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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别研究国际学术会议” 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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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描述：妇 女研究论丛Collection of Women’s Studies2009 年 7 月第 4 期 总第 94 期July. 2009No.4 Ser.No.94由复旦 —密西根大学社会性别研究所主办，复旦大学历史系协办的 “社会性别研究国际学术会议 ”于 2009 年 6 月 26- 29 日在复旦大学举办 。这是中国社会性别研究领域的一次盛会，汇聚了来自中国两岸三地 、美国 、英国 、德国 、加拿大 、日本 、韩国 、新西兰等国的 180 余名专家 、学者和研究生，其中来自海外的学者占近一半 。与以往类似学术会议相比，跨国与跨学科的对话与交流是本次大会的最大特点 。首先，会议的组成人员非常多元，不再局限于中国学者或海外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 。参会学者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分别来自中国两岸三地 62 家高校和科研院所从事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的专家学者，一部分是海外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第三部分是国外从事妇女和社会性别研究的学者 。这是一场不同地域国家 、不同种族文化 、不同性别的学者的大联合 。参会人员的多样化，也就带来了研究焦点与讨论议题的多样化 。4 天的会期包涵了 2 场全体大会 、29 个专题论坛 、2 个圆桌会议 、1 个教学工作坊和 2场纪录片展映 。话题涵盖社会性别与文学 、历史 、哲学 、医学 、人类学 、法律 、公共政策 、民族 、教育 、媒介等诸多领域，与会者就移民 、家庭暴力 、妇女劳动 、父权制在市场化中国的表现 、市场转型与家族角色变迁 、妇女的法律人格 、社区权力 、妇女刊物 、社会性别与社会主义等专题展开热烈讨论 。不少论坛主题往往是来自不同学科背景和不同地域背景的学者共同关注的话题 。6 月 27 日上午，来自美国宾州州立大学（ PennState University） 的著名殖民地历史学家马力纳里尼 ·辛哈（ Mrinalini Sinha）教授作了题为 “如何以全球视野思考社会性别 ”的大会主题报告，对国际学界全球化的思潮提出反思，尖锐地指出当下的社会性别研究需要 “一个全球视野，而不是仅仅在全球语境下去研究社会性别 ”，提议要彻底地将社会性别这一概念 “历史化 、充分将其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 ”。并提出了未来更大的理论可能性：探索更为开放的社会性别概念，进而避免象现在很多女权主义研究那样，不自觉地简化或者倒退回男性 / 女性的二元对立的认识中去 。而本次大会正是对辛哈教授这一倡议的一次具体回应，希望通过更加多元的学术碰撞，对中国的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展开更历史 、更具体的探索，更加具有全球的视野 。大会的全体会议以 “女权主义干预行动 ”为题，从艾滋病防治中的 “性和社会性别 ”话语（云南省社科院，赵捷） 、民族地区的社会性别研究与学科建设（新疆大学，刘云；广西财经学院，黄约） 、2 个基层妇女参政的个案研究（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政策倡导项目，中央党校，李慧英；促进农村妇女参政项目，陕西“社会性别研究国际学术会议 ”综述陈 雁（复旦大学 历史系，上海 200433）作者简介： 陈雁（ 1973-），女，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研究方向：社会性别史 、中华民国史等 。中图分类号： C27 文献标识： A 文章编号： （ 2009） 04-省 妇女研究会，高小贤）和跨界的合作（湖南商学院，骆晓戈）切入，展示了近 20 年来中国各地 、各层面的女权主义干预行动及其理论思考，在会议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在随后的两天半分会场研讨中，主要围绕以下主题进行讨论：1.社会性别与中国历史复旦大学历史系是会议协办方，因此，本次大会在议题的组织上，对妇女史与社会性别史领域颇为用心 。由台湾东海大学许慧琦和复旦大学陈雁 、史立丽三位青年历史学者组成的专题共同关注 “近代中国的道德 、婚姻与性 ”，从话语流变（ 1920 年代中国社会新性道德论述） 到个案分析（蒋宋联姻与黄陆案），进一步拓展了对 1920 年代中国历史研究的视野 。“中日战争中的妇女与公民资格 ”专题的 4 位学者均来自美国，但她们对于抗战时期中国妇女史研究之深入 、视野之宽泛出人意料 。列维斯与克拉克学院（ Lewis and Clark College）的葛淑娴 (Susan Glosser)对于抗战时期上海家庭主妇的研究打破了以往相关研究中着力塑造的 “抗战妇女 ”的单一形象 。休斯顿大学（ UniversityofHouston）的丛小平关注 1940 年代陕甘宁边区的抗属婚姻问题，分析在战时和边区的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中，妇女与国家建设的关系 。坦帕大学 (University of Tampa)的李莉思 (Elizabeth A. Lit-tell- Lamb)考察了抗战时期的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如何通过战争完成其 “作中国人 ”的民族身份认同 。弗吉尼亚理工大学 (Virginia Tech)的舒海澜 (Helen M.Schneider) 从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和国民党的战时社会教育项目二个个案入手，探讨抗战时期中国知识妇女精英动员民众抗日的言论与行动 。由哥伦比亚大学（ Columbia University）的刘禾 、高彦颐与纽约大学（ NewYork University）的瑞贝卡(Rebecca Karl)、加州大学大学圣克鲁兹分校（ Uni-versityofCalifornia, Santa Cruze）的贺萧 (Gail Hershat-ter)4 位教授组织的圆桌研讨 ———“前卫女性主义：何震与当代中国 ”，重新发掘 、整理 、评价何震，将她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女性主义行动者与思想家向学界隆重推出，在会场上引起了激烈的讨论 。在 “社会性别与社会主义 ”这一专题中，两位留美的中国学者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布朗大学（ Brown University）的王玲珍提出的跨国女性主义及其对现代中国社会性别研究的借鉴，对于重新审视社会主义中国的女性主义传统与改革开放时代跨国女性主义的影响发人深省 。塔夫兹大学（ Tufts Uni-versity）的钟雪萍梳理了国内对 “妇女能顶半边天 ”这一口号不同版本的 “说法 ”和批评，意在将 “妇女能顶半边天 ”所代表的重要的社会主义文化遗产重新提到议事日程，并引发人们再思考妇女解放在当下的历史条件下的新的意义 。2.社会性别与媒介 、文化在这次跨学科的大会上，不同学科的学者不约而同地将社会性别研究方法与媒介和视觉文化研究有机结合 。在 “社会性别与近代中国传媒 ”专题中，吉林大学的何楠 、日本大妻大学的石川照子和中南大学的万琼华从 《玲珑 》、《良友 》和 《大公报 》3 份中国近代知名报刊入手，分别探讨了近代中国的女同性爱 、媒体与女性表现和纸媒对女子教育的介入 。“社会性别与视觉文化 ”专题选择关注的媒介范围更加宽泛，香港中文大学的叶汉明关注 《点石斋画报 》中的性别，美国密西根大学（ 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王政则从 《中国妇女 》杂志看社会性别与新中国的象征文化，华东师范大学的姜进从故事片 《舞台姐妹 》和同名越剧展开比较研究，看女性和都市上海这两个中心事件是如何被用来承载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不同叙事 。美国立德学院 (Reed College) 的祁珊立（ Lisa Claypool） 将 19 世纪 20 年代上海的画谱研究与性别化的中国现代化相联系，是一项拓荒性的研究 。加拿大约克大学（ York University） 的季家珍(Joan Judge)、美国麦基尔大学 (McGrill University)的方秀洁和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 Ohio State Universi-ty）的安雅兰 (Julia F.Andrews)关注 《妇女时报 》、《妇女杂志 》、《女子世界 》等 20 世纪初期的中国女子期刊，以此入手解析社会性别与近代中国文化生产之间的关系 。而 “媒介与性别表现 ”一组 4 篇论文从理论 、话语分析 、新闻生产等不同角度切入，对当下中国大众媒介的性别表现展开分析，包括复旦大学曹晋的 “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的理论建构 ”、中国人民大学陈阳的 “我国女性新闻生产的性别结构 ”、华东师范大学魏伟和肖婧的 “公共空间的获得：媒体中的80同 性恋形象与话语诠释 ”、复旦大学陈理的 “中文热线电话与中国都市社会青少年反传统的性 ”。“民族国家与性别象征 ”专题更关注在文学领域，民族国家与社会性别等范畴的交互影响 。厦门大学王宇虽然关注的是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日常生活话语，却传达了一个非常重大的课题 ———现代知识谱系中无处不在的性别政治 。上海新途社区健康促进社的钟怡通过分析当代美籍华裔作家的文本 、评论，剖析了种族化 / 性别化的差异如何融入社会性别的多义性 / 暧昧性 。密西根大学的博达伟 (DavidPorter) 将 18 世纪中国外销瓷器与英格兰女性文学相结合所作的比较研究，不仅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性别想象乌托邦，也提供了一个跨国 、跨文化历史研究的成功个案 。在 “重写经典 、重塑社会性别 ”专题中， 3 位来自美国的学者对于古代 、现代和当代中国文学书写的3 个案例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重塑与反思视角 。格林内尔学院 (Grinnell College)的冯进敏锐地注意到当下中国网络世界中非常热门的话题：晋江原创网的耽美同人小说，从中考量当代中国女性的性别身份 。瓦尔帕莱索大学（ Valparaiso University） 的白睿伟(Benjamin Ridgway)对于东坡词中回忆女性历史人物的主题的回溯 相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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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山东理工大学法学院616社会学理论之社会学概论新修考研强化五套模拟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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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秒自动关闭窗口《学术观点创新》
《学术观点创新》日期：
　　焦点 　　 　　中国经济学教育创新不足 　　 　　“中国经济学教育回顾与展望”系列研讨会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梁晶工作室 　　日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认为，中国的经济学教育应该抓住经济转轨所带来的契机，建立适合于中国的经济学教学体系，对中国转轨经济做出恰当的论断；而恰恰在这些方面，中国经济学教育的创新不足。 　　中国经济学教学应该在介绍经济学基本理论、方法和问题的基础上，让学生理解中国经济的独特之处，了解各国经济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分析市场和政府各自作用的优势与局限性。目前流行的教科书并不一定适合中国国情，如新古典增长模型、新增长理论等就不能恰当地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在这个层面上，中国经济学教学面临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去筛选适合自身发展的模型和理论假设。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认为，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增加，解释中国经济的理论可能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热点。而现代经济学的许多理论难于解释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成功和失败，这是中国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理论进行创新，对经济学的发展做出贡献的千载难逢的机遇。中国经济学教育不能仅仅对西方经济学理论进行打包式的阐述，而是需要自己创新。 　　 　　宏观 　　 　　2006年货币政策保持稳健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吴晓灵 　　2006中国金融形势 　　分析预测与展望专家年会 　　日 　　 　　2006年，中国人民银行将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M2的调控目标为增长16％。货币政策的重点有三：第一，适度调控市场流动性，将商业银行的头寸控制在适度水平；第二，在总量调控下优化社会资金配置，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第三，配合有关部门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维护国际收支平衡。 　　其中，维护国际收支平衡有三项政策调整：一是继续调整“宽进严出”的外汇政策取向；二是进一步扩展外汇资金运用方式，变“藏汇于国”为“藏汇于民”；三是有序可控地拓宽资本流出入渠道，稳妥推进对外投资。 　　 　　金融 　　 　　四论国有银行改革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副主席 唐双宁 　　2006中国金融形势 　　分析预测与展望专家年会 　　日 　　 　　国有银行改革方向正确，并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和成效，但存在各种看法也是正常的。目前关于银行业改革的争论，可概括为“四论”，即“安全论”（是否影响国家安全）、“贱卖论”（价格是否贱卖）、“无用论”（引进境外投资者有用无用）和“排斥论”（是否排斥了民营资本）。 　　对于“安全论”，应当认识到，国家绝对控股为安全提供了保障，而高额不良贷款才是最大的不安全。对于“贱卖论”，则要看到，价格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不能简单地讲“贱卖”、“贵卖”；目前的价格是反复谈判力争的结果，从技术分析上看也是合理的。关于“无用论”，我们在衍生产品、代客理财、公司治理等方面都缺少经验，在技术上向境外学习是有用的。对于“排斥论”，要区分资本准入和机构准入，不能笼而统之。在资本准入方面，中国对民营资本从未加以限制，民营资本可以参股、控股；在机构准入方面应取慎重态度，但这并不是针对民间资本的，而是由于银行机构数量基本饱和（当然结构还需要调整），且缺少专门的懂业务会管理的人才。 　　 　　国际 　　 　　北亚、中亚、南亚国家高速增长 　　联合国《2006年亚洲及 　　太平洋经济社会概览》 　　日 　　 　　2005年是北亚和中亚国家（前苏联地区）GDP连续增长的第七个年头。这是1992年该地区转向市场经济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扩张。尤其是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增长率分别达到了20％和11％。除高昂的能源和商品价格驱动，该地区的国内需求也相当可观。 　　由于得到了能源价格上涨的支持，俄罗斯2005年的贸易余额达到了1200亿美元，而2004年这个数字是800亿美元。如果能源价格趋势持续，预计到2010年，俄罗斯GDP将会翻一番。 　　南亚地区引人注目的快速增长，则主要归功于早前所进行的改革和结构性调整。印度私营部门在工业和服务业中都保持了强势增长，巴基斯坦则实现了过去20年中最高的增长率。预计2006年及以后，印度与巴基斯坦都将维持目前的增长势头。
一、尊古不泥古，立于创新1、尊歧黄理论、奠定基础《内经》是我国最早一部详细描写妇女生理特征的医书，《素问·上古天真论》曰“女 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 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庞师认为《内经》中这段 论述，阐明了女性整个生长发育的过程，可分为青年，中年(包括更年期)，老年三个阶段， 每一阶段都有其生理病理的特点。这个思想体现在她诊治妇科病的各个环节中。除了将经旨指导自己的临床外，庞师还将《内经》中唯一一张方剂运用于临床，以验其 效。《素问·腹中论》中有一张专治妇女不育的“四乌贼骨一芦茹丸”，即四份乌贼骨一份 芦茹(茜草)加雀卵为丸，治疗妇女血虚闭经不月(育)病。乌贼骨原为酸涩止血收敛之品，何 以治疗闭经?庞师认为乌贼骨药味咸微温，宗“咸以软坚”之理，有化瘀软坚通络之意，配 茜草活血通瘀，雀卵血肉有情滋补阴血，再佐以“桃红四物汤”等组成“通管汤”。治疗胞 脉阻塞不孕症，疗效颇佳。一年内治疗35例，19例妊娠，妊娠率54%。使经典理论得到进一 步的完善和发展。2、循仲景学说，异病同治庞师有二十三年的中医内科临床经验，在转向中医妇科后，仍能遵循《伤寒》《金匮》 的辨证规律，诊治妇科病，在中药救治“宫外孕”大出血的病例中，患者一是突然大量腹腔 内出血，引起四肢逆冷，脉沉细，面色苍白，休克等症，表现为气随血脱，有亡阳之虞，与《伤寒论》少阴篇中“四逆汤”专治“脉沉细，但欲寐，大汗出，四肢逆冷”之亡阳症候相 似，当异病同治，回阳救逆;二为下腹剧痛拒按，胚破血流，瘀阻下焦，血不循经，《金匮 ·妇人妊娠篇》中桂枝茯苓丸一条明确指出：“经断未及三月，而得漏下不止，前三月经水 利时，胎也，下血者，后断三月血也，所以血不止者，其症不去故也，桂枝茯苓丸主之”. 症痼为害，需用活血化瘀之法，桂枝温散，丹皮凉通，桃仁化瘀，芍药和营，茯苓利导，去 瘀生新，血自循经，故使血止症消;三为气机失畅，腑行受阻，大便不通，有虚中夹实之兆 ，乃应用《伤寒论》少阴篇以“大承气汤”急下存阴之意，用生大黄，枳实等荡涤肠胃，使 气血流畅;四为瘀阻盆腔，极易感染，甚而有痈肿，引起发热，仿《金匮》肠痈有寒者，用 “薏苡附子败酱草”，发热者，用“大黄牡丹皮汤”排脓消散外，加以银翘等清热解毒之药 ，使热退肿消。庞师用以上四法四方治疗六例“宫外孕”大出血的危重病人，竞获成功。其 中一例两次“宫外孕”，已切除一根输卵管，此次保守治疗后，次年怀孕，喜得一子。对于《金匮》中“己椒苈黄丸”一方，本是治疗“腹满、口舌干燥，此肠间有水气”之 症，庞师在治疗“卵巢癌腹水症”患者伴有便秘、腹胀、关节酸痛的，常用此方加黄芪，益 气行水，疏通经络。不仅如此，还将此方巧用于“更年期综合症”，也获良效。一妇人，年 过七七，月水已绝，腹胀满，心烦不得眠，烘热汗出，口干便秘，小溲不爽。庞师分析此主 症为腹胀二便不通，即用防己、椒目利小便;葶苈、大黄通大便，前后分消，二便通畅，腹胀亦消，顿觉身体轻松，再佐以仙灵脾、知母、黄柏等调整阴阳，不日诸症均减。3.取叶氏精粹，融古通今《温病学》对感受四时不同温热病邪所引起的多种急性热病，提出了辨证施治的理论依据， 庞师从父学医，深得许多诊治急性热病的方法和方剂。在产后发热等症中，庞师宗叶氏之法 ，用“温病”之方，治疗产后发热，温热蕴蒸，身热缠绵，胸闷纳呆，中焦浊气不化之症， 庞师喜用“三仁汤”利湿清热，芳香化浊;治疗产后中暑，身热大汗出，口渴引饮，脉大而 数，庞师认为邪入阳明气分，则用“竹叶石膏汤”“白虎汤”清热生津，每每验效。特别是 治疗一例产后剥脱性皮炎，此患者为高龄初产，生产过程中用过许多西药，产后突然高热不 退，始起臀部皮肤欣红白腐，灼热疼痛，继而浑身皮肤绛红而肿胀，面如酱色，西医用药不 效，请庞师会诊，认为且不论何药引起过敏，但观其症，一派邪入营分之象。心烦口干，恶 心呕吐为胃热熏蒸而反逆，庞师谓此病人斑疹隐隐，其色紫绛，为热窜营分，按卫气营血辨 证，营为血之前身，入营必累及血，故清营凉血并进，用“清营汤”合“犀角地黄汤”化裁 ，其中黄连重用9g 煎汤徐服，一日二剂，次日竟热退身凉，一周后获痊愈而归。
作者：奚广庆理论视野 2008年03期　　[中图分类号]D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8)04-0020-04　　2007年初，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中央提出了创新马克思主义学术观点、学术方法，创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概念、学术术语，努力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理化的重大任务。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高度，深刻阐明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的目标、任务、方针和路径。这对于我们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振兴中华，走向世界，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这里，笔者提出几点看法，希望得到学界同仁的关注、讨论和批评。　　新世纪、新阶段，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吸收和借鉴现代社会科学的有益成果，在系统地总结、概括和升华我国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和实践经验，继承和开掘我国丰富历史遗产的基础上，创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完整的学术理论体系和学科教学体系，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首先，这是我们落实十七大关于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任务的需要。当今世界信息化、知识化、全球化进程发展迅速，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广阔推进，日益深化，我们只有在各个层面、各个领域、各个学科上，进行深入系统地研究、总结、概括和提炼，使实践经验不断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吸收现代科学发展的新成果，创新学科体系、学术观点和学术方法，才能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更加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开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　　其次，这是我们推进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变革进步的需要。我们事业的推进发展，总是面临着层出不穷的新问题、纷繁复杂的新矛盾。破解这些新问题新矛盾，生搬硬套别国的理论、公式和做法，是不能奏效的，甚至是有害的。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开拓创新，不断探索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变革及其在各个层面的逻辑和路径，制定有效解决新矛盾新问题的方针、对策、措施和办法，并培养造就大批相应的合格人才，才能持续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最后，这也是我们全面参与全球化，努力建设和谐世界的需要。对外开放，走向世界，是时代潮流，也是我们坚定的基本国策。当今中国，是在广泛开展国际交往、深刻全面推进国际化中发展变革进步的。我们需要积极开拓良好的国际环境，结交日益众多的国际朋友，取得国际社会的更广泛理解和认同。人们看到，西方人、西方学术界阈于其西方中心论的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对于当代中国的迅速发展和深刻变革，不能不产生诸多的误读、疑惑、乃至偏见惊恐。有中国崩溃论，也有中国威胁论，近来又有中国责任论，忽略中国论等等，不一而足。消除这些误读和不解，首要的是靠我们的发展事实和政策实践，同时加强和国际社会及其思想界、学术界的广阔的经常的交流、沟通、对话也是重要的途径。这就需要我们依据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构建起能够和国际学术界恰当接轨和对话沟通的现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这是一个必须完成的艰巨学理课题，也是当代中国学人义不容辞的光荣历史使命。　　由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国内和国外等复杂原因，目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创新和学科建设工作，发展得很不平衡，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特别是还广泛存在着脱离和不适应中国的和世界的迅猛而深刻的发展变革的情况。比如：　　——有些学术著述，不顾当代中国的发展需要，完全用西方社会发展的逻辑和公式，来套解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程，把它们当作解决中国发展各种问题必须遵从的规制和灵丹妙药，制造着种种新的“乌托邦”。如有论者完全无视当代中国历史进程的实际发展，提出在中国实行西方式的文艺复兴运动、民主模式、自由社会之类。或者不顾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变化，无视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固守传统的僵化观点、过时的思维方式，拒斥党的创新理论，否定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方向与道路，主张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上去。实践已经证明，这都不是符合当代中国发展的正确认识。　　——有的学人，不大理会当代中国的独特实践，跟着西方学术的调子走。一些人领军“自由主义”，另一些人则跟着西方的“新左派”观点亦步亦趋，激烈地进行着“西方式”的争论(《进入21世纪的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当代中国研究》2007年第2期)。这种研讨有它的意义，应当开展。问题是如果把当代中国的学术研究完全放进西方学术的框子里，游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开拓的思路，不以中国人民变革社会、建设国家、追赶时代的实践作为历史基础，不下气力继承和开掘自己历史文明成果，进行独立的创造性的工作，那么，中国学人，恐怕永远也不能对现代化国际化的中国社会发展及其规律作出自己的科学阐明，只能跟着西方学术鹦鹉学舌，亦步亦趋。把别人的是非完全当成自己的真理，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只能屈居下手和帮办。　　——面对西方在社会科学方面的强势甚至话语霸权，一些学人缺乏清醒的头脑和独立自主的意识。在我们一些号称“21世纪的教科书”里，在一些大学的课堂和讲座里，西方的或者美国的社会发展逻辑、模式、公式和模型，都不加分析地被作为社会发展的普遍原理来阐明，当作认识和判断当代中国发展的基本公式和根本标准，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观点和科学理念则被边缘化。反映在一些大学生、研究生身上，就是对党的创新理论、自己民族的东西，完全没有了兴趣和追求，热读西方的学术著作成了风气，引述西方的论点和公式成为时尚。　　——概括总结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变革实践，吸取现代学术发展成果，系统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逻辑和道路作出学术概括总结的成果实在太少。我们的一些学科都编写了这个“概论”、那个“原理”，一些学人发表了这个“研究”、那个“思考”，仔细一看有不少是对别人认识成果的复述，或者把别国发展逻辑讲成中国的发展逻辑，把别人的东西加以归纳、拼接和复制，确实很快就写出了厚厚的本子、长长的论文，可是却不能科学回答当代中国发展的实际的和理论的问题，有的甚至提出完全违背客观实际的论断。比如，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问题、矛盾乃至消极腐败现象，进行研究、批评、揭露和抨击都是完全必要的，问题是一些论者按照西方的模式、观点和公式，得出了当代中国只能完全走西方自由主义资本主义道路的论点，或者跟着西方流传的“中国崩溃论”走，把当代中国描绘成“权贵资本主义”，一团漆黑，不可救药，危机四伏，即将崩塌等等。比如，对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和新的社会阶层的形成，需要给出马克思主义的学理解释，可是有的论者全然不理睬毛泽东关于“人民”的范畴、江泽民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的范畴这些基本观点，而依据西方的社会分层理论，提出在当今中国“工人阶级的再形成”(《也谈工人阶级再形成》，《学海》2006年第4期)，“形成了资本所有者阶级”(《回到马克思：对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反思》《社会》2006年第4期)等等论点，而结果把当代中国社会结构说成和西方社会完全一样甚至更加糟糕，成了老的野蛮的资本主义。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前所长王赓武教授，最近也谈到了这种情况：中国政府早已意识到社会科学由欧美学术界主导，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被西方的政治和社会价值观所影响。许多西方学者会使用自己的标准评定中国，指中国这个做得不对，那个不对，这根本没有帮助。中国的当地情况和其他国家非常不同，就算有什么不足之处，不一定根据西方国家的标准来改革。留学西方国家的中国社会科学学者不难发现，他们在欧美吸取的经验固然宝贵，但是也可能成为一种障碍。他们回到中国进行研究的时候，必须根据当地的现实情况，调整研究手法(《联合早报》网日)。　　像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也不断发生教条主义错误一样，在建设现代化的道路上，研究和借鉴西方社会科学成果，建立和发展中国现代社会科学过程中，遭遇这类学术发展问题，看来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我们不必大惊小怪，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在当今这个科学文化创新日新月异的时代，充满机遇、挑战和竞争的时代，西方国家在社会科学上仍然处于强势的时期，抱残守缺，僵化停滞，不思变革，不敢创新，是没有出路和前景的。当代中国学人应当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勇于迎接挑战，勇于开拓创新，独立自主地闯出一条当代中国学术发展创新的新路子，去创造自己的优秀学术成果，造就自己的优秀学术人才，使当代中国学术健步走进国际学术殿堂。这就是我们党提出，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为指导，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观点和科研方法创新的重大意义所在。　　在推进学术创新，学科建设上，我们已经进行着多方面的艰难的扎实的细致的工作。上述表明，诸如机械史观、西方中心论、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思维、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等，仍然是妨碍我国学术创新的一大思想瓶颈。我们需要在思想上精神上，来一个解放、突破、奋起和提升。这也是我们取得成功的一个基本经验和基本条件。当然这是要通过学术的自由讨论的方式而不能采取行政的强制命令的方式来达到的。这里说点一家之言，作为引玉之砖。　　首先，一定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作为研究和创新的理论指南。在一些学人中间，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没有形成气候。一是过去那种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曾经使我们的学术研究受到很大的伤害，造成一些逆反心理；同时一些固守经典理论具体结论和现成公式的人们，还在坚持旧时代的主张，也干扰了对党的创新理论的研究。再者，一些论者认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执政理念和治国理政纲领，是一种政治宣示和意识形态。他们轻视党的文献和理论的研究，不认可其学理根据和学术意义，自觉不自觉地对党的创新理论保持适当距离。坚持这样的世界观、历史观，只能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能推进当代中国学科体系、学术观点和方法创新，形成科学阐明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学术理论体系。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总结说：“《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近一百六十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表明，这个理论体系是中国人一百多年来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经验总结和思想结晶，引导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不断胜利发展，取得伟大成就，成为我们观察世界、认识中国、变革社会、推动发展的理论基石和科学指南。当代中国学人应当理直气壮地坚持这个科学理论体系，而且只有这个学术科学体系，才能真正把全体学人凝聚起来，调动起来，团结起来，全面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和科研方法创新，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理化，向着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登上国际学术舞台的大目标奋勇前进。　　其次，正确理解和对待西方的现代社会科学。现在学界一些同仁，对西方现代社会科学体系，缺乏科学的理解和态度，甚至盲目崇信，不加分析地一概当作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似乎只要背熟了它的结论和公式就能够解决中国一切问题。其实这是一种机械史观，一种西方中心论。我们承认，西方现代社会科学，是成熟完备的关于西方社会的学术体系，其中包含着人类社会思想发展的科学成果，开辟了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马克思主义从它中间创立发展起来，就是证明。我们懂得，在中国现代化国际化的历史进程中，它们有我们非学不可的东西。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把这种研究、学习和借鉴，坚持下去，越做越好。但是，西方的社会科学，是适应资本主义创立和发展的需要而建设发展起来的，主要概括和总结的是西方社会发展历史过程、实践经验和演进逻辑，对非西方世界的历史事实和发展进程，也有所研究，提出一些观点、公式和模型，但都是以西方中心论为指导，以西方国家发展的需要和根本利益为核心的。它不仅存在着区位的历史的局限性，也包括着对非西方世界的一些无知和偏见，甚至如吉登斯所说：“想要出名，就写没人懂的书”的情况。因此，对之也要有所分析和鉴别，不能全盘肯定，完全照搬到历史条件、发展阶段、价值目标和文化传统很不相同的非西方国家。历史实践已经反复表明，原样照搬是不能成功的，已经给许多发展中国家带来了灾难。美国顶尖学者为俄罗斯人制定的从学理上说滴水不漏的“500天计划”，完全破产，造成经济社会的全面崩溃和极大混乱，就是一个绝好的例子。历史是不能复制的。社会模式是不能订做的。对于西方的社会科学，不是生吞活剥地背诵它的具体观点和现成公式，而应当通过系统深入的研究，吸取和把握其属于人类文明发展成果的东西，属于科学精神、原则和方法的东西。　　第三，一定要努力创立和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理论、观点和话语体系。这个问题学界有十分激烈的争论。一些论者认为，中国既然实现现代化，参与全球化，而西方已经成功并有系统成熟的东西，那就全面和西方学术接轨、引进好了，搞什么本土化、中国式，既是多余的，更成为拒绝先进、维护保守的遁词。这不是一种科学的历史观、学术观。任何社会科学的观点、观念和概念，都是一定社会存在、社会关系和生活条件的观念表现和理论概括。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任何社会科学的根本要求。当前，中国人正在推进改革开放，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效地解决发展遇到的新问题新矛盾。这是前无古人的历史创举。这些马列的本本没有形成答案。我们曾经照搬马列的具体结论和现成公式而遭受巨大挫折。当代中国的这种发展成就和成功道路，已经完全冲破了西方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传统理论。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说过：“中国是不能仅仅用西方术语的转移来理解的，它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生灵。”(《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15页)。波兰著名马克思主义研究家沙夫说：“假如采用西方传统的定义来判断中国，用西方的框框来套中国，那是注定要失败的”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1年第4期)。华裔美国学者洪朝辉甚至认为：近三十年来中国超常和超速的发展，导致流行的一些西方理论正在不断地被证伪。西方经典理论与中国发展现实的相互矛盾，表明中国发展的特殊道路，学者就有责任发展理论、创新理论，而不是等待现实的变化去迁就现有理论的框架与逻辑(《环球时报》日)。可见，总结和阐明当代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和实践经验，形成反映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新的理论观点概念和话语体系，是当代中国和世界发展进程提出的历史课题。在这个过程中，当然需要吸取和借鉴西方一些观点、概念和话语。但是这种吸取在社会思想文化层面上看，決不是简单的照搬和复制，而是一种“创造性的转换”，或多或少地加进中国的理解，变成为现代中国学术理论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西方观点、概念和话语，已不是原汁原味的，而成为一种中西合璧的东西了。同时，从人类社会及其思想文化发展逻辑和历史进程看，中国这个占世界1/5人口的创造过辉煌文明的东方大国，积极自觉地参与现代化、全球化的社会变革进程，不能不形成中国特色的东西，给世界历史打上中国的烙印。实践发展和理论研究都告诉我们，当代中国，就是要从人类现代文明成果中吸取营养，在总结中华文明历史遗产和现代成果的基础上，创造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学术理论、观点、理念和话语体系，从而跻身于全球化多样性现代世界文化学术的舞台中心。这既是21世纪中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历史进程在思想观念上的必然表现和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代和今后很长时期世界思想文化发展进程的一个特点和亮点。　　最后，坚持总结、继承、开掘和提升中华文明丰富的历史遗产。这方面我们曾经走过曲折的路，有不小的失误，以致今天还在影响着我们的事业。一些论者仍然认为，在现代性全球化时代，中国的传统文化一钱不值，只能丢进历史垃圾堆。这是一种缺乏历史观点和文化思维的肤浅看法。毛泽东在20世纪30年代曾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对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接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34页)。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阐明，“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这才是一种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和正确态度。中华民族，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最早对社会发展进行思考和总结的民族之一。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世界文明史的组成部分，是我们思想和智慧的一个重要源泉。不开掘这个自己的思想宝库，当代中国学人，就是愧对自己的祖宗，丢掉自己光辉灿烂的历史遗产，那样，你对别人的东西即使倒背如流，也是没有资格立足现代国际学术舞台的。中国学人只有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吸取借鉴现代社会科学的成果和方法，研究、总结、改造、开掘和提升我们民族丰富的历史遗产，才能创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现代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光大中华文化，丰富世界文明。作者介绍：奚广庆，国家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原司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索绪尔 学术观点 弗迪南·德·索绪尔一、语言和言语 索绪尔把言语活动分成“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两部分。语言是言语活动中的社会部分，它不受个人意志的支配，是社会成员共有的，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言语是言语活动中受个人意志支配的部分，它带有个人发音、用词、造句的特点。但是不管个人的特点如何不同，同一社团中的个人都可以互通，这是因为有语言的统一作用的缘故。索绪尔进而指出，语言有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因此语言研究又可以分为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内部语言学研究语言本身的结构系统，外部语言学研究语言与民族、文化、地理、历史等方面的关系。索绪尔主张，研究语言学，首先是研究语言的系统（结构），开结构主义的先河。二、语言的能指和所指 他认为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符号由“能指”（Signifiant）和“所指”（Signifie）两部分组成。所指的就是概念。能指是声音的心理印迹，或音响形象。索绪尔又指出，语言符号有两个特性：①符号的任意性；②符号构成的线性序列，话只能一词一句地说，不能几句话同时说。同时，索绪尔又有两点补充：①语言始终是社会成员每人每时都在使用的系统，说话者只是现成地接受，因此具有很大的持续性。②语言符号所代表的事物和符号本身的形式，可以随时间的推移而有所改变，因此语言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三、语言的系统性 语言的单位都是一定系统里的成员，本身是什么，要由它在系统里所处的地位决定，也即由与其他要素的关系来决定。这地位或关系就是它在系统中的“价值”。四、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 索绪尔指出，语言中的关系有“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两类。句段关系指语言的横向组合。联想关系由心理的联想而产生，指语词的纵合聚合。索绪尔揭示的两类关系，代表纵横两条轴线，成为每个语言单位在系统中的坐标。五、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 索绪尔创造了“共时”和“历时”这两个术语，分别说明两种不同的语言研究。他特别强调共时研究，因为语言单位的价值取决于它所在系统中的地位而不是它的历史。语言学家必须排除历史，才能把语言的系统描写清楚。 索绪尔的理论在西方已经越出语言学的范围而影响到人类学、社会学等邻近学科，直接导致这些学科中的“结构主义”。索绪尔不但是现代语言学的奠基者，也是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的创始人。索绪尔-主要贡献索绪尔是现代语言学之父，他把语言学塑造成为一门影响巨大的独立学科。他认为语言是基于符号及意义的一门科学——现在一般通称为符号学。 索绪尔语言理论以语言和言语的区分为基础，认为语言学只能“就语言而研究语言”，排除任何非语言因素（如社会的、物理的、言语的,,,,）的干扰；而就语言来说，必须区分共时和历时，语言学只研究共时的语言系统，排除任何历时因素的干扰；而就共时的语言系统的研究来说，只研究形式，不研究实质，“语言是形式，不是实质"的论断就是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什么是语言形式？概言之，就是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所以，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是索绪尔语言理论的核心，后来有广泛影响的结构语言学、转换-生成语言学、系统-功能语言学等学派的理论和方法都是以索绪尔的这种语言理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 索绪尔的语言学思想今天被称为“索绪尔语言学”，也称“索绪尔主义”。索绪尔语言理论的影响不只限于语言学，现代人类学、精神分析学、文学、哲学、戏剧等多个领域都受到它的深刻影响，并采用《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理论和方法分析这些学科所研究的对象的结构。 他的弟子 Charles Bally 及 Albert Sechehaye 等于1916年将索绪尔课堂讲义的内容写成《通用语言学》（又译《普通语言学教程》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一书。该着作成为二十世纪现代语言学及结构主义语言学之开山之作，现代语言学的许多理论基础都来自于此书。 索绪尔注重语言的共时性而有别于19世纪对语言历时性的分析。共时性观点认为——某一时间点上的一种语言是自足的功能系统——此观点也广为后世一般学者所接受。他对现代语言学的另一个巨大贡献是认为语言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应该是口语，而不是书面语。这一观点也被后世语言学家所秉持。他认为“语言是人类话语能力的社会产物，而且它是被社会使用和容许人用这个能力的必要习惯的总和”，而语言结构是受规律支配的、“意义其实是被语言创造出来的”，索绪尔又划分出能指（signifer,signifiant）与所指（signified, signifié）、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等重要概念，对后来的符号学影响深远。“符号是语言（或，在某一时间点上的某种语言）的基础单位。语言是符号的集合。个体的发言是语言的外在表现。”索绪尔另一项重要发现则是：文本和一般语用的句法（syntax）是不同的。索氏在印欧哲学传统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的 Laryngeal theory。 罗兰·巴特的《神话学》一书，使我们知道索绪尔的符号分析可以延伸至第二层的“神话分析”。 德里达将索氏的理论超出结构主义的领域。德里达指出，如果符号是被定义在与其它符号的关系之中，则没有一个语言可以被一个外在中立的位置/阅听人所了解（即：语言只能在某一时间情境或文化中被主观地了解）。因此，符号在不同情境与时间可以有无限多种歧义的解读。 索绪尔的理论也在雅克·拉冈提倡〔回到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派起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拉冈六十年代的著作，均大量使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令心理分析学出现重要的改变，并重新强调以语言分析为心理分析为核心的方法。但拉冈对于语言学的应用亦有别于索绪尔的做法，拉冈的方法令语言的能指和所指的附从性关系前后倒置，创造了以能指先于所指的格局，有论者认为这是拉冈唯理主义的开始，亦是开始了后结构主义对于索绪尔的修订。总而言之索绪尔的名言：“能指与所指（或意符与意旨）之间的关系是武断的。”在拉冈的理论中得到了发展，亦使拉冈能够将精神分析学与结构主义语言学整合为一。索绪尔-消极影响弗迪南·德·索绪尔索绪尔是第一位正式将语言研究纳入符号学视野的语言学家，他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明确指出语言学是符号学的一部分。换言之，索绪尔十分强调语言的符号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索绪尔的结构主义立场使得他实际上将符号的核心(即符号意义)排除在语言学之外。澳大利亚学者霍奇 (Robert Hodge) 和克莱斯 (Gunther Kress) 在他们合著的一本书中所说，“共时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具有价值的符号(系统或横组合与纵聚合结构中的位置)及其意指活动(语言外部的指称关系)。与在其他方面的做法相一致，他（索绪尔）选择作为考察对象的是价值(系统关系)，而不是意指活动。符号本身由两部分组成，即能指(意义载体)和所指(概念或意义)。索绪尔虽然没有完全忽视对所指的考察，但他的主要兴趣是在能指上面。”索绪尔的这一选择导致了此后结构主义语言学过分注重符号系统关系而忽视符号本身意义的不良倾向。索绪尔关于语言符号的定义人类对语言的符号本质的关注由来已久，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有许多学者就这个问题作过精辟的论述。例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把语言说成是表达心灵印象的符号，而文字又是口头语言的符号。尽管如此，直至 20 世纪初期，人们关于语言符号性的讨论要么旁敲侧击，要么只言片语，缺乏今日学术论证的严密和系统。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的出版彻底改变了这一状况。在那本书里，索氏率先将语言同社会生活中其他各种符号系统相提并论，从而把语言研究放到了他所谓的“关于符号的统一科学”中来进行。 要了解语言的符号本质，首先必须回答什么是语言符号这个语言学和符号学的根本问题。在《普通语言学教程》第一部分的第一章中，索绪尔把语言符号定义为“概念与声音模式 (asound pattern) 结合”，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 Open Court 出版公司 1989 年版，第66 页。其中声音模式可被视作“物质”成分，虽然它只是一种听觉印象，而与它对应的则是更为抽象的思想单位。索绪尔进一步指出，就这样给语言符号下定义会带来一个术语上的问题，因为在一般人的眼里，“符号”这一术语指的仅仅是声音形式。例如，人们常常把“tree”看成语言之外具体木本植物的符号。其实，“tree”之所以能够指称物体，是因为在该声音形式的背后还有“树”的概念。所以我们不应该把符号的物质部分看成是符号的全部。为了避免这一术语上的歧义，索绪尔建议将语言符号的两个组成部分分别改名为“能指”和“所指”，而把这两者的结合称为符号。索绪尔-学术评价弗迪南·德·索绪尔索绪尔的语言思想很具有时代性，他通过对语言系统的阐释提供了一个新的把握世界的方式，这就是结构主义的方法和原则。从结构主义的观点出发，世界是由各种关系而不是事物构成的，在任何既定情境里，一种因素的本质就其本身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它的意义事实上是由它和既定情境中的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决定的。要对整体有所认识，必须由整体出发切分出要素，而这些要素是彼此联系的。 索绪尔的思想是结构主义思想的重要来源。结构主义的另一个来源是1912年形成于德国的完形心理学“格式塔”学派（Gestalt），这与《教程》的形成几乎是同时的。可见，索绪尔语言思想的产生是同时代的学术思想发展和个人学术思想发展的共同结果。 绪尔是现代语言学的重要奠基者，也是结构主义的开创者之一。他被后人称为现代语言学之父，结构主义的鼻祖。《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enerale）是索绪尔的代表性著作，集中体现了他的基本语言学思想，对二十世纪的现代语言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由于其研究视角和方法论所具有的一般性和深刻性，书中的思想成为二十世纪重要的哲学流派结构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 和19世纪不同，20世纪语言学最显著的特点是共时描写占优势。索绪尔是实现这个转折的关键人物。他区分语言和言语，能指和所指；他指出组合和聚合的关系，系统和意义的关系,共时和历时的关系,这些都已成为现代语言学的基本概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是现代语言学的开创者。 索绪尔看到，语言作为符号系统不过是文化中例子之一（虽然是最明显的例子），此外像文字信号、礼节仪式、风俗习惯等也具有同样的性质，所以他主张建立一门“符号学”来研究这类现象。近几十年来，索绪尔所主张的符号学已经建立，他的理论在西方已经越出语言学的范围而影响到人类学、社会学等邻近学科，直接导致这些学科中的“结构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索绪尔不但是现代语言学的奠基者，也是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的创始人。
索绪尔-学术观点一、语言和言语　　[1]索绪尔把言语活动分成“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两部分。语言是言语活动中的社会部分，它不受个人意志的支配，是社会成员共有的，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言语是言语活动中受个人意志支配的部分，它带有个人发音、用词、造句的特点。但是不管个人的特点如何不同，同一社团中的个人都可以互通，这是因为有语言的统一作用的缘故。索绪尔进而指出，语言有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因此语言研究又可以分为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内部语言学研究语言本身的结构系统，外部语言学研究语言与民族、文化、地理、历史等方面的关系。索绪尔主张，研究语言学，首先是研究语言的系统（结构），开结构主义的先河。二、语言的能指和所指　　他认为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符号由“能指”（Signifiant）和“所指”（Signifie）两部分组成。所指的就是概念。能指是声音的心理印迹，或音响形象。索绪尔又指出，语言符号有两个特性：①符号的任意性；②符号构成的线性序列，话只能一词一句地说，不能几句话同时说。同时，索绪尔又有两点补充：①语言始终是社会成员每人每时都在使用的系统，说话者只是现成地接受，因此具有很大的持续性。②语言符号所代表的事物和符号本身的形式，可以随时间的推移而有所改变，因此语言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三、语言的系统性　　语言的单位都是一定系统里的成员，本身是什么，要由它在系统里所处的地位决定，也即由与其他要素的关系来决定。这地位或关系就是它在系统中的“价值”。四、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　　索绪尔指出，语言中的关系有“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两类。句段关系指语言的横向组合。联想关系由心理的联想而产生，指语词的纵合聚合。索绪尔揭示的两类关系，代表纵横两条轴线，成为每个语言单位在系统中的坐标。五、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　　索绪尔创造了“共时”和“历时”这两个术语，分别说明两种不同的语言研究。他特别强调共时研究，因为语言单位的价值取决于它所在系统中的地位而不是它的历史。语言学家必须排除历史，才能把语言的系统描写清楚。 　　索绪尔的理论在西方已经越出语言学的范围而影响到人类学、社会学等邻近学科，直接导致这些学科中的“结构主义”。索绪尔不但是现代语言学的奠基者，也是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的创始人。[2]编辑本段对结构主义的影响　　结构主义的思潮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才开始风靡全球，这主要得益于当时正处于全世界范围内的一个矛盾冲突激化期。 　　当时，东西方阵营都笼罩在冷战的阴霾之中，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风起云涌的反帝、反殖民族解放运动也让人们感受着战争的梦魇；另一方面，即使在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各国的内部，社会政治、经济、种族矛盾所引发的激烈冲突也是彼伏此起，一浪高过一浪。 　　如今的不少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都趋向于把1960年代看成是对1950年代的一种反动或断裂，其“标识”就是所谓的“政治和文化上的激进主义”。 　　这重激进思潮同时渗透进可人文和社会学科的各个领域，使得当时整个欧美思想理论界出现大分化、大整合的局面。而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现象，则是随着以索绪尔、列维·斯特劳斯、罗曼·雅各布森等一批结构主义思想理论家的崛起，原来的那种受实证论影响而注重务实的思维方式，逐步转向一种相对的思维方式；“历时”的观察角度被“共时”的观察角度所代替。 　　其实，虽然当时的西方政治和社会动乱环境为结构主义的成功造成了有利的“思想解放”土壤（结构主义运动的学术社会学问题是一个尚有待深入研究的大问题），但其直接原因是学术性的，是西方学术思想史内部结构变迁的产物。 　　法国结构主义大体来说是现代西方人文学术成果在战后全面进入法国和法国对其加以特殊运作的双重因果的产物。没有德国哲学、心理学，英美社会人类学和语言学，瑞士、丹麦语言学，东欧形式主义文学理论和现代派文艺实验等等，就不会出现法国结构主义。但是另一方面，偏偏是法国人，而不是其他国家学者，集中地、不约而同地在同一方向上创造性地运作了现代西方学术思想的整体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