，折好棉被，用膝盖抵住棉被，三转两翻就要打好，30秒以内。背包打得快就不怕紧急集合，拉练中紧急集合是家常便饭，慢了就出洋相。 　　毕竟是学生，出门拉练还带些消闲果儿。一般带蜜饯，像咸橄榄、桃干、盐津枣等，比较经吃，也生津止渴。或者什锦硬糖，家境好的同学带大白兔奶糖。也有人带花生米、炒黄豆，后来证明是个错误，吃了放屁。当然行军放屁也是有办法的，要在过汽车的时候放，畅快淋漓，没有风险，没有臭味，就像没有放过一样。不过那时候汽车没有现在那么多，有时候半个多钟头不过一辆车，所以放屁还是要熬要等。当然，机会总是眷顾那些“有屁”的人。这个办法我是听别人说的，我不会告诉你是哪个，一定要问我，我只好说是“小美国”告诉我的，反正他已经到美国去了，哈哈。 　　说到“小美国”，就不得不说他那只“脚盆碗”。拉练时我们都带两只碗，再带一只铝制脸盆，两只碗一只盛菜一只盛饭，脸盆用来洗脸洗脚，反正是自己的脚，将就将就。“将就”本身就是种锻炼，再说脚比手干净。“小美国”拉练只带一只碗，特大号的，不但用来盛菜盛饭，还要用来洗脸洗脚。你晓得的，男孩儿这双脚闷在球鞋里走上100里路有啥味道。真亏他想得出来，还有天晓得噶大的碗盏是哪里给他寻出来的。就凭这点，像他这样的人就去得成美国，莫名其妙，无拘无束，何况他长得也像外国人。他哥哥“大美国”初中时也在我们年级，两兄弟在学校自不必说，就是在社会上也算好汉。哥俩被我们戏称为“大美国”“小美国”，可算形神兼备，群众的智慧真不可低估。拉练中一日三餐大多是青菜萝卜，但吃起来很享受。如果有一块红烧肉，那我们会眯起眼睛来吃，简直是陶醉，所以其实用啥个碗盛也无所谓了。据此，后来我慢慢悟出什么是幸福。 　　拉练时，我们每天要走七八十里路，有两天会走100多里路。每次行军最后几里路最艰苦，不少同学脚上都已磨出血泡。在这饥疲交迫的时刻，我们就唱歌，而且唱的是英文歌——《Be Resolute》。在当时贫瘠落后闭塞的土地上，这歌声响起来真当一鸣惊人。教我们唱歌的是Teacher Li——李正中老师。我们的李老师是复旦才子，当年只有二十郎当，三十不到，风华正茂，福气横溢（据说师娘贤惠漂亮），幽默风趣。在夕阳余晖中，在行进的行列里，他快走几步出列到队伍前面那么一站，然后踮起脚，扬手打起拍子，我们就大声地唱将起来：“Be resolute， fear no sacrifice and surmount every difficulty to win victory.（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和着歌声铿锵的节奏，我们大踏步地走向“红烧肉”，走向胜利。
　　这段经历后来成为我的“银行”之一，在以后的学习、工作、生活中，我常常要到这里来取些“钱”用。记得拉练的20年后，上世纪90年代初，埃尔顿·约翰的歌《Sacrifice》非常流行，连续几个月高踞欧美流行歌曲排行榜榜首，我的一个朋友喜欢那旋律却不知道叫什么歌，我不无得意地告诉他，这首歌叫《牺牲》。进入21世纪，我工作的学校也年年要带学生步行拉练去部队营地军训，25里路，有人视为畏途，我却乐在其中，曾写《长征》小诗一首： 　　学军不怕远征难， 　　廿五里路只等闲。 　　一线逶迤天目绿， 　　十字纵横红旗展。 　　巾帼带头打冲锋， 　　须眉殿后扶弱残。 　　窃喜天公亦作美， 　　有风无雨送我前。 　　小诗中那点力气和心情正是取自当年中学时代的拉练。 　　来自中学时代的故事永远鲜活且打动人心，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你我，却有一样的情趣，一样的青春。这是个在记忆中永远年轻的时代，这是种在任何时代都永远年轻的记忆。 　　我的“六年制”高中 　　黄连友，告别中学时代30年，现任公司总经理 　　我的同龄人回忆中学生活时，都会习惯问一下对方：“你高中是三年制还是两年制？”因为那个年代曾经是高中两年制与三年制并存。这个问题如果问我，我会回答：六年制。科班两年，高复四年，而且不在同一个学校，前后通过5所中学才完成了我的高中时代。 　　这要从我的中考说起。当年的我觉得读书是天下最幸福的事，盼望的是小学毕业读初中，初中毕业读高中，高中毕业读大学，大学毕业呢？我父亲回答“太学”，于是我的最高目标是读到“太学”。但我初中毕业时，却突然被告知不能上高中。那还是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年代，能否上高中不由成绩决定，而是由村里代表贫下中农的人来决定。他们认为我二哥已经读了高中，所以我就不应该再去读了。这样的“公平”，对于爱读书、也善读书的我来说哪有什么公平可言？我深受打击却无能为力，能做的只有大哭一场。 　　幸好这一年是1977年，中国恢复了高考，历史发生了伟大的转折。就在离高中开学不到两个星期的时候，我突然被告知可以去参加考试，于是我考上了乡（当时叫“人民公社”）里的高中。 　　当时有一种说法，即高中毕业才能称知识青年。所以成为高中生后，总觉得特别光荣，就算考不上大学，回到农村也是“回乡知识青年”。不过我的目标并不在回乡，虽然高考前会写“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作文，但内心始终只有一种准备——上大学。 　　1979年第一次参加高考，我是班里第二名（应届生中第一名）。但这名次没用，离高考录取分数线还远呢。当时有不少同学选择去考中专，毕竟那也是由农民变为居民的一条出路。但我始终不肯，便一次又一次用我的高考成绩从这一个中学转到下一个中学，不用介绍信，也不用缴学费，先后有4所中学接纳了我。随着所读中学离城市的距离越来越近，成绩也在不断提升，最后终于在1983年考上了复旦大学，圆了自己的梦。 　　许多人问过我，参加了5次高考，是不是压力越来越大呢？说“不是”当然是假话，但中学生活的延长，那丰富的内容又真是一般人不可与我相比的。首先当然是同学特别多，别人高中同学也许只有五六十人，而我要比别人多四五倍；其次住校的经历特别长，自己洗衣、洗鞋、晒棉被、蒸菜、蒸饭都是老手。至于正事——读书，由于每年教科书都要进行修订，所以新老之间的差别我最清楚，另外复习资料特别多，如果弄到名校的高考模拟试卷，不要说学生，连老师都如获至宝，而我经常被偷偷叫进老师的办公室做试题。事实上，我在每所中学成绩都不错，我背英语单词有自己一套方法，就是将词形相类似的进行组合，为此还得过老师的表扬。另外，我把《新华词典》内的所有词组都整理了出来，还背过整本《成语词典》。这些夸张之事，至今我的老同学们还记着。 　　但并不是说，我的高中生活除了应付高考就是应付高考。那个年代国家改革开放的大门刚刚打开，社会生活的状态由“基本静止”一下子进入到了急剧变化的状态。学校里开始“五讲四美三热爱”，学习身残志坚的张海迪，学习具有钻研精神的“神童”宁铂，每当有人从港台探亲回来就会被邀请到学校作讲座。我们的课余生活也非常丰富，我看了许多电影，还亲眼目睹谢晋导演带领大队人马来学校拍电影的场景。那时许多学生都有当作家、当诗人的梦想，有一次我同学悄悄告诉我，他的一篇小说发表了，原来他知道窍门——向边远省份的青年文学杂志投稿。我羡慕了他好长时间。 　　我就像一只井底之蛙，一点一点地往井口爬，终于看到了更大的天地。 　　“六年制高中”光荣吗？当然不，但是今天回想起来感到特别值得珍惜。那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正是我漫长的高中岁月，使我自己的青春与中国最有青春活力的时代得以充分地融合。想到这里，真的不敢回头去想象，如果没有1977年的那次特殊的中考，我后来的人生又会怎样。好事多磨，但愿越磨越好。 　　每个人都无法脱离时代独自生长，而时代又无法掩去每个人的付出和努力。中学时代，哪怕在书桌前日复一日读着枯燥的课本，都是在酝酿未来的无数种可能性，这是满怀憧憬的时代，这也是脚踏实地的时代。 　　那些年，一起爬过的格子 　　宋卓勇，告别中学时代18年，现从事国际贸易 　　公司录制广告宣传片，请了交通电台的一位女主播来配音。过了不久，女主播给我打电话，邀请我参加她主持的一个夜间谈话节目。那天，她一共邀请了四位出生于不同年代的嘉宾，而我显然是被当作了70后的代表，畅谈自己的生活，畅谈对各种事情的看法。女主播按照提纲给我们出了这么一道问题：谈谈你们的中学时代吧。忽然间我一阵恍惚。 　　我的中学时代，在做什么？我也曾是一个“文艺少年”啊，也曾痴迷于爬格子带来的成就感，也曾和一帮志同道合的伙伴做记者、编杂志……那些闪亮的日子，仿佛依旧栩栩如生。
　　初二那年，我的一篇投稿不但登上了日报，还为我带来了一封邀请函——请我参加每个周日上午的日报学生记者活动。从此，我也成了他们中的一员。 　　每次报纸出版的时候，不管有没有我们的文章，反正张林的名字总是不会少。没错，她是我们的编辑。她常常自得地问我们：我们这个团队谁的名字变成铅字的机会最多？我们一帮大小屁孩异口同声地回答：当然是张林了！她咯咯直乐，宽边眼镜滑落到鼻尖。 　　叫她老师，实际上她比我们大不了几岁，也就是姐姐辈的。刚从师范学院毕业的她，最大的“臭毛病”是好为人师。有一次她问我：你平时都看什么书啊？嗯，我多了个心眼，莫非是想考察我是不是平时下功夫在读写上？于是《平凡的世界》《巴黎圣母院》《追忆似水年华》之类的大部头一一报出。想来总得夸我几句吧，谁料想，她老人家居然说：你读书的方向不对，看那么多名著有什么用？多读读哲学吧！看懂其中的一句，就等于看过十几部小说了！ 　　刚刚踏上文青道路的我就这么被她忽悠了，也不管自己才14岁的年纪能不能明白哲学是什么。黑格尔，康德，萨特……直接的结果就是那段时间睡觉很早，睡眠质量超好。后来才知道，这位姐姐也就那么一说，一本薄薄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她都没看完呢！ 　　该玩的时候玩，该闹的时候闹，但是做起正事来，姐姐就成了老师。每次的选题，她和我们一起做；每次的大型采访，她和我们一起去；开始写稿件了，她一定监督我们撰写、修改。和市长座谈，采访省少代会，采风省运会，和明星面对面……四年的小记者生涯一路走来，她都在一旁帮助扶持。 　　晚报的副刊开了学生专版，她第一个找到我：“我帮你争取了一个专栏，一周一篇，有信心吗？”日报要派人去北京采访儿童作家，她把介绍信交给我：“我们只能提供这个，其他就全靠你去联系了，有信心吗？”日报举办作文比赛，还是她：“我推荐你做学生评委，有信心吗？” 　　正是这一个个的“有信心吗”，让我得到了如许多的机会，如许多的锤炼。直到现在，每次面临重要机会或重大挑战时，我依然会默默回答自己一句：嗯，我有信心！ 　　日报的学生记者，写出了不小的名气，于是一家以中学生为读者的杂志找上门来。他们想办一本由中学生自己写稿、自己编辑同时自己组织活动的杂志，几乎整个日报的学生记者，被他们打包拢走。于是在这里认识了J君。 　　20年后，除了依稀白发，J君的变化实在不算太多，还是那么瘦，还是没长个，还是南方人的娃娃脸。他也是当年日报学生记者中的一员，但并不是特别的显山露水。杂志社成立学生通讯社，我被授予副社长一职，而J君是社长。我一度认为，这样的安排是因为他比我高一年级的缘故。当然那个时候，大家都单纯得可以，连争权夺利的念头都不敢有。后来才发现，这个小个子男生身体里蕴藏着一股强大的力量。 　　每次我们的例会上，指导老师分配好栏目，他便主持例会，给我们安排选题，确定内容，开始组稿。作为学生编辑，除了稿费，我们不会有额外的报酬。但是谁又会在乎这个呢？他是社长，自然承担得最多。不仅如此，一旦某个选题别人搞不定的时候，他就会说：好吧，我来吧。这几乎成了“固定节目”，以至于我们的俗语是：天塌下来，高个顶上；选题下不来，社长顶上。 　　至少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件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没有“前辈”可以告诉我们该怎么做，何况我们都已是学业繁重的高中生。J君写的杂志开篇语出来了，“荆棘挡路，我们便披荆斩棘”，这样的文字悄然激荡着我们的心。创刊号发行了，J君组织大家上街义卖，既为希望工程筹款，也为我们的杂志打响第一枪。许多个中午，我和J君在对方学校附近的小吃摊上，在喧嚣中边吃东西边认真地讨论稿子或通讯社的“发展大计”。那一年我们自己组织的“圣诞晚会”几乎成了全市中学生的盛会，印制的门票早就在各个学校销售一空，现场大门外依然有一大群青春面孔拥挤着要求买票进场，那一夜的风雪也挡不住我们热烈的成功…… 　　后来，J君去考大学了，我接过他肩上的担子。再后来，我也去考大学了，一段也许不免幼稚但无比真诚的青春奋斗就此落幕。在大学的宿舍里，我曾经梦到过，我、J君还有通讯社的伙伴们，我们骑着单车，在午后的微风中穿行过大街小巷。 　　我现在的生活，被这样的一些词汇所包围：价格、成本、利润、税收、海关、运费、订单、合同……我曾以为，充满尔虞我诈的商战生涯就是我生活的全部，却突然发现，我从未将我的中学时代淡忘，那清新如檬、亮丽如橙的过往，还深深藏在心里。 　　那些曾经在中学时代努力追逐过的梦，那些在追梦的途中同行的伙伴，会永远点亮你的人生。 　　几多少年事，依旧在胸中 　　高 利，告别中学时代16年，现为教师 　　中学时代喜欢做的事情和形成的习惯到底能伴随一个人走多远？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一个人的生活乃至专业和职业的选择？这两个问题如果让我回答，倒是蛮简单的：自从看到罗纳尔多身穿红蓝队服在某天的“新闻30分”最后几分钟里风驰电掣掠过镜头后，直到现在巴萨和足球还是我的最爱；自从和语文历史数学甚至物理课本的扉页有过重点的交流和错误的记载后，至今我还喜欢在看书时把认为有意思的内容搬抄在书的最前面以备查实…… 　　至于对我专业和职业选择的影响也是有的。回想起来，两件事情尤其重要。 　　第一件是关于武侠小说和电视剧。那时港台的武侠剧海量涌入，我和大多数同学一样着迷于那些奇幻而热血的情节，电视剧看完还不够，还要再翻看小说。除此之外，我还喜欢其中的武功，还有电视剧的片头片尾曲和插曲，觉得这些武功无论命名还是威力都好玩极了，歌词写得也太棒了，诗意十足，简直就是古典诗歌——也就是从那时起，黄霑、小虫、李宗盛等就成了我一直膜拜的对象。于是“精研”这两项俨然成为我课余生活的最重要事情。 　　现在，很多人都可以看到的是，虽然我没有成为一代武学宗师，但是我把这个兴趣嫁接到我的工作中，希望带给自己和同学们乐趣和启发：在作文教学方面，我“研发”了“降龙十八掌”和“内功—拳脚—招数”的写作技巧，在阅读教学方面，我创立了“八卦莲花掌”和“万佛朝宗”，呵呵——再说到当初之所以选择读浙大来杭高，谁又能说这和大侠金庸没有任何关系呢？
　　至于喜爱歌词的事到了高中则进一步发酵。那时我经常会模仿这些歌词甚至古诗词写一点格律诗词（当然现在看来，均属顺口溜和打油诗层次）来玩。我和同桌sy关系很好，下课（尤其是晚自修的课）后就到校园里散步，不上课不回教室。我们经常会碰到一个四楼的同级女生（我们班在三楼），sy总是多看几眼赞美几句，一天碰不到就有莫名的惆怅涌上心头。于是我就生吞活剥老乡李之仪来谑他：“君在四楼西，我在三楼东，日日思君不见君，共在此楼中。”没料到这个剽窃之作引起不小的反响，再加上一些所谓的“读书诗记”（用诗歌的方式作读书笔记），竟然得到我们语文老师马培涵先生的鼓励和同学们的“怂恿”，让我几乎每天都有打油诗问世——这成为我在高中阶段的一大乐事。 　　现在，当然大家也看到了：虽然我没成为作词家，但我“似乎受此影响”（多少我不敢确定）读了中文系，还读了古典文学（诗歌）的研究生。虽然在古典文学（诗歌）的研究和创作上无甚建树，但这些还是为我的生活和工作增色不少。比如每年我拟写的樱花文会的宣传语，“前尘雅事前尘梦，如此春光如此花”“有声有色有天下，不放不狂不少年”…… 用宽容的眼光看，多少也算有些古典的味道在里面吧？比如和一众好友游玩归来，也能信笔拈几句“小桥流水邻何地，岭上茶庄姜凤君。桂子深秋香不晚，青山浅处绿卓群。”“秋雨秋风怆古今，西泠人物总堪吟。黄縢已冷百年盏，宝剑犹存四海心。”来调节一下自己劳顿的工作情绪。 　　虽然离开自己的中学时代越来越远，但多少少年行与事，至今依旧在胸中，在自己不经意的行为中——这也算是少年故事的余味吧。 　　当年的乐事，至今仍能让人快乐。那些中学时代撒下的种子，年年岁岁都能迎来一树树花开。 　　曾经倒数第二 　　李 言，告别中学时代8年，现为杂志社编辑 　　你玩过过山车吗？“嗖”的一下，便从轨道的最高点，坠向最低点。闭眼，黑暗，尖叫，痛苦，然后，重生。 　　高一那年，我是镇里唯一一个考进省重点高中的孩子。 　　报名那天，在按成绩排名的花名册上，我找了很久，终于在倒数第二行的位置找到了自己的名字。 　　“倒数第二！”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要知道，在这之前，我的名字，一直都在花名册的前三位。 　　那天晚上，我和送我来市区的爸爸在叔叔家吃饭。席间，老爸喝了不少酒，话也多起来。他先把我的学校和老师夸了一顿，末了，叹了口气，说：“其实，要是去了县里的一中也不错。人家可以免3年学费，最重要的是，在那肯定还是前几名啊！” 　　“现在是倒数，不代表高考还是倒数啊！”我想让父亲放心，我会好好加油。但在当时，这话说得却一点也没有底气。 　　这是一所以理科闻名的高中，好几年的理科状元都诞生于此。而我就读的班级，又是当年首开的理科实验班，集合了各区县的中考状元。为了超越“倒数第二”，我一改以往的作风，远离小说杂志，回避一切课外活动，几乎所有的课余时间都用来做数理化的题，连吃饭的时间也精确到15分钟。 　　可是，我依然没有逃脱“2”的魔咒。那时候，我在日记本里写下：我好像一个在黑夜里前行的孩子，看不到光，没有方向。 　　高一下学期就要结束了，我们也面临着文理分科的选择。对于班上的大部分同学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值得考虑的事情。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理科实验班，跟班上就好了。但对于我，一个始终徘徊在班级倒数第二名的人来说，那是一个痛苦的选择。 　　如果我继续留在这个班上，“2”的阴影便随身而行，剩下的日子恐怕是继续在黑夜里前行；如果我离开这里，去学文科，就相当于向人们宣布——在这个倡导“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时代，我失败了，但是心里可能会不再忧郁。 　　怎么办？ 　　你看过过山车吗？当过山车没有了电力，就算它始终处在轨道的最高点，也终有掉下来的那一天。 　　我选择了退出，去了文科班。回想当时在班会课上和大家告别时，同学们依依不舍的样子，我颇有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壮烈。但是，之后，我的心头却轻松了许多。毕竟，我从来都是因为作文写得好而被大家记住的。 　　到了文科班，一改往日“两耳不闻班上事，一心只攻数理化”的状态，我又回到了上高中前的学习状态，没日没夜地看小说，组织活动，主持晚会，爱玩爱闹，到处折腾。但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我竟成了班里学习上的佼佼者。 　　学校组织学习交流会，有同学问我：“你以前在试验班成绩并不突出，现在怎么这么厉害了？秘诀是什么？” 　　秘诀？我高一时也曾相信学习是有秘诀的，因此还专门去买了一本相关的书，但结果还不是倒数第二？事实证明，选择文科，把自己还给自己，才是最关键的。 　　之前在那个理科实验班里打拼，只是为了争口气，要向父亲，向别人证明自己“我能行”，但是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之后，不但不快乐，也没能证明我能行。于是干脆放弃了这样的努力，就摸着自己的心，为自己作了一次选择，结果反而取得了成功。 　　后来，我从人大新闻学硕士毕业后，也同样面临着选择，当然央视新华社谁都想去，但很难，这个时候大家公认的“好单位”就是中央一级的行业大报，比如经济日报、工人日报，能进去就是大家眼里的成功，我的导师也建议我去这样的单位，可我考虑来考虑去觉得自己的兴趣不在那里，而是在杂志，尤其是学生杂志，所以我决定走自己喜欢的路，而不是别人眼中“成功”的路。曾有很多人对我表达过惋惜，说我本来可以选“更好”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只有自己真正喜欢的才是最好的，也才能真正做得好。人生就在一次次选择中渐渐远行，而最初那个在中学时代作出的选择总是在冥冥中牵引着我离真正的自己近一步，再近一步。 　　学会对自己负责，学会作适合自己的选择，从那个时代开始，颤颤悠悠又稳稳当当地迈出了独立人生的第一步。 　　那个站在小马路上与我挥手告别的人 　　庞 鸿，告别中学时代5年，现为编剧
　　我不能回禾城。 　　一回去看到家门口那条依旧拥挤热闹的小马路，就会想起曾经每个放学后回家的傍晚，一时间以为自己还穿着校服。经过红颜色房子的高中，觉得里面每一个穿校服的学生都是我的同学，他们忙着应付月考，只有我站在栅栏外。 　　我不能回禾城。每一次总是高高兴兴地回去，又垂头丧气地返沪；每一次短暂停留之后，心里都黏黏腻腻不想走。新建的高铁南站不认识我，那里每一寸土地上的植物与房屋都看着我彼此发问，说这个小姑娘是谁啊。曾经一心只想要天天看到摩天大楼的无知少女，现在心中的乡愁如同河流一般绵长不绝，穿过长虹桥下，绕回月河街中。在美国交流的那一年里，收到蒋惊寒从禾城漂洋过海的来信，他说这座小城的每一处地方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 　　我却总是焦虑着，担心我不在的这几年里，故乡兀自变化，一夜之间变得陌生，便不再是我记忆中的样子，我们曾经有过的足迹都被时光悄悄抚平了。 　　我不能回禾城的。一回去就会想起我的高中时代，那些做不完的试卷填不完的表格，教室里的读书声操场上的吹哨声，8月回学校补课时刻担心着头顶上的风扇会飞旋掉落，12月的教室里结了霜气的玻璃窗上被画了猪头和爱心……等等等等，所有的这些。 　　还有蒋惊寒。 　　他穿着黑色的毛衣，手插在校裤口袋里，脸上是装出来的严肃。这回忆的画面是在哪儿呢？啊，就是我家门口的那条小马路，在傍晚时分变得愈发拥挤，身边熟食店和烘焙店里的暖色灯光亮起来了，天上的云是光怪陆离的形状，那个男生跟我挥手告别，转身融入人群与车流之中。每一天放学，他送我回家，在公共汽车上一本正经地坐着，不敢牵手，从高一到高三，直到高考结束的那一天。 　　那个小马路上的清癯身影，我一步三回头，每一次回头他都站在那里，身边是匆忙的人流，唯有他是静止的，面色从容——这是我一想起中学时代便率先跳出的画面，是我最难忘记的事情。 　　我们在不同的班级，课间将头埋在课桌下面发短信，每一天见面的时间只有放学后回家的那段路途，公交车兜兜转转，从城市东边开到南边需要45分钟。周末溜出来见面，走过大街小巷，比肩而行，除了学业却不知道还能够谈些什么。五年之后的我回到禾城，看到市区每一处楼房每一条马路，觉得它们变老了，老得长出了乌黑的纹路，又不敢看太久，怕触动旧日时光而黯然垂首。 　　太年轻的感情不长寿。不喜欢这种所谓一语成谶的教条，也曾做过努力，感激自己拥有爱人的能力并坦然地接受这份感情的回馈。但那时候觉得已经很长远的、对未来的设想，如今看来也不过是大雾之中短暂的能见度。尽管人们有时想要摆脱命运的控制，而力量却微不足道，总是盲目地追求，无望地期待。蒋惊寒就像曾经隐没在人潮之中一样，终于消失在我的生活里。学生时代的结束，意味着无忧无虑的岁月过去了，刘亮程说：“时间才不管谁跑得多快多慢呢。” 　　每个人的中学时代，都会留下几个挥之不去的身影，他们关乎友情、爱情或者师生情，也许仍然相聚或者再也不见……可人与人交汇时的光一直在生命里闪耀，我们感激彼此的光锥曾重叠，改变了各自的轨迹。无论如何，中学时遇见的每一个你都是我人生宇宙中的有机组成。 　　未完的时代 　　姜 动，告别中学时代1年，现就读于北大光华管理学院 　　在北大的校园里忙忙碌碌了一整年，我竟似乎无法明晰地告诉自己：从哪天开始，我就已经进入了另一个时代，就已经从高中生的生活、状态、视角，切换到了传说中应当截然不同的大学生活或是其他什么。 　　关于我的高中时代，印象最深的倒不是幽长的甬道或是四进的红楼，而是那种弥漫在每一个校园角落的抓不到但直到现在偶尔回想起来仍教人不觉一颤的某种意气：一是有距离的自我观察，二是不急躁的逻辑思维。 　　有距离的自我观察似乎是关乎内心的。前几天与一些学弟学妹交流，谈到母校学生们最重要的气质是什么，我几乎不假思索：是自由。不过如今自由这个词似乎泛滥得有些矫枉过正，总让人联想起头脑过热的混乱或是某种洗脑后的无知。可是在我记忆里，自由简单得就是一次（似乎是一次又一次）迟到后班主任插科打诨式的宽容、千篇一律的校服下对各色裤子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自己都不敢相信有这么大“自主调控权”的作业量。自由更是帮我们把本就不该属于我们的重负挪开而释放出的多一点空间，是不帮我们安排好而归还给我们的选择余地，是不强加给我们而耐心等待成长的多元价值观。 　　因为自由的背后是自我观察。只有时间允许、权威让步、外界尊重，才可能让人有呼吸地体察内心而不被陈规干扰。即便尚且幼稚、简单，我也依旧相信只有亲历过这个过程才能真正地在自己选择而非别人预设的道路上坚定地走得颠簸。至于为什么需要这样的观察，看看身边不同的人眼睛里不同的光彩便知道了。 　　那么不急躁的逻辑思维便是关乎我们身处的世界。我拥有一个神奇的六人小组，我们品趣相差甚远，每日热衷争论却也尊重异见。所以直到现在，我仍能清楚地记得从第一次读到“公民精神”这个词到用关注的姿态来试着第一次参与脚下的世界；从为听到意见相同的观点而几乎雀跃的共鸣到与自己完全相左但仍试着去接受的合理。记得那时候充沛的激情和幼稚的理性。 　　可是何止是记得。一位师兄告诉我，北大能教会我们的是如何理性客观地去思考这个世界，而要不要去思考这个世界的决定和态度应该是我们初进北大就带来的。因为热情总是随着知识的积累反而消退。这一点都不神秘，也不高尚，可如今当我和一群伙伴摸索着公益模式创新的时候，却似乎确能摸到那股力量。 　　现在回到开头。对我来说，也许一个最伟大的时代不在于它留下了多么不可磨灭的深刻记忆，而在于它几乎无法被画上休止符，它永远朦胧却真真切切地存在于今天乃至未来。我的高中时代对于我大概便是这样的存在。 　　然后，便继续向前走吧。 　　一个最伟大的时代不在于它留下了多么不可磨灭的深刻记忆，而在于它几乎无法被画上休止符，它永远朦胧却真真切切地存在于今天乃至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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