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新编拍案惊奇（七）_中国好人_新浪博客
[转载]新编拍案惊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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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 &夺外交部权
8月1日上午，北京外语学院“六一六红卫兵团”70多人冲进外交部大院，要揪斗陈毅。一些学生肆无忌惮地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据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的人员反映，有的学生对警
卫战士说：“周总理是陈毅的后台，不打倒总理就打不倒陈毅。总理说话不算数，伯达同志叫陈毅到群众中去，就是总理不放。”8月2日上午，北外“六一六”的一些人又冲进外交部的外宾
接待室，打骂前来劝阻的工做人员，并写了“外交部是卖国部，都是洋奴才”的大标语，贴在外宾接待室。外交部原准备当天在外宾接待室召见蒙古驻华大使，向他们提出抗议，由于造反派
的捣乱，召见不能进行，蒙古大使反向我方提出抗议。8月3日，北外“六一六”50多人将外交部门口堵死，工作人员不得出入，文件、电报都发不出去，外交部的业务工作中断，外交部党委
造反派的目的是要求中央文革小组接见并支持他们的行动，他们扬言：“只有中央文革说话我们才听，中央文革不说话就表示支持我们的行动。”
8月5日，北京造反派和群众在抗议和示威游行后砸了印尼驻华大使馆。此举致使中国驻印尼大使馆于8月6日和10月5日两次遭到袭击和捣毁，并使两国外交关系中断。
8月7日，王力向外交部造反派姚登山和“革命造反联络站”的代表发表了煽动夺外交部权的“八七讲话”。此后，外事系统的造反派更加有恃无恐，掀起了反对周恩来、打倒陈毅的浪潮
8月10、11、15日，造反派在外交部和人民大会堂连续三次举行陈毅批判会，姬鹏飞、乔冠华等陪斗。
8月14日上午，造反派冲砸了外交部政治部。事前他们曾向王力请示，王力表示不赞成砸，但他又居心叵测地说：“除重大原则问题找我外，不要事事请示，大方向对了就干，自己解放自
己。”造反派心领神会，便自行其事地照原计划行动。8月16日，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通过了由姚登山抓总的“业务领导小组”夺权方案。8月17日，外交部“九九兵团”抛出由姚登山
当主任的“革筹”夺权方案。8月18日，“革命造反联络站”又议定了由姚登山当主任的“革委会”夺权方案。在此期间，造反派还在外交部和天安门广场刷出“强烈要求姚登山当外交部长”
的大标语。
8月19日，由进驻外交部的外语学院“红旗造反兵团”小分队封了外交部党委，宣布“一切党政大权归联络站”。8月20日，外交部“联络站”、“九九兵团”和北外“红旗造反团”强行
封闭所有副部长办公室，姬鹏飞、乔冠华等副部长白天被关入地下室写“检讨”，晚上放出来向造反派“汇报”。他们企图用继续扣押副部长，中断外交活动和积压文电的办法施加压力，迫
使中央承认他们的夺权。在造反派夺权后，外交部发往驻各国领使馆的电报中竟出现“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陈(毅)”的口号。整个外交业务陷于混乱，大权一时落入造反派手中。
&火烧英代办
&在外交部被夺权的混乱时期，发生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涉外事件——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8月20日，外交部就“香港抗暴斗争”向英国驻华代办处发出照会：“最强烈抗议港英疯狂迫害
香港爱国新闻事业。港英当局必须在48小时内撤销对香港《夜报》、《田丰报》、《新午报》的停刊令，无罪释放19名香港爱国新闻工作者和三家报纸的34名工作人员。”[5]当天，由谢富治
主持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数万人参加的声援声讨大会。
“反帝反修联络站”决定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召开“声讨大会”。周恩来闻讯后，紧急召见“反帝反修联络站”负责人，劝说他们不要这样做，双方一直争执到深夜，周恩来在得到保证不
进入代办处的允诺后才离去。
8月22日晚，“反帝反修联络站”组织数万群众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召开“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会后以英方逾期不答复最后通牒为由，大批造反派和群众不顾
警卫战士的阻拦，冲进英国代办处，放火烧毁了办公楼和汽车。
北京外语学院红卫兵率先突入西墙。22时40分，大批群众组织冲击代办处正门；10分钟后，一些高校红卫兵又越过北墙。不多时，从三面进入英代办处院内的群众已达数百人。
造反派突入代办处东、西两院后即开始点火，顷刻间，烈焰升腾，东院的门窗、地板、汽车房、油库及7辆汽车均被大火呑噬；西院楼内3个卧室、档案室及2辆汽车也都被烧毁。北京卫戍
区的战士们奋力扑救，同时将代办处的十余名官员从烈火中救出，其中英国驻华临时代办唐纳德·霍布森。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克莱尔·霍林沃思报道：
“代办处外，中国军队站成一排，仿佛要阻止街上那些高呼着侮辱性口号的人，以保护里面的外交人员。示威者在树上架起了高音喇叭，还举着强烈排外的标语。天色渐晚，一个红卫兵
组织架起了探照灯。另一个组织领着人群唱起了革命歌曲。大约晚上10点半左右，红卫兵拥进了代办处——战士们让开了道。他们先烧着了停靠在游泳池附近的汽车，然后冲入大楼，砸坏窗
户，捣毁室内设备，并用自带的汽油在代办处内放火。”“英国临时代办唐纳德．霍布森和工作人员一起躲进了保险库，这是入口处左边大楼里用来存放档案和密码的一间地下室。但他们又
被红卫兵从迎风口灌进的烟熏了出来。”
后来唐纳德·霍布森在给他夫人的信中说：
“我打开门先走出来，其他人随我之后，院子里大约有5000人。我立刻遭到一顿毒打，任何可以触及我的人都用他们手中不同的武器打我。妇女们发疯似的扑过来，想用棍棒将我打倒。
他们抓住我的头发拖我，揪住我的领带勒我。”“我的头上遭到重击的地方鲜血直流，被打得昏昏沉沉。……”
克莱尔·霍林沃思还写道：
“代办处的几位女士想到对面阿尔巴尼亚大使馆避难，但遭到拒绝，被关在铁门外。
阿尔巴尼亚人还用嘲笑的目光看着她们受凌辱。然而，有两位姑娘在芬兰大使馆受到保护。全体代办处工作人员不仅遭唾挨踢，还被迫向毛主席像鞠躬。更令人发指的是，一位外交官告
诉我，暴徒中竟然还有英国人。其中一个领头的还穿着精制翻毛皮鞋在女王像上乱踏。”
& & 美国友好人士韩丁(William
Hinton),在周恩来的支持下，于1971年夏天访问了清华大学，他亲自访问了清华大学的许多干部、教师、学生，根据大量的访问记录，写成了一部纪实性的著
作：《百日战争——清华大学的文化革命》[6]。其中有亲身参与了“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的一些造反派的回忆。
8月23日，在洗劫英国代办处中扮演主角的是“414”而不是“团派”，因为这个事件中主要负责的群众组织外交部的“反帝反修联络站”不是“天派”而是“地派”的，清华“414”也是
“地派”的。“反帝反修联络站”的成员都是一些紧跟王力的左倾干部，并且得到外语学院几千名学生造反派的支持。他们坚决反对陈毅，主张让从雅加达回国的代办姚登山主管外事工作。
姚登山向英国代办处发了一份最后通牒，要求港英当局在48小时之内释放被捕的中国新闻工作者，否则就必须对一切后果负责。在通牒规定的限期要达到的那一天，清华“414”接到电话，要
他们动员起来，到英国代办处前去示威。广播喇叭一喊，全体“414”的拥护者集合开会，一个“反帝反修联络站”的干部对他们说：“今天我们要去向英国人显示我们的力量，经过文化大革
命锻炼的我们造反派不是好惹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英国人非法窃取了许多情报。如果他们不按时答复，我们就要全力予以报复。带上改椎、钳子，我们到那儿要打开他们的档案柜。大家要穿
深色的衣服，他们可能会向我们射击，不要给他们明显的目标。所有能说英语的人到前边来。带上电筒。”
发言者随后打开一张地图，指出代办处的位置，以及电源闸盒、水管、水箱的位置。
“我们都很兴奋，”高衡庆(音)说：“我们出动了一个庞大的队伍进城，后来还觉得不够，又派出了一些人。我们的队伍帮助包围了英国代办处。开始是守纪律的，我们整齐地一排排坐
下，遵照总理规定的五条，他说，我们可以写抗议书、集会等，但绝对不许冲击代办处。
“我们的抗议大会于晚上9点开始，通过高音喇叭，我们愤怒地谴责英国人在香港的暴行。‘你们将何去何从？’我们一遍又一遍地问。10点钟，通牒限期到了，该怎么办呢？我们只知道
要向他们显示力量！那时，解放军围绕着代办处。总理曾经说过我们不能冲击，我去问该怎么办，我得到的答复是：虽然总理是那么说了，但是群众要采取革命行动，谁能阻挡得了？
“实际上，那些妄图打倒总理的人，早就策划了这次冲击，‘反帝反修联络站’的活跃分子拿着喇叭跑上来，有些人跳起来向代办处大楼的墙上扔墨水瓶，这是佯攻。当前面飞舞墨水瓶
时，其他的人从后面设法进入了代办处大楼，他们开始把椅子、沙发从窗户里向外扔，我们身后的喇叭鼓动我们行动起来。我们冲向解放军的防线，喊着：‘闪开，让我们进去！’解放军的
防线由八层士兵组成，有几个小伙子想从他们头上爬过去，但他们摔下来了。士兵的防线终于被冲开了一个缺口，我们冲过去爬栅栏，士兵们把一些人拉下来，但其他人却过去了。
“11点，我们看见起火了，最初是从代办处的车库里的一筒汽油开始燃烧的，后来大门开了，人们冲进来，汽车也开始燃烧，三辆汽车着了火。消防车来了，但人们不让他们进来，他们
只得回去了。火势越来越大，消防车又回来了，许多消防员冲过拥挤的人群，接近了大楼。就在火起之时，周总理和江青下了命令，要我们全部停止进攻。但这个指示没有广播，我们一直到
后来才知道，但我们一知道，马上就撤离了那个地方。但已经太晚了，我们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干脆彻底让耳根子清净
知识分子爱提意见，很是让人头疼。史无前例的文革创造是史无前例的办法：文革十年大学不招生，知识分子一个也出不来，还提什么意见？高，高实在是高，既消灭了知识分子，又没人
提意见，真是“史无前例”。剩下的愚民只会喊“万岁”。
&说实话也要被打死
&初三女学生因称毛泽东出身也不好被红卫兵打死
本文节选自《恐怖的“红八月”》之“黑五类”学生也被打 &作者：王友琴
&原载于《炎黄春秋》2010年10期
在学校里，除了校长和教员，家庭出身是“黑五类”的学生也遭到他们的红卫兵同学的侮辱甚至毒打。红卫兵狂热奉行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1966年8月这一“对
联”贴遍各处：学校大门、教室门、黑板、板报栏两侧，无处不在。这副对联最早出现于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后来流布全国。8曰26日晚，清华附中红卫兵暴打了高三的四名“家庭出身不好”
的学生，还命令他们各写100副“对联”，贴到各处。这一“对联”还做成了“歌”。和另一首强迫所谓“牛鬼蛇神”唱的“嚎歌”一样，这两个恐怖“歌曲”都是北京第四中学的一名红卫兵
作的。同时，这副对联也是红卫兵组织成员的资格评定标准。在北京这样的城市，作为城市人口主体的脑力劳动者和商业工作者都不被视为“红五类”，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中学生被准许参
加红卫兵，被授予了欺侮虐待其他同学的特权。
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初二(四)班的红卫兵召开“斗争会”斗争同班同学。在这个班的45名同学中，十名“黑五类出身”的学生站在教室前面被“斗争”，一根长绳子绕
过这十名学生的脖子，把她们捆成一串。十名“红五类出身”的红卫兵坐在椅子上。其他既不能算“红五类”也不能算“黑五类”出身的学生则在“斗争会”期间被指定坐在地板上。大标语
“打倒狗崽子”贴在教室墙上。他们被命令逐个“坦白交代”他们的“反动思想”以及他们的父母的“罪行”，还必须重复说三遍“我是狗崽子。我混蛋。我该死。”红卫兵用拳头打她们，
把墨汁泼在她们身上。该校学生排球队长杨友丽，因为球队得过全国冠军后受过校长接见以及她父亲是所谓“托洛茨基分子”，遭到“斗争”和侮辱。她服安眠药自杀，幸而未死，但身心受
到严重摧残。
在北京一零一中学，红卫兵把校门分成一大一小两个，命令“黑五类子弟”出入只许走小门，并称小门为“狗洞”。初三女学生吴芳芳，父亲是留学美国归来的北京航空学院教授吴礼义，当
时被当作“家庭出身不好”。红卫兵指控她撕了一张毛泽东纸像。（实际情况是一张毛泽东纸像被风吹落，她正好路过拣了起来。）吴芳芳遭到“斗争”和毒打，红卫兵还把她和上文写到的
被打死的美术教员陈葆坤关在一起。她因此精神失常，不清楚人事，不能独立生活，始终由她的母亲照料。
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很多所谓“家庭出身坏”的学生被打耳光被侮辱等等。初一学生万红，父亲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与她同班的男生红卫兵要打她，她逃入女厕所，被上文写到
的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上代表红卫兵讲话彭小蒙（女）从厕所拉出来。他们强迫她站在教室里的一把椅子上，用铜头皮带打她。打的过程中还有红卫兵把椅子从她脚下突然抽走，使她摔到水
泥地上。晚上不准她回宿舍睡觉，把她关在露天阳台上淋雨。朱同是高三学生，他的父亲是“右派分子”，父母已经离婚，他也改用了母姓，而母亲不是“右派分子”。但是他仍然被当作“
狗崽子”折磨。他被关在地上积水的小楼梯间内像动物一样被全校学生“观赏”。有一天晚上下大雨，他逃出了学校，爬着回到家中，因为他被严重打伤已经不能走路。
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有相当数量的“家庭出身坏”的学生被打被欺负，他们的私人物件被捣毁。多名女学生被剃了“阴阳头”。杨爱伦，高一学生，文革前功课和文艺活动都好，“家庭出
身不好”。她在班里遭到“斗争”，站在教室前面被推来攘去，被强迫写“交代”，还被关押在学校中不准自由行动。一星期后，8月8日，她逃出学校到附近卧轨自杀，被火车撞成重伤，幸
而未死，但是失去了三个手指。高二学生郭兰蕙，父亲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日是星期六，在红卫兵宣布下个星期一要“开会帮助”实际上是要“斗争”她后，她服毒身
在西城区太平桥中学，红卫兵打死了一名初三的不属“红五类出身”的女学生。这个十五岁的女孩子仅仅因为说了一句“毛主席也不是红五类出身”，遭到红卫兵同学用铜头皮带和棍棒殴打
。从下午打到傍晚，红卫兵回家吃晚饭了。她挣扎着爬到一个水龙头边喝了很多水后死亡。她的母亲被通知来校中领死尸，未敢表现出一点怨恨和抵触。该校已经在1970年代迁址。人们已经
记不起她的名字，只是说，她平时“是不起眼的人”。
在离北京市中心王府井大街不远的第27中学，一名初中学生被指控把那时必须随身携带的红色塑料封皮的《毛主席语录》本坐在身子底下。红卫兵在初二教室里毒打她。她被打得昏死过去以
后，红卫兵说她“装死”，拿碎玻璃往她眼睛里揉。她苏醒过来，继续被打。傍晚时分她被打死。她的尸体被用草席子卷起来运走烧掉了。问到当时的目击者，他们都记得当时的情景，却没
有人记得这个女学生的姓名。
在中国人民大学附中，“家庭出身不好”（父亲是农业科学家）的高二学生宁志平被说成“反动学生”。他被关押在学校里，他的一只耳朵被红卫兵割下来。
日，曹滨海，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高三的学生，和前来他家抄家的同班的红卫兵发生争执。据说他拿菜刀砍伤了一个红卫兵同学。结果，曹滨海被公安局关起来，曹的母亲
樊希曼在那天被红卫兵抓到学校中活活打死。曹滨海因此精神失常，以后从未恢复正常。
在北京第十三中学，学生任春林“家庭出身不好”，他喜欢书法，在旧的《红旗》杂志上练习毛笔字，被该校红卫兵学生发现在毛泽东的名字上写了“墓”字。红卫兵抄了他的家，把一条铁
链拴在他的脖子上，强迫他从家里象狗一样爬到学校的“红色刑讯室”中。他被关押在那里并且被多次毒打。那个“红色刑讯室”中关押着该校的校长和一批教员，还有一个所谓“黑五类子
弟”、初中三年级学生武素鹏。红卫兵把武素鹏捆在一条麻袋里，用民兵训练用的木枪狠打，把他活活打死。
在北京第六中学，高三学生王光华出身于“小业主”家庭，他未得到红卫兵的准许就去外地“革命串连”。他在日回到北京，立即就被抓进学校的监狱之中。他在那儿被十多个红
卫兵几次毒打。王光华死于第二天，9月28日，时年19岁。红卫兵命令几个已经在这个监狱中被关了一个多月的老师把他的尸体抬出了监狱，放进火葬场的运尸车。
由于“红卫兵”组织拥有如此地位，“冒充红卫兵”当时成为大罪名，竟然可以被当作打死人的“理由”。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的红卫兵打死了该校数学教师田钦的弟弟田悦，106中学的学
生。田悦被指控为“冒充红卫兵”。日，田悦被抓到师范学院附中打死。家人不敢告诉他的母亲他被打死了，一直谎称他外出串连失踪了。
&前面两段小引说明，只要你厚颜无耻，只要你胆大如匪，那么，你就可以跟无论多么大的人物挂上钩，这就为我这篇文章找到了根据。原来我想，自己不过是个草民，谁当官我也是为民，
毛主席死了与我有什么关系?现在我不这样想了。现在我想，毛主席的死与我大有关系。不但与我有关系，甚至与我家的牛有关系。毛主席不死，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不大可能改变，
阶级斗争不可能取消，如果有文学，也不会是现在这样子的文学，而那样子的文学我是不会写的，如果毛主席活到现在，我肯定不会当上所谓的“作家”。毛主席不死，人民公社决不会解散
，人民公社不解散，社员家就不会自己养牛。所以说，如果毛主席活着，就不可能有我家那头牛。由此联想下去，那个写了《敬爱的邓政委救了我》的“革命”作家，其实您首先应该感谢的
还是毛主席，如果他老人家真像我们千遍高呼万遍歌唱的那样“万寿无疆”了，您那顶右派帽子就安稳地戴到死吧。说句不好听的大实话，毛主席不死，邓政委被第三次打倒后，大概就很难
再爬起来了。
&傅国涌：他们远比大人物重要——最早洞悉文革真相的人
四十年前，当起自中南海的飓风卷地而来，浊浪排空，阴风怒号，多少老谋深算的权臣，多少武功显赫的元勋，多少权镇一方的封疆大吏，顷刻间都失去了正常的判断能力，他们乖乖地
低下了头颅，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刘少奇留下的只是“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一句话。“文革”发生之初，许多在权力舞台上沉浮多年的高官几乎都没有搞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不知道老毛
要玩什么花样，更不必说挺身而出质疑这场涉及全民族命运的动乱，公开说出自己的态度。迄今为止，我们已知在历史的大浪前面，说出了真话，直指皇帝新衣的只是几个可敬、可爱的小人
物，他们或被囚，或被杀，付出了青春和生命的代价，但一部“文革”史因为有他们的存在，才有了一点人的气味。历史应该铭记这些人的名字——王容芬、刘文辉、遇罗克、陆洪恩……他
们比那些高居庙堂之上、曾被毛泽东打入地狱的大人物远为重要，他们当年对“文革”的清醒和洞察才是我们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资源，他们身上显示的道德勇气也是人类文明赖以生生不息的
根本动力。
日，北京外国语学院东欧语系德语专业的四年级学生王容芬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简短的信，其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
”，并郑重声明自己从即日起退出共青团组织。她曾参加天安门的“8·18”接见，就是在这次红色海洋的集会上，林彪的讲话让这位学德语的学生想到的却是希特勒的讲话录音，她说两者简
直没什么区别，从天安门广场回来，她强烈地感到“这个国家完了！这世界太脏，不能再活下去”，她最终决定豁出去也要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她给中共中央、给共青团中央、给团校、
给“伟大领袖”写信，贴上邮票寄出，然后买了四瓶敌敌畏喝下，她当时确是抱了必死的决心。可是等她醒来时，她已经躺在公安医院，接着被送往监狱。在关押了近10年后，她在1976年1月
被判处无期徒刑，三年后被无罪释放。为了那封信，她在狱中耗费了13年的青春，进去时她是一个19岁的花季少女，等到出来时她已经33岁，牢狱在她身上留下了永难磨灭的痕迹，她明显比
实际年龄要老得多。她后来成了研究马克斯·韦伯的专家，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会研究所。她是幸运的，比起因为揭穿皇帝的新衣而遭枪杀的遇罗克们，她毕竟活下来了，见证了“文革
”的潮起潮落，看到了造神运动的陨灭。
& & 王容芬
当19岁的王容芬说出“文革”不过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时，30岁的上海青年右派刘文辉写下了洋洋万言的《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他直言不讳地指出：“文化大革命强奸
民意，疯狂迫害民众，是全民大迫害”，“当权者人人自装，登天安门城楼掀起疯狂的红卫兵运动，宣扬穷兵黩武，高唱世界革命，控制报刊广播，操纵全国舆论，对内专政暴行，镇压知识
分子，焚书坑儒推行愚民政策，比秦始皇更犹过，处人人唯唯诺诺不敢言，陷社会暗无天日，使神州大地百业俱毁，遍地饥饿赤身，穷山荒乡，白丁文盲。工人不干活，农民不种田，学生不
读书，教书者牛棚劳役，形形色色流氓高喊革命口号。武斗伤民，残酷迫害，抄家捕人，惨无人道……”他呼吁“民主主义者在抗暴斗争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他和弟弟一起复写了14份，以
匿名信形式分别寄给北大、清华、复旦等14所著名的大学。
1957年，20岁的刘文辉因为给厂里领导提整风意见而被打成右派，主动要求到艰苦的海岛上工作，一度想偷渡出境，被定为“现行反革命”，1966年春天被开除公职，押回上海老家监督
管制，但他没有放弃独立思考和对民族命运的关切。如果说少女王容芬一眼看穿“文革”仅仅基于一种朴素的直觉，或者说是生活的常识，那么刘文辉是经过长期的理性思考，是有坚实的思
想基础的，他读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也通读过《鲁迅全集》，而且对胡适的思想也不陌生，他曾起草一张大字报，让他弟弟乘夜色张贴到上海交大的校园里，其中说：“我们提倡
怀疑是反对武断，反对一切教条主义，一个自由独立的人和组织，对于一切思想，一切主义，必须要通过怀疑，而后可以相信，必须仔细考究过，然后可以相信，否则就是盲从。我们要提倡
坚持独立思考，反对思想专制，反对精神奴隶。”
从中我们不难看到胡适思想对他的影响，这样清醒、理智的的声音在一个举国疯狂的造神时代尤为难得。“文革”只能发生在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度，固然没有错。“文革”也只能发生在
一个缺少独立思考的民族。刘文辉当然知道自己这样做意味着什么，他将为此献出生命，他对弟弟说，自己甘愿做当代的谭嗣同、中国的普罗米修斯。他的理由很简单，如果不去撞枪口，“
全让毛泽东一人专制独裁，为所欲为，中国迟早会退到封建旧社会去！”“古今中外，反专制反独裁，必然有人以身许国，抛头颅、洒热血，唤起苦难而软弱的民众奋起反抗，那末，今天就
从我刘文辉开始吧！”
日，月黑风高之夜，刘文辉兄弟双双被捕。日，刘文辉被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到1981年才宣告无罪。
即使在黑暗、残酷的“文革”牢狱中，海外归来的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不愿苟全性命，临死前夕他慷慨直言25分钟：“我想活，但不愿这样行尸走肉般地活下去。‘不自由，毋宁死
’。‘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灾难。我不不愿在暴虐、浩劫、灾难下苟且贪生。”“‘文革’消灭了真诚、友谊、爱情、幸福、宁静、平安、希望。‘文革’比秦始皇焚书坑儒有过之无
不及，它几乎要想整遍大陆知识分子，几乎要斩断整个中华文化的生命链。”“如果社会主义就是这样残忍无比的模式，那么我宁做‘反革命’，宁做‘反社会主义分子’，不做专制独断、
一味希望个人迷信的毛的‘顺民’！”四天后，他被枪决。当时同狱的年轻政治犯刘文忠多年后写下回忆录《风雨人生路》，记录了这位音乐家生前掷地有声的这番话。
& & 陆洪恩
遇罗克因《血统论》触及了特权社会的要害而遭枪杀，他早在“文革”之初就对“文革”充满怀疑，认为“这么不正常”。他是那个时代少有的几个清醒而坚强的思想者之一。与遇罗克
相比，刘文辉受到的关注实在是太少、太少了，他弟弟刘文忠2004年在澳门出版的《风雨人生路》，印量很少，鲜有人知。我印象中只是《开放》杂志曾经有人撰文介绍过刘文辉其人其事。
在祭奠“文革”四十周年时，不知还有多少人还会想到这个思想先烈，想到有人竟敢在“文革”之初冒杀头的危险也要说出真话。
& & 遇罗克
四十年前翻滚的浊浪依然在历史中喘息，生者的头顶不是自由的蓝天，死者的亡灵未得到安慰，“文革”在四十年后仍是一个大大的禁区，欲纪念都不得，更不要说公开的反省和讨论。
其中隐含的逻辑仿佛是不准公开言说的东西就是不存在的，强权迫使全民族遗忘“文革”，恰恰证明“文革”不应该被遗忘。我们拒绝遗忘，更拒绝有选择的遗忘，关注“文革”首先要关注
刘文辉、遇罗克那样的冤死者和王容芬那样的幸存者，他们从一开始就洞穿了那场绵延不止10年的闹剧的奥秘。我们更不能忘记，当遇罗克被枪杀后，高干子弟们曾经欢欣鼓舞，他们毫不隐
晦地说“主席还是维护本阶级的利益的”。据说，遇罗克被枪毙的最后决定就是公安部长谢富治上报毛泽东，毛亲自批准枪决令的。
《为进政治局，叶群竟色诱老同学》
&来源：人民网
在林彪、叶群覆灭之后，石存不得不写下“忏悔录”：“1935-36年，我和叶群在北平师大附中是同学。我介绍她入了‘民先’(民族解放先锋队)，后写信向她求过爱。1936年春，我担
任附中共青团书记时，曾想介绍她入团。后听人说叶的一个亲戚有‘托派问题’，就没有介绍她入团。1967年4月，吴法宪把我叫去说，听叶群说，你是她的入党介绍人。我听了后一愣，心想
，不对！我没有介绍。但又一转念，叶群那样的‘贵妇人’的靠山，不找，还找谁呢？我(竟)说有这回事。吴法宪说，这太好啦！那你给她写个证明吧！我就提笔写了一个证明。大意说：听
吴法宪讲&&&夫妇说叶群是假党员，闻后不胜气愤。1936年，是我介绍她入团，并转为党员。吴法宪看后，认为行了。几天后，吴法宪告我，叶群已看过，说先放在她那里，必要时，再上
送。以后，叶群又采取色情引诱、物质拉拢等手段，把我牢牢地控制在她手里。”本文选自人民网《解放军生活》的博客，原题为《为进政治局，叶群竟色诱老同学》。
&1967年初的一天，叶群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一个会，在走廊里突然发现一个熟悉的侧影：身着空军制服，身材适中，头发自然弯曲，眼睛细长。虽然时隔30多年，她不会忘记这位男士正是
她中学时代的追求者。
&真是“无赐良机”！
&叶群马上一个电话，把吴法宪召来。
&吴刚踏进毛家湾林彪的客厅，叶群就开口了：“胖子！你们空军有没有一个叫石存的人？”吴不知是吉是凶，于是平平淡淡地答道：“我去了解一下，再向叶主任报告。”
&叶群亲切地把吴法宪推在沙发上，说：“石存，是我30年代在北平上中学时的同学，一起参加学生运动，一起参加‘民先’，我入党就是他介绍的。过去是地下，单线联系，后来各奔东
西，失去联络，因此一直找不到证明我入党的介绍人，这成了一个悬案，也成了别人抓我辫子的一个目标；从延安闹到文化大革命。今天在人民大会堂，碰巧看见了他。他可没看见我。”
&吴法宪马上说：“那好办！我明天就可以找他谈话。”
&叶群面授机宜：“不要用专案组找人谈话的口气，那会把他吓呆的。”
&吴法宪：“我一个人同他谈。”
&叶群：“首先代表我向他问好。说我这两天忙，过几天请他来吃饭。”
&吴法宪掏出了记事本。叶群正色道：“不要记录，要记在心里。”又笑道：“你可以对他说，叶主任很感谢你当年介绍她入党，一直没忘记这老友。······”
&人们没有想到，石存虽然是空军一个技术部门的领导干部，平日里循规蹈矩，但是，他窥伺机会企求高攀的私心和邪念未除。因此，当吴法宪一向他传达叶群的“信息”，他就把自己尚
未泯灭的一点点良心一口吞了下去。
&他回到家，关上房门，拉上窗帘，铺上稿纸，写了一封“证明信”：
&“叶群同志的入团转党情况是再清楚也没有了！我就是她入团的介绍人嘛。幸亏我还活着，不然疯狗咬人，入骨三分。反革命分子的陷害说不定会对叶群同志一家造成一定的伤害哩！但
，我已是年过50的人了，为了防止年久后把这个问题变成无头案，为坏人所乘，我想还是现在主动为叶群同志证明一下好：
&“叶群同志原名叶宜敬，是北平师大附中初中部的学生，在1935年冬，即一二·九、一二·一六学生抗日救亡运动时，在学生寒假下乡宣传回来后，成立民族解放先锋队时入队。不久
(1936年春)，附中成立共产主义青年团，即由我介绍她入团，我是当时该校第一任团支部书记。后来，团取消，团员均转为党员，这时叶群即转为党员(时间大约是1936年夏)。
&“在这段时间里，宜敬同志的表现很好，工作热情积极，斗争很坚决！
&“以上证明请组织转有关部门存档备查。
&没有过夜，这封证明信就转到叶群的手上。
&一日，叶群设家宴，请石存赴宴。石存便服到毛家湾。叶群亲迎于门庭，悄声说：“到我的卧室吃便饭，叙叙旧，会一会，随便点。”又说：“为了你今天来，我一夜难眠，凑了几句，
写成一幅，你看看。”说毕，把一款宣纸递与石存。他念道：“三十余年同一梦，桃花时节惜芳辰。长有深心埋幽怨，每思近况亦凄然，难与共人言······”
&是日，薄暮降临，当石存半惊半喜踏上归途之时，他可能没有料到，这一步，并没有带领他步入权力之“殿堂”，而是驱使他跌进了无法回头的罪恶深渊。
&“人证”到手了，但是还有另一些“人证”还散落在人间，须缄其口。
&于是，林彪命吴法宪解决。吴派出亲信鲁珍等人奔赴长沙、北京、内蒙、兰州、南昌等地，办理此事。
&三个月之后，鲁珍返回，报告说，叶群历史没有问题，真可以说是白璧无瑕。吴法宪接口道：“白璧无瑕！这个结论下得好。否则，怎么能做林彪同志的夫人呢？！好！你用我的名义给
林副主席起草一个报告，不要忘记用‘白璧无瑕’四个字。”
&日，吴法宪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内称：“为了彻底粉碎这帮坏蛋企图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阴谋，我派了四个同志，除了把长沙的几个现行反革命分子抓获之外，也顺便了解
了叶群同志的这段历史情况。大量的材料和事实证明，叶群同志的这段历史，是清清楚楚的，是白璧无瑕的。她在北平、天津上学时，就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她在政治上接受党的教育较
早，16岁就入了党······”
&“白璧无瑕”的叶群，后来真的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其权其势咄咄逼人，以致伙同其夫其子，阴谋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日，暴尸于野漠荒沙。
&读者可能要问，叶群到底是不是中共党员？谜底该揭晓了。果然，那位石存在林彪、叶群覆灭之后，不得不用颤抖的手写了如下的“忏悔录”：
&“1935—36年，我和叶群在北平师大附中是同学。我介绍她入了‘民先’(民族解放先锋队)，后写信向她求过爱。1936年春，我担任附中共青团书记时，曾想介绍她入团。后听人说叶的
一个亲戚有‘托派问题’，就没有介绍她入团。
&“1967年4月，吴法宪把我叫去说，听叶群说，你是她的入党介绍人。我听了后一愣，心想，不对！我没有介绍。但又一转念，叶群那样的‘贵妇人’的靠山，不找，还找谁呢？我(竟)
说有这回事。吴法宪说，这太好啦！那你给她写个证明吧！我就提笔写了一个证明。大意说：听吴法宪讲&&&夫妇说叶群是假党员，闻后不胜气愤。1936年，是我介绍她入团，并转为党员
。吴法宪看后，认为行了。几天后，吴法宪告我，叶群已看过，说先放在她那里，必要时，再上送。以后，叶群又采取色情引诱、物质拉拢等手段，把我牢牢地控制在她手里。”
& 237 &救一次命也不行
傅连璋的家被抄，人被斗，作为一个凭人道和医术终生行医的傅连璋，却始终弄不清这到底是为什么？他给“他”写了一封信求救，报告自己的境况。信中写到：“我跟随你几十年，你
是最了解我的。几十年来我有什么错误，从来没有人跟我谈过，现在突如其来地说我是三反分子，反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实在弄不明白。就算我样样事都做错了，那么1934年你在于都
病危时，我挽救了你生命，总是对的吧？希望你现在也能救我一命。”多么催人泪下的信，多么微薄的希望，多么可怜的请求！
傅连璋也根本得不到“他”想保他的消息。在所谓的“群众义愤”下，傅连璋将军肋骨被打断，头被打破，于日凌晨，“熟睡”在监狱中冰冷的水泥地板上，再也没有睁开眼
文革前，有句童谣：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是说学习。有个电影主题曲，人们也是爱唱，《女跳水队员》。歌中唱道：风里锻炼，雨里考验，我们是五星红旗下成长的青少年，在波
浪里出没，在碧空里盘旋，练就了一身胆。样样本领过得硬，要求从严不从宽。千难万难，千难万难都不怕。下苦工在少年。文革一来全部成梦，学都不让上了，让“停课闹革命”。不知那
么小的娃娃闹什么“革命”。文革一来，“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的童谣也销声匿迹。学习更别提了，停课——辍学；大学不招生——从根本上消灭知识分子。童谣也跟得紧，也反映
当时的社会风气。文革前有首歌：我在马路边捡到了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的手里边.......。文革一来，风气也变了，捡到钱也不用交到警察叔叔的手里边了，于是又流行一首童谣：我
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卖冰棍的老头手里边，老头接过钱，给我三冰棍，我高高兴兴说了声“老头找钱”。
& 239 &毛主席死后中国的变化真大
莫言说：现在我想，毛主席的死与我大有关系。不但与我有关系，甚至与我家的牛有关系。毛主席不死，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不大可能改变，阶级斗争不可能取消，如果有文学，
也不会是现在这样子的文学，而那样子的文学我是不会写的，如果毛主席活到现在，我肯定不会当上所谓的“作家”。毛主席不死，人民公社决不会解散，人民公社不解散，社员家就不会自
己养牛。所以说，如果毛主席活着，就不可能有我家那头牛。由此联想下去，那个写了《敬爱的邓政委救了我》的“革命”作家，其实您首先应该感谢的还是毛主席，如果他老人家真像我们
千遍高呼万遍歌唱的那样“万寿无疆”了，您那顶右派帽子就安稳地戴到死吧。说句不好听的大实话，毛主席不死，邓政委被第三次打倒后，大概就很难再爬起来了。
&革命京剧样板戏《沙家浜》，这出戏里有个沙奶奶，家里藏着18个新四军的伤病员，沙奶奶视他们如同亲人关怀备至，每个伤病员一日三餐九碗饭，还顿顿有鱼有虾，养的伤病员们个个都
跟黑铁塔似的，这沙奶奶家里的生活水平不低。。。。。毛时代有吗？尤其是三年困难时期，估计那年代的人民一定对沙奶奶的生活羡慕得眼发直！哪怕就是现在的人们，估计也有许多人对
此羡慕不已！甚至会感叹：今不如昔呀！
还有一部革命样板戏叫《红灯记》，剧中的地下党员叫李玉和，跟他妈妈和女儿祖孙三代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李玉和在日本人经营的满铁公司工作，是搬道岔工，虽说是底层员工，但
是有个小病还能看日本阔大夫，养活俩吃闲饭的，早餐有粥，晚饭有酒，还能接济两家工友。收入和医保都不错。
看看上面这些红剧，不经意地透露了民国时老百姓的生活质量。这可比毛某人说的“闲时吃稀，忙时吃干，平时半干半稀，，杂以蕃薯青菜之类”的共产主义强多了。毛左朋友们，你们
敢说不是吗？
&[转帖]茅于轼:我是准确地被打成右派
我在1957年就被打成右派，接着文化大革命又被抄家，扫地出门，并被判定为首都的危险分子，被赶去大同机车厂劳动。
现在的青年人很难理解平反有什么意义，不平反又会怎样。要知道，三十年前中国的一切都被政府或共产党控制着。每个人的饭碗拿在共产党的手里。让你有饭吃就有饭吃，不让你吃饭
，就只好饿死。不像现在如果政府不雇佣你，你还可以去私营企业，或者去外企，甚至摆地摊，找口饭吃并不太难。那时候一个“有罪”的人是很难有饭吃的，就算有，也是处处受歧视，一
辈子不能入党，不能参军，不让你上大学，是完全没有前途的。只有平反才能消除这些问题，使社会恢复生气，避免人斗人的内耗，使国家走上发展富强之路。
平反，并不是没有阻力的。许多人认为把大家都平了反，拿什么来管制老百姓？专政的手段是不能放弃的。这种思想到现在也还有市场。所以无产阶级专政的说法还保留在宪法里。要不
是胡耀邦力主平反，这件事还不知道要拖到哪一天。胡耀邦主张的平反，就是一风吹，换句话讲就是一个不留地全部解放。本来嘛，国家有法律，在法律之外搞政治迫害根本就是非法的。后
来修改刑法的时候把“反革命罪”也取消了。不过人的思想总是落后于现实。直到最近还有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告密老师在课堂上宣扬反革命观点。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发动文化大革命
，到美国去他未必发动得起来，就因为在中国有许多像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那样的人。至今我们还没有把握说中国就不会再发生文化大革命一类的事。
对我来讲，当时除了还欠我两级工资之外，没有什么遗留问题。我在单位（铁道科学研究院）里已经有了能够立足的学术地位，没有什么要乞求于人的事。所以我对平不平反不太关心。
更由于我对平反这个说法根本上就有不同的看法。今天共产党给大家平了反，明天还可以给你戴上反革命的帽子。权在人家手里，平反有什么用？所以我认为更彻底的办法是从根本上取消统
治者能够整老百姓的权力。恢复百姓的宪法权利。所以我更关心的是百姓的权利，而不是个别人的平反问题，除非把平反和百姓的基本权利联系起来，那是我很关心的事。
就事论事而言，我也不认为我需要平反。人家都说：某某人被错误地打成右派。但是我认为我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一点也不冤枉。因为我当时确实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以说是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的道路。尽管我当时对什么是资本主义，或者初级阶段都不太了解，但是我的右派言论中确实主张猪肉买不着就应该涨价等等。如果说我当时并不错，所以要平反，那么就是那
时候的共产党错了。可是至今也没有谁说那时候的共产党是错的。所以要对我平反，这是在逻辑上还有没搞清楚的问题。
1978年已经过去三十年了，那一年最重要的事据我看来就是平反冤假错案。但是这件事至今还留着尾巴，并没有彻底给予解决。
&罗瑞卿之女罗点点：郭沫若两个儿子惨死经过
&为什么半个世纪以前，郭沫若天真烂漫，追求真理，革命的大时代使他一夜成名。半个世纪之后，郭沫若的两个儿子郭世英、郭民英怀着同样的赤子情怀，却走上了毁灭之路。是命运无常
，还是历史善变？罗点点在《红色家族档案：罗瑞卿女儿的点点记忆》（南海出版公司出版）一书中对此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本文原题为《哥哥姐姐们的故事》。
& 我要讲述的是郭老两个儿子的故事。
郭世英是郭沫若和夫人于立群的第三个儿子，1963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世英从中学时代起，就成为三好学生、团支部书记，进人大学后，他仍然担任团支书。世英对所学专业十分
喜爱。人学不久，他和班上其他二个学生张鹤慈、叶蓉青和孙经武组成了一个讨论小组，对一些哲学问题进行讨论。他们从世界的本质开始，讨论哲学的前途，比较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发展
的背景和在历史上的作用，进而讨论两者的合理性孰大孰小。哲学真是一门危险的学问，这些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在认真的哲学思辨中，很自然地产生了迷茫。他们对共产主义理想的确定性，
尤其是当时思想界流行的对学术问题的专横态度，对文艺批评的单一标准都产生了疑问。他们的小组频繁活动，还写了诗和其他文字的东西表达自己的情绪。这在当时的干部子弟和青年学生
中都是惊世骇俗之举。更要命的是，为了表示自己探讨的问题都是未知数，他们给小组起名为X。不久，X小组的事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被一个同学检举揭发出来。这个同学的父亲在镇反运
动中被定为反革命，关在监狱里。由于生计无着，这个大学生常常窘迫到饿饭的程度。世英同情这个同学的境遇，觉得他能上大学太不容易。所以接触得多，谈得也多。X小组里讨论的问题是
非常有挑战意味的，其四个成员中，郭世英是郭老的儿子，张鹤慈是北大名教授张东荪的儿子，孙经武的父亲也是军队干部。所以，作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成果，这个由高级干部子弟和高
级知识分子子弟惹下的麻烦事，在上上下下掀起了轩然大波。
先是经有关方面批准，X小组所有的成员被公安机关拘留，突击审讯，最后定了反动学生的罪名。郭世英被劳动教养，其他下个被判刑，送去劳动改造。对世英的处理比对其他二个人轻一
点，恐伯还是由于他到底是郭老的儿子。遭受了这个挫折，世英真诚地检讨自己的错误。他在黄泛区的一个农场里努力劳动，希望通过痛苦的磨练重新做人。后来由于表现好，提前解除劳教
。但是世英表示不愿意离开他的种棉花的师傅，希望在农场继续呆下去，为改变当地的落后面貌贡献青春。后来在家人的劝说下，同意到中国农业大学学习。
记得我在北戴河海滩上看到过世英，他被太阳晒得黛黑，人很瘦，也很沉默。他自己在海里游很远，上了岸就从沙滩上拣起自己的衣服去冲澡，不和我们这些在沙滩上懒懒晒太阳的人多
世英的弟弟叫民英，从小兴趣广泛，聪明过人。他酷爱音乐，竟然凭着自学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在学校里，才华横溢的民英十分引人注目。他从家电带去一架盘式录音机和同学们一起
欣赏喜爱的西洋古典音乐。那时候拥有录音机是不寻常的事。音乐学院的一位学生就此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反映说音乐学院的一些干部子弟搞特殊化，拿着家里的录音机到学校里听西洋音
乐，崇拜“大(人)、洋(人)、古(人)”(毛泽东语)，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毛泽东很快批了这封信，说：“类似这样的事应该抓一抓。”
看上去，郭家两兄弟很不幸地碰上了有告密嗜好的人。实际上，这两个告密的年轻人，具有革命青年的典型特征，集中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价值观念，即革命和革命化是社会生活和生存的
唯一标准。毛、周两个伟人对这件事情的反应，也说明对全社会、全民族实行革命化管理这件事，在他们心中有多么重要的地位。郭家两兄弟是生在大树下的两棵小草，在父亲郭沫若这棵大
树的庇护卜，还遭到了如此无情的风雨。可以想象，在那个全社会进行革命化无产阶级化的时代，有多少青春才华受到摧残。
身心交瘁的民英只想离开音乐学院。再去学什么呢？有世英学哲学的例子在前，文科是万万学不得的，学理工科吧，民英已经学了两年音乐，理工的基础课又跟不。思来想去，郭沫若夫
妇决定按照儿子的意愿，把他送去当兵。民英从小向往浪漫的航海生活，希望做一名水兵。那时候，部队是最革命化的地方，心乱如麻的父母亲也希望儿子能在解放军军营里渐渐适应革命化
的社会生活。他们找到我爸爸，希望他能够助一臂之力，因为他正在军队任总参谋长。爸爸很快替郭沫若夫妇安排好了这件事，把民英送到了一个经过挑选的海军部队。
一开始，民英表现得不错，尤其他在文艺方面的特长使他在部队的战士演出队里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这一段时期，民英也许还是愉快的，他甚至已经成为中共预备党员。可惜好景不长，
一年后，“文革”开始了。由于对运动不理解，民英原本需要休养生息的精神世界又陷入了深刻的矛盾和痛苦。没有人注意到这个敏感的年轻人正处在孤立无援的危险里。1967年4月里的一天
，民英突然自杀身亡。对于所有的人来说，事情发生得太突然，因为前一天，民英还在参加战士演出队的排练，没有人知道民英是怎样下定决心的。
我翻开这段历史，注意到民英30年前离开这个纷乱世界的时候，毛泽东正把“文革”的人火烧向全国。他已经接见了八次红卫兵，并向造反派们发出“你们要关心国家人事，要把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全国各地的造反派在上海“一月风暴”之后，纷纷开始夺权。所有的政府机构和中共的党组织实际上已陷入瘫痪。在一片红色恐怖之中，像老舍、傅雷这样
的文化名人都已惨遭厄运，命归黄泉。尽管郭沫若先生在“文革”一开始，就表了态，要在革命的群众运动中滚一身泥巴，沾一身油污，甚至于要沾一身血迹，要向帝国主义分子甩几个手榴
弹，并且要求辞去科学院的一切职务，但此时他充其量只是一个幸存者了。
世英所在的农业大学里各路造反派们开始为争夺“文革”运动的领导权而大打派仗。世英“文革”前由于怀疑共产主义理想被劳动教养的事又被翻出来，他被当作反动学生，先由造反派
管制。后来，造反派则私设公堂，对他进行严刑拷打。当时的详细情况，已经没有人知道，听说周恩来在世英死后曾派人调查，但也没有任何结果。这种事情，发生在那个无法无天的年代，
注定要石沉大海。
仅仅一年，在铺天盖地的政治风暴中，郭沫若家接连失去了两个刚刚成年的儿子。
事后，周恩来曾痛心地对郭沫若全家说：“世英是为我而死……”
我是在多年以后听到这个说法的，但是这句话还是让我大大地吃了一惊，正因为我不知道这话到底是指什么，我才百思不解。我的长辈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像世英这样花朵
一样的青年要为了父辈而过早凋谢？
从我懂事起，最陌生的情感就是怀疑。父辈们是一群职业革命家，这些被称为职业革命家的人，忠于社会不断进步的理想。他们相信在冥冥中有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能导致全社会进步的
真理，只要找到这个真理，并为之不懈奋斗，大同世界就一定会到来。在他们眼里，世界更像一个大工地，他们把碰到的问题精心排列，相信通过一个艰苦庞大的社会工程，就不仅可以解决
所有这些被排列进去的问题，而且可以在这个大工地上建立起他们的理想大厦。我们出生之日，正是这些革命骄子们的事业如日中天之时。所以，一个十分严密周全的精神世界已经为我们准
备得停停当当。&
在这个世界里，高悬在一切之上的是父辈们的，后来也是我们的革命理想，那就是人类的彻底解放。更规范的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说法则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尽管这
个理想世界完全是先验的，从来没有人费神向我们证明过这个世界确实存在。但我们这些生于和平，乐于安乐的半大孩子，却很容易从身边充满秩序的环境中生发出对它的信任。首先是父辈
们为这个理想流血牺牲，艰苦奋斗，已经夺取了政权，建立了国家；其次，无产阶级的理想是解放全人类，最后解放自己。这种说法具有强大的人道主义力量，实在让我们不可抗拒。世界在
我们眼里是如此简单明快，人类历史中所有苦难，人类自身的缺陷和困境，在我们这些被革命理想迷醉的孩子们的眼里，统统是能够被革命理想战胜，或者被设计周全的社会工程解决的问题
。现在想来，民英和世英只不过是我们中间稍微有点浪漫气质和独立思想习惯的人罢了，他们的道路竟会因此而特别艰难，命运也因此而特别悲惨。
为什么半个世纪以前，郭沫若天真烂漫，追求真理，革命的大时代使他一夜成名。半个世纪之后，世英民英怀着同样的赤子情怀，却走上了毁灭之路。是命运无常，还是历史善变？
无产阶级的职业革命家们为了实现理想，不借付出自己与他人的双重代价。他们对待整个世界的坚硬决心，在一切人身上留下累累伤痕，包括在儿女们身上。这种为信仰牺牲一切的悲壮
故事会被现代人理解和原谅吗？当然问题并不在于任何人的理解和原谅，而是在于理想化的人生给世界和他人带来的到底是什么？古往今来多少大奸大恶，假至诚至爱之名，猖獗盖世大行其
道。这是所有真诚善良者，包括真诚善良革命者的不幸和悲哀吧！
& & 243 抄袭
文革时，一个当兵的，他父亲是本团的团长，本人读过四年书，那时也算是文化人。托他父亲的福，到保定市的大学当上了工农兵大学生。学成回团，给团党委写了一封信，要求落实知识
分子政策。说白了就是给他涨工资。那时，20出头的人，按23级干部待遇，每月53元就很不错了，还要怎么提高？
一次，他回家，看见了父亲的一份文件（那时，他父亲在师里任副参谋长），就依样画葫芦地照抄下来，并交给了团党委。党委觉得他的建议不错，正要在全团推广，师里的训练改革文件
发到团里，和这位先生的建议一模一样，不知谁的是真的？
30万饥民逃港，弹丸之地的香港，如何消化得了呢？港英当局只得采用“随抓随遣”的办法，出动大批军警抓捕遣送，但受到香港市民的反对。同是中华人，血浓于水，香港市民对沿街乞
讨的大陆饥民，非常同情，从慷慨施舍，发展到组织起来，救济灾民，对抗军警抓捕。有送衣送粮的，有把饥民藏到自己家里的，有为饥民介绍打工的，急饥民之所急！
深圳河南岸至香港市区，有一座山叫华山，当时尚未开发，山上茂密的原始森林。时当酷暑，华山成了逃港者的中转休息站，山上每天集结有上万人。他们衣衫褴褛，躲在灌木丛林中，
饥饿难耐，孩子们哭叫，嗷嗷待哺！失散者呼儿唤女，响彻山野，甚是凄厉！香港市民成群结队，送水送饼干食品，送衣送药，有的开车把逃港者一批一批接去市区。华山上，处处是扶危济
困的感人场景，几乎所有香港报纸电台的记者，都冲向华山抢新闻，香港沸腾了！赶来抓捕的港英军警，也为之动容！&
在香港市区，不少歌舞厅都自动关门，停止娱乐。几乎所有的香港家庭，都放弃了手中的事情，有的上街救助饥民，有的坐在收音机和电视机旁，关心着大陆逃港者的命运，人们被一种
强烈的人道和慈悲所震憾！港英当局设立了收容营，当遣反逃港者的车队开出时，警方惊呆了：一片排山倒海的呼喊声向车队压来！
& & “你们不能走！”
“你们回去又要受苦！”
市民手里拿着面包饼干，呼喊不停，香港震动了，比杜甫笔下的咸阳桥“哭声直上干云霄”的场面更浩大，更感人！突然，成千上万的香港市民，跳到马路当中，躺在高温的路面，挡住
& & “跳车呀！”
& & “逃跑呀！”
市民向着车上呼喊并指引逃跑路径，许多逃港者纷纷跳车逃跑！
在香港市民的强大舆论压力下，港英当局认识到抓捕遣送，不得人心，不是办法，终于着手为逃港民众建设安置区。提供木材，在山上及空地构建板屋，安置住所；盖起一栋栋“徙置大
楼”，水电厨房卫生间齐全，相当于现今的廉租房，每月租金仅14元。免费供应膳食，有鱼有肉。引进加工工业，大力发展家庭手工作坊，逐步解决了逃港者的就业问题，也促进了香港经济
& & △
但香港毕竟是弹丸之地，安置数十万饥民有困难。当时的台湾政府占据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美国总统肯尼迪出面关照此事，认为台湾有责任安置饥民，并号召世界各国如澳大利
亚，加拿大等国应尽可能多地接受移民。台湾民众和香港同胞一样，非常同情大陆饥民，早就作好了救助准备，成立了“救济大陆灾胞总会”，募集资金和粮食衣物。台湾当局拨大米一千吨
捐赠。根据自愿原则，逃港饥民自由选择去处。1962年7月，台湾政府多次派出轮船赴港接纳大陆饥民，每人发给救济金70港元，赠送服装一套。移民台湾者数万人，多数安置于地广人稀的屏
东县，开办农场。台北郊区的“兴学农场”主温麟先生，接收了一千人，并解决他们的就业及子女的教育问题。
美国民间“救济中国难民总会”主席陈香梅女士，携巨款飞来香港与港府商讨安置办法，并赶赴华山与逃港饥民直接接触，征求意见。大陆逃港饥民，大部分留港，一部分去了台湾，小
部分移民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牙买加等国。他们经历多年打拼，不少人发家致富。改革开放后，许多人回内地投资办厂。
香港著名的“洋参大王”庄永竞，本是广东省揭西县人，富农家庭，其父被斗争打死，本人善于经商，被打成“投机倒把分子”，挨批斗，万般无奈下逃港谋生。他从苦力熬到大老板，
成立“一洲公司”生产“一洲洋参丸”，并回内地发展。1989年他以共和国特邀代表的身份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
又如“香港金通公司”总经理叶小明先生，就是1962年的逃港者。他原籍广东南雄县，1958年，其父在大炼钢铁中由于疲劳过度，上炉添加矿石时不慎掉入土炉中被熔化，极其悲惨！大
饥荒中，母子二人吃树皮草根观音土。日母子二人逃港，遇上台风暴雨，其母淹死深圳河里（共淹死200多人），16岁的叶小明成功渡河并被港英政府接纳。第二天，叶小明掩埋
好母亲和同伴的尸体，发誓要在香港干出一番事业来。他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成了资本家，在深圳投资办厂。
摘自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之《大逃港》，作者陈秉安
他确实把中国大陆人害惨了：
【《知青》没有公开的真实故事】
& & 作者： 八公山樵
我是1970年12月招工返城的。当时工厂规定：新学员不许谈恋爱，新职工三年内不许结婚。三年期满，1973年岁末我结了婚成了家，一年后做了父亲。可以说，在知青当中，在无权无势
的人群里，我还是比较幸运的。
1974年，因为劳动积极，不怕吃苦，政治表现没有问题，而且写得一手好文字，单位把我从第一线调到“打击刑事案件专案组”当调查员,给予党员身份,参加“429、430专案”工作。这
种身份很有特权，上级发给我一本《机密笔记》本，还给配了一把手枪，就是电影里常见的那种驳壳枪，还有十发子弹。这时还没有普及五四式的轻型手枪。从此我的肩膀上挎上了一个军用
帆布包，用它装着这两样东西，以便工作时随身携带。
当时，我们淮南市有一帮人“文革”大造反时期没有过足瘾，利用“批林批孔运动”，说毛某人身边还有一个比林彪更大的“定时炸弹”，要“誓死保卫伟大领袖”，要“与资产阶级反
动路线血战到底”，又寻死判活地大闹起来。他们打人、抄家、捣毁政府机关乃至公安局、检察院、法院，闹的太疯狂。后来，北京下命令把这些人都抓了起来，“打击刑事案件专案组”就
是专门整治这些人的。他们中间的首要分子都是不知死活的政治歹徒，大脑都象进了水似地特别疯狂。有的家伙被判了死刑，直到被执行的前夜，还梦想着北京突然“传来喜讯”：第二次“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那个“比林彪更大的‘定时炸弹’”被公开点名批判了！
祸乱中华民族的妖魔确实说过“文化大革命七、八年搞一次”，但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到底没有来。翌年，这些人该杀的杀了，该判的判了，专案工作实际上即将结束。就在这个时候
，我却遇上了一个女疯子。此人叫章家云，是工程师老胡（高工，今年70多岁，出家在八公山白塔寺，去年我还和几个朋友一道看望过他）的老婆，平时为人极其强梁。因为老胡家是地主成
份，“文革”初期有人批斗了章家云。结果，章家云精神上吃不消，疯掉了。一直疯了八、九年，闹腾得越来越厉害，影响老胡没法工作。省会合肥有一所精神病院，单位决定由专案组抽出
一个人强制押送章家云前往就诊。结果抽到了我，因为我平时与老胡关系很好。还给我配一个人做帮手，姓韩，与我同龄。章家云是老高中底子，头脑特别好使，知道我们要押她上精神病院
，在自己家里脱了个上下无条丝。我们都很年青，不好与一个光着屁股的中年女人打交道，只好假装走掉，躲在外面等着机会。老胡给章家云喝了带有安眠药的糖水，但是安眠药对她不起作
用。不过，倒是把她的尿给催下来了。乘章家云自己穿上衣服，上完公共厕所出来，我亮出驳壳枪镇住她，叫小韩拿了麻绳上前捆绑。章家云挣扎着不许捆绑，大声嚷嚷道：“男女绶受无亲
，你们懂不懂？你们这两个特务分子，不要拿枪对着我，不要动手动脚，我跟你们去就是了。我章家云无限忠于毛主席，砍头只当风吹帽，有什么了不起？走吧走吧，前面带路！”
我把驳壳枪藏回军用包里，与小韩哭也哭不得，笑也笑不得，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总算把这个女疯子弄到了合肥，弄进了精神病院。精神病院人满为患，病房住满，楼道住满，连楼门
口的廊檐下也一张挨着一张地打着地铺。精神病患者也是五花八门，唱的、跳的、说胡话的、沉默不语的，什么样的都有。最可怕的是狂躁型的，一发作起来就骂人打人，甚至行凶伤人。有
一个年青的女子，身体异常壮硕，大家说她是花柳疯。第一天，小韩就被她一把搂住，满脸地亲吻，口里还不住地说“我要和你悃觉！我要和你悃觉！”小韩身体弱，挣不脱，急忙对我大喊
“快点救我！”因为听说了有精神病患者杀死亲人的事，老胡很害怕，要求我们不要马上回单位，一定等到章家云办成正式住院手续再说。正式住院是封闭的，不要家属陪护，里面的护士大
多五大三粗，身体健壮，且配有橡皮棍，可以制住精神病患者。但是，正式住院的事必须要等上20多天到一个月。
除了正式住院的之外，所有的精神病人都算是“临时就诊”，医生的治疗手段不外乎给药、打针、电冲。据护士说，药和注射液都是有毒的，精神正常的人受不了。有一些病人，服药、
打针以后就象木头人，站不直，坐不下，没有触觉反应，听不见别人说话，五六个小时以后才能渐渐苏醒。电冲更可怕：医生在病人人中、太阳穴上扎入银针，在针柄上连上仪器的电线，然
后送电。这时，病人立即缩成一团，嘴里、鼻孔里喷出许多肮脏的东西。对于发病现象严重的病人，一般都是接连三次电冲。电冲以后，这个病人至少两、三天是非常老实的。
我和小韩住在市内长江饭店，每天早晨乘公交车到精神病院，在那里监视章家云一天，晚上再回去。大约过了三、四天以后，我认识了一个名叫蓝蝶的姑娘。
精神病院里充满难闻的消毒药水的气味，令人难受。出门右拐有个藕塘，塘岸上种着一行垂柳。时至5月，每有风起，藕叶摇弋，柳丝依风，景致十分好看。我经常到那里去呼吸新鲜空气
，很喜欢闻着藕叶的清香的味道，蓝蝶也经常过去。几次遇见以后，相互打个招呼，渐渐就熟了起来，还互相通了姓名、年龄，她比我大两岁。从交谈中得知，她也是全国范围第一批“上山
下乡”的，但是她目前仍在农村。她告诉我，她是一个病人，也在这里治疗。她很美丽，生得眉清目秀，面如傅粉，亭亭玉立，斯斯文文，看起来哪一点都不像精神病人。
大约又过了一个多星期，她的母亲私下里找了我，问我成家了没有。知道了我的情况，老人家叹了一口气，对我说，蓝蝶爱上我了，在偷偷地给我写情书哩。老人家很是愁苦，央求我，
如果蓝蝶向我示爱，一定不要说实话，不要一口拒绝，不然，蓝蝶又会犯病了。她说，现在医院要他们预交住院费，蓝蝶她爸爸掏尽了家底，好不容易凑够了钱，马上就要送钱来了。正在我
感到为难的时候，有一天突然听到临时病房里传出蓝蝶凄厉的哭叫声和骂人的话语。我和小韩凑到那间病房的后窗看去。只见一个五十多岁的男子挨着蓝蝶的母亲坐在蓝蝶床边，垂着头一声
不吭。蓝蝶坐在床上，架起胳臂，全身剧烈地抽搐、颤抖着，非常憎恨地骂着他：“你这个没脸没皮的老右派！你为什么不死？为什么还要连累我……”
原来是蓝蝶犯病了。在精神病院，一个病人大发作，往往会刺激其他病人跟着发作。不大一会儿，几个护士循声跑来，蓝蝶一见他们，立即赤着脚跳下床，尖叫着往外逃。有人抓过蓝蝶
，用橡皮棍在她头上砸了一下。蓝蝶当即昏了过去，护士们拖起她就走，这时她已经失禁，尿液顺着裤腿流下，撒了一地。
晚上回到长江饭店，小韩吃一碗面条先回房间了。我有饮酒的习惯，一个人在餐厅的一角坐下来自斟自饮。就在这时，却意外地遇上了那个被蓝蝶辱骂的中年男子。原来他是蓝蝶的父亲
，也住在这里。老蓝也要了四两白酒，正在等菜。看到我，就主动地凑了过来。他说，当我站在窗外看蓝蝶犯病的时候，他已经从蓝蝶母亲那里知道了我。他说他知道蓝蝶看中了我，但是，
别说我已经成家，就是没有成家，他家蓝蝶也不配。服务员送上菜来，我们二人并在一处，一边共同喝酒，一边由老蓝谈说他的家事和这个女儿。老蓝是个知识分子，曾是一位中学的教导主
任。“反右”时被学校内的宗派势力给打成了“右派”。没过多久，这个宗派势力的代表人物也被打成了“大右派”，他这个“小右派”因此而得以平反。老蓝有五个子女，蓝蝶是长女。蓝
蝶于1968年11月份与恋人小李一起插队。小李于1971年招工回城，临走前几天，两个年青人曾在一起同居，约定等到蓝蝶也被招工回城的时候，他们就把婚事办了。
过了一年多，那里开始针对女知青招工。招工办的主任名叫周抗，三十多岁，造反派出身，是一个颇有能耐的人。周抗是个好色之徒，趁着招工的机会玩弄了好几个有姿色的女知青。他当
然也看中了蓝蝶，但是他把自己的意图表露出来以后，却遭到蓝蝶的断然拒绝。于是，周抗故意把蓝蝶给刷掉了。蓝蝶去找，周抗说：“这次招工只招‘工农兵’子女，家庭出生没有问题的
才行。你父亲是‘右派’，你属于‘黑五类’子女，不在招工范围。”
蓝蝶回家找父亲。老蓝找到校方，出具了一纸公文，证明老蓝是“错划右派”。周抗看到这个证明以后，依然说：“错划右派也是‘右派’，反正我说过了你不够条件，你就是不够条件
！”这以后又是两年过去，由于蓝蝶没能返城，那个没有良心的小李悔掉了这门婚事，在城里另找一个姑娘结了婚。这个打击摧毁了蓝蝶，精神开始出现错乱现象。去年再次招工，蓝蝶去找
周抗，周抗乘蓝蝶精神恍惚，以可以考虑额外照顾返城为诱饵玩弄了她。事后，无耻的周抗竟然当面指责蓝蝶原来不是处女，说他吃亏了，罢消了事先的承诺。蓝蝶被彻底逼疯了，却把一切
罪过算到了自己父亲的头上，见到父亲就骂。愤怒的老蓝到县里告了周抗，蓝蝶被公安局带到县医院检查身体。周抗先一步到县医院找了专查妇科的医生，利用人际使了手脚。于是，专查妇
科的医生只给蓝蝶做了一条诊断：处女膜陈旧破裂。公安局以此宣告蓝蝶一案为“右派分子诬告革命干部”。周抗没事，老蓝却被拘留了15天，还在学校遭到了行政记过的处分。
与我说着这些，文弱的老蓝早已泪流满面，几番气噎。我的拳头也早已攥出了两把汗，如果此时周抗就在旁边，我想我保不准会抽出驳壳枪，一枪敲掉这个畜生！老蓝说：“蓝蝶骂的对
，是我对不起这个女儿，我也的确早该死掉！我不该被打成右派，连累了她，使她不能招工！我几次下定决心寻死，但是蓝蝶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其他四个孩子不是也在‘下放’就是尚未成
人，我死了怎么办？我的妻子是小学教师，每个月只有30多块钱，他们怎么生活？我一个月50多块钱，好歹可以养活他们呀！”回到房间里，小韩还没有睡着，见我满脸煞气，便问我怎么了
。我把蓝蝶的遭遇对他说了一遍。小韩也是知青出身，大家当然同病相怜。他激动地跳了起来，大叫道：“这狗娘养的，告他、告他！到省委书记那里告！”恰恰凑巧，我们单位还有一个人
出差在合肥，就住在我们隔壁。他叫叶天盛，曾经是省委书记李任之的警卫员，在合肥认识很多高干，很有面子。他是一个极端老实的人，也是为人善良而富有同情心的人。我和小韩跑去找
他，三言两语一说，叶天盛满口答应下来。第二天，我把我们准备帮蓝蝶告状的事告诉了老蓝夫妇。老蓝说，状纸是早就写好的，他因为过来省城看女儿，也做了顺便上访的准备，所以身边
现成的就有一份诉状，只是有些害怕，还没有拿定主意。当天下午，小韩留在医院，老叶带着老蓝，我作陪同，我们一起去找门路。因为老叶的特殊作用，老蓝的诉状最终送到了李任之的手
上。这位军人出身的省委书记素有办事雷厉风行的作风，当时看完诉状，当即签署了命令，责成老蓝所在的那个县的领导对这件事必须“认真调查，严肃处理！”叫人做成公函发给了那个县
老蓝欢天喜地，感谢万千。此后，就赶回他们那个县等待消息去了。
又一个多星期以后，章家云正式住院的手续终于办妥，我们可以返回单位了。蓝蝶已经恢复到了正常的状态，但是，我再也没有给她接触我的机会。因为我是已婚的男人，不能再让别的
女性爱上我，这是不道德的，也是没法为对方负责的，尤其蓝蝶还不是一个正常的人。但是，在蓝蝶母亲的一再乞求下，我最后还是和蓝蝶做了道别。蓝蝶送我到了那个藕塘边上，站到一株
垂柳下，把一张折叠成小燕子的信纸塞到我的手里，凑空把我的一根手指头紧紧握了一下，然后就电光火石般地放开了。她侧对着我，脸迎着风，用手指梳理了一下自己的刘海，忽然轻声地
背诵起来：
总希望脚下的路越走越长,
总希望天气好风逐夕阳；
总希望天上的云紧随月亮，
总希望有一个没人的地方。
用不着相互说“心仪已久”，
用不着相互说“地久天长”；
真相爱哪来的山盟海誓？
相约的只是那僻静的池塘。
当月光映照在无波的水上，
当柳丝轻拂在发烫的脸上；
当心上人依偎在身上，
爱情的火焰就会燃烧在心上！
背诵完毕，她低下头，仍然还是那么轻声地说着话：“刚才给你的信就是这首诗，我自己写的，专门为你写的，你要好好保留住，保留在心里。”
我看到她在流着眼泪。她依然没有回头，用右手的食指弹了一下滑到腮下的泪珠，又平静地说了三个字：“你走吧。”
我不知怎么回复她，只好说了一句“多多保重！”就象逃命似地快步走开了。当我快要走上马路的时候，听到了蓝蝶完全失控的号啕声，听到她的母亲在哄骗她：“淮南小伙子还会回来
的，一定会回来！”
35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回到合肥精神病院去，岁月早已抹淡了蓝蝶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今年元月11号的晚上，我的博客里突然有了陌生人的纸条，打开一看，竟是蓝蝶的父亲老蓝！他
说，他的二女儿看到了《我的知青岁月》一文，介绍让他看，他看着就想起了我，于是就找来了。
通过纸条，我了解了以后他们家以及蓝蝶的情况：
省委书记亲笔签署的公函送达他们那个县以后，周抗立遭逮捕。在公安局进行调查的时候，至少有二十几个女知青揭发了周抗。结果，周抗以“严重破坏上山下乡”的罪名被判了死刑。
亲眼看到周抗被公审，被拉去枪毙，蓝蝶的病情好转了许多。县领导特殊照顾，让蓝蝶回了城，安排在县中学做收发员，负责递送报刊信件，她的病从此完全好了。
但是，不堪回首的悲惨经历使她从此闭锁了爱情之门，她始终不肯再与男性接触，也坚决拒绝别人对她言及婚姻之事。退休以后，她被检查出了妇科癌症，于2008年春天去世。临终前，
蓝蝶对父亲、母亲说：“你们要好好保重身体，替我多活几年。”
老蓝说，他们老夫妇依然健在，工资待遇很高，生活没有问题，只是都快到九十岁了，已显得严重衰老。对于我，蓝蝶从来没有提起过，倒是她的妈妈常常念叨“那个淮南的小伙子，不
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知青》被指美化文革，网民呼吁停播，因为知青的故事应是个彻头彻尾的惨剧。被奸污的女知青身心受到严重伤害，有的留下妇女病，有的终身不育，有的成了色情狂，有的成了性冷
淡……所有被奸污过的女知青心灵上都会一辈子有一块无法痊愈的伤痕。
日军占领南京时奸污了两万名妇女，成为震惊世界的惨案！而数万女知青惨遭奸污，不应该让历史记住这悲剧吗？
&[转贴]有话要说 毛泽东一个人的电视台
&作为领袖人物，毛泽东不是不可以有一些特殊待遇。延安时让人那么封锁，毛泽东不是每天也被吃一只鸡吗？他不吃都不行。为什么？为了这个党，党不能没有他。国民党不能没有蔣介石，
共产党不能没有毛泽东，这是革命事业的需要。正如三国时，魏不能无曹操，蜀不能少刘备，吴不能缺孙权。
中原逐鹿，毛泽东每天吃只鸡太应该了！延安再穷，还差几只鸡吗？
夺了天下后，毛泽东的一言一行很重要了。在野时你天天骂国民党、骂蔣介石，这回看你的了。
1949年至1976年毛泽东什么样不说了，说说毛晚年的一件事——毛泽东一个人的电视台。
毛泽东一个人有过特供毛瓷，有过特供毛食，有过特供毛烟，他还有过特供电视台？
按理说，毛泽东一个人有这么多“特供”，已经不怎么好了，一个无产阶级政党领袖这么搞已经很不好了，你想看什么，还得为你专门办个电视台，就更不好了。
&“1974年，根据中央的指示，台里决定由我们临时组成一个摄制组，必须在几天之内做好一切准备，连同一整套设备，月底赶赴长沙‘执行任务’。领队是当时的中央电视台副台长、国家
广电部副部长王枫。10月29日我们抵达长沙。路上，我才知道我们此行的任务是为毛泽东提供电视节目。毛泽东当时正在长沙。”
〔《为晚年毛泽东提供电视节目》《钟山风雨》2006年第一
毛泽东在长沙，湖南没电视台吗？毛泽东不和你老百姓看一样的东西。而今朝鲜全国只一个台，但金氏父子也只看这台电视节目吗？
为毛泽东特供的电视节目录好了，得通过湖南电视台住外发射。
“有一天，刚刚播完一个节目，老人家打电话要求马上重播一遍。……节目还没播完，电视台就接了好几个观众电话：‘你们怎么搞的，没有节目播了吗？’”怎么解释？——“安排失
误，接受批评”。
但从电视台往外播出的节目再集中再好，不过“革命节目”，毛不看这些玩艺儿，毛想看不革命的。
然而，不革命的电视节目怎么往外播呀！便单独开个频道。可单独开个频道。万一观众偶然收到了怎么办？毛要看的也不能让老百姓看到呀！
& & 没办法，那也得播。
“1975年元旦这一天，“第五频道”首次播出了《打渔杀家》、《野猪林》、《借东风》等几出传统戏，质量很好，接收效果也不错。汪东兴打来电话转达了毛泽东的意思：第一，对节
目表示满意；第二，对全体工作人员表示感谢和问候。”
但毛泽东满意了，电视台来事儿了。
紧接着“湖南电视台接到几个电话，观众质问为什么播旧戏？电视台推说可能是收到了香港台的信号。观众说，绝对不可能，我们明明听到的是湖南电视台播音员张林芝的声音……为此
，我们再也不能装糊涂了，看来必须另寻途径，不能搞发射，只能搞有线电视。”
文化大革命，一个标志性的口号就是破四旧、立四新。亿万老百姓天天八个样板戏，看的直反胃。但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人却不看老婆的“新戏”，这就不是一般的特供些什么了。
不正常播出就得有不正常手段，总撒谎哪行！
“1月2日，我们摄制组连同剧团演员全部进驻湖南省委接待处。这里与湖南第九招待所只一墙之隔，离毛泽东下榻的六号楼只有几十米，架设电缆线很方便。我们在墙外大会议室里摄制
节目，同时毛泽东在墙里面通过一台26英寸监视器收看。这样，再也不会惊动观众……”〔《为晚年毛泽东提供电视节目》《钟山风雨》
2006年第一期〕
各位，这段描述的最后这句用得多巧妙！多恶心！明明是愚弄老百姓，却来了个“不会惊动观众”。文化大革命你把老百姓都惊成啥样了！
“1975年初，毛泽东的精力还是比较充沛的，老人家几乎每天晚上看节目，而且都要看到深夜，中间从不休息，有的戏要连续看四遍。记得有一天已是深夜一两点钟了，大家都已经进入
了梦乡，突然一阵哨音把我们惊醒，接待处打来电话要求马上送节目。我们像部队搞紧急集合一样，大家边穿衣边拿剧本边揉眼睛，跑步来到会议室……”
“1976年初，我们奉命第二次南下长沙：这一次任务仍然是为毛泽东录制家乡戏。所不同的是，1974年他是在长沙看，1976年是在北京看。我们每天录制的节目，都是由第二天的专机送
往北京。”
看看吧，毛泽东想看戏都得专机送，这和当年杨贵妃想吃荔枝，“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有什么两样？
日，“毛泽东一个人的电视台”结束了近两年的特殊使命。为什么？不必说了。
亩产十万斤
&为了体现毛主席的领导好，人们到了胡说八道的境地。
“大跃进”时候，“亩产10万斤”式的“卫星”新闻连篇累牍、铺天盖地。这样一种举世奇观的新闻现象，应该由谁负主要责任？
我试着说说这个问题。
1949年以后，沿袭战争年代并进一步扩大。对新闻的定位，是“党的喉舌”，而不是独立媒体。也就是说，所有的新闻，都必须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决不允许发表和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不一样甚至相反的新闻。
也就是说，凡是党报发表的重要的新闻和社论，更不必说，连篇累牍、铺天盖地地发表的重大新闻和言论，都是在党的明确同意和倡导的前提下。否则是绝对不可能见报的，更不可能连篇累
牍、铺天盖地地发表。
党报有严格的新闻纪律，也有严格的审稿制度。从一篇刚写完的新闻稿到最终见报，中间隔着好几道关口。任何一关过不去，这篇稿子就只好“枪毙”。好一点的，也是退回去重新采访，重
其实见报还不算完，还有新闻阅评环节。我见报的第一篇新闻，就受到部里阅评组的表扬，心里挺高兴。
重要时点的重要新闻和社论，事实上就连报社的总编辑也没有最终签稿权。通常要所在地的党组织审查，甚至“一把手”亲自审批。例如当年《人民日报》的重要新闻和社论，常常就要政治
局、甚至毛泽东先生本人先看大样，然后再送回报社，准备发表。&
&248 [原创]毛泽东思想：好人打坏人活该
& &qiang_fe 于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史海钩沉
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最精典最精辟、也为十亿人所接受的一句话：好人打坏人活该。在这句话的煽动下、所谓的地富反坏右、走资派犹如过街老鼠、人人喊到、不打白不打、对他们的任何
暴力行为、也是好人打坏人活该。当你要对某个人报复的时候、你可给对方安上一顶坏人帽子、就可大出打手、置对方于死地、打死打残在所不计。
&《我的一点看法》
江青拿起了两页纸，站起来宣读《我的一点看法》。那标题，似乎还算“谦虚”，只是“一点看法”而已。据说，那是因为她要学习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二
中全会上，毛泽东只写了一篇
八百多字的《我的一点意见》，就把陈伯达打倒了。如今，她写的《我的一点看法》，总共不到两页，用钢笔竖写，还没有八百字哩！
不过，她的“诗一般的语言”，充满火药味，是“浓缩
的精品”：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投降叛变，授人以柄。
要害问题，两个纲领：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继续革命；以三项指示为纲，以目混纲，修正反党。穷凶极恶，大现原形。掩盖罪恶，画皮美容。树立威信，欺
世盗名。标新立异，
妖言惑众。弥天大谎，遮瞒真情。偷天换日伎俩，上下其手劣行。张冠李戴──强加，移花接木──暗中；转移人民视线，栽赃嫁祸他人。无耻
吹捧自己，妄图洗刷臭名；罗织诬陷中央文革
，迫害灭口有关知情；双手难掩天下耳目，修正主义螳臂之辈。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乃是人民大众英雄。
&[转帖]文革不忍凌辱含恨自杀的十大美女
&她们都是活跃在各个领域中的才女与美女，而文革的爆发，使她们身陷迫害，最终她们不得不用死亡对抗残暴。本组图集将盘点文革期间含恨自杀的几位知名女性。
1920年生，江苏江阴长泾镇人，女，名均荦，字超群，小名亚弟，又名韦亚君。中国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中国影协会员，上海影协常务理事，上海市政协第一、二届委员和第三、四届常务
委员。1968年跳楼自杀。
1910年生，上海南汇人。在文革中遭受了极大的污辱，红卫兵强迫她趴在地上爬过桌椅，还用墨水涂黑她的脸。对于视人格与尊严高于生命的李翠贞来说，这种污辱比死亡更不能忍受。1966
年，这位高贵的女士不堪屈辱，毅然选择了高雅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于是她穿上最漂亮的衣服，并且精心的化了妆，然后才拧开煤气……
1919年生，北京人，蒙族。著名京、昆剧表演艺术家。言菊朋之女，梅兰芳之徒、俞振飞之妻。中共建政后曾任上海市戏曲学校副校长，擅演《玉堂春》、《游园惊梦》等。“文革”中惨遭
批斗、殴打，肉体和精神均受到巨大伤害。日晚，接连写下三封绝命书后自杀身亡。
1937年生，江苏无锡人。著名女钢琴家，1958年参加日内瓦第十四届国际音乐比赛，获女子钢琴赛最高奖。1960年参加华沙第六届肖邦钢琴赛获很高评价。同年获中央音乐学院荣誉毕业证书
。后连续多年被评为上海市优秀青年和三八红旗手、文化局优秀团员。1964年参加比利时国际钢琴赛再次获大奖。日与母亲、弟弟开煤气全家自杀。
1919年生，浙江慈溪县人，系蒋介石高级幕僚有"文胆"之称的陈布雷之女。1939年入党，中共建政後曾任林业部教育司副司长、全国妇联执行委员。"文革"开始后。造反派诬蔑她是叛徒、特
务，并扬言要开除她的党籍。日，48岁的陈琏从十一层楼上跳楼身死。
& 小白玉霜
1922年生，原名李再雯，小名福子，祖籍山东，5岁随父亲从天津逃荒到北京，父母亲养不起她，就把她卖给了著名评剧演员、白派创始人白玉霜做养女，杰出的评剧表演艺术家。白派传人，
是20世纪50、60年代的评剧泰斗和领头羊。1950年全国第一次政协会议上受到毛泽东主席亲切接见。日，由于“四人帮”的迫害，惨遭毒打后吞食安眠药自杀，时年45岁。
1931年生，安徽桐城人。著名表演艺术家，以主演黄梅戏《天仙配》闻名。文革中被指为“文艺黑线人物”、“宣传封资修的美女蛇”，并被诬蔑为国民党潜伏特务，屡遭批斗。
日夜自杀身亡。死后，当时的军代表出于不可告人的卑劣目的，为看其裸体硬说其肚内藏有特务联络的发报机。在对严凤英的尸体脱光衣裤后还对其开膛破肚。
1904年生，学名张悟，张琴秋是著名的红军女将领，长征期间，曾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等重要职务；中共建政后，张琴秋担任了纺织工业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
《中国军事大百科全书》把张琴秋定作为红军唯一的女将领；1968年，因受残酷迫害，4月22日被诬蔑为叛徒后跳楼自杀！
1922年生，江苏无锡人，钱钟书夫人杨绛的妹妹。早年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院系调整后在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为副教授。世界文学名著《名利场》的中译者。1968年在
“清理阶级队伍”中被迫害自杀。
1954年生，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养女，1966年吴晗被打成黑帮，母亲袁震被送入劳改队，双腿瘫痪，吴小彦年仅12岁，独自承担照顾患病母亲和弟弟的责任。因为是黑帮的子女，饱受生活上的
煎熬和精神上的摧残，于1973年罹患精神分裂症。1975年秋被北京公安局拘留，在看守所遭受非人折磨，精神病加重。终因身心俱残，走投无路，文革结束前夕在精神病院自杀。
&251 &文革中自杀的文化人（部分)
老舍：生于1899年。北京人，满族。著名小说家、剧作家。抗战期间曾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解放后历任全国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代表作有长篇
小说《骆驼祥子》、话剧《茶馆》等。日因不堪无端迫害投北京太平湖自杀。
&吴晗：1909年生，浙江义乌县人。历史学家。清华大学史学系毕业，28岁时被云南大学聘为教授。解放后，先后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后又任北京市副市长。1959年起先
后写了《论海瑞》、《海瑞骂皇帝》和京剧《海瑞罢官》等，后遭批判。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于日在狱中自杀身亡，死前头发被拔光。
邓拓：1912年生，福建闽侯人。1930年入党。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和社长等职。1966年5月因“三家村”冤案受迫害，5月16日，戚本禹发表文章公开点名
批判邓拓，称邓拓“是一个叛徒”；5月17日晚，邓写下《致北京市委的一封信》和《与妻诀别书》后，于5月18日自缢身亡，成为在那段非常岁月里第一个以死抗争的殉道者。
&傅雷：1908年生，上海南汇县人。著名翻译家。傅雷学贯中西，文学、美术、音乐、外语“四位一体”，著作等身。1958年4月被划为“右派”。日，造反派上门抄家四天三
夜；9月2日，傅雷夫妇被揪到大门口站在长凳上戴上高帽子批斗，惨遭人格凌辱。9月3日傅雷夫妇双双自缢身亡。
翦伯赞：1898年生，湖南桃源人。维吾尔族。著名历史学家。有《中国史纲》等18部著作行世。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
员、《北京大学学报》主编等职。文革中，因对前途绝望，于日偕妻戴淑宛双双自杀。&
&杨朔：1913年生，山东蓬莱人。著名作家。解放后曾任中国作协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党组常委。文革开始后，杨朔被中国作协的造反派列为重点批斗对象，1968年7
月底杨朔要求上书毛主席和要求与单位领导谈话，均遭拒绝。绝望中于8月3日吞服安眠药自杀。
&叶以群：1911年生，安徽歙县人。著名文艺理论家。1932年入党，同时加入“左联”并任组织部长。解放后曾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上海文联副主席、上海作协副主席等职。1966年
横遭迫害跳楼自杀。
罗广斌：1924年生，四川成都人，毕业于西南联大，解放前参加反抗国民党的地下斗争，是“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幸存者。解放后曾任共青团重庆市统战部长。与杨益言合作的
长篇小说《红岩》影响巨大。文革中受到迫害，于1967年跳楼自杀。
&赵慧深：1911年生，四川宜宾人。著名表演艺术家，以在《雷雨》中成功饰演繁漪闻名。文革中，因电影剧本《不怕鬼的故事》及家庭成分不好而被打成“三反分子”，屡遭批斗；又因
曾在《马路天使》中饰演过妓女小芸而受到造反派的嘲弄和侮辱，于日含恨自杀。
&闻捷：1923年生，江苏丹徒人。著名作家、诗人。解放后曾任新华社新疆分社副社长、中国作协兰州分会副主席。文革一开始即遭批斗，1969年下半年获得“解放”后，又因人际交往问
题遭诬陷，被张春桥说成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日，张春桥、姚文元正式任上海市委第一、第二书记，闻捷于当晚写好遗书后开煤气自杀。十余年后，作家戴厚英据此写成长篇
小说《诗人之死》。
范长江：1909年生，四川内江县人，著名新闻记者、新闻学家。解放前曾任新华通讯社总编辑、《人民日报》（华北版）总编辑等职。解放後历任政务院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
社长、国家科委副主任等职。日受尽苦难跳井自杀。
&熊十力：国学大师，1949年以后，熊十力坚持不肯改造自己。后迭遭抄家、批判，精神有些错乱，不断给中央领导写信，连裤袜之上，都写着对“文革”的抗议。日绝食身
李平心：1907年生，江西南昌市人。历史学家。1946年与马叙伦、许广平等筹组中国民主促进会；解放後任华东师大历史学教授并当选为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除历史学外，对生产力性质
问题的研究也甚有影响。文革前夕即遭围攻和迫害，日自杀。
王重民：1903年生，河北高阳县人。版本目录学家，敦煌学家，曾留学法国。1948年任北平图书馆代理馆长；1952年起专任北大图书馆学系主任，一生对图书馆学和敦煌学的研究影响巨大
。日自缢身亡。
刘绶松：1912年生，湖北洪湖县人。著名文学史家。1938年毕业於西南联大。解放後历任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作协武汉分会副主席，《长江文艺》副主编等职。著有《中国新文学史初稿
》等。“文革”中遭受迫害，日与妻子一起自缢身亡。
周瘦鹃：1895年生，江苏吴县人。现代著名作家。曾主编《申报·自由谈》、《礼拜六》等，有长篇言情小说《新秋海棠》等，系“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之一。1968年不堪迫害跳井自
& （人不到绝望的地步是不会自杀的）。
&一打三反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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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打三反运动，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个政治运动。
　　“一打三反”运动源于1970年中央发出的三个文件，即《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它是“文革”中
深入“斗、批、改”的一个重要措施，打击了一些反革命分子和各类犯罪分子。但在当时“左”倾思想的指导下，在贯彻“公安六条”和许多地区一派掌权的情况下，也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
　　1964年5月之后，苏、美加紧了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从1963年11月至1965年1月，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沿海地区军民，连续歼灭16股美蒋武装特务。1967年至1969年，解放军在华东
、华南连续击落美蒋飞机18架。
　　1969年是新中国成立后中苏关系最紧张的一年。中苏边境发生珍宝岛武装冲突，苏联在中国北部边境之外陈兵百万，拉开“大兵压境”的架势。有关部门认定，苏联谈判代表团到达北京
的10月20日，很可能就是苏联进攻的时刻。10月18日下午，林彪口授发布了指示，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一打三反”的文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的主要内容是：
　　一、要放手发动群众。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号召广大群众，对反革命分子检举、揭发、清查、批判，从而把隐藏的敌人挖出来。
　　二、要突出重点。打击的重点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对那些通敌叛国、阴谋叛乱、刺探军情、盗窃机密、杀人行凶、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抢劫国家财产、破坏社会治安的现行反革命
分子，必须坚决镇压。
　　三、要严格区分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