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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碑未留名兄弟再对峙
　　□ 孙涛
　　王磊的父亲、继母相继去世,可同父异母的兄弟张平、张阳未告诉他,导致未能见到父母最后一面,甚至连他们的安葬地点也不掌握。为此,王磊与张氏兄弟两度对簿公堂。
　　王磊在法庭上声称,自己在新疆工作苦、工资低,但每月坚持给父亲100元。张氏兄弟则否认这一说法,指出王磊不仅与张平、张阳没有联系,与父母也是长期不联系,更曾因家庭矛盾与继母发生争吵,并扬言与父母断绝关系。
　　法院经审理认为,王磊与张氏兄弟系同父异母的关系,张氏兄弟应该告知王磊有关父母的安葬地点信息。
　　时隔一年,法院又收到王磊的起诉状。原来张氏兄弟虽然将父母安葬地址告诉了王磊,但墓碑上没有王磊一家人名字。王磊认为,同为父母的后代,张氏兄弟理应将自己、妻子、儿子、儿媳乃至孙子的名字刻在墓碑上。张平不同意王磊的诉讼请求,“这是父母自己作出的决定,作为晚辈无权变更父母生前意愿”。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王磊的父母虽然在确定墓碑字样时,未刻录王磊等人的名字,但不能据此证明王磊与父母的亲情已经割裂。现在父母已经去世,王磊作为儿子,有权利在生父墓碑上署名以寄托哀思。本案主审法官表示,存在血缘、婚姻等关系的民事主体,在死者墓碑上篆刻姓名,符合我国传统伦理道德的观念,应视为一种公序良俗,纳入法律保护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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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网12月26日消息：据《新闻晚报》报道，在中国人传统里，墓碑上一般刻死者的姓名、籍贯、成就、逝世日期、立碑人姓名及与死者的关系。委托人张先生虽然和公墓签订了合同，但在墓碑上加刻名字因遭到死者其他继承人的反对而无法履行。日前，上海市二中院对此作出终审判决，判决公墓将该项费用退还张先生，对张先生要求公墓承担误工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要求不予支持。
弟弟拒绝哥哥加刻名字
2005年，张先生的弟弟到沪上某墓园签订了为其父母认购公墓的合同，后父母先后去世。2010年，张先生到该墓园填写了《墓穴碑文修改、墓穴维修项目申请表》，委托墓园在其父母墓碑上加刻“重孙张某某”字样，并委托墓园给墓碑描字、打扫墓地等，为此张先生支付了608元。但当墓园将这一情况通知张先生的弟弟时，他表示不同意加刻其他人的名字，张先生的其他兄弟姐妹也表示不同意在父母墓碑加上“重孙张某某”字样。
墓园多次调解无效，就未在涉案墓碑上加刻字样，而其他委托事项都已办妥。为此，张先生起诉到法院，要求墓园履行刻字义务，并赔偿误工费1260元、交通费2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
墓园辩称，接受张先生的委托时觉得合情合理才签了合同，后来联系张先生的弟弟才得知其他家庭成员不同意加名字。当时认购墓穴的是张先生的弟弟，如果他不同意，墓园就不能履行这一事项，愿意退还刻字费80元。对此，张先生认为，墓穴是已故的父亲生前出钱购买的，弟弟只是出面办理手续，无权阻挠自己在父母墓碑上加刻名字。
墓园退还相应费用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张先生要求加刻名字一事，张先生的弟弟事先没有得到通知，事后也不予以追认，因此关于这一项约定墓园应不予履行。即使墓穴是由父亲购买，墓穴、墓碑也应作为遗产由全体继承人共同管理，张先生要求加刻名字，应与其他继承人协商一致。因此判决墓园将相关服务费用退还张先生。一审宣判后，张先生提出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尽管张先生已交付了相应费用，但因签订公墓认购合同的是张先生的弟弟，张先生的要求也未征得弟弟的同意，且张先生的其他兄弟姐妹也不同意，因此依法判决驳回张先生的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主审法官张晓菁指出，本案中，涉案墓穴是张先生父母生前购买的，张先生的弟弟去墓园签订合同其实是一种代理行为。这意味着，张先生的父母才是墓穴真正的买受人。因此，张先生的父母生前取得了涉案墓穴、墓碑的所有权，他们去世后，墓碑就是遗产，但因其性质所限，墓碑不能进行分配，继承人只能对它共同共有。按照《物权法》的规定，共有人按照约定管理共有物；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各共有人都有管理的权利和义务。
但是本案中，涉案墓碑的后续管理不是单纯地由各共有人对共有物进行管理，而是需要通过墓园才能进行的，这就势必联系到当初的公墓认购合同。依据民事合同相对性理论，在张先生的父母死后，和墓园签订合同的相对方仅剩下张先生弟弟一人而已。张先生的弟弟此时是作为全体继承人的代表人而与墓园发生联系的，墓园没有义务也没有权力去了解墓主的家庭构成，只需要听令于和自己签订合同的人即可。因此，张先生不能直接要求墓园继续履行刻字义务，墓园也应当将相应费用退还张先生。当然，张先生的弟弟此时作为全体继承人的代表，如果要做出什么意思表示，也必须根据全体继承人内部的协商结果而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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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训练一题在一块墓碑上刻着特别的碑文,它曾吸引了无数人前来推测和祭奠.这块墓碑的碑文如下：这里躺着女儿,这里躺着父亲；这里躺着儿子,这里躺着母亲；这里躺着姐妹,这里躺着兄弟；这里躺着妻子和丈夫.如果包括同母异父或同父异母的关系,埋葬在墓地里的最少有几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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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两对父母离异（父1,母1和父2,母2）,而之后父2和母1结婚,于是前面两对离异父母的儿子和女儿便是同父异母的兄妹（或姐弟）关系.而后儿与女结婚（他们没有血缘关系）.此时儿和女既有兄妹关系又有夫妻关系.接着儿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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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0 天 前
近段时间来（日至日），参与写了好几个碑文。缘起我要了一个多年的夙愿：自母亲于2003年去世后，我就许下心愿，在退休后要做三件大事：一是给祖父、祖母、母亲以及将来还要给父亲打碑；二是把故乡老屋被毁的门楼子修复；三是撰写有关故乡的故事。
目前，第一件大事已着手在做了，而且可说工程近半，因为给祖父和祖母坟墓的围石已做好，四位老人的碑文已拟就。第三件大事也可说初见端倪，我已撰写了一批有关故乡事情的文章，如有《童年纪事》、《人间长忆念舅公》、《读书之乐》、《山歌》、《山里人》、《乡音》等。特别值得庆幸的是，我撰写的《梦回花坪镇》构思了一个比较理想的框架，而且已写出初步样稿，近八万字，这个我现在还不能轻易示人，因为其中所涉人物众多、事件众多，而且有些还是发生在花坪镇的重大历史事件，还需进一步考证。我心目中过去的花坪镇，还有不少值得挖掘的故事要待我退休后进一步收集、考证。这是个慢工，更是个细活，搞出来了，就是个精品，可以单独成书的。这也是存留在我心中的一个梦想，可以使我今后的退休生活充实而有意义。唯独第二件大事，可能难做一些，因牵涉与邻居的关系问题，也涉及经费问题，只有到时候再说了。
现在主要说说我最近已经完成的事情及感想，那就是撰写碑文。
对于我，这是一个从未涉足的又一种应用文范畴的事情。虽自认有一定写作基础，也具备一点文字水平，但一开始接触到写碑文，心中还是没底，但又义不容辞。因为给四个老人打碑，是我的夙愿，加之我还是有文化的人，总不能请别人写碑文吧？那样多没面子呀。再说，亲写碑文，也是对祖辈、父辈们的一点孝心，而敬孝是不可替代的，所以，这碑文还就得是我以及几个弟兄来写。
于是，开始着手了。
不会不要紧，对于任何陌生的东西，只要肯虚心学习，就一定能掌握它！
为了了解碑文撰写的基本格式，我在QQ好友刘兴钊老师的空间下载了他给父母亲打的碑的照片，看别人是怎么写碑文的，如：格式、基本要素、用语等等，那都是有一定规范的。如起码要有五个部分：称呼、基本情况、生平大事及评价、结语、落款等。字数，仅拿一块标准的碑面来说，一般碑文应该在120至150字之间为好。在语言方面，要求惜字如金、言简意赅、感情深厚、评价足够中肯（既不能过誉，也不能平淡，要恰到好处，可略有夸饰）。
称呼，有中国民间习俗要严格遵守，这里来不得半点创造。我几次搞错，多次向我的好同学周学武请教才搞正确。例如在给我母亲写碑文中写孝名时，对于我舅舅的孩子，我知道应该称“后侄”。而同样是我舅舅的孩子，在给我父亲写碑文中的孝名时应该称什么呢？他告诉我，那就应该称内侄了。因为在民间有把妻子又称作“内人”的说法。我又问，那作为我父母亲的碑文中，在写孝名时对我伯父的孩子是不是都称为“堂侄”，对我姑姑的孩子都称“外侄”呢？他说，那是的。
有时，在给先辈打辈时，如果孝名太多，排不下怎么办？我总结的取舍原则是：“宁冇一村，不掉一户”。即辈份从高到低排，如果排到哪一辈时排不下了，就干脆把这一辈的人名全部不排，不能在某一辈人中有的人给排上，有的人又没排上，而应该是以同一辈份的人为单位，要排都排上，要不排都不排。用一句土话来说就是“宁冇一村，不掉一户”。
孝名的排列原则：从辈份上讲，应是由高到低；从性别上讲，应是先男后女（申明一下，这不是重男轻女，而是遵守习惯，总得有个先后嘛，要符合大众心理）；从年龄上讲：先大后小；亲属关系上讲：先内后外（但也有例外）。这里有几个特例：如，是谁养的老，他以及其后人的孝名在每一个系列中都应该排在最前面，这是我家族人的建议，我觉得有道理，于是采用了。再又如在我母亲的碑面上，写孝名时，就应该把我舅舅的后人的名字排在我的伯父、姑姑的后人的前面，而在父亲的碑面上，写孝名时就应该按通常排列，等等。
但还是不可拘泥，在不违背祖制的大原则下，也是可以创新的。如我的同学周学武在给他的先辈打碑排孝名时就没有按照自古以来按照辈份高低的排法，而是按一家一家地排，他说这样一看就知道这一家的传承关系，我觉得有道理，但一和我的家族人员商议，他们不同意这个创新，我也只好服从了。但我也没有完全按照旧制排，而是觉得方便排列，而且看上去观感上也不错，在逻辑上也能自圆其说，于是我就这样搞了：碑文肯定是在最上方，而且是遵照旧制，以从右到左的左右式形式来排。而下面的孝名我是采取的先把右边的排满，然后再排左边，觉得整个层次非常清楚，这也算是一种创新。
其实，这写碑文的学问可大呢！例如在书写碑芯的墓名行时，在男性先辈的姓名前要称“考”，姓名后接着要写“老大人”；对女性先辈的姓名前要先称“妣”，然后接着还要写“某母”（这个“某”是夫家的姓），再才写姓名，姓名后接着要写“老孺人”。还有，如果是给自己的父母亲打碑，在碑芯的墓名行的最前面还要写上一个“显”字，而如果是给自己的祖父母打碑，在碑芯的墓名行的最前面则要写上一个“祖”字。
整个碑芯墓名行的字数也有讲究，就是在反复念叨“生、老、病、死、苦”这5个字的时候，最后那个字一定要落到“生”字上，这也是规矩。
还有，立碑一定要看是否吉日，这个就比较复杂了。对于行事之日的吉凶，在广东特别是香港一带特别讲究，这些地方每年都要印刷当年的运程书籍供查阅，印刷的挂历上都要把每天适合干什么和不适合干什么标得清清楚楚。现在还是回到我们这次给先辈打碑的立碑吉日的选择上来，由于我们今年要给立碑的先辈们的坟墓基本上大致都是东西朝向的，而根据阴阳先生的说法，今年凡是这个方向的坟墓都不能动土，那岂不是搞不成了？但又有说法，还有偷休日可利用，就是在这一天，妖魔鬼怪都休息不上班了，就好比我们的“双休日”一样，而且这一天管坟墓的墓牛也休息了，那还是可以做事情的。所以，我们就请人给算出了哪几天是偷休日，就在这几天立碑，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其实，对于择吉日的事情，我向来不相信，因为确实说不出一点儿道理来。但入乡随俗，如果我硬是不信这些，有那么多亲戚，万一哪个亲戚后来碰到什么不吉利的事情了，可能很容易就联想到我们立碑没有看好日子。一想，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信了吧！其实，说到择吉凶日，我嗲嗲也是向来不信的，他老人家为此还讲过一个故事，就是说，干脆不信这些，也没事。说的是过去有很多人没有文化，也不信什么吉日还是凶日，想哪天做什么事就哪天做什么事，从不看日子，一直没有什么不吉利的。据说有一次，有个专门给人家看吉凶日的阴阳先生，自己家做事忘记看吉凶日了。没想刚把事情做完，就在夜里梦见来了一个长着三只眼睛的人恶狠狠地质问他：“别人不认不得我，情有可原，难道你也认不得我？”这一问，把他给吓醒了，想到刚做过的事真的是忽视了看日子，而夜里在梦中来质问的那个长有三只眼睛的人就是“三煞”啊，自己做事没看日子那是犯了“三煞”啊，于是，赶快烧香陪罪来补救，心里才稍微安稳一点了。这个故事是要告诉人们，迷信这个东西，信则有，不信则无。要信你就要一直信，如果从来就不信，那也没事。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正在我给祖父母、父母亲撰写碑文过程中，家乡的孔老师说我在故乡的尊师田明芹先生的后人准备给他打碑，我作为田明芹先生的好学生，请给撰写碑文，而孔老师作为田明芹先生生前的同行挚友就负责书写（称丹书）碑文，说这样很有意义。我当即就接受了这个光荣任务，一是觉得给我一直十分尊敬的田明芹先生撰写碑文义不容辞，有情感上的底气；二是幸好我这几天正在参与撰写父辈亲人的碑文，对此已略知一二了，有基本知识的底气（当然，也有点现学现用也就是家乡人说的现蒸热卖的意思）。于是，在近一周之间，三易其稿，终成：
田公明芹先生，花坪镇人。于公元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三日出生，卒于二零零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寅时。一九五一年参加工作，一九八七年退休。忠诚从教，育人笔耕，桃李春风数十年；严谨治家，关爱子女，抚儿育女几春秋。学高景仰，身正为范，堪称人中师表；酷爱书画，情趣高雅，品如梅兰竹菊。热爱生活，胸怀坦荡；热心公益，善结友人；誉满街坊，盛传乡里。武陵巍巍，清江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谨立此碑，永志不忘。
通过给尊师田明芹老师撰写碑文是对老师德高望重风范的一次再回顾和再学习，有感动，很有收获。
另外，在我这次和胞弟以及堂哥共同给我们的祖辈和父辈撰写碑文的过程中，更是一次对家族优良家风的体味，对家族兴盛美好时光的回顾，对故乡亲人的深切怀念。
在祖父的碑文中我们写有“置田起屋，勤耕细织”句，这是我家自耕农那种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的真实写照。
先说“置田起屋”，在我嗲嗲（读音“dia”，是我们家乡人对爷爷的称呼，下同，不再赘述）年轻时，我们李家这个大家族是集中居住在垭围坪的李家大屋场上的。那时掌族干的是赫赫有名的李系芳（字南儒）老大人。俗话说“树大分杈，儿大分家”。在我嗲嗲辈上，就分家离开垭围坪李家大宅到如今我家老屋所在的大转拐来了。这里开始是居住的一户谢姓人家，因欠债只好变卖山林、田场房屋，于是，我嗲嗲就买下了谢家的房场及山林和田地。刚开始搬家到这里落户的时候，就是几个大岩包上搭起的几间茅草屋，但就是在岩包空里，长有五棵合包粗的大板栗树。我想，就这，虽然房子简陋，但是座居在这五棵合包粗的大板栗树之间，古木参差中点缀茅屋几间，用今天的话来说，生态环境应该是很好的！可以想象：在古木森森中炊烟袅袅，那简直就是理想的山野隐居之地呀！但理想归理想，现实还是现实，听说，那时，我嗲嗲搬家上来，还有我们的老嗲嗲也是跟着来需要我嗲嗲给养老的，而嗲嗲自己又拖家带口，这么几间茅屋肯定不够住，于是，后来，就开始自己起屋了。为了开辟新屋场，把这里的五棵合包粗的大板栗树中的四棵给砍伐了，一是要腾出地方来打屋场，二是砍下大大板栗树还可以作盖房子的木材。我在小时候还听嗲嗲讲，那时盖房子，虽然买有原来谢姓人家的山林，但那山上只有勉强弄毛毛柴的小灌木丛林，即使是有一些长得比较像样的木材，又都还小，舍不得砍，就把它们蓄起，而自己起屋的绝大部分做柱头、楼锁、檁子、椽槨的木材，都是在距离这里较远的邱家坪那边一个名叫欧家河的山沟里购买的。当时在那里把购买的木材砍下后，没有那么多劳力及时运回，嗲嗲都怀揣着烧洋芋和包谷粑粑在那里日夜守候，那真是风餐露宿，吃尽了苦头的。而后来自己山里的木材刚刚在长成材的时候，解放了，山林入社了。据我听嗲嗲说：就是那些刚刚可以作用的木材，被集体像剃头一样摸草丁光地砍伐了整成筒子（原木）、方块（经过粗加工过的条形木材），背到景阳河入清江通过放排运到大地方（我估计是宜昌甚至武汉市）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去了。当嗲嗲讲起这些往事时，我听了觉得可惜，还问过嗲嗲，好可惜呀，辛辛苦苦刚蓄起来的林子就这么给砍光了？只见嗲嗲淡然地笑笑说，解放了，新社会了，是集体的东西，随他去。
再就是“勤耕细织”句，说的是嗲嗲操心把新屋起好后，由于花费不少，经济上比较困难，于是，除了精耕细作把田种好，保证一大家人不饿肚子，还要想办法弄点钱，因为要供一大家人的吃穿开销用度呀。于是，开机行织起家机布来了。我听婆婆讲过：“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屋场是几多红火的哟，我们屋里支的有四、五张机（织家机土布的纺织机），还有隔壁你祥大嗲嗲他们也有几张机，他们还打斋货（就是制作糕饼），一天搞得只轰的，门口大路上过身人喊招呼狗子都听不到的呀哇。”我想，那可真是一派小康耕织的景象啊！
在祖母的碑文中。我们写有“最是不幸，中年目盲。操持家务，熟悉照常。儿孙绕膝，贻乐安康”句。这是我对祖母印象最深刻而且最感人至深的地方。在我一出生所见到的婆婆就是双目失明的。婆婆与我们这班儿孙是只闻其声却从未见长得什么模样。可婆婆对我们个个儿孙都是倍加呵护，心疼得不得了。我们所见的婆婆，虽然是双目失明，但就跟明眼人一样，在屋里摸进摸出地做家务活，还提着猪食桶到吊脚楼底下去喂猪，还可以抡起大薄刀剁猪草，更使人不可思义的是还能在灶台上切出精细的罗卜丝丝、炒菜做饭。平时家里来了人，婆婆也是一脸的慈祥，和大家谈笑风生，周围的世界在她老人家心中永远是充满光明与和善致美的。那时，生产队还是大集体劳动，每逢社员们在我们家屋周围的地里做活路间到我们屋里来歇稍时，社员们一进屋，就要亲敬地和我的婆婆打招呼，喊我的婆婆：“二婆婆，您又在忙些什（按故乡方言，是读的“shun”音，下同）子呀？”婆婆总是慈祥地笑着答应：“没有忙什子哇，你们括得就歇稍啊的呀？”并边说边吩咐我们给社员们筛茶喝。我常见有好多到我家来看到婆婆虽双目失明却忙起家务活来那么熟悉，感到非常惊奇又敬佩，就问婆婆：“二婆婆，您那门摸得到的呀哇。”每当听有人这样发问，就见婆婆总是只微微一笑，然后说“不要紧的呢，摸惯啊的唦”。听到这，我心中总是酸酸的。其实，婆婆是非常不容易的呀。因为我听父亲讲过，婆婆的眼睛是正在起屋的那几年，正屋刚起好，在起厢房的时候，眼睛就开始莫名其妙地疼起来了，但那时我的几个姑姑都还小，大伯、二伯虽然长成大小伙子了，又要帮嗲嗲忙田里的活路，所以，婆婆就只好一个人忍着眼睛的疼痛，挑起全家人生活的家务负担。根本顾不上休息和治疗，后来，就把双眼疼瞎了。好在晚年，婆婆疼爱儿孙，而我父母亲对婆婆非常孝顺，我们一班孙儿孙女对婆婆更是敬爱之至，婆婆有一个非常幸福的晚年。记得在我读小学时，每当放学回来，只要一上老屋院坝的道床坎，就先要喊：“婆婆！婆婆！我回来哒。”婆婆听见我喊，总是一手扶着板壁，摸着走到门边来迎接我，边走还边说“饭热在锅里，把书包搁（家乡话应是读“ga”音）好哒各人舀得吃啊。”我感到这是多么地亲切和疼爱的嘱咐啊！婆婆有抽水烟的习惯，往往是一天忙到晚后，在火坑边坐下来，我们几个孙娃都争着给她老人家把水烟袋拿出来，放到婆婆手里，等她您儿把烟丝装好在水烟袋窝里后，我们就给着火。听着婆婆把水烟袋里的水吸得咕咕地响，是那么享受地吸烟，眼看着水烟袋窝里点着的烟火一闪一闪地，我们幸福极了，真是“儿孙绕膝，贻乐安康”的景象啊！
在父亲的碑文中我们写有“父出身自耕农户。弟兄四人，排行第三，有姐妹三人，阖家兴旺。攻读书文，在县城中学迎解放。回乡务农，任小队会计年载近卅。尽心为公，誉满村社。养老育幼，辛勤一生。抚三子一女，皆供读书。掌八口之家，尽得安康”句。这基本上是父亲一生重要事情的写照。我婆婆生养了七个孩子，即我的父亲他们同胞弟兄四人、姐妹三人，父亲在他们同胞弟兄四人中排行第三，而且由于我父亲的名字最后是一个“高”字，所以，后来父亲在生产队担任会计时，比他晚辈的年轻人总是习惯地称为“高三叔”。听我嗲嗲讲，在我父亲他们同胞弟兄四人中，就是我父亲最读得书，所以，我嗲嗲的观点就是，只要读得书，想尽办法也要保证给供书读。所以，我父亲可以说是自幼攻读书文，从在私孰读《三字经》、《百家姓》起，接着又读小学，后来一直读到中学，而且是在建始一中读的，就在这时，建始解放了。父亲在县城里参加了解放军组织的宣传和安民工作，但因为刚刚解放，世道突然变了，对今后的发展心里没底，于是，就邀上几个好同学，在一天夜里，偷偷跑回家了。
那时新中国刚刚建立，在农村能识文断字的人不多，我父亲还是上过中学的，当时在我家乡那个生产队就是很有文化的人了，社员们就选他担任会计，这一任就是近三十年，一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全国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用我家乡人的话说就是“土地下放到户”）才结束了为大家服务的会计生涯。父亲做事认真负责，而且清正廉洁，深受社员好评。在1964年“四清运动”中，农村基层干部大面积挨整，父亲虽然没有什么问题，也靠边站了一段时间才得到所谓的“解放”，就是在那一次，父亲赌咒发誓再也不担任任何职务了。因为那些年月生活也不宽余，我们家是有着八口之家的一大家人，口粮都是集体称一颗吃一颗，还要供我们几兄弟姊妹读书，负担是很重的。父亲想卸下那个操心的小队会计重担，好好把家庭照顾一下，可社员就是不让，一致恳求“我们的‘高三叔’不能甩手”。四清工作队的同志干脆搬到我们家里住着，父亲走到那里他们就跟到哪里，你上坡割草他就跟到你去割草，你去弄柴他也和你一起弄柴，你到田里做活路他也跟到陪你做活路，只差上厕所没有跟着了，简直就是死缠乱打，非要我父亲答应继续担任小队会计。后来，实在拗不过，父亲才又捡起小队会计的行当干起来，这一下子就一直干到后来的土地下放到户。
因为父亲一生和我们那个生产队息息相关，同我们生产队的社员息息相关，同生他养他的这一块热土息息相关。在父亲去世后出殡的那天早上，我们主张将父亲的灵柩从我们李家家族的发源地簝叶棚抬出，经过天坑湾、走朱家屋场前面大路、下胡家槽，再上我家老屋门前的小山包，翻过小山包，一直到我们的老屋山头，经过那颗古老的大板栗树下，一直到达墓地，基本上把他老人家生活一生的整个大转拐转了大半圈。每当经过我们生产队社员家门大路上时，家家户户的人都出来站在道床坎上默默地看着我父亲的灵柩在吹吹打打的丧乐和阵阵送葬的鞭炮声中远去，他们是在向我父亲行注目礼呢！并默默地祝福，“高三叔，您走好！”而给父亲抬丧的全是二、三十出头的年轻人，辈份也低，他们抬着父亲的灵柩边走边开玩笑说“三嗲嗲到最后还要把全队转一遍，检查一哈工作哟。”
在母亲的碑文中我们写有“出身贫穷，甘苦尽尝”、“为人敦厚，贤淑善良”句。我母亲名叫游秀芝，她老人家的为人就一如其名，隽秀灵芝，给人总是美丽美好的形象。就是我现在翻开母亲中年时的照片来看，都是很贤惠美丽的，可见，母亲在小时候肯定是一个非常甜美可爱的山村女孩。
母亲家是真正的贫苦农民，成份贫农。我听嘎嘎（读“ga”音，我们家乡对外祖父和外祖母的称呼，下同，不赘述）讲过，在解放前，他们家非常贫穷，生活艰难，自己没有房屋，没有土地，我嘎嘎带着我舅舅、我母亲、幺姨为生活四处奔波，就是今天东一家，明天西一家地给有田地的人家种课田。从小的生活困苦，使得“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母亲那时在娘家虽然只是一个小姑娘，就非常懂事，家务活样样拿得起放得下，所以，我父亲看上了，娶进了门，成了我的母亲。在解放后，刚过了几年好日子，在1958年开始到1960年初全国性的天灾人祸就来了，我嘎嘎家生活异常困难，但我们家生活也不宽余，而且是一大家人吃饭，眼看着嘎嘎家经常饿肚子，却无力援助，我的男嘎噶（外祖父）就是活活地饿死了的。
母亲在生产队里，人缘关系极好，因为母亲不管在什么时候，见人都是一脸的笑，又不多言多语，用农村的话说就是很在贤，一点都不聊人嫌。在我们家庭里，任劳任怨；在我们几个孩子面前，堪称慈母。如果是用中华民族儒家所推崇和赞扬的“温、良、恭、俭、让”来衡量，我母亲条条都堪称典范！只举一件小事：那年月，社员全都要参加集体劳动，每天在劳动一天后放工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环节，就是社员们围坐在田边地头评一天的工分，那时说是按劳取酬、还冠冕堂皇地讲要男女同工同酬，实际上所形成的不成文的规则（用今天时髦的话说就是“潜规则”），基本上是男劳动力10分，妇女8分，如果有背挑的活路，可以稍微高一点儿。因为大家都是全靠工分吃饭，所以在一整天劳动后评工分的时候，平时嘻嘻哈哈、打打闹闹的亲热气氛基本没有了，为一分甚至是半分工分互相争得面红耳赤那是经常的事情。而母亲总是坐在一边，默默地纳鞋底，随便给她评多少工分都认了，从不和人家争吵，甚至有时候在记工员为大家的争吵左右为难的时候，我母亲还淡淡地要求，“幺嗲嗲（那时我们生产队专门负责给社员记工分的记工员是我们家族的一个长辈，大家都尊敬地称他‘幺嗲嗲’），给我少记点吧，七分、六分都行。”听到我母亲主动提出这样的要求，在场的社员们都感到惊奇：还有这样傻的人，自己主动要求给少记工分？！ 这个事千真万确。直到后来我母亲去世了，我回家探亲时，生产队里曾经和母亲一起劳动过的社员还对我说：“你嗯妈站真是一个好人呀，那个时候搞集体评工分，他您不争，还各人说要少给她您记点。”我听社员这样夸奖我的母亲，而且还是在母亲去世几年后都还有这样好的口碑，我真为母亲的贤淑可敬感到骄傲！骄傲我有这样一位好母亲！
真的，母亲真好，处处为别人着想，为儿女着想，很少顾及自己。我记得，在母亲生前，有一句我们经常听他老人家说的口头禅就是“不要紧的，一哈哈就好哒。”我每次回家探亲，当一进家门，母亲就笑盈盈地迎出来，听我喊一声“嗯妈”，脸上仿佛笑开了花！说：“名宪回来哒呀！”说完，就立即放下手中的活，给我下鸡蛋面条去了。不一会儿，一大碗热腾腾的鸡蛋面条就放在了我面前，说“先押哈着哦，等一哈就弄饭吃。”我说：“不忙，不忙，我将将吃哒也不饿，黑哒吃夜饭我们一起吃就行了。”其实，母亲已经忙着烧腊猪蹄子去了，为的是要为我准备一顿丰盛的饭。
我知道，母亲有个头痛的老毛病，而且是说发就发作了，没有任何征兆。每当看到母亲头痛起来，就见母亲总是说“我这个脑壳呀，将才还好好的，说疼就疼起来哒的，找不到的还以为是装的呢。” 我就劝说母亲：“您儿歇哈，不得急。”母亲总是说“不要紧的，它疼一哈哈就好呀地吔。”也确实，多则半个时辰，就又好起来了。为这个病，上过几次医院，也没有诊好，说是风，后来母亲就干脆懒得去医院看病了，而是只要头痛一发作，就跑到簝叶棚找我的远清大叔给烧灯火，也确实还管用。
由于母亲经常找远清大叔看病，远清大叔也就比较了解我母亲的病情了。后来，那是母亲已经去世后的几年以后，一次我回家探亲，远清大叔给我讲起母亲的一件头痛发作的事情，我心疼极了。远清大叔说：“名宪呀，你不经常回来，你是不晓得的，你的妈上坡弄柴，刷葛叶，经常一搞就脑壳疼起来哒，人就晕倒在坡里哒，一晕睡半天，等那阵疼过哒才又爬起来收拾背篓回家。”听到这，我真是痛断肝肠。像我这样远离故乡，好几年才回家一次，看到的总是母亲的笑脸，就是有个头痛脑热的，也是强打精神，脸上还保持着笑容，说“不要紧，一哈哈就好哒的吔。”总是怕我们后人为她操心，而她却时时把我们挂在心头，即使有病也不怎么说，自己一个人默默地忍着。直到去世之前，那天她说心里有点疼（其实是胃痛，事后我怀疑当时是急性胃炎），父亲和我的在家的小弟弟说要把她送到街上医院里去看看，她都不肯去，怕花那个钱，说“不要紧，一哈哈就好哒的吔。”后来看到实在是不行，才硬古倒把她您儿背到花坪街上医院里去，想不到刚到医院，人就不行了，医生赶快给做人工呼吸都没有抢救过来，去世了。想到这，虽然人们常说“生死由命”，但母亲还是去得太突然了，她自己都认为“不要紧，一哈哈就好哒的吔。”想不到这一次却没有好，成了永别。
以上是我这一次参与给长辈写的碑文，从而引起对亲人的深切思念。
还有，我堂哥给他的养父（也就是我的二伯伯）、他养母（我的二伯母）以及岳父刘绍平街长写的碑文，更是生动贴切、情深意长。
先说堂哥给他岳父刘绍平街长写的碑文，可以说是贴切得体，充满景仰：
胸怀儒风，气度非凡；卅载经济，廉洁风范；十年街长，口碑颂扬；乐善好施，从不声张；夫妻相敬，情深谊长；同事乡邻，和睦友善；儿女孙辈，亲切慈祥；德高望重，诚服一方；后继有人，子孙满堂。特立此碑，永志不忘。
说到这位刘街长，在没有成为我们的亲戚前（后来我堂哥娶了刘街长之女为妻，我们就是亲戚了），我对他就有极好印象，这一点，我在《梦回花坪镇》中有一段简短描写：
“就在紧挨着花坪林业站的下边，是一栋木结构带内天井的房屋。我记得当时是花坪街上的街政府办公的地方，刘绍平街长就住在里面的二楼。刘街长给我的印象是非常地平易近人，常戴一顶那时国家干部喜欢戴的帽子，穿着已经洗得发白而显得有些老旧却非常整洁的蓝色中山装，见人一脸笑，无论对谁说话都是彬彬有礼、轻言细语的。我还去找过他，是为了转学的事。”
也就是因为那次办理转学，我同刘街长有过一次谋面，现在想来，也是仅有的一次，直到后来他去世，我没见过他第二次面。现在回想起来，很是惋惜，但又觉得宝贵，也就那一次，他就给我留下了深刻良好的印象，非常人所比。所见他的为人，仅此一次，已够我怀念一生，学习一生。从这个意义上讲，一次就够。
为什么我把同刘街长的仅有一次见面评价这么高呢？首先，是他一堂堂街长能热情接待我这样一个从未见过的学生。
那还是在“文革”中期岁月，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教育要革命”，实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乡村办学也划片了。我家虽就住在花坪镇附近，但却不属于花坪镇上的人，用那时花坪街上人对不是花坪镇上人的称呼，那是“乡里人”。当时我家属于高潮片（也就是俗称的“大石板”片），花坪曾经叫花坪区时，我们那一片叫高潮公社，所属的几个大队的起名也带有那个年代的“红色”印记，分别是“五一大队”、“六一大队”、“七一大队”、“八一大队”、“十一大队”，当时高潮公社也就只有5个大队，刚好有这5个都带有“一”字的重大节日，所以当时就这么取名了，我家当时就属于“六一大队”，现在又早已改回“新场村了”。按照划片办学，学生是不能跨片上学的，虽然我那幸福难忘的小学岁月都是在花坪小学度过的，而现在花坪小学有初中班，我却不能上，要到远离我家住地大转拐十多公里的高潮片政府所在地大石板上初中。觉得每天要来回走四十里山路上学，太辛苦了，于是，还是想到了与我有着深厚感情的花坪小学，想到那里的初中班去读书。那时，我凭自己想象：花坪小学既然是所在花坪镇，那就是归花坪镇管的，而花坪镇的镇长应该是管花坪镇最大的官了，如果找镇长，一定能解决问题。
于是，一天，我径直来到花坪镇政府所在地——在花坪街紧挨着花坪林业站下边的一栋木结构带内天井的房屋。上得二楼，到了当时花坪镇镇长刘绍平领导的房间。我想，就在我进入刘街长房间的那一刻，对于刘街长来说，是遇到了一位不速之客，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也真够胆大的了，心情也还是有些紧张的。可只见刘街长满脸笑容，笑得简直就像一尊弥勒佛，亲声细语地招呼我，“小伙子，哪里来的呀，有什么事找我？”边说边用手轻轻地示意叫我坐下。见到刘街长这么和蔼可亲，我来时的紧张心情顿时烟消云散，就好比在家里和自己尊敬的长辈谈家常话一样。于是，就把我要到花坪小学读初中的想法一一告诉了刘街长，记得那一次我讲得很详细，很在理，要求也很迫切。刘街长听了，没有再多问我什么，拿起笔来，就给我写了一个花坪镇政府希望花坪小学酌情考虑我入读初中的条子，盖上了大红的印章，交到我手里，说“你就拿这个去花坪小学找他们的校长就行了。”当时，我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就这么简单？刘街长就这么好说话？还亲手给我写了条子？
我捧着刘街长写的条子，手都有点发抖了。这不是害怕，也不是紧张，因为面对这样亲切和蔼平易近人的刘街长不会使人紧张，更不用害怕，我是真激动啊！那可是花坪镇长官的“手谕”啊！
可惜，到花坪小学读初中的愿望并没有实现，原因在我自己。就是在我那次手捧刘街长“手谕”到花坪小学去时，花坪小学领导见是刘街长批的条子，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二话没说就同意我第二天就来上学，可他们临了却嘱咐了我一句“你来我们花坪小学读初中没有问题，但今后考高中时还是要回到你们高潮片去考，因为你家住所在地属于高潮片”。他们这样一说，我没觉得别人是在刁难我，而且觉得很在理，并且在事先就提醒了我，更说明人家是好心关心我。所以，我就打消了就近入花坪小学读初中的念头，有了每天来回四十里山路到大石板读初中的难忘经历。
回想这次想在花坪小学读初中的愿望虽然没能实现。但刘街长那亲切可人、笑容可掬、毫无官架子的好街长形象已深深地印在了我脑海中。想不到后来还真是有缘，他老人家成了我们的亲戚，我堂哥娶了他女儿，他的女儿成了我嫂子了！但这已是后来的事。我在1976年出门参军时，我们还是带故却并不沾亲，后来成亲戚了，我又成为他乡游子，即使偶尔回乡探亲，也是来去匆匆，再也没有见过我所曾见过的这么好的一位街长。有幸，这次我堂哥给他撰写碑文，其稿还征求过我的意见，我看后觉得很好，写得不仅是情真意切，而且栩栩如生。读着这篇碑文，好象一个活生生的刘街长又出现在我的面前。对这么好的碑文，我没有什么说的，对刘街长这么好的官，我没有什么说的，只有敬佩！
是啊，就这碑文，堂哥还给我讲述了他岳父（我们敬爱的刘街长）的故事：
堂哥说：“你看我这里写的‘卅载经济，廉洁风范’、‘乐善好施，从不声张’、‘夫妻相敬，情深谊长’，站真是那么个呢！”
堂哥说，先说那“卅载经济，廉洁风范”，他管过三十年的经济帐，没有差一分钱，那是不容易的呢！而平时呢，他又特别喜欢帮助人，四乡八邻的人，经济上有什么困难，只要向他伸手，他总是毫不犹豫的慷慨解囊。那时他当街长，经常在街上碰到熟人，人家手头紧了，向他借钱，他二话没说，就将衣袋里的钱全掏出来，连数都不记，全给了别人，还很带歉意地说：“对不起啊，我只有这么一点了，你拿去凑得用吧。”而且常常是给别人钱了，自己就把这个事情忘到九霄云外去了，从不向别人讨要，而且他给别人借钱的事情，也从不向家里人讲。经常是借了他的钱的人，把钱还到他爱人手上，他爱人感到莫名其妙，就是去问他是不是给别人借过钱？他才略为沉思片刻后轻声细语地说：“哦，好像是吧”。这就是“乐善好施，从不声张”啊！说到刘街长给别人借钱不给家里人说，你可别以为他有大男子主义，或自己偷偷留有私房钱不让家里晓得。如果这样来看刘街长，那可真是大大地冤枉他了。恰恰相反，刘街长他们夫妻相敬如宾，刘街长很洒脱，从不管钱的，每发了工资，悉数给老婆当家使用，而在他自己身上很少带钱，所以，路遇有熟人向他借钱时，他就只要衣服口袋有多少就给多少了。据我堂哥说，他岳父母一生从未争吵过，甚至连红脸的事情都从未发生过，用今天的话来说，那不仅是“模范夫妻”，更可堪称“最美夫妻”了！难怪我堂哥在给他的碑文里要特别写上“夫妻相敬，情深谊长”，真是恰如其分啊！
可见，刘街长不仅是一位好官，也是一位好丈夫，更是一位好人！这些真值得如今的官员好好学学！就从他做好人学起，因为这是做好官的起码基础。再还要学他做好丈夫，这一点也很重要。我记得小时候就听嗲嗲对有些所谓的贫农中的一些人（基本不识字）当生产队干部，连起码的农活顺序都搞不清楚，说“他们连各人的家都当不好，哪门当得好集体的大家啰”。如今的官员那就更不要说了，十个贪官就有九个淫，像这样，能做到夫妻相敬如宾吗？他们不但做不到像我们敬爱的刘街长那样“夫妻相敬，情深谊长”，而倒是像有一段顺口溜说的“拉着情人的手，好象回到十八九，百般恩爱涌心头；拉着老婆的手，好象左手拉右手，一点儿感觉都没有”，这才是他们的真实写照。这样一比，我们敬爱的刘街长已可称为人中圣贤、官中极品（主要指做人的高尚品德和为官勤政廉洁的官德）了。
再说堂哥给他养父（也就是我二伯父）写的碑文，可以说是形象生动，充满父爱：
青年时期，相济一堂；勤耕细织，劳作欢畅；谨记父训，离家置产；从事手工，被絮弹唱；困顿岁月，苦度难关；孝敬老人，嘘寒问暖；家遇险境，护卫果敢；厚道耿直，乡里颂扬；夫妻相惜，八旬走完。特立此碑，永志不忘。
读着这篇碑文，仿佛见到了在我嗲嗲手上时我们家族繁荣兴旺的动人景象。
那时，我父亲他们兄弟四人，还有姐妹三人，真是名副其实的一大家人呀！据说父亲他们几兄弟年轻的时候，父亲最聪明，又读得书，嗲嗲就给他供书，后来一直读到建始一中。而我的几个伯伯呢，读书差点，但干农活都是一把好手，每天天刚蒙蒙亮，就背起背架子趟着露水上坡，片刻，一人一大捆牛草就割回来了，这才吃早饭。早饭后，就正式下地干活了。
后来，因一大家人，吃穿用度开支大，嗲嗲除了带领一家人料理田里的活路外，还开起了机行织布拿到街上去卖，换几个钱补贴家用。这样一来，我的几个伯伯不仅早上要打早工割牛草，白天要下地干农活，晚上还要上机织布。而我的几个姑姑呢，除了帮助婆婆做家务活外（因为那时婆婆的眼睛已经疼得看不太清楚了，繁重的家务活需要有帮手），也下地做一些轻省的农活。晚上我伯伯们上机织布时，姑姑们就在一旁织棉花。可以想象，那时在我们家，真是一派男耕女织的田园生活景象啊！
后来，我二伯父还学会了弹棉花，当时有客户背来棉花跟我家换取家机布，这些棉花开始都是要出钱请会弹棉花的弹匠师傅加工后，才能纺纱织布的，现在二伯父自己会弹了，就免得再找别人，还省下了工钱。这就是堂哥在碑文中所描述的“青年时期，相济一堂；勤耕细织，劳作欢畅”。
下面，堂哥在碑文中紧接着写的“谨记父训，离家置产”，那是说我的几个伯伯渐渐长大成人后，由于老屋面积有限，所属山林田产也有限，如果一直都生活在一起，“劳作欢畅”本是难忘，但嗲嗲拖家带口支撑着一大家人已日显困难。于是，经过几年的加紧织布出卖和节衣缩食，稍有节余，就在离家不远的一个名叫簝竹坪的地方买了张姓人家一处房产，安排我二伯父和伯母分家到那里自己兴家创业去了。
“从事手工，被絮弹唱；困顿岁月，苦度难关”。说的是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花坪镇兴起组织手工业合作社的高潮，由于我伯父会弹棉花，被看成是手工业者，被组织到花坪镇上的手工业合作社去了。说是组织，其实也就是从乡下搞那么一班有一技之长的人凑合在一起给公家做事情，略有一点儿报酬。那些年正值国家遇天灾人祸时期，二伯父他们那班弹匠常常连肚子都吃不饱，而在手工业合作社弹棉花，说是个技术活，同时也是繁重的体力活。由于吃不饱饭，我亲眼见在秋季板栗成熟季节，二伯父就抽空到我们家老屋后面的树林里捡成熟后落在地上的槯栗子（板栗的一种，个儿很小，相当于野板栗）。那时我家老屋后的槯栗子树很多，二伯父每每都收获颇丰，一捡一大布口袋，就在我们家灶屋做饭的锅里炒熟后带去当饭吃。这就是堂哥写的“困顿岁月，苦度难关”。由于国家经济困难，在我的印象中，那时的所谓手工业合作没有组织多长时间，就自行解散了，我二伯父也就回家照样种地了。但由于他老人家有这么个会弹棉花的好手艺，遇到农闲或下雨天，村邻们就有人接他去给翻弹旧棉絮。那时我还小，喜欢看希奇，每逢二伯弹棉花那“噹、噹——踏踏，噹、踏、噹、塔——噹、噹——踏踏”的声音一起，我就跑去看，只见二伯在腰系一根粗绳，背后背有一根细长竹竿，竹竿高过头顶，一头插在腰间系的那根粗绳上，一头栓有一条不长的绳子从二伯父的头顶垂下把弹棉花的那个工具吊着，这个工具称作“均”（弹棉花工具的一部分，是木制的，上面紧绷着结实而且韧性特别强的牛皮绳，有点像一把紧绷弦的躬），只见二伯左手用力把持着“均”，右手紧握着像一个特大号手榴弹的称作“均棰”的木锤。弹棉花的操作就是用这“均棰”一下一下很有音乐节奏感地擦击着那“均”上紧绷的牛皮绳发出“噹、噹——踏踏，噹、踏、噹、塔”的声音，而那牛皮绳就随着“均棰”的擦击一次一次地接近铺在床板上的棉花或旧棉絮，就是靠牛皮绳的弹力震动把棉花或旧棉絮给抖松的，这个抖松的过程就叫弹棉花！对于这一古老而有音乐感的乡村手工劳动，堂哥在写给二伯父的碑文中形容为“从事手工，被絮弹唱”是非常确切的，是一种劳作的歌唱！
二伯父弹棉花的这一套工具，即“均”、“均棰”、“熨斗”等，很有民俗风味，我原还想，什么时候再到他老人家那里去玩，把它要过来，作为民俗文物收藏。后来一问，已作价100元卖给一个喜欢弹棉花的人了，觉得有点可惜。如有可能，真想到时候我再去把它给买回来。
下面，堂哥在碑文中写的“家遇险境，护卫果敢”就没那么轻松了，更没有音乐感，而是充满火药味。这是曾发生在堂哥和二伯父身边一个剑拔弩张的真实故事：
那是在“文革”时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二伯父他们那个生产大队也来了一班知识青年。这些青年比较调皮，不太爱老实劳动，而扯皮拉筋的事却经常由他们引起。
一次，就是在我二伯父家对门张家大屋场的生产大队部里，开社员大会，那班知识青年作为新来的公社社员，当然也在参加开会。后来不知为什么，知识青年和社员们争吵起来了，开始还是小口角式的争几句，后来越吵越厉害了，闹得会都开不下去了，有些社员就三三两两地离开了会场，而那班知识青年却越闹越凶，竟亮出了随身携带的匕首，要动武了！吓得剩下的那些社员赶忙跑出了会场，躲藏到张家大屋场门口那一大片包谷林子里去了。当时我堂哥也在场，却没有跑，而是面对凶恶的知青讲理说：“你们今天到底要干什么？有话不能好好说吗？”听我堂哥这么一问，知青正找不到人耍威风呢，想不到遇到了这么一个不怕事的主儿，于是，几个知青都手持匕首把我堂哥给围住了，看那架式，几乎要血拼一场！我堂哥也不怕事，其实论知青，他也是知青，只不过那些人是上山下乡的知青，他是回乡知青，谁怕谁呢？就这样一下子僵持住了。
就在这僵持的当儿，有几个好心的社员急忙从躲藏的包谷林里溜出去，快步跑到二伯父家，急切地对我二伯父说：“您快去看看，您儿子被那班知青用刀逼着围住了，要出人命啊！”只见我二伯父一听，连忙抄起一把平时背东西用的打杵子，下面还是带铁钻的。就朝知青和我堂哥僵持的地方跑去了。
二伯父一跑到那里，就手持带铁钻的打杵子，威风凛凛地站在我堂哥背后，只说了一句：“你们哪个敢上来，我就几打杵子把他除脱呀他！”就这一句，真有《三国演义》中所描述的猛张飞断喝当阳桥的气势，吓得那几个知青都乖乖地放下握有匕首的手，彻都不敢彻了。而我二伯父呢，从容不迫地带着我堂哥，回家去了！
就这一次，“不打不成交”。那班知青也是欺软怕硬的，见我堂哥和我二伯父都是铁骨铮铮的山里汉子，反倒有几分敬佩了。我记得有一年春节期间，正月里我到二伯父家去作客，二伯母把一大桌丰盛的酒席做好后，说：“还稍微等一哈，那几个知青说要来的。”果然，片刻后，只见有好几个知青风尘仆仆地来到了，一进门就给我二伯父和二伯母拜年，和我堂哥，那简直亲热得就像是亲兄弟一样。后来，知青们都陆续返城了，他们还特地送给我堂哥一把匕首，留作纪念呢！
从以上这个真实并带几分传奇和豪气的故事中，足见我二伯父的性格，所以，堂哥在碑文中接着写“厚道耿直，乡里颂扬”。从以上发生在堂哥和二伯父眼前的知青故事，足见二伯父的豪气，大凡充满豪气的人，都是耿直的，二伯父就是。
二伯父的耿直，不是一般的耿直，而是耿直得有点太纯了，那就是，二伯父绝对不干对不起人的事情，那也就是说，绝不有负于天下人；但也绝不能容忍别人对不起他，也就是说，天下人也不能有负于我。
那还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听嗲嗲讲过我二伯父讨债的故事。因为那时我们家在嗲嗲“执政”的年代，又种田又开机行织土布，很自然，同社会上四乡八邻少不了有经济的商品交往。据说，有一户家住水井湾的客户，和我们家做家机布生意，一直都很讲信誉，常常在我嗲嗲手里赊布去卖，等全部卖出赚了钱才把本钱给嗲嗲送来。后来，家道中落，搞穷了，却还有一部分布匹款没有交付给我嗲嗲，开始讨要过几次，看那家人家实在是拿不出来现款了，也就不好硬逼别人了。我嗲嗲真的是一个心怀儒风的人，什么事情都很大度，也很看得开，就对我几个伯伯说：“水井湾差我们的布匹钱就不要去讨了，人家现在搞穷哒，不要去逼别人，他们什么时候有哒是要把的。”可我二伯父想：那怎么行，又不是我们该（欠）他的，是他们该（欠）我们的！就对嗲嗲说：“您儿样不要哒我们还是要，不要您儿样去得罪人，我不怕，我去要！”嗲嗲说：“算啦，人家是没得办法，何必古到去要呢？你要也要不到的，只跑得一伙空路。”但我二伯父还是固执地要去讨回这笔布匹款，据说先后去了好几次，那家人家还真是没办法，每次见了我二伯父都说不尽的好话：“您缓几天，我们有哒一定给您送上来。”其实，据说，一直到后来，那笔布匹款也没有得到。
最后，特别是要说说堂哥给他养母（也就是我的二伯母）写的碑文，可以说是别具一格，充满慈爱：
养母慈祥，懿德芬芳；上下两坪，和睦友善；勤奋劳作；持家兴旺；少有出门，欢笑乐观；疼爱儿女，八年抚帮；病卧两月，医治想方；儿妻伺候，守护身旁；孙辈看望，佳肴经常。驾鹤西去，恩泽世长。特立此碑，永志不忘。
在这篇碑文的上半部分是对二伯母风范的歌颂，有两句我觉得特别能刻画我二伯母的性格，那就是“少有出门，欢笑乐观”。
二伯母平时不喜欢串门，更没有外出的习惯。我听婆婆说，那时二伯母和二伯还住在我们大转拐老屋的时候，虽然这里离花坪镇只有不到一公里的路程，二伯母平时都很少上街，就是在家里做家务活、下地劳动，真正的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后来搬家到簝竹坪住了，其实这里离花坪镇也不远，才三公里多一点的路程，二伯母就更是基本上没到镇上去过。但有一次例外，就是她的孙女出生了，儿子家住县城，与二伯母家相距大约60公里路程，儿子要把她接到县城去玩，顺便也给带带小孩。这次，二伯母是破天荒地出了趟远门，但在城里没呆几天，实在是很不习惯，虽然城镇繁华，物资丰富，但总觉得没有他老人家居住的簝竹坪好，结果，还是回去了，她一生也就仅仅是出过这么一次 “远门”，以后就一直终老于此。记得有一年我回乡探亲去看望他老人家，她对我说：“现在街上变成了哪门个样子，我是不晓得呀的。”别说上街，就连每年春节期间我们家族亲戚互相走动来往作客，二伯母基本上是从来不出门，都是二伯去。有时我们实在想二伯母也到我们家来玩，并一再说明一定不留您过夜，就来玩个大半天，吃了饭就回。二伯母说什么也不愿意走，每次都说“让你二伯伯去吧，屋里有猪子牲口，再说我们一个单家独户的，屋里总要有个人唦。”听着很是在理，其实，我们都知道这是二伯母礼貌的托词，因为有时我们说：“年年都是二伯到我们家玩，今年让二伯在家看屋，您到我们家玩一天嘛！” 二伯母总是笑笑说：“你二伯他在家不行，猪子都喂不来。还是让你二伯去，我二天再来。”其实，我们都知道，二伯母的这个“二天”几乎就是永远的无期，直到去世了，很少见二伯母到我们家来作客玩过。而我们却经常要到二伯母家去玩，即使是后来我参军离开了家乡，每次探亲，只要一回到家乡，二伯母家是首先要去的地方。因为原来在家时我嗲嗲还在（嗲嗲由二伯家养老，所以在晚年那几年一直住在二伯家），我隔三差五地总要往二伯母家跑，去看望嗲嗲。每次二伯母都是热情招待，我很喜欢吃二伯母做的饭菜。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二伯母家的我堂哥那里有很多好看的书，我每次去都要饱餐一顿精神食粮，临走时还要借几本带回来看，等下次去时归还。就是在那些年月，我在二伯母家的堂哥的书柜里翻书来读，阅读过《三家巷》、《吕梁英雄传》、《三国演义》、《东风第一枝》、《红旗谱》、《苦菜花》、《林海雪原》等名著。每次一去，二伯母都非常高兴，说：“宪娃回来哒呀，还是没有长胖嘛。”就这两句非常朴素的话语，使我深深地感到那种长者对后辈醇厚的爱。进门坐下，二伯也在家，总是说：“名宪又不喝烟（抽烟），那我给你煨茶喝啊”。二伯母呢，就已经在灶屋（厨房）里忙着给我做饭去了。不一会儿，一桌丰盛且极具故乡土家特色的饭菜就做好了，吃饭间，我们都围着桌子，边吃边说家常话。每次二伯母都要赞扬我说：“宪娃出去那么多年，腔还一点都没有变啊。”我知道，在我们家乡，那时是最忌讳出门人回来后不说家乡话而别一些南腔北调语音的。我每次到二伯母家，感受最深的就是二伯母虽然几乎是一辈子没怎么出门（除开在搞大集体时和同生产队的社员一起下地劳动），可性格一点儿也不孤僻，而是非常开朗，只要家里来了人，都是非常热情地接待。我们家族的人每次到她家，那都是亲热得不得了，而且还很健谈，说到高兴处，哈哈连天的。我想，这就是山里人的特点，这是另一种固守与执着，在二伯母身上体现得最为典型。
堂哥给我二伯母写的碑文的下半部分基本与二伯母本身没什么关系，而是写的儿孙们对她老人家的孝顺行为。为什么要这么写？对此，堂哥特地给我解释说，我就是要使后人们不管什么时候看到这块碑文时，想到我们对你二伯娘是怎么敬孝的，要让他们永远牢记孝顺是最大的美德，今后对我们也能继续保持那种非常孝顺的优良品德。
听到这，我真佩服堂哥的良苦用心。他是要通过碑文来教育后代，传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其实，这不仅是他对后人的一片良苦用心，也给我们深刻的启示：碑文有深刻的思想、风气的传承和良好品质的教育启迪作用！其实，这一点，我已经深有体会了。通过这几天亲撰、参与以及欣赏到的九块碑文，我已经是真正的受益匪浅了。
其实，碑文化，最集中最核心的体现主要就是在碑文上面。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中国人对礼义廉耻、忠孝节义的理解，对忠奸善恶的明辨，很多在碑文中都有深刻、丰富而生动的体现。碑文化，是优秀民族文化的瑰宝。
说起撰写碑文，我原来在广州军区政治部理论研究室工作时，我们的宣传部长姚成友的一件写碑文的事，至今使我深受感动，因为他所描写的撰写碑文，太别具一格，太出人意外而又意在情中了，所以，我特别要举例来说说。
这件事记载在他写的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0年12月编辑出版的散文集《太阳雨》第1版里面，这本书是姚成友部长的个人散文集，他亲笔签名送过一本给我。我翻开看到他在这本集子里的那篇名为《母亲》的散文，就是与打碑有关的。下面摘录几段精彩片段：
母病缠身，自知不久于人世。叫老弟发电报给千里之外的我，让我回去见上最后一面。
冷雨沥沥，寒风嗖嗖，虽然已是交春季节，但这武陵山下仍似寒冷的冬日。故乡这条弯弯小路，这条清清小河，这座满是葱林茂竹的巍巍大山，今日显得非常凄清痛楚。我迈进家门，快步走到母亲的床边，轻轻呼唤着妈妈。这难道就是我妈妈？皱纹满脸，白发满头，病魔已把她折磨得骨瘦如柴。……
母亲的病已是日重一日，不吃不喝，葡萄糖针也打不进去了。……
按照母亲的嘱咐，我提前归队了。不久就收到老弟的信，告诉我老人已去世，永远离开了我们。这一切都在意料之中，我的心情显得很平静，只是遥遥向故乡拜了三拜，以示对母亲深沉的悼念和怀念。老弟的信中还说“清明节快到了，原定要为母亲立一块高碑，并请人写一篇碑文。石碑由我们来买，立时可以办好，只是这碑文一时找不到高手，你是搞文的，还是由你来写为好。”然而，这碑文实在是难写。写她的深恩么？门前浩浩的河水不足以喻其情；写她的美德么？屋后的巍巍大岭不足以比其高；写她的襟怀么？山外一望无边的平野不足以类其广；写她临终的遗言么？如同满山满岭的桐花，不足以弘其高洁与温馨……看来，一切的繁文赞语对母亲都是黯然失色的。我想，何须劳神苦思，寻词找句呢！最能表现母亲的一切的不就是“母亲”二字吗？
于是，我挥笔写下这两个如金如银如日如月的大字，寄给老弟，也寄给与青山绿水共存的母亲！
真不愧为是大军区宣传部长，如此写碑文，那角度、那深情、那气魄，真是既别具一格、出人意外而又意在情中，令人叹为观止！今后如有机会，我一定要到部长的老家武陵山下的湖南省桃源县去看看那如金如银如日如月的“母亲”二字碑文。
由于那时我所在的广州军区理论研究室属军区政治部宣传部管，姚成友部长是我们的直接上级，打交道还是不少的，也比较了解他。就是这个姚成友，是广州军区“土生土长”成长起来的文化干部，他当战士时就是在广州军区下属的第四十二集团军。他在连队就经常写点小稿，作点小诗，慢慢就崭露头角了。后来越写越多，也越写越好，先是多次刊登在本军区的《战士报》上，后来在《解放军报》也常有作品问世。渐渐地出名了，也一步一步地得到提拔，直到后来担任了大军区宣传部长。就是在他担任军区宣传部长任上，干了一件很露脸的事，就是由他组织起当时广州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和文化部的一班笔杆子，通过反复到改革开放前沿部队体验生活，在此基础上，捣古出了一部长篇电视连续剧《和平年代》，当时一播放就轰动全国，拿了好几个国家级奖励，包括“五个一精品奖”等。就这，论功行赏，姚成友荣升为大军区政治部主任，军级首长了。
“劝君不用镌顽石，路上行人口似碑”说的是心中立碑。同样的，对尊敬的先辈，我们都应心存敬意，不仅要给立有形的墓碑，撰写有形的碑文，而且更要在心中永立此碑，铭记功德。要牢记他们的高贵人品，这是做人的根本，就如我对田明芹老师的评价：如梅之高洁、如兰之幽香、如竹之劲节、如菊之秋光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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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扫墓，是通过在网上，然后在该网上陵墓进行上香献花等方式祭拜的扫墓形式。网上扫墓是民政部发文明确提倡的绿色扫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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