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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岁还天天打卡上班，他曾是美国最忌惮中国人，隐姓埋名30年后，活成了中国人的骄傲！
作者：之家哥
摘要：网贷之家小编根据舆情频道的相关数据，精心整理的关于《93岁还天天打卡上班，他曾是美国最忌惮中国人，隐姓埋名30年后，活成了中国人的骄傲！》的精选文章10篇，希望对您的投资理财能有帮助。
《93岁还天天打卡上班，他曾是美国最忌惮中国人，隐姓埋名30年后，活成了中国人的骄傲！》 精选一今日微信公号推荐：观察（微信号：topetf）来源：创日报（chuangribao）作者：yuyan自带热搜体质的习大大，前阵子又在微博上刷屏了，因为他在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上主动给一位老人让座，拉椅子的动作十分有霸总风范。尽管老人再三推辞，习大大依然，坚持将老人请上前，坐在自己身边。这位老人名叫黄旭华，他曾是离国家机密最近，也是最令美国人忌惮的中国人之一。他就是中船重工第719研究所名誉所长、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也是我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大名鼎鼎的“中国核潜艇之父”。然而在显赫头衔背后藏着的是，其艰苦卓绝的科研生涯以及，长达30多年隐姓埋名的生活。1926年，黄旭华出生在广东省的一个小镇。因为父母都是医生，所以他自小的志愿便是继承父母衣钵，成为一名医者济世救人。但是黄旭华出生后的日子并不太平，经常是课上着上着就有日寇的敌机盘旋，中学时由于家乡沦陷导致他肄业了，12岁的他和哥哥只能长途跋涉四天四夜回到祖籍揭阳继续求学。好景不长，没两年新的学校也办不下去了，黄旭华的学业基本上是在兵荒马乱中辗转梅县、桂林、重庆等地完成的。这些年来看尽了战火纷飞下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让他意识到：中国太弱了，弱国就要受欺凌。于是年少的黄旭华决定放弃学医的志向：“我不学医了，我要学航空、学造船，我要科学救国！”1945年，黄旭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当时被称为“东方麻省理工”的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从此踏上了他想走的科学救国之路。在孤岛上与世隔绝靠磅秤和算盘造出中国核潜艇1954年，美国“鹦鹉螺号”核潜艇首次试航，这种新武器的巨大威力一度超出了当时人们的想象。4年后，国防科委组建了一支仿制导弹核潜艇的队伍，整个队伍的平均年龄连30岁都不到，黄旭华就是其中之一。但是1959年赫鲁晓夫访华后，认为中国根本不可能建造出核潜艇，次年苏联政府更是全面撤出了援华专家，从人员到图纸再到技术设备什么都没留下，使我国的核潜艇研发事业一度中断。但毛主席说：“核潜艇，一万年也要造出来！”这句话说出了所有参与研制核潜艇的科研人员的心声，也让黄旭华坚定了一定要让中国拥有自己的核潜艇的信念，他说：“听了这句话，更坚定了我献身核潜艇事业的人生走向。”于是这只队伍重新整装出发，开始了从无到有的摸索，自主研发核潜艇。为了保密，黄旭华就在家人的生活里消失了，他去了辽宁省的葫芦岛，开始了漫长的“无名”岁月。当时的葫芦岛远比不上现如今的条件，环境十分恶劣。当时人对那里的形容是“两头大，中间小，风沙多，姑娘少，兔子野鸡满山跑”。后来黄旭华自己回忆时，也笑着调侃说那里物资匮乏，每天的饭菜都什么变化。夏天就是“早上茄子炒辣椒，中午辣椒炒茄子，晚上茄子辣椒一起炒”；到了冬天就是“早上土豆炖白菜，中午白菜炖土豆，晚上土豆白菜一锅炖”。连天气都不怎么友好，岛上的风沙“一年刮两次，一次刮半年”。然而吃不好住不好还只是次要的，最困难的是当时的中国科技水平和工业水平都很落后，甚至根本就没有人见过核潜艇。没有参考资料，所有的研发工作都需要靠黄旭华和同事们一起自己琢磨。黄旭华和同事根据搜索的到零碎的资料，集中分析出了大致的核潜艇模型，但谁都没有把握到底是不是可行。恰巧当时有人从美国带回来了两个“华盛顿”号核潜艇的玩具模型，黄旭华和同事立马讨来拆解，发现玩具内部大大小小的零部件竟然和他们自己揣摩出来核潜艇架构基本一致，令他们对设计大心。这仅是核潜艇研发的第一步，有了图纸，如何建造核潜艇也是一个重大难题。黄旭华并未退缩，带领着团队用“土办法”一点点钻研核潜艇的制造。比如为了进行核潜艇的定重测试，他效仿曹冲称象将潜艇所有设备挨个上秤称重，任何“边角料”都没放过。这番不辞辛苦换来的是最终核潜艇下水后的定重测试值和设计预估值几乎完全吻合！而制造核潜艇的过程中，所有的海量计算都是黄旭华带领同事靠着算盘完成的。当时国内还没有手摇计算机，黄旭华回忆：“每一组数字由两组人计算，获得相同答案才能通过。常常为了一个数据，算上一整夜。”至今，他还珍藏着一把北京生产的“前进”牌算盘，这把算盘陪伴他度过了无数个日日夜夜。“毫不夸张地说，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的许多关键数据都是出自于这把算盘”。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黄旭华和他的同事们仅用了十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西方国家几十年才走完的路。4年后的建军节，这艘核潜艇被命名为“长征1号”正式服役。至此，中国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具备了二次核反击的能力！当这个庞然大物从水中浮起时，黄旭华激动得泪流满面。核潜艇造出来了，但是还要具备足够的战斗力，极限深潜测试便是关键。那是检验核潜艇在极限情况下结构和通海系统安全性的试验。但是这项试验极具挑战与危险，上世纪60年代美国核潜艇“鲨”号就在深潜试验时沉没了，艇上160人全部丧生。1988年，已是核潜艇总设计师的黄旭华不顾他人的劝说，毅然决定登上核潜艇亲自参与极限深潜试验。而全世界都没有总设计师跟随深潜试验的先例。“万一深潜过程中出现异常现象，我可以及时帮助采取措施。我不是充英雄好汉，要跟大家一起去牺牲，而是对大家的生命安全负责，确保人、艇安全。”（黄旭华（左一）同参与深潜试验的科研人员合影）历时四个小时，核潜艇下到了水下设计深度。巨大的水压使核潜艇艇身多出发出“咔哒”的声响，所有参与试验的人员紧张的大气儿都不敢出。黄旭华沉着应对，冷静的安排大家收集数据，成功完成了这次惊心动魄的试验。当潜艇上浮回水面的那一刻，所有人都沸腾了。黄旭华更是高兴的当场赋诗一首：“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隐姓埋名30年没回过家父亲至死不知三儿子在哪工作此时的黄旭华已经62岁了，整整三十年没有回过家。三十年期间他几乎是音信全无，家人不知道他在哪里、做什么工作，知道的只知道一个信箱号码。就连父亲去世，黄旭华都没能回家去送父亲最后一程。兄弟对此难以理解，甚至一度与他断了往来。黄旭华对此心存愧疚：“父亲病重的时候，我没能回家看护；父亲病逝，我也没能奔丧。父亲至死也不知道他的三儿子在什么单位，更不知道是在干什么工作。直到1987年，上海《文汇报》刊登了一篇名为《赫赫而无名的人生》的报告文学。黄旭华将这篇文章寄回给家里，黄母这才知道文章里始终未提及姓名的“黄总设计师”就是已经快三十年没回过家的三儿子。黄母把这篇文章翻看了一遍又一遍，流着泪对家人说：“三哥（黄旭华）的事情，大家要谅解。”有记者问过黄旭华，怎么理解自古忠孝两难全。他的回答是：“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1988年深潜试验后，黄旭华时隔三十年才再次见到母亲。2014年，《感动中国》把奖颁给黄旭华，他的深藏多年的功与名才被世人所熟知。2016年中国首艘核潜艇游弋深海40多年后退役，进驻青岛海军博物馆码头。而已是耄耋之龄的黄旭华却仍未停止核潜艇研制的脚步。91岁的他每天早上6点起床打半个小时的太极，八点准时到办公室工作。十几平米的办公室里堆着一米多高的研究资料，凝结了他毕生的心血。黄旭华说：“我现在就是要把我所有的研究整理好，奉献我最后的力量”去年《开讲啦》专门策划了“国之脊梁”主题的系列节目，邀请到了黄旭华。他打算将此作为闭关演讲，为此认真准备了许久，全手写的十几页演讲稿改了不知道多少次。演讲时，他从容且幽默。提起有一次他在阁楼上不慎脚滑踩空，把家人吓够呛。没想到黄旭华自己一个后空翻就站稳了，令女婿当场目瞪口呆。但是听完黄旭华讲完自己隐姓埋名三十年，为中国完成自主研发核潜艇的故事后，在场许多观众感动到落泪，无人不为之动容。主持人撒贝宁直言：“做这个节目四年，这是我听过最震撼、最让人心情无法平静的演讲。”有人问他，如果重来一次，是否还会愿意选择隐姓埋名三十年去研制核潜艇？黄旭华说：“不会变，科学报国是我的梦想，我还是会隐姓埋名做好工作，当青丝化作白发，依旧铁马冰河。”友情推荐ETF观察（微信号：topetf）很多人嘴边都挂着一句话“赚了指数不赚钱”，既然这样不如直接，又赚指数又赚钱呢！。关注ETF观察，学习最好的投基知识。微信号：topetf。漫步我们是一群知识爱好者！长按下面二维码，即可直接关注我们！《93岁还天天打卡上班，他曾是美国最忌惮中国人，隐姓埋名30年后，活成了中国人的骄傲！》 精选二【写在前面】7月24日，乐视超级电视第一任项目负责人刘超华做客砺石私董会，为会员分享了“乐视超级电视的峥嵘岁月”。刘超华说，很多人说乐视是，这甚为荒谬，他希望用这段亲身经历为乐视与贾跃亭正名。在这篇文章中，刘超华分享了乐视电视的发展历程，从内部成立专门团队，到找到富士康代工；以及刘超华对贾跃亭的印象。刘超华表示，贾跃亭给他的第一印象是和气、平易近人、记忆力超强，讲话充满激情和活力，丝毫没有上市公司老板的架子。他在文中还反复强调，乐视不是庞氏骗局。需要指出的是，眼下乐视系公司正在面临深度资金链困局，贾跃亭至今仍驻美未归，外界对于乐视系颇多质疑。但刘超华在文中称，创新、冒险、坚韧是老贾最坚韧的品质，也是乐视人的精神，虽然乐视目前遇到了严重资金危机，但不能把乐视与贾跃亭全面否定。下为刘超华的分享全文。大家好，我是乐视超级电视第一任项目负责人刘超华，感谢学辉的邀请，也非常高兴能有机会为砺石私董会的会员、砺石商业评论的读者分享“乐视超级电视的峥嵘岁月”。日，乐视网创始人贾跃亭在“颠覆日”发布会上，宣布了乐视进军互联网电视行业。当时行业内外 “嘘”声一片，传统电视机厂家冷笑连连，乐视网的股价也应声下挫。就连乐视内部也有相当一部分员工不看好电视业务。然而，仅仅时隔7个月，在日的发布会上，超级电视横空出世，震惊众人。之后乐视的大屏生态模式成为业界的丰碑，各大电视机厂家争相模仿。随着2016年底乐视爆发资金危机，行业内外有“落井下石”的，有蹭热度的，更有说“乐视是庞氏骗局”的，这甚为荒谬。相信大家听了今天的分享，心里会对乐视有一个明确的判断。我今天分享的内容主要有三大部分：乐视超级电视成功的第一保障是什么？成功的因素有哪些？在超级电视背后有什么样的难忘故事？一超级电视成功的第一保障1. 初到乐视网2011年10月份，联想内部开始流传梁军即将离开联想的消息，但没有具体去向。11月份消息指向了乐视网，听到这个消息，我第一时间百度了“乐视网”，这才知道乐视网是一家在线视频网站。11月中旬，梁军找我谈话，问是否愿意和他一起去乐视创业，我当时毫不犹豫接受了邀请。我于2012年2月正式入职乐视网。通过梳理乐视TV事业部的组织结构，我发现此时的乐视TV事业部只能用“极其混乱”来形容，公司竟然有三个独立的硬件团队，IPTV一个团队、OTT两个团队，三个leader被戏称“三大金刚”。虽然整个大团队规模不小，但是无法依据岗位名称凑齐一个完整的项目团队。为此，我对组织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不看岗位名称，凭借技能上岗”。依照此标准，我将三大硬件团队拆散重组，诞生了乐视第一个完整的硬件项目团队。至此，乐视第一款智能OTT盒子才进入正式的开发阶段。后来负责供应链和质量的原联想同事姜锋云入职乐视，开启了我们在乐视的另一段精诚合作之路。2. 第一次见老贾第一次见老贾，是在乐视网周日下午的业务例会上。老贾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和气、平易近人、记忆力超强，讲话充满激情和活力，丝毫没有上市公司老板的架子。每次讨论到OTT盒子项目，他首先强调的是：“你们之前一直在传统的硬件公司，来到乐视就要颠覆自己，用互联网的思维来做硬件”。不过，当时我们确实不知道怎么颠覆自己，什么是互联网思维，我们依然还是在follow联想的产品开发流程，乐视的第一个智能OTT盒子也是在茫然和探索中前进。随着老贾在周日例会上，一遍又一遍讲述“用互联网思维来做硬件”，我也逐步学习到PV、UV、ARPU值等互联网词汇，听到了以用户为中心和极致体验等乐视的核心产品理念。也是在周日例会上，老贾一直强调我们需要将“消费者”改成“用户”，这不仅仅是在口头表述上，而且要成为乐视文化的一部分，要落实在工作当中。这些让我渐渐明白了老贾为什么是乐视团队的灵魂。3. 研发核心团队日趋完整2012年6月，老贾在一次内部高层会议上，突然讲乐视要做电视，所有人，包括梁军和我都面面相觑。我们整个硬件团队没有丝毫准备，潜意识上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当时我们的精力主要放在OTT盒子上。此后，在老贾的强烈督促下，我们开始扩充研发团队。负责电子设计的刘松、负责BSP的李强以及负责UI设计的黄滔等骨干先后入职，他们也都带来了核心团队。但是，这几位干将和我们一样，没有任何的电视开发经验，都是手机业务出身。同年7月，我从冠捷挖来了一位结构技术专家庆世明，他也是乐视第一个从事过TV开发的专家。后来，随着电子、BSP和UI团队先后吸收了TV专业的技术人员，我们终于在“9.19”之前组建了一只相对专业的TV研发队伍。冬冷夏热的大网吧另外一件事情是，富士康老大郭台铭也在7月份带领豪华团队来乐视参观，那时乐视的所有研发都在泰达时代中心的一楼，被员工戏称为“大网吧”。富士康团队的来访，以及之后开始与乐视展开的合作给了研发团队信心。在外界一致不看好乐视做电视的情况下，所有的乐视人都干劲十足，憋着一股劲，一定要做出不一样的电视。4. 团队文化的冲突2012年上半年，乐视硬件团队的骨干主要来自联想，所有的同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传统硬件公司背景、没有任何互联网工作经验。硬件的开发需要一套完整的流程管控，不能出现大的设计缺陷，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导致严重的售后质量事故。而互联网公司的软件产品和服务，出错了可以及时迭代修改，互联网有了想法能立即实施而硬件却不能。所以，当时的乐视网研发团队和乐视TV硬件团队互相瞧不上对方。乐视网团队则被说成是“瞎胡闹”、“作坊”式的管理水平，乐视TV硬件团队被看作为“死板”、“思想固化”的一群人。我们自诩为“国军”，他们则是一帮“土八路”。双方团队经常在会议上互相抱怨“对方不支持己方的项目”。下半年，乐视TV的硬件团队开始扩张，大多数是来自不同工作背景的人才。虽然不同公司的硬件产品开发的方式大体一样，但不同的企业文化和具体的执行流程的差异，在硬件团队内部开始了碰撞和冲突。大家知道，一个成熟的团队能够用企业文化和流程来同化新加入的员工。联想新员工入职培训叫做“入模培训”，当中有一个最关键的是“空杯心态”，每一个经过“入模培训”的新员工，不管你杯子里装了什么，来到联想就要把它倒空，装上联想的文化和制度。而乐视TV事业部是一个快速壮大的团队，入职半年就是老员工了，这些所谓老员工自己还没理解乐视的互联网文化，更谈不上影响和培训新员工。乐视的超级电视项目就在这样的文化冲突中前行。5. 团队的融合2012年10月，袁斌加盟乐视，出任乐视席CTO，负责乐视网客户端和平台的产研。他与梁军之间的良好互动，为乐视网产研团队和乐视TV产研团队之间的融合带来了正面影响，并且两个新团队比一老一新团队更容易磨合。两个团队从产品定义和设计、代码管理、软件版本管理、测试管理等多个方面进行沟通和协调，彼此之间相互妥协。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沟通和实践，逐步完善并制定了可对接的、符合各自产品形态和特性的流程管理体系。乐视TV内部，各个leader自身的成长也是团队凝聚的关键。我们通过专题会议来学习老贾在不同会议上的讲话，理解乐视生态的内涵，讨论如何打破边界。每一个leader需要颠覆自己过去一些根深蒂固的思想和思维方式，需要将乐视生态根植在自己的理念中，并且落实在实际工作当中，然后去培训和影响团队里的每一个成员。第一块主板能够工作、第一块屏幕点亮、第一台研发样机下线、第一个融合乐视网TV版的电视软件版本发布等等里程碑事件，不断激励和鼓舞着团队的蜕变。不知不觉中，这只团队在不断的自我学习和颠覆中，成长为一支跨界的精英团队。互联网业界有很多知名企业都曾经或正在做硬件，但并没有像乐视超级电视如此成功的案例。我个人认为，主要原因之一是他们没有一支互联网与硬件充分融合的团队。6. 布道富士康团队在台北，郭台铭5分钟便被老贾的生态理念吸引，原来半个小时的会谈变成了7天，乐视和富士康这个代工界的巨人开始了合作。但是当时，富士康内部鲜有人知道乐视，更谈不上知道什么是乐视生态了。合作之初，他们只是将乐视看作一个普通的合作伙伴，我们的超级电视X60项目也仅仅是众多项目中的一个而已。虽然有顶层的战略合作以及郭台铭传递下来的压力，掌握实际资源的协理们，对乐视项目还是重视不足。2012年11月份开始，我每个月去两次富士康在深圳龙华的总部，每次出差的目的有三：一是慰问长期出差的乐视同事；二是协调富士康的资源；最重要的是和富士康的产研leader们聊天。通过聊天，和富士康的几位协理建立了私人感情，向他们传递了乐视生态理念和用手机工艺的要求来做电视的研发思想。通过一次又一次的非正式沟通，富士康的核心产研骨干慢慢认识了乐视生态，理解了乐视超级电视和传统电视的本质区别，也看到了乐视模式是互联网电视发展的方向，从而使参与超级电视项目的富士康团队，建立了对乐视超级电视必然成功的信心。2013年7月，在超级电视开卖后，我去富士康开了一次小范围的庆功会。大家感慨万千，回首9个月来的点点滴滴，每一个人在总结的时候，都提到了自己的最大收获是思维上的蜕变。乐视和富士康经过超级电视X60的项目合作，收获的不仅仅是产品的社会影响力和超的销售量，更大的收获是两个团队的巨变。二超级电视成功的主要因素1. 50吋和60吋之争超级电视最初的产品策略是2013年上市40吋、50吋和60吋三款电视，首次发布会只发布50吋和40吋电视，60吋电视最后上市。2012年10月份，50吋电视的研发如火如荼地开展着，就在完成设计，即将进入开模阶段的时候，老贾在一次周日业务例会上，突然决定暂停50吋研发，立即启动60吋的开发，参会者一片哗然。大家所不能理解有几个方面，一是50吋产品已经完成设计，如果变更为60吋，那么之前大部分工作成为无用功，白白浪费了一个月的时间。二是云底座的ID设计是基于50吋的，如果直接等比例放大，会缺少一点韵味，50吋的手板样机比后来的60吋研发样机更为好看。最主要的是，2012年主流电视尺寸只有32吋，50吋已经是大尺寸了，60吋需要4米以上的观看距离，能买得起60吋电视的中国家庭很少有如此大的客厅。所以大家的观点是60吋肯定销量不佳。老贾当时在会议上讲了几点，他主要回应了第三个问题。60吋大屏电视只有国际大品牌夏普、三星等厂家在做，乐视做60吋大屏将产生巨大的市场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大家认为的4米以上观看距离，是针对DVD分辨率的视频内容，而1080P的超高清只需要2.8米以上，并且会给用户带来从未有过的大屏视觉体验；而乐视绝大部分视频内容都是1080P的，这更能体现乐视内容的优势，借此乐视还能教育中国电视机市场，中国家庭将进入大屏电视机时代。日的超级电视X60发布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力。7月开售后，每月超过1万台的销量，占据了中国60吋及以上大屏电视销量的20%，这充分说明老贾在产品策略上所具备的超前的、颠覆式的、敏锐的能力。2. S40的“逼宫”会议2013年3月，由于X60巨大的开发工作量以及研发人力资源的紧张，团队已经无法同时支撑X60和S40两个项目。于是，我和几位研发leader商量后找到梁军讨论，大家一起去说服老贾取消S40项目，专注于X60项目。在梁军的带领下，我们来到老贾新搬的办公室，当时老贾刚刚搬到宏城鑫泰大厦（后来改名为乐视大厦）的16层。在老贾宽敞明亮的大办公室里，梁军带头阐述了困难和事实，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补充。最后我总结说了一句：“贾总，我们建议暂停S40，待X60上市以后再启动开发”。虽然老贾心里很窝火，但他却面带笑容地说：“不行，S40一定要和X60同步发布，你们想想办法，用颠覆性的思维解决困难。”此话一出，场面瞬时就冷了下来。稍后，老贾给我们每人递了一瓶矿泉水说：“来，先喝点水。”他话题一转，聊起了对产品的一些试用体验，并现场在X60样机上演示起来，并提出了许多建议。老贾的高情商显露无疑，最后，老贾抛出两个项目各100万奖金的大蛋糕，并调整了项目进度计划，由5月份上市推迟到5月份发布。我立即书写了项目计划和激励计划，老贾第一个签了字，大家也一一签了字并拍照留存。老贾被“逼宫”的办公室如果说X60以颠覆的性能和精致的ID定位了乐视超级电视的高端品牌形象，以的颠覆价格撬动了市场，打破了国外品牌在大尺寸电视上的垄断地位，那么S40以的地板价格击穿了国产电视品牌的价格底线，拉低了中国市场的液晶电视的整体价格水平，让亿万家庭受益。3. 众人反对的S50上市后火爆了在超级电视X60发布会引起重大反响之后，乐视上下激情似火、信心爆棚，乐视大厦呈现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2013年6月份的一次周日例会，老贾、乐视网的十几位副总裁以及超级电视的主要骨干都在场。当时的场景记忆犹新，我坐在老贾右边第一个位置，我对面是乐视视频负责人高飞，梁军坐在高飞旁边。在汇报超级电视项目情况时，我首先抛出了S50的问题。S50是冠捷的共模产品，外观极其普通，塑料边框，从外观和工艺角度，S50与X60相比有极大的差距，根本不能称之为超级电视。我建议取消项目，待X60上市后启动同款ID的X50项目。高飞接过话说，“一提到S50，大家就来兴趣了”。“产品太LOW、CPU配置低、开机慢、UI操作体验差等。”由于X60颠覆了大家所对电视机的认知，参会人员的审美观提高了几个台阶，所以大家瞧不上普通的S50。各位VP开始争相发言“讨伐”S50，等大家七嘴八舌讨论完之后，老贾说：先说X60的情况，S50下次会议再做讨论。外观普通的S50在没有得到老贾的批准之前，S50项目只能继续开发，但进度明显滞后，项目配备的人力资源不仅不足，而且多是新员工。这个时期，研发和供应链的主要精力是要集中保障X60在7月份的首次销售。一周后，老贾约梁军和我聊S50项目，他要求完成S50产品开发工作，原计划9月上市可以往后延期一个月，是否量产销售等他的通知。S50最终在10月份开卖，定价，同时将S40降价到。出人意料之外的是，S50成为乐视第一款销售火爆的电视，真正意义上供不应求的产品。当时LG 50吋的屏幕产能是锁定的，S50的热卖立即导致市场缺货，乐视供应链和冠捷动用了一切资源从各个电视代工厂库存里寻找屏资源。从10月上市到年底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S50销售了近30万台，造就了一个不小的奇迹。S40 将中国市场的主流尺寸从32吋提高到了40吋，X60将超大屏尺寸送入普通中国家庭的客厅，S50则让中国家庭开始普及50吋的大屏电视，50吋电视则成为普通家庭客厅的标配。这三款产品的精准定位和完美组合，充分证明了了老贾前瞻性的产品战略思维和对市场精准的把握能力。三 超级电视背后的经典故事1. 超级电视ID的创意故事难以超越的经典ID超级电视项目启动以后，摆在大家面前的第一道难关是ID设计。富士康的众多ID设计师和乐视的ID设计师加班加点工作，他们提供了两轮几十个设计方案和设计草图，老贾都不满意。他的评价是：太普通，没有跳出传统电视的思维。2012年8月份的一个中午，我和几位同事一起吃午饭，谈到了超级电视ID的这个话题。在饭桌上，我对包装设计师张心宇说：“你是艺术类专业大学生，设计几个ID方案，如果采纳了，奖励你一个价值2980的T1盒子”。张心宇是一个刚大学毕业两年的小姑娘，她不懂各种外观的工艺和结构设计的限制要求，她可以天马行空的提供各种创意，她不用考虑这些创意的可行性，这也是我激励她创作的初衷。当天下午，她提供了几个草图，我和电视结构专家庆世明异常兴奋，觉得类似云底座的设计方案很有创意。经过我们三人的几轮讨论，最终确定了云底座的最终方案。老贾看后非常满意，当场拍板确定了该方案。云底座的ID设计是X60超级电视发布会上的一大亮点，它颠覆了大家对传统电视机的认知，它是难以超越的经典之作。它是超级电视项目中，第一个也是最有特色的利用开放性思维进行创作和设计的成功案例。2. 一波三折的合作2012年7月份，郭台铭到访乐视之后，富士康指定了Gary谢领导的事业群和乐视合作超级电视项目。双方团队经过两个月的磨合，超级电视正式进入开发阶段，第一块主板试产出来后，结构设计也接近了尾声。“10.1”假期前夕，我和负责供应链的姜锋云在深圳出差，和富士康的商务确定了模具的价格和制造工厂，确定10.1假期后启动模具的制造工作，一切在按计划执行。意外总是不期而至。假期过后一两天，梁军郁闷地对我说：“Gary谢被郭台铭开除了，他的事业群解散了”。这是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第一反应是蒙了，第二反应是立刻安排项目经理和工程师出差，把节前试产的主板、屏幕样品“抢”回北京，这样至少可以开展软件调试和主板的电子测试验证工作。经过两周的等待，终于传来消息，富士康二号人物老戴（戴正吴，现任夏普董事长）领导的事业群将继续和乐视合作。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和锋云两人立即去了富士康在深圳龙华的总部，和新团队的主管们开会讨论。让我们高兴的是，这个新团队更专业、更务实、能打硬仗，并且老戴是唯一一个不会被郭台铭随意开除的富士康高层。好事多磨难，经历更换团队的波折，超级电视才能浴火重生。3. “吃穷”了富士康2012年11月底开始，超级电视X60进入了攻坚阶段，项目经理带领工程师们长驻富士康，有时多达三四十人。富士康为此安排了两个专门的大会议室，供乐视的同事办公。有一次，我到富士康出差，进到办公室看到令人震惊的一幕，办公桌上、地板上到处是快餐盒和餐巾纸。我询问项目经理是怎么回事，他说：“我们的人太多，又是长期出差，这个事业部的招待费用已经超额，请不起饭了，所以只能叫外卖”。看着干的热火朝天的工程师们，我非常感动。我对项目经理说：“你在这边只要干两件事，一是协调好乐视和富士康的资源，二是安排好大家的生活，费用公司报销”。项目经理立即找到了富士康的保洁人员，打扫清理了办公室，给大家一个干净整洁的办公环境。当天晚上，我要求所有出差的同事不加班，请大家在外面大吃了一顿。此后，形成一个惯例，我每次去富士康出差，一进办公室就会听到一阵欢呼，同事们不用加班了，还可以吃大餐，真是一群可爱的工程师。4. 激光切割边框的顶级工艺超级电视X60的正面黑色边框是透明亚克力材料，设计时采用的工艺是用CNC即电脑铣床加工后，用强力双面胶粘贴。经过两次试生产发现一个问题，由于60吋电视的尺寸大，容易变形，在粘贴亚克力边框时不能保证它和铝合金侧边框之间的距离的一致性，严重破坏X60的美感和品质，工程师们尝试了各种方案效果也无法解决。在一次技术攻坚会中，非ID专业的梁军提出试试“激光切割”，大家灵光一闪，觉得可行，开放性思维太给力了。激光切割工艺本质上是仿形加工，X60装配的最后两个步骤是粘贴亚克力边框和激光切割。亚克力边框尺寸大于侧边的铝合金，激光切割机先仿形测量一遍铝合金的外形尺寸，在电脑里形成一个图形，然后依据图形对亚克力进行激光切割，这样能精准的保障亚克力与铝合金的整齐。超级电视的成功有许许多多的因素，它是的，其中有无数人的贡献，我今天分享的仅仅是硬件的维度和一些小故事。创新、冒险、坚韧是老贾最坚韧的品质，也是乐视人的精神，虽然乐视目前遇到了严重资金危机，但不能把乐视与贾跃亭全面否定，它更不是心怀叵测人嘴中的庞氏骗局。最后，感谢各位收听我的分享，希望大家继续关注砺石私董会，关注砺石商业评论，谢谢大家！（本文发布于微信公众号砺石商业评论（ID：libusiness），澎湃新闻获授权后转载。）《93岁还天天打卡上班，他曾是美国最忌惮中国人，隐姓埋名30年后，活成了中国人的骄傲！》 精选三01上班六年，最多可以攒下多少钱？朋友张大同是一个生动的例子：负债120万。虽然在长沙这座非一线城市里，但几年前，张大同参加工作时，月薪就已经过万。父母早早给他买了房，生活相当滋润。张大同是个闲不住的人。他先是报考了在职研究生。几年间，他报名了十几个专业培训课程。去年，他又贷款买了两套房。签完贷款的合同，张大同已经欠债120万。今年，长沙的房价开始大幅度上扬。张大同的房子，价钱翻了一番。因为拿到了硕士学历，他在公司获得了提拔。他马上要结婚了，漂亮的妻子，是他在一堂管理培训课上认识的。消息把我们所有朋友震惊了，但仔细想想，真不突然：如果一个人把钱到远见上，投资到上，即便他暂时负债累累，他最终也会成为那个领跑的人。02你永远不要轻视一个负债累累的人，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他有着怎样的决心和安排。我想到了我的父亲。在他工作的乡村学校里，他是唯一整整二十年负债累累的教师。因为他把所有的工资收入，都投入到我和弟弟的教育培养上。还在读小学的时候，父亲就给我订了三本月刊，用来提高我的写作水平。在当时的乡下，这实在是件奢侈的举动。父亲的不少同事，都让自己高中毕业的子女出去打工。他却心甘情愿借钱，抚养我和弟弟到大学毕业，我还读了硕士研究生。整整二十年过去，现在，父亲的债务早已经还光，我和弟弟都在省会定居。当年许多不能理解父亲行为的同事，都开始羡慕起了父亲。是的，就算父亲没有高收入，但一样可富养我们。因为真正的富养，就是负债累累，也要让子女接受最好的教育。03前几天，看商界奇才史玉柱的传记文章，里面提到了他的一段故事。史玉柱曾白手起家，凭软件成为巨富，却又因好大喜功，一夜之间公司倒闭破产，负债高达2.5亿，成为当时的中国“首负”。一个细节是，公司刚给高管配的手机，全都收回变卖，整个公司，只有史玉柱一人有手机。在隐姓埋名的日子里，史玉柱一次次思考这次巨大的挫折，反复思考自己经营模式的得失。1998年，史玉柱找朋友借了50万元，开始运作脑白金，后来推出了家喻户晓的广告“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3年不到，史玉柱又重新站了起来。如果没有那次负债累累的经历，史玉柱今天会是什么样？没有人可以做出准确的预测，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不会再看到一个比以前强大百倍的巨人，重新站起。04有句话说，借钱见人品。其实，欠债更能看出一个人的视野、格局和品性。为什么有些人，从不贪图一时的安逸？是因为他们知道，所谓的无债一身轻，许多时候只是过度稳定的代名词，过度稳定，本身就包含着风险。所以他们敢于冒险，未雨绸缪，宁愿短期欠债，也要为更好的生活打下“提前量”。为什么有些父母，竭尽全力，也要把子女向上送？是因为他们知道，只有用短期的负债，把收入投资到子女身上，才能为子女换来更多的机会与可能。为什么有些企业家，从不被负债打垮，越负债累累，越有钱？因为高负债，有时候是高压力，也是难得的契机。当许多人被打倒，那些有视野和格局的企业家，往往能够从中迅速爬起。除掉那些非理性的负债行为，很多时候，我们真的都不能嘲笑累累债务。05所以，请你永远不要轻视一个负债累累的人。网络上的段子说，一个人负债为0，说明他生活安逸；一个人负债5万，说明他有责任；一个人负债20万，说明他了解；一个人负债50万，说明他有能力；一个人负债100万，说明他有车有房；一个人负债200万；说明他事业有成；一个负债5000万，说明他是一个上市公司的老总。这种说法，当然不无调侃。但敢于负债，一定是种不坏的品质。说到底，一个敢于主动负债的人，也是一个敢于对自己和家人未来负责的人。要摆脱屌丝的财务状况，第一步要商品，是你自己，欠债也在所不惜。经常有读者留言：为什么总存不到钱？我的答案都是：你欠债的能力，决定了你收入的能力。嘲笑他人负债的人，不会成为富人。不害怕债务，舍得投资的人，才配拥有财富。绝对不会嘲笑那些敢于投资的人，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已经掌握住了财富的规律，他们不是负债的穷人，而是聪明的富人。王耳朵先生，青年作家，知名媒体前首席记者，关注于职场和个人成长，千万级阅读代表作《别扯了，这世界上根本没有稳定的工作》，个人微信公众号：王耳朵先生（lD：huangezishiba），如需转载，请联系原作者授权。《93岁还天天打卡上班，他曾是美国最忌惮中国人，隐姓埋名30年后，活成了中国人的骄傲！》 精选四原标题：消失的煤老板：暴富、敲诈、自杀、转让、逃离，无所事事后只好一套套买房
智谷君语： 煤老板是属于中国的西部传奇。外人觉得他们动辄几十亿上下，站着就能把钱赚了，哪知道背后有多少的同行踩踏、官员刁难、黑帮勒索……如今，煤老板已成往事。但读懂了煤老板，你就读懂了一个时代，一个地区，一种人生。
◎作者 | 何瑫
◎来源 | GQ实验室（GQZHIZU）已获授权
煤老板，一个带有鲜明时代烙印的群体。自20世纪末期起，煤价随经济勃兴飞速上涨，煤炭储量丰富的山西大地上，数不清的财富神话陆续诞生。 但煤炭能制造一夜暴富，也能让人心撕裂变形。对于煤老板们而言，那时的山西充满了改写贫苦命运的机遇，却也让他们感到风险丛生、身不由己。 利益空间随着煤价上涨急速膨胀，但并未随之产生明确秩序。缺乏规则的环境中，人们习惯于用金钱与暴力解决问题。 巨额利益背后，亦隐藏着不为常人所知的危机。同行踩踏，官员刁难，黑帮勒索……置身于凶险厮杀的丛林中，煤老板们的同时，却无力掌控自身命运的走向。 煤老板因时代的潮水生发，也因时代的潮水消亡。2008年后，山西兴起轰轰烈烈的煤炭改制重组，煤老板们手握巨额资金从历史舞台上四散离去，各自走进人生的下半场。煤令他们在时代机缘中获取可观财富，也令他们在潮水退去后经受命运落差。 这黑色的矿石像是上天派来考验人心成色的工具，如何管理支配手中财富，重新找寻人生的方向与价值，成为后半生无从回避的课题。心性的差异，对时代洪流的不同理解与应对，将曾经相似的人生导往了不同去向。 01 7月初的一个下午，47岁的朱新宁坐在北京西四环外一家高尔夫球场 VIP 包房里，猛吸了几口烟，不住叹气。他望向窗外不时飞起的高尔夫球：“你看到了吗？我就跟那些被击出去的球一样，被一步步赶出了山西。” 八年前，他的人生轨迹曾险些终结在山西太原国贸大酒店44层。那天中午他和人谈完生意，感觉有些倦了，特意订了一间客房休息。 他拉上窗帘，关掉手机，想暂时与外界隔离，哪怕只是几个小时。但他怎么也睡不着，烦心事一遍遍在脑海里上演。 光线太黑，空调太冷，在床上躺了一阵，他生出极端的念头，起身打开窗户，想要一跃而下。 无论是在太原，还是两百多公里外的家乡县城，他在人们眼中都是成功人士，时代的宠儿。在这个以煤炭为命脉的省份里，他拥有储量上亿吨的煤矿，那是不可再生的资源，也是源源不断的财富。 但煤炭能制造一夜暴富，也能让人心撕裂变形。过往十余年，他时常感受命运被煤炭绑架。二十多岁时，父亲带他承包下离村头五公里外的一对煤矿井口，只是为了谋生，让村里人看得起。 但后来，同行举报，官员刁难，黑帮勒索，日子久了，终于积蓄到他无法忍受。雇佣多年的包工头突然翻脸，声称掌握了他多年来偷税违法的证据，敲诈他五千万元现金，否则就把他送进监狱。这笔钱他出得起，但他咽不下这口气。 几个月前，山西煤价经历了一轮史无前例的暴涨。前一年底他曾许愿煤价能超过600元，好多还一点。而第二年春节过后，两三个月之间，煤价便飙升到了1600元。 这几个月里赚到的钱，超过过去十几年的总和，但他反倒感到不解与恐惧——突然获取与付出不相匹配的东西，表象是幸运，背后很可能是陷阱，甚至灾祸。
朱新宁 他设想起跳楼身亡后的场景，不忍家人经受人们议论指点，终究还是放弃了。他关上窗户，一步步退了回去。 平复了一会儿心情，他语气镇定地打电话叫司机来接他，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他管理着近两千名员工，有时看看下属走路的姿势，就能察觉到对方最近可能过得不太顺心。但对他自己而言，商场就是战场，想在凶险中生存，控制乃至伪装情绪是必备的能力。 事后他反复回想起站在窗前的那一幕。他觉得人来到世上走一遭，一要做到被需要，二要做到被尊重。他觉得当时二者都没做到，不甘心就这么死。 谈论八年前的这段往事时，他语气平静，眼下的生活和煤炭已经全然没了关系。自杀未遂几个月后，一家国企以近十亿元的价格收走他的煤矿，留给他45%的股份。 最近三四年来，他习惯了待在这间包房，其实只是偶尔下场打球，更多是把这里当做与外界接触的据点。当煤老板时忙碌惯了，如今即便无事可做，他也很难习惯每天待在家里。 他身形瘦削，习惯穿运动装，很难从日常言谈举止上看出过往印记。他知道煤老板是个让很多人皱眉头的身份，很少主动谈起自己的过去。那些经历有些令人咋舌羡慕，煤价一个月就能翻倍，有些让人提心吊胆，矿难、坐牢、遭遇绑架。 02 7月末的一个晚上，一位叫黄治华的煤炭贸易商约朱新宁一起吃饭。黄治华几年前曾在北京创办过一家叫做阿丫团的互联网团购网站，在“百团大战”中败下阵来，又回到了煤炭的老本行。 尽管已经回山西做了四五年煤炭贸易，但他还是习惯性地每个月在北京住上几天。他害怕一直待在山西会跟不上时代的脚步。“临汾的生活太单调了，在北京我能感受到各种各样的活法。” 两人聊起离开煤炭行业后的经历。朱新宁从山西来到北京的过程匆匆忙忙，甚至有些逃亡的意味。 2010年春天，一家四口带着几只拉杆箱，住进了北京香格里拉酒店，随后在北京租房、买房、装修，过了整整两年，才算正式安顿下来。 2009年动过自杀念头后，命运的震荡仍在继续。朱新宁在煤价暴涨时的恐惧不安日后得到了应验，那段日子，成为了煤老板们的末日狂欢。 2008年9月，山西襄汾一座尾矿库溃坝，277人死亡，消息震动全国，以遏制矿难为由头的煤炭兼并整合旋即启动。或是成为，或是将煤矿售出套现，无论如何选择，民营煤矿主们都不可逃避地失去了对煤矿的控制权。煤老板这个名词，从此成为了过去时。 对于突然无事可做的煤老板们来说，如何支配手头的钱和时间，成了后半生的头号课题。心性差异对命运的影响显露出来，曾经相似的人生走向，就此开始分岔。朱新宁也不情愿地成为了其中的一分子。
黄治华 突如其来的巨额财富，反倒让他心生遗憾。他计算过煤矿的储量，至少还可以开采40年，利润很可能不止于十亿。但他也感到些许庆幸，因为国企的介入解决了他受人勒索的危机，“算是有了靠山”。为了避免再次卷入类似的麻烦，他退出煤矿日常管理，带着全家人搬到了北京。 倘若只以财富的数值来评估人生满意度，朱新宁初到北京时理应感到满足。但恰恰相反，他陷入了人生最迷茫消沉的时段。他曾管辖着近两千人，有专职的司机和助理，出门时身上不用带任何东西，一切都有人打理。但到了北京，除了有一大笔钱，一切都要从头来过。 来北京前三个月，父亲胃癌去世加剧了他的消沉，他不止一次地产生幻觉，看到父亲的幻影出现在天上。对抗失落空虚的方式是坐在家里打电脑游戏，没日没夜地打。 做煤炭的朋友前前后后来到北京的也有不少，经常叫他喝酒聚会，但他极少去，别人过得好，心里受刺激，过得不好，情绪会传染。 他打的是 windows 系统自带的蜘蛛纸牌，没什么技术含量，一次能连赢一百多把，但还是一天接一天地玩下去，纯是消磨时间。每到吃饭时间，妻子就做好一碗面放在电脑桌上，他不说话，吃完继续玩。 失落不适，是许多煤老板在那一时期的共同反应。有人沉浸在释放欲望的欢愉里转移注意力。 四年前我曾采访过一位名叫李长伟的煤老板，当时他刚从南非狩猎回来，打了四头大象、六只长颈鹿，五只斑马，花了四百多万。那年他先后去了三次非洲。“别人都打羚羊之类的，我不打，要打就打大的。前半辈子太压抑了，既然来过瘾那就过足。你能懂那种感觉吗？” 有人选择参加培训学习，借此摆脱暴发户的标签，获取更多的尊重。大同的煤老板冯学光讲话习惯以古语开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煤改之后，他先后报读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哲学班和北京大学的国学班，讲话习惯就是在那时养成的。“人有了文化，表达想法的方式肯定跟以前不一样。这些思想进到我血液里了。” 也有人开始着手尝试新的事业。就在朱新宁陷于心理恐慌的同时，五六公里外的五道口，几个来自山西临汾的煤老板已经摩拳擦掌准备冲进新的战场，带头人便是黄治华。 在临汾的煤老板圈子里，他显得和其他人不太一样——很多人觉得煤老板等同于出身农村欠缺文化的暴发户，但黄治华出生在临汾市区的公务员家庭，在南方当过兵，端过铁路局的铁饭碗，在上海北京做过环保生意。他喜欢读书，欣赏安·兰德的思想，觉得那才是真正值得过的人生。 比起其他煤老板，黄治华提早两三年告别了煤炭，去南方做起了水处理生意，错过了2008年煤价疯涨的末日狂欢。但在同行们眼中，他也因此更懂得煤炭以外的世界如何运转。他们将手头财富聚拢起来，成立了一家，交由黄治华牵头打理。 黄治华那年34岁，属于煤老板中相对年轻的一批。他渴望在北京开启比煤炭更“高级”的生意。“煤老板三个字的潜台词就是暴发户。暴发户是什么？思想知识水平不足以驾驭那么多的资产，靠的是一些特殊的方法。说白了，都是跪着赚钱。” 关于公司如何命名，股东们有过分歧。有人提议要带有“晋商”两个字，黄治华觉得这两个字框住了格局，最终起名“盟动力”。煤老板的标签贴在身上这么多年，他想撕下来。 03 “煤老板”这个称呼频繁出现，是在2002年之后。在此之前，煤炭在山西是门乏人问津的辛苦生意，敢于投身其中的，往往都是无路可寻的落魄人家。 投入大，利润低，还总是收不回账款，大多陷于债务的泥潭。如今身家数亿的朱新宁便是其中之一，90年代末，他曾在春节前三个月就挤出两千块钱交给妻子保管，以免过年时买不起年货，穿不上新衣服。 在朱新宁的记忆里，前半生贫穷乏味，充满了苦痛。 四岁时，因受村里大户排挤领不到粮票，父母带着他和两个姐姐、一个妹妹，搬去三十公里外的另一个村子，谋一份木匠差事养家糊口。 六口人的家当，一辆手推车就全部拉完。父亲背着他，翻了一座又一座山，一路走，一路哭。 时间倒退三四十年，朱家的生活是另一番光景。朱新宁的祖父在平遥做商号掌柜，全山西都算得上富贵人家。父亲六岁时，祖父去世，祖母不得已改嫁，家境日渐衰微。及至家庭成分判定为地主，用朱新宁的话说，无尽的厄运开始了。 土改伊始，朱家的大院便被公家收走，只留下一间狭小的偏房，三间宽敞的宅子分给了各有十几号人的两户人家。几十口人挤在一间大院里，总有大大小小的纠纷口角，因为阶级成分低，最弱势的总是朱家。 一种念头在朱新宁心里强烈地升腾起来：离开这里，去外面的世界。读书是当时能想到唯一可行的路径，他别无选择。中考时他考上县一中，所有考生里第七。 这个排名成了他学业的顶点。家庭、见识、生活习惯、兴趣爱好……种种因素构成了一道无形的墙，将他与县城的孩子划分为两种不同的人。 他想融入城市摆脱农村给他的烙印，努力地花费时间结交朋友，学习却在这个过程中渐渐掉队了。到了高二下半学期，他已经清晰地感知到，凭成绩考入大学开启新生活，是一场遥不可及的梦。 读高二时，他与一个同班女生谈了恋爱。女友的父亲几年前离了婚，在石家庄做服装买卖。高中毕业后，他和女友一起去石家庄帮忙打理生意。几个月后，父亲告诉他承包了一对煤矿井口，希望他回来帮忙。两人一同回了山西，结了婚。
朱新宁 私人进入煤炭开采从80年代末开始，当时为解决能源短缺问题，中央鼓励山西做大煤炭产业，一时间几乎村村有矿，数量上万家。 但国营煤矿很难过活，只好承包给个体，最早的“煤老板”由此而生。 随后近二十年，朱新宁的人生起落与煤炭绑定在一起。日后煤价疯涨时，总有人感叹他未卜先知，提前站上了时代的潮头。 但在当时，却只是迫于谋生的无奈。他的父亲拿着每月五百元的工资，却要养活二男六女八个孩子。父亲当时的心态是：只要能比五百元多就行，如果赔了，反正本来也没钱。承包井口的六万元，全靠东拼西借。 当时煤价一吨三十多元，每吨能赚三五块钱。承包第一年，矿里出了一万吨煤，但到年底时能收回的钱不过四五万元，就连去小卖部买洗漱用品都要赊账。 工人们领不到工资，便派几个人跟着他四处要账，名义是陪同，实质是监控。连续三四年，朱新宁一年四季都在周边县市要账，常在大年三十晚上才回到家。 但当时间的脚步迈入21世纪，煤矿主们突然发觉，命运变了——2002年1月，国家取消电煤指导价，煤价进入市场化，翻着番地上涨。面目凶狠的催债人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带着大捆现金求着买煤的人。他们满脸堆笑，到矿上拉煤的卡车排起长龙。 巨额利益的诱惑下，越来越多的人抛掉往日营生投身其中。这其中，就包括黄治华。他辞去了父母精心安排的铁路系统的公职，开了一家洗煤厂。“现在老说风口，什么是风口？对那时候的山西人来说，搞煤炭就是最大的风口。” 黄治华感叹，当年的钱来得实在太容易。那时逃税成风，拉煤不开税票，买通煤检站就能放行。黄治华一次上山拉煤，赶上省里突击检查，各路货车在煤检站外排了几十公里。他的十几辆车等了一天一夜才被放行，没想到却因祸得福，一夜之间，煤价就涨了两成。 也就是在那几年，原本土气的临汾城变得五光十色。煤炭的勃兴带动了商业的繁荣，也激发起黄治华消费享乐的欲望。手握突如其来的财富，二十六七岁的他没有耐心待在洗煤厂，而是不分昼夜地泡在夜总会的灯红酒绿之中。“除了吸毒犯罪，你能想到的男人能干的坏事，那时候全干了。” 醉生梦死的生活持续了两三年便难以为继。到了2006年，洗煤生意因长期疏于管理陷入瘫痪，妻子不愿再忍受他颓靡的状态，挣来的钱也已挥霍无几。他觉得没有脸面在临汾继续生活，离了婚，关了洗煤厂，去了南方。 那一年，他正好三十岁。水处理虽远不如煤炭赚钱容易，但他却觉得庆幸，感觉及时认清了人生真实的面目。“说白了，搞煤炭挣钱的方法太初级，这种钱你能赚多久，将来怎么办？” 那时的他希望生活离煤炭越远越好。两年后，最疯狂的一波煤价上涨到来，但已跟他无关。他觉得这是不幸，但也是幸运。“当人的阅历和心性不足以驾驭那么多财富的时候，太多的钱很可能意味着一场灾难。” 后来他曾反复听闻煤老板豪赌破产或是吸毒身亡的故事，第一反应不是惊讶，而是后怕和庆幸。“如果不是当年收手得早，我很可能会家破人亡，进监狱也很有可能。” 黄治华在三四年间体味了煤炭带来的大起大落，而当时的朱新宁，仍深陷于入不敷出的泥潭里。井口五年合同到期后，他东拼西凑了六百万元承包了县里另一处煤矿，虽储量可观，但因需要从零开发，回收资金的速度远跟不上投入。 与煤相比，更令他烦恼的是人。身负巨债的同时，周围的人却以为他早已成为富豪。回忆当年，47岁的他皱起眉头，露出无奈的神情：“你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吗？就像是荒滩上有块肉，哪条狼路过都想咬你两口。” 04 朱新宁总共做了十八年煤炭生意。他觉得既容易，也复杂 。容易在挖出煤来就能赚钱；复杂在想顺利挖煤，必须处理错综缠绕的利益纠葛。“人性这东西，复杂极了，实在摸不透。在山西尤其如此。” 如今谈论起往事，朱新宁习惯性用一个说法：“那时的山西。”那是一个他心生厌恶但又必须置身其中的社会，利益空间随着煤价上涨急速膨胀，但并未随之产生明确的规则，秩序的空间被潜规则填满。 井口承包合同到期后，他曾以每年三十万元的价码承包了另一座煤矿。他没想到矿井负责人随即变着法子阻挠他，在矿井周边修路、栽树、开渠，煤挖出来，运不出去，还常常以支援学校建设的由头从矿上拉煤，从不给钱。 朱新宁心烦意乱，一年多后提前解除了合同。负责人受谁指使，为什么要为难他，在他心里至今仍是个谜。日后，这种谜团成了常事。 煤炭将数不清的人聚拢起来，赋予人们利益，又因利益的交织矛盾将他们卷进一张理不清的网。置身其中，很难控制自己会受到哪股力量的拉扯。 缺乏秩序的世界里，人们习惯于用钱和暴力解决问题。工商、税务、公安、环保、安检、电力……煤老板们一边被动应付各种吃拿卡要，一边主动琢磨怎样找对人、花对钱。带着几十万现金上山拉煤却就此消失的故事并不稀奇，煤老板们习惯了在豪车后备箱里备几把匕首甚至火枪用以防身。 为了抢夺地盘，煤矿主们常会雇佣“护矿队”进行大规模械斗，使用大刀、猎枪，甚至炸药。 曾有人深夜敲开朱新宁的家门，把五十万元现金放在桌上：听说你小子不错，我们相信你，觉得你需要钱，我们钱不多就50万，给你了。“你说这钱你敢收吗？你要收了，从此你就是他的提款机，一辈子缠住你。” 面对暴戾厮杀的环境，他时常感到力不从心，“心里燥的不行，像是八千摄氏度的炼钢炉在心里烧”。情况复杂时，他曾经一分钟不停地连打了16个电话才把问题摆平，打完后呆坐着，几小时讲不出话来。 但他也无法抽身，感觉人生被煤炭绑架。新承包的矿储量6000万吨，看起来回报诱人，但国家政策日益严格，产能标准不停提升，他只得四处加大投入，盈利遥遥无期。 财富带给他的感受开始变质——起初只是想多赚点钱过安稳日子，后来反被恐惧感笼罩。复杂关系中暗藏凶险，稍不留神，便可能是灾祸。 跟政府部门打交道，纸面上的规矩往往是虚的，事能否办成，全靠私下疏通。礼怎么送是门学问，送多了，以后可能狮子大开口，送少了，反倒得罪人。 有一年春节，他给税务局的人送了两千元的购物卡，对方拿余光看了一眼，露出鄙夷的眼神。朱新宁心里既厌恶，又害怕。后来他一打听，别人都送一万。 伴随着煤价上涨，花在打点关系上的数目越来越高。逢年过节，煤老板们免不了要跟各方官员走动，豪车开过去，对方连连称赞“借去体验”，谁也不会不识趣地再要回来。 有一年，他去拜访县里新来的主管煤炭的领导，对方称赞他年轻有为，管理这么大的矿。他苦笑着感叹，情况太复杂了，不是人干的活。对方说，那不然卖了吧。 他没放在心上，但对方后来又反复提起，并总以各种理由要求煤矿停工，他才明白惹上了麻烦。后来他通过人脉找到市里领导，才算解决了危机。“气得我都哭了，恨得咬牙切齿。当时真是很想杀了他。” 他小心翼翼地应对着各方关系，养成一个不得已的习惯，每接触一个人，总会习惯性地怀疑对方是不是想算计点什么。 因为担心人多眼杂招惹是非，他约人吃饭谈事很少在县城，而是去省会太原。“内忧外患，有些人就跟永远喂不饱的狼一样。” 但总有躲不过的灾祸。有一年，他拉了一批采矿用的炸药，车上矿山不久便来了警察说接到举报，把他和两个手下押到了公安局。有名警察是他的中学同学，看他关在铁门里，递给他一箱方便面。他跟同学开玩笑说，你小子干什么，不想让我走了？同学叹了一口气：我能给你做的就是这些，其他你自己想办法。 朱新宁想方设法疏通关系，关押了一个星期才重获自由。私运炸药在当时煤矿上是常事，他想不通为何偏巧查到自己头上。“心里那感觉真是憋屈。好多事别人都能摆平，我怎么就摆不平？” 他也时常感受到亲情的撕裂。总有亲戚会安排子女来他的煤矿上做事，他抹不开面子，只好答应。有人瞒着他偷拿回扣，有人将矿上的公车据为己有。他有时会为这些事生气，对方反倒觉得他刻薄吝啬。 十几年里，煤矿上也有过事故，出过人命。有一年煤矿发生瓦斯爆炸，死了三个人，五六十人的救援队忙了四天四夜。有一年，矿工在300米深的矿井里窒息身亡。朱新宁起初感到恐慌愧疚，夜里睡不着觉。 第一次死亡事故是一个工人触电而死，他开车把尸体拉到医院停尸房。到停尸房门口，他下了车，想先把门拉开，把尸体扛进去。但摸到门把手的一瞬间，他突然怕了，转身就跑。 后来有一次，他在殡仪馆看到一个刚满18岁的女入殓师面无表情熟练地处理尸体。他忍不住问，你这么小的年纪干这个工作，你就不怕吗？女孩说，人已经死了，有什么好怕的。 后来，朱新宁也不怕了，开始变得麻木。一天睡十几个小时，却总觉得迷迷糊糊提不起精神，不停怀疑自己经受这些事究竟是为了什么，是否值得。 2006年，一家国企想将他的煤矿整体收购。朱新宁和家人为此起了争执。“他们觉得有这么大一个企业在，他们脸上都有光，不同意卖。但是我自己受不了了。整个压力在我一个人身上背着，受苦受罪他们谁知道？” 仔细计算了煤矿储量和当时负债，朱新宁开出2.8亿的价码。经过几轮谈判，对方只愿出2.6亿。僵持不下时，朱新宁急了：将来你就算再多出两亿八，也买不了我的矿。 当时他只是情绪上来了，随口说说。没想到两三年后，竟然成了真。 伴随着煤价上涨，黑煤窑遍地开花，矿难频频发生。山西省不停颁布措施关停非法煤矿，抬高开采门槛。减产的结果是供不应求，煤价进一步上涨。 一轮又一轮的如此循环中，到了2008年，朱新宁觉得难以用语言描述那时的疯狂躁动。“煤价当时是按小时算的，前一小时和后一小时都不一样。” 为在这场财富的狂欢盛宴中多抢一杯羹，煤老板们忙于组织各种酒局疏通关系。当时组一桌酒席，单是酒水就要花掉八九万。朱新宁从年轻时就厌恶这一套，觉得推杯换盏间说的全是言不由衷的场面话。 但他一边觉得荒唐，一边还得努力张罗。行业里人人如此，不做就得出局。“当时的社会风气就这副样子，你怎么办，你不随波逐流怎么办？我痛恨死了。” 那段时间，银行户头上的数字以每天几百万的速度往上跳，半年的收入超过了之前十几年的总和。他一次性偿清了所有债务，却反倒开始失眠，命运的突变让他感到恐惧。他觉得自己像是大海中的一只小船，轻飘飘的，被巨浪瞬间甩到了高处。潮水会在何时退去，会把自己甩向哪里，他心里没数。 命运的震荡比他想象的还要剧烈。随后一年间，敲诈、自杀、转让、逃离，接踵而至。“那个时候，你真的明白了什么叫做身不由己。” 05 煤老板因时代的潮水生发，也因时代的潮水消亡。轰轰烈烈的煤炭重组过后，煤老板作为一个群体性概念，已然不复存在。但作为个体的人生还在继续，煤老板们手握巨额财富，开始走进人生的下半场。 比起朱新宁，黄治华更早一步告别了煤炭生意，也更早一步开始尝试转型。朱新宁带着无奈来到北京时，黄治华已在这里生活了两三年。离开煤炭后，他先在上海做了一阵水处理生意，随后将业务发展到了北京。 他将住处选在五道口华清嘉园，清华科技园的对面，想在这里多学习现代商业知识，跟上时代的步伐。回头望去，煤炭在他眼中变成了一门太依赖人情的简单生意，论起商业逻辑，粗糙到几乎不存在。 在清华附近住久了，他觉得这里规则简单透明，富有秩序，遍地都是充满激情与想法的年轻人，只要有才识，人人都有机会拥有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与之相比，在山西做煤炭，是生活在一个血腥复杂的丛林社会里。 他想跟上时代的风潮，做一些“更高级的生意”。他泡在清华旁听与商业相关的课程、讲座，发现时代的风向变了，人们很少讨论传统实业，热衷的都是互联网项目。他所住的华清嘉园当时已经有了“民间硅谷”的称号，美团、快手、暴风影音等公司都诞生在几十平米的民宅里，卧室休息，客厅办公。在这个环境里呆久了，黄治华也跃跃欲试。 他当时感受到的另一大变化，是昔日的同行们告别煤炭之后开始大量涌入北京。他们接连买下房产，有时也会叫上黄治华帮忙参谋。 一次，一个陈姓煤老板叫他一同去看五道口的 one 小区。陈对小户型不感兴趣，只看三百八十平米4室3厅3卫的大房子。黄治华觉得他只是过过眼瘾，毕竟已在西城海淀买了好几套房。但他没想到，陈二话没说，付了钱。 这只是个开始。陈马不停蹄地又买下十几套房子。为了打理自己和其他煤老板朋友们的房产，他后来甚至专门开了一家房屋中介公司。 黄治华半是吃惊，半是理解。他觉得这是内心压抑太久后的一种报复性释放。“说白了，煤老板们过去有的是钱，但其实没什么尊严。都是跪着挣钱，九死一生过来的。现在解脱了，就想站着把钱花了。” 初到北京，煤老板们除了买房无所事事，总是找黄治华喝酒聊天。时间久了，黄治华察觉到他们对新环境的焦虑不适——在北京这座巨大的城市里，他们骨子里还是缺乏自信，甚至有些自卑，不甘于无所事事，却又欠缺开启新生意的决心：大生意看不懂，没勇气尝试；小买卖看不起，觉得来钱太慢。 于是，只好一套接一套地买房。 黄治华懂得那种恐慌的心情——当人的心智发展跟不上财富增长的速度，钱对人反而构成了困扰，甚至会引发灾祸。那种滋味，他体会过。 他不愿看到自己的命运在朋友们身上重演。他生出一个想法，把煤老板的钱聚拢起来做些事。一次在五道口电影院旁边的饭馆一起喝酒时，他一开口，大家纷纷表示早有这个念头。 煤老板们对于向只有一个要求，能很快赚钱。黄治华起初打算开几家烤鱼店，但总觉得有些无趣，缺乏兴奋感。但就在启动前，他在五道口的酒吧里听说王兴要再次创业做一个团购网站，登时来了兴趣。 2005年，王兴正是在华清嘉园创立了校内网，迅速蹿红，又迅速卖了出去，从此成了五道口创业圈子里众人关注的明星。黄治华打听了一下团购的业务模式，坚信这个项目能够激发股东们的热情——每成交一单，就收一单钱，简单直接，跟卖煤很像。 对团购产生兴趣之前，黄治华看过不少互联网创业项目。那时挂着的名号在中关村的创业沙龙上发发名片，在清华北大的 BBS 上写几个帖子，商业计划书就会如雪片般飞到邮箱里。但他全部否决了，因为短期内赚不到钱，没法说动煤老板们注资。 但他觉得团购不一样，认为即使是王兴也未必是自己的对手：一是团购涉及实体贸易，与煤炭生意有类似之处；二是资金优势，王兴把校内网卖了多少钱，坊间说法不一，但黄治华觉得任何版本都跟煤老板能投入的钱不在一个量级。 然而煤老板们听不懂他的讲解，互联网离他们过去的生活太远了。黄治华连讲了三天，他们还是将信将疑，便请在北京参加国学培训班的县领导帮忙拿主意。 这是煤老板做事的典型心态：只要领导点头，事情就能做，哪怕事情跟领导没关系。 中国人民大学校内的一间酒店客房里，领导坐在床头，黄治华抱着笔记本电脑坐在床尾，四个煤老板站在一旁。黄治华讲了一个多小时，领导说，这事能行，弄吧，赔了就当玩了。 四个煤老板来自同一家族，年龄最大的名叫唐虎。领导一发话，唐虎带头表态，其他人跟着附和，事情就这样定了。 敲定资金的过程中，王兴的美团已经上线，其他类似项目也纷纷上马。黄治华最初的想法是挑选好项目纯。他住在华清嘉园5号楼，跟6号楼的一支团队谈，对方开价三百万占15%股份。黄治华心里盘算一番，决定自己搭队伍干，成立了阿丫团。
黄治华 起步顺风顺水。黄治华当时的判断是，阿丫团不缺线下拓展能力，也不缺钱，唯一的短板是技术。但在中关村五道口一带，只要开得起高薪，招程序员从来不是问题。与潜规则密布、凡事都要依赖关系的煤炭行业相比，这一切让黄治华觉得简单、透明，富有效率。 黄治华亲自上阵，给线下拓展人员做培训。环五道口区域是各家团购网站相互较量的最前线，阿丫团一度占据上风，经常将对手已经谈成的订单抢过来。 黄治华觉得这是做过煤炭带来的优势。“干这件事我们太信心爆棚了。线下谈生意签订单这种事情，搞过煤炭的人吃得特别透。公关能力、沟通能力、谈判能力，谁也没我们强。” 很快，阿丫团将办公地点从华清嘉园搬到了北三环华龙大厦，整个团队沉浸在乐观的情绪里。聚美优品当时也在这座写字楼里， 只有两三间办公室。而阿丫团占了整整一层楼，因为唐虎把这层楼买了下来。 上线半年后，有家传媒公司想以三千万的价格将阿丫团整体收购。黄治华问唐虎的意见。唐虎的反应是：我们难道缺这点钱吗？ 新玩家纷至沓来，媒体上开始频繁出现“百团大战”的字眼。黄治华起初很是兴奋，感受到与煤炭风口来临时类似的快感。但后来，他意识到自己当时不懂互联网竞争的逻辑：煤炭的竞争只是赚多赚少的区别，而互联网却是非生即死。玩家越多，竞争越惨烈。 没过多久，价格战来了。黄治华以为这是抢占市场份额的短期行为，不会太持久。但对手们的攻势比他想象的要凶狠得多。有一次他谈定了一笔单价78元的合同，准备原价上线，不赚钱，只走量。但临上线时商家突然撤单，过了几天，他看到别家以56元上线。 “当时觉得简直神经病。卖一单倒贴20多块钱，这不是自杀吗？” 黄治华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跟进。超过一万元的支出都由他签字批准，签一笔，赔一笔。每天对着成摞的申请单，他感到握笔的手指有点发软。唐虎给他打气，没关系，兄弟们有钱，玩得起。 但黄治华还是抑制不住地心慌。无论是速度还是规模，战争升级的程度完全超乎了他的预想，对手的口袋里像是有着花不完的钱。过了一阵子他才了解到，他为手握煤老板的资本而高兴的时候，对手已经开始吸揽的支持。 他开始为有人出三千万收购没有及时出手感到后悔，和煤炭生意比起来，这种竞争实在太血腥。“简直是吃屎般的感觉”，“你有多少钱可烧？煤老板再有钱，能比华尔街更有钱吗？” 资本施展出冰冷残酷的力量，火热厮杀中，战局已渐渐明朗。有一次接受采访时，记者问他，团购的冬天是不是已经到了。他想了想，回答说：现在是秋天，还没到冬天。“其实那会儿真的已经感觉到冷了。竞争已经到那种程度了，全国几千上万家，得烧多少钱进来？想都不敢想，害怕啊！” 2011年7月，他去参加一场互联网。看着团购分会场里密密麻麻的三四百号人，有点透不过气。不一会儿，王兴走上台，高声宣布美团新拿了5000万，还打开笔记本电脑现场展示公司银行账户，现金储备超过6000。 黄治华蒙了。在从会场回公司的路上，他心里不停默念：这游戏玩不起，不玩了。 他随即着手为关停阿丫团做铺垫，停止、裁员、解散地方分站。有一天唐虎过来“视察战况”，却发现办公室变得空空荡荡，人数不足原来的三分之一。 唐虎急了，一脚踢飞了脚边的垃圾桶。“人呢？我的人呢！” 黄治华说：不敢再烧了，烧不起。 唐虎说：有什么不敢的？我再给你备一个亿，够不够？ 黄治华苦笑着，不说话了。 事到如今 ，黄治华觉得当初成立投资公司是正确的，但如果能重来一次，他会拿那笔钱老老实实去做餐饮生意，开几家烤鱼店，绝不会再打互联网的主意。 “有些生意，真不是你有钱想做，就能做得了的。说白了，没那个基因。” 06 来到北京的第一年，朱新宁过着与外界隔绝的生活。他为前些年精力全部耗在煤炭上感到懊恼，甚至发觉自己欠缺基本的生活技能，“原先下面一堆人什么都给你服务好了，几乎什么也不会干。” 他起初适应不了这种落差，雇了一个司机，后来觉得会跟社会愈发脱节，开始逼迫自己学着开车、加油、上网、购物。他主动在亚运村附近的一家心理咨询中心接受咨询，四十岁初来乍到一个巨大而陌生的城市，只有这种方式能让他释放内心苦闷。 当时煤老板们接二连三地来到北京，朱新宁虽不愿意跟人接触，但通过以往搭建的人脉关系，还是打听到不少人的状况。大部分人的选择，都是买房，不停买房。他理解这种选择：煤炭利润太高，赚钱太快，过惯了这种日子，看不懂也看不上别的生意。 朱新宁无所事事，也不想看着钱躺在账户上贬值，便也四处买房。北京、深圳、三亚、香港，别墅、会所、写字楼，一处接一处地买。时间久了，他觉得索然无味：“做实业赚一百万也算有意义，多少能创造些价值。买房就算赚几个亿又怎么样？不过是个数字。赚这个钱一点不值得高兴。” 那时他要解决的困境，说到底，是要找到后半生的活法。做了几次心理咨询，服用了抗抑郁的药物，情绪渐渐有了好转。他开始逼迫自己频繁参加社交活动，想先看看别人怎么活。 最初接触的还是山西人的交际圈，混了一段时间，他发现很多人把自己局限在同乡圈子里，整天喝酒打牌消磨时间，久了感到空虚无聊，找不到存在感，不少人又回了山西。 但即使在山西，想要顺利转型新的事业，也并非易事。在距离山西大同市区70公里的乌龙峡风景区，我见到了50岁的冯学光。山西煤炭改制后，他将挣来的钱全部投在了这里，累计将近两亿。 他强调自己不同于其他煤老板，要做一个有文化的企业家。“煤老板除了挖煤和请客吃饭，还会干什么？人得做点高档的生意。”
冯学光 回到大同后，他尝试把在国学班上学到的“高层次思想”传播给周围的人，但收效甚微。“很失望，别人都理解不了，以为我神经病。” 煤改后第二年，冯学光偶然发现了乌龙峡。在旁人眼中，这里不过是乱石丛生的荒谷，但他却兴奋不已。建设景区的过程并不顺利，仅清理山谷中堆积的巨石就花了两千多万。为了阻止他，妻子先后两次把他送进精神病院，但他依然照旧。
他强调乌龙峡不只是普通的旅游景区，而是他“展示学识思想的福地”。为此他在景区门口立起几十块印满名言警句的展板，还花费近百万元建起两座模仿上海世博会中国樽样式的雕塑，上面刻着“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诗句，中间夹着一个大字，“干”。
他和妻子已断绝关系七年，有人骂他是疯子，他也并不在乎。“价值观不一样的人，多说无益。你得靠思想潜移默化地去影响他们。” 而在北京的朱新宁，则渴望理解适应新的环境。他开始参加企业家俱乐部、上 MBA 班、学打高尔夫球，“融入一些比较精英的圈子”。他起初把姿态摆得很低，很少主动说话，觉得和别人见识能力不在一个层面上。渐渐地，他觉得开始能跟上别人的思路，有能力接上话，才慢慢活跃起来。 他很少主动跟人提起曾经做过煤老板，每逢有人问他做什么行业，他总说，做文化的。但接触次数多了，总会让人知道。 别人通常的反应是：真没想到，那你一定很有钱。他的回应是，有钱算什么？北京有钱人太多了，关键要有思想。为了提升思想水平，他买了不少名人名言的书，一条一条地琢磨。“我就喜欢看这些有哲理的能触动人心灵的东西，特别有帮助。” 和各个行业的人接触多了，他开始尝试投资一些生意。起初没有明确的目标，大江南北各行各业地看，差旅费就花了几百万。在北京的富人圈子里混久了，他觉得鱼龙混杂，并不全是他预想的“高层次”：有人真心实意地经营企业创造价值，有人炒概念混圈子虚有其表，有人属于高端精致的江湖骗子。 “有人说北京集合了全世界最密集的骗子，这话是有道理的。后来我就总结出一个规律，越是办公室富丽堂皇，开好车，戴好表的，这种人越不可信。” 考察过的项目里面，有些他一看就觉得荒谬，例如一个连锁餐饮项目，骑着独轮车表演削刀削面。有些他觉得前景诱人，但又担心受骗，想努力摸清门道，但总觉得只能了解个皮毛。 他觉得归根结底是因为煤炭行业的门道太简单传统，过去十几年的经验都局限在里面，对新事物心里没底。 他尝试过与人合作在天津开发房地产项目，去俄罗斯开采金矿，但都不顺利，或是因为理念不合，或是觉得对方不可靠。后来他决定不再与人。“好几次差点掉进他们设给我的陷阱。说真的，这个社会不能轻易去相信别人，一些东西要掌握在自己手里面。” 摸索了四五年，各种开拓新事业的尝试都没能赚到钱。反倒是刚来北京时买下的房产一直在不停增值，“也不太多，现在市值大概四五个亿。”两相对比，他有些无奈：“这种钱赚起来，脸上实在没有骄傲的资本。你做一个实际的生意，就算只赚一千万，也是个有意思的事。买房就算赚几个亿，又有什么意思？” 07 距离阿丫团关闭下线，已经过去了六年。但黄治华仍然保持着一个习惯，只要有空闲时间，他就会拿起手机浏览互联网新闻。对于时下最火热的共享单车大战的种种细节，他如数家珍。 今年年初，一篇创业者妻子哭诉丈夫辛苦创业七年却没有拿到股份的文章广为传播，黄治华边看边哭。“虽然后来剧情又有反转，但她描述的创业的那种艰辛，我一下子就感同身受了。太苦了，真的太苦了”，他指向自己的鬓角，“你看到了吗？我的头发就是那年开始白的。” 阿丫团运营了14个月，人去楼空，共计消耗了两千五百万。黄治华为此消沉了将近一年。他感叹互联网生意看上去很美，真正投身其中，方才理解其血腥残酷。“煤炭赔了，起码还能留下些 。互联网玩输了，除了一堆服务器，啥都没剩下。” 无奈之中，生活还得继续。那一年他一本接一本地读哲学书，读尼采，读安·兰德，读王阳明，“想弄明白以后的人生该怎么活”。思考宏大命题的同时，他也必须应对日常生计。他提不起精神再启动需要很多心力的营生，正好朋友找他做几笔煤炭运销的买卖，他觉得轻车熟路，便上手做了。 起初，他每月只需花一周在临汾处理生意，其余时间都在北京。后来订单越来越多，到了近一两年，每月在北京只有两三天。一步步地，他从北京又退回了山西，重新成了煤炭商人。 时隔十年后重返煤炭行业，黄治华已人至中年，心境与当年截然不同。那时他为此主动放弃公职，此时却是迫不得已。回到临汾的第一年，他几乎每天晚上都在酒局上麻醉自己。 做过互联网之后，他觉得煤炭生意“实在太简单了，小儿科一样的东西”。阿丫团曾在北京北四环占据了一整层写字楼，全国近十家分公司，员工近千人。而现在，一个助理，一名会计，便足以帮他处理所有的业务。 命运的落差让他焦虑不安。刚回临汾时，他总感到气恼：“回来看哪都不顺眼。在北京那么遭罪，最后不一定能挣多少钱，回来跟以前做煤炭的人一打交道，觉得就你这个水平的人一年都能挣几千万？心里生气。” 煤炭行业的光景，与当年已然大不一样。开采环节已被国有企业占据，民营公司只能涉足加工贸易等产业链下游环节。而在2008年的暴涨过后，市场盛极而衰，陷入产能过剩，煤价连年在低谷徘徊。临汾下辖的一个县最多时有一百多家洗煤厂，后来关的关，停的停，保持经营的只有十几家。 在黄治华眼中，这注定是一门终将消亡的生意，对他而言的意义仅限于谋生。“煤不可再生，总有挖完的时候。以前红火时这楼底下全是路虎、宝马、奔驰，连路边修车的都能赚大钱。”他伸手指向窗外，“你再看看现在什么样子？一片萧条。” 2016年，因为国家颁布政策化解过剩产能，要求煤炭减产，供需关系的改变使得煤价迎来一波久违的上涨。黄治华因此收益颇丰，但他并无早年间的兴奋。煤老板的时代，终究已经过去了，置身于产业链的下游，无论如何，也难以再现往日的疯狂。 煤价的起落，反倒让他有些不安。他觉得这终究是一门难以掌控的生意，太依赖于外界变化，今天可能一夜暴富，明天可能一无所有。煤对人的心性施以诱惑的同时，也抛出了无法回避的考验。并非所有人都有能力掌控二者间的平衡。 在他的视野范围内，有能力掌握平衡的人，寥寥无几。有人去澳门豪赌背上巨额债务，还被人挑断脚筋，有人花几千万投资珍稀木材，后来才发现其实一文不值。有人沉迷女色，换了三个老婆。有人在家中遭遇入室抢劫，颈部被铁链勒住窒息而死。阿丫团曾经的金主唐虎后来不习惯在北京的生活，回临汾办起了私立中学，算是其中少有的能把控命运的人。“说到底，除了当初那些在北京买了大批房产的人，有能力把手头的钱的，真的不多。” 我在襄汾县见到一位黄治华做煤炭运输的朋友。煤改之后行情低迷，他有几年无事可做，建了一座水泥厂，赔了两千多万。我问他失败的原因，他无奈地笑笑：“煤以外的生意，我们搞不懂。如果我知道为什么会赔钱的话，我不就不会赔了吗？” 在北京待习惯了，黄治华在临汾总是感到孤独。虽然成天跟人吃饭喝酒，但能在精神上碰撞沟通的没有几个。少数能和他意气相投的人里，有一位名叫郑强，比他小10岁，父亲在太原做工程生意，郑强16岁时便去了英国留学。 2008年大学毕业回国时，郑强本有机会和他的同学们一样，在北京上海的跨国企业赚取高薪。但现在的他在离临汾市区60公里的山上经营着一家洗煤厂，皮肤晒得黝黑，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郑强在英国读的是信息工程专业，2008年回国时他本想发挥所学，去深圳开一家生产车载仪的工厂。他不想向父亲讨要启动资金，想赚一两年“”再去深圳，便跟朋友借了几百万元建起了洗煤厂。但他没料到，刚一入行便赶上煤炭市场萧条，直到2016年底才刚刚回本。 我与郑强聊着近几年的经历，黄治华在一旁插话说：“他和我状况有点像，都不甘心蹲着赚钱，总想着有朝一日还是得站起来。” “对”，郑强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本来以为蹲一两年就行，没想到一直蹲到了现在。” 回国六七年，功能丰富的智能车载导航成了出厂标配，郑强昔日的梦想已经跟不上科技升级的脚步。对于当年的目标，他已不再抱有期待。“煤炭这行业，挖出来洗洗就卖了，每天都在重复，人没什么长进。不像你们在北上广这种大地方，只要自己肯努力，人可以不停地学习新东西。” “那你将来赚够了钱，还想去深圳吗？”“不去，肯定不去。”他不停摇头。 “为什么？你说过，那边的机会多。”“外面的世界是很精彩，但已经不属于我了。我现在没那么多野心，多挣点钱，生活好点就行。” 黄治华能够理解郑强的想法——背了六七年债务，趁着这波行情先赶紧赚钱是当务之急。而对他自己而言，赚钱无法消解人至中年的焦虑。“我现在很困惑自己应该怎么活，你能理解吗？”他说，“我希望你能把我的困惑写到文章里去。大家都应该思考一下，究竟该怎么活？” 今年夏天，儿子中考结束，黄治华决定把他接回临汾读高中，这意味着他把生活重心彻底迁回了山西。 但他仍会习惯性地每隔一阵到五道口住上几天，他仍然觉得那里是全中国最迷人的地方，汇集了最有活力和想法的年轻人，从不缺乏激动人心的新事物新思想。但过了这么多年，他终究觉得在那儿可以生活，却不适合生存。 “人是有基因的，煤老板有煤老板的基因，互联网有互联网的基因。想蜕变成另外一种基因，太难太难了。” 人至中年，曾经反复念想的“做更高级的生意”的心愿，已经很难实现。一天晚上，他在 KTV 一瓶接一瓶地喝着啤酒，点了一首《追梦赤子心》，嘶吼着唱了一半，突然停了下来，沉默地坐了一会儿。 过了一会儿，他拿着酒瓶半醉着对我说道：“你说我现在这么活着有意思吗？蹲着赚钱肯定不如站着舒服，但你不这样怎么办？你不蹲着，那就得跪着了。” 而如今的朱新宁，在“走了几年弯路之后”，终于感到渐渐适应了在北京的生活。几次不成功的合作投资经历让他意识到，如果无法自己主导事情的走向，便只是在重演经营煤炭时身不由己的感觉。 别人找他商谈合作，很多时候他只是听听，并不多说话，有时会直接拒绝。他不想让别人觉得他只是为了赚钱。“很多人只要开口聊几句，就能听出来他只冲着钱，我现在一点兴趣都没有。人到了这个年纪，没必要再为了钱，和价值观不一样的人搅在一起。” 他渴望实现一直期待的两个心愿，被需要，被尊重。为此他开始调整管富的方式，不再与人合伙投资，开始寻找一些自己觉得有价值并且能独立。最近一年多，他开始与一家高校的校办企业合作，共同组建一家生物医学公司，他出资金，对方出技术科研团队。 尽管不懂得具体技术，但他觉得找到了渴望已久的意气相投的感觉，感受到久违了的兴奋。“这些年见了这么多人，他到底是真的跟你志同道合尊重你，还是只是冲着你的钱，是很容易感觉到的。” 从此以后，他开始从各类社交圈子里渐渐淡出。只要听到八九个人以上的饭局，他都会尽量找借口拒绝，觉得只是浪费时间，说一些大而无当的场面话。曾经的频繁社交是为了找寻存在感填补内心的失落，现在已经不需要了。 他开始渐渐感受到人生前四十年无法体会到的放松自由。反倒是偶尔回山西时，面对相互缠绕过于紧密的人际关系，他会感到紧张不适，住不了几天就想离开。 最近，他开始学唱歌，学弹钢琴。他对效果没有预期，过够了费尽心力摆平各方利益的日子，现在，他只想多留一点跟自己内心相处的时间。 7月末的北京，黄治华约朱新宁一起吃饭。连续好几天，北京都是往年难得一见的凉爽天气，两人在高尔夫球场旁边的草坪吃起了露天烧烤。天南海北地聊了很多，话题最终又回到了煤上。 朱新宁感叹道，煤炭看似成就了山西，但也制约了山西。“成于此，但也败于此。靠煤赚钱太容易了，长期处在顺境里面很容易忽略掉其他的问题。可是煤迟早会挖完，将来的路该怎么走？”他顿了顿，接着说道：“其实人生也是一样。” 一同在场的，还有一位是朱新宁的连襟，如今仍在做煤炭生意。黄治华与他聊得，商议随后找机会一起合作。黄治华问朱新宁，有没有兴趣也一同参与。朱新宁笑着摇摇头：“我对煤炭已经彻底没兴趣了，多少钱我也不赚。” 言谈间，黄治华聊起近几年内心的焦虑。他谈起在临汾的生活看上去其实安稳惬意，生意很稳定，与员工的关系也简单融洽有人情味，但他总是觉得心里有股力量无处施展。“到这个年纪了，赚钱不是难事，但总想着能开心一点赚钱，创造点价值。” 朱新宁笑着举起啤酒杯，劝他放松一点，不要想那么多，享受当下的生活。“四十岁的时候想这些很正常，再过两三年，你的心境又会不一样。” 聚会结束后，我与黄治华一同乘车离开。窗外下起了雨，他的心情有些低落。“朱总这个人，经历了这么多复杂的事情，但说到底还是幸运的，算得上时代的宠儿。”他停顿了一下，“可是，你说他现在每天过得真的开心吗？” 朱新宁理解黄治华焦灼失落的心境。过去二十多年里，他见过了太多煤炭造就的命运浮沉。在他眼中，这黑色的矿石是上天派来考验人心成色的工具，它能让人迅速改写人生拥有财富，也能让人迷失自我，坠入命运的沼泽。经历了起起落落，他觉得自己终究找到了内心的平静，算是一个幸运过关的人。 偶尔，这种平静也会被打破。一个人在家时，朱新宁会坐在电视前消磨时间。他很难坚持看完一些在别人看来“温暖”、“正能量”的节目。看到屏幕上单纯灿烂的笑脸，他总会习惯性联想起自己压抑凶险的往事。看几分钟，他就会忍不住流下眼泪。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责任编辑：《93岁还天天打卡上班，他曾是美国最忌惮中国人，隐姓埋名30年后，活成了中国人的骄傲！》 精选五新闻配图来源：GQ实验室何瑫编辑：曾鸣采访、撰文：何瑫摄影：贾睿视觉：梁爽煤老板，一个带有鲜明时代烙印的群体。自20世纪末期起，煤价随经济勃兴飞速上涨，煤炭储量丰富的山西大地上，数不清的财富神话陆续诞生。但煤炭能制造一夜暴富，也能让人心撕裂变形。对于煤老板们而言，那时的山西充满了改写贫苦命运的机遇，却也让他们感到风险丛生、身不由己。利益空间随着煤价上涨急速膨胀，但并未随之产生明确秩序。缺乏规则的环境中，人们习惯于用金钱与暴力解决问题。巨额利益背后，亦隐藏着不为常人所知的危机。同行踩踏，官员刁难，黑帮勒索……置身于凶险厮杀的丛林中，煤老板们赢得财富的同时，却无力掌控自身命运的走向。煤老板因时代的潮水生发，也因时代的潮水消亡。2008年后，山西兴起轰轰烈烈的煤炭改制重组，煤老板们手握巨额资金从历史舞台上四散离去，各自走进人生的下半场。煤令他们在时代机缘中获取可观财富，也令他们在潮水退去后经受命运落差。这黑色的矿石像是上天派来考验人心成色的工具，如何管理支配手中财富，重新找寻人生的方向与价值，成为后半生无从回避的课题。心性的差异，对时代洪流的不同理解与应对，将曾经相似的人生导往了不同去向。17月初的一个下午，47岁的朱新宁坐在北京西四环外一家高尔夫球场VIP 包房里，猛吸了几口烟，不住叹气。他望向窗外不时飞起的高尔夫球：“你看到了吗？我就跟那些被击出去的球一样，被一步步赶出了山西。”八年前，他的人生轨迹曾险些终结在山西太原国贸大酒店44层。那天中午他和人谈完生意，感觉有些倦了，特意订了一间客房休息。他拉上窗帘，关掉手机，想暂时与外界隔离，哪怕只是几个小时。但他怎么也睡不着，烦心事一遍遍在脑海里上演。光线太黑，空调太冷，在床上躺了一阵，他生出极端的念头，起身打开窗户，想要一跃而下。无论是在太原，还是两百多公里外的家乡县城，他在人们眼中都是成功人士，时代的宠儿。在这个以煤炭为命脉的省份里，他拥有储量上亿吨的煤矿，那是不可再生的资源，也是源源不断的财富。但煤炭能制造一夜暴富，也能让人心撕裂变形。过往十余年，他时常感受命运被煤炭绑架。二十多岁时，父亲带他承包下离村头五公里外的一对煤矿井口，只是为了谋生，让村里人看得起。但后来，同行举报，官员刁难，黑帮勒索，日子久了，终于积蓄到他无法忍受。雇佣多年的包工头突然翻脸，声称掌握了他多年来偷税违法的证据，敲诈他五千万元现金，否则就把他送进监狱。这笔钱他出得起，但他咽不下这口气。几个月前，山西煤价经历了一轮史无前例的暴涨。前一年底他曾许愿煤价能超过600元，好多还一点高利贷。而第二年春节过后，两三个月之间，煤价便飙升到了1600元。这几个月里赚到的钱，超过过去十几年的总和，但他反倒感到不解与恐惧——突然获取与付出不相匹配的东西，表象是幸运，背后很可能是陷阱，甚至灾祸。朱新宁他设想起跳楼身亡后的场景，不忍家人经受人们议论指点，终究还是放弃了。他关上窗户，一步步退了回去。平复了一会儿心情，他语气镇定地打电话叫司机来接他，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他管理着近两千名员工，有时看看下属走路的姿势，就能察觉到对方最近可能过得不太顺心。但对他自己而言，商场就是战场，想在凶险中生存，控制乃至伪装情绪是必备的能力。事后他反复回想起站在窗前的那一幕。他觉得人来到世上走一遭，一要做到被需要，二要做到被尊重。他觉得当时二者都没做到，不甘心就这么死。谈论八年前的这段往事时，他语气平静，眼下的生活和煤炭已经全然没了关系。自杀未遂几个月后，一家国企以近十亿元的价格收走他的煤矿，留给他45%的股份。最近三四年来，他习惯了待在这间包房，其实只是偶尔下场打球，更多是把这里当做与外界接触的据点。当煤老板时忙碌惯了，如今即便无事可做，他也很难习惯每天待在家里。他身形瘦削，习惯穿运动装，很难从日常言谈举止上看出过往印记。他知道煤老板是个让很多人皱眉头的身份，很少主动谈起自己的过去。那些经历有些令人咋舌羡慕，煤价一个月就能翻倍，有些让人提心吊胆，矿难、坐牢、遭遇绑架。27月末的一个晚上，一位叫黄治华的煤炭贸易商约朱新宁一起吃饭。黄治华几年前曾在北京创办过一家叫做阿丫团的互联网团购网站，在“百团大战”中败下阵来，又回到了煤炭的老本行。尽管已经回山西做了四五年煤炭贸易，但他还是习惯性地每个月在北京住上几天。他害怕一直待在山西会跟不上时代的脚步。“临汾的生活太单调了，在北京我能感受到各种各样的活法。”两人聊起离开煤炭行业后的经历。朱新宁从山西来到北京的过程匆匆忙忙，甚至有些逃亡的意味。 2010年春天，一家四口带着几只拉杆箱，住进了北京香格里拉酒店，随后在北京租房、买房、装修，过了整整两年，才算正式安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