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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有什么联系和区别？
08-10-02 &
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一种新的国家经济体制，它反映了国际经济关系领域的一场深刻的变革，这一变革也给当前国际关系带来全面深刻的影响。 1.促进国家间特别是大国间的协调与合作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一个统一的全球经济系统正在逐步形成。各国之间、地区之间的经济利益错综交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同时各国对世界市场的争夺也日趋激烈，争端和摩擦接连不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而传统经济体制下的零和、输赢规则已为经济全球化环境下的非零和及双输、双赢规则取代，要么一损俱损。因此，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其经济实力多么强大，都不能我行我素。各国，尤其是各大国，在处理相互关系和国际关系时客观要求相互沟通。协调与合作正在成为大国关系的主旋律。 近年来，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就与经济全球化这一因素密不可分。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冷战结束之后两国关系麻烦不断，一度曾面临严重危机。但是，由于两国经济上的互补性很强，中国拥有广大的市场和发展潜力，美国大量的资金和技术急需开拓国外市场，因而，中美间的经贸关系仍迅速发展。美国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是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对中国的直接出口为美国提供了30多万个就业岗位，双边贸易至少为美国工业和服务业提供了上百万个工作岗位。经济上的互惠互利推动着两国间的接触、对话不断发展，双方搁置分歧，增进了解，加强协调，扩大合作。两国建立了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元首频繁互访，并设立首脑热线，及时就全球问题交换看法和意见。中美两国还在资源、能源、环保、安全等全球性问题上进一步加强合作。 2.对南北关系产生双重影响 南北关系的实质是发展中国家摆脱发达国家经济和政治上的剥削与控制，谋求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经济全球化对南北关系产生了双重的影响。从积极的方面来看，首先南北关系长期以来的紧张态势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过去南方对北方的单向依赖已变成双方的相互依赖和相互竞争，南北经济交往的规模和密切程度空前增强。彼此都认识到，只有保持南北双方和谐发展，世界经济才能得以健康地运行。双方都在处理南北关系时表现出务实性和灵活性，放弃了一些过高的、不切实际的要求。其次，一些发展中国家抓住新的发展机遇，缩短了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南方的国际地位有所提高。南方国家之间要求加强经济和科技合作的呼声很高。 从消极方面看：（1）冲击了发展中国家的主权，便利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危机。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无国界经济逐渐发展的过程，它要求国家减少干预，甚至出让部分经济决策权，由全球协调和仲裁机构去实行。从理论上看，主权让渡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说都是对等的，而且都可以共享。但是，实际上，发达国家往往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先进的科技手段和制定国际规则的便利，单方面冲击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在发生危机时又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危机，增大了发展中国家承担风险的概率。东亚金融危机就是由于发达国家的投机资本钻了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和解除金融管制的空子而引发的，这本身就是出让主权的结果。而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紧急援助贷款，又是以发展中国家出让主权，放弃亚洲发展模式为条件的。有的东南亚国家把这一模式称为“新殖民主义”。所以，南北关系的实质依然是控制与反控制、干涉与反干涉的斗争。 （2）扩大了南北两级分化和贫富差距。市场经济就是实力经济，其成果按实力分享。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国家，由于经济实力不同而所得相差十分悬殊。因此，随着社会财富的大量增加，财富的集中程度也越来越高。1997年9月在香港举行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的资料显示，1965年，世界上7个最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是7个最贫穷国家人均收入的19倍，而到1995年这一差距扩大到38倍。目前，主要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超过2万美元，而发展中国家还有13亿人的年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500美元，全球还有1亿人每天在挨饿，15亿人上不起学。 （3）使南南合作面临挑战。七八十年代，在77国集团和石油输出国组织等南方国家组织的主导下，南南合作曾取得过巨大的成就，一度被视为南方国家摆脱北方的经济控制，走上自主发展之路的根本途径。但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由于南方国家间经济实力有限，经济结构趋同而缺乏互补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也在扩大，南南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受到限制。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为经济上存在互补性的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的合作提供了客观条件，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强烈要求平等参与国际经济新秩序、金融新秩序的新的“游戏规则”的制订。这又要求首先加强南南合作。 3.推动区域内国家联合 经济全球化带来世界市场的激烈竞争，各个国家，特别是弱国、小国，都希望增强自身的竞争力，但是一个国家又往往力不从心，于是有着地理、文化等若干共同因素的国家就通过区域内国家的联合，通过地区经济一体化来加强争夺市场份额的能力。近年来，地区经济一体化组织不断增多，60年代只有9个，70年代发展到28个，80年代有32个，到1997年达107个，共有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与，有的还参与了多个地区经济一体化组织。 地区经济一体化又进一步对国际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是促进地区范围内的南北合作和南南合作。地区化的经济组织是以承认成员国主权平等为前提的，发达国家不能对发展中国家颐指气使，为所欲为，而比较注意尊重发展中国家的权益。而且，各种经济一体化组织都有程度不同的合作形式和规范，这就为南北合作和南南合作提供了制度保证，有利于促进南方国家的发展。 二是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地区经济一体化组织为了给本地区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或者为了增强区域集团的实力地位，往往还注重加强其他方面的合作，从而维护了地区安全和稳定。美洲国家组织1998年10月就成功地调解了厄瓜多尔和秘鲁长达50多年的边界争端，两国议会都表示无条件地接受保证国提出的解决有争议领土的方案，这是在地区一体化框架内和平解决争端的成功范例。西非经济共同体也成功地化解了长达9年的利比里亚内战。 三是有助于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必然要求用制度来巩固其成果，这就导致地区经济一体化逐步向政治一体化发展。地区政治一体化则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促进了世界多极化的进程，例如：建立于1967年的欧洲共同体，从最初的6个成员国不断扩大，并向纵深发展。1995年扩大为15国的欧洲联盟，盟内生产总值达到7.5万亿美元，占该年全球生产总值23万亿美元的1/3，首次超过美国该年的国内生产总值6.26万亿美元。欧盟成为与独霸世界的美国抗衡的一大力量。政治上，1991年12月，共同体各国首脑会议通过了《欧洲政治联盟和经贸联盟条约》（简称马约），向建立全面超国家一体化的欧洲联邦迈出了重要的一步。1997年10月欧盟15国签署的《阿姆斯特丹条约》，进一步促进了欧盟的政治一体化进程；日，欧盟中的11个成员国建立经济货币联盟，统一使用欧洲单一货币——欧元。这标志着一个新欧洲由理想初步变成了现实，它将大大增强欧盟的经济和政治实力，并进一步冲击美国经济和它的世界霸权，对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亚洲东盟、拉美南方共同市场、非洲的东南非共同市场等发展中国家集团也在成为影响经济政治的重要力量，这些力量的发展有助于打破超级大国对世界的主宰，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7]。展望世界未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不可阻挡，它对国际关系还将产生深刻的影响。为此，我们应在经济全球化这一大背景下，把握当前国际关系的种种特点，趋利避害，抓住机遇，促进我国的振兴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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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的层面说,自伍德罗?威尔逊(Ｗｉｌｓｏｎ,1887)以来,公共管理作为一门拥有自身合法地位的社会科学,在其百多年的演进和流变历程中,始终不乏各种争奇斗妍的学术论争和理论流派,甚至出现“理论丛林”的局面;而公共管理实践作为一种“国家的艺术”,伴随其纷繁杂芜的气候生态和波澜壮阔的丰富实践,也总会有治理安排上的结构转型和制度创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为了适应国内外公共管理环境的权变需求,也为了更好地体认公共管理这门学科的社会性和应用性特色,本文作者在国内公共行政学界率先对“区域行政”和“区域公共管理”进行了探索性研究①。现在看来,伴随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浪潮滚滚而至,我国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传统社会公共问题“区域化”和无界化的态势更加明显,一种有别于全球治理(国际公共管理)、国家公共管理、地方公共管理的区域公共管理,正在迅速凸显和逐步成形。区域公共管理面对和要解决的是区域性公共问题,因而它区别于传统的“行政区行政”②,对政府公共管理的治理结构和制度建构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诉求。一、 区域公共问题及其成因(一)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发展滋生了大量宏观和中观的区域公共问题。自二战结束以来,公共管理所面对的世界景象和社会生态发生了亘古未有的嬗变。当前,人类更是全面过渡到一个全球化和区域化齐头并进又交相辉映的时代。在全球化和区域化浪潮突飞猛进的时代,诸多的因素和复杂的背景交织在一起,诱发甚至引爆了大量“宏观区域性公共问题”和“中观区域性公共问题”。一方面,伴随经济全球化进程和世界新区域主义运动的兴起,民族国家间的区域化已经由传统的“浅表一体化”向“深度一体化”①、封闭式区域化向更具开放性的区域化模式转变,加之作为政治目的的区域化进程的加快,使得洲际内跨国间的宏观区域性公共问题明显增加。诸如相互贸易与投资、国家安全、环境治理、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国际恐怖主义治理等跨国性公共问题,依靠民族国家的内部力量已经无法解决,必须寻求洲际区域内大部分国家甚至所有国家的集体决策和协调行动。另一方面,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发展,使得由若干毗邻国家或地区结成的“次区域”变得更加相互依赖,由此滋生了更多难以回避的中观区域公共问题,如“新 柔 廖”次区域(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三国毗邻区域)的合作供水问题,“图门江流域”次区域(中国、朝鲜、俄罗斯三国毗邻区域)的经贸关系、公共安全、政治合作问题,“澜沧江 湄公河地区”(大湄公河流经的中、越、缅、老、柬、泰等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领域合作,“一国两制”下粤、港、澳次区域的竞争力、经济合作、环境治理、公共卫生和危机管理、政府协调等问题。(二)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催生了诸多区域公共问题。年的近30年间,中国长期实行高度集权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政府管理社会公共问题的惟一机制是自上而下的科层制,缺少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因此,社会公共问题往往被禁锢于行政区划内部,通过内向型行政方式予以解决。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2年我国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国内的分权化改革和市场化进程在不断推进,迫切要求有一个“全国一盘棋”的统一市场环境;而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ＷＴＯ,更宣告中国的市场经济必须与国际市场机制接轨,需要主动或被动地接受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的激烈竞争。从集权与分权的政治逻辑来看,市场经济下中央政府实行经济性分权政策是好事,它能够诱发哈耶克所谓的自发秩序的慢慢形成,有利于调动地方行动主体(包括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和参与市场竞争的主动性、积极性。然而,由于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建设进程的滞后,加之尚未顺利实施行政性分权的配套改革,我国市场化改革的直接后果是催生了诸多新型的社会公共问题,比如地方政府的ＧＤＰ崇拜和政绩主义、地方政府间的恶性竞争、地方保护主义、地区发展的马太效应等。我国市场化进程中催生的这些问题,不仅突破了传统行政区划的刚性束缚,扩散和蔓延到由多个地区组成的某一经济区域,而且还超越了计划体制下那种由上至下的政府治理能力域限,衍生为区域性公共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行政区行政的僵化法则已经力不从心,迫切呼唤区域公共管理这种治理新机制的诞生。(三)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产生了棘手的区域公共问题。近20多年来,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速度在迅速提升,由此引发了社会公共问题的空间重组和空间集聚,其结果也萌发了复杂的区域公共问题。主要表现在:1.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中国是一个有着2000多年农耕历史的国家,目前占社会六成以上的人口是农民,因此,农村城市化的压力巨大,解决城乡二元结构也任重道远。在我们看来,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城市与乡村两种不同政治行政区域之间存在着短期难以弥合的公共管理的制度差异,进而需要两种功能区域之间进行制度协调、制度创新、制度重构的问题。从这一视角看,转型时期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非常值得区域公共管理开展长期的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探究,比如“假性城市化”现象、“城中村”问题、农民失地问题、村改居问题、社区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等等。2.行政区划变革问题。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中国几千年来,行政区划的调整更迭似乎是一个永恒的话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等多股动力的促动下,我国行政区划的变革与调整尤为频繁。从一定意义上说,行政区划变革已经成为政治权力和治理权限在区域空间上的较量和政府体系内部的再分配过程,其中隐藏着多维的利益博弈关系,牵涉到公共管理的深层次症结。因此,需要加强公共管理学科视野的研究。3.流域治理问题。从自然区域的角度看,流域是一种整体性极强的区域,流域内各自然要素的相互关联极为密切,特别是上下游间的相互关系密不可分。但是,从行政区域的角度看,流域又是不完整的,它往往被不同的行政区域所分割。特别在市场化和工业化的双重压力下,地方政府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俨然成为流域内利益独立的博弈主体。因此,流域治理的公益要求(如环境保护、产业协调、城市规划等)与地方政府的功利动机(主要是经济发展、财税指标、后发困境等)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甚至冲突。总之,流域治理引发的区域公共问题甚为棘手但又亟待解决。(四)现代化进程中的区域公共问题日益加剧。从现代化进程和发展理论视角来看,从清末的“洋务运动”、“西学东渐”到建国后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区域非均衡协调发展,近代以来的百多年间,我国的现代化事业历经艰辛,迄今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毋庸置疑,由于中国是一个后发赶超型现代化国家,因而与西方发达现代化诸强相比,我国的综合现代化水平还很低,仍基本处于“经典现代化”发展阶段;与发达国家的“再现代化”甚至超现代化水平相比,更有天壤之别。尤为突出的是,中国是一个严重非均衡发展的国家,其内部的现代化程度和发展水平在空间区域上表现出巨大的落差,由此产生一系列事关国家或地区发展前途的区域公共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有:1.国内的东、中、西部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制度文明、社会发育、竞争优势等方面差距明显,形成发达区域、次发达区域和欠发达区域的发展鸿沟。2.东北老工业基地与中部一些工业基础较好的省份出现滞胀和结构性萧条的发展困境,已经凸显出“问题区域”的态势。3.老、少、边、穷的地区现代化水平不容乐观,与沿海先发区域间有差距扩大的“马太效应”趋势。4.沿海一些发达省份的内部区域发展差距问题日益突出,尤其是广东、江苏、山东、福建较为明显。笔者认为,从中国内部的区域发展与公共管理的互动逻辑来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21世纪中国公共管理面对的最大挑战莫过于区域协调发展的挑战,处理和解决好了上述一系列区域性公共问题,和谐社会的发展愿景就不再遥远。二、我国区域公共问题管理中政府制度的缺失　　就目前来看,对于区域公共问题的治理,无论是我国公共管理的理论界还是实务部门,都缺乏系统的理论思考和操作策略;而最为关键的是,我国政府公共管理的制度设计和制度链条中,还存在诸多的漏洞与缺失,难以胜任区域公共问题的合法、合理和高效治理。这些缺失主要是:(一)行政区行政的治理思想根深蒂固。众所周知,中国有几千年的封建官僚制度传统和“大一统”治理意识,对于社会公共问题的管理,历代统治者习惯将复杂问题简单化,而新中国成立后实行了几十年的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更是强化了“国家简单化”的治理理念。如果从治理的技术层面来说,我国政府传统的这些治理特质,可以概括为“行政区行政”。所谓行政区行政,简单地说,就是基于单位行政区域界限的刚性约束,民族国家或地方政府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是在一种切割、闭合和有界的状态下形成的政府治理形态。它有以下基本特征:1.从政府治理的社会背景看,行政区行政适应了农业文明和工业社会的基本诉求,是封闭社会和自发秩序的产物。它发轫于农业社会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契合了政府专制统治的传统。自工业社会以来,基于韦伯的“现代理性”而构建的稳态的“科层制”结构,更是使行政区行政模式的封闭性和机械性发挥到了极致。2.从政府治理的价值导向看,行政区行政的根本特征在于,它是以民族国家或国内地方政府的、明确的单位行政区划边界作为管理出发点的。这种根据行政区划的人为切割来治理国家和地方的模式,可以称之为“内向型行政”或“闭合型行政”模式。内向型行政模式从根本上讲是“画地为牢”和“各自为政”的,甚少关注行政区划边界或跨行政区域的“区域公共问题”。3.从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主体上看,行政区行政是一种垄断型统治行政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政府是管理国家和地方行政区域内部公共事务的惟一主体,政府成为万灵和万能的“全能”政府,可以预见和处理所有社会公共问题,制定各种公共政策并监督其执行,从而包办和代办了单位行政区域内部的大小公共事务。4.从公共权力运行的向度上看,行政区行政模式强调政府管理权力运行的单向性和闭合性。也就是说,根据“科层制”所内蕴的层级分设和层级节制的基本法则,政府公共管理权力在行政单元内部的日常运作是自上而下的和单向度的,由此形成一种单一权威中心的“金字塔”式闭合结构。特别是在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由于一贯坚持“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的政治原则,这使得按行政区划切割的地方政府,必须严格遵循“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博弈规则,很难自觉生成一种“地方政府→区域公共管理共同体←地方政府”的谈判协调的制度安排。5.从公共问题治理的层次设计看,自上而下的等级制层次设计是行政区行政的基本法则。具体来说,就是将国家内部的社会公共问题切割为若干层次,进而设计机构类同、职能重叠的等级治理架构。很明显,那些跨越这些等级层次的外溢性区域公共问题,不在等级制治理的层次设计视野之内。(二)现代区域政策框架尚未成形。区域公共问题的治理,特别是国内区域问题的治理,需要有组织完善、设计精细、有的放矢的一整套区域政策作为保障框架。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在不同历史时期进行过多次区域范围的划分,也先后实行过区域均衡发展、区域非均衡协调发展和梯度发展等多种发展战略,投入了大笔公共财政资源。但是,区域发展的公共绩效一直较为低下,达不到政策设计时的理想目标。其中的症结何在?有学者认为,中国迄今为止尚无真正意义上的区域政策,是我国区域发展一直走不出恶性循环的主要根源[1](Ｐ540)。其理由是:1.中国没有形成完善的区域政策制度基础,比如区域政策实施机构不是立法的产物,没有专门负责区域政策的职能部门。2.不存在可供区域政策利用的区域划分框架,比如中国的区域划分都是草率、笼统的,范围太广,不具有实施区域政策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3.区域政策工具残缺不全,除扶贫政策外,缺乏针对问题区域的政策。4.缺乏有效的政策监督与评估机制。笔者认为,这种观点较为实际地揭示了我国区域政策的误区和问题。中国确实缺乏西方发达国家意义上的区域政策。这是因为,欧美国家的区域政策有一个良好的公共管理的制度基础(包括成熟的市场经济、宪政法治、有限政府、公共治理的多元机制等),而中国的区域政策过程,由于长期受人治行政、集权体制、全能政府、扭曲市场经济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一直难以有完善的制度基础、设计精细的区域划分框架以及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工具、有效的区域政策监督与评估机制等。因此,“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策的部门分割”、“政策的相互打架”症状就成为中国区域政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三)区域公共管理的具体制度安排不健全。我国区域公共管理中政府制度的缺失,除了上述两大问题外,在诸多具体的制度安排方面也很不健全。主要有:1.宏观与中观区域公共问题管理的制度安排有待完善。国际上“深度一体化”进程和宏观区域治理最成功的典范当属“欧盟”。与之相比,我国与亚太国家结成的宏观区域或者与相邻国家结成的次区域,其治理结构和制度框架仍处于探索和发展阶段,需要中国政府的积极参与并加以完善。2.解决我国普遍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和地方政府间恶性竞争的制度安排非常脆弱,成为影响国家和区域整体经济绩效的病灶。3.我国黄河、长江、珠江、淮河等大江大河的流域治理制度弊端甚多,其中涉及的水权制度、生态补偿机制、利益协调机制、政府间关系等问题尤为突出。4.区域公共协调机制并不健全,比如市长联席会议制度、区域公共基础设施协调制度、“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联席会议制度、“泛珠三角”区域协调制度、省际区域公共协调制度,等等。5.行政区划调整与空间规划中的问题突出,政策随意性和长官意志浓厚,尚未有建基于宪政制度和法治原则的制度约束机制。6.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突出,城市区域与农村区域之间缺乏有效衔接的制度融合机制。三、区域公共管理制度创新的基本路径(一)治理理念的转变:从行政区行政到区域公共管理。区域公共问题管理中的政府制度创新,首先要突破以单位行政区划的刚性约束和政府统治为要义的行政区行政的缺失,确立区域公共管理的新思维。1.在政府治理的社会背景上,区域公共管理是开放社会和无缝隙社会的产物,它迎合了全球化和区域化浪潮的需要,因应了市场化、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大势所趋。在这样一种权变、风险、不确定性的复杂社会生态下,社会公共事务表现出高度渗透的趋势,区域乃至全球社会间结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赖状态,区域性和区域化的“广度”与“深度”得到前所未有的倍增。2.在政府治理的价值导向上,区域公共管理以公共问题和公共事务为价值导向,而非以行政区划的切割为出发点。它摒弃了传统的“内向型行政”或单边行政的弊病,奉行“区域性行政”和合作治理的哲学观,把大量跨越国界和行政区划的“外溢性”公共问题和“区域性”公共事务纳入自身的管理范围,由此实现社会公共事务的分层治理和细分治理。3.在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的主体上,区域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多元化的。它既有代表官方的政府组织,也有非官方的民间组织和私营部门,涵盖了区域内的民族国家间政府、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其联合体,以及区域性的多样化非政府组织、自愿组织和经济组织,形成了区域政府与公民社会、私营部门等多元主体共同治理区域公共事务的新格局。4.在公共权力的运行向度上,区域公共管理倚赖的是多元的、分散的、上下互动的权威,彼此间是合作网络和交叉重叠的关系。它主要通过合作、协调、谈判、伙伴关系、确立集体行动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区域公共事务的联合治理。这种联合治理的实质在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相互合作。总之,根据区域涵盖界域的大小,我们可以把现代区域公共管理划分为国家间区域公共管理、次区域公共管理和国内区域公共管理3种类型(见表1)。(二)治理机制的创新:从科层制到组织间网络制。在公共事务的治理机制上,区域公共管理观认为,治理纷繁杂芜的公共事务尤其是区域性公共事务,没有绝对的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传统的科层制面对区域公共问题的挑战,已经显得力不从心,因此,针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区域公共问题,必须借助于科层制、市场机制、自组织制等混合机制来对其进行“多中心”治理,形成一种组织间网络的区域公共问题治理新机制。诚如著名学者约瑟夫?Ｓ.奈、约翰?Ｄ.唐纳胡所指出的:“全球性的最大特点是网络性,因此,这些治理机制也应当是网络性的,而不是等级制的。”“治理仍将建立在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基础之上。国家权力、国家间的权力分布仍然十分重要……但是,‘国家’的旧有形象或许将变得越来越与实际不符,因为国家机构与私人部门、第三部门的联系越来越网络化而难分彼此。跨政府关系网络、跨国关系网络将变得越来越重要。”[2](Ｐ13)组织间网络治理最成功的典范莫过于欧盟的区域治理。欧盟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专家贝娅特?科勒—科赫认为:集体意愿的组织原则和宪政的观念是区分社会政治体系的两个构成性要素,因此,根据两者的不同方式组合,可以区分出4种不同种类的治理机制(见表2);在这4种治理类型中,法国一般被贴上“国家主义”的标签,美国以“多元主义”而著称,瑞士是“和谐主义”的典范,而欧盟则成为“交织主义”(即网络治理)的实例。在此基础上,国内有学者对贝娅特?科勒—科赫的4种治理机制做了进一步的诠释,归纳和概括出其中的主要特征(见表3)。由此可以看出,国家主义、多元主义、法团主义治理机制主要适用于某个民族国家或行政区政府,而网络主义治理机制则适合于特定的跨国或跨行政区的区域共同体。这些特征也与上文分析的区域公共管理的主要特色并无二致。(三)制度基础的建构:从“国家简单化”管理到“国家精密化”管理。从目前的现状来看,我国区域公共问题管理的制度基础非常薄弱。由于尚未建构起适应区域公共问题管理需要的相应制度体系,政府对区域公共问题的管理仍沿袭“国家简单化”的思维观念和方式手段。所谓国家简单化管理,是指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下,由于国家官僚的极度理性而设计的一种“假、大、空”式的公共问题管理制度,在这种制度逻辑下,政策具有随意性,制度设计严重脱离实际而不具有可操作性和问题的针对性。简而言之,国家简单化管理,就是官僚在过分自信的情况下滥用国家权力,对复杂的社会公共问题做简单化处理的一种治理安排[5](Ｐ3)。国家简单化的管理制度,难以应对区域公共问题的治理诉求,因此,必须借鉴发达国家那种“国家精密化”的管理制度。所谓国家精密化管理,是指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行政官僚,在有限理性驱使下设计的一种缜密、精细、法治的公共问题管理制度。比如以区域发展的制度基础为例,为了确定结构基金(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Ｆｕｎｄｓ)以及其他区域政策工具的受益区域范围,欧盟当局制定了通用的区域体系(ＮＵＴＳ区域)。整个欧盟的区域划分为3个ＮＵＴＳ层次,每个成员国分为1个或多个ＮＵＴＳ-1区,每个ＮＵＴＳ-1区又分为1个或多个ＮＵＴＳ-2区,ＮＵＴＳ-2区又进一步分为几个ＮＵＴＳ-3区。同时,对应落后病、萧条病和膨胀病3类区域问题,至少有3类问题区域划分,即落后区域、萧条区域与膨胀区域。又如,具体到英国区域发展的制度基础来看,英国把英伦三岛之一也是最重要的英格兰划分为9个标准区域,分别成立9大区域发展局(ＲＤＡｓ)①,在9大ＲＤＡｓ下面又做次级甚至更多层级的区域划分,从而使区域问题的治理变得更有针对性,工具和策略更有可操作性。反观中国或国内的一些省份,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的制度基础尚较为薄弱,表现在:政策随意性强,没有一种一以贯之的可持续发展的区域政策框架;区域的划分非常简单和笼统,而且变动很大,很难真正确定区域政策的受益范围;尚未有相对独立、具有宪政法治基础的专门区域管理机构,等等。(四)区域政策的创新:从内部政策到区域公共政策。传统上我国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只有面向国内或地方的内部政策,缺乏面向国外和区域间的区域公共政策。要进行区域公共管理的政府制度创新,重要的内容还在于实现从内部政策到区域公共政策的转变。1.国家间政策一体化。政策一体化是指政府有意采取超出国民待遇范围的措施,通过调整、协调或对国家政策和执行机制的相互认可来减少管理体制所带来的市场分割的负面效应。目前,国际上的区域一体化安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如欧盟(ＥＵ)、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之间的密切经济关系协定(ＣＥＲ),在国家间政策一体化方面堪称典范。通过国内政策配合、国家标准和规章的协调,以及对外国管理体制和达标评定程序的认可3种模式,国家间政策一体化可以获取丰厚的经济收益,主要是降低交易成本、扩大开放和增加国内市场的公平竞争、将外部溢出效应“内部化”、对实行自由贸易的成员方进行补偿的机制等[6](Ｐ97)。因此,中国政府应积极参加东盟“10+1”自由贸易区,尽快实现与这些国家的政策一体化目标。2.政治目的下的“次区域”一体化政策。由相邻的若干民族国家或地区结成的“次区域”一体化安排,几个成员国之间实行“俱乐部规则”,可以共同提供国家安全、和平环境、有助于某些社会的政治制度,以及民主价值观的形成等区域性政治公共物品。这种“次区域”一体化政策可以减少邻邦间的摩擦、减缓社会及政治压力、巩固民主与政治制度、提升“弱小政体”的谈判和讨价还价能力,比如中国与俄罗斯以及中亚几个国家建成的“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与东南亚诸国结成的“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组织等。3.实施区域功能政策。(1)竞争政策。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政策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建设统一大市场、消除政府间恶性竞争方面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比如在欧盟,竞争政策被奉为单一欧洲市场的第三根支柱,因为它的目的是通过消除一切阻碍、限制或扭曲欧盟范围内自由竞争的行为,保证欧洲统一大市场中公平竞争的和谐有序进行[7](Ｐ13)。欧盟竞争政策有着雄厚的法律基础。然而,我国目前的竞争政策的法律基础很不完善,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1993)第7、30条有相关限制不正当竞争的条款外,很少有其他法律涉及地方政府间竞争和地方保护的规定。因此,要规范我国地方政府间的合理竞争,消除地方保护主义现象,就必须建构竞争政策的法制基础。(2)区域(地区)发展政策。这一政策旨在协调区域发展,减小区域间的发展差距。正如上文所分析的,区域政策必须以坚实的制度基础做保障,比如,欧盟的区域政策有3个必不可少的方面:欧洲地区发展基金(后又发展为包括发展基金、结构基金、凝聚力基金在内的丰富的资金体系)、涉及地区问题的政策机构(主要包括欧洲投资银行、欧洲社会基金、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农业指导与保证基金)、对各类具有不同程度地区效应的政策予以协调[8](Ｐ159)。可以看出,独立运作的基金、专门负责的职能机构和区域政策间的协调是保证区域发展政策有效落实的基础。因此,在区域协调发展事业中,我国政府必须关注这方面的问题。[参　考　文　献][1]　张可云.区域经济政策———理论基础与欧盟国家实践[Ｍ].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1.[2]　[美]约瑟夫?Ｓ.奈,约翰?Ｄ.唐纳胡.全球化世界的治理[Ｍ].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3]　[德]贝娅特?科勒—科赫等.欧洲一体化与欧盟治理[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4]　吴志成.治理创新:欧洲治理的历史、理论与实践[Ｍ].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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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 [摘要]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区域经济一体化又是 ... 有矛盾也有 统一，本文试着分析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相互关系。 ... 经济全球化与区域 经济一体化之间的区别。经济全球化主要依靠科技 .... 如有侵犯您的版权或其他有损您 利益的行为，请联系指出，778论文在线会立即进行改正或删除有关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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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组织形式 1、欧洲联盟
欧洲联盟的前身是欧洲共同体。1957年，法国等西欧6国签署条约，1958年条约生效，宣布欧洲经济共同体（EEC）正式成立，至今欧共体已有15个成员国。2、北美自由贸易区 北美自由贸易区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组成，是在原美国、加拿大自由贸易区基础上的扩大和延伸，自日开始生效实施。
美国、加拿大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与实行，标志着北美贸易区的萌发，而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与实行，则意味着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真正建立。 最早由美国、加拿大，后有墨西哥三国自由贸易协定于日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达成一致意见，并于同年12月17日由三国领导人分别在各自国家正式签署，以此法律生效。日，协定正式生效，北美自由贸易区宣布成立。 协定的宗旨是：取消贸易壁垒；创造公平的条件，增加投资机会；保护知识产权；建立执行协定和解决贸易争端的有效机制，促进三边和多边合作。 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诞生，将牵动着整个拉美国家很快仿效，国为这是世界第一个由最富有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区域经济贸易集团。这将促进美国与拉美国家的双或多边贸易协定的谈判，为实现美国“所有拉美国家贸易自由化”，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倡议计划，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对北美各国乃至世界经济都将产生重大影响。 首先，对区域内经济贸易发展有积极影响，对美国而言，积极的影响是： 第一，不仅工业制造业企业受益，高科技的各工业部门也将增加对加拿大、墨西哥的出口。美国同墨西哥的贸易顺差将会因此而增加。 第二，美国西部投资的扩大。 第三，由于生产和贸易结构的调整结果，将会出现大量劳动力投入那些关键工业部门。 第四，协定对墨西哥向美国和移民问题将起到制约作用。消极影响的主要有：技术性不强的消费品工业对美国不利，为改善墨西哥与美国边境环境条件，美国要付出60－100亿美元的经济和社会费用，关税削减美国减少大笔收入，加重了美国的负担。 协定对加拿大、墨西可两国同样有很大的影响。 最后，对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影响，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一方面扩大了区域内贸易，但另一方面使一些国家担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区域外向美国出口构成威胁。特别是对以日本为主的企业影响最大。 为了保证自身的利益，日本一方面修订自己的贸易战略，另一方面通过外交途径向美、加、墨3国提出更严格的要求，以确保本国及其它国的根本利益。3、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所谓亚太，即亚洲与太平洋一词的简称。提到亚太经济合作，亚太地区一般是指太平洋沿岸各国，包括南北美洲濒临太平洋的国家、太平洋内岛国、大洋洲及亚洲东部各国和地区，随着亚太地区的经济的迅速崛起和世界经济发展重心的逐渐东移，以及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趋势的日益明显，在这样的背景下加快了实现亚太经济区域合作的步伐。 亚太自由贸易区全称为亚洲及太平洋自由贸易区，是现今亚洲及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APEC，简称亚太经合组织）所预先确立的一项总目标。亚太经济合作的构想于90年代进入讨论实施阶段。1989年11月，在澳大利亚总理霍克的提议下，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东盟、韩国等12个国家的27位外交部长和经济部长在堪培拉举行了“亚太经济合作部长及会议”的首次会议，标志着亚太经合组织问世，APEC的产生，使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发展很快。日亚太组织18国首脑会议，确定2020年前成立“亚太自由贸易区”，并讨论如何把亚太经合组织变成世界上最开放的自由贸易区。根据各成员国国情的不同，亚太自由贸易的步伐有所减慢，到2010年以前工业化国家美国、日本等应排除贸易障碍，新兴工业化国家可在2020年前完成自由贸易的目标。 亚太经合组织原18个成员国所拥有的面积占全球陆地面积的31％，人口22亿，占世界总人口的40％，国内生产总值13万亿美元，约占世界的50％，进出口贸易总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45％，现在，亚太经合组织的成员国已达21个。 虽然亚太经合组织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在这一地区建立起欧洲联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那样的一体化组织，目前还不具备充分的条件 1、合作对象的地区范围和概念一直不明确。 2、亚太经合组织同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两个一体化组织比较，缺乏同质性。 3、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包含着“东盟自由贸易区”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2个自由贸易组织，亚太经合组织面临着调整区域内各经济圈之间的相互关系，维持开放的地区主义的艰巨任务。 4、亚太经合组织的一些成员区域外国家经济关系非常密切。 第五，亚太经合组织缺乏政治向心力。欧共体的形成和发展的原因之一是对美、苏两国的霸权主义不满；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对日本和西欧的挑战。而在东亚地区特别是亚太地区，目前还缺乏政治上的向心力，这不利于一体化的实现。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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