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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年新收获，祝各位学子13年取得好成绩！09届毕业的朋友们考研的都通过，工作的都能签到好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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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一中老师经典语录
坤哥：1、淡定！淡定...&& & & & & 2、胸有积雷而面如平湖者，可拜上将军...& & & & & 3. 如果你稍微有点生活经验的话&就会知道这个题.......刘童燕：&&&&所以说水是最重要的&你看&同学们桌上摆的都有水可是没有馒头吧杜：为什么选C（二声）呢？郭富鹏：（课堂秩序乱）你们再闹，我就不陪你们玩啦李刚：你们知道这个题你们为什么不会做吗？&&&&因为你们不是专业人才，&【清清嗓子】：看专业型人才给你们讲超哥（张超）：1胡闹嘛~（乐陵口音）2你俩干嘛啦！（高一二级部整天穿荡的声音）3：你小子不地道（整天对俺们男生说）保子（教务主任赵宝利）：我这个人跟随和的，但我很有个性！小宋：&这个题没意义~&&就这题还需要讲嘛？没必要&&这个题啊，上了大学你就会明白了，不要深究&&这个题没懂啊，没事，咱后面还有一大张这样的题呢&&答案非常详细&&没事，高考不会考这样的题&王宏鹏：拿出金~版~新~学~案。&&&&&&&&&快快快，我就喜欢快！&&&&&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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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高中时也总结过振中的语句，全班传阅，内时候相当欢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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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一中教师李泽刚：平凡岗位上默默奉献自己的青春
编辑：柴晶晶 来源：德州新闻网 时间： 09: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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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者说：教师必须有专业的素养和人文的展示，个人要有良好的综合素质，体现教师的美；同时，要有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从日常的教学中体现老师的素养。
自从踏上三尺讲台以来，他在工作中一直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作为一名数学教师，他对学生都是用爱心去浇灌，用诚心去感化；对待工作用执着去演绎，用汗水去谱写。他就是市一中数学教师李泽刚，他满怀热情，以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用自己的教学成果和自己对学生的关注赢得了学生的称赞和家长的认可。积极探索创新教学模式
作为一名高中教师，李泽刚多年工作在教学一线，治学严谨，成绩卓著。虽已工作多年，成为教学组内的骨干教师，但在教学上未敢有丝毫的疏忽懈怠。每次的集体备课都积极参与，发扬团结协作精神，务求每一次的备课都精益求精。及时提出自己的看法，作为有益的补充，给年轻教师以必要的提醒和帮扶。在需要承担备课任务时，从未有推诿敷衍，必全力以赴，调动自己多年的经验积累并广泛查阅相关资料，务求出精品教案、精品学案。在良好教风的树立上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学高为师，不仅为学生师，也为青年师。
从2006年开始，李泽刚带头提出“把面临的问题变成课题”的教学新理念，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发现问题，然后可以借鉴先进的教学理念，有了好的理论支撑，再利用假期进行反思和学习提高，最后将自己总结出的适合学生的方法回归到实践当中去，对学生的发展起到引导的作用，而老师个人的影响力也会提高。
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张国良老师的《高三城市理科班课堂教学改革的实践与反思》、康荣光老师的《关于农村班“小组合作学习”的总结和反思》等一批学术论文成型，成为教学过程中指导性的理论。目前，这些青年教师都已成为年级教育教学的中坚力量。在每学段结束时，将青年教师教学反思文章和学生的成长体悟文章结集印发，展示师生共同成长的体验与喜悦。这是探索人才培养模式的有益尝试。不断开拓学生管理新方法
作为多年的老班主任，李泽刚在学生的教育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情感。班主任工作是高技术含量的工作。学生的脾性因人而异，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行法则，要做好学生工作就要分析每个学生的优缺点甚至是好恶。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细致的学生工作，开学伊始便通过广泛谈心、互相交流第一时间掌握学生的相关信息，建立学生成长档案，有针对性地安排其班内工作并指导其学习。
除此之外，根据以前班级管理的经验，李泽刚在级部管理中进一步完善了学生成长档案。首先，由班主任在平衡不同水平学生的基础上，建立由任课老师分头承包的“导师制”学生管理制度。导师有责任和权力对学生的学习、思想状况进行监督和指导。在级部管理团队的认真分析后，将学生三年的高中学习生涯根据不同学段进行划分，由学生导师对学生的学段成绩进行跟踪记录和分析指导，并给出自己的评价。该制度的建立，将班主任工作分流，减轻了班主任的劳动强度，规避了班主任一人难以全面细致做工作的问题，提高了教育教学的有效性。通过对学生学习情况的跟踪记录，可以给学生提供一个成长的轨迹，利于学生的自我分析与改进。
而学生的成长记录则从不同方面记录着学生的成长历程，“一方面他们可以在记录上写下他们成长的快乐和烦恼，也能让老师及时发现他们在学习生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而另外一方面家长也能及时了解孩子的动态，从另一个层面上讲，能有效地加强学校与家长之间的沟通。”李泽刚这样说道。建立学生社团 发掘学生自我管理内驱力
学生与教师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对立关系，仅仅依靠教师来管理，可以保证细致却难以做到深入，因为最了解学生的还是学生自己。如何开发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一直是思考的问题。建立优秀的班干部团队是经典的有效的做法，但这些还不够，还应该有位于班级之上能够在班级间进行沟通交流和监督的组织。于是，在李泽刚的倡导下学生社团应运而生。在级部内先后组织成立了星火、青藤社、飞翔者、K13等学生社团。其成员是各班的优秀班干部，其职责是对各班的日常管理进行监督和指导。由于成员素质好，工作热情高，组织管理严格，社团在级部管理中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成为沟通教师和学生的桥梁。学生社团管理机制的建立，在学生自我管理上做了有益的尝试，为学校的健康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自发组织、自主管理的学生社团，给学生们提供了自主发展的舞台，极大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具有共同爱好的学生共同筹划组建社团组织、探讨社团名称、选举社团负责领导、自定章程、设计团旗、团歌、团徽等，每个社团都有例会制度、纳新制度、考核制度，在老师的指导下制定活动计划。”李泽刚这样解释学生社团的工作与活动。
此外，还探索建立了“班主任周会”制度、“班级任课老师碰头会”制度等，不仅做好扎实的管理工作，还积极思考，勇于探索，在新时代的教育管理中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记者 王南
【】【】【】学好外语工作生活环境最重要,毕业几年了差不多把我肚子里面那点英语知识都还老师啦.真的很遗憾!!!也很无奈!_百度知道
学好外语工作生活环境最重要,毕业几年了差不多把我肚子里面那点英语知识都还老师啦.真的很遗憾!!!也很无奈!
时间总是要过去,为什么我不能把现在的时间揪住呢,不求如何对我人生如何成功发展,但愿问心无愧我真的想学好英语?也许将来老了,真的不后悔当初的选择
我有更好的答案
我们上学学那么多东西不都是为了运用到工作生活中吗，希望你好好考虑，祝你好运，而且学到的东西在工作上用到了这样也不算白学，即使觉得自己基础不好也可以利用工作的时候学习更多的东西，毕竟工作不只是赚钱，从工作中学到书本以外的东西比上学学的还要重要与实际光利用业余的时间还是不够的，建议你找个外语相关的工作，那样对你很有督促的效果
采纳率：16%
朋友：乘年轻再拾起你都的东西吧，相信自己啊！
来自：求助得到的回答
1 学英语，单词很重要，要多记些单词，增加自己的词汇量2
多“读“:“朗读”是对于学习语言来说非常重要。可以读一些文章，提高自己的语感3
可以多看一下外国电影，先从一些带有中英文字幕的，尽量模仿电影里的语调、发音，练习自己的口语4
找个同伴一起说英语，在实际交流中巩固自己的英语，提升自己的英语水平
不完全。学任何语言学的不是语言，而是思维。大脑思维对，嘴里出来对，大脑思维好，嘴里出来好。就这么简单。整天思维汉语，却想说出“人模人样”的英语来，能不费劲吗？就是这个道理。也就是说，环境是自己的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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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学毕业好多年，我是艺术专业，大学认识专业老师，后来发现他思想不纯洁，对我很好，我专业不错，我一直没答应他不好的想法，我也发现他和别的女学生有染，后来我毕业工作啦，接触啦社会，对于他就看的更明白，就有了蔑视，这些他都知道，他希望大家都要仰...
我有更好的答案
抛开那些杂七杂八的不要想，你的朋友对你是真心的，他让你留下来是对的，现在找个工作很难的，你要先稳定工作，学习工作经验。毕竟我们以后的日子是跟柴米油盐酱醋茶打交道的。
那么，那些乱七八糟的呢？
有一次，他给我说，他知道我最近吃醋，他不是不管我，是给我自己成长的空间，他是欲擒故纵
我没有跟他接触过，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不过你扪心自问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平日里他的言行举止给你的感觉到底是怎样的，是轻浮的还是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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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直白点，他都要跟你们啪啪啪。然后才肯帮忙找工作！
他为什么不对我不理不睬？原来不会的，有了矛盾，或者别的什么，才这样
有一次，他给我说，他知道我最近吃醋，他不是不管我，是给我自己成长的空间，他是欲擒故纵
你期望高，女强人👍
说的乱七八糟，看都没看明白
只是说的简洁
看不懂(〜￣▽￣)〜
这个故事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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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教师的困惑，钱和自由，我的学生都不缺
木伯按：别按了，无话可说！
镇子里，他是念书改变命运的反例：念完大专一个月赚2000块，抽的烟比学生抽的还便宜。他的存在显示了知识的无用：从投入产出比上说，还不如那些孩子们的父母念完初中就去做馒头。
　2011年8月31日，“阳光小学”的8岁学生张璇午餐后接雨水洗碗。“阳光小学”位于安徽省肥东县陈集乡小魏村，是全国首个民办留守儿童寄宿制学校，2011年时有300多名孩子，清一色是留守儿童。图 | CFP
　　原题：汪老师的无力感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 刘丹青（发自安徽怀宁）　　（本文刊登在第719期《中国新闻周刊》）
　　过了40岁，汪德胜觉得自己教不动了。
　　20年前，他相信自己有改变别人的能力。20年后，他承认自己很无力：每天来到学校，似乎就是为了看这些孩子怎么糟蹋自己。
　　不在乎很容易，在乎才需要勇气。
　　“学生比我有钱”
　　他是江镇初二年级的语文老师。
　　江镇隶属于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安徽一直是劳务输出大省，江镇又是其中的典型，这里出好面点师，青壮年一批一批地去大城市做馒头，这让江镇早早有了“中华面点师之乡”的名声。
　　江镇初中是这个不足4万人的镇子上唯一一所中学。学校不大，3个年级一共有598名学生，其中留守儿童接近九成。
　　只有汪德胜和老师们知道，教育他们是件无比棘手的事。
　　汪德胜和孩子们一样，留在了这镇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要解决。那感觉就好像同样漂在海里，可他却以为自己在给别人扔救生圈。
　　24年前刚入职时，王德胜热情很高，以为自己将面对天真的孩子、求知的眼睛、亲密而严厉关系。但不是这样。空荡荡的镇子里，生活是沉闷而绝望的。这里没有旅馆，没有餐馆，原因很简单：20年来，江镇人只出不进，基础设施毫无必要。种地之外，这里只有两件事：馒头和馒头的周边生意。
　　沿街一个个的蒸笼店外堆满木屑、竹篾，屋里家家都在编蒸笼。到了7月，雨一场连着一场。水混着边角料一起流进水塘，水塘里浮满绿藻、手工业垃圾，人穿着大雨靴拍嗨排＃酱κ桥７嗬
　　他的学生年轻、好动，有股戾气，对老师是试探和挑战的态度：太严厉会恨，不严厉又瞧不起，每一天都要拿捏分寸。他们可以一口气干掉一瓶酒，醒酒了就把厕所隔板捅出一个洞，洞修好又动手拆电缆――汪德胜搞不清他们的恶意从哪儿来。
　　汪德胜大专文凭，抽十几块的“黄山牌”香烟，个子不高，脸黑得像炭一般。他的样子是典型的乡镇教师，不像镇里人那么不修边幅，衣着举止有点“拿着”，说话引经据典，以知识分子自居，真诚负责，清高又无奈，夹在土和洋中间，位置很尴尬。
　　镇子里，他是念书改变命运的反例：念完大专，一个月赚2000块，抽的烟比学生抽的还便宜。他的存在显示了知识的无用：从投入产出比上说，还不如那些孩子们的父母念完初中就去做馒头。
　　汪德胜也瞧不起这镇子。他说江镇是个矛盾的地方：闭塞、脏乱、观念陈旧，没有公共设施，唯独不缺钱。私人的房子都建得很好，室内装修精致，一家一辆小汽车，锃亮地停在泥路上，突兀中带一股横劲儿。
　　1991年起，江镇人就闯出了一条路：去大城市做馒头。早年日子不好过，馒头铺就四五平方米大，只够铺一张面案，白天做馒头，晚上扫掉面粉，躺案子上睡觉。
　　也正是那时，汪德胜大专毕业，专业是师范，分配到江镇初中，他成了镇上的“文化人”，当时的他二十出头，雄心壮志。镇里人外出做馒头，孩子完全丢给老师。当时的学生说，汪老师是真的严厉，为了把学生的行为习惯纠正过来，他让他们背对全班同学，双手按着黑板，自己在后面挥着笤帚打。打完问：“我打你了，不服你告我去!”
　　没有人告他。他在乎这些孩子，孩子们虽小，却能凭直觉感到老师的管教里透着善意。他们跟老师很亲。
　　现在的汪德胜不动手了，也不再是那个“拿工资的”、受人尊重的 “文化人”。江镇也富了。20年来，他们的馒头连锁店开遍了北京、上海、南京、广州，年收入在10万-20万之间已经算低，在镇上要被人笑话的。
　　“我们堵车不比北京差。”江镇人说，“大年初二都不敢开车出去走亲戚的，要么你7点之前走，要是高峰期，8点出门，5里路要走3个小时，11点才到!”
　　现在，江镇富了，腊月放假，家长们回到村里，沿街摆起麻将桌。汪德胜打不起那么大的赌注，站在旁边看，眼见十几厘米高的一摞现金，一会儿挪到这里，一会儿挪到那里。这些在外面辛辛苦苦赚了一年钱的人，看重面子，愿意让人觉得自己混得好，这一切面子都体现在了牌桌上：他们输得快，输得大，输得面不改色心不跳。
　　孩子们站在一旁看，家长烦了，丢过去千八百块：玩儿去!
　　孩子们拿了钱，家长散后，他们上桌搓起麻将来。
　　在江镇的留守儿童是学生中的富有阶层。父母在外务工，赚得多，又因为补偿心理，觉得 “既然孩子不在身边，那就多给一点钱”。 他们是 “馒头二代”，小小年纪身上带着银行卡，卡的另一端，父母一年到头不断地打钱过来。
　　“我们农村孩子，一般星期一到校身上钱多，可到了星期五，这些留守的孩子兜里还能摸出红票子!”汪德胜说。他管不住，只能犯愁：“一个星期三四百块开销，跟大学生差不多，每天买水果就要花掉20多块钱，上课玩儿手机，没收之后三五天又买一部，根本不把没收当回事儿。”
　　父母常年不在，孩子们手上只有两样东西：钱和自由。
　　而这恰恰是小孩子最难用好的东西。
　　“简直就是5+2=0
　　初二是汪德胜最头疼的一个年级。
　　江镇初中的老师们常说，初二是留守孩子们的一道槛。这现象不是只有江镇有。2014年，中国青年研究中心学者张旭东，对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做了调查，调查结果让她惊讶地发现，所有指标中，初二留守儿童数据都是最高的，问题也最大。而在江镇初中，这问题几乎推向了极致。
　　和所有青春期的孩子一样，初二这个年纪上，他们有了模糊的自我意识。这批孩子人格上并不成熟，教育粗浅，到了可以自己思考的年龄，却没有任何教养、价值观上的准备，直接进入了一个躁动、盲目的青春期。
　　汪德胜班上37个孩子，每一个汪德胜都了如指掌。学校是寄宿制，早6点到晚11点，一天17个小时都要老师用眼睛盯着。中午学生休息，他坐在后排趴桌子上补个觉，晚上挨个点床位。
　　他们几点睡，钱够不够用，谁偏食，谁需要老师送蚊香，谁喝酒了，谁在哪一年夏天差点淹死，谁刚刚送去医院洗胃……他统统知道。可他们在想些什么?
　　有一点是一致的：他们都透着股吊儿郎当，自暴自弃的样子，同时又很脆弱，很骄傲。汪德胜相信，他们一定可以被打动，可那个点在哪里?
　　王德胜觉得这些孩子离自己好像有千丈远。他们不信老师，不信父母，不信规矩，气急了汪德胜也会冒出一句：“简直没有底线!”影响他们的，是那些早早辍学，从外面做馒头回来的学长学姐。
　　对孩子们来说，这些学长是在大城市做过馒头，见过世面的，一个月能拿上五六千块，染了头发戴上耳钉，骑着摩托去网吧，这真拉风。
　　周一到周五，老师硬把他们跟外面那个花花世界隔离开：不用手机、不去网吧、早睡早起、不喝酒抽烟、不打群架。到了周六周日放两假天，孩子撒了出去，老师鞭长莫及，他们开始补偿性地喝酒、抽烟、泡网吧。
　　汪德胜指指班会记录，那上面写着：“牢记4?1事件!”3年前的4月1号，3个孩子和一个“社会青年”凌晨2点从网吧回来，开着父母留在家里的摩托车，从下坡急速冲下，迎面撞上一辆农用车，摩托手柄笔直插入第一个孩子的腹内，4个孩子全部死亡。汪德胜从殡仪馆回来后，孩子的惨状在他眼前挥之不去。
　　“周末一回家就放羊了，没人照顾，连安全都是问题，简直就是5+2=0 ! ” 汪德胜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们的一切努力，不过是周而复始地做无用功。”
　　他看不上那些 “社会青年”。而所谓 “社会青年”，不过十七八岁，也是孩子，早早辍学做馒头，走了父母的路。有一个“社会青年” 是汪德胜早年的学生。他至今记得那天早晨：到了上课的时间，女孩的座位空着，女孩的奶奶慌里慌张跑到学校――我孙女找不到了。
　　到处都没有，只有女孩留给奶奶的一张字条。女孩跟一个长她七八岁的男青年私奔了，那时她已经怀孕，不久孩子出生，而她才15岁。
　　“他们出去得太早，在外面不适应，受了委屈，又回到镇上来，父母不在身边，又辍了学，无所事事，只能来找学弟学妹。”学弟学妹念不下去，辍学打工，回来再找下一级，如此轮回。
　　爷爷奶奶管不了这些。镇上，孩子们大多出生几个月就被父母丢下，爷爷奶奶多是文盲，带的又不止一个孩子，南方水塘多，到处是沟沟岔岔，到了夏天，门口常有老太太手里攥四五根绳子坐门槛上，每根绳上栓一个孩子。孩子小，怕出事，找个空水桶放进去，或干脆把洗衣机断电，把孩子装进洗衣桶里，桶高爬不出，孩子坐在里面玩上一天。
　　很难责怪这些老人不负责任。当90岁的何氏一步一晃从里屋走出来时，短短三四米的路用掉她5分钟时间。屋子漆黑潮湿，空空荡荡，一条甬道从堂屋向里延伸，通向没有光的所在。
　　何氏现在一个人生活。但她说，这已经是她这段时间里最好的日子，孙子、重孙子放暑假，去城里见父母，她终于不用再照顾别人，从繁重的洗衣做饭中解脱出来。
　　她手里的孩子总是带不完。大儿子出去打工，大孙子送回来，大孙子长大了，二孙子又送回来。二孙子可以打工了，重孙子又送回来。现在手里这个，已经是她带的第四个孩子了。
　　做饭、买菜、洗衣、打扫……这个年纪上，她干不动了。“我就盼着他过几年上大学。”她说，“那时我也死了。”
　　“他帮你吗?”
　　“我不帮他就不错了!他怎么会帮我!”
　　这孩子今年上初二，就在汪德胜的班上。
　　一次孩子跟奶奶吵起来，汪德胜说了他几句，被孩子顶回来：“她是拿了我爸妈的钱才给我洗衣做饭的!”
　　汪德胜愣住了。他隐约感到，这些孩子嘴上不说，但潜意识里都有自卑和被遗弃的心理，觉得别人对自己好不是因为自己值得，而是利益交换的结果。
　　这让他们对老师的善意很抵触。汪德胜试过用那种直接的友善去对这些孩子，比如微笑、语气……可得到的反馈往往是嘲讽和不屑一顾。
　　“开学得回来呀!”
　　几天前，期末成绩发下来后不久，汪德胜接到一个消息：张小宁的爸爸抡起水杯，把他的头砸了个口子，父子俩一句话不说，僵起来了。
　　张爸爸有他的道理：我这么辛苦，到外面赚钱，为了你能有点出息，你却考出这个成绩。
　　张小宁的成绩单上，各科分数从四十几分到二十几分不等。汪德胜说，这孩子不笨，智力可以，但油盐不进，软硬不吃，说好话，他吊儿郎当，说难听的也激不到他。
　　不久前，张小宁把一所小学给砸了。没有任何由头的。他把小学老师办公室的窗户砸烂，跳进去把东西掀了个遍，什么都没拿走。小学老师跟他没有任何关系，彼此陌生，他做这事没有任何目的。
　　这漫无目的的愤怒让汪德胜害怕。
　　孩子们暴躁而脆弱。他曾亲眼看见一个女生上楼时，手臂碰到一个男孩子，男孩回手就扇了女孩一巴掌。对这些孩子来说，碰一下是天大的冒犯，必须打回，一句话、一个手势就可以打破头。
　　他猜测小宁也是类似心理。办公室里，小宁站着，吊儿郎当的样子，这孩子对纪律和有序的东西是那么不信任，以至于他眼睛里那股嘲弄的神气几乎冒犯了汪德胜。看着他那双眼睛，汪德胜突然什么都不想说了，他感到身上的力气被抽空了，反复问自己：“我在做什么?有必要吗?”无数同样的场面叠加在他眼前。他感到这工作最让人丧气的就在这里：没有人感谢你，没有人拿你的帮助当回事儿。在乎他们是可笑的。
　　“早年我上课时，学生跟我亲，我也来劲，一节课下来，自己怎么手舞足蹈，得意忘形的，自己都忘记了。”他笑了，好像在笑自己。“现在有时去上课，黑板都没人擦，我问了三遍，没人上来，我自己动手擦掉，擦掉后简直不想讲课了――我觉得自己在被抗拒。”
　　他甚至不知道该向谁求助。孩子身边只有爷爷奶奶，他们老了，到学校门口接送孩子，见到老师，拍着肩膀嘱咐：“老师，我孩子成绩怎么样，你不要管，随他，我的孩子送学校来就是灌灌水喔。”他们怕老师为孩子表现差找家长，家长又跟爷爷奶奶找麻烦。出了事，爷爷奶奶跟孩子一起瞒老师，瞒父母，成绩单发下来，多数孩子拿起笔，把38改成88，15分改成75分，爷爷奶奶视如不见，由着他们带着去北京、上海见父母。
　　汪德胜觉得自己几乎连最后一道关都把不住了。7月初的期末考试考场外，爷爷奶奶在教室外站着，不停地问他：“老师，我们孩子几点能出来?车票都买好了，能不能让他先交卷，我们要赶车。”
　　老人们盼着孩子早点去父母那儿，“我就能清净几天了。”
　　7月的江镇，一辆一辆长途汽车停在路上，它们直通上海，乘客是这些刚刚交完卷的孩子。他们欢天喜地地上了车，坐上8个小时，当天就可以离开小镇，住进父母的馒头铺。
　　那好比一日之间从人间到了天上。
　　李泽的母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大半年不见孩子，乍一见，觉得孩子跟自己以为那个孩子“不太一样”了。成绩差，习惯不好，刚见面那几天，她出于补偿心理，一味宠着他，可一句话不对，就天翻地覆地吵起来。
　　母亲也寒心：“我这么辛苦赚钱，都是为了你。”气急了就出手打，打完又后悔，送走孩子，想想难受，离得远做不了什么，只有打钱。孩子拿了钱，几天换一部手机，要么就去上网。
　　汪德胜说，爸妈好久不见孩子，一见面就只知道给钱、问成绩，可这两件事都做错了，“父母也没有受过好的教育，根本不懂教小孩。”
　　孩子们享受着父母的照顾和补偿，但不服管：“你平常不在，凭什么出了问题跳出来管我!”他们之间的关系客气而物质化，亲情是有的，但很浅，经不住几句挑剔批评。
　　哪怕在父母跟前，相处时间也很有限。李泽父母凌晨两三点爬起来做馒头，心疼李泽，不吵醒他;八九点父母忙完回去补觉，李泽刚刚起床。他们之间有时差，一般只有中午一起吃个饭，之后全天都是李泽自己逛。
　　孩子去了两个月，看了花花世界，回来时总有些变化：言行举止不一样了、头发长了、染发了、做指甲了……特别那些“读书思想不坚定的”，看到同龄人做馒头已经一个月拿到几千块，回来就辍学了。
　　每次放假，汪德胜都一个一个地叮嘱：“开学得回来呀!一个都不能少。我送你们37个走，开学也得回来37个。”
　　而他心里知道，“一个都不能少”这话，不过是哄哄自己罢了。
　　“不要逼着我不管你”
　　刚放暑假，安徽大学两个学生来做留守儿童调查，被汪德胜推了出去：“你们这些调查什么用都没有!”
　　他接受过很多次采访。记者来了，问话、摄像、调查、报道，“没用――没有一点政策上的支持，天还是这个天，江镇还是这么个江镇，我们还得这么教育，什么都没变。”
　　他拿出一个本子，上面密密麻麻记着他在哪月哪日，跟哪个孩子说了什么，“如果孩子又出事，追究老师，做个记录至少可以保护自己。”
　　他亲眼看到同校老师被免职。课上一个学生不听讲，老师过去问话，学生站起来跟老师厮打，互相都有点气急败坏，老师按住学生后颈往椅子上一推，家长向学校状告老师，就这么免了职。而邻村另一个老师也因为类似的冲突开罪了学生，回家路上，这孩子拉了几个社会青年用砖块砸老师的头，竟打成了植物人。
　　汪德胜说自己真的不敢管了。偶尔也惩罚，但很克制，用自己的手打学生的手，“知道自己用了多大劲儿，他疼我也疼。”他告诉学生：“我只打你三次，这之后就不再打了。不要逼着我不管你――爱的反面不是恨，是冷漠。”
　　他也看看优秀老师都是怎么做的，买了人大附中校长的语录仔细研读。学习新方法：办了一个仪式，让所有孩子宣誓自己会诚信作业、诚信考试，不再抄袭，之后非常郑重地签下名字，这代表宣誓生效，而老师将从此对他保持信任，一旦抄袭，这名字就会被划掉，意味着个人信用体系的崩塌。据说这方法可以唤醒孩子身上的自尊和羞耻感。
　　大家嘻嘻哈哈地签了字，作业照抄，考试照样作弊，名字划掉就划掉了，没有人拿这太当回事。
　　他也学着有幽默感，有意识地跟学生开玩笑。每开一次玩笑，学生就会写一篇日记，内容是：老师今天开玩笑了。
　　他感到孩子们对他那种微妙而试探的心理：他们怕他，也依赖他，又不好意思表现出那种依赖，扭扭捏捏，一碰就会缩回去。有几次，他把孩子叫到办公室谈话，他们话不多，却愿意贴着他站，有几分亲近的意思。他敏感地觉察到了，心里一软。这样的时刻太少，他像个被小动物亲近的人一样，有点感动又有点无措，生怕自己的言谈举动有一点差错，孩子们又跑了。
　　可即便这样的时刻里，他们也从未对他讲过心里话。有时汪德胜想，或许这些孩子对自己的行为根本没有意识，没有思考，他们只是凭着本能行事，几乎没有内心活动。成长过程里，他们很少见到真正好的、高尚的东西，也对这类东西没有敬畏，更少有感动和羞耻。
　　实在搞不清时，他想到身体基因上来：是不是这些孩子身体里缺什么微量元素?书上说缺了微量元素，人格和心理容易出问题，容易躁动。于是用刚学会的教学短信平台给家长群发信息：带孩子查一下微量元素。没有一个家长回复他。
　　他说那感觉就像一拳打在空气上，哪怕有个反弹力，他也觉得自己有那么一点价值。
　　给江镇的留守儿童上了20多年的课，他越来越迷茫了，那是无止境的挫败感。
　　几年前的一个下午，他班上一个男生惹了事，被隔壁班学生揪住了打，他本能地冲上去，挡在打人的学生面前，对方一脚踹过来，正踢在他腿上。
　　那一脚力道很大，踢完汪德胜自己也蒙了。教书这么多年，被学生打，而且打这么重，在他是头一回。他的学生站在身后，有点儿错愕，有点儿领情，但又为自己受到的感动不好意思，本能地抗拒着。有那么一瞬间，汪德胜感到这孩子心里面的东西似乎有点松动。他一句话没说，带着孩子回了班级。
　　这之后，莫名其妙的，这男孩好像换了一个人，那改变是默无声息的，一种从未声张的默契在他们之间发生――谁也不知道，甚至这两人之间，也再没就这件事说过一句话。
　　次年元旦，汪德胜查寝室，这孩子突然从上铺探出头来，挠着头，咧着嘴，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老师，一年过去了。”
　　汪德胜马上明白了他在说什么。他像对待一个成年人那样点了点头，表示他明白了他的话。
　　这一年深秋季节，中考前的一天，他拨通了孩子父亲的电话：“他进步了。”他告诉男孩的父亲。电话里他听到北京呼呼的风声，父亲沉默了一会儿，用异样激动的声音说：“我正在路上送馒头，三年了，我第一次听到这孩子有进步。”
　　电话那端，父亲哭了。
　　他试着用同样的心思对每一个学生。班上一个孩子成绩好，头脑聪明，但习惯不好，总打架，他对这孩子格外留心也格外严厉，处处提要求，管得又严又细。考试前男孩被一群小流氓盯上。他怕这孩子出事，吩咐全班：有任何人来打他，男生抄家伙，女生哪怕把书丢过去，无论如何也要给对方一个信号：我们这儿不是他们可以随便欺负的。他像护着一棵草似的把这学生送上车，担惊受怕地看他进了考场。
　　男孩考得很好，进了怀宁县一所很好的高中。一年后，在家乡的小路上，汪德胜意外遇到了他。两人迎面撞见，这学生一个招呼都没有打，就这么走过去了。
　　汪德胜愣了，这才意识到，自己那过于苛刻严厉的管教，也许在男孩心里早落下了影子，可他沉浸在自己那一套 “都是为了你好”的逻辑当中，以为自己做的一切，是在对这孩子行善。
　　这一个打击非同小可，汪德胜心里的很多东西，都随着这孩子的冷漠眼神而一起崩塌了。
　　现在，汪德胜学会了不打孩子，不过于严厉，并开始记笔记：厚厚一本谈话记录上，他的每一个行为，每一句话，都符合素质教育的要求，不逾越老师的行为规范。
　　在江镇采访的最后一天，等车时一个小卖部的女服务员好奇地拦住记者：我们这里没人来，你来做什么?她听完整个留守儿童的故事，有那么一瞬间，似乎若有所思。
　　这是个1988年出生的，漂亮清秀的年轻姑娘，她说自己虽然年龄不大，女儿都三岁了;干这个售货员赚得不多，一个月才2000块。
　　“至少你可以留在女儿身边呀!”记者对她说。
　　“我这个月末就要走了。”她突然说，笑了一下，“去上海做馒头，孩子已经留给爷爷奶奶了。”
　　（应采访对象要求，所提人名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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