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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惕一些地方私立教育的碾压优势
  近日,不少专家开始质疑幼儿园、小学的私立化。孩子的安全、教育问题,造成了家庭的混乱、家长的焦虑。对待这些舆论困惑社会矛盾,我们不能因噎废食而全面否定私立教育,但是,对于已经发生且逐步扩大的问题,也不应视而不见。
  北大王蓉教授表达过如下观点:在人口收入差距显著的社会中,大量中高等收入的家长可能逃离公共教育体系而在私立部门中寻求更高水准的服务,公立学校特别是基础教育阶段的公立学校逐渐成为低劣质量机构的“代名词”。目前在我国不少城市的基础教育领域已经非常突出,更令人担忧的是,民办学校与公办初中的质量差距越拉越大,公办学校的劣势愈发明显。可以说,王蓉教授的表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下教育现实。
  今年秋季开学初,一篇刷屏的10万+文章《牛蛙之殇》,就清晰地表达了一个上海中产家庭,为了孩子进入所谓四大民办小学的努力与焦虑。这篇《牛蛙之殇》尽管是软文,但是,对照当下中国教育现状,文章中所叙述的入学经历,具有一定的普遍性。那就是,基础教育阶段,尤其义务教育阶段,在一些地方,民办学校教学质量正在取得碾压优势,从而成为众多望子成龙家庭之首选目标。
  这种现象,应该引起关注中国教育走向的有识之士注意。因为,这种倾向,和当前中国教育实施的公办、民办并行的双轨制供给模式有关,而双轨制供给在制度设计层面的一些缺陷日益凸显。
  民办学校之所以发展迅猛,并对公办学校形成领先优势,主要是两个原因造成的:一个是政策层面;一个是机制方面。在政策层面,新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前,对于民办教育没有营利性和非营利性之区分,那段时间,民办学校野蛮生长。地方政府在教育产业化思潮引领下,以及减轻财政压力的现实需求中,在优惠政策、师资输送、学生录取诸多方面,给予民办学校各种支持扶持。虽然国家在制度层面,对于民办教育有着各种管理规范,但是,地方政府的态度基本上是以放活为主,对民办学校的不规范之处,往往无为而治;在机制方面,民办学校作为私立部门,发展过程中充分显现出了私营市场经济主体的灵活性,无论是政策执行、资源获取,还是学校常规管理,都目标明确,身段柔软,韧劲十足。这种灵活性背后,是资本的逐利天性,《民办教育促进法》定位“民办教育事业属于公益性事业”,可是,这种良好初衷,在贪婪的资本面前,有些一厢情愿。应该说,民办学校(幼儿园)的存在,发挥了缓解学位不足、提供优质教育资源的正向作用,但也不可否认,大多民办学校,在承担“公益性事业”责任的同时,追求利润最大化,也是客观事实。
  政策与机制的禀赋差异,使得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在发展过程中,处于不平等竞争状态,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划片录取,民办学校跨学区录取,公办学校就近免试入学,民办学校明里暗里各种“掐尖”,公办学校严格执行学生在校时间规定,民办学校利用寄宿制优势培优补差,如是等等,不一而足。其结果,就是民办学校,主要是义务教育阶段的民办学校经过多年发展,在教学质量和效益上,整体上形成了对公办的超越,并取得了明显优势。其后果,就是对于大多数选择了公立学校的孩子而言,在义务教育阶段,和进入私立学校的孩子,在教育资源占有上,形成了事实上的不平等。于是,在一些地方,私立幼儿园、私立小学到私立初中,然后到优质高中,然后到优质高等教育,环环相扣,私立学校良性循环,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问题进一步放大,马太效应形成,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成为优质资源代名词,公办学校则沦为兜底式低劣教育代名词。
  客观地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产阶层崛起,社会需求多样多元,公共产品多元供给、分层供给,是大势所趋,教育也不例外。是故,中国教育实施双轨制供给模式,实属正常,无可非议。而且,从制度设计层面来看,双轨制供给:一方面,能丰富群众选择,另一方面,能在竞争中促进发展。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教育发展的现实、现状,有些背离设计初衷,群众选择的确丰富了,竞争却开始走向失序甚至失控,潜藏隐患。
  笔者认为,化解中国教育在这一领域可能面对的风险,可从三个方面入手发力:一是制度供给方面,新修订的民促法虽不允许义务教育阶段设立营利性民办学校,下一阶段,各地也将制定出台细化管理措施,但在民办教育机构遍地开花且打法灵活的现实情况下,多头管理的行政现实,恐很难将监管落到实处,所以,如何平衡公办民办教育制度禀赋差异,让两者在同一赛道上公平竞争,是当务之急;二是政策导向方面,应务实强化公办学校质量意识,立德与树人辩证统一,两手抓两手硬,因为,家长在选择教育资源上,是用脚投票的,理想再丰满,现实很骨感;三是动力机制方面,重点是优化绩效工资效用,改革职称评聘制度,以激发公办学校教师活力。
  如是,逐渐形成公办教育主导、民办教育补充之格局,二者相辅相成,才能切实践行以最广大人民为中心的教育发展观,努力为每个孩子提供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整体上降低中国家庭教育成本。陆建国
  (作者为江苏连云港赣榆区教育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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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大畅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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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
——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视角
核心提示:
党的建设历来是同党的历史任务和为实现这些任务而确立的纲领、路线联系在一起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际是执政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实际表现为执政党运用国家制度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的能力的现代化。这要求执政党,一方面在自身建设上,要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党的建设的制度体系;另一方面要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处理好党政、党群和党法关系问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是我国改革与发展历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一,这不仅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也是治国理政理念的重大创新和发展,它必将指引我们沿着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胜利前进,也必将带动党的建设的不断创新。
一、紧紧围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来推进党的建设
习近平日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1]
党的建设历来是同党的政治路线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改革开放30多年取得的重要经验之一就是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我们既紧紧围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来推进党的建设,又通过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要求,即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党的建设的制度体系,既解决好党的自身建设问题,又处理好党同国家政权和社会的关系问题,以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从这一意义上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际是执政党运用国家制度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的能力的现代化,它要求中国共产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也就是&要更加注重治理能力建设,增强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意识,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1]
历史地看,我们并没有一套执政党建设相对成熟和定型的制度体系。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创始人是从革命性的角度论述党的建设的内容的,对于无产阶级政党在夺取政权以后,如何加强党的建设,并没有更多的论述。因此,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执政党如何使自己的决策和运行机制适应执政的特点,如何按照执政的要求建立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恰恰是执政党建设的重要内容。为构建一个更好地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全党须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紧紧围绕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来加强党的建设,提高执政能力,完善决策机制,规范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职责权限,科学配置党政部门及内设机构权力和职能,明确职责定位和工作任务,进一步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责任编辑:焦杨]当前位置:&>&&>&
&&&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围绕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这个根本目标,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深入研究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和新要求,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形成了科学发展观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
  科学发展观有着博大精深的丰富内涵,涉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各个环节,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科技、民族、祖国统一、外交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增添了新内容,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继续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一)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关于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
  必须坚持发展为第一要义。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是坚持科学发展,发展必须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统一起来。
  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
  必须坚持统筹兼顾。坚持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二)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思想。
  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关键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把扩大内需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把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重点,不断调整优化投资结构,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着力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强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海洋经济。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三)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思想。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坚持走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
  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改革完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壮大爱国统一战线,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思想。
  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坚持正确创作方向,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加强和改进新闻舆论工作,推出更多优秀文艺作品,发展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完善文化产品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
  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发展现代传播体系,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加快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构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
  进一步深化文化改革开放,深化国有文化单位改革,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五)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思想。
  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改革开放、民主法治,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全社会共同建设。坚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切实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六)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
  建设生态文明就是要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加强领导,完善机制,构建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做好资源环境工作,把资源环境工作纳入法制轨道,合理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切实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七)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关于中国特色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思想。
  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彻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
  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摆在全部科技工作的首位,以制度创新促进科技进步和创新。加快科技体制改革,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深化宏观管理体制改革,完善科技资源配置方式,加强知识产权制度建设,培养造就宏大的创新型人才队伍。
  (八)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思想。
  按照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相统一原则全面加强军队建设,把以人为本作为建军治军的重要理念,科学统筹军队建设中的重大关系,大力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质量和效益。
  全面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军队历史使命,大力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建设,拓展和深化军事斗争准备。坚持以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为主线,把新型作战力量建设作为军队战斗力新的增长点。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不断加强军队科学管理,坚持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
  (九)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关于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建设的思想。
  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团结一切爱国爱港、爱国爱澳力量,维护港澳地区的社会繁荣稳定,推进“一国两制”的伟大实践。
  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决不动摇,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决不放弃,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决不改变,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决不妥协。
  (十)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关于中国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建设的思想。
  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以和平的方式实现自身的发展,努力促进与各国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各国携手合作,共同构建和谐世界。坚持民主平等,实现协调合作;坚持和睦互信,实现共同安全;坚持公正互利,实现共同发展;坚持包容开放,实现文明对话。
  (十一)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执政党建设的思想。必须始终把党的先进性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来抓,紧紧围绕党的历史使命和中心任务进一步推进党的先进性建设,始终抓好保持和发展党员队伍的先进性这个基础工程。
  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
  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
  以坚定理想信念为重点加强思想建设,以造就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为重点加强组织建设,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为重点加强作风建设,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重点加强制度建设,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上述这11方面相互联系、有机统一,紧紧围绕科学发展这个主题,对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阶段如何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崭新课题作出了科学回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拓展和延伸。这使我们党已经形成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目标、根本任务、发展动力、政治保证、外部条件、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等基本理论更加具有时代性、实践性和科学性,更加体现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发展方向。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仍然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面临着一系列极具挑战性的矛盾和困难。我们必须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完善的制度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真正把科学发展观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强大力量。(周忠高作者为山东省社科联副主席,本文系其主编的《科学发展观重大战略思想述要》(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2年3月出版)一书的主要观点)
责任编辑:张艳
本文相关新闻《中国共产党怎样解决作风建设问题》
来源:江西人民出版社
  一、邓小平论党的作风建设
  作为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在新时期党的作风建设上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针对&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问题,特别是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的新问题,邓小平进行深入思考和分析,作了不少重要论述,对新时期党的作风建设起了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一)&这股风来得很猛&
  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结合修改党章,郑重提出了&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的问题。他严肃指出:&我们党现在确实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这个问题,一九七五年就提出来了,现在还没有解决。三千八百万党员,相当一部分不合格。&所谓&不合格&,除指奉行林彪、&四人帮&那套思想体系的帮派人物外,还包括搞官僚主义、搞特权的人。邓小平在会上强调&注意工作方法,克服官僚主义&,指出&这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迫切问题&。
  关于搞官僚主义、搞特权的表现,邓小平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评说:&一九五八年以后,到处给毛泽东同志和其他中央同志盖房子,&四人帮&垮台后,还搞中南海地面工程,都造成很坏的影响,很大的浪费。此外,至今还有一些高级干部,所到之处,或则迎送吃喝,或则封锁交通,或则大肆宣扬,很不妥当。以上种种严重脱离群众的事情,从中央到各级不许再做了。&邓小平还指出,干部特殊化现象不仅高级干部中有,在中下层干部中也有。日,他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说:&最近一个时期,人民群众当中主要议论之一,就是反对干部特殊化。要讲特殊化,恐怕首先表现在高级干部身上。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高级干部都是这样。我们的许多高级干部是很艰苦朴素的,但确实有些人特殊化比较厉害。这种情况,在中下层干部中也有。如某些公社党委书记,某些县委书记,某些厂矿企业的同志,他们那个特殊化也比较厉害。&&人民群众对干部特殊化是很不满意的。&
  邓小平还敏锐分析了党内出现的新问题,即大量干部卷入经济犯罪活动,并且犯罪情况严重,有很多是大案,有些是集体犯罪。邓小平指出:&现在有些青年,有些干部子女,甚至有些干部本人,为了出国,为了搞钱,违法乱纪,走私受贿,投机倒把,不惜丧失人格,丧失国格,丧失民族自尊心,这是非常可耻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7&338页。邓小平进一步分析说:&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现在的大案子很多,性质都很恶劣,贪污的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的,都不止是什么&万字号&。有些是个人犯罪,有些是集体犯罪。&他告诫全党,&要足够估计到这样的形势&,&这股风来得很猛&,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应该提得更高一点,看得更深一点&。《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02、403页。
  为什么进入新时期后,党风廉政建设的形势在短时间内会变得如此严峻?邓小平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思想作风问题,即少数干部抱着&做官当老爷&的心态,丢掉了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二是制度问题,即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不够健全,同时法制不够完备。
  日,邓小平在一次干部会上痛心疾首地指出:&我们脱离群众,干部特殊化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干部搞特殊化必然脱离群众。我们的同志如果对个人的、家庭的利益关心得太多了,就没有多大的心思和精力去关心群众了,顶多只能在形式上搞一些不能不办一办的事情。现在有少数人就是做官当老爷,有些事情实在不像话!&&艰苦创业,首先要我们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带头。我们不是反对特殊化吗?这是一场严肃的斗争。特殊化不只是部分高级干部,各级都有,各个部门都有。总之,我们一些干部成了老爷就是了。&
  至于造成这种现象的思想根源,邓小平1980年8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分析指出,一些干部&不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公仆,而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主人,搞特权,特殊化&,&我们今天所反对的特权,就是政治上经济上在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权利。搞特权,这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他同时强调:&在思想政治方面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同时,决不能丝毫放松和忽视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对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批判。&&我国经历百余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封建主义思想有时也同资本主义思想、殖民地奴化思想互相渗透结合在一起。由于近年国际交往增多,受到外国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作风、生活方式影响而产生的崇洋媚外的现象,现在已经出现,今后还会增多。&
  (二)&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
  在邓小平看来,思想作风问题固然不容忽视,但制度问题更是一个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问题。这就抓住了关键,体现了邓小平对历史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历史的深刻反思和认识。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前夕便明确表示,&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5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全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82页。邓小平没有将脱离群众的问题统统归到林彪、&四人帮&身上。他冷静客观地指出:&我们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过去是很好的,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林彪、&四人帮&极大地破坏了我们党的这个优良传统。但是,把脱离群众这个问题统统归到林彪、&四人帮&身上也不合乎实际,我们自己也有责任。一些脱离群众的制度,包括那些特殊待遇在内,&文化大革命&前有的已经有了,但远没有现在这样厉害。&《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28页。
  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对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及产生的原因作了深入分析。他说:&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证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长。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他强调:&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邓小平坦言:&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那么,制度上的弊端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邓小平明确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
  邓小平对上述现象逐一进行剖析。他指出,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大问题,其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据回忆,邓小平1992年在深圳与陪同人员交谈时,对&文章太长&、在太多会议上&讲话太多&,甚至重复讲话的人,表示出极大厌恶,说&那些人尽讲屁话!&参见吴松营《邓小平南方谈话真情实录&&记录人的记述》,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3页。思想僵化,墨守成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致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官僚主义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当然,官僚主义还有思想作风问题的一面,但是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
  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集中于第一书记,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变成了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党的中心任务已经不同于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极为繁重复杂,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这个问题要有足够认识,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
  家长制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种陈旧社会现象,它的影响在党的历史上产生过很大危害。从遵义会议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直比较注意实行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生活比较正常,可惜这些好的传统没有坚持下来,也没有形成严格的完善的制度。现在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不应该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搞成毛泽东同志多次批评过的猫鼠关系,搞成旧社会那种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不彻底消灭这种家长制作风,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党内民主,什么社会主义民主。
  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的形成,同封建主义的影响有一定关系,同我们党一直没有妥善的退休解职办法也有关系。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能是无限期的。
  特权现象既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也与制度问题有直接关系。这种现象如果不坚决改正,势必使干部队伍发生腐化。
  在分析上述各种现象后,邓小平指出,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他正颜厉色地强调:&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邓小平在这里澄清了一个重大认识问题,即不正之风、腐败现象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必然产物,只是由于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存在弊端,从而妨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改革的过程也正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过程,但正如邓小平所说,&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各方面的制度,是一项艰巨的长期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在这方面改革没有完全到位之前,由于新旧因素并存,必然会在制度上留下一些空隙,从而使腐败分子有机可乘。这也正是世界各国腐败现象的高发、多发期往往发生在社会转型、体制转轨时期的一个重要原因。1986年9月,邓小平接受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采访时,对方谈到西方投资者抱怨同中国做生意太难,存在房租太高、税收太多以及贪污、受贿、官僚主义等问题。邓小平回答说:&我们正在采取一些有效措施改变这种状况,相信问题可以逐步得到解决。解决了这些问题,还会有新的问题产生,还要加以解决。对领导来说,要摸清情况,采取措施,包括教育干部。&这说明,邓小平对社会变革时期将会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对纠正不正之风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有着充分认识和心理准备。
  思想问题属于主观因素,制度问题属于客观因素。邓小平从这两个方面来解析党风廉政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强调制度问题更是一个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问题,体现了其大局观和非凡的洞察力。胡耀邦也作过相关分析。他指出:官僚主义、特权者不是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本身产生的,中国共产党是反特权、反官僚主义起家的,推翻三座大山,其中有一座就是官僚资产阶级。那么,为什么我们反了人家的官僚特权,自己身上又生了这个脓疮呢?胡耀邦归纳了三点原因:一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影响;二是我们自己有些人欣赏那些东西,追求那些东西,向那种传染病学习;三是我们制度不完善,不严密,有漏洞,被某些人钻了空子。参见胡耀邦《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日、13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60&361页。
  (三)&只有搞好党风,才能转变社会风气,才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关于新时期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性与紧迫性,邓小平是一再讲、反复讲,进行了系统阐述。
  就社会风气和民间习俗的形成而论,&上风下草,上行下效&历来是一种最基本的规律。战国时代,胡服骑射之所以成为赵国的一种时尚,与赵武灵王率先身体力行有很大关系。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谈到了党风与社会风气之间的关系。他说:&为了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首先必须搞好党风,特别是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同志又是全党的表率。如果党的组织把群众的意见和利害放在一边,不闻不问,怎么能要求群众信任和爱戴这样的党组织的领导呢?如果党的领导干部自己不严格要求自己,不遵守党纪国法,违反党的原则,闹派性,搞特殊化,走后门,铺张浪费,损公利私,不与群众同甘共苦,不实行吃苦在先、享受在后,不服从组织决定,不接受群众监督,甚至对批评自己的人实行打击报复,怎么能指望他们改造社会风气呢?&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指出:&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邓小平援引了这段话,强调&只有搞好党风,才能转变社会风气,才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年11月2日,邓小平又专门谈到高级干部生活待遇太宽的问题,认为干部搞特殊化&不单是一个党风问题,而且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成了一个社会问题&,&这样就要脱离群众,脱离干部,甚至腐蚀自己的子女和家庭,把风气带坏了,官僚主义也无法克服&。他强调,&为了整顿党风,搞好民风,先要从我们高级干部整起&,&上面的问题不解决,我们就没有讲话的权利,人们会问,你们自己怎样呢?&
  &只有搞好党风,才能转变社会风气,才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句话言简意赅,深刻揭示了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坚持党的领导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党风一旦出了问题,就会带坏社会风气,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就会降低,甚至会被别有用心的人用来大做文章,从而动摇党的执政地位,动摇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在谈到高级干部生活待遇问题时便告诫说:&人民群众(包括党员、干部)普遍地对特殊化现象(包括走后门)不满意,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个问题闹事。&西单墙&和混在上访人员中的少数坏人就是利用这个东西。&&人们对这些现象很敏感。&《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16&217页。
  基于这种紧迫感,邓小平及时提出了整党问题。
  1980年2月,邓小平明确表示&我们党确实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已见前述。在同年1月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邓小平坦言,&林彪、&四人帮&对我们党损害极大,现在应该说,我们党在人民当中的威信不如过去了&。他号召全党好好研究怎样改善党的领导这个重大问题,认为&不解决这个问题,坚持不了党的领导,提高不了党的威信&。《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68、271页。在同年8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重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就是坚持党的领导。问题是党要善于领导;要不断地改善领导,才能加强领导。&11月,陈云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座谈会上谈了三条意见,第一条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邓小平深表赞同。他在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表示:&要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改进党的作风。现在,我们党在群众中的工作,比&文化大革命&以前是有些减弱,工作方法也有一些粗糙的地方,这些都妨碍党与群众的联系。&&极少数党员、干部的不正之风,非常不利于恢复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我赞成陈云同志讲的,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在1982年4月中央政治局讨论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的会议上,邓小平站在政治高度指出,对大量干部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态势要有足够估计,&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他强调,要在思想上认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把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作为一个长期的经常的斗争,&否则,社会主义道路怎么坚持呀?如果不搞这个斗争,四个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就要失败&。
  在1985年9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邓小平再次强调说,&端正党风,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关键&,&对一些严重危害社会风气的腐败现象,要坚决制止和取缔&。
  在1986年1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邓小平又谈到这个话题,认为书记处整顿作风抓得好,并建议狠抓两年,抓出成效;认为&抓党风和社会风气,没有十年的努力不行&。他分析说,经济建设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
  从上文可以看出,关于在新时期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邓小平的认识是前后一致的,认为党风好坏直接影响到社会风气和社会安定,关系到经济建设的大局,关系到能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随后,针对国际国内形势出现的新动向,邓小平更加深入地分析了党风廉政建设与人心向背的关系。
  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表示:&对这次学生在游行中提出的我们国家中确实存在着的一些弊端,诸如官僚主义、机构臃肿、不正之风等,要重视,要注意解决。&日,邓小平指出:&这次出这样的乱子,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腐败现象的滋生,使一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丧失了信心。因此,我们首先要清理自己的错误,对群众的一些行动要谅解一些,处理时要适度,涉及面不要太广。&6月16日,谈到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邓小平提出要&做几件使人民满意的事情&,其一是&抓紧惩治腐败&;强调&惩治腐败,至少抓一二十件大案,透明度要高,处理不能迟&。邓小平说:&在这次事件中,没有反对改革开放的口号,口号比较集中的是反对腐败。当然,这个口号在某些人来说是一个陪衬,其目的是用反腐败来蛊惑人心。但对我们来说,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新的领导要首先抓这个问题,这也是整党的一个重要内容。&他语重心长地叮嘱说:&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3&314页。
  (四)&抓精神文明建设,抓党风、社会风气好转,必须狠狠地抓&
  基于这种紧迫感,邓小平从改革开放初期起,就一直在积极地推动党风廉政建设。他认为导致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滋蔓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思想问题,二是制度问题。因此,他治理腐败的思路也与此相对应:一靠教育;二靠制度,尤其是法制。
  针对干部队伍中存在的思想问题,邓小平大力提倡恢复和发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决定恢复其职务的中央全会上,邓小平郑重表示:&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员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正是本着这种信念,他在日的干部会上指出:&现在需要全国的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起模范带头作用,把我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作风很好地恢复起来,坚持下去。&&不要&做官当老爷&,要反对&衙门作风&,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些根本的思想观点,现在我们还是应该按照这些思想观点去办事。&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力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邓小平据此进一步阐述道:&我们的历史经验是,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关心群众。只要你关心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不仅不搞特殊化,而且同群众一块吃苦,任何问题都容易解决,任何困难都能够克服。&&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因为经验不足,会面临多方面的困难。&&这些问题,归根到底,只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走群众路线,才能够得到解决。&
  1979年9月,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第一次使用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概念,提出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同年10月,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作了类似表述。1980年12月,邓小平详细解释说:&所谓精神文明,不仅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邓小平强调:&要教育全党同志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没有这种精神文明,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党和政府愈是实行各项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负责干部,就愈要高度重视,愈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否则,我们自己在精神上解除了武装,还怎么能教育青年,还怎么能领导国家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赞许&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个人服从组织&、&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口号,认为这些是&庄严的革命口号&,并引述毛泽东&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一语,列举了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他强调,&如果一个共产党员没有这些精神,就决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要在全体人民中间大力推广这些精神,&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7&368页。
  日,邓小平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阐述了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之间的辩证关系。他指出:&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他强调:&当前的精神文明建设,首先要着眼于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后来,他又一再强调:&&&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坚持这个传统,才能抗住腐败现象。&《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0页。&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提倡艰苦创业精神,也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6页。
  除了大力提倡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倡导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外,邓小平还十分重视制度建设特别是健全法制。
  在邓小平等中央领导集体的推动下,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包括设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制定《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作为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过渡办法,倡导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等等。
  与此同时,邓小平一再强调要奉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方针,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要刹住经济犯罪活动这股风,&对有一些情节特别严重的犯罪分子,必须给以最严厉的法律制裁&;&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不仅是今年一年的事情,现在是开个头。开头要有点声势,这样至少可以挽救一些人,包括那些自首投案的人。如果我们没有点声势,拖拖拉拉,下不了手,还会有大批的人变坏,包括一些老干部&。正是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提出了&要有两手&策略。他说:&我们要有两手,一手就是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就是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没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这一手,不但对外开放政策肯定要失败,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也肯定要失败。&
  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再次强调:&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他严肃指出:&抓精神文明建设,抓党风、社会风气好转,必须狠狠地抓,一天不放松地抓,从具体事件抓起。&&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因为这些人影响大,犯罪危害大。抓住典型,处理了,效果也大,表明我们下决心克服一切阻力抓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他还指出:&对严重的经济罪犯、刑事罪犯,总要依法杀一些。现在总的表现是手软。判死刑也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教育手段。&
  同年3月28日,邓小平在与外宾交谈时,明确表示用法律和教育这两个手段来治理不正之风。他说:&我们现在搞两个文明建设,一是物质文明,一是精神文明。实行开放政策必然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影响我们的人民。要说有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我们用法律和教育这两个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只要不放松,认真抓,就会有办法。对贪污、行贿、盗窃以及其他乌七八糟的东西,人民是非常反感的,我们依靠人民的力量,一定能够逐步加以克服。&6月2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再次强调:&纠正不正之风中属于法律范围、社会范围的问题,应当靠加强法制和社会教育来解决。我们要把经验好好总结一下,使这方面工作来一个改善。&他还深入阐述了分清党纪、国法界限的问题:&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活动中属于法律范围的问题,要用法制来解决,由党直接管不合适。党要管党内纪律的问题,法律范围的问题应该由国家和政府管。党干预太多,不利于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这是一个党和政府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政治体制的问题。&&现在从党的工作来说,重点是端正党风,但从全局来说,是加强法制。&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意味深长地说:&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日&2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9页。
  邓小平高度重视依靠人民的力量来整治不正之风。在1980年8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便明确提出:&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
  邓小平充分意识到党风廉政建设的艰巨性、复杂性,注意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冷静反思。日,针对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不力的情况,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现在对这个问题,我们的思想并没有完全统一。有一部分同志遇事手软,下不了手。为什么下不了手?思想上没有认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只当作一般性质的问题来对待。&日,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就全国来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效果还不够理想,&主要是全党没有认真重视&。次年1月17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邓小平再次对查处腐败案件不力的现象提出严厉批评,认为&现在总的表现是手软&。1989年政治风波前后,邓小平又作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他说:
  我们最近十年的发展是很好的。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0页。
  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会丧失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这个关我们必须过,要兑现。&&要雷厉风行地抓,要公布于众,要按照法律办事。该受惩罚的,不管是谁,一律受惩罚。《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7页。
  八十年代初建立经济特区时,我与广东同志谈,要两手抓,一手要抓改革开放,一手要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就是两点论。但今天回头来看,出现了明显的不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得不好。讲这点,可能对我们以后制定方针政策有好处。《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6页。
  动乱给我们上了一堂大课。多年来,我们的一些同志埋头于具体事务,对政治动态不关心,对思想工作不重视,对腐败现象警惕不足,纠正的措施也不得力。腐败现象很严重,这同不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关系。《我们有信心把中国的事情做得更好》(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5页。
  这些论点振聋发聩,发人深省。
  邓小平还多次强调,党风廉政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必须常抓不懈。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我们说不搞运动,但是我们一定要说,这是一个长期的经常的斗争。我看,至少是伴随到实现四个现代化那一天。&日,他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强调说:&开放、搞活政策延续多久,端正党风的工作就得干多久,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活动就得干多久,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要贯穿在整个改革过程之中,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开放、搞活政策的正确执行。&日会见李政道教授时,又表示:&我们要反对腐败,搞廉洁政治。不是搞一天两天、一月两月,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
  基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邓小平对搞好党风廉政建设充满信心。1985年9月,他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明确指出:&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他在晚年还说了一句很有分量、意味深长的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第1363页。按:&四个坚持&指四项基本原则。&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这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最末一句话,是他老人家对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谆谆嘱托。
  以上重要论述,构成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新时期党的作风建设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
责任编辑:阮玉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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