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网编者按：本期文集是社会思想的产物，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文章。通过这些文章，大家可以了解当前的中国现状。
另外，此文集自第一天上网后，一周内又陆续增加了几篇文章。请注意阅读。】
铁腕中间道路是中国未来的选择
北京大军智库公司 编辑
仲大军：铁腕中间道路是未来中国的选择
香港文汇报：历史学者赵志强提前解析国安委六要点
刘纪鹏：国资改革的取向是市场化而非私有化
刘纪鹏：一招打破金融垄断
史鉴：抑制强豪才有社会稳定
王小：千古讨笸
杜建国：十八届三中全会不会有大动作
梁京：习近平的改革难题
梁京：政治集权下的经济自由化还能走多远？
虎贲：上海自贸区是金融恐慌的产物 不能给权贵找出路
张炎夏：上海自贸区到底砸了谁的饭碗？
李克强：在中国工会16次代表大会上的经济报告
吴敬琏：社会矛盾已到极限 改革不能再错
李晓鹏：中国将在五年内超越美国----头号经济强国的前景及其影响
许小年：我在等三次探底
胡星斗：终结国进民退 保护民企财产
张星水：民营企业财产保护暨法律政策案例解析
迈克尔?桑德尔：钱不应该买什么?
史正富：中国市场经济实践早已超越常规市场经济思维
丛日云：百年来引介西方政治思想的误区
刘小枫：如何认识百年共和的历史含义
胡鞍钢：中国进入全面改革阶段----解读十八届三中全会
茅于轼:新一轮改革可以从“讲理”开始
尹舒：要执政合法性，还是要权贵利益？
张轶东：当前中国的意识形态之争
罗昌平：揭秘高官俱乐部――西山会
何清涟：廉洁年金能让官员罢贪吗？
张千帆：什么是宪政的“中国特色”
萧武：殖民主义的历史正在终结
Y S T：钓鱼岛开战战场绝对不在钓鱼岛
竹立家：十八大后的转型与改革
张勤德：当前为什么特别需要提出“促进科学改革”
王康：中国有向帝国转型的可能性
扼腕：从斯诺登事件看普京的智慧
雷颐：清王朝的最后时刻
《我们的历史》：叛道者，风气初开时的民国另类
野牛：诸葛亮输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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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腕中间道路是中国未来的选择
----代编者按
北京大军智库公司主任 仲大军
2013年11月9日
大军智库网本期文集刊登了一篇题为《抑制强豪才有社会稳定》的文章，意思是说只有是坚持中央集权才有社会稳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才有社会财富的均衡。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国家这么个财富的调剂机器，权力和财富是分散的，那就可能出现天下混乱。中国这种国家尤其如此。所以，凡是了解中国特点的人都会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刚刚公布的“383”改革方案就有些犯忌。这种分散国家权力和财富的改革趋向，不会导致社会繁荣，反而会在群狼环伺的国际环境下导致国家衰
因此，在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各路力量都调动了起来。连那些最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人都站到了国家主义一边。刘小枫的文章《如何认识百年共和的历史含义》就是一例。在个人、团体与国家面前，国家的重要性从来没有显得这样重要。
这期文集选登了左中右各派学者的文章，通过这些文章，大家可以看出当前我国的思想分歧达到什么程度。各种力量都在使出吃奶的力量进行博弈。其实所有这些对立追溯到根源，都是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平民大众与精英资本的对立。中国毕竟是世界上少有的搞过社会主义、信仰过马克思主义的国家，长达近一个世纪的影响，想把马克思主义淡化是不容易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有着庞大的社会基础，要想改造这个群众基础也是不容易的。所以，那些急于西化的人必须明白，中国的社会变革是件长时间的事，各种思想的融合没有半个世纪甚至一个世纪是完不成的。而今天，改革开放仅仅只有三十年。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必然是个矛盾冲突激烈的国家。当然，这也是自由化和民主化的必然结果。
人人都渴望自由和民主，一旦有了自由和民主，社会却冲突起来，社会关系却紧张起来。这种冲突甚至可导致国家的分裂和内战。大陆和台湾的分割就是这场冲突的后遗症。今天，历史的内战似乎又在重演，并且各派之间至今找不到一个共识，不仅找不到，甚至是水火不容。看看吴敬琏、张勤德等先生的文章就会深刻感受到这一点。
极左和极右的人都犯了一种叫教条主义的错误，都犯了盲目崇拜一种理念的毛病。他们不知道各种主义都有长处有短处，他们不懂得兼取各家之长，不懂得发明创造，走自己独特的道路。史正富教授的文章告诉我们，中国三十年来的成功靠的是自有的一种三维市场模式。这种模式外国人不懂，连很多中国人自己也不清楚，更多的人只是懂得按西方的教科书去办事。于是就形成了瞎子摸象式的局面，各执一词，各执一端。
社会科学不是自然科学，世界上没有绝对需要照搬的事情。今天的中国就是要打造自己的中国主义。不要机械地照搬模仿，要灵活而独特的自我创造。思想理论界要出人物，要出有创造性的大思想家，而不是蹩脚的人云亦云的模仿家。政治界要出人物，出大政治家。要摆脱匍匐在地、顶礼膜拜的传统姿态，要走出一条包容天下的崭新道路。这是上策！
如果没有上策，如果一任各种极端分裂这个国家，如果没有更好的办法和主义缓和各种矛盾，中国就只能采取一种办法，那就是管制，甚至是专制。最坏的管制也比没有管制要好，也比混乱和破坏要好。所以，铁腕的中间派力量控制中国是这一改革阶段历史的选择。任你左右极端如何叫嚣，我只关注社会渴望和平的大多数。以时间来换空间，历来是中国人的智慧。谁要是看不清这个现实，谁就可能铸成历史大错。
政治力量的消长从来是在不断变化的。就像我国古代的阴阳说理论，阴长阳消，阳长阴消，时过境迁，度过了艰难阶段，就会迎来风平浪静。一任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不听兔子叫。
如果真是这个样，是否会发生梁京先生的文章《政治集权下的经济自由化还能走多远》中所描述的那种景象呢？也不会那个样。此文极力渲染中国移民海外的大潮有多么汹涌，极力夸张那些支撑着经济自由化最重要的社会力量----企业家、有钱人、高级管理和技术人才乃至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大量移民海外后，中国实体经济人财两空的景象。
我得到的信息有所不同，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海外大批学子归国，2012年就有26万人回国。并且，中国经济领域仍在寻求进一步的改革开放，与国际接轨。
在我前天参加的深圳开发院召开的年会上，我看到了经济学界绞尽脑汁与外部世界博弈的景象。由于今天的国际经济博弈极其高深复杂，上海自贸区一出台就遭到层层质疑，但只要中国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终会找出适当的应对方法。
铁腕政治与经济上的长袖善舞，是中国今后的发展特色。新一届领导人只要运用好这两种武器，便能应对自如。我相信，在各种意见的冲击之下，如果三中全会能进行折冲平衡，就会取得圆满成功。
请参看北京大军智库网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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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者提前解析国安委六要点
香港文汇报
&& &提要：
三中全会设立国安委，香港文汇报7月刊出中央领导人常备书《清代中央决策机制研究》作者、著名史学家赵志强独家专访，分析国安委为何在民主大国中呼之欲出的必然。他以美国国安委与清代军机处资鉴，道出大国治理的本质，中枢决策成败六要点，去中央决策部门化。
三中全会提出设立国家安全委会，非一时一人兴起，而是历史趋势与国家大势之必然。香港文汇报于今年夏至日独家专访清史权威、中央领导人常备史书《清代中央决策机制研究》作者赵志强。三个小时畅谈，赵志强从清代中央决策机制(军机处)到美国中枢决策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讲述大清帝国与当今帝国美国，面对复杂情形势下的军政危机、国际安全，惰性官僚、常规部门难以因应时，在中枢决策方面的机制创建，道出大国治理的本质：「中枢决策、应对危机、高效运作，有官无官僚，创新不僵化」。
设国安委：历史与国际必须之举
香港文汇报于7月11日刊出整版报道，以《满学大家，清史权威》为题聚焦这一话题，引起各界瞩目。刊出后，有人问是否中国当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亦有人询问赵志强是否有权威消息渠道知悉内情。赵志强在接受采访时直言，自己是史学研究者，看得是大势，纵观世界，无论是美、中还是欧亚其他国家，民主大国都面临着应对复杂环境提升中枢决策效率的困境，美国有着国家安全委员会以高效应对国际安全、军政危机，其他国家亦各有应因之道。而清朝的康雍干盛世与「中枢决策密不可分」，亦兹可借鉴。
赵志强并向我们赠送了《清代中央决策机构研究》，这其中，我们看到的是，常设官僚部门的制度性乏力，利益狭隘与运行惰性，由此，提升中枢决策的全面性与高效性已是大国运行常识与必然之举。
整整四个月过去，中央提出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可谓大国决策、正当其时。
今年九月九日，香港文汇报报庆日，香港文汇报副总编辑尹树广对此文访及中央决策机制的研究分析深表肯定，他向我们说「他对冯瑛冰副社长说，这是香港文汇报《人民政协》自3月1日创办以来，他所见到的最好的一篇文章」。他已推荐为香港文汇报季度最佳报道。
国安委：因应国际与边疆危机产物
&&& 以下是刊出香港文汇报《人民政协》专刊7月11日的特稿《赵志强：满学大家
清史权威》，值得一阅。有研究者有言，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产生是「常规官僚部门的片面观点、狭隘利益及其循规蹈矩、缺乏创建的惰性，需要由最具综合、全面视野的总统权加以制约和克服。」对军机处的产生，赵志强有言，与官僚化的内阁互补协同，堪称保证大国中枢决策高效运作的范本。
&&& 今年6月20日正值夏至日，香港文汇报记者凯雷、王晓雪与赵志强教授在其北京家中对谈六要点如下。
&&& 1，真学者，板凳一坐十年冷。赵志强感恩周恩来钦点研究满文，一入故宫十六载终成大家。
2，《清代中央决策机构研究》是中央领导人偏爱之书。当下军机处研究热中错漏比比皆是，这本书更是学界用来堪误和索引的底本。
3，中枢决策与内阁是协同关系。赵志强澄清军机处令内阁削权成「闲曹」的误解，书中详解帝国中枢与内阁的并行不悖的运作规律。
4，帝国中枢机构是大国成败关键。赵志强有言：「成败攸关所系者，莫过于中枢决策。」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清代军机处，都是反中央决策部门化，部门运作官僚化的产物。
5，对国际事务与边疆事务的极端重视。美国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全球大国角色定位的产物;清代设立理藩院，其该院尚书、侍郎多在军机处行走，与中枢决策关系最为密切。
6，中枢决策机制盛极而衰的教训。美国国家层面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军队层面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制度正处于上升通道，尚在完善;而「清朝自嘉庆始衰落72年，理藩院高官竟无一人入值军机处，可见成败要害所在。」
& & 全文如下：
满学大家 清史权威
&&& 香港文汇报记者凯雷、王晓雪报道
正值夏至，在他的书房――澄怀轩，清茶一杯，坐谈三时，如沐春风。15年的北京市社科院满学所所长，是全国满学研究与活动的核心组织者，赵志强没有一丝官僚气息，他是一位典型具有中国传统气质的学者，谈吐论证中尽显大家风范。从满学学术前沿，到学界热研的清代军机处研究，赵志强直面核心问题、还原历史真相，阐述问题本质，给出前瞻性理论框架，满学领军人物如此学养深厚，奥秘何在?
家承：一盏油灯 满文抄诗
原来成为大家，系受教于大家――故宫深处冷板凳16年，满学重镇潜心研究又22载，满文研究这一冷门终成海内外奠基清史研究独树一帜的显学。
采访时才得知，赵志强原来是地道的新疆锡伯族，从小家承渊源，猫冬时节，锡伯人一盏油灯，全家几代人团聚一室，有时抄诗抄书、有时读书吟诵，「我在家就没打过牌，从小的消遣就是读书、抄诗书，听父亲用很美、很有韵味地声音读史书和文学作品。」
赵志强小心翼翼拿出藏于书柜深处厚厚一迭父亲的手稿，用满语念给记者听，「这些有的是在野外唱的歌，有的是父亲自己写的歌，还有锡伯族民间故事集和父亲随手写的杂记，手稿封面上还有父亲亲手画的小鸟。之前有日本人和韩国人看到后，都表示出极大的兴趣，说从未见过这样珍贵的材料。」那上面以古老的满文书写着一个民族的史忆，未来付梓出版是对已逝的父亲、正在消亡的满文最好的慰籍与传承。
借鉴：军机处与国家安全委员会
赵志强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六十余万字的专著《清代中央决策机制研究》不仅是海内外相关清史研究者的学术参考书，也成为一些中央高层领导偏爱之书。
这本基于满文档案二十年研究所成的力作何以受热捧，这其中，不仅仅有现实因素，还有着更宏大的历史背景。纵观世界，无论是美、中还是欧亚其他国家，民主大国都面临着应对复杂环境提升中枢决策效率的困境，美国有着国家安全委员会以高效应对军政重大危机，其他国家亦各有应因之道。而清朝的康雍干盛世与「中枢决策密不可分」，兹可借鉴。
清代中央决策机制的核心，就是设置军机处。赵志强在书中详细论述了军机处与内阁、理藩院等关系，以详尽准确的事实破解有关军机处是内阁分支机构、军机处令内阁削权成「闲曹」的种种误解，平实写就、娓娓道来，还原军机处的本来面目――与官僚化的内阁互补协同，堪称大国中枢决策高效运作的治理标本。
赵志强指出，纵观金清兴替三百年，成败攸关所系者，莫过于中枢决策。其中清代军机处的产生于应对边境重大事变，发展于首脑治国理政专业、高效之需，终成常设机构。他并特别指出，「清代中期的决策机构里不仅集中了一批满洲人才，还有蒙古族、汉族等各民族的优秀人才。有官无吏，扁平高效的决策机制，加上所做决策基本是符合客观的，这套运作体系为清朝兴盛打下制度基础。」
海内外研究军机处文章著作颇多，为何赵志强这本专业书籍成为压卷之作。这正是基于赵志强满文档案的权威、专业研究――诸多清史专家不懂满文满语，而中枢运行不少是以满文记录，因此，学界以此堪误，高官以此备考，由此可见满文研究之重要。
研究： 清史揭示治国规律
以强大的满文档案为底，赵志强的清史研究揭示着治国安邦的规律，他以长期的研究进一步指出，清朝民族政策成功，除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外，很大程度得益于建立蒙古衙门――理藩院，其该院尚书、侍郎多在军机处行走，与中枢决策关系最为密切，更主要体现于独自议奏民族事务，以此绥抚蒙古，超越前代仅以修长城自保，可谓真正的坚不可摧。而清朝自嘉庆始衰落72年，理藩院高官竟无一人入值军机处，可见成败要害所在。
炎炎暑期，赵志强又将带领同仁再赴新疆，探访满学相关联的遗址如伊犁将军府等。记得去年时节，香港文汇报拜访新疆书记张春贤，他提及44位伊犁将军不少都战死边疆。赵志强就此谈到，治疆者有着深厚历史感很是难得，尤其是清朝理藩院与伊犁将军的设置，令清朝处理蒙回等民族事务好于前代。清朝的民族事务治理与中枢决策中的关系，值得治国理政者与决策智囊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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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日 14:03 (星期一) 刘纪鹏评383
&&& 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即，针对公布的“383”改革方案如何评价，刘纪鹏教授应邀接受《证券日报》采访，内容整理如下。
国资改革的取向是市场化而非私有化
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 刘纪鹏教授
在新一轮国企改革“整装待发”之际，国企与国资如何更好地与市场相结合？国企与国资管理体制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国资法》起草小组成员、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刘纪鹏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专访时提出了四个方面的改革思路。
国资改革顶层设计方案思路
刘纪鹏认为，目前的国资改革顶层设计方案思路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国企分类问题，另一个是市场化问题。在国企分类问题上，目前将国企分为公益性国企和竞争性国企，这种分类在理论上不合理、在现实中也是不可行的。
首先，“竞争性”与“垄断性”在界定上模糊不清。因为公益性和营利性相对，竞争性与垄断性相对，而在当前很多垄断行业将对大量民营和外资开放之际，中国垄断领域的边界是在动态变化的，使得在现实中很难区分竞争性国企和垄断性国企。其次，垄断性国企是否营利模糊不清。比如电网、电信等自然垄断行业，它们虽受到社会公众及相关部门的价格管制，但这些企业一定是追求盈利的。另一方面，按照竞争性与公益性的划分依据，公益性国企归财政部监管，竞争性国企归国资委监管，加之“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的呼声越来越高，竞争性国有企业面临全面退出的极大可能。如果竞争性国企不复存在，国资委这一具有中国特色、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国资监管机构也终将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将国企分为公益性和营利性才是最合理的。”刘纪鹏指出，一类是由财政部门管理的公益性国企，其特点是采取国有独资形态，不以营利为目的，企业家是公务员。这类企业应当只占极少数，以提供公共物品和接受公共补贴的企业为主，主要履行社会公共服务职能，充当社会公共物品提供方的角色。另一类是国资部门管理的营利性国企，其特点是采取国资控股或参股形态，以追求营利为目的，企业家来自职业经理人。国资委的监管对象应当是营利性国企，监管范围是国家出资形成的以追求营利为目的的全部国有资本，包括产业类（如各国有资本经营公司）、金融类（如中投公司）和其他营利性国资。
在市场化问题上，刘纪鹏认为，国资改革的取向是市场化而非私有化，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既是中国国资三十年渐进式改革的成功经验，也是深化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改革的指导原则。中国改革成功一定是在企业的改革上建立现代公司制度，而绝不是仅仅把国有独资企业变成私人独资企业，也绝不是把国企变成传统意义上的私人家族的私企。
下一步国资国企改革的四个思路
&&& 对于下一步的国资国企改革，刘纪鹏提出了四个思路：
首先要解决国资委的定位问题，建立大国资监管体制。由于我国国有资本存量巨大，财政部作为公共管理部门去履行金融国有资本出资人的职责，在体制上不顺。此外，国有资本的分部门监管也难以适应产融结合的大趋势。下一步，应将国资委变成国资委和国有资本经营公司，即：国资委作为统一监管者只有一个，国有资本经营公司作为履行对实体企业的直接出资人，可以有很多个。国资委定位为经营性国有资产的统一监管者，履行对全国经营且营利性国有资本的统一战略规划布局、统一国资预算编制、统一监督管理与考核、统一国资基础管理等重要职能。国务院只能有一个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在它下面，设立中石油、中石化、中投、汇金、烟草、铁道、电网等若干个代表国家管理国有资本的国有行业性的大的控股公司。
其次是建立法人所有制基础上的现代公司制度。通过股权多元化和资本化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并全面构造职业管理人制度以及期权制度，只有这样，我们的现代公司制度才能完善起来，我们的国资改革才真正走出了中国市场经济的道路。
三是要实现从国企监管向国资监管跨越。国资委与国企的关系从“上级主管”与“所属企业”的关系转变为“股东”与“董事会”关系，即完全通过董事会履行责任，通过股份表决，来实现股东的三项权利：重大经营的决策权，人事任免权和按股分红的资本收益权。唯有如此，才能将中国的国企改革推向一个深度。
四是通过国有资本经营公司来实现国有资产管理的优化。国有资本经营公司是“在国资委和实体企业之间组建的国有独资的、专门从事国有资本经营的特殊形态的法人”。国有资本经营公司作为连接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国家出资企业的中枢，在国有资产管理中处于一个承上启下的地位。一方面接受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委托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另一方面作为参股企业国有股权的代表行使国有股东的权利。随着国资管理体系的深化改革，必然构建并将直接出资人职能逐步赋予国有资本经营公司这一中间层。
一招打破金融垄断
&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　日
在当前打破金融垄断、引入民间资本的机遇上，应大力扶植民营中小银行的发展。金融垄断与金融暴利是当前制约我国经济体制的主要障碍。
　　有数据统计，2012年中国500强企业中5家国有商业银行收入占比为6.2%，利润占比却达到了35.6%，而500强企业中268家制造业企业收入占比41.1%，利润却仅占20.2%。这表明，实体企业利润向商业银行集中。商业银行的高利润意味着实体企业不仅融资难，而且融资成本高，这直接影响了企业的做大做强。实体经济难堪重负，倒逼金融改革。
　　截至2012年12月末，我国共有商业银行1241家，然而现有的银行体系和结构极不合理，笔者将其归纳为“大恐龙”和“小跳蚤”一统天下：所谓“大恐龙”是指工农中建交5大银行，总资产共达62.66万亿，占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的47.7%，5大银行实现净利润7746亿，占行业总利润的62.4%。
　　但是大银行与中小企业之间存在天然的不兼容性，各大银行在投放贷款前需对企业资质进行详细考核，所消耗的成本相对较高，而中小企业贷款数额少，压缩了银行的获利空间，这种“高成本、低收益”使得大银行更愿意与大企业合作，缺乏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的有效激励。
　　所谓“小跳蚤”，是指1037家带“农村”字眼的银行。其中村镇银行635家，农村合作银行190家，农村商业银行212家。这些“不出村”的银行与我国城镇化的现实需求极不匹配；其余3家政策银行和1家邮政储蓄银行有政策局限；39家外资银行网点分布稀少。
　　因此，能够支撑中小企业发展的只有144家城市商业银行和12家股份制银行。而我国现在拥有中小企业接近2000万家，个体户近3000万户。当前的金融服务体系很难支撑如此庞大的中小企业及小微客户的金融需求，严重抑制了中国经济的活力。
　　中小企业融资难和实体经济发展难的治本途径在于开放民间金融，大力扶持民营中小银行的发展，打破国有商业银行的高度垄断。
　　笔者早在2008年就与另外9位教授向有关部门上书“打破金融垄断，振兴实体经济”，其中提到每年要大办300家县域股份制银行。相对于其他各类金融机构，县域股份制银行有其独特的优势，他们对本地中小企业也更为了解，若能通过明确的市场定位，必将有力地带动本地中小企业发展，实现中小企业发展资金的来源社会化和使用本地化。
　　我国有3000个县域单位，即使每年能办300家，也需要10年时间。因此，这个进程应该只争朝夕的加快，同时在资本市场上优先给建立规范治理结构的中小银行上市。
　　目前，民营银行的政策大门已经打开。8月16日以来已有三家民营银行名称陆续获国家工商总局核准注册，他们分别是温州的“苏南银行”、“华瑞银行”和深圳的“苏宁银行”，预计明年3月将有第一家民营银行正式营业。
　　除商业银行体系外，还应该大力培育和发展网商金融。目前，阿里巴巴已经实现的具有支付和转账功能的“支付宝”、具有信用贷款功能的“阿里小贷”。阿里巴巴的金融服务几乎已经囊括了所有传统银行的业务。
　　网商金融的发展势必成为今后我国商业银行体系的一支重要力量，因此在法律上应该给予这些网商平台合理合法的市场准入以及开办银行的权利，获取金融机构的营业执照。
综上所述，在当前打破金融垄断、引入民间资本的机遇上，应大力扶植民营中小银行的发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逐步把利润向实体经济回归，实现金融服务和实体经济的平衡。
&& （刘纪鹏教授系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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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强豪才有社会稳定
　　“据内地媒体报道，针对新一轮的改革将如何启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日前提出了“三位一体改革思路、八个重点改革领域、三个关联性改革组合”的改革基本思路和行动方案。国研中心将此方案简称为“383方案”，并提交将于下月举行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由此方案形成的总报告将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叫做“顶层设计”的词汇毫无征兆地突然开始流行起来，学界、官方都在谈论“顶层设计”。时至今日，这个“顶层设计”所设计的内容终于揭开了神秘面纱，不再羞答答地“犹抱琵琶半遮面”了。国研中心的383方案，应该就是那个“顶层设计”所欲言又止之内容的经济部分。至于后面是否还跟着有意识形态和政治部分的内容。我们暂时无从得知。
　　我们该如何判断这个383方案的性质呢？虽然本文将会全文解读“国研中心383方案”，但是要判断这个方案的性质，则必须先要跳出这个方案的具体文本。古人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跳出庐山看庐山，才能得见庐山真面目。否则任何方案都会有利弊得失，纠缠于具体利弊得失将会淹没对该方案的整体认知。
　　据说方案的执笔人刘鹤先生的文章有历史纵深，善于从历史角度提出经济建议。笔者没怎么看过刘先生过往的文章，但是从媒体介绍来看，刘鹤先生的历史角度，应为经济史无疑。鄙人从来都认为，任何研究者如果不了解历史、不了解其研究领域的专业史则根本不会有厚重的成果。
　　如果把一个社会看成一个巨人的话，则政治家就是这个巨人的操纵者。历史就是这个巨人的过往经历。历史中包含有社会巨人的过往经验和教训。这个社会巨人如果想吃一堑长一智，逐渐成长为智慧生物。则必须记住过往的经验和教训。而操纵这个庞大社会巨人的政治家，如果不了解历史，则就会将“本社会”变成“记吃不记打”的低等生物。
　　中国经历了众多的朝代兴起、繁荣、积弊、改革、剧变、衰弱和灭亡的过程。几千年了，有多达数十个大小王朝。如果能真正详详细细地纵观一下历史，这么多的经验教训，即使资质平平之人也拥有大政治家的眼光了。在政治治理方面，相比之下目前的西方人也就幼儿园的水平。
抑制强豪才有社会稳定
　　如果我们仅仅看那些统一全国的大王朝，比如夏、商、周、秦、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等。我们会发现他们几乎都是灭亡于内部的尾大不掉。即使被外敌灭亡的西晋、北宋，也是灭亡于内部尾大不掉所导致的无力抵抗外敌入侵。孔子曰：吾恐季氏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中国这种大体量的社会巨人，只能灭亡于内部的政争和尾大不掉。
　　笔者曾写过一篇《豪强论》的文章，将“豪强”的兴起与尾大不掉，同王朝灭亡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论述。经济繁荣的同时，豪强们就会趁势崛起。如果政府无力抑制豪强的无限制壮大，则豪强就会上吞政府的税基，下夺小民的生计。最终政府的税收、豪强的侵夺、官僚的压榨全部都会落到了小民百姓的身上。当压迫到一定程度后，就会人心思乱，政争频仍，地方豪强犯上作乱。并最终迎来新一轮的大洗牌。结果只能是政府垮台、小民遭殃。豪强呢？历史上的大多数豪强都在新王朝孕育的时期，被各种吃大户的暴民、土匪、军阀给杀猪出谷了。就连共产党闹革命，最初靠的也是这些土豪大户尸体的滋养。
&&& 自从遇到西方人后，中国的这些豪强们似乎有了外逃的后路。大不了学李嘉诚弃中投欧，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却不知当大限到来之时，人家就不会给你李嘉诚的待遇了。届时西方人会怎么着呢？看看大清朝灭亡后豪强们和达官贵人的后果吧。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没有国家的后盾，人家想把你们怎么着都不会有人管。李鸿章的后人们至今都夹着尾巴低调做人，皇族亲贵的后人们早就变成寻常人家了。多数清朝豪强们的后人们似乎都被时代碾成粉齑了。
　　古代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土地，豪强们攫取的目标就是土地。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资本化的股权、债权和期货期权等金融资源。豪强们攫取的目标就会是股权、债权和期货期权等金融资源。古代当土地集中到豪强手中后，政府的税基消失了、小民的生计消失了；社会也就开始动乱了。现代社会一旦多数企业股权、债权、期货期权等集中少数豪强手中后，必然导致内需不振、消费不足，并最终导致经济循环梗阻。后果是金融、经济、社会、政治同步溃败。我们都知道现代的美国生病了，是什么病呢？其实就是豪强病。美国的大豪强们攫取了多数资本化的生产资料，卡奴、房奴们无力维持足以支撑美国经济的消费水平。美国不病才没天理呢。
　　有人不清楚豪强们是怎么侵吞政府税基的。古代豪强们所拥有的土地无法藏着掖着，都明白无误地摆在地上，可是政府楞就是收不着税。奇怪吗？其实一点都不奇怪。逃避税收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最常见的手法是飞洒、诡寄、将膏腴之地报为荒地、丈量土地时少报数字、谎报天灾。天高皇帝远，皇帝不可能亲自来丈量；核查的官员们自己就是豪强地主。所以，土地一大片，税收一点点。小民百姓不但要交自己土地的税，而且要替豪强们交他们“飞洒”过来的土地税收。现代的豪强们怎么逃税呢？只要看看税收的侧重点就知道了。反正金融交易不要交税、资本利得只有少数国家征很少的税，大豪强们的资产绝大部分都是金融资产。这些资产是不征持有税的。如果认为房产税是富人税，那就大错特错了，房产税是地地道道的穷人税。一旦房产税开征，富人们都将会跑去拥抱金融资产而抛弃房产。
如果将房产税按照国研中心383方案设想而确定为县区级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则必然导致房产税演变为货真价实的穷人税，因为穷人不可能不住房子，而豪强们却可以只住一所房子。总而言之，古代豪强拥有土地不交税。现代豪强拥有金融资产同样不交税。政府的税基只能是小民百姓。一旦豪强坐大，政府为了生存只能将小民百姓逼到官逼民反的地步。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共产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给了我们持久和平的希望（第一次为唐代的授田制，唐代授田制因人丁过渡滋生、安史之乱的打击而失败）。生产资料的国有，是抑制豪强无限壮大的终极手段，也是永葆和平的唯一希望。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坚持、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的壮大，似乎让我们的希望变得更真切了。国企特别是央企的壮大，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出让，使得我们的政府可以不依赖税收而生存。而国企的所有权优势使豪强们无力侵夺政府的税基，国有土地增值的大部分也被政府拥有而豪强们无力全部夺取。而国企和国有资源又是可以为维持小民生计而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豪强们的能力将会被抑制在一种可资利用却无力坐大的状态。这是一个近乎大同社会的制度存在。只要国企、央企和政府的监督问题解决掉，国有资产收益的全民共享问题解决掉，这就是一个大同社会的雏形。
国研中心383方案包藏祸心
　　可是当我们再回头看国研中心383方案时，当我们在众多正确建议里面看到隐藏着集体土地私有化、国有资本私有化、地方政府债券开闸的内容时，后背却刮起了凉风。我不知道这样的改革将会止于哪个地步。383方案中含有的“国有资产资本化，农地确权和集体土地入市”内容，都是抽离政府生存基础的重大举措。当郎顾之争废掉国有企业私有化的盛宴、杜建国搅了佐利克的道场后，这难道是新一轮的侵吞全民资产的欲望大暴露吗？我们在383方案中，还看到了消灭土地财政，开闸地方政府债券的明确意图。集体土地自由入市就会废掉土地价格，房产税征收会废掉房产的金融功能，如此依据383方案而新组建的国有土地管理公司也就变成了一个鸡肋。没人要房子了，谁还稀罕供过于求的土地啊？可是消灭了土地财政，开闸了地方债券的意图在383方案中明白无误地写出来了啊。他们分明就是想让我们的难以掌控的地方政府深陷债务危机，以便最终逼迫中央政府顺理成章地出售“已经被资本化的国有资产”以拯救身陷危机地方政府。
　　这分明就是一个连环套。只要走了集体土地自由入市、房产税成为地方主税的第一步，则就必然跟着走开放地方债券弥补地方财政缺口的第二步；紧接着地方政府无力偿债，中央政府必须救助，所以必须走中央政府债务危机的第三步；接着为了解决债务危机，必然走要出售国有企业度过难关的第四步；其后必然是危机继续进行，无可出售之资产，并且因征收房产税而得罪了辛苦买房的多数房奴。一旦经济再发生动荡，房奴无力还贷还必须为地方政府缴纳赖以生存的税基，则必然引发这些人上街抗议。而经济发生动荡后，农地已经私有化，估计用不了多久，那些以为在城市里站稳脚的人就会将土地一卖了之；而这些人日后也将有家难回。成为游荡在城市边缘的干柴烈火。这是一个令人恐怖的前景，最终的目的就是逼迫共产党得罪全天下人后再被迫交出政权。而且确实开弓没有回头箭，给了农民土地再收回去，就彻底得罪农民了。没有良策之前，废掉集体土地所有制和地方土地财政，就是自寻死路。这样计算精密的顶层设计，只能出自西方犹太人的手中。难道管理层真的准备自毁长城了吗？难道管理层也准备为自己的家族分到一杯羹而抛弃天下生民了吗？我想不会是这样的。我认为中国的最高层政治家不会猥琐到如此地步的。
　　那么为什么这个分明就是包藏祸心的国研中心383方案会出台呢？鄙人认为有以下原因。
各路强豪已试图干政
　　第一、日渐坐大的豪强们已经开始试图干政了。
　　35年前我们的社会是几乎同质的平民社会，35年后的我们社会经过经济改革、集体企业和中小型国企的私有化、新兴私企的兴起、外企的进入；我们的社会产生了一个数量庞大的大小豪强集团。顶级豪强们垂涎于庞大的国有资产，开始试图侵吞大型国企和央企了。国研中心的研究者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我们不能排除其中有代言人的可能。但是请豪强们看看历史，看看那些政府倒塌后如丧家之犬状的满清豪强们吧，他们就是你们的镜子！奉劝你们不要把事情做绝。
　　第二、逼仄的经济状况使得管理层乱了阵脚。
　　中国经历经历了数十年的高速增长，歌舞升平已经成为了习惯。管理层没有勇气去掌控一个没有经济增长，甚至经济负增长的社会。可是老子曰：飘风不终朝、暴雨不终日，孰为之者？天地。天地尚且不能久，而况人力乎？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也没有永不停歇的增长。如果连我们的拥有强大国有资本的社会制度都无力承受不增长甚至负增长的经济状态，那么其他所有的社会制度都无法承受这样的状态。经济停滞不可怕，失去对经济的终极掌控才真可怕。设若此轮危机因变卖国有资产得以度过，那么下轮危机来临时，让后来的管理层该如何自处呢？难道真准备让他们变卖政权了吗？可是习惯性的增长预期和逼仄的经济状况，迫使管理层有病乱求医；其实啥事都没有，欧美都乱了我们也不会乱。比抗病能力，都能把欧美拖死。寻求解决方案时应该的，可是自毁长城的事情是不能干的。
　　第三、中国没有自己经济学的尴尬，使得错把野鬼当仙佛。
　　佐利克是什么东西？分明就是美国大豪强的一个门客。而这样的一个猥琐的门客，却被我们大名鼎鼎的国研中心请来当仙佛膜拜。我们国研中心的大人物们甚至请这个野鬼门客来做事关生死的顶层设计。基辛格是什么东西？分明就是美国统治集团大豪强的一份子。可是基辛格这样的人却到了可以在中国充当半个国师的地步。国研中心的大人们，你们不怕被历史耻笑吗？知道你们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大大的耻辱两字吗？
　　佐利克如果这么厉害，早去欧美深陷危机中的祖国指点江山了。放着祖国的危机不救，跑到中国来激扬文字，难道是他另一个白求恩吗？我只能说，只有中国的资产足够拯救西方的债务危机，也只有中国蚁民创造的利润才能维持欧美金融衍生品游戏的继续运转。中国国有资产的彻底资本化，将为美利坚帝国继续辉煌添砖加瓦。其实，佐利克指点中国就是解救欧美祖国。我们能够明白他的诡异行为！
　　可是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经济学始终无法横空出世。如果中国自己的经济学能够指导中国的经济实践，谁还会请佐利克这样的野鬼来膜拜呢？如果中国的经济学能够揭穿西方经济学玩弄概念，骗人钱财的丑陋面目，谁还会请他们呢？如果有中国自己的经济学，我们大名鼎鼎的国研中心就不会抽风般地膜拜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了。可是这个可怕的时间差，也许将会导致中国自己的经济学只能等待下一轮政治清明后再有用武之地了。
　　可是中国自身的经济学的的确确正在孕育成熟的过程之中，他们就在互联网上，就在草根网上。
　　第四、西风东渐以来，意识形态领域中华固有概念体系全线沦丧失守。
中国必须重塑自己的理念
　　国有道统和政统，中国目前虽然政统同古代中国一脉相承，中央集权依然不变。可是道统却几乎全面沦丧。庙堂之上坚守天道、事实和良心的中国精神日渐稀少，在西学放纵个人欲望学说的蛊惑之下，为了个人私欲，国之基石可毁、国之长城可破、亿万生民可弃。天下无所不可为，只有自己的欲望不可违！中国古人常言抬头三尺有神明，可是这些西学蛊惑下的烂人们却皈依了西学的邪魔外道。
鄙人常称西学为狄夷之学，狄夷之学鼓动人们拥抱欲望放弃责任。鼓励从政者攫取权力放弃担当。民主、自由、个人权力，这些概念听起来很美好，可是大家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他们会听起来美好。其实一句话就可以解释其原因，那就是这些概念迎合了每个人内心的私欲，却没有附加任何责任和义务！所谓的学者们可以为了这些概念，而不管天下兴亡。而且搞笑地认为，只有天下残破才能迎来个人的自由、民主等据说能够带来幸福的美好概念。所以他们无耻地配合外人围剿爱国概念。中国这部分社科领域的所谓文“人”们，已然被西学洗成脑白痴了。当年，毛同志让这些人上山下乡，着实是在治病救人啊。
　　我很难想象“庙堂之上、学堂之中的兖兖诸公”中，有多少这样的脑白痴才能将一个才面世60多年的崭新而强大的国家机器弄到如今的地步呢？草根网的同仁们啊，合力围剿解构西学概念。才是救中国，救那些脑白痴的根本啊！没有庙堂之上、学堂之中如此多的脑白痴的鼓噪，国研中心的大人们也不敢明火执仗地诱骗管理层自毁长城啊。
　　中国如今面临的外部国际环境如此恶劣，我不清楚不惮于向欧美示强的管理层如何能够容忍内鬼的肆虐呢？鄙人宁可要外部示弱，内部核心利益丝毫不让的政策。也不要当前外部示强，内部核心利益拱手相让的政策。
　　管理层啊，你们真的准备向这个方向闯开一条血路吗？这分明是一条不归路。巨龙巨龙擦亮眼，一定、一定要擦亮眼！
　　其实，利率自由化、货币自由兑换、引入外部竞争者都不是大问题。只要有内部的好根基，有强大的国有资本的存在，我们就会犹如当年加入世贸组织一样，在竞争中逐渐强大起来。可是一旦守不住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国有资产不能私有化的底线，守不住量力而行的财政原则，则逼仄的经济状况将会演变为致命的最终溃败！
　　愿苍天保佑中华！愿草根网诸君都能尽快加入到“不用西学概念，解构西学概念”的洪流之中。首先在思想领域驱逐肆虐的西学（狄夷之学），为中华保留火种，以便即使事不可为后，中华依然保有再次复兴的机会！
　　对了，383方案，也许就是“散不散伙方案”的谐音吧。权当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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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小
出版社: 大L出版社
【热莺介】本展_秦法家到h尊儒的B，而奠定中贫群鸵庾R型B的基本框架：百代都行秦政制，千古讨笸簟
【本厣孔髡咦1980年代以碇铝χ母锏恼{查研究。本樽髡呃碚MH，在v史哲W和中西文化比^用娴WgY之一。
王小：英虼W政治c挡┦俊Ｔ温中r村l展}研究M副ML、中w制改革研究所常崭彼L、F任中信泰富芯坎靠理。著有《投C博新贰睹^^河的困惑》（@洲L刊2007年中文十大好妒o前例的挑稹贰段拿餍n突的背後》、《摸著石^^河：中母镏贰贰懂aI重Mr不我待》。合著有《改革：我面R的挑鹋cx瘛罚1986年@O冶方W）、《富的困》（1987年@香港_推]“十本好保断愀勐MR率保l稹贰度W合一》、《再造中贰段鞑看箝_l方略》、《西部大_l考察》。
一、市鼋钡
二、⒂蒙倘艘稚
三、h承秦制何必尊儒？
四、嗯c什N民
五、死打硬拼和平崛起
六、超越「前F代的F代」
七、_天V地 → 根深蒂固
八、「屈民申君，屈君申天」
九、士r工商的道德排序
十、尉雍眠^真小人
11、大同理想「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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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届三中全会不会有大动作
一、三中全会不会讨论国企重大改革（即私有化）等问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会在经济改革方面有大动作”，这是一年来（十八大以来）“自由派”掌控的中国主流媒体和部分国外媒体（如华尔街日报、英国金融时报）的宣传工作的重点。不过相对于这一鼓噪而言，即将于11月召开的三中全会肯定是雷声大、雨点小，不会有大动作出台。
何谓大动作？在笔者看来，媒体所宣扬的大动作，无非是两条：第一，对庞大的国有资产进行重大改革，即私有化；第二，金融改革，包括对外和对内两方面。掠夺资本――即“自由派”资本――企图通过这两项措施将中国高速发展三十多年的成果都装进自己口袋里。笔者认为，在这两个领域，三中全会不会有大动作。先谈谈金融方面。中国政府肯定不会允许资本自由流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历历在目，中国政府岂能重蹈覆辙？国内方面，中国政府今年已经做出了促进私人资本成立银行的决定，这是“自由派”的胜利，不过自由派欲壑难填，还企图有进一步的要求。自由派不仅要求放开私人银行的限制，相反还要求进一步的优惠或特权，比如降低保证金门槛等，这无异于玩火，政府肯定不会予以支持。另一个是放纵非法集资与集资诈骗，即让吴英、曾成杰们为所欲为，对此政府也不会答应。
&&& 下面重点谈一下国企改革或国企的命运。
国企改革不会有大动作，或者说，政府根本不会允许进行大规模的国企私有化，这一点其实早在2012年就已经很明显了。
国企一度被舆论认为是即将淘汰的历史遗留事物，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伴随着中国经济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国企尤其是央企早已摆脱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困局，不断做大做强。如此大的一块国有资产肥肉肯定会招来觊觎者，于是媒体秉持张维迎的“吐痰论”，于2008年以来不断向国企泼污水，意图为瓜分国企制造舆论基础。一段时期内，中国政府的核心媒体――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央视――的核心版面一度对国企问题不予置评，国企的生死兴衰成为疑问。
直到月份，这一局面才发生了改观，人民日报等媒体纷纷在主要版面大量刊登肯定国企的报道，甚至连参考消息和环球时报也参与了表态。参考消息突然于4月12日刊登了某记者于2月15日对前西德总理施密特的采访，在采访中施密特称现存的国企是中国的命根子，不能私有化。而一向在经济领域缺乏主见、一般爱模仿自由派、对国企并不友好的环球时报，也在5月17日刊登社评《舆论应该回到国企和民企的中间位置》。至此，政府对国企的态度已经基本明朗，那就是继续保留。到十八大报告时，重申了“两个不动摇”，继续强调国企与私企一样，都要发展壮大。若无意外，三中全会不会出台与十八大报告相冲突的政策，即大规模私有化国企根本不可能。至此，国企存废之争实际上已经是盖棺论定了。当然自由派媒体则依旧继续攻击国企，不达目的不罢休。
2013年7月以来，习近平先后视察兵器工业武重集团、中船重工大连船舶重工集团、一重集团大连加氢反应器制造公司、中行沈飞、沈阳鼓风机集团、沈阳机床集团等央企和地方国企，并对上述企业在高端制造业方面取得的成就予以了肯定。这进一步宣示了政府对国企的态度。
日，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于11月召开三中全会。新华社的新闻稿，只是说要“全面深化改革”，但是并没有透露改革的具体内容或措施。10月7日,习近平在第21次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闭幕演讲中，表示“中国正在制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方案”，透露了三中全会的重点内容。在习近平列举的主要改革措施中，根本没有谈及国企改革。至此，三中全会对国企不有大动作已不存任何疑问。
二、“听见风就是雨”――媒体爱对政府表态进行过度阐释
明明是中国政府高层从来没有对国企私有化等问题做过任何明示甚至暗示，可为什么人们总是会认为三中全会将在这些领域有大动作呢？这主要是受媒体报道影响所致。
&&& 媒体特别善于利用政府或领导人表态中在所难免的字面上的模糊性来做文章。
改革，在当今中国具有政治正确性。不管哪一届领导人，都会强调“深化改革”的，否则自己就违背了政治正确性，丧失了合法性。不过，“改革”这个筐，什么都能装。强调深化改革，并不必然意味着要将国企私有化，也可能是另外的内容。
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在强调自己的改革决心时，经常会讲一些“敢于啃硬骨头”、不会“畏葸不前”、甚至于要“壮士断腕”之类的豪言壮语，这让不少人浮想联翩，但是这些抽象的豪言壮语背后到底是具体什么样的实质内容？对此还是不要急于下结论为好，而是应该等政府出台的具体政策措施后再确定。断什么腕？会把庞大的国企资产给断掉吗？如前所述，中国的新一届政府迄今为止，始终没有要将国企私有化的任何明示或暗示。
遗憾的是，“自由派”媒体以及部分境外媒体总是一厢情愿地对高层领导关于深化改革的相关表示，进行有利于己的解读和发挥。好像一说“深化改革”，那就是决定要把国企给分了，允许热钱肆意进出中国，允许集资诈骗，由此吴英、曾成杰将由罪犯而变为金融创新英雄一样。
比如，8月27日政治局会议召开决定三中全会时，表示要“必须充分认识改革面临的矛盾和困难，增强与时俱进、攻坚克难的勇气，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对于这种抽象的表态，联想过度并不可取，因为在公布这些豪言壮语时，并没有同时透露相应的具体的落实措施。
再如10月7日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的主旨演讲《深化改革开放　共创美好亚太》中说，“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这是因为，当前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格外艰巨，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个时候就要一鼓作气，瞻前顾后、畏葸不前不仅不能前进，而且可能前功尽弃。”许多媒体对此欢天喜地，不过他们似乎没有注意到，习近平在讲完这番话后，紧跟着又补充道，“我们的立场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既要大胆探索、勇于开拓，也要稳妥审慎、三思而后行。”
“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或许可以理解为“雷声要大，雨点要小”。“稳”字当头，这才是最近这些年来中国政府在采取重大经济改革措施时的一贯作风。
如果说中国政府的面临重大经济改革时的表现是“雷声大雨点小”的话，那么中国自由派媒体的一贯作风恰好相反，抓住任何蛛丝马迹予以发挥夸大，可谓是“听见风，就是雨”。
比如，6月下旬，发生钱荒事件，与此同时，巴克莱银行的黄益平抛出“李克强经济学”一说，称“李克强经济学”的核心是不要增长只要结构改革，即广为人知的“休克疗法”。国内媒体随即跟上对巴克莱的解读予以了广泛报道。7月5日，南方周末重点推出《“新政观察”》系列报道，其第一期《新政百日
金融破题》兴奋地赞扬新政府面对经济下滑采取了“踩刹车、转方向”的对策，声称“眼下，距离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时间尚有三个月左右，按照惯例，这次会议一般会确立并通过新的经济政策走向，这也是观察新一届政府执政思路的关键节点。”结果不出一周，李克强在视察广西时候就强调要“稳增长”，不让经济滑出下限。“踩刹车”不见了踪影，南方周末的《“新政观察”》系列报道也只出了一期，再也不见下文，空欢喜一场。这种迫不及待地将愿望当做现实来宣传的案例还有很多。
2012年来，“自由派”的战略部署就是“以危机倒逼改革”，让中国经济在2013年夏天爆发经济危机成为逼迫三中全会出台大动作的关键，为此，“自由派”不遗余力地压迫、诱使政府只要“调结构”，不要“稳增长”。可是结果到2013年7月份，政府态度明确地表示“稳增长”与“调结构”并重，并采取投资措施令经济止跌回升，危机或硬着陆没有发生。危机没有爆发，中国经济形势依旧正常，政府干吗要为了所谓深化改革而不惜自毁好局？经济形势的企稳回升令三中全会出台大动作失去了理由。
三、媒体如何主动营造舆论
下面具体分析一下半年来“自由派”以及境外媒体围绕三中全会所刻意制造的几起舆论事件。
近年来积极参与中国内部事务的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于5月14日刊发文章《中国要以主动“革命”应对危机》。该文讲到，“澳大利亚媒体The
5月13日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计划以革命来阻止财政危机爆发》的独家报道，文章援引接近中国领导层的消息人士的话说，中国正在制定一份大规模改革的蓝图，其目的在于避免经济危机的爆发。该报道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将牵头为今年10月举行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准备一份涉及七大领域的改革蓝图。”
乍一看，三中全会似乎将会有大动作，不过即使这样一份危言耸听的文章，也不得不承认“中国领导层在如何改革国有企业方面未能达成共识”。
紧跟着，5月16日，善于与华尔街日报互动的财新网刊发报道《七大领域改革方案正在起草》，称“上任未满两月，新一届中央政府即着手筹划新一轮体制改革事宜。接近决策信息的人士透露，目前，七个由政府高层官员及政策顾问组成的独立工作小组正在起草改革方案”。
遗憾的是，“接近决策信息的人士”并没有透露出任何国企改革的信息，对此财新网自行作了如下解释：“值得一提的是，上述七大领域改革未见国有企业身影。巴克莱表示，原因可能是‘最高层没有达成政治共识’，但大可不必感到悲观。”财新网便如此将“最高层”代表了。
华尔街日报和财新网的报道，引起了较大反响。不过，炒作归炒作，等到8月27日政治局会议召开时，炒作者们不得不悄悄地承认自己的期望落空了。
8月27日，华尔街日报中文网刊发文章《猜想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经济药方》，坦言“政府关于进一步改革的提案将面临艰巨的审议过程。预计在今年年底前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政府的改革提案可能会遭‘瘦身’，甚至完全不被提上议程。”
9月2日，渣打银行发布报告，称三中全会“将不会明确指向国企本身，而可能致力于改变其生存运营的环境，迫使国企调整适应以继续生存。”
9月11日，华尔街日报中文网刊文《10个你需要知道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点》，称“国企改革仍是敏感话题，可能不会明确出现在今年的全会文件”。
9月16日，华尔街日报中文网刊文《中国正在改革之路上倒退？》，抱怨“随着秋季中央全体会议的临近，围绕中国主席习近平改革议程的预期可能需要暂时被搁置了。”
9月27日，财新网刊登文章《中国：十八届三中全会前瞻》，指出“我们不应对11月会议的直接成果抱有太高期望。……近期进一步推进国企改革的可能性不大。我们预计11月份的会议将仅仅重申要增强国有企业活力。”这就是五月份财新网和巴克莱银行自行代表高层的结果。
不过，已经认识到三中全会不会有大动作了的媒体，依旧继续制造相反的舆论。随着三中全会召开日期日益临近，2013年10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发改委副主任“刘鹤”的名字突然响彻全国，这是因为10月7日，即习近平在APEC峰会上介绍三中全会改革纲要的同一天，华尔街日报推出了长文《刘鹤的艰巨任务：让中国经济再次腾飞》，同时该文内容得到中国各路媒体的大量转载。
该文称，“引导中国经济发展的最新蓝图开始交由现年62岁、儒雅沉静的刘鹤来描绘。他是一名中共官员，其同事和西方领导人都知道他是经济改革者。在下个月中共450名最高官员参加的闭门会议上，将公布这幅经济蓝图。……选择刘鹤作为中国新经济计划的总设计师（这一点得到了许多中国官员、学术人士和知情人士的确认）让外界燃起了希望：市场改革者将占得上风。”同时，该文还对国企大张挞伐了一番。
在该文中，华尔街日报一上来就用了一些模糊而夸张的文字，对一般读者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似乎由刘鹤正在牵头起草的三中全会的经济改革方案，将会在国企和对外金融开放方面进行重大改革。办报纸的人都知道，绝大部分普通读者，对于稍显专业的经济类的长文的理解，通常都是由标题以及文章中作者所刻意突出的段落决定的。而各路媒体在转载介绍时，也大都侧重于此。比如，联合早报在评论此文时说道：“习近平尽管在一些问题上表现左倾，（但）他在经济问题上展现直面增速放缓和藉此推动改革的意愿。一位熟悉领导层想法的中共干部说，改革的时机已到，新一届领导人有10年任期，如果他们坐视问题不理，中国经济将陷入灾难。”
令人吃惊的是，在制造了上述印象后，《刘鹤》文又透露了相反的信息。首先，刘鹤办公室此前已经表示并不同意华尔街日报刻意夸大他个人的作用。其次，“曾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纽约大学经济学家斯宾塞(Michael
Spence)称：‘刘鹤是中国实用主义的一个典范，他认为市场是使经济有效运转的重要机制，但他不是这种机制的信奉者。’”
更重要的是，“参与者说，不大可能推出对国企巨头进行直接大规模改革的措施。……即便是刘鹤的盟友也认为，刘鹤旨在增强国有企业所主导行业竞争的努力没有获得多少支持。一些参与制定三中全会改革方案的经济学家说，此次会议不会提出针对国有行业的重大改革计划，尽管他们认为国有企业的垄断限制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
可见华尔街日报明知他们所心仪的那些“改革”并没有在三中全会被讨论、通过的可能，明知刘鹤并非如他们所描绘的那样，但是却依旧在大多数读者中间制造了相反的判断。
华尔街日报以及中国的媒体玩弄这类小把戏，我不知道他们这样做是在自欺欺人呢，还是明知这一回输了而坚持在为未来做舆论准备。
四、未来“自由派”将通过国企资产资本化来达到目的
三中全会马上要召开了，不少媒体依然在锲而不舍地制造三中全会将会对国企动大手术的舆论。香港最大的英文报纸、原来港英殖民当局的喉舌南华早报，10月13日发表社论《北京面临艰难选择》，称“十八届三中全会可能会动摇国有垄断企业在战略经济部门的支配地位”。在形势已经如此明朗的情况下，南华早报与这种依旧坚定地把愿望当作现实的勇气不知从何而来。
环球时报，在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方面，与“自由派”媒体常常有不同见解，但是在经济领域，环球时报却缺乏独立见解，多数情况下跟在“自由派”后面瞎起哄。比如，最近环球时报评论版也设立了一个展望三中全会专栏。10月11日该专栏刊登中国美国商会会长葛国瑞（Gregory
Gilligan）文章《中国能将艰难的改革进行到底》，该文称尽管“许多既得利益者会抗拒变革。例如，在低息信贷、低监管要求和竞争保护壁垒下养尊处优的某些国有企业”，但是，“中国政府有决心将必要的改革贯彻到底”。难道环球时报与葛国瑞认为习近平不久前视察的兵器工业武重集团、中船重工大连船舶重工集团、一重集团大连加氢反应器制造公司、中行沈飞、沈阳鼓风机集团、沈阳机床集团等央企和地方国企，都不是凭借产品和竞争力在市场上站住脚，而是在“低息信贷、低监管要求和竞争保护壁垒下养尊处优”的？
“自由派”对国企的觊觎之心是百折不挠的，虽然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不会满足他们的期望，但是他们会另辟蹊径的。“自由派”媒体近年来一直鼓噪新一轮的国企私有化，不过上世纪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进行的那种“管理层买断”之类的国企改制――私有化，“吃相太难看”，现在想简单重复进行已经不太可能。直接的私有化不成，“自由派”便寄希望于间接私有化或曲线私有化。近期，“自由派”开始出新招，企图通过让国有资产证券化或资本化、然后再通过金融证券手段予以侵吞的手段，来实现曲线私有化。庞大的国有资产，好多还没有实现证券化，上市公司只占其部分资产，一旦全部实现了证券化，侵吞起来就方便多了。
如2013年10月国研中心公布的“383方案”这一所谓的“新一轮改革的基本思路和行动方案”中，重要的一条就是“以国有资产资本化为重点，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为国有资产资本化创造条件。对尚未实行改制的国有企业，包括国有独资企业和集团公司，尽快实施规范的公司化改造。具备条件的，可实行股权结构多元化，或做出上市安排。”老牌地方国企上海家化今年被平安投资通过所谓的资本操作给占有了，莫非就是上述设想的实践例证？
“自由派”虽然以改革派自居，但是有些改革，他们却是坚决反对的。比如，据闻三中全会可能将会就遗产税出台一些政策。遗产税，是一项新事物，绝对可以称得上是有利于缩小贫富分化的改革之举。但是，对这样的改革，“自由派”就不高兴了。2013年10月份，“自由派”成功地发动了一场妖魔化遗产税的宣传战役。未来遗产税能否落到实处，难以预料。
“自由派”在2013年虽然没能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但是依旧有得有失。三中全会，只是斗争的一个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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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的改革难题
即将在本周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成为全球媒体不得不炒作的话题。有全球影响力的《经济学人》杂志，也不能例外。这一期《经济学人》杂志把习近平的照片放在封面，并且配上了鼓励他推动农村改革和农地私有化的封面文章标题：&中国向前进，赌一把农场&（China
Go on, bet the farm）。
这种轻浮的风格，与这本杂志严肃的传统很不一致。这样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反映了该刊编辑们的无可奈何，也反映了更多人的无可奈何。这种无可奈何来自于这样一个现实：一方面，从习近平自己到中国朝野和各国精英，都知道中国不进行重大改革就会出大问题；但另一方面，大家对这次三中全会并没有什么信心。问题是中共自己却很愚蠢地拼命提高外部对此次会议的期望值。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人》这样的杂志要想扩大在中国的市场，就不能不给面子，捧捧场。
现在没有人怀疑，习近平和江泽民、胡锦涛不一样，他真的想改革，想做一个名垂千古的大英雄，而很多人也都乐观其成。因为一个稳定和繁荣的中国，对这个世界太重要了。但是，历史多次证明，光有善良的愿望远远不够，反而很可能导致谁都不想要的结果。
这一次中共三中全会的结果，会不会让人大失所望？很多人都在问这个问题。我现在的判断是不会，主要原因是大家私下的期望并不高。因为一年来，习近平已经让外部世界对他有了更多了解，而且，大家对他面临的改革困境也有了更多了解。
习近平改革面临的第一个困境来自他自己。他对很多大问题并没有想清楚。他对许多重大问题的直觉大体上是对的，比如说，不能对历史和意识形态采取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的态度，但是，他自己的历史和哲学功底太弱，令他无法与那些认真和诚实的学者交流，而只能靠那些不学无术的无耻文人去主动&亮剑&。由此导致的结果是灾难性的。
在中国舆论市场上活跃的左派和右派文人中，确实发表了很多煽动性的，哗众取宠的言论，习近平对这些东西反感是对的。问题是你不能用质量更差的东西来打击和淘汰这些质量不高的东西。
这既反映了习近平本人的水平不高，也反映了整个权力和文化精英的整体水平也不高，甚至还不如习近平，因此难以支持习近平的改革雄心。这其实是习近平改革面对的更大难题。
这一点从这次为三中全会设计改革方案的过程和结果也可以看的很清楚。刘鹤是习近平信任的人，主要原因是他们当年都是北京高干子弟云集的101中的学生，而不是彼此在国家未来如何发展上有很密切的交流和共识。从刘鹤拿出来的方案看，他深受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对市场的自组织和自调节深信不疑。我支持一些人的批评，那就是刘的这种倾向未必反映了习近平的倾向，因为这种思维很难和习的政治理念统一起来。
问题其实不在于要不要市场。经历过08年的金融危机以后，连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市场迷信者，如前联储主席格林斯潘都开始反思，认识到原来对市场经济的人性假设并不正确。现在，反而是中国原来主张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人，高唱起市场原教旨的理论。李克强的调门越来越高。这其实很可笑，也很危险。
&&& 李克强、刘鹤的小政府，大市场的理念其实反映了习近平改革面临的另一个困境，就是地方政府只会干坏事，不会干好事。因此，此时改革派强调市场自发性的功效，其实是为了逼地方政府收敛。但在现实的中国，并不存在能够支持市场健康运行的制度环境。不让地方政府作为，不等于市场就能够正常运行。
我不大相信，习近平会被这套幼稚的市场理论打动。但这种幼稚的理论此时能喧嚣一时，说明习近平自己并没有什么主张，他也不相信那些打著毛左旗号的人向他提出的主张。
三中全会不能不开，习近平必须在这个会议上不仅宣示改革的决心，而且要展示胸有成竹，但事实上他没有，也不可能想好该如何改革，这就是眼下习近平最大的改革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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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集权下的经济自由化还能走多远？
近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布了他们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准备的所谓&383&改革方案。这个方案明显是一个坚持政治集权下扩大经济自由的改革方案。这个方案坚持政治集权，并不令人惊讶，因为习近平上台以来的各种言论都已经清楚地表明了他的这种倾向，中共官方智库设计的改革方案不可能不支持习近平政治集权的理念。但是，一些人对于&383&改革方案中扩大经济自由的内容，比如扩大农民土地交易自由的内容，颇感惊讶，因为习近平的毛左言论让不少人产生了这样的印象，他的经济政策会向左转，而不是更加自由化。
这样一来，&383&方案提出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就是，中国在坚持政治集权的前提下扩展经济自由，究竟还有没有空间，还能够走多远？因为事情已经很清楚，只要这样的改革还有空间，还能够走下去，中共是绝对不会认真考虑政治改革的。
&&& 那么，对中国现状十分知情的人对这个问题是如何想的呢？笔者得到了自称国内最有影响的民间智库安邦集团的一份研究报告。这篇报告对&383&方案进行了归纳和评论。报告的题目是&冷静区分改革梦想与改革现实&，这个题目事实上对&383&方案作出了非常尖锐的批评，也就是说&383&方案不过是画饼充饥的乡愿而已，安邦集团的研究报告在结论中指出&社会各界不能把改革愿望当成改革现实&，说明安邦智库并不认为刘鹤搞的这个方案是一个可行的改革方案。
但是，安邦的研究报告并没有分析为什么&383&方案并不现实，究竟是当局没有进一步扩大经济自由的诚意，还是即使政府真有扩大经济自由的诚意，事实上也行不通？
一位对中国十分知情的朋友，对这个问题给出了答案。根据他的判断，这一回，即使当局真有扩大经济自由的诚意，很可能也行不通。因为有太多的人不想继续和中共玩下去了。中共虽然放出来一些新的红萝卜，比如对私营企业开放一些原来政府垄断的行业，如银行，但对此感兴趣的人并不多。
这位朋友告诉笔者，目前中国最热门的话题就是向海外移民，而且，许多人已经走了，以至于国内一些原来竞争激烈的职位，现在竟然招不到合适的人。还有消息说，由于来自中国的移民申请人数太多，俄国等五个国家不得不暂停接受新的申请。这位朋友的观察得到了一条新闻的印证。10月23日下午，著名导演贾樟柯发微博透露：&昨天聚会才知道，在座的十几个朋友除我之外，都办了或正在办移民手续，这让我非常震撼。
也就是说，让政治集权下的经济自由化改革搞不下去的一个重要机制，就是那些支撑经济自由化最重要的社会力量，企业家、有钱人，高级管理和技术人才，乃至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大量移民海外，中国实体经济人财两空，这样的经济自由化如何能够持续下去呢？而这正是今天的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想移民海外？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因为中国的环境危机、教育危机和社会道德危机已经发展到了灾难的程度，很多人是怀著逃难的心情而决定移民的。真正有意思的问题是，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有足够的财力移民海外，尤其是怎么会有这么多一般中产家庭有能力移民海外？这就要怪当局这些年来的经济政策了。这些政策不仅导致了中国的房价泡沫越来越大，同时也导致了人民币的高估，两个因素合在一起，使得中国城市中产阶层，已经有数百万家庭完全有能力移民海外。
从&383&方案的内容来看，设计者们试图对中国劳动人口高度流动下的社会保障问题给出一个解决办法，也就是中央政府拿出一点钱来补足异地打工者的社会保障水平与本地人之间的差额。这个改革思路完全回避了中国数亿人口处于长期动荡之中而无法安居乐业这个根本问题，而这正是中国社会无法安定下来的根本原因。&383&方案的设计者不敢正视这个问题，而是寄希望于把这样一种极不正常的状态维系下去。
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之道是推动地方和社会的自治，这就要求中共还权于民，还权于地方。越来越多的人懂得了这个道理，但他们也懂得，中共不会轻易放弃对权力的垄断，中国的乱局还会发展。这就是中国移民海外的大潮越来越汹涌的根本原因，也是政治集权下的经济自由化越来越搞不下去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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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自贸区是金融恐慌的产物 不能给权贵找出路
上海自贸区是在外资大举撤离、中国经济陷入困境的背景下设立的。回顾一下中国近几年的国际收支可以对这个问题有所认识。中国国际收支账户2008年经常项目顺差为4205亿，2009年陡降为2432亿，2012年为1，931亿，一路下降，这说明，中国国际贸易竞争力大不如前。再来看中国国际收支账户的资本和金融项目，2008年顺差401亿，2009年突涨为1984亿，2012年陡降为逆差168亿！2013年上半年，经常项目顺差
984亿美元，同比增长 27%；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 1187 亿美元，增长 7.0倍；国际收支总顺差 2171 亿美元，增长 1.4
倍。过山车式的变化，可谓惊心动魄！这些指标的突变表明，中国经济出现了重大变故。
　　近日，远在法国的一栋花园别墅因公审薄熙来被带进公众视线，中国大陆贪官海外买房购屋又成热门话题。《群邑智库?2013胡润财富报告》显示，中国只有1/4的富豪表示对未来两年中国经济非常有信心，较2012年下降3%，是2011年的一半。而表示没有信心的中国富豪比例有9%，比2012年增长了2个百分点，为三年来的最高值。另外，9月15日胡润首次发布云南财富报告显示，中国的隐形富豪是“阳光”富豪的2倍，而云南则高达3倍。中国隐形富豪大多是官员及其家属，同时这份报告也佐证了中国贫富差距悬殊。
　　财经观察家叶檀在其署名的《三大折价逼出移民潮》一文中表示，不仅企业主，包括中国官员在内的隐性高净值人群，以制度漏洞作为寻租来源的体制内人士，一旦获得财富，同样感受到制度折价对财富的损耗，中国官场特有的配偶携子女移民、一人当官的“裸官现象”颇为壮观。
　　仲量联行8月27日在上海发布“海外住宅投资市场分析报告”，认为在国内经济增速放缓、房地产调控政策影响及人民币升值等多重因素的催化下，中国高净值人群(个人可投资资产超过1000万元)已开始更多地投资海外住宅市场以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而英国伦敦成为海外房地产投资首选。
　　据仲量联行统计，中国高净值人群在2012年底已有71万人，今年底可望达到84万人。近几年，他们的跨境多元化配置需求日益显著，境外投资增长较快。预计2013全年境外投资的增速将与年持平，保持在30%左右。
　　据报导，由于中国贪官对房产的热爱，使北美房价飙升，并出现“中国贪官一条街”现象。在当地居民的强力抗议之下，有所收敛。如今，欧洲成为中国贪官在海外购置房产的热门地区，他们以各种隐蔽的方式，为妻儿老小在海外购置好房产，一旦罪行暴露，立刻卷款逃往海外。
　　根据中国相关机构去年底的通报，中国非法外流的资金突破1万亿美元，而前一年是6千亿美元增长将近一倍，预计今年会达到1.5万亿美元。中国富豪的资金和欧美银行的资金“像能预知大地震的动物一般”逃离中国，美国银行在中国投资几家大银行的股份全卖光；以及李嘉诚卖掉在中国的资产就是明证。
　　中国货币当局对外汇储备的偏好好比一个守财奴，他只愿意看到自己储蓄的增长，或至少是维持不变，绝对不能够容忍储蓄的任何减少。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出口贸易的不景气，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带来经常账户的巨额顺差，而资本与金融账户由于资本外逃愈演愈烈而呈现惊人的逆差，被逼无奈的情况下只好开放资本账户，可投鼠忌器，开放资本账户又怕外资对本国经济的过度冲击，只好试点自由贸易区了。
　　金融市场能够试点吗？如果说经济特区可以勉强搞而不会出现大的问题的话，金融市场是绝对不可以搞试验区的。搞经济特区好比是把一面墙的砖头扣掉几块加到另一面墙上，这两面墙也不会有大的问题。而金融市场就不一样了，好比血液系统，血管任何一个漏洞都会导致这个系统的血液感染。
　　上海自贸区与以前的自贸区不同。中国的自贸区，以前有过十多个“保税区”，地方申请自贸区的有五个，包括上海、深圳、天津、青岛和海南。其实这些自贸区只是原来深圳的翻版，吸引外资（包括国内资金），减税优惠，物流保税等等，就是外贸经济型的特区。上海自贸区重点在于金融服务的自由化，包括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以及银行和投资机构的自由化。挑战是，如何在一个大的封闭体系中开放一个小的系统，搞不好的话，自贸区仅仅在给权贵资本找一条更加便捷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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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自贸区到底砸了谁的饭碗？
一、真是来之不易的馅饼
《上海自贸区》的方案早在十年前就与上海洋山深水港的项目一并提出了。当时是以上海保税区的名义上报发改委和商务部的，却迟迟得不到批准。记得当时的市委书记第一次召我去他办公室时，就叹苦经说：上海越来越困难，过去定下的项目现在都实施不了。
果然，商务部率先向上海发难，部长助理向记者发表声明宣布“上海搞车牌拍卖是非法的”。这样的声明显然应该是受到薄部长或者他的上级认可的。
紧接着，中央不仅叫停了上海的公务员加工资，还要求降低上海公务员的工资。可同时，外地的公务员工资则大幅度增加（名曰“平衡”），西藏公务员的平均工资甚至从1500暴涨到4000元。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新疆。很快，上海的公务员开始抱怨上海的领导。
更令上海领导心惊肉跳地是胡总书记上任近四年都不来上海，甚至走到与上海交界的昆山村落也不进上海。这在上海人眼里，就是一个中央对上海有看法的信号。直到2006年6月，在上海召开《上海合作组织》峰会胡才第一次进上海。这与李克强一上任立即在上海召开华东各省一把手会议形成强烈反差。
众所周知，《上海世博会》是新中国建国以来最大的国际政治活动（来了一百多国家的元首），时间、规模、影响都远远超过奥运会。可是中央不仅拒绝出一分钱，十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此都只字不提。
在土地问题上更加让上海为难的是，超过50亩土地转性就需要国家发改委批。上海好不容易争取到一个《迪士尼乐园》项目，国家发改委竟然只批了600亩地，比我的私人庄园面积还小。据说条件还是放弃欧洲空客大飞机组装项目给天津。
更让人费解地是，上海早在上世纪末就与浙江订立了租借浙江嵊泗的大小洋山岛发展深水港的协议。对上海来说，洋山深水港对解决上海的发展瓶颈有决定性的意义。可是这个完全由上海自己投资开发的项目一直得不到中央的认可。直到日胡总书记来上海参加《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原日程中并无参观洋山港行程，陈良宇事前密谋安排胡去与洋山港相邻的浦东孙桥参观农业大棚，并于6月11日晚间亲自召见孙桥的老总张明华，布置他千万不能拖延总书记在孙桥停留的时间（结果只停了17分钟），以便陈可以“顺便”安排总书记去洋山港视察，以获得总书记的表态。
意外的是，总书记一到上海，给了陈一份《国内动态清样》，就是新华社给政治局常委的“内参”，上面介绍了我在金山廊下搞的“农业生产方式变革”方案。胡提出不去孙桥要去金山我这里参观。如果这样，那洋山就去不成了。陈良宇勃然大怒，半夜把我和当时的镇长张亚军（现在的区农委主任）召到他在康平路的办公室，由当时负责农业的副市长胡延召、市委研究室主任兼办公厅副主任王战、市委秘书长范德官和他的大秘秦裕（也兼市委办公厅副主任）负责审问我们。我们当时都不知道出了什么大事，张镇长更是直哆嗦。后来才知道陈以为我们背着他私自给中央写材料“搅了”上海洋山港的“大局”，“这么大的事怎么不事前汇报，太没组织观念了！”。其实我们很冤枉，当时有一叫冯亦珍的新华社记者对我下乡种地很有兴趣，一直要求跟着我出去看怎么通过和外地个体农民签承包种地的合同实现“不流转土地的情况下搞规模农业”。是她没打招呼就写了一篇采访报上去了。连她自己也不知道，这篇报道后来竟然被上海新华分社制作成《国内动态清样》参给了政治局常委。于是才有总书记要来实地看看的故事。我和张镇长也是在批斗现场才看见这份东西的。这才知道是真给上海闯下大祸了！
事后我才知道，陈当天夜里就向总书记汇报说：廊下的经验还不成熟，秋收以后参观会更好。所以我从他那里出来，还没回到家就接到他的电话，“布置”我们要“统一口径”，就是总书记那里的人来电话也要这样说。陈向我许诺，虽然总书记这次可能来不了你这里，但是11月的时候他还要来上海的，一定安排书记去你们那里。
于是，短短地几个月，我的地里就竖起了标志性建筑（仿卢浮宫入口的全玻璃建筑）、采用风力和太阳能发电、物联网控制的全自动种地、还建了上海唯一的农业机场，添置了2架农业飞机。我们的农业生产方式改革也大获成功。可是很遗憾，9月16日，陈被双轨，总书记11月也没来上海，大概也就“忘记了”我们。原来的区委书记李毓毅（就是现在的体育局长）和我都被视作为是前市委书记的人……。他被调离区委书记岗位，去了什么“新农村办公室”当副主任，我被免去农业国企《金廊农业公司》老总，还被“中央工作组”召去东湖宾馆“喝”了咖啡。差点没被“双轨”。张镇长则被降了半级去了国姿委当了个副主任。
6月13日，总书记如陈所愿去了洋山港，并表示了对建设洋山深水港的支持。很快，东海大桥（公路桥）完工，东海二桥（铁路桥）开始启动。可是，陈一被抓，国务院就令上海把洋山岛归还浙江。所以直到今天你去洋山港可以看见岛上的奇怪景象：工商和税务都是浙江的。这起码就意味着今后洋山深水港所有的发展从此都要先经由浙江审批。这还让上海怎么发展？于是，洋山深水港最重要的配套工程，平安镇的全球最大的铁路集装箱专用编组站和东海二桥（铁路专用桥）都停工到今天。
所以当李克强总理问杨雄市长“你是要政策和是要改革”时，他都乐傻了：这么多年连保税区都没争取到，现在一下子掉下个“自贸区”。岂不是飞来一大馅饼啊！！！
二、上海为什么更需要“自贸区”？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上海十年前是不敢申请“自贸区”的，所以只申请了“保税区”。而且这个“保税区”主要是为洋山深水港服务的。因为上海原先的计划就是要取代新加坡的世界第一大港地位。而且这个“目标”还偷偷摸摸地不敢公开说。因为大家都听说当时的高层非常崇拜和欣赏新加坡，很多政策也都“政出新加坡”，甚至他把政府的人才培训都放在新加坡。
当时的世界第一大港新加坡的年吞吐量超过一千万标准集装箱。新加坡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第一大港是因为中国大陆、日本、韩国、朝鲜、台湾、香港和澳门甚至俄罗斯的远东地区从非洲和欧洲来的货物都要经过马六甲海峡。一方面，大船的运费大大低于小船的运费，货主都希望用大船装运；另一方面，大船因为太大，船上货物的目的地往往不单一，而且许多港口不能停靠大船（比如上海）。因此船东往往选择先用大船转运，然后在新加坡转船。就是先用大船将货运到新加坡，然后在新加坡转上小船再运到自己这里。这是因为新加坡距离中国大陆、日本、韩国、朝鲜、台湾、香港、澳门、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几乎是等距离。而且又是大船的必经之地，再加之新加坡又是自由贸易港，转船没有手续和税赋。所以，中国大陆的期货交易虽然在上海，但是货物的交割地点仍然在新加坡。几乎中国所有期交所挂牌的大宗货物的交货地都是新加坡。新加坡仅仅每年的期货交割的金额就超过2万亿美元。
新加坡由此成为世界物流的中心。众所周知，物流的中心一定是资金流的中心，资金流的中心一定是金融的中心；金融中心又一定会派生出商业中心、生活中心、服务中心……。为了处理自己的货物，世界各国的银行都需要在新加坡设立分行。一个人口不足500万的国度，外资银行就有上千家，银行需要员工就是几十万，为银行服务的行业则需要更多的人。这就是新加坡发达的根本原因。
其实，现在中国大陆发达的工业城市也几乎都是当年鸦片战争后被迫通商的口岸。上海解放前就是整个亚洲的金融中心和物流中心。后来船越造越大，上海的大陆架地形导致大船进不了港，再加之中国的计划经济导致上海失去了自由贸易港的身份，于是上海慢慢地失去了物流中心的地位，接着又失去了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陈良宇正是在非常明白物流必然促进发展的“硬道理”后才下定决心要发展深水港的。副重要地是上海的地缘优势是一直存在的：因为上海不仅距日本、韩国、朝鲜、台湾、俄罗斯远东和香港澳门地区是等距离，而且南距广东，北至天津、大连、青岛、烟台、营口也几乎是等距离。更重要地是有二条大河（长江和京杭大运河）和铁路、公路覆盖到全国所有的地方。而且上海自身的建设也需要大量货物，所以她不会像新加坡那样几乎是纯粹的中转港。运抵上海的货物起码有一多半是不需要转运出去的。这就是说，把上海作为中转港口，优势要远远超过新加坡。如果上海不仅有免税区，还有自由贸易区的金融政策，上海就会多出比新加坡更多的外资银行。还会产生上百万个白领的工作机会，就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上海欠缺的仅仅是没有深水港和自贸区的政策。没有深水港，大船进不来；没有自由贸易区，不能设立外资银行，国外的货物就不能或者不便在上海中转、交割。于是，
所以，上世纪末时任上海常务副市长就开始筹划在大小洋山岛上建设深水港。在中央以没有资金（其实天津就一次拿去4000个亿）为由拒绝批准以后，上海即决定完全自筹资金建设。其实天津港是不可能成为中转港的，因为船进天津后无论再去哪里都是绕道，不仅增加运费，还浪费时间，所以不会有船主选择这样的路线。更况且天津还不是不冻港！
上海洋山深水港的一期设计吞吐量就是2000万标准集装箱，是新加坡的二倍！加上当时上海港的吞吐量也已经接近1千万标准集装箱，因此这3千万标准集装箱的吞吐量一定有相当一部分是转运出港甚至转运出国的。如果没有免税政策或者没有自由贸易区的金融政策，洋山港的作用就无法发挥。这就是为什么上海特别需要的《自由贸易区》的根本原因。
三、《上海自贸区》既砸了新加坡的饭碗又坏了美国控制中国的好梦
表面上看是中央迟迟不批上海自贸区。其实真正在背后成功施加影响延滞项目批复的黑手来自新加坡。因为新加坡最清楚，它的发达完全取决于它的世界物流中心地位。上海自贸区开始运营之日就将是新加坡走向衰败之时。
新加坡先是千方百计地利用他们强大的公关力量对中国高层施加影响意图阻止上海洋山深水港的开发，在上海宣布将完全依靠自己的资金建设洋山深水港后，新加坡明白阻止洋山深水港建设已无可能，于是把重点转移到阻止上海获得自由贸易区地位。因为，没有自由贸易区的地位，国际货物中转就无法实现。上海洋山深水港就难以取代新加坡的世界第一大港地位。
可是令人意外的是，洋山深水港仅仅一期部分建成，吞吐量就迅速超过了新加坡成为世界第一大港。本来，大小洋山岛的缺点是面积太小，远远小于新加坡港口。因此岛上几乎没有场地可供堆货。吞吐量应该不可能爆发式的增长。可是上海人将此劣势转化为优势，全球最大的港口机械生产商“上海振华港机”为洋山深水港配建了转运专用的机械，巨型的龙门吊能够直接从大船上将集装箱转运到其它的船上或者火车的车皮上或者驳船上或者集卡上。这样，大船转运就不需要先将货物卸在岸上再转运，集装箱甚至不必落地就转走了。这就大大节约了货主的时间更关键的是大大降低了仓储的成本。
另一方面，上海又建造了无数的万吨驳船，去内地的货可以直接卸在万吨驳船上通过长江去西部。东海公路大桥的建成，连通了上海发达的高速公路网，使得货物可以迅速进入上海和周边地区。按照原先的规划，上海洋山深水港还将配套建设铁路专用桥（东海二桥），在奉贤的平安镇建设世界最大的火车集装箱编组站。这样，发往内地的集装箱也就不必堆放在洋山港，直接卸在火车车皮上再用火车头拉到平安镇的编组站后即可重新根据目的地编组再发往全国各地。相信，随着上海自贸区的获批，东海二桥和奉贤平安镇火车编组站的项目将迅速启动，洋山深水港的吞吐量最终很可能会突破3千万标准集装箱！
现在上海自贸区的政策已经允许其它国家设立外资银行，允许其它国家在上海进行货物交割，这就是说，新加坡的上海期货交割很快就会回到上海，仅此一项新加坡就将少收入近千亿！
如果洋山深水港全部建成，自贸区也顺利启动，那吞吐量将爆炸式的增长。开挖“克拉运河”就会“非常必要”，即使有关领导考虑到新加坡的发展而不批准上海去开挖，其它国家也会去开发。而克拉运河一开通，就再也不会有有船绕道马六甲的新加坡往东亚运货了。那新加坡的好日子就将嘎然而止。因为正是泰国狭长的克拉地区隔开了印度洋和太平洋，导致所有从欧洲和非洲去东亚的船不得不绕道经马六甲抵达上海。如果能够在泰国的克拉地区开辟一条运河，那么航程差不多能缩短3天，所有从欧洲、非洲、中东去日本、中国、韩国的船就不再会绕道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而开挖运河的投资还不会超过天津港投资的一半。
其实，上海洋山深水港不仅会砸了新加坡的饭碗，连美国都将从此做噩梦。很多人不知道，新加坡这个只有500万人口的弹丸小国，其人均军人数甚至超过朝鲜！他是美国在海外的最大海空军事基地，美国最先进的战机F35和最先进的战舰濒海战斗舰都部署在新加坡，主要就是为了对付中国大陆的。一旦大陆和台湾或者日本、韩国再发生战事，美国就会通过封锁马六甲海峡切断中国的石油供应。而中国的石油战略储备仅一星期而已。所以新加坡的美军海空基地一直控制着中国的咽喉。而如果挖通克拉运河，美国的新加坡军事基地就失去了意义。这可是美国投入了上万亿的最大海外军事基地啊！新加坡每年因此得到的好处至少十几亿。而且今天新加坡能够如此强硬地对话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都仰仗的是老美的这个军事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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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工会16次代表大会上的经济报告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
央行观察按：下面的这篇文章，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应邀在中国工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经济形势报告。在网上被誉为李总理的“经济形势公开课”。
小编读完后，感觉李博士对于宏观经济有着深邃和敏锐的洞察，他逻辑清晰连贯、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