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呵，经济学方面的书籍一看就头疼，所以关于经济学方面的知识也基本是零。梁兄所举的这个小小的例子，简单易懂，煞是有趣，感觉多少长点“见识”了！呵呵。谢谢！问安！梁兄站得高、望的远，博学强记，望多多赐教，让我等弟兄们也不时享点阳光雨露。呵呵
邢弟，现在的经济我也看不明，我直觉我们人类，很大机会将要发生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
美国从1776年建国到2008年国债首次突破10万亿美元，美国用了232年。而按照目前的趋势，奥巴马任期短短8年美国国债就可能增加另一个10万亿。
美国债务已超过17万亿美元!”《纽约邮报》用自嘲的语气写道，美国财政部在日承认增加了3000多亿美元的债务。“美国债务钟”网站统计显示，这相当于每个美国公民背负了5.37万美元的债务，如果按实际纳税人数计算，相当于每名纳税人背负14.86万美元债务。
2008年，美国国债首次越过10万亿美元大关，2009年涨为11.9万亿美元，2010年为13.6万亿美元，2011年为14.8万亿美元，2012年进一步升至16万亿美元。美國未来的經濟動力，正瘋狂地依靠着这些前所未有的“数字"去維持........
嗯！怵目惊人！美国人依仗着美元的地位，通过印钞票等手段，剥夺别人的财富，欺压着包括我们中国人在内的所有地球人，一群帮凶跟着捞点好处。。。别国再强大，再发展，也是首先拱捧起美帝国，这相当于自封一个“老大”，到处收取保护费，价码还越来越高，好象都是应该的一样，穷奢极欲的美国人，再多的钱也不够他们花，到处欠债还有理，这可真是“欠债是大爷”！
表面上看，美国却很道德，用所谓的“自由、民主和平等”忽悠着整个世界！事实上，“世界警察”这样的“老大”地位，是他美国人自封的，别国少有发言权，所谓“不同意见”，美国人一般都不太在乎的，这不叫“民主”，叫他“专制”可能不好听，打美国人的脸一样，可是，其“霸道”和专横却是显而易见的！美国人四处吃拿卡要，这对其它国家的人民来说，太不公平！毫无“平等”可言！自由？美国人倒是很自由，但那是建立在其它国家人民不自由的基础上的、极端自私自利的自由！所以，美国人太虚伪！
中国人学美国可以，美国人巴不得呢，可是，亿万中国人若想过美国人一样的生活，美国人首先就不会同意！因为他们习惯了当老大，习惯了当老大带来的诸多好处和便利，他们绝对不可能让任何一个对手国家，包括我们中国，与他们平起平坐的！很显然，学习美国表面的东西，对美国是有利的，却对我们肯定不利（一个很可能的结果，就是从思想上搞乱中国，进而分化、瓦解中国！）；学习美国深层的东西（比如那些真正本质的“美国精神”），显然对我们是有利的，却对美国大大地不利！所以，那些鼓吹全盘西化的现代中国人，最后只能稀里糊涂成为美国人的一颗走卒而已。
严重跑偏，扯淡成习了，呵呵。
　　过去4年（2008年-2012年），中国货币供应量激增50万亿元，几乎翻番。其与GDP之比，也是一路水涨船高。如果货币总量的扩张节奏跟随实体经济同步变化，既M2与GDP之比大致维持在1.5倍的水平，那么目前75万亿的货币总量就完全足够。但现在，货币总量已足足高出22万亿。　　截至2012年年末，中国的M2/GDP达到1.88创下新高。而同期美国的M2余额为10.04万亿美元，截至2012年3季度，GDP为15.81万亿美元。这是什么概念？等于是中国一块钱的货币供应，只撬动了五毛钱的GDP；而美国，一美元拉动最少1.5美元的GDP。　　相比其他国家，中国的货币化速度也过快。根据世界银行的M2/GDP数据显示，美国货币化走势曲折向下，巴西、俄罗斯这些新兴经济体虽然总体趋势向上，但也 不如中国货币化率走势陡峭。根据统计数据显示，M2/GDP从1978年的0.32增长到2012年的1.88，在34年间扩大了近6倍。　　二、M2/GDP历史数据　　年　份M2指标值(亿元）GDP绝对额(亿元)M2/GDP　　2013年中94.251861　　2012年末1.875907　　2011年末　　2010年末792　　2009年末1.778292　　2008年末051　　2007年末782　　2006年末691　　2005年末442　　2004年末753　　2003年末761　　2002年末.71.537462　　2001年末633　　2000年末214.61.356759　　1999年末677.11.336996　　1998年末402.31.2381　　1997年末1.152233　　1996年末.61.0691　　1995年末.70.999289　　1994年末.90.973559　　1993年末.90.987148　　1992年末.50.943495　　1991年末.50.888364　　1990年末.80.81924
中国明朝：“其兴也白银，亡也白银”引爆大明王朝覆灭的“17世纪普遍的世界性危机”，发生于17世纪的30-40年代(与明王朝迅速走向崩溃同时)。这一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与大明王朝以白银为中心建立起来的贸易体系密切相关。全球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一方面固然推动了晚明中国社会的重大变迁——迫使国家政策更为彻底地由重农转向重商，由国内市场转向国际市场；另一方面，它却也加速了转型期的社会动荡。市场是只“看不见的手”，价格决定一切，随着市场的发展，作为外贸商品的白银的价格自然不可能恒定不变，随着中国吸纳白银的速度日渐放缓，必将造成白银自身的价格缓慢地发生向其生产成本的回落，在边际效应递减规律作用下，一场经济危机即“通货危机”迟早要到来。而这一刻终于在1630年到来时，布罗代尔这样说：“美洲白银的光辉时代无疑在17世纪中叶结束了。”通货紧缩导源于美洲的货币生产过剩。白银生产在1570年左右走向高峰，又由于1630年的生产过剩而走向低谷。亚当?斯密对这场危机这样总结说：“从1630年至1640年，或1636年左右，美洲银矿的发现对降低白银价值的效果似乎已经完结。白银价值相对于谷价价值的降低，从来没有达到过这种地步。”当这场危机到来时，由于统一的世界市场的连动作用，在欧洲猛烈爆发了“价格革命”，西班牙出现通货膨胀加剧，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都不同程度的遭遇了冲击，出现了通货膨胀问题。在中国，由于白银价格大幅度跌落，明末崇祯年间发生了金银比价与欧洲拉平的现象，达到了1∶13。社会出现了通货危机，银贱物贵，结果是：一方面国家既缺少白银，另一方面则是米谷等实物也相当匮乏，市场一片萧条。而白银单位价值下跌，与以往比较，同样数量的小麦和劳务必须支付更多的白银才能取得，这使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迫切地需要更多的白银。但与此同时，美洲和日本银矿的开采量却在减少，流入量也在减少，实际上，无论国内还是世界，白银生产和流通都在缩减。于是，在中外互动的世界经济危机作用下，明朝社会动荡加剧，各种危机集体爆发。这就是所谓的“内外交困”，而此时的大明帝国再力图“有为”，却已经是完全无回天之力了。事实上，明朝的一些有识之士——如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一样，在面对白银货币化时，都已经深刻注意到了由此引发的严重社会问题。他们敏锐的论述将晚明社会变迁与世界变革联系在一起，指出明末中国社会危机的总爆发，与世界通货危机有着必然的联系，明朝的衰亡，与将货币委之于白银进口最有关系——非常可惜的是，这些论述却一直没有得到充分注意。实际上，世界通货危机发生，必将引发世界范围的市场连锁反应，只是对于各国打击的程度不同而已。中国是白银的最大进口国，必然会受到最为沉重的打击。大明王朝将国内对白银的巨大需求依赖于海外市场的供应，一方面固然能暂时缓解国内的“银荒”，但另一方面，统治者却忽视了白银依赖对于国家财政造成的潜在危机，而一旦货币危机爆发，这个时候再试图“废银”，妄图摆脱白银进口而重建国家主导的信用制度，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当时的局面，已经是任何贤君明主均无法力挽狂澜了。
我認為如果全球经济不平衡的状态9持续下去的话，人類之前所见的金融危机，一定还会重现。1825年英国第一次发生普遍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以来，随后发生危机的年份是1836年、1847年、1857年、1866年、1873年、1882年、1890年和1900年。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以及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过渡时期，差不多每隔十年左右就要发生一次这样的经济危机。进入20世纪，在1900年危机之后，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又发生了1907年、1914年、1921年、年、年的经济危机，差不多每隔七八年就发生一次危机。二战之后，经济危机不仅出现在核心发达国家，发展国家也经常出现，而且影响全世界，最著名的如日本经济危机，亚洲经济危机等，据专家统计，人类历史上一共发生过六次堪称毁灭性灾难的经济危机，它们是：1637年的“郁金香狂热”（Tulpenmanie，荷兰文）、1720年的“南海泡沫”（TheSouthSeaBubble）、1837年的“恐慌”（ThePanicof1837）、1907年的“银行危机”（TheBankPanicof1907）、1929年的“大崩溃”（The1929Crisis）以及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BlackMondayof1987）。这些大型的经济危机，一般80年到100年发生一次。因此如何熨平经济周期，避免经济危机成为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经济周期的分法，有人将经济周期分为繁荣、衰退、萧条、复苏，四个周期，比如认为不对，繁荣和萧条之间没有衰退这个周期，实际情况是经济危机爆发，经济马上就崩溃，随之就进入萧条，中间没有间隔。从经济危机爆发到经济复苏之前，这段时间应该算一个时间段，没必要分开。经济的周期应该分为萧条，复苏，繁荣，过热四个阶段，之所以将过热做为一个阶段，是因为过热与繁荣是不同的，繁荣是正常的，过热是不正常的，过热比如金融市场的泡沫已经非常明显，比如企业过度投资已经非常明显等，比如经济已经出现通胀的苗头，比如大宗商品开始大幅价格上涨，这都是经济过热周期的苗头，经济过热阶段非常重要，也是最需要治理的阶段，西方国家不对经济过热进行治理，所以总发生经济危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了30年，在人類歷史中是前所未有和未見的，中國总是在阶段性的治理过热，而几乎没有解决到造成經濟危机的根本。
看着一些经济现象，就是迷湖！疑惑不解的事情太多。难得梁兄站得高看得远，古今中外都能看过去，就给你当小弟了。呵呵。
邢弟，其實全球現時的經濟環境，人類都不曾經有過和見過，迷茫的不僅僅是你和我，我相信现时全世界的政府和政经精英也和你我一样迷失.........
经济【泡沫】最危险！
转载：全球两次金融大危机的研究比较
刘鹤研究全球大危机：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前兆日 11:13
金羊网-新快报 图为刘鹤。（图片来源：新快报）　　编者按：《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是刘鹤负责的一项重要课题研究报告之总结。文章从历史大视角考察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以粗线条勾画了两次危机大背景与表征的异同，做出了一些颇有见地、值得重视的观察与评论，并针对中国具体情况提出了三点很有价值的政策思考与建议。本版特此转载。　　本次危机爆发之后，我们一直在思考这次危机可能延续的时间、可能产生的深远国际影响和我们的对策。从2010年起，我们开始启动对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和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比较研究，邀请了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等单位的研究人员参加，这些单位都完成了十分出色的分报告，本文是此项研究的总报告。　　通过比较研究，关于两次危机的共同之处，我们侧重于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归纳。初步得到10点结论，简要描述如下：　　1.两次危机的共同背景是都在重大的技术革命发生之后。　　其警世意义在于，今后当重大的技术革命发生之后，不仅需要认识它的进步作用，抓住它带来的机遇，同时也要充分意识到重大变革会随之出现，充分估计震动性影响和挑战。　　2 在危机爆发之前，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危机发源地的政府都采取了极其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　　在两次繁荣期间，经济的自由放任和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发扬互为补充，推动着经济的高增长，但也与后来危机的发生存在某种逻辑关系。　　3 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危机的前兆。　　两次危机发生前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较少数的人占有较多的社会财富。这次危机最突出的表现是，生产资料名义所有权和实质支配权分离，权力集中到虚拟经济领域极少数知识精英手中。　　4 在公共政策空间被挤压得很小的情况下，发达国家政府所采取的民粹主义政策通常是危机的推手。　　技术变革和分配差距扩大造成的心理压力，往往会引起社会公众的不满，在执政期内无力改变现状和选票政治的推动下，政府倾向于更多地采取民粹主义政策宣示，安抚民心。　　民粹主义承诺改变了大众的福利预期，加大了对政府的依赖，也放松了自己的奋斗决心，是效果极其负面的腐蚀剂。致命问题是，一旦大众的福利预期得不到满足，社会心理很快发生逆转，并形成蔑视权威、拒绝变革和仇视成功者的强烈氛围。与此同时，超出收入能力的过度财政负债和福利主义相应成为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在政府和民间相互影响，其破坏力在目前的欧债危机中得到充分体现。　　5 大众的心理都处于极端的投机状态，不断提出使自己相信可以一夜致富的理由。　　两次危机前的产业神话和收入分配出现的巨大差距，往往导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心理状态出现变异。改变其社会地位的急切心情，使大众都开始追求一夜暴富，人们宁愿相信各种投机奇迹，人类本性中的贪婪和健忘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没有多少人可以经受泡沫产业的诱惑……正如加尔布雷思所描述的，当经济处于过度繁荣状态的时候，没有人不相信泡沫会继续膨胀，人们不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理性，而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相信盲目冒险的正确性。　　6 两次危机都与货币政策相关联。在两次危机之前，最方便的手段是采取更为宽松的货币信贷政策。　　大萧条前，泛滥的信贷政策引起了股市的泡沫和投机的狂热；在这次危机前，美联储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金融放松监管和次级贷款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使得经济泡沫恶性膨胀。　　7 危机爆发后，决策者总是面临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的三大挑战，市场力量不断挑战令人难以信服的政府政策，这使得危机形势更为糟糕。　　在面对严重危机的时候，主要国家在应对政策上总犯同样的错误，特别是应当采取行动的时候总会错过时机，应当采取宏观扩张政策的时候则采取紧缩政策，应当开放和进行国际合作的时候往往采取保护主义政策，应当压缩社会福利、推动结构改革的时候却步履艰难甚至反复和倒退。　　这些明显的错误在事后看起来显得可笑，但对当事人来说，实施正确的政策却困难重重。这是因为，大危机在人的一生中往往仅会遇到一次，决策者缺乏经验，又总是面临民粹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化这三座大山，政治家往往被短期民意绑架、被政治程序锁定和不敢突破意识形态束缚，这几乎是普遍的行为模式，这一点在最近的希腊危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两次危机中的市场力量从来都是高度政治化的力量。如果仅从经济角度认识问题而忽视其政治属性，就会犯重大的判断性错误。　　8 危机的发展有特定的拓展模式，在它完成自我延伸的逻辑之前，不可轻言经济复苏。　　在经济危机过程中，会发生很多意外事件，它们似乎是一些小概率事件，由运气决定。但事实并非如此。经济一旦从正常状态转入危机状态，它就开始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循环。危机往往从经济大幅跳水开始，由泡沫破裂走向失业率攀升，由经济困境加重转向社会矛盾激化，由经济社会领域转向政治领域乃至军事领域。　　当前特别需要重视的是，在危机自我逻辑实现的过程中总会出现意外事件，一连串的失控和误判也屡屡发生。目前，欧债危机正在深化，中东形势很不确定，经济、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冲突相互交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本次危机可能出现的重大风险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9 危机只有发展到最困难的阶段，才有可能倒逼出有效的解决方案，这一解决方案往往是重大的理论创新。　　大萧条后，世界在绝望中发生了凯恩斯革命。这次理论创新可能围绕全球经济最实质和困难的问题展开：世界出现的总需求萎缩和资本、技术与劳动力在全球宏观配置失衡的局面，加上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陷入绝境，既带来本国的社会政治问题，也快速向全球传染，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尚无明确思路。　　10 危机具有强烈的再分配效应，它将导致大国实力的转移和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　　“基辛格定律”可能被再次验证。基辛格在他的名著《大外交》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世界每隔百年会出现一个新的全球大国。这次危机发生后，全球发展的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二十国集团(G20)平台产生，世界实力对比正在急剧变动，国际经济秩序正在发生变化。从这个意义上看，危机不仅具有对生产力发展的破坏作用，也有积极的创新作用，更有强烈的再分配效应。　　刘鹤简介　　1952年出生于北京。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2011年3月至2013年3月，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　　2003年3月至2011年3月，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分管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方面工作。　　2001年至2003年，任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副主任，主管电子政务和国际合作。　　此前曾长期在国家计委工作，参与历次国家五年计划的制定工作，1998年至2001年负责国家信息中心工作。　　经济学家论坛“中国经济50人论坛”的发起者和主持人，也是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兼职教授，博士生及博士后导师。　　在美国哈佛大学和SetonHall 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学习，并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获得MPA学位。　　三点思考　　两次危机的比较研究，使我们得到不少思想收获，也受到很多启示。考虑到我国加快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背景，在诸多可以选择的政策建议中，这里主要想提出三点思考。　　1　　树立底线思维方法，对危机可能出现的最坏场景做出预案　　比较研究的结论和目前欧债危机的加速恶化形势告诉我们，必须树立底线思维的思想方法，对危机态势做最坏的准备，同时努力争取较好的结果，既要应对突发性外部冲击和震动，又要做好应对危机结构性变化的长期准备，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　　目前有两个场景必须预防：一是危机升温而产生的巨大外部震荡；二是危机迫使一些国家转嫁灾难而走向变换形态的战争。虽然这两个场景在近期出现都是小概率事件，但必须防患于未然。　　2　　把握我国战略机遇期内涵的重大变化，谋求中国利益和全球利益的最大交集　　比较研究的结论也可以告诉我们，我国所处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从经济意义来说，在本次危机前，我国的战略机遇主要表现为海外市场扩张和国际资本流入，我国抓住机遇一举成为全球制造中心。本次危机发生后，全球进入了总需求不足和去杠杆化的漫长过程，我国的战略机遇则主要表现为国内市场对全球经济复苏的巨大拉动作用和在发达国家呈现出的技术并购机会及基础设施投资机会。我们应牢牢把握这些实质性变化，认真分析我国与大国经济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出现的巨大利益交集，明确提出解决全球增长困境问题的方案，在外部条件明朗化后稳步加以实施。　　3　　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抓好重大课题的务实超前研究
据知，市场上还没有出现一个交易员蠢到要在交易之前向市场公布自己的战略及战术意图。在市场经济体系下，物价并不是央行决定的，而是市场决定的。无论央行印刷了多少纸币，最终在市场上实际流通的货币数量和货币流通速率才决定了物价。通常就业和失业指标才能巨幅地影响市场物价，因为它从两方面同时影响货币：1.失业人群增加，表明经济活动低迷，商业银行向经济体提供贷款便会减少，直接影响了市场的实际货币供应量，即流通中的货币数量；2.失业人群增加，失业者将不得不勒紧裤腰带过紧日子，他们将推迟甚至减少消费，直接降低了货币的流通速率；这两方面的同时影响，对物价来说便是灾难性的，要记住，生、老、病、死和食品除外。
转载：《城市经济导报》日 作者：詹姆斯?丰塔内拉汗、王慧玲经合组织（OECD）首席经济学家皮埃尔?卡洛?帕多安说：“结构性失业是欧元区面临的最大挑战，如果失业率不能显著降低，就会带来诸多负面效应。”　　在里斯本青少年培训中心外面晃荡的蒂亚戈?科斯塔和他的少年伙伴们对葡萄牙的未来乐观得让人意外。今年葡萄牙年轻人的失业率已经达到37%。　　“我们已经触底了，因此境况只能好转。”17岁的科斯塔说。他很自信，2015年自己完成了三年的旅游职业培训课程之后，就能在一家酒店找到一份工作。　　从欧元区的数据来看，科斯塔也有理由乐观。今年夏天欧元区经济走出了最长时间的衰退，工厂产量增长，出口超过进口。4月份以来企业和消费者信心一直在稳步提升。　　但经济学家们告诫，复苏在本质上比较脆弱，创纪录的失业率（目前整个欧元区是12%，外围国家高达大约25%）危及任何好转期待。　　最大挑战　　经合组织（OECD）首席经济学家皮埃尔?卡洛?帕多安说：“结构性失业是欧元区面临的最大挑战，如果失业率不能显著降低，就会带来诸多负面效应：就业人数减少意味着消费支出较少、需求增长更低、信心偏低。所有这些都给复苏带来进一步的拖累。”　　欧盟最大的雇主游说组织BusinessEurope总干事马库斯?贝伊勒尔说，失业型复苏（失业率没有下降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加速）在欧洲经济体很常见，在经济周期的上升初期，僵硬的劳动法不鼓励公司雇佣新的员工。　　然而，欧元区还面临着另一个结构性问题：老龄化的人口。世界大企业联合会的伯特?科林说：“如果人们能够活到80岁，退休年龄就不能还是55岁了，因为我们负担不起。因此，人们的工作年限更长，年轻人找工作的难度相应加大。”　　2005年以来，65岁以上的就业人口比例一直在稳步上升，而24岁以下的就业人口比例则出现下降。　　德国经济研究所所长马塞尔?弗拉茨舍认为，金融危机过后的余震，再加上人口结构的巨大变化，可能会将一般为4年的失业型复苏阶段延长至5到10年。他说：“我很悲观，如果欧元区多个国家不推行彻底的劳动力改革、放开职业限制、简化雇佣和解雇，那么受到危机冲击的国家将继续面对高通胀和零实际增长。”　　德国2003年到2005年推行的劳动力市场改革，帮助了长期失业人群回到工作岗位，失业人数从2003年的520万下降到今年的220万。　　降低德国失业率的改革一直受到工会的批评，他们认为这些措施减少了常规工作的数量，增加了可靠性不高、收入较低的工作。欧盟工会联合会秘书长伯纳黛特?赛格尔说：“没有证据表明，增加不稳定的工作能够创造就业。此外，工资已经面临巨大压力。很多国家的民众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如果继续降低工资，就会影响消费。”　　结构性变革　　欧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丹尼尔?格罗斯不赞同工会的观点，即劳动力市场放松管制无法创造就业。但他也承认，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社会福利和高效率的官僚机构提供支持，这些改革的落实会比较困难。　　“比如说，在意大利，我怀疑他们能不能创造一种没有腐败的体系，积极帮助并监督失业者寻找工作……串通舞弊的风险很高，”格罗斯说。　　意大利联合信贷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马可?瓦力认为，对欧元区国家来说，更容易的做法是进一步放开商品和服务市场，以吸引新的业务。“与改变劳动法相比，这样的政策争议较小，也有助于降低失业率。”　　欧盟的青年人保障机制也饱受诟病。该机制将拿出60亿欧元款项帮助学生进入劳动力市场。　　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表示，这类措施将赋予失业者新的技能，但却没有充足资金。　　然而，即使得到落实，这些在政治上不受欢迎的结构性变革真正产生效果还需时日，这不能给葡萄牙的科斯塔以及南欧的很多同龄人带来什么期待。　　皮萨里德斯说：“形势非常艰难。我们需要面对的一个风险是，形成一个所谓的‘迷失的一代’，即贫穷、不受重视也没有技能的一代年轻人。不幸的是，对此没有速效药。”
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马克思说：“古代人一致认为农业是适合于自由民的唯一的事业，是训练士兵的学校”，所以“农业享有极大的荣誉”。 劳动创造财富，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础。是其经济学的基础，也是其全部哲学的根基。关于土地和劳动这些财富的基本元素的论述，经济学著作里我们可以找到无穷无尽的论述。
土地供给我们粮食，供给我们水和空气，这些都是人类的最基本的生命所需求，没有粮食、水和空气，我们一天也活不下去。可是中国这些年经济发展，观念更新到了天上，中国人已经不是人类，已经不生活在地球之上。中国人把土地都盖了房子修了路，房子成了财神爷爷，一个刘志军就有374套房产。
现今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在全球的劳动力相对最便宜，便宜到让劳动者不但没有社会地位，更是住不起房，养不起孩，看不起病。全世界都靠剥削中国劳动力过着优雅的生活，中国的广大人民群众是全世界人民的弥汉。中国经济这些年，辛辛苦苦就经济成果就是盖了一大堆的房子，土地资源被破坏，如果不靠化肥农药就种不出粮食，不够十几亿人吃饭，化肥农药堆积催生出来的就是化合的毒药，土地上的土壤被重金属污染，水被污染，漂浮在土地上的大气也被污染，这些都是有毒土地的污染。中国人吃有毒的食品，喝有毒的水，呼吸有毒的空气。因为我们杀死了大地母亲。中国劳动者被社会抛弃，未来中国的下一代，将再没有人愿意辛辛苦苦地实干，未来的全国人民都要做人民的主人，都要当公务员，都要瓜分土地房地产资源，中国人的劳动便宜地卖给予了外国人，中国政府收取高额海关税，中国人买自己制造的汽车、电脑。都比国外人高出很多价格，汽车价格要高出一倍多。
2013年以来，欧债危机总体形势趋于缓和。“欧猪五国”等重债国国债收益率持续下滑，主权债务风险稳步降低。而随着欧洲稳定机制（ESM）可以直接援助银行等措施，银行业风险也得到了有效地控制。然而，欧盟的就业形势却日益恶化，陷入失业率高企的窘境，显示债务危机和金融市场动荡已延伸至实体经济，就业形势不断恶化。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6月，欧元区（17国）和欧盟（27国）的整体失业率分别达到12．1％和10．9％，分别为欧盟统计局1995年开始发布这一数据以来最高值和次高值。欧洲就业状况的三大特点青年失业率触目惊心；区域间差距逐渐拉大；欧洲失业问题较美日等发达经济体更加严重。除了失业率居高不下外，欧洲就业状况还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从欧洲失业人口的年龄结构看，青年失业率触目惊心。今年6月，欧元区与欧盟25岁以下青年人的失业率分别高达23．9％和23．2％，已经分别49个月和50个月在20％以上。其中，青年失业率最高的国家分别是希腊（59．2％）、西班牙（56．5％）和葡萄牙（42．1％）。而青年人失业率最低的国家分别是德国（7．6％）、奥地利（8．7％）和荷兰（10．6％）。二是从欧盟经济地理看，区域间差距逐渐拉大。在今年年初欧盟委员会发布的《就业与社会发展2012年度报告》指出，欧盟平均失业率已从2008年7％左右攀升至目前的11％左右，主要是一些南欧国家失业率持续上升，与北欧国家的就业形势相差甚远。南欧国家的就业形势异常严峻，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最新总体失业率分别为27．6％、26．3％和17．4％，是欧盟失业率最高的三个成员国。而北欧国家的就业形势明显较好，奥地利、德国和卢森堡的总体失业率分别为4．6％、5．4％和5．7％，是欧盟失业率最低的三个成员国。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复苏一波三折。新兴经济体就业形势要好于发达经济体，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就业情况也逐渐改善，而欧盟国家则继续深陷高失业率泥潭。今年五月，美国和日本的失业率分别是7．6％和4．1％，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点10％和5．5％均下降了不少，而欧盟和欧元区不但失业率的绝对值要远远大于美日，而且趋势也相反，仍在上行通道中。欧洲失业率高企的六大原因经济持续低迷；一味强调推行紧缩政策；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力市场存在多种矛盾；老龄化趋势与高失业救济制度；欧盟治理机制的局限与不足。当前欧洲就业状况出现上述特点的主要原因有六点。首先，经济持续低迷是根本原因。年，欧元区实际GDP同比分别为－4．4％、2．0％、1．5％和－0．6％。2013年一季度，欧元区经济环比增长为－0．3％，为连续第六个季度负增长。其中，经济增速较高的北欧国家失业率较低，与此相反，经济增速较低、甚至陷入衰退的南欧国家失业率屡创新高。意大利已连续七个季度负增长，希腊、葡萄牙的形势更加严峻，实际GDP同比均连续九个季度下跌。从理论以及现实看，经济增长与失业二者形成了恶性循环。一方面，全球经济危机使欧盟区内外的需求均低迷不振，当地企业经营状况急剧恶化，不少企业和与之相关联的银行深陷债务泥淖之中，借贷热情急剧下降，扩大再生产的意愿迅速萎缩，造成了对劳动力需求的锐减。另一方面，高失业率又拖缓欧元区经济复苏的脚步。根据奥肯定律（Okun’slaw），失业率的上升会伴随着实际GDP的下降。失业人数增多，造成消费需求不足，企业将面临更困难的境地，因此不得不降薪、裁员，失业率继续攀升，从而加剧经济的萧条。其次，一味强调推行紧缩政策是直接原因。在主权债务危机和银行业危机的双重夹击下，欧元区不仅不可能推行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而且不得不在经济复苏的趋势尚未确定的状况下就开始实施非常严厉的财政紧缩政策。2012年，欧盟成员国财政赤字与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数据显示，相比2011年，欧元区政府赤字占GDP比重从4．2％降至3．7％，欧盟则从4．4％降至4．0％。其中，仅德国实现微薄的财政盈余，为0．2％。与此相反，西班牙财政赤字比重最大，为10．6％。虽然欧元区政府实施的部分财政紧缩措施成功地缩小了政府的收支缺口，但紧缩政策也导致政府开支减少、居民消费下滑、企业投资萎缩，从而直接助推失业人口激增。第三，产业结构调整是重要原因。制造业是欧洲各国传统支柱产业，在经济中占的比例一直较大。近些年来，这一产业结构开始出现向资本密集型转化的新趋势，传统的制造业如钢铁、煤炭等部门开始不断萎缩，这使得当地的许多产业工人面临下岗。与此同时，新兴的产业又都集中在高技术和信息产业领域，所需要的就业者不但在数量上无法与失业的产业工人相比，而且对就业者的技术要求很高，因此新兴产业在解决失业问题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并不明显。第四，劳动力市场存在多种矛盾是结构性原因。这又有多重因素。一是欧元区范围内存在劳动力无法自由流动的问题。虽然同在欧盟体制内，但许多国家对外来劳工的限制较多，某些职位准入门槛较高，许多南欧如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失业人员，即使是有较高技术能力的失业者，也很难在其他欧盟国家特别是西欧地区找到新的工作。二是在欧元区范围内对不同年龄的劳动力实施差别对待。大多数欧盟国家实际上有二元劳动力市场，工会保护着一些35岁以上人群，从事永久性工作，年轻人从事的临时性工作则没有保护。三是学历通胀问题造成劳动力市场出现严重的供需矛盾。一方面，欧元区很多失业者有不少接受过高等教育，渴望获得一份高薪而又体面的工作，另一方面，中小企业急需招聘普通职员和蓝领工人，并不需要很高的学历。第五，老龄化趋势与高失业救济制度是社会原因。由于欧洲的出生率不断下降，老龄化让社会福利制度的包袱日益沉重。而新兴经济体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福利水平较低，劳动力价格相对便宜，因此很多欧洲国家的企业关闭了在本土的工厂，转而在中国等地区投资建厂，这直接造成了欧洲国家失业状况的加剧。同时，欧盟的高失业救济制度削弱了劳动力就业积极性。长期以来，欧盟以高水平、广覆盖的失业救济这一消极的就业政策作为主要失业保障手段，然而这种高福利政策不仅导致社会支出费用的增加，国家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也使相当部分的人失去了寻找工作的动力而宁愿选择“自动失业”。第六，欧盟治理机制的局限与不足是政治原因。一是欧洲治理机制的复杂性与多层级性令欧盟难以迅速拿出有效解决方案。每项议题，不仅在欧盟层面需要反复的沟通、讨论，而且需协调各成员国政府，有的还需通过本国议会投票表决，这使协调难度更大，行动起来十分迟缓，从而使欧债危机以来失业问题愈加严重而措施寥寥。二是各成员国在欧盟层面上也存在权力博弈现象，欧盟的话语权主要集中在德、法等大国手中，而其余中小诸国却力量单薄，这使治理结构极不平衡。德国作为欧元区最大经济体以及欧洲稳定机制（EMS）的最大出资方，坚持重债国应当进行严格的财政稳固政策和深度的结构性改革也令希腊等国的失业问题雪上加霜。欧盟各界有识之士也深刻意识到了失业问题的严重性，并于6月28日在布鲁塞尔落下帷幕的欧盟领导人夏季峰会推出了促进就业的“全面的一揽子计划”。从这个计划中，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欧盟各国领导人已经充分意识到失业率居高不下的社会危害以及解决这个问题的急迫性。各成员国领导人能够高效率地就促进就业达成一套多管齐下的解决方案也是值得肯定的。另一方面，经济持续低迷是欧盟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的根源。欧盟经济增长率如不能达到或超过1．5％，欧盟就难以摆脱失业状况不断恶化的困境。当前欧洲各国经济仍在严重衰退中苦苦挣扎，即使是德国也被拖累至衰退的边缘。根据欧洲央行的最新预测，欧元区经济继2012年衰退3％之后，今年还将萎缩0．6％，因此，在财政紧缩和经济持续滑坡的困境中，成员国尽管有欧盟方面的上述政策性倾斜，但要想在短期内改善就业状况绝非易事。
中国和美国现在就像两个臭棋篓子在下棋，没有谁比谁更高明，而是比谁比谁更臭。从美元指数最近的走势可以看出，一直在83点上下方徘徊，实际上，美元完全可以一鼓作气攻上85点，这对美元是很轻松的一件事，但是，伯南克在等待，始终不肯落子，一直在等待中国经济政策的调整。为什么，伯南克一直在等待中国先下这步棋呢，一个简单的道理，说明伯南克要看看中国的这些政策死穴在哪里，再下下一步棋。
国际上一般用家庭收入一年3到6倍买起一套房子，是正常房价，而在中国一线城市这个数据突破47倍。经济上一有风吹草动，这些家庭无一例外都会破产。政府为了维持楼市泡沫不破，央行现在还必需大量印钞，但是，中国房地产(行情 专区)吸附资金的能量无限大，这样下去无论如何印多少钞票都不够用，而这些资金都成为死钱，第二次流通的概率非常低，造成中国货币效率极其低下，人民币1元钱只能创造0.5元的效率，而1美元可以创造1.5美元的效率，两者相比，中国发钞无限量庞大，一点也不奇怪了。从国际金融来看，中国货币贬值风险已经越来越大，国际资本不是傻子，有利可图的事他们从来都不会放弃，他们已经准备了做空人民币的足够的筹码，可能在日后开始攻击人民币汇率。
　　现今中国和美国都面对经济停滞与通胀高企并存的问题.经济停滞源于财富畸形分配,通胀高企源于货币超发.　　货币超发本质是财富再分配,对经济影响取决于经济现状与货币流向.当生产不足消费过剩,货币超发流向生产领域,促进生产促进经济增长;货币超发流向消费领域,无助生产无助经济增长.当生产过剩消费不足,货币超发流向生产领域,无助消费无助经济增长;货币超发流向消费领域,促进消费促进经济增长.　　货币总值=商品总值+货币储蓄=GDP+通货膨胀+资产泡沫+货币储蓄.纸币的唯一用途就是购买商品,货币储蓄是购买将来的商品.商品与货币犹如气球与空气,空气总量不变使气球局部稳定,必然造就气球局部之外不稳定.通货膨胀与资产泡沫都是物价上涨,都是广义的通货膨胀.不同之处是通货膨胀是一般商品,资产泡沫是资产类商品.中国货币持续超发通货膨胀不高的秘密在于CPI统计内商品保持稳定, CPI统计之外商品迅速上涨,如房价上涨、教育费用上涨、医疗费用上涨等.　　经济危机包含:消费危机与生产危机.消费危机是效率达到极致财富高度集中引发的消费不振型经济停滞.生产危机是公平达到极致财富高度分散引发的生产不振型经济停滞.消费危机的特征是生产过剩、消费不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危机就是消费危机.生产危机的特征是消费过剩、生产不振,人民公社时期的群体惰性就是生产危机.解决生产危机要推行效率经济,解决消费危机要推行公平经济.经济危机是结构性危机,需要结构调整方能解决.超发货币不改结构,只能推迟危机并加深危机的严重程度,最终走向经济停滞、通胀高企的滞胀之路.　　滞胀是有限度的,并不是可以无限恶化,恶化到一定程度不得不打破滞胀.当前处于打破滞胀的临界点,放松货币恶性通胀一发不可收拾,收紧货币断崖式暴跌转瞬即至,维持现状是放任市场选择.　　高危临界来临,滞胀即将终结,要么恶性通胀,要么断崖式暴跌.纵使放松货币,开启恶性通胀,也只是最后的疯狂,疯狂之后迎来更猛烈的下跌!
　　现今人们经常都最想搞清楚和知道的几个问题：　　1、美国为什么会长时间实行零利率的货币政策？美国长时间实行零利率的货币政策是为了通过居民的消费，快速的让货币流向世界市场，维持世界贸易中货币与实物之间的平衡。　　2、美国的钱到底都去哪了？美国民众的钱都通过超前的消费流入了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又通过收买美国的国债流入美国，以美国国债的形式存在。如果美国能通过手段成功的消减国外政府、机构、及私有资本持有的美元或美国国债。那么这些钱就真正的回流到美国了。如果美国政府不能做到这些，那么这些钱就留在了发展中国家。美国现阶段就是如此，一方面是美国的钱大量流到国外，另一方面是不断增加军事费用，双重压力下，美国还能有钱吗？　　3、为什么美国一直督促人民币短期内的大幅升值。人民币短期内的大幅度升值对中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对美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为什么这么说呢？短期内的大幅度升值之后，沉淀在中国市场上的热钱就会立马出逃，中国的外汇储备立刻缩水，这是美国当前必需的；还有大幅度的升值会给中国的中小型出口企业造成致命的伤害，并且这种伤害有可能带来经济上的连锁反应，中国经济的稳定性与成长性就会顷刻之间化为乌有。如果经济困难通过美国的操作发展成为社会动荡，这更是美国所求之不得的结果。中国有可能因为此而失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成果，使中国真正成为美国转嫁危机的牺牲者。
美国政府实行没有外部约束的美元本位制和主要大国货币之间的浮动汇率体系，的确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勇敢新世界”：国际储备货币完全没有“锚”，全球货币、金融、经济之稳定，完全取决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其他国家几乎无能为力，只能被动接受。　　　　　　当年美国政府公然撕毁布雷顿森林协议，不遗余力地向全世界推销浮动汇率。人类的经济学教科书，从来也没有给出满意的答案。必须承认，人类面对的全球货币动荡之原因，依然知之甚少，只在摸石过河见步走步的阶段。唯有透彻理解国际货币制度游戏规则和演变历程，人类才有可能解释和推测出美元的周期，只有搞清楚美元汇率波动对全球经济产生的影响，才有可能解释和推测全球经济周期和金融危机。　　　　美元本位制诞生之后的国际货币体系，最鲜明的特征乃是金融危机成为家常便饭。危机爆发的频率超过以往一切人类历史。且让我简要列举1971年之后的主要金融危机：　　　　1974－75年：全球性金融危机。起源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国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石油危机导致欧洲美元市场暴涨。崩盘的主要部门是股票、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商业地产。　　　　1979－82年：全球性金融危机。起源于美国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石油美元滚滚流入第三世界国家。崩盘的主要国家包括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灾难波及世界众多国家。　　　　1985－87年：美国金融危机。起源于强势美元政策诱使投机资金流回美国，触发美国房地产和股市疯涨。崩盘的主要领域自然是房地产、股市和金融体系，以日的股市暴跌为标志。　　　　1990－92年：日本金融危机。起源于1985年《广场协议》，美国强迫日元持续大幅度升值，导致日本经济体系的惊天大泡沫。崩盘的主要领域是股市和房地产，股市跌幅超过70％，房地产跌幅超过50％，灾难很快蔓延至银行金融和整个经济体系，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衰退。　　　　1992－93年：欧洲汇率机制（ERM）危机。起源于浮动汇率动荡和美元相对欧洲各国货币以及英镑的持续弱势。国际投机热钱（主要是对冲基金）肆意攻击英镑和欧洲货币，导致英镑和里拉汇率崩溃，被迫推出欧洲汇率机制。　　　　1994－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且迅速波及全球。起源于墨西哥盲目的金融市场自由化（依照“华盛顿共识”的指示办事），大量热钱流入墨西哥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造成投机资产价格泡沫。　　　　19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俄罗斯债务危机。起源于亚洲各国盲目金融市场自由化、放松资本帐户管理、弱势美元诱发投机热钱大量流入亚洲和俄罗斯。1996年起，弱势美元政策结束，投机热钱迅速流出亚洲各国，资产价格泡沫破灭。　　　　2000－02年：全球互联网泡沫破灭导致信用市场急剧萎缩。起源于1996年开始的强势美元周期，导致大量国际资金流回美国参与股市和其他资产投机。　　　　2007年：美国次级债务危机和全球信用市场动荡。起源于2002年开始的弱势美元周期，美联储持续降息诱发房地产市场毫无顾忌的信贷扩张。　　　　以上是粗枝大叶的历史事实，没有包括各种波及范围较小的金融危机。然而，我们清楚地看到：在不到四十年的时间里，全球性金融危机至少爆发九次之多，危机的频率达到每四年一次！与此相对照：年的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时代，全球性金融危机从来没有发生过（尽管出现过几次小规模的汇率投机冲击）。年的金本位制时代，全球性金融危机也只发生过三次。　　
美元周期与金融危机如影随形　　　　1971年之后的金融危机，具有三个异常鲜明的特点：
（1）危机几乎总是出现于美元周期走势之拐点或转折点。易言之，美元相对其他主要货币之强势转为弱势、或弱势转为强势，必定伴随着一次或多次金融危机；
（2）危机前后总是伴随着国际资本（主要是投机热钱）的大规模流动；
（3）美元周期之转折点或拐点，总是源于美国国内财政货币政策或国际政治外交策略的重大变动。　　　　让我们看看1971年尼克松冲击之后的美元周期波动：　　　　年：弱势美元周期。“尼克松冲击”之时，美元相对世界其他主要货币一次性贬值，幅度高达15％。美元从此进入持续贬值周期，到1979年，美元相对日元、马克等主要货币之贬值幅度，超过30％！美国和全球货币供应量急速增长，触发石油、贵金属（黄金等）、基础原材料价格飞涨，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陷入史无前例之“滞胀”。与此同时，石油危机和没有“锚”的美元本位制，共同造就了庞大无比的“石油美元”和“欧洲美元”市场。巨量石油美元滚滚流入拉美国家，掀起一波又一波的对外借债高潮和虚假繁荣，埋下了拉美债务危机之祸根。　　　　年：强势美元周期。1979年7月，保罗?沃尔克临危授命，以铁碗手段遏制通货膨胀，他将联邦基金利率提高到前所未有之高度，猛烈的紧缩措施很快见效，美元结束近10年的持续弱势，开始逆转为强势美元周期。供给学派革命（里根经济学）所倡导的减税政策，刺激美国真实经济强劲增长，是推动美元强势周期的主要力量。然而，里根政府急剧增加的军事开支，造成美国的巨额国际收支赤字和财政赤字，后者反过来成为美国强迫日元和欧洲货币升值的主要借口。　　　　年：弱势美元周期。1985年9月五国集团签署的《广场协议》，明确要求“其他主要货币相对美元进一步有序升值”，触发长达十年之久的弱势美元周期。美国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遏制日本全球扩张、扰乱日本金融体系和货币政策、以汇率升值为手段迫使日本开放国内市场等等，是《广场协议》的基本战略考虑。《广场协议》之后，美联储的公开市场操作部门多次直接干预外汇市场，抛售美元、买入日元和马克。一年之内，美元相对日元之贬值幅度就超过20％。　　　　年：强势美元周期。1996年开始的强势美元周期，主要推动力量是：以美国为首的信息科技革命吸引大量资金重新流回美国，参与直接投资和证券买卖；克林顿政府致力于改善财政赤字且最终实现财政盈余；财政部长鲁宾极力倡导强势美元政策，认为强势美元政策最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强势美元是所谓“鲁宾经济学”的基本原则之一）。　　　　2002年－至今：弱势美元周期。互联网泡沫的破灭和接踵而至的911恐怖袭击，让投资者对美国经济和美元的信心深受打击，资金开始大规模流出美国、涌向世界其他地区；以格林斯潘为首的美联储为避免美国经济陷入持续严重衰退，不断降低基准利率，金融体系之流动性急剧增加；对外反恐战争之巨大开支，让美国政府之财政赤字和对外负债不断刷新记录；次级债市场崩溃诱发全球信用市场动荡，全球投资者对美元的信心持续下降。自2002年以来，相对一篮子货币，美元已经贬值了大约25％，以石油、黄金为首的全球资产价格持续暴涨。　　　　2009年下半年，弱势美元周期可能逆转　　　　显然，美元周期取决于三大力量：
（1）美国的全球军事外交战略和行动；
（2）美国的财政政策；
（3）美联储的货币政策。
要推测2002年开始的弱势美元周期何时结束，必须密切关注以下三个重大事件：
（1）美国是否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或继续保持对伊朗的军事威慑；
（2）次级债危机什么时候能够尘埃落定；
（3）民主党是否能够赢得2008年总统大选。　　　　初步判断是：若美国停止对伊朗的军事威慑且逐步从伊拉克撤军；次级债危机之最终损失一年之内水落石出；民主党赢得2008年总统大选，那么，本轮弱势美元周期将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逆转..........
上世纪60至70年代，在经历多次美元危机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崩溃。1971年，美国自行放弃美元与黄金挂钩的体制，开启了“浮动汇率”时代。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幷没有改变，幷在国际经济活动中产生新的不公平和不平等。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美元发行权属于美国主权，别国不能干涉，货币发行多少只根据其国内经济需要来决定，但却对国际经济和美元储备持有国的经济产生重要影响。美国的经济周期与其他国家幷不一致，其他国家却被迫按照美国经济政策调整其经济政策。由于美国实行扩张性经济政策，创造了大量欧洲美元和亚洲美元，使得国际金融市场更加复杂动荡，金融投机日盛，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功能日渐淡化，导致危机频发，中小国家很难抵御。 　　第二，为了防范危机，各国在没有其他国际货币可供选择的情况下，只能大量持有美元，以购买美国政府和公司债券的形式，使资金流回美国。也就是说，美国可以不受限制地向全世界举债，但其偿还却是不对等的。美国还可以通过美元贬值，在减轻外债负担的同时刺激出口，实现国际收支状况的改善。此外，大量美元的流入也使其利率下降，弥补财政赤字的成本得到压缩。这等于引诱美国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 　　第三，对于所谓的“浮动汇率”制度幷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定义，只是被看作是与“固定汇率”相对的概念。实际上，“浮动”应当有一个参照物，但由于这一参照物难以确定，才导致以美元为中心的汇率体制成为当前国际金融领域危机频发的重要根源之一。
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发源于美国，幷席卷全球，其速度之快，破坏力之大，出乎多数人的预料。关于金海啸产生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源于美国房地产泡沫。解决公众的住房问题是美国政府的重要目标，例如“两房”就是直接为服务于这一目标而设立的。在近年来美国货币政策宽松、房产价格上扬、资产证券化速度加快的情况下，各贷款机构追逐高额回报，利用所谓金融衍生产品的设计，将抵押贷款扩展至偿还能力差、信用状况不佳的人群，造成危机爆发的温床。其二，金融创新的规模和速度与过分相信市场监督作用的监管理念之间出现失衡。金融衍生品泛滥、杠杆过度使用、评级制度缺乏公允和客观的价值准则，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导致了危机的发生。其三，美国的货币政策应负有较大责任。从2001年1月起，美国开始实行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给美国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廉价资金，幷伴随着减税、补贴等多项措施，直接促成了美国房地产市场的繁荣，而随后的加息周期则刺破了这一泡沫。其四，最为重要的一点，过度举债消费的模式是酿成此次危机的深层次根源。长期以来，美国个人消费支出是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过度举债消费给美国带来了经济繁荣，但这种繁荣不具备坚实的基础，其背后是一个巨大的债务泡沫。2007年美国居民、企业和政府未清偿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高达229.74%，其中居民负债比重为100.30%。因而当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巨额债务便浮出水面，幷最终酿成了一场偿付能力的危机。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一系列严重弊端：首先是作为储备货币的美元，其发行不受任何限制，实际上是一种“信用”本位，美国几乎可以无约束地向世界倾销其货币，但其偿还却因为汇率的“浮动”而得不到保障。其次是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缺乏平等的参与权和决策权，仍是建立在少数发达国家利益基础上的制度安排。美国在利用货币特权向其他国家征收铸币税的同时，又借助金融创新将风险扩散到全球，使全球为美国的危机埋单，其他国家只能被动接受。最后是调节机制的局限性。IMF作为世界中央银行资本不足，权威不够，其投票权和结构设计不合理，使美国具有否决权。而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其投票权不仅大于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成员，实际上也握有否决权。这样就使得IMF不可能通过任何不利于美、欧利益的决议。而且也使IMF对美欧几乎不具备监督和约束的能力。
过去20年美国政府利用本身发达的金融体系，大量资本在股市、汇市、债市、期市以及各类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循环流动、杠杆放大。据初步统计，当前全球金融衍生产品总的市值超过了680万亿美元，是全球GDP规模的10倍以上，为全球提供了75%的流动性，大大高于各国通过货币创造的流动性(仅占全球GDP的11%)。从美国总资产及其主要构成情况也可见这种变化，美国在年的35年中，虚拟资产只增长44.69%，而在的24年中，虚拟资产却增长了453.00%，26年的增长量是35年的10倍，其中，金融和地产所占比重占绝大部分，在90%以上。
近20年来，美国一直在利用金融扩张延续经济增长的奇迹。人们都认为通过金融货币政策可以熨平经济周期，实现无衰退的经济增长。因此多年来美国的低利率和宽松的货币政策，透支着美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但是资产价格的膨胀不是无限度的，非理性放大金融杠杆，令金融风险无限积聚，使泡沫破裂的灾难性后果超出了金融体系所能承受的临界点，原有的信用链开始断裂，进而引发银行危机、信用违约危机、债务危机等一系列连锁反应，这种偏离价值规律的资本增值，直接产生了全球金融资本主义一次又一次的危机和难以预计的风险。
谢谢梁兄的分享！辛苦了。
世界很乱很凶险，如同丛林，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强欺弱，大欺小，国家之间，不同的人群之间，人与人之间，互相防范、算计，阴谋诡计防不胜防。。。想起苏轼的一个感慨：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人类的思想被无穷无尽的欲望和短期利益所迷惑，人类的行为越来越被私情杂念所牵引，地球资源被过度开采，赖以生存的土地和环境被严重破坏，感觉整个世界都在畸形发展，不知人类去向何方？是不是相当于找死，正在快速走向灭亡？
哈哈，绕梁三周半，峰回路转，诚心诚意推出【卖烧饼的“简单”经营学】！通俗中见深厚功底！
美國政府美元享有铸币税的特权。在年，铸币税对经常项目逆差的覆盖比率高达86.2%，美国绝大多数的经常项目逆差通过国际铸币税得以“抵消”，这也解释了巨额经常项目逆差和财政赤字为何没有导致美元大幅快速贬值的原因。而在近两年随着美国经济走软，美国的国际铸币税减少，使美元贬值逐步丧失了制动阀，国际铸币税已无法挽救美元信心的危机，表现为美元的加速贬值。随着近年来美国国际铸币税的抵消能力的降低，美元趋向疲软是大势所趋。
美元走势受制于日益严重的双赤字。双赤字始终是决定美元走势的长期根本性因素。随着美国大规模救市行动的展开，财政赤字持续扩大，美国负债率急剧上升，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日益失衡，主权违约风险加大，据统计，2008年联邦赤字将达到创纪录的4550亿美元，2009年更会攀升至7500亿美元，因此美元救市债的发出极有可能成为美元贬值的导火索。
未來美元走势的逆转和币值内在的不稳定性，勢必再次引发全球金融市场新的动荡，加剧全球实体经济恶化的风险。
謝謝朱總和謝謝邢弟的關注！
　　在中國农村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實體經濟的制造业长期惨淡经营（中国企业平均寿命4.5年），导致每年新增失业人口规模巨大，2009年奥巴马访华时，當年中國的總理温总理曾經亲口承认，我们的失业人口是2亿！可以想象，中國人的就业压力是多么的巨大。　　在中国，一个GDP增长点大致能创造2000万个就业岗位，保8就是保证每年能新增1.6个亿就业岗位，基本解决就业问题。　　所以，保8的核心是就业问题，也是保持社会的基本稳定问题。嗯，在我们这个社会保障体系非常薄弱的国家，想想如果有2亿人没有工作或者说没有饭吃，是个什么场景？这样就能理解中國政府为什么保8，所有中國政府保增长也是管理曾的首要任务。　　稳定物价，保证老百姓基本生活水平，也是中國保证社会的基本稳定问题。　　國家保增长、控通胀归结到一句话：让老百姓有个工作，有份工资，这个工资能混口饭吃。　　说起来简直难以置信，一个外汇储备世界第一，GDP总量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家，一个经过30年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创造了惊人财富的国家，为什么进入21世纪宏观经济管理目标竟然如此低？　　在改革开发初期，邓公设计的发展模式是这样：发展增量带动存量改革（所谓先易后难的改革模式）。简单的说，就是先把蛋糕做大，再来解决分配的问题。经过10几年的发展，经过全国10几亿老百姓勤劳的工作，这个蛋糕是越做越大了，但是，分配的问题（必须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才能解决各阶层财富再分配的问题）却一直停滞不前，民间再怎么呼吁，管理层总是稳定压倒一切——好吧，现在的说法是和谐压倒一切。　　问题就出来了，由于分配体制不动，那么每年的新增人口，城市化进程涌进城市的农民，下岗职工，这个规模巨大的低端人群的基本生活就只能靠经济增量来解决。从而形成中国经济独特的增量依赖症。　　更严重的是，存量不动只做增量的模式不仅吞掉经济发展的全部成果，而且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阻碍。
轉載：十八届三中全会今开幕 民众盼解硬骨头日 00:00来源：中国新闻网 作者：马学玲 原标题：十八届三中全会今开幕 全球关注中国改革再出发记者 马学玲中新网北京11月9日电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今起召开，北京，再次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这次“关键性会议”，将提出综合改革方案，就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总体部署。在中国改革挺进深水区和攻坚期的当下，此次会议被寄予厚望。分析称，本次会议将解决中国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改革的方向性和路线性问题。中国改革再出发 “关键性会议”获寄厚望这次会议从今日开始，共持续4天。两个多月前，中国官方即向社会公布，会议主要议程将锁定“研究全面深化改革等重大问题”。外界普遍认为，这次会议将是习近平、李克强等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全面阐释执政理念、推出深化改革路线图的重要时点。35年前，发端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影响了世界。此后35年间，7次三中全会，改革，是不变的主题词。也正因此，在中国的政治语汇中，“三中全会”几乎成为改革开放的代名词。35年后的今天，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迎来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既得利益群体已然存在、利益藩篱日趋固化的当下，此次会议被寄予厚望。改革，再被中国乃至世界聚焦。改革的动力来自民间，值得注意的是，这与中国“掌舵者”的航向达成默契。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日前指出，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提出综合改革方案，就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总体部署。官方的高调宣示，激发了中国以及世界范围的积极猜测。中央党校报刊社社长兼总编谢春涛教授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表示，这将是一次全面推进和深化改革的重要会议，值得期待。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副主任戴焰军教授对中新网记者谈道，挺进深水区和攻坚期的中国改革，下一步该如何突破和推进，是各界非常期待的议题。基于此，戴焰军认为，此次全会是在推进改革开放历史发展过程中一次重要的会议，甚至可以说，是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改革进程中一次标志性的会议，对中国今后相当一段时间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改革范围、力度将空前 民众盼拆解“硬骨头”一项调查显示，超七成受访者对三中全会拆解改革“硬骨头”有信心。这些“硬骨头”，包括转变政府职能、缩小收入差距、打破垄断、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金融体系改革等六大方面。“新领导层在党的作风和廉政建设等方面有一系列重大举措，因此，民众也期待在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等方面有更多实质性突破。”戴焰军说。尽管多数评论认为此次全会将启动中国意义重大的新一轮改革，但也有人担忧，受困于利益藩篱，已进入攻坚期的改革，能否像人们期待的那样大步推进？对于这一疑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此前曾指出，这次全会主要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各领域的体制改革。他特别提到，“这一轮改革范围之广、力度之大，都将是空前的。”观察可见，新领导层对突破固有利益格局的决心十分坚定。鉴于此，分析普遍认为，本届全会中涉及的改革幅度，很可能超过预期。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向中新网记者谈道，此次全会或将从三个重点着力，一是经济的结构性升级，二是政府职能转变，三是社会管理制度创新，包括户籍制度改革、收入分配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公共服务均等化等。谈及政府职能转变，戴焰军指出，虽然这一年内动作频频，但可能还需从体制上作进一步部署。中央党校教授张希贤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也认为，此次全会或将涉及国家政治文明建设的改革。领导层频释信号凝聚共识 改革再启新程本届全会召开之际，正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集体执政周年。自中共十八大以来，“改革”已成为新一届中央领导层的鲜明烙印。外界普遍预期，本届全会将是左右未来十年中国政经走势的一次重要会议，拉开中国新一轮改革序幕。本届全会召开前夕，数位中国高层却先后赴地方调研。分析称，此举旨在听取基层之声，摸底地方实情，为改革谋篇布局。事实上，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中，中国官方在不同场合密集释放改革信号。此外，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29日召开会议，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问题，并修改将在三中全会上审议的《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文件稿。对此，港媒指出，历届重大政治会议特别是中共党代会前，中共中央都会进行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组织工作；值得注意的是，此次相关信息的披露频度和程度都较以往更大。“在改革这一问题上，全党全社会能不能认识一致、思想统一，全党、党群能不能步调一致，事关中国前途命运。”张希贤说，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需要把一些信息提前渗透出来。“本届三中全会开幕前披露的信息较多，我觉得非常好。”谢春涛表示，经过这段时间的酝酿，关于改革的话题，形成非常高的热度。在改革的问题上，全社会已经形成高度共识。领导层凝聚了各方共识，并将这种共识体现在重大决策上。高层构想回应民间寄望，改革已成当前中国社会共识。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又是一个收获的季节。35年后，今天，携着十几亿人的期待，中国改革再出发。
十八屆三中全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结合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要坚持深化改革、标本兼治，着力推进相关改革，条件成熟的要尽快推出，需要研究探索的要积极创造条件加以推进。中国要前进，就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要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涉及重大利益关系调整，涉及各方面体制机制完善。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当前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格外艰巨，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个时候就要一鼓作气，瞻前顾后、畏葸不前不仅不能前进，而且可能前功尽弃。——习近平
从中国经济的增长轨迹来看，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大致经历了三个周期：年、年以及年。这三个增长周期的上升阶段分别由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以及加入WTO的制度改革推动。这几个增长周期显然都是从三中全会开始的。每一次三中全会，虽然涉及经济的内容很多，但似乎都可以归结为一个“最后总结性口号”，比如改革开放，比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比如建设新农村，比如科学发展观。那么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最重点会在哪里？又或者最后能归结为什么样的一句“总结性口号”呢？从当前国内的经济环境来看，上半年的各种事件层出不穷，从钱荒到紧缩式的货币政策、从去产能到其后的微刺激、在到近日上海自贸区的批复，国内面临的较为突出的经济问题，以及政府大刀阔斧的改革节奏。为此，海外媒体曾有推测，新一届领导人上台后，政策面应该是一种温和的变化，所以改革可能对准那些容易实现的目标。什么呢？比如户籍制度、利率市场化和税收制度改革。同时，央行也可能加快利率市场化和资本账户开放的步伐，政府可能重新评估包括退休年龄和计划生育在内的人口政策。此外，财政部也将继续引入或推进税制领域新改革，譬如“营改增”、资源税和房产税等。5月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曾列出过2013年经济改革清单，确定了行政体制、财税、金融、投融资、价格、民生、统筹城乡、农业农村、科技等九大重点领域，这种精心选择的改革内容、措辞和次序表明，新一届政府认识到了公众的不满情绪是改革的最迫切所在。因此十八届三中全会经济领域可能最重要的三个层面：一、收入分配改革：这个思路的目的是提高居民收入，缩小贫富差距，最后当然是要刺激消费。这是自去年新班子上任之后就在推进的一个工作，有助于助推国内的经济结构转型。眼前看来，这种收入升级也有助于侧面缓解目前的“房价收入比”从侧面缓解购房压力——从而在不触动地方债务风险的情况下，侧面缓解住房矛盾问题。二、土地制度：此改革的目的主要是为城镇化保驾护航。这也是与国家长期发展迫切相关的一个改革方向。从农村土地流转来看，小产权房问题如果能够确实解决将成为促进农村收入和解决城市住房问题的关键所在，并且从根本上来说，这也是城镇化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三、国有企业改革：此举是防止国进民退的进一步加深。最近有不少声音将本届三中全会的重点放在国企身上。事实上，随着过去增量模式的逐渐淡化，按照新政府盘活存量的发展思路，必然要触及现有国企的蛋糕。很多问题目前已经开始露出端倪，比如国有银行未来可能将被迫高息揽储，垄断性国企拆分等等。
梁兄，我们国家现又在谈深化改革了，似乎很快要有所动作，有时我合计着，现在的中国与三十多年前的中国相比较，十多亿国民的维权意识，已在很大程度上觉醒了，恐怕至少超出过去的很多倍！现在改革，如何平衡各方利益？是不是遭遇的阻力和问题也将超出过去那次变革的很多倍呢？能否在全社会范围内广泛制定和成功实施重大新政？心存疑惑。
没有人愿意在改革过程中让自己的利益受损！可这个过程中，必然有既得利益和潜在利益的重新分配问题。。。
现在可能是人類有歷史以來最好的时代，也可能是人類有歷史以來最坏的时刻。对于看坏的人，觉得现在是一个大变局，全球經濟泡沫危機的風險無可避免，人類過去擁有的各種优势已經无法再稳定持续。对于看好的人，这是个你想可以任意颠覆的时代，處處都充滿發展機會。最近美国伯南克说要退出QE导致的风险资产跌价跟未来的长期通胀威胁之间的落差。其实，伯南克说的相当的模棱两可，他说“也许”、“可能”，“明年我们要退出”、“我们会考虑”，但即便是这样一个模棱两可的话已经导致全球性的风险资产跌价。所谓风险资产既包括现在的地产、股票，也包含金融。我觉得伯南克的姿态和说会退出的想法，更像是一种愿望。我们看到，美国政府现在有超过16万亿美元的债务，财政收入是3万多亿美元，跟中国一样、也是吃饭财政，当然它主要花在民生上。这不断增长的15万亿债务将来怎么还？不象中国政府，美国政府没什么土地、国资可卖，主要还是要加税、减支，还有就是发货币、征收造币税，我觉得发货币是美国政府成本最低的解决债务方式。对于造币税而言，美国人民只要交四分之一就够了，四分之三是全世界人民的税赋。因此，长期来看，美国发货币还债是合理预期。日本的梦想是要实现通货膨胀，而中国则希望通货膨胀速度慢一点。所以短期QE退出政策的预期导致的资产价格下降，与长期的通胀预期之间的差距（gap）就是价值投资机会。
美国的虚拟经济离实体经济越来越远甚至脱节，是导致目前这场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市场经济是风险经济，经济全球化和我国所有制的多元化等增加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和宏观控制的难度，中國要有应对各种风险的准备。　 　　“的确，中国领导人也许比大多数人都有先见之明，他们清楚美国不停地创造衍生产品不过是在搭建空中楼阁。中国前总理朱容镕基的顾问高西庆在2000年说，如果你单独看每一个（衍生）产品，他们都有意义。但加起来却什么都不是。他们都是垃圾，是用来骗人的。就在他这样说的同时，时任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却在大谈特谈衍生产品的经济价值。”（英国《金融时报》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基肖尔*马赫布巴尼：《亚洲资本主义留给西方的启示》）　　　 　“他们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外汇储蓄积累。从1998年底至2008年底，中国的外汇储蓄从近1450 亿美元增至近两万亿美元。。。。。。。这有助于保护亚洲国家抵御来袭的金融风暴。”（英国《金融时报》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基肖尔*马赫布巴尼：《亚洲资本主义留给西方的启示》）　　　 　 日，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自豪地说：‘早在三年以前，当大家还沉浸在创新和大量流动性的兴奋之中的时候，银监会就预料到了（全球金融危机）这场风险马上就要发生，并且认为这是一个必然的现象。’”（《北京晚报》苏文洋：《仅仅有监控、预测是不够的》）　　　 　“。。。。。。中国还是在美国市场赔了800多亿美元，上万亿美元外汇安全还让总理担心，原因何在？”（《北京晚报》苏文洋：《仅仅有监控、预测是不够的》）　　　 　“银监会三年前就预测到了这场危机，中国平安、中信泰富以及一些国有银行和外汇管理部门如果是在‘明知山有虎’的情况下，仍然大量购买海外金融企业的有毒资产，给国家和股东造成不应有的损失，也要查清责任，对有关责任人进行处理。”（《北京晚报》苏文洋：《仅仅有监控、预测是不够的》）　　　 　“其实，透过危机的本质，人们意识到，超前消费并非问题的全部，而真正致命的，是华尔街发明的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工具，以及这种貌似可以无限创造信用的钱生钱的把戏带给大家的诱惑。”（《北京青年报》张国庆：《奥巴马 “不差钱”》）　　“‘华尔街现在流行这样一句话：你设计出一个复杂的金融产品，在欧美卖不出去，一定能卖给中国。这值得我们深思。’这是美国康乃尔大学金融学终身教授、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黄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新华社日报道）　　　 　“黄明教授说，例如很多中国的QDII产品在欧美根本不允许卖给本国百姓，但却堂而皇之的涌进中国的银行卖给中国老百姓，很多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在香港卖给中国企业，或通过香港私人理财等形式卖给民营企业家，如同洗劫一样把民营企业家的财富掠夺。”（新华社日报道）　　　 　“黄明教授说：种种例子表明，中国的个人、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买了大多我们不懂的金融产品，导致蒙受巨大的损失。。。。。。。目前中国对场外市场、复杂衍生品的监管比美国更松，监管不到位，法律没有威慑力，国际投行就是利用这些在中国兜售大量金融衍生品。”（新华社日报道）　　　 　“初步统计发现我国共有28家央企涉足金融衍生业务，有盈有亏，亏损居多。”（《北京日报》记者王刘芳报道）　　
密切关注“十八届三中全会”出台新政策！
時時关注國際大形勢的變化，刻刻不要忘記提防美國帝國主義經濟侵略我們中國的野心！
　　经濟本來就生存在我們人類日常的生活之中，只要以簡單真接和浅显的道理阐述经济的真相。不会有任何所谓的学术妓女们常用来欺骗人民的深奥的学术理论，还事实清白，真相只有一个，让我们擦亮眼睛，洞观今天发生的一切。本文在以下几方面阐述中国经济真相。　　1、什么是经济发展？　　简单的讲经济发展就是有钱，但钱从何来？钱只能印出来。那么到底是什么使印钞机不停的运转？　　假设一个岛上有1000口人，与世隔绝，人与人之间交换物品过活，但有时候你手里用来交换的东西不一定就是对方想要的，怎么办？于是人们就用都喜欢的金银作为交换的东西，于是交换方便了。但金银要磨损，携带也不方便，当交换活动频繁时，发现这个东西太繁琐，限制了交换活动，于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想了一个办法，就是由岛上的管理者发行一种符号，用它来代替金银，于是钞票出现了。　　刚开始这种钞票可以随时得兑换金银。大家都很放心，因为钞票就是金银。可是岛上金银的产量太小，当人们的交换活动更加频繁时，钞票不够用了，只能暂停交换。暂停交换的后果就是大家不生产别人想要的东西了，因为虽然别人用，但交换不出去，套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经济发展减速了。　　于是大家想了一个办法，成立一家钱庄，这个钱庄是大家的，由钱庄来发行钞票，印出的钞票借给想用钱的人，然后这个人有钱了再还给钱庄。于是银行就出现了。银行的出现，能保证交换活动更持续的进行，大家都拼命的生产，岛上的东西越来越多，银行根据产品的生产数量，不停的印制钞票，以保证交换能更深入的进行。　　后来人们的交换活动更频繁了，一家钱庄太少了，于是出现了很多钱庄，总要有个管钱庄的吧，于是指定一家钱庄管理其他钱庄，并且钞票只能由这家钱庄印刷，然后通过其他钱庄借给用钱的人，中央银行就这么也出现了。　　2、什么是对外贸易？　　有一天岛上的人发明了船，于是就到处划船跑，发现了另一个岛屿，那上面也有人，也有钞票，也像自己岛上这么活动。但自己岛上生产的东西多，那个岛上生产的东西少，1元钱在自己的岛上能买1斤大米，那个岛上的一元钱只能买半斤大米，于是另外岛上的钱来这个岛上买东西时只能2元换1元才行。于是汇率出现了。算好汇率后，他们开始互相买卖东西到对方岛上，这就是对外贸易。对外贸易丰富了人们的生活生产需要，使交换活动到了一个空前的高潮。　　3、什么是通货膨胀？　　由于岛上生产的产品太多了，以至于没法准确估计到底该发行多少钞票，发行多了的时候，因为没有那么多产品可买，产品就开始涨价，发行少了呢就开始降价，为了保证价格稳定，央行要求各钱庄要把一部分钱放在央行里面用来调节产品的价格，根据价格情况多放和少放。这就是存款准备金率。　　可是有一部分聪明人开始怎么才能把钱弄到自己手上，他在海边捡了一颗石子，说这个石子值100万快钱，把它卖给了一个人，这个人觉得整个岛上的钱加一起也没有100万啊，怎么办，于是向钱庄借，钱庄也没有这么多钱，于是把印钞机打开，印了这100万，借给了他买了这个石子。　　然后这个人开始卖这个石子，100万卖给了第二个人，由于第一个卖石子的人把钱花了，所以岛上的钱多了，所以这一百万可以筹集到，多买些产品就有了。但当把这个石子以200万转让的时候，钱庄只能又印了100万钞票，就这样钞票越印越多，可是当这个石子不停的流动转让时，大家并不觉得岛上的钱多，产品价格还是原来的那样。可是当这个石子不流通或流通的慢时，大家觉得钱多了，可是如果当持有石子的人把它扔到大海里，那就等于岛上凭空多出N多个100万来，怎么办，央行最害怕的就是这颗石子没了。它没了岛上产品的价格就会飞涨，就会通货膨胀。那么持有石子的人就绑架了岛上的经济。　　4、房价能绑架中国经济吗？　　中国的房地产已经使中国央行发行了太多的人民币，如果房价下降，等于把那颗石子投进了海里，那么多印出来的钱会使中国产品价格飞涨，会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　　看似房价与石子毫无相干，可是他们的属性是一样的，就是价格和价值严重的背离。实际上房地产的崩盘受害最大的并不是中国的商业银行，而是整个中国经济体系。为什么政府迟迟没有把房价降下来，不是降不下来，如果真想降房价，只需要一道政令，房地产价格会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可是后果谁能承担，严重通货膨胀谁来负责？　　房地产业已经绑架了中国的经济，是无可置疑的，是客观实在的，没有人能改变。　　不管谁是总理，廉洁也好，贪污也好，都希望社会和谐，可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5、房价和通货膨胀有关系吗？　　可更棘手的问题还不仅仅在这里。如果降房价，面对的是马上的通货膨胀，可不降房价，那么面对的就是更严重的通货膨胀，何去何从？所以最可靠的办法就是稳定房价，然后在社会产品增加时，减少货币的投放量，加上其他政策如加息、增加商业银行准备金率、缩小信贷规模等辅助手段，来使中国经济软着陆，这是最好的办法，我们看到的一切政令也是这个逻辑。不信的话，可以查阅一下近年来政府发布的一系列调控房地产业的措施。　　可是为什么房价不稳定而且更加的疯长呢？难道是开发商与政府在博弈吗？告诉你在中国没有人能和“党”叫板，几个肚子大点的开发商是没有这个实力的。实际上是幕后的另一只黑手在和中国政府博弈，这支黑手就是外资，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攫取中国人民血汗的黑手。　　6、房价高涨的原动力是什么？　　使房价上涨的动力很多，房价上涨对其有利的人就是动力之一，比如：为了GDP和个人利益的地方政府、为了赚钱的开发商、炒房族、以至于买了房的所谓“房奴”都是是房价上涨的动力，可是最大的原动力不是这些，是外资，是美国的以攫取超额利润的各大财团。　　开发商作为商人，为了赚取高额利润不是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可是各行各业都有商人，难道想赚就有吗？那除非是神话。房地产业的开发商也一样，不是他们想赚多少就有多少的。根据价值规律，当商品的价格和价值严重背离时，会有一种趋向正常价格回归的力量钳制价格的上涨，可是在中国的房地产业，这种规律似乎不起作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忽视了一个参考范围的原因，如果以中国经济本身而言确实打破了这个规律，可是目前的情况是有一股力量在维持着房地产业的价格，即托市，那么谁在托市呢？谁能在房地产业失控能得到巨额利润的人就是托市的人。　　讨论这个问题前，现看一下中国的外汇储备情况。中国的外汇储备在近几年迅速由1、2千亿突破万亿，并且还在迅速的增长，难道是中国人民奋发图强，挣来的吗？这个不需要证明，看中国的GDP增幅就知道，外汇储备的增长速度明显大于GDP的增幅。显然不是挣来的，那么除了挣来的一部分，那么就是所谓的“国际热钱”的涌入，而国际热钱的涌入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取得高额的回报。　　国际热钱进入中国市场后，首先要兑换成人民币，那么一下子哪有这么多人民币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印钞机没日没夜的工作，然后这笔钱用来托住已是烫手山芋的房地产市场，就是拼命的投资房地产业，当房地产价格因背离价值而向下波动时，通过托市再把它抬高，反复如此，给人的表象就是房产价格决没有偏离价值。导致房价越涨越高。　　而开发商呢，他们一到房子将要卖不出去的时候，就有人出高价买下来，他们怎么会降价，如果没有这部分资金在运作，别说是开发商联盟，就是全国只有一个开发商，价格也会降下来，没有人买了，难道等房子发霉吗？　　那么外资持有这么多高价房产做什么？不怕砸到手里吗？不怕！为什么呢？在这个资本运作的过程中，有一个冤大头在最底下接着呢，是谁呢？就是中国的商业银行，由于火爆的房地产市场，一流的流通性，近年来没有看到任何萎缩的迹象，放了贷款就盈利，为什么不贷款呢？没有理由不放贷款。　　加之中国老百姓买房的心情，外资可以轻易的把高价房转嫁到中国的银行和消费者身上，连炒房的农民都能赚到一杯羹，职业的外资会赔钱吗？　　7、那么房价一直涨下去，会怎样呢？　　房价一直涨下去，开发商会笑还是会哭？什么情况下会笑？什么情况下会哭？在中国政府近几年来密集的几十道金牌的调控下，房价还是如脱了缰的野马一样狂奔不止。暂且不论何时能停止上涨的势头，毕竟房价在目前还是上涨的，所以我们就看看房价上涨不止会带来什么。　　首先：由于GDP上涨，中国政府为了维持上文说的“保持产品交换的继续”要不断地投放人民币，即开动印钞机。只要房地产这个石子还没有投入到大海里去，还有一定的流通性，那么就不会有通货膨胀的发生。其次：开发商会在这个过程中也赚取巨大的利润。再次：能看到的是，炒房族会赚钱、所谓的买房的“房奴”会增值。　　都赚钱！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到底谁亏了呢？钱从哪里来呢？如果你是有炒股的经验就会知道，如果投资价格和价值背离的商品，你赚的钱就是别人赔的钱，那么套用到房地产上，就是买房自住的人，现在看似增值，那是镜中月、水中花，你不变现就不是你的。再有就是当价格完全回归真实价值的时候，有时甚至会到真实价值一下，被高价房套住的投资者。还有一个就是开发商。　　为什么说开发商也有赔钱呢？大家知道商人的本性是赚钱，赚取利润。如果一个商人投机一次就永远都不做这个生意了，他是赚钱了，可他不是商人，这种商业行为没有意义。由于商人的本性，所以赚来的钱会继续扩大再生产，在能赚钱的领域不断的加大投资。这个道理从生活中就可看出来，越是做大生意的人总喊没钱，因为要更大的流动资金来维持其扩大再生产的需要。　　所以一旦房价回归真实的价值之时，就是有一大批开发商崩溃之日。这个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和任何行为为转移的。如果现在有开发商逃离房地产业的角斗场，那么跑得慢的就是最后的输家。如果都不跑，就像击鼓传花一样，最后拿到接力棒的就是接盘者。有句话叫：“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也许只不过是方式不一样，看谁的运气好而已。　　可是现在却没有任何的开发商赔钱的迹象，有的是开发商不断的赚钱，老百姓送钱都来不及。只是因为目前房价还在上涨，房产还在不断的流动。一个巨大的问题来了，这样不断上涨的房价何时是个头啊。　　8、坐在华尔街办公室的财团们是如何吸干中国山区一个农民的血汗的？　　毛泽东说过：“帝国主义没有睡大觉，而是天天在蠢蠢欲动，在图谋不轨，想达到他们的罪恶目的。诚然他们的气焰的确没有以前那么嚣张，但他们确实在活动着。”　　是不是冷战结束就代表着人类的和平得以实现呢？“一句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就能掩盖帝国主义噬血的本质吗？人人平等的理念是对的，但它只不过是帝国主义用来欺骗人们的伎俩罢了，说到和做到永远是两码事。　　国际财团通过国际热钱涌入中国，使人民币加大发行量，然后通过房地产炒作，把中国的国内价格水平无限制的提高，GDP的增长又一次使人民币的发行量被迫提高。国际财团心黑手狠，双管齐下，目的就是使中国经济热到烫手，热到让每个中国人为之疯狂。　　我们暂不去关心这个过程，我们放眼未来，看看这一过程的结果是什么样呢？换句话说财团的目的是什么呢？　　很明显，中国人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就是财团们最乐见的结果。先做个假设，比如国际热钱在投资的中国房地产领域里上演最后的疯狂后，然后把房产成功解套全部变现，如果此时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达到美国预期最高时，汇率是热钱逃离时需要相乘的那个倍数，会发生什么谁都能想到，所有热钱会一夜之间全部兑换美元逃离。财团们会赚得沟满壕平，中国市场上除了钱就是钱，能遮住天的大把人民币将成为中国人民的噩梦。　　这是中国人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也是财团最乐见的结果。近期美国不断的通过政治、贸易等手段逼迫人民币升值，而中国政府迟迟不升值或小范围的升值，远远没有达到美国政府的预期，这是在出口处的中美之间的博弈。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顺便提一句，如果真的这个升值预期达到了，中国楼市将重演日本上世纪90年代崩盘的历史。只是那时中国经济也会像日本一样进入一个连续低迷不振的不归路。　　在这种攸关民族生存的问题上，政府会坐视不管吗？就算是退一步来讲，一个完全不负责任的政府遇到这种情况，因为这个资本运作同时也极大侵犯了政府的利益，也会拼命反搏的。　　9、那么中国政府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化解这一“经济危机”呢？　　在有关这场围绕房价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各方博弈中可能选择的中庸路线。我一直相信：物极必反，中庸，是老祖宗留给后人解决棘手问题的杀手锏！　　既然是中国房地产“绑架”了中国的经济，那么我们就从“绑架”说起。何为“绑架”，应该是相对弱的一方，拿着相对强的一方的“要害”，使相对强的一方即便有能力对付弱的一方，但碍于投鼠忌器，无力可施。　　我们先来看看绑架双方的阵容和各自手上的筹码。房地产业的主体是开发商，所以开发商算一方，它绑架的要害是中国经济，那中国经济是谁的要害呢？是中国人民的要害，代表中国人民的，目前只能是中国政府。中国政府算一方。外资呢？它是煽风点火者，划到开发商一方。中国政府一方有公权力，可以通过税收、财政、经济政策、行政手段对开发商阵营施力，开发商阵营通过源源不断的后备资金来绑架中国经济，且不断的提高赎金。　　问题已经摆在这里，怎么办呢？冲上去一枪击毙，那歹徒非撕票不可，太极端不可行。所以有为政府开出药方，只要实现了某某一条既可降低房价的主意，就犹如这一枪击毙一样是不可行的。我们想象如何解救绑架事件的，首先要稳定住对方的情绪，再一步步地靠近，但这种靠近虽会引起歹徒的敌意，但不会导致他撕票，然后再进一步稳定情绪，再靠近，然后条件成熟时，再稳准狠，即保证人质的安全，又要保证歹徒一举拿下。这才是真正的营救。所以中庸才是解决棘手问题的杀手锏。极端、盲目、冒进是要不得的。　　针对如何解决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绑架问题，就要围绕问题的关键部分一步步地施加反作用力，然后一举成功，才是正道。　　第一个关键的部分就是汇率，中国政府会严把汇率关，我们可以预期的是，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决不会过快升值，但会小幅升值，就是要稳定对方的情绪，如果一点不升，对方会狗急跳墙，如果升的过快，是给自己掘墓，所以为什么中国汇率升幅总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看看美国政府的态度跟一个绑匪是多么的贴切，我要一瓶果汁，为什么拿来半瓶水。可又说不出什么来，毕竟还能暂时解渴。　　第二个关键是限制资产流动性，既然房地产能绑架中国经济，说明它举足轻重，限制房产的流通性，就可以限制资产的流动性，注意这里是两个概念，“资产流动性”和“房产流通性”。两者完全不同，但又息息相关。房产流通性减弱，资产流动性减弱，那么需要印刷的人民币就减少。就像那个石子，不流通马上通胀，不涨价流通没问题，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