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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东南地委分家探秘
1985年夏，著名的晋东南地区在持续36年后，突然不复存在，其广袤的版图一分为二，被两个属下瓜分，晋城市脱颖而出，由一个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含晋、高、阳、陵、沁；长治则由小角色变成了大哥大。据我观察认为，这在20世纪的晋东南，为少数几件甲级事件之一。其造成的巨大震撼，沉淀于亲历者的心灵里，酸甜苦辣至今无法厘清。　　001“撤地设市”的风声在地区引起轩然大波 　　事情的原委大致如下：　　1985年4月，省里要在晋东南“撤地设市”的风声传到长治城里，立刻在地区和长治市官僚系统引起轩然大波！——这就是俗话讲的“分家”啊！俗话说：“树大分杈，子大分家。”分家虽是常见事，但问题在于，作为家长的地委并未有这个思想准备啊。前一段地委还开大会，高喊为完成1985年的经济指标而奋斗云云，怎么就说分就分了呢。何况，此举关系到地区存亡和职工各自的命运啊，已经习惯的生存方式突然改变，那是多大的不适应啊。可以说，在地区范围内，自上而下是抵触这个由上面主导的“分家”计划的。　　干部们都知道，此举与上面的形势有关。1982年，中央决定撤销地区，实行市领导县体制，行政区划层级由“虚四级”变为“实四级”。几个月后，江苏省就撤销了所有地区，设置了11个地级市领导属县，开始引领区划改革的新潮流。而后这种改革逐步在全国铺开。然而，这毕竟是江苏，远在千里之外的长治城却并不积极，驻城的晋东南地委几位资深观察家经过冷静分析后认为：传说中的山西在晋东南的这次改革，虽然是在向江苏学习，但明摆着的是，这里与人家江苏的情况不一样！说白了，这里的分家条件很不成熟。其理由能够列举许多条。如果硬分，一定会带来一场动乱啊！上面不可能不知道后果。因此，上级不会“出此昏招”！于是，观察家得出的结论就比较乐观。　　“不会分的！回去吧！”“但愿如此呵！”干部们私下里互相议论、安慰着，仿佛找到了精神寄托。　　然而，就在大家疙吵吵、自我安慰的时候，接二连三的事情让地区干部目瞪口呆——5月21日上午，地委在大楼五层小会议室，召开副秘书长以上高层会议，正式传达了国务院65号文件，正式宣布地市分家和人事变化，最震惊的是撤销晋东南地委行署，专员衣耀光调升运城地委书记；晋城市由县级升格为地级，市委新领袖由原地委副书记崔光祖担任，市长由大同来的薛荣哲担任；长治市新任书记、市长分为省里下来的武玉鸣、张泽宇。细心人注意到，晋东南地委书记祁英的去留没有提及，如何安排，这是一个谜。　　下午，地委又在位于长治市长兴路的地委礼堂，召开地区副处以上干部大会，祁英正式宣布地区解体，换句话说，他自己终结了他的地委书记职务。而地委、行署这个框架则自动转换成晋城市委、市政府；次日，在地委主楼五层会议室，新任晋城市委书记崔光祖主持召开各部委局领导会议，祁英宣布地区人财物全部冻结，基建暂停，地委这条台庞大的机器限于瘫痪。而此时祁英的身份，从行政角度讲，似乎有些可疑。　　连续三个会议，把地区官僚集团击懵了。还未等他们反应过来，紧接着，一个来自省城的40人分家工作组，“空降”长治城，徐徐入住地区条件最好的太行宾馆。大家这才如梦方醒，意识到“不可能发生的事终于要发生了”！　　据原地区行署秘书长平良德老人回忆，干部们都不办公了，三三俩俩聚在一起，议论纷纷，仿佛塌了天了。寻思当时气氛，地委如炸了窝，干部仿佛是“如丧考秕”啊。　　对于上级的分家决策，晋东南干部震惊之后，表现出强烈的抵触情绪。这个好理解，地区好比是老子，让它把权利、财产分给两个儿子，一个独立的大儿子，一干新生儿，他们老大的不愿意！——毕竟老子还不老，还没有到退休年龄。还忒能干哩，这么个年龄，谁愿意拱手让权呢？！于是，机关推举出地委、专署4个秘书长去与省里工作组谈判交涉，反映问题，做最后的努力，——自然是希望促使上级收回成命。而地委司机班拒绝为工作组出车，等原地委领导勉强派出一辆上海车，司机竟然不配合，小车也被涂得成了花脸……有几位干部想不通，就趁夜幕来临，联合找见了专员衣耀光，他行将到临近的运城地区赴任，职务是地委书记。说到痛处，一位大个子还大哭了一场。其他人跟着赶火，说你走了，不管我们了？又哭诉：“有人把地委折腾了，让我们去长治、去晋城，人不人鬼不鬼的，好好个地方，都给了人家了。”衣专员好言安慰了一番，说要相信组织。这是发生在那年5月初的一幕——哭谏。其背后的原因都是对地委的感情太深了，太深的地委几十年的风风雨雨都亲历过；太熟悉了，熟悉的地委行署一砖一瓦都清楚！对于这场突然的改革，他们一下子接受不了。　　但努力已经太晚，事情无法挽回！早知当初，何必如此呢？！此前，并非没有症兆，譬如长治、地区在1983年都曾派出县级干部到苏南挂职锻炼，学习人家发展乡镇企业之举。这些人里，其中就有阳城县委书记田霍卿，长治郊区副区长程前等等。回头思忖，这可是早期的迹象呵，地区干部应该察觉。
原地委书记祁英遗孀张健宏女士谈分家地点：晋城市委家属区时间：日　　我老头1924年生，临汾市襄汾人，28岁担任芮城县委书记，从那时在晋南当过八个县的书记。他是1981年由临汾调到晋东南的，先是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后来是书记。开始，我不愿跟着他，怕人觉得我沾他光，后来才从临汾司法局调到长治。当时晋东南有两个框架，一个市，一个地区，我不想与老头在一起，就去了长治市民政局当局长。可同在一个家，我们俩人竟然能3个月见不着面，我要求回地委，照顾老头，条件是安个部局副职就行。因此，老头与长治市协调了3次，长治不放，后来李惠春（注：长治市委书记）才同意。我找陈有根（注：长治市委组织部长）办的手续，这才松口气。我为什么要说这些呢？就是我记得清清楚楚，那天是5月23日，过了一天，书记、专员就到省里开会去了，开了一天会回来，5月25日就撤销地委。这件事我根本不知道，没有思想准备。　　002晋东南地区最后的谢幕　　4天后的下午，在省委工作组主持下，原晋东南地区、长治市、晋城市三方处级以上干部云集地区礼堂，共计千余人，接受分家的事实。事后明白，这种联合会议，在两地历史上为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据地区行署窦副秘书长回忆：那日下着大雨，许多与会者心里都不好受。在压抑的气氛里，大家这才望到主席台上“省里钦差”的面孔，组长是省委常委、副省长白清才，副组长是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卢功勋和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玉明。两个副省级，一个正厅级，阵容强大呵！从中可以感受到上级的决心，想不分大概也没戏啦？！一位与会者这样想。　　除了省里领导，台上就座的还有地委书记祁英，长治市委书记李惠春。他俩作为分家领导组副组长在座。据一亲历者回忆，这两位地方领袖的心情是大不一样的，李惠春打伞来后，等一宣布就高高兴兴走了；而祁英则有些闷闷不乐，枯坐于台上。还有人回忆，等宣布了任免名单，发现没有安排祁英时，他好久未反过劲来。我私下分析，前后的两个宣布可能不是一回事。这几个细节虽小，却能折射出两个政府领导的际遇，颇令人回味。　　这次会议写入了晋城市历史，成为其奠基之会。会议传达了国务院批复和晋省省委常委纪要，正式宣布地市分家，新的晋城市由此而诞生。分家移交工作从即日起实施。白清才组长从机构改革、地理环境等方面谈了“分家”的合理性，要求“全体干部识大体、顾大局、讲团结，做到生产、交接两不误，不折不扣地执行省委省政府决定”；长治市、新组建的晋城市领导分别也作了就职表态。会议程序化地进行后，大会宣布解散，在座的上千人纷纷起立，在嘈杂的座椅碰撞和哀声叹气声中各奔东西。而少数高层干部，他们跨过长兴路，来到不远处的地委主楼前，在这座见证地区兴亡的巨型建筑前合影留念。他们是省里钦差、地委及两个市委的主要领导、秘书长及有关人员。他们脸上露着礼节性的微笑，但各自的心里却是酸甜苦辣，心里发生着化学反应。许多地委人却似心里吞下一枚苦果，“有苦无处诉说”。　　与会者心里明白，大势已去呵，这是晋东南地区最后的谢幕！　　003 分家最棘手的事情　　相对于形式上的会议，幕后运作却是实质性的。工作组作为“分家”主持人，力求“一碗水端平”，在方方面面作了考虑。当省里、地区、长治市三方代表坐到一起时，主持人抱着“秉公办事”的使命。但面对如此重大决策，心里也异常复杂。尤其是白清才副省长，几年前，这位五台人还是晋东南地委书记，在这里曾经工作了许多年，望着在座的长治、晋城市几方大员，这些面孔他都很熟悉啊，好比“母舅看外甥，个个一样亲”。现在，他作为省里特派大员，充当了“分家兄弟们的母舅”。经多次会议，产生了一份《纪要》，作为分家协定来规范几方行为。　　分家最棘手的事情有二：一是人员归属问题；二是财产分割。而人的归属最为关键。在某种程度上，地区干部都把留长治看成是个人的最大愿望，一旦获悉自己留下，其兴奋之情，就如同抓彩劵中奖，少数夫妻就差点对着大伙儿拥抱了！而听说划去晋城，其心里的感觉如同发配。许多人守在会议室外，等着会议结果，有几个年轻人曾痛哭流涕，而20年后，他们已是晋城、长治的市级大员。　　那么地委究竟有多少人被分割呢？我经过一段探秘才从原地区行署秘书长平良德老人保存的记录里知道了大概：　　地区行政事业干部共计9352人，其中行政干部2868人；移交给长治市4133人，包括行政干部1000人（含老干部约200人），事业3133人；移交给省里7个单位共1947人；晋城剩下3272人。分家后又从长治过来250人，晋城过去25人。　　这里有自愿的，也有被迫、无奈的，也有欢喜的。晋城籍人重回晋城就可能自愿，如果再被提拔一下，就会大喜过望。地区归了省里的人，办公地方原地不动，那也自然满意。惟独长治籍贯的人、且家又安在长治城乡的，调入晋城就意味着家庭分居啊。——有人叹息：地区这个大家分开了，我们的小家也完了。
005长治、晋城分家大盘点　　然而，震撼也好，尊重也吧，都挡不住事情的发展！我们再回来分家的几个主体上——　　长治市的辖地扩大，由4县区增加到13县区，其分别是城区、郊区、长治县、潞城、长子、黎城、襄垣、沁县、屯留、武乡、平顺、壶关和沁源，想起当年被地区代管，1975年独立，今日做大，终于是“媳妇熬成婆”，终成正果了；长治的新掌门是书记武玉明，代市长张泽宇，人大主任郭大唐，政协主席郭贵琳，而原书记李惠春调离，市长谢拴贵“因年龄偏大”被动员任专职副书记；稍后还有一位副书记到任，这就是后来在山西省委副书记位上“出事”的侯伍杰。借着这股喜气，长治市立刻在其控制的会堂——潞安剧院聚会，成员当然包括这刚刚“收编”的9个儿子。　　晋城市由县级市升格为省辖市，如愿地恢复了其历史上州府治所的地位，那个高兴呵，儿子终于能自立门户了。其实早在1948年，华东野战军司令兼政委陈毅，从河南焦作路经晋城时，就看到晋城的地理位置、物产资源及发达的手工业，曾建议设市。——这大概是最早的“晋独”倡议者。于是，晋城就建市，但很快又昙花一现。实践证明，陈老总，那是慧眼独具啊！现在，晋城市终于在地委大楼里脱颖而出，领有城、郊二区（拟由小晋城市组成）及高平、阳城、陵川、沁水四县，这就形成今日晋城市之区划。7月，小晋城市又实施进行城、郊二区分家活动，在此，本人称此为“小分家”。在小晋城市基础上，一下产生了两套领导班子，譬如城关镇办事处主任成育廷先生一下成为副市长（小市）兼城区筹委会主任，19天后正式成为城区区长。日，在晋城大酒店，成先生告诉我，如果没有分家，他也许没有这样的快速升迁机遇。　　经此分家机缘，晋城梦寐以求的独立终于获得了成功！　　同年7月中旬，在晋省召开的人大会议上，省委书记李立功、副省长白清才强调晋东南“分家移交”要在本月下旬结束，并督促晋城市首脑要尽快从长治移到晋城办公。这样，在上级的催促下，晋城领导班子依依不舍地离开长治市而南下晋城，并于8月1日在新市东街挂牌办公。在仪式上，班子成员们第一次与晋城人民亮相。他们是晋城市委书记崔光祖，代市长薛荣哲，副书记任清海，市委常委有纪友伟、成葆德、程延龄。同时，晋城市城、郊区也正式挂牌。新任城区书记为吴广隆，区长为成育廷；郊区书记为范堆相，区长为张天奎。原小晋城市长李才旺升任晋城市副市长。此前，市邮电局已于6月6日最早下来晋城办公。　　从最新出版的新政区图上，晋城市出现在晋省东南角，其面积达9490平方公里，超过上海市的面积；含29镇、87乡，3054村；人口有1812802口人，其中城镇人口仅19。3万；版图虽然仅占长治的2/3，但其财政收入足有全区之一半啊。——其特点是面积虽小，但经济强势啊。但其面临的问题是没有一座像样的中心城市和相关的设施。　　晋东南地区作为一个行政机构不复存在。祁英这位戈尔巴乔夫式的末代人物，出人意料地被“闲置”起来，其工资由晋城市财政支付，只兼任了省顾委委员、晋城顾问和省市联络员的虚衔，偶尔出席一下那里象征性的政治活动。——这种安排大大出乎观察家们的意料，原来大家分析，他可能担任副省长或者省委党校校长等要职，最起码也选择长治、晋城一市主政，可等来等去，结果颇为意外。其中之谜，我想大概只有晋省高层个别要人心里清楚吧？这种失落对他的打击就够受的了，还有“非礼”行为，一些地区干部安排不好的，都把怨恨归结到他身上，坚持认为是“他把地区卖了”。一个民间的理论是：“不是他，地区能分开？！我们能成了这个样子？省里还首先想在大同、雁北搞这套，但人家不同意，后来才选择的晋东南，就是他答应的。如果他不答应，地区能分开？！”于是，这番推论后，有人就把怨恨归到他一个人的头上。据说这位书记在地委平房寓所里，一坐就是15年，——他不属于长治市，也不去晋城，平时蛰居于他的老院里，然而，这个老院的归属权也归了长治，他就是一个寓公。世事变迁的令人感叹呵！有人戏说后来的地委大院就是晋东南之“故宫”，里面住着末代领袖。据说，这位老人平时很少出门，喜欢在家读书作诗，其活动经常局限于宿舍之内，一直到他2000年11月去世，其处境很令人同情，也让后人不由的唏嘘感叹一番官场之冷热。
与张健宏女士谈地委书记祁英地点：晋城市委家属区时间：日　　张：我老头内向，退下来，很少参与事，他喜欢安静，爱写书法、写诗、看书。（注：我看过他的题词，书法写得与他的长相一样，很秀气。张女士带我上楼看书房，一排书柜前放满了书，我注意到，书柜是八十年代风格的，书都是政治类、文史类居多。）　　张女士多少有些激动和伤心，她指着书柜说：“你看，我老头的，这些我都带来了！”　　冯：退下来，你爱人落差大吗？　　张：落差感觉不大，他出门配有专车。晋城人到太原，路过长治就要过来，家里人不断；长治市慰问老领导，也来看我们，阎爱英、谢栓贵（注：两任长治市委书记）来看过我们。（冯：对外界呢？）市民一个，出去买菜，要咋嘞？！　　冯：分家时，你爱人没有安排职务？　　我也说不清，我也奇怪。这（注：指不安排）不是李立功的意思，有人出的主意。我们在临汾时共过事，关系好的呢。曾让他去省委党校，他说不去了；冯芝茂（注：当时为晋省副省长）让他去省里整党办，他也不去。　　此后，地级干部也各奔东西，如副专员阎根锦改任长治市副市长，多数地级领导去了晋城，譬如副专员杨月生平调晋城，几年后又升任长治市长，等等等等，其中有太多的人事更迭。而地委大院除了地区老人看守外，也逐渐挤进了不少长治新贵，而当年，他们还仅仅是祁书记麾下一个个干事！真可谓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　　就这样，晋东南地委行署作为一个著名的党政机构，随风而去，不复存在。　　006 三方的微妙心里　　 那么，分家几方的心理是个什么样子呢？　　长治方面可以猜到，突然由小角色变大，获得自己原来8倍的土地，几倍人口，那欣喜异常呵，为什么不乐呢？！原来长治城里有两个山头，现在终于成了一个了！那能不惊喜吗？天大的惊喜呵！这不，宣布前，它们提前把新市的行政地图都印好了。事隔23年后，长治一退役官员还八卦一番，说：行署解体是迟早的事，它只是一派出机构，并非一级政府，从时代发展看那是必然的结果。　　晋城方面也很遂愿啊，一个小兄弟能独立出来，不再受地区家长的管制，能与长治老大哥分庭抗礼，也不用再把辛苦积下的财政上缴，用以补贴北边长治的那些穷县，那是扬眉吐气，近乎“翻身农奴得解放哇”，岂能不把歌唱。有人形容晋城独立是“带走了希望，留下了包袱”。还有，许多晋城干部，也因而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升迁机会。自然，从体制到个人，晋城方面是一片欢呼！　　地区方面则最为凄惨，许多干部无限伤感，他们最关心的不是财产分割或者版图得失，而是个人归属。面对何去何留，竟有些左右摇摆，难以抉择。到长治吧，那里已职数超编，你是去“插队”，人家并不欢迎，安排一个合适职位很难，局长去了也只能做个书记，副局长就更惨，经常会排在第八九位；而去晋城呢，虽然相对好安排，但人家腾出空缺来可以安插亲信，你爱来不来。从居留环境，大家最难以割舍的是长治这里有家，有老婆、孩子，有明显舒适的生活、工作环境，在这里，他们已经形成习惯，他们不愿离开经营了几十年的这座老城；再说家庭的另一半也坚决反对赴晋，有的甚至以离婚相威胁；从选择工作环境，他们更认同晋城，原因是晋城与晋东南地区在天然联系上更近——他们普遍有一种潜意识，看不起长治干部，觉得他们的素质低，作派小气，——有人说长治选拔处级干部从乡镇选，而地区就不一样，从16个县级选，这样，那素质就差多了。对于何其去何从，他们不论如何绞尽脑汁、兼顾权衡，有一点他们心里清楚，他们已经没有“父亲”了，地区正一去不复返了，新爹是一后爹，他们正成为一群弃儿！　　而有些执著的地委人，他们秘密交流，不愿就此罢休，而是秘密整理“告状”文件，再潜行到壶关、安阳、平遥等地投信或拍电报，向中央反映他们的不满……显然，他们作为“地区良心”，在尽着最后的怒力！他们之所以不敢公开名字，是怕被省里看成是“破坏团结”的不安定分子，或者是文革“三种人”，——一旦与文革挂钩，这个定性是要付出代价的！从事情的发展看，这种努力如同竹篮打水，未达到预期效果。　　而对于300万出头的农民和县属科级以下干部来说，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对于这场自上而下的突然改制，并不了解，也似乎不太感兴趣！用当时一位老农言：我管他狼吃羊，羊吃狼，与俺们有甚瓜葛？！我们只关心有粮吃、有钱花！许多下级官吏也有类似心理，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眼前利益！地区对于他们只是一个空洞之物，还不如多打点粮食来得实惠。从心里学角度分析，自私最符合人性。　　逐渐的，情况还在变化。长治方面渐感不妙，一是发现新入伙的多数是穷县，——9县全部是补贴县。它现在成了小马拉大车，负担沉重，“一个讨吃的带着十三个要饭的”（赵瑜语）；二是地区约1000名干部分配过来，它已经形成了一个拥有3000人的庞大干部队伍，依照当时体制吸收能力，根本无法消化，那负担没得说！在随后的几年里，长治经济一直拮据，唯一的建设成果，据说是盖了一座8层市委综合楼（人称裤衩楼），我1988年分配回长治那两年，就听说，市里干部大量积压，年龄偏大，包括那个从苏南挂职一年回来的程前，回来仍然是副区长，六七年不变，长治县的乡镇书记王伟也是如此。这种情况为本省独有。1990年代初，一市委书记离开时，民间有个说法，他在位三年只提了两人，一个秘书，一个女婿。嗬嗬，是否有些夸张？不得而知！　　007 晋城是一市两地，长治是一地两市　　晋城方面是“未来光明，眼前难走”。他们本不愿把机关搬走，但在省里催促下，知道无法拖延，就硬着头皮去了晋城，选择在老干部家属区建立了建市指挥部。当年8月1日，晋城市的首脑机关正式在晋城市一个小院挂牌办公。60间办公室、200张床，一个数百人就餐的大食堂，晋城市的掌舵人就这样，在基础设施薄弱的县城构架上着手“建市”。平地起家，万事开头难呵！　　由地区舒适的城市生活重新跌落到“住帐篷”的艰苦中，下来的干部们其心中的苦闷可想而知。为了鼓舞士气，市领导召开了动员大会，给属下们鼓劲说，要有“住寒窑”的思想，用老区精神来把晋城建设成太行山上的“特区”。然而，真实的情况是，习惯了城市生活的的干部们一下子是无法适应小县城环境的。他们无心恋战，人心思归，想100公里长治的老婆孩子、亲朋好友，想那里熟悉的一切。他们经常是慢慢去晋城，等虚晃一下，就要急归长治，嘣——，那情势像回收的皮筋一样迅即，归心似箭呵。据李才旺先生（当时是副市长）多次告我：就是85年冬天那场动员大会，市委指定市直各部门大小负责人来工地，并为大家准备了上党人爱吃的炉面（又名焖面），结果，计划200人开会，结果到会不足一半，等会散后还走了一半；炉面留下那么多，让留守人员吃了好几天都未吃完！市政府秘书长平良德自嘲说：白天吃炉面，晚上当“团”长。关于“团”长的含义，我接着会讲。　　分家之后的至少5年时间，晋城干部奔波于太洛路上。长治距晋城，在盆地、山岭间逶迤着一条很次的三级公路，约120公里，汽车只能踽踽而行。据当事人回忆，当时处级干部坐小车也需要三四个小时，而科级以下干部只能乘公共汽车，随车颠簸于长晋路上，穿村走镇，逢点就停。你很难想象，120公里的路竟然能走六七个小时，从上午走到天黑呵！其心里的苦衷、怨恨会有多少，但他们无法倾诉，又能向谁诉说呢？！从1985年后半年开始，上千辆汽车来回往返，油耗无数呐，对于这座新建的城市财政是项不小的开支。本来城建就严重缺钱，领导四处化缘，结果跑车又凭填损耗。于是民谣又起：“小钱买了油，大钱盖了楼，提起搬家发了愁。”　　 提及这段创业经历，他们无不说吃尽了苦头呵。私下里，他们只能用自嘲来安慰自己。他们称自己是伙倒霉的“军官”——上班当“旅”长，（周一从长治出发，周末才能回来。）睡觉当“团”长，（住房简陋，因没有好的保暖设备，晚上只能缩着身子睡）；工作当“营”长（因为新建大楼，就把办公基地扎在工地上，支起帐篷）；建设当“连”长（因为城建，需要丈量土地，就成了“量”长）；吃饭当“排”长（吃饭上大灶，需要排队）；搬家当“班”长（因为长治的办公设施需要往晋城搬运，于是就成搬长）。呵呵，艰苦的环境让他们吃了二茬苦，也产生了山地人的幽默。　　许多下属机构仍然留滞于长治市，原因是由于缺乏办公设施。晋城市级几大班子也是两地办公，仍占据着地委大楼，机构的布置仍然与地委时代一样，三楼为首脑办公区，五楼为会议室，对面新楼是市人大、市政协，新楼东侧三层楼为档案局，西侧为劳动局，地区公安处改成晋城市公安局，防空院地区报社改成太行日报社。那时，一问晋城市委在哪里？回答：在长治!由于晋城市委在晋城有办公室，在长治的地委楼里也有一套设施，于是，有人风趣说：“中国是一国两制，晋城是一市两地，长治是一地两市。”在这点上，归属了长治市的干部没有多大损失，麻烦的是这些晋城干部啊。对于这种情况，晋城市委领导也是无奈啊，崔广祖书记曾给同僚总结自己的生活是：“上午晋城开会，下午长治开会，中午车上磕睡！”　　就这样，一城两市的局面维持了5年左右。接下来就是两地对地区遗留房地产的争夺，并愈演愈烈，最后由省里出面仲裁，才瓜分了这块最后的蛋糕。回头我会用专章叙述。　　008 复区梦的破灭及“晋长家庭”出现　　一些调归晋城的地区干部职工们，他们并未就此了事，复区梦仍然汹汹燃烧于他们的心中，在两三年的岁月里，他们强烈盼望着能重新地市合并，而后再返回长治城执政；后来又风传说，国务院要成立“太行地委”了，他们翘首以待，等待理想的实现，小车司机甚至说：如果是那样，我就在车尾挂上那来长的鞭炮，边走边放，让它从晋城响到长治！有些人私下甚至组成了“还乡团”。　　然而，他们终究没有盼来这种情况。　　许多人最后的一点希望破灭后，就放弃念头，开始想尽办法作回调努力。据后来统计，前后有750人返回长治市工作，市委其中有司机老田、傅清平，他俩都给晋城市委书记王耕溪开过车，回来长治市政府后，都作过我父亲的司机。还有一些人则因为两地分居不能合拢而离婚。曾经的海誓山盟，最终却由于分家而葬送在两地的隔离中。晋城文化人吉某测算，约100对这样的家庭解体。晋城市政法部门刘某就是受害者。为了分房需要，“假离婚”的家庭更多，有人预测不下几百户。提及这段历史，刘先生总是情感涌动，泪水曾经怦然而出，他感慨说：“太行山断裂了，我的家庭也完了。”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们是分家的殉葬品!　　当然，也有人在逐渐习惯了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后，乐此不疲往来于晋东南两极，反而不愿意过那种沉稳的生活，他们的总结是：“晋城工作，长治安家”。我所熟悉的警察丁治先生、工会秦志铃先生就是例证。而八旬年龄的平良德先生仍然奔跑于两地，过着旅行的生活。他从晋城市政府秘书长位置离休后，仍然在晋城经营他的市老促会，忙碌的与离职前没有两样，双休日，他总要回来长治，陪伴“地委院”里的老伴，周一他又乘专车回晋城，与儿女们在一起。这种工作、生活交错两地的现象，在晋东南随处可见，我称之为“晋长家庭”。我的了解，广州、佛山两地之间的这种情况也很多，媒体称之为“广佛家庭”。现在，因为路程时间的大大缩短，“两地分居”的内涵已经发生了改变，这个当年深深刺激着两地居民的的词汇，正在渐渐淡化为一个历史名词。
009 老地委走了，地委院还在　　而那个老地委呢？飘散得早已无影无踪，这些年，在网上连“晋东南”这个名词也找不见了。那么，寻找这个地委，去哪里寻呢？　　地委构架，一分为三，但以晋城为主，经过这么23年的发展，这批老地委多数已经脱离社会、处在休闲状态，他们中的顶尖人物已经分散到各地，以太原、长治为多；而长治市呢，原本就有一个框架，地委干部不占优势，对它仅仅是一个补充。翻阅长治志书，你从里面看不到多少地区的历史，有也只是寥寥数语。当然，长治方面也抱怨，说晋城家把地区的档案都弄走了。　　我去哪儿寻找地委呢？何处是他们的灵魂归属？我还是从晋城寻到了处在长治城的地委大院里来，虽然“领土易主”，牌子上“晋东南”换成“长治市”，但这里仍然弥漫着一股老地委的气场，地委大楼、友谊小学、东家属院、部长楼……我把脚步停留在公安处大楼附近，目视着周围，我知道其下面的基座曾经是教堂的根基，这大概是院内最古老的建筑！关于其历史、如何被毁，已经很少有人说的清楚。有一位目击了这些，这就是楼前那两棵老柏树，树龄已经有300年，它见证了潞安城的变迁，目睹了大院发生的惊心动魄……每天有许多老地委糜集于这里，活动于这里，譬如绕树三匝，譬如树下絮语，似乎这里就是他们的心灵所系和地委灵魂所在？！我只能从这里来寻找晋东南！老地委走了，地委院还在；教堂走了，老柏树还在！这棵老树仍然活着，仍然枝枝杈杈，分出一个个后代；如同地委走了，孕育出晋城。正应了一句民语：20年后，俺又是一条好汉！　　010 总结与思考　　如今，20余年过去，一切皆为历史。冷却之后，我们回望这桩事件，自然要理性一些。这也是历史的诡异之处_就近一片模糊，拉开来，模糊才逐渐清晰。市管县，大致符合历史潮流，也是城市打破乡村围困、走向强大的尝试，用今天的思维解释，也是适应城市化运动的结果。它的出现有其合理性。只是需要提醒后人注意的是操作手段与时机问题。这些，赵瑜先生早在他的那部作品里点透，如行政硬伤、缺少民主运作、后遗症过多等等，在此我不作赘述。但这毕竟是青山遮不住，黄河东流去。消亡就消亡吧，谁也挡不住；既使不是上级的巨手，它也会结束！因为历史、时间的力量无敌于天下，无人、无物可抗。我们把它看成是一个尘间的偶然存在就罢了。套用《三国演义》的开篇言：“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也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规律。　　如果把赵瑜的《太行山断裂》作为晋东南地区消亡的一曲挽歌，那么本文就算作对这个逝去体制的一个小总结。我们无法拴住过去，却能顺应时代，展望未来！这也许是我们唯一的选择？！地区虽然结束了，但它从文化上是不可分的。它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从历史上看，经常是一伙的，都由春秋末年的上党郡开宗。虽然分分合合，但其内在联系从未打破。晋东南文化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现在，我郑重提出这个课题，提请国内外同仁关注，研究它，就是为了触摸我们这块山地上的历史和现在，使我们活得更加明白和有趣！
文章来源 百度贴吧三晋县域吧
纪友伟曾在长治任职。
两市搭上发展快车道 最近几年，长治、晋城发展都很迅猛，长治的优势是“魅力城市”“环境优美”，晋城的优势“经济强势”“煤城”等，两个城市正在成为21世纪初山西最吸引人的地方。长治因为盆地开阔，耕地多，农业相对发达，以种植小杂粮为主，如屯留、长子、襄垣都是农业大县。煤铁工业方面，由于长治是原晋东南行署所在地，所以分家时得到了很多国家大型企业，如南三厂、山化、潞矿、长钢，这样又弥补了其工业不足。
近年来，依托特有的历史文化优势和丰富的自然山水资源，长治市委、市政府以建设具有北方特色山水园林生态城市为目标，着力于创建国家级园林城市和打造北方最适合于人类居住的城市。从2000年开始，长治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了城市园林绿化工程。2003年长治被建设部授予“全国园林绿化先进城市”荣誉称号，2004年又被山西省政府授予“城市绿化年优秀城市”称号，并荣获首届“中国魅力城市”的殊荣。到2006年山西各省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排序中，长治市位列第三，前两名分别是太原市和晋城市。如今很多长治人都会感叹：“长治这几年发展太好了，城市变漂亮了，空气变新鲜了，经济发展了，我们的日子也好过了。” 晋城是全国重要的能源和煤化工基地，自从八五年分家后，发展势头迅猛，由于分家时它所分到的国营大企业并不多，所以主要凭靠的是基础雄厚的五小工业，像小煤矿、小冶炼、小铸造、小化工、小建材，相当一部分是民营企业。小康村建设一度在山西甚至全国都名声在外，但仍处于一个粗放型阶段；都是能源经济，靠“煤铁当家”，产业结构不尽合理，正如大家所说的，“就是那点煤，挖完就完了”。1996年以后五小工业关停，但是大企业没有跟进，加上煤铁市场不好，资源萎缩，经济发展速度减慢。
改革开放以来，晋城的发展速度又加快了，它紧紧依托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积极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煤炭、煤化工、电力、制造、高新技术、新型建材、农副产品加工、旅游八大产业发展势头强劲。
写的主要还是上层及其干部。
阅读完此文，竟然夜不能寐。字里行间中，似乎读懂了山西。
大同、雁北当年分家不也一样吗
大同、雁北当年不是分家是合并的。
帖子不错，只是看到了‘’基友痿‘’三个字感到太恶心了
　　看完本帖晋东南分家历史，自然要联想到雁北撤地，设立朔州市的经历。河东河西三十年，百姓似乎无关，但又如何能不受其深重的影响呢？　　文中描述了各类人物的心理，在事关个人利益面前，真正豁达又有几人？　　再深入一点思考，这种结构变动，是客观需要较多一些呢，还是人为目的占得比重更大一些？。。。　　草民百姓的命运？
这是百度百科中的有关晋城的一段【抗战时期，晋城各地归太岳四专、太行八专抗日根据地领导，1945年6月晋城全境解放。1948年10月，析晋城城关区置晋城市，1949年8月撤销。1958年至1985年4月，全境划归晋东南专区（地区）管辖，1983年9月复设省辖晋城市，分设城、郊二区。1985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晋东南地区撤销，晋城市升为地级市，领1市4县1区，管辖范围与古泽州府版图一致，成为山西省当时所辖5个（现为11个）地市之一，恢复历史上的州府地位。[14] 】1，从这段历史描述晋城对自己的晋城县只字未提（1949年8月-1985年4月）2,1983年9月复设省辖晋城市，分设城郊二区（晋城的县级市哪里去了）3，晋城县，晋城市（县级市）晋城市（地级）时间上模糊不清，，，，，，
好活了一个苦了十三个
建国后，山西划为7个专区，南5县归长治专署管辖。1958年并大县，将晋城、高平、陵川3县为晋城县并沁水、阳城2县为阳城县。1961年恢复5县制。1971年晋东南专区改为晋东南地区，南5县一直属于专区、地区管辖。1983年7月，改晋城县为县级晋城市。1985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撤消晋东南地区，成立省辖地级市晋城市，实行市管县新体制，以原晋城市（分为城郊两区，郊区即现在的泽州县）、高平、阳城、沁水、陵川4县为所属行政区。省辖市始于此，管辖范围与古泽州版图一致。晋城的版图2000年基本未变。
长治老地委的路过！
我是地委大院长大的孩子
当时晋东南地区和雁北地区为啥要分家说到底就是因为一市两地，一个地委和一个省辖市的市委同时存在一个市里，如果由地区变成地级市市管县体制，两套干部安排的话困难大，只能分出来一个另立新市，所以才有了地市分家一说。如果象后来山西的其他地区等直接由县级市转地级市就不存在上述问题。地市分家真是成全了晋城，变相削弱了长治，晋城人不要喷，这是事实。
地改市山西就便宜了晋城县和朔县，好活了俩个，害了十来个!
晋城在历史上和长治置于一个行政单位的时间很少，奠定上党南五县的泽州是在唐初，泽州辖晋城县，高平县，阳城县，陵川县，沁水县，府治在晋城县县城，现在晋城市区的府衙街。后来晋城县改为凤台县，五县的版图和现在一摸一样。民国时期，晋城属冀宁道，解放后，不知那个没长脑的领导先是长治专区，又是晋东南专区，泽州五县进入灰暗的三十多年。1983年晋城县升格为县级市，1984年升格为地级市，晋城县划分为城区，郊区两区，1996年郊区改为泽州县。晋城在升地级市时是不该把泽州这个名字扔掉导致和历史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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