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媒体热点评论摘录(9)--给高中生的每日粮食
8岁孩童大闹科技馆该由谁埋单？
　　　前天上午10点，在西湖文化广场的省科技馆内，一个七八岁的男孩光着屁股，露着小鸡鸡，大闹科技馆，死活不肯穿衣服，雷倒周围一群人。男孩家长在一旁也无可奈何，一群大人只能叹气，最后还报了警。一场闹剧，收尾也很有戏剧性。男孩提出，穿衣服可以，但穿一双鞋子要50元、一件衣服要100元，换个地方玩要200元……最后，男孩的妈妈说，没问题。（2013年08月20日钱江晚报）
　　咋一看，大家都会觉得这孩子太淘了，肯定与其父母肯定脱不了干系。网上的多数评论也认为是家长太溺爱孩子造成的恶果。“现在是和父母讲条件，以后会和周围的人讲条件，再以后估计就要和社会讲条件，大家想一下，他最后会和谁讲条件呢？”网民的担忧令人警醒。
　　现在的孩子发育快，思想早熟，很多时候容易受到家长和社会一些不良风气的影响。现在学校开学第一件事情，就是统计家长的社会背景，谁得父母官大、钱多就受重视，小学生选班干部就要以小食品、甚至金钱来“贿选”，这就会让孩子们觉得任何东西都是一种交换关系，于是当这个孩子叫出“穿一双鞋子要50元，穿一件衣服要100元，换一个地方玩要200元”似乎也就不奇怪了。一种畸形社会环境，让孩子或多或少的受到不良影响，这在《家有儿女》的情景剧中也有所体现。
　　目前，中国儿童的教育问题令人担忧，由于中国人对孩子普遍比较宠爱，加上现在大多是独生子女，不少孩子就像一个“小公主”、“小皇帝”，啥事都得听他们的。在这种现时的社会大环境下，我们的孩子很容易就沾染上不良习气，如娇横任性、叛逆不听话、不诚实、上网成瘾、上课不专心等问题。
　　《弟子规》有言：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入则孝。这些中国传统教育的精髓，在今天已经被抛诸脑后，越来越多的孩子过早的侵染在社会这个大染缸之中，孩子健康成长不应该只是某一个家庭的问题，而应该由我们整个社会共同努力。
“8岁男童裸体大闹科技馆”惊动110暴露的社会问题
　　8岁男孩子裸体大闹科技馆，惊动110出警也无济于事，最后以钱摆平戏剧收场。人们不禁要问，家长的作为在哪里？现在的家庭教育都怎么了？“2000后”孩子未来怎么管？
　　且看8岁男童“裸体”秀“任性”。家长带孩子参观科技馆，这是家长教育孩子的好举措，然而“男孩七八岁，白白净净，老远就看见他光屁股在广场上跑”，孩子从到科技馆的路上就闹剧开场，后面跟着两男一女3个大人，搭着他的衣服还提了男孩的鞋子，大人们想帮他穿衣服，穿上了就脱掉，死活不肯穿。旁人确定，孩子蛮正常的。看来孩子确实任性，怪谁呢？孩子任性不是一天两天就现成，应该是家长的“放纵”是导致孩子任性的直接原因。
　　再看家长劝说无果，求助110遏制闹剧。面对孩子在公众场合如此“不文明现象”闹剧，随同的妈妈劝说没有效果，随同的两叔叔也袖手旁观，旁观者也这是看热闹，众多的大人面对8岁男童裸体闹剧束手无策。男童继续“裸体大闹科技馆”，孩子脾气很大，看到什么砸什么，科技馆内被他弄得一塌糊涂，家长无有办法，工作人员抱孩子出去手臂也被他抓伤。8岁男童的闹剧一群大人实在摆不平了，最后只好拨打了110。男童“裸体大闹科技馆”令人哭笑不得。求助110遏制闹剧是无奈之举。
　　“裸体”闹剧“戏剧性”告终，家长的作为在哪里？110来了，小男孩裸体闹剧惊动了警察也无济于事。最终小男孩“听话”了，但是提出条件：穿一双鞋子要50元，穿一件衣服要100元，换一个地方玩要200元。家长同意了。他就马上穿好衣服，出去了。家长以满足“经济条件”的方式结束了闹剧。旁人指责家长“溺爱”“太宠了”“大人没有教育好”的同时，可以站在社会的角度思考如何教育下一代这一共同的话题。
　　其实家庭教育对孩子的成长非常重要，可是现代孩子，独根独苗，“众星捧月”。“家长”众多（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七姑八舅、爸爸、妈妈）唯有“爱”、“宝贝”，没有棍棒、没有斥责、没有良好的家庭教育方式，有的只是物质、金钱、宠爱、无休止的满足。其实家长也在作为，只是家长也无奈，“溺爱”已是现代家庭“不争的事实”，如此家庭教育孩子岂有不任性的道理，故“众家长”在闹剧孩子面前“束手无策”就不足为奇了。
　　现代家庭教育令人堪忧，“8岁男童裸体大闹科技馆”只是个案，它暴露现了代家庭教育现状，面对如此任性的孩子，家长该不该反思，家长的作为在哪里？希望“8岁男童裸体闹剧”不再发生！
大闹科技馆的"红孩儿"背后站着四个牛魔王
　　日前，杭州省科技馆内，一男孩光着屁股露着小鸡鸡大哭大闹，死活不肯穿衣服，瞬时雷倒周围一群人。家长拿他也没辙，最后还叫来了110，最后小男孩妥协说，穿衣可以，但穿鞋要50元、衣服要100元，换个地方玩要200元……
　　（8月20日《钱江晚报》
　　在西游记里有个光着腚的“红孩儿”，这熊孩子也是什么也不怕，想干啥就干啥，其实，这都是溺爱的结果，要是没有一个溺爱子女的牛魔王，也就不会有了猖狂的红孩儿。这个大闹科技馆的光腚孩面前也有着这样几个牛魔王，是错误的社会导向和环境培养出了大闹科技馆的红孩儿。
　　俗话说，人之初性本善，这话儿其实是一点儿也不假的，没有一个孩子天生就是个放荡不羁的“红孩儿”，就是因为我们教育的错位，才使得孩子们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这“红孩儿”不仅仅会出现在科技馆，他们遍布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里。主要原因是我们把金钱观灌输到了孩子们大脑里的原因。金钱的土壤之上长出的花朵也只能是“金花”了。
　　家长就是这个牛魔王。我们的家长有几个不是在用金钱来“引诱”孩子的，考了100分给100元，打扫卫生给5块钱，写好作业给3块钱，用金钱来权衡孩子的优劣造就了目前的现象。
　　学校就是这个牛魔王。同样的道理，在学校也是这样，什么东西都要和人民币挂钩。迟到了罚款5块，不讲究卫生罚款10块，和同学打架罚款20，要是作业没有完成，依然是罚款了事。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孩子也早早就懂得了“有钱能使磨推鬼”的道理。
　　社会就是这个牛魔王。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听到的，谈到的，问到的，还有几句话里不出现“钱”这个字。你的收入高不；这个月赚了多少钱；我们吃饭一顿就花了1000多块钱；有钱就能买到好东西；钱不是万能的，没钱是万万不能的.......这些话儿，这些语言不都是社会上的热点吗？现在的孩子成熟的早些，早就被这样的社会环境吸引了。
　　游戏就是这个牛魔王。你看看网络上的游戏吧，还有哪一个游戏是纯智力型的，还有哪一个游戏里能少了“钱”的渲染？补“血”需要金币，买“刀”需要金币，和仙子修炼也需要金币，这样的游戏传递给孩子的是什么？不就是钱很重要吗？
　　在社会都在追逐金钱的时候，在处处金山银海的时候，在嘴巴上挂着钱串子的时候，出现了这个光腚的“红孩儿”还稀奇吗？改变孩子，首先从改变自己开始，从改变社会的审美观开始.......
婴儿地铁撒尿 道歉的该是不懂事那个儿
　　8月22日，发生在上海地铁3号线车厢的一幕，被市民用手机拍下，并上传网络。当晚6点50分左右，正值下班高峰，列车上站满了乘客。当时，一对年轻父母正在车厢内给怀中婴儿把尿，尿溅到一名女乘客脚上。面对周围乘客的批评，婴儿的父亲非但不道歉，还气焰嚣张，甚至试图飞脚踹这名女乘客，所幸被婴儿的爷爷拉住。之后，轨道方面和民警对婴儿父亲的不当行为进行了批评教育。8月24日，孩子的爷爷专程来到轨道交通派出所，写下了一封道歉信，说，“我儿子太小不懂事，我们不对，我代表全家人向乘客和女乘客说对不起。”（新闻链接）
　　仔细看了婴儿上海地铁撒尿那个视频，说实话，伤齿龙还真没看出“拉架”这位，居然是犯了愣劲要踹人那位的爹，面相看着挺年轻的，不像个当了祖父的人。跟进新闻中，他出面道歉了，这事算多少平复了些“民愤”，不过我仍然想问，你来替你儿道歉，算哪门子事？还有，这道歉真诚吗？
　　作为过来人，我理解带孩子的不易，那小孩子的拉撒，确实也防不胜防，不过生活在城市，尤其是抱孩子出门，为小孩子便溺做一些必要的防备工作，也应当是人之常情。正如车上别的市民点到的，有个塑料袋也好嘛。而且，事情若只到孩子尿溅到乘客脚上，倒也罢了，但那个“太小不懂事”的年轻人那副蛮横劲，大有老子天下第一的样。“带点人过来”，事实上，看也看得出来，他真有黑社会的底子吗？色厉内荏，连周星驰电影《喜剧之王》里那个想学黑社会收保护费和声称要砍人的小屁孩还不如，自己乳臭未干鼻涕没抹干净，最多可以用郭德纲那句台词来形容，“你无耻的样子有我年轻时的神韵”。
　　都为人父了，还不懂事，这个生理上当了爹，心理上还是个孙子的年轻人，是最该出面道歉的人，他本人若不改掉这股犯傻充愣想以拳服人的性子，想靠这么一副飞扬跋扈劲，就行走江湖，估计风险很大，终将遇上比他更狠的主，那时候吃亏的，只会是自己而不是别人。话说回来，这个“孩子的爷爷”，都当了祖父的人了，当时的表现也不怎么的，尽管他制止了儿子的脚踹，但从客观声势上，他当时是那耍横的儿子最可靠的心理后盾，而且还一直以威胁语，警告着周围愤愤不平的乘客。在这里，这家人的暴戾根源究竟来自哪里，相信这个道歉者，心知肚明，也就是说，他在讲了“我儿子太小不懂事”的同时，应该自掌嘴，将自己没把儿子教好的责任担起来，老百姓怎么讲的，跟着好人学好人，跟着巫婆学跳神，你给了儿子怎样的家教，且反省反省吧。
堵车门被拘留是正本清源
　　一乘客为了等迟到同伴，竟堵住动车车门，造成动车发车延误近半个小时——武铁警方昨天表示，已依法对当事人予以行政拘留10天处罚。（8月21日《武汉晚报》）
　　为了一己之私，竟然阻挡动车，当事人的行为，不仅损害了其他乘客的利益，更是涉嫌违法。《治安管理处罚法》明确规定，非法拦截或者强登、扒乘机动车、船舶、航空器以及其他交通工具，影响交通工具正常行驶的行为，将被处以警告或2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武铁警方据此对当事人予以行政拘留10天处罚，恰叫违法必究。
　　警方这个处理，不是惩处这个乘客等候迟到同伴，而是惩处他妨碍公共秩序的违法行为。此事发生在一个乘客身上，却有普遍的警示意义。今天是法制社会，每一个人的所作所为，都要纳入法律的轨道。任何人都具有双重身份，既是“自然人”，有是“社会人”，不仅要对自己负责，还须对社会负责。享受自己的自由，行使自己的权利，必须以不侵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为前提，这是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
　　深长思之，武汉此事也更告诉我们，纵然真的是因为维权，也不能将乱来一气。一直以来，“过激维权”时有所见。比如乘坐航班的旅客，遇到航班延误，就把冲跑道、拦飞机当成“维权王牌”。而从另一方面讲，“闹机场”之所以屡见不鲜，主要的一个原因是“闹机场”几乎包赚不赔。前不久重庆江北机场5名头等舱乘客因无专车摆渡而拒绝登机，并抱住飞机轮子致航班延误，而这些“闹机场”，不仅未受任何处罚，而且航空公司还为其购买了后续航班的头等舱机票。导向如斯，不仅这些乘客以后一有诉求就会“闹机场”，而且还会有更多乘客“闹机场”作诉求。
　　违法不究比无法可依更糟。违法不究的结果，是法律法规被弄成了“逗你玩”。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榜样又有好坏之分，好榜样的力量无穷，坏榜样的力量同样无穷。违法不究，乱来免责，遑论法治社会？多些堵车门被依法拘留，少些“闹机场”还优厚有加，我们离法治社会就更近一些。其实，违法必究从某种意义讲也是一种道德教化，所不同的是它具有“言教”没有的约束力，是在强制中让人潜移默化，在强制中使人“习惯成自然”。
强堵动车车门为何有法不依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扰乱车站等公共场所秩序，扰乱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上的秩序，非法拦截交通工具，影响交通工具正常行驶行为，处警告或者2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
　　公众遗憾地看到，执法机关在该硬的时候疲软了。违法者并没有得到应有处罚。违法是一种恶，而不追究违法者，则是一种更大的恶。因为这树立了极其糟糕的坏“榜样”。
　　同时，铁道部门及相应铁路公安系统本应该对可能发生的各类突发事件作出充足准备、制定应急预案，先恢复动车的正常运行状态，再对其违法行为进行追究。
　　就本事件而言，当地铁路部门并没有及时排除非法妨碍，导致火车晚点，本该赔偿乘客损失，并可以向违法者追偿。铁路系统不仅是公共秩序管理者，更是服务者，既应承担起维护公共秩序、利益的职责，还要履行对乘客的民事义务。在公共秩序、利益面前，铁路系统应当硬起来，而面对乘客的合法权利也应软下去。而公众却在诸多类似事件中，看到的却是“软硬倒置”。铁路系统是时候改改了。
小学生取消百分制 向应试教育开战？
　　昨天，教育部公开《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并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其中就包括规定小学生不留作业取消百分制，实行“等级加评语”的评价方式，采取“优秀、良好、合格、待合格”等分级评价。全面取消百分制，避免分分计较。同时该减负规定还包括均衡编班、每天锻炼1小时、严禁违规补课等内容。（8月23日成都晚报）
　　笔者看到这则消息，不仅为教育部的决定拍手叫好，更为小学生们感到欣慰。现在正是暑假期间，笔者相信每位小学生都会被亲戚或好友无数次问起期末考试考了多少分这种问题，有些家长更会与自己的孩子互相比较一番，得出一些好的不好的结论。考得好的学生自然心安理得地告知，可成绩差一些的学生被问及这个问题时，都会或多或少的触及到自尊心。因此笔者认为，教育部的这项规定恰好吻合我国一直推崇的注重素质教育，小学生取消百分制，是在向应试教育开战，是让应试教育无地自容。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经济的不断发展，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越来越意识到当今社会需要的是高素质、全方面发展型人才，绝对不仅仅是成绩够好就可以，更加注重的是提高现代年轻人的整体素质。而我国原来的教育体制，过于注重分数的做法与培养高素质人才是有一定出入的，从而导致大众普遍认可的应试教育理念也是与培养社会所需人才的方向相违背的，而要想打破这种出入，这种不和谐，当然要首当其中从小学生抓起，无论是学校，还是老师、学生、家长，从小就养成打破唯分数论思想。
　　当然，这项规定现在仅仅是征求意见阶段，最后能否真正实施还有待进一步考证和研究。但笔者认为教育部公开这次《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就是一次很大的创新和改革，社会各界应该给予高度的支持和理解，根据自己意愿填写对待此项规定的意见以配合这项工作，毕竟涉及青少年的事情就没有小事。
　　青少年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希望。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发展，必将带动整个民族的发展和进步，因此让我们从取消小学生百分制开始，让素质教育渐渐取代应试教育，让学校为我们国家不断输送高素质人才，从而为实现中国梦奠定更稳固的人才基础.
用小学取消百分制撬动高考一考定终身
　　教育部发“小学生减负十条”征求意见，一到三年级或取消考试，小学不准留书面家庭作业，全面取消百分制。（新闻链接）
　　重庆的相关落地新闻称，课业负担需减轻？调查显示八成教师和六成家长赞成。（新闻链接）
　　孩子为应试忙，书山题海，脊梁压歪，学得累，活得苦，要素质，要锻炼，要活泼，要想象，都讲得耳朵起老老茧了，终于动到制度设计层面了，好事情啊好事情！
　　但是，八成的老师赞成，比例不多，那是因为老师有老师的难，六成的家长赞成，比例更不多，那是因为家长有家长的忧，说一千道一万，那个命运的指挥棒，中考、高考，在教育的关键节点，人生的转折关口，雄赳赳地站立着。
　　有十八岁的转运轮，就有八岁的苦行僧，只要中考、高考的拼分不倒，这小学减负，就是浮云飘飘，家长还得硬着心肠逼，老师还得照着传统教。这个逻辑链条，让人愁肠百结，让狼爸虎妈也好，猫爸羊妈也罢，总之是胡萝卜与棒子异曲同工，目标直指——将名校拿下！
　　不过我们也似乎不必悲观，看世相变迁，那中考、高考的多元化标准，也在来路上悄然绽放笑脸，尤其某些自主招生的新闻，以及洋高考门路，以及职校更比三本好的就业路上的讯号，都在奖赏素质，都在打压高分低能，都在看好社会活动等综合能力，都在给智商之外的情商打造绿色通道。前不久重庆有个新闻，说某个高考娃儿，分不算高，可收到了好些老外的名校录取通知书，看好这娃儿的社会实践活动能力，看好这娃儿的喜折腾，善机辩，重实战，显本性，练就一身丰富的生存技能，高考青睐这样的孩子，这种指向意义就很不错。
　　因之，我们有理由乐观，这小学取消百分制等减负十条出来后，中学减负N条，想必也会相应跟进，包括对中小学老师不以升学率论英雄的评价标准的改良，尤其是中考、高考指挥棒增设多元化标准，以及高素质能力学生在进入职场与社会后，攻城拔寨、所向披靡的案例涌现，必将助推出一套科学合理让孩子快乐健康成长的学习路径。
　　将快乐还给童年，这是对孩子们最好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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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开心农场”，一起偷菜的日子成为往事
　　昨日，曾经风靡全国，吸引有上亿用户青睐的上网偷菜的小游戏“开心农场”在人人网正式停止运营，人人网方面将关闭开心农场游戏的服务器，这也标志着这款曾经让众多网友废寝忘食的游戏正式“寿终正寝”。（8月21日重庆晨报）
　　其实，对一个游戏来说，能够风骚四年半，足够了，网络代有游戏出，各领风骚有几年。时代在发展，人的需求在更新，任何风靡游戏，有生必有灭，有兴必有衰，这就是发展，这就是前进，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我们应该祝贺关闭开心农场。
　　祝贺关闭开心农场。曾经的风靡已经辉煌，已经成功，应该关闭了，关闭是为了断掉人们最后的留恋，是为了让人们去追求新的期盼。人不能总陶醉在过去，应该走向未来。网友李瑞表示：“互联网时代没有常青树，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告别了一个产品。”其实，告别昨天就意味着今天新生，我们应该祝贺昨天的退出，欢迎明天的到来。
　　祝贺关闭开心农场。任何一个款游戏不可能永远十全十美，有问题了，出现畸形了，就不要苟且偷生，该关闭的就应该关闭，何必半死不活？些网友认为，游戏后来经常出现bug，下线也没什么好怀念的。说的好！社会需要发展，时代需要更新，游戏需要与时俱进，过去的就让他过去把，不应该占着空间造成浪费。
　　祝贺关闭开心农场，游戏世界应该更新换代，我们人类工作生活也是如此，我们必须树立起新的时代意识，学会不断挑战自己，更新自己，决然告别昨天，创造全新今天。一个人一辈子在一个岗位，一个地方，那是人生的悲哀。关闭《开心农场》，对我们人生也是一个启迪，关闭过去，创造今天，让人生更丰富。
　　祝贺关闭开心农场，只有过去的开心消失，我们才能激发起我们打造与寻找新的开心，而这种打造与寻找的过程就必然激发起游戏市场的创新与竞争，关闭是新的激烈竞争的开始。
　　祝贺关闭开心农场，潇洒告别过去，不要留恋，不要伤心，灿烂的今天已经到来了，美好的明天正在招手，从此，我们将全新投入到寻找游戏寄托的的新鲜快乐中来。
孟非“死磕民航局长”是一种责任和态度
　　江苏卫视主持人孟非跟人“杠上了”。从8月16日起，孟非实名认证微博在5天内（截至8月21日17时）连发9条微博，建议取消对民航局局长李家祥的飞行保障，要求中国民用航空局局长李家祥辞职，微博内容直指近年来全国范围航班晚点愈演愈烈的现状。截至21日14时，第一条叫板微博已被网友转发近万次，评论3800余条。（8月22日人民网）
　　孟非的影响力来自于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不管是孟非还是“孟爷爷”，我想他也不是真想和哪官员过不去，而是就目前民航长期存在的晚点问题，未能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而感到不满所致。作为民航总局局长，李家祥应当正面回答公众的渴求与愿望，这不仅局长的责任，更是义务。因为你是人民的公仆，必须如此履行职责。否则，被公众吐槽就在所难免了。
　　所以，我们的公仆们不管你职务有多高，首先要摆正自己的为人民服务的心态，在什么岗位就要承担什么责任，让李家祥任国家民航总局局长，就是要他对全国的民航工作负责任，而不是高高在上，指手画脚，面对问题麻木不仁。还有就是，李家祥局长应该好好学习一下毛《矛盾论》和《实践论》这两篇哲学著作。作为领导，如果不懂得群众路线的方法，不知道什么是民航当前的主要矛盾和问题，不知道面对现代的网络信息和公众的渴求是什么，哪能当好领导，哪能让公众不吐槽？
　　其实，孟非和公众并非都是些无理取闹的人，对李家祥局长的“积怨”来自于民航经常的晚点，以及对于晚点的无动于衷。“从根本上解决晚点不是您一个人能办到的，但你起码应该对公众感到歉意并为此努力，而非麻木不仁，可惜我连这都没看到。”当然，说一些过激的话也无济于事，孟非也无权解除民航总局局长的职务。但是，这也是以孟非为代表的民众表达不满的方式和情绪。
　　其实，造成民怨和过激言论的罪魁祸首，是我们工作中依然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即忍无可忍的“麻木不仁”工作态度。
　　目前，全国在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作为民航总局的主要领导，是怎样联系实际寻找工作中的差距的，是如何联系实际制定客机晚点这一老大难的整改方案的？迄今为止，民航总局到底有没有一个遏制晚点问题的整改方案？如果问题长期存在，作为顶层监管连一个总体解决方案都拿不出来，就是天大的笑话。
　　《战国策·燕策》中曰：“多闻其过，不欲闻其善。”燕王向苏代问古代明主治政的经验，苏代的回答中有这句话。意思是：一定要想法使自己多听到别人对自己的过失的批评，不要总想听别人对自己的夸奖。如果民航总局局长光想听到好听的话，那得自己把工作做得更加出色一点，让群满意才行。我们党之所以要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是要让官员们自己到群众中自己教育自己，就是要官员们到群众中虚心向群众学习，并从思想感情上拉近与群众的距离，并真正取得解决实际问题的效果，让广大城乡群众都满意。难道官员们至今都不明白中央的意图吗？&
别把孟非的“死磕”当故事
　　摘要：在孟非“死磕”民航局长的背后，是公众对航班正点率的合理诉求。这当然不是说局长真的能一手遮天，也不是说民航部门一直作壁上观——而是这种努力程度与作为效果，尚且不能领民众满意。
　　在中国坐飞机，八个字总结，那就是“准点是运、晚点是命”。用网友的话说，要不是那种撕心裂肺、披头散发的痛彻心扉，谨言慎行的孟非何苦在微博上“死磕”民航局长？当然，事发后也有人劝孟非要淡定，“名人责任”、“公共理性”云云。只是，有几个道理是明摆着的：一者，微传播讲究的是效率，非逼着人家学究式质疑，这不等于不让别人质疑？二者，微博也是监督渠道，只要没有悖逆公序良俗，没有诽谤谩骂，质疑公职人员，难道还要有层级之分？
　　好在，孟非的质疑基本赢得了清一色的支持。正如论者所言，舆论对航班延误现状的不满是出于长期生活感受的积怨，而“请局长辞职”的呼声，则是对不能平等享受公共服务的不满和对领导干部特权的痛恨，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关键也在于打掉特权。
　　中国航班的晚点率，究竟到了什么地步，这个问题大家心知肚明。比如从感性的例子看，前几日，微博上流传着一张“神图”，貌似是俩空姐合十双手、顶礼膜拜，跪拜的对象也很有意思——在一众糕点水果中间，竟是“正点”两个字。这起码说明一个问题，晚点这回事，航空公司也是“受害者”。
　　再比如从理性数据上看，一项跟踪世界各地空中旅行情况的报告显示，就航班准时起飞和抵达而言，中国内地机场和航空公司的表现最差。在6月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的22019个航班中，仅有18.3%准时起飞。报告说，其中42%的航班晚点45分钟以上。值得注意的是，广州、昆明、南京、成都、长沙和乌鲁木齐等内地省会机场中，也没有哪家机场能做到让半数航班准时起飞。再接着说个让人艳羡的数字，“排名第一的日本东京羽田机场航班准时起飞率高达95%”。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中国民航又不是最便宜的，老是晚点，就让人很懊恼。乘客埋怨民航服务质量低，航空公司一肚子委屈，双方互不信任，误伤的还有公共利益。那么，作为直接监管责任的民航部门，究竟有没有穷尽一切手段保障航班准点率、有没有人为的制度因素钳制着航班正点的可能，这些问题，总不能老是以“正在研究”、“正在改进”来敷衍民意吧。
　　需要看到的是，在孟非“死磕”民航局长的背后，是公众对航班正点率的合理诉求。这当然不是说局长真的能一手遮天，也不是说民航部门一直作壁上观——而是这种努力程度与作为效果，尚且不能领民众满意。譬如就在刚刚，民航局对治理航班大面积延误祭出新招儿，首次提出“不限起飞”的举措。遗憾的是，好像实效连差强人意都谈不上。
　　眼下，群众路线是个热词，不能要求官员都与民众时刻风雨同行，但起码体验体验“被晚点”的痛苦，也有助于公共决策的理性与科学。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对孟非的质询与追问吹毛求疵，不如好好反思反思晚点的真实肇因。
孟非叫板民航局长 正点并非奢望
常听人说，人微言轻，普通民众对官员的批评无足轻重。其实不然，孟非的质疑就触动了李局长——据悉，20日下午李家祥在全国民航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辅导报告会上说：“群众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意见建议，全民航收集405条，没有一条是针对我个人的，但网上有，说你该辞职了。说实话我可想辞职了，如果我辞了就不延误了，我明天就辞。”不过，李的讲话并没有让孟非满意，孟非称“官员引咎辞职非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是对公众负责的一种品质；从根本上解决晚点不是你一个人能办到的，但你起码应该对公众感到歉意并为此努力，而非麻木不仁，可惜我连这都没看到”。
　　李家祥会不会公开回应孟非？会不会采取措施保证航班更正点些？这些都尚不可知。但孟非的叫板已演绎为一起公共事件，许多时候，推动社会进步不是靠一人之力，可当越来越多的人发声时，就会形成一种强大的力量。
　　据报道，全国航班晚点原因中，天气原因占21.6%，航空公司占38.5%，流量占25%，其他原因占14.9%。李家祥在今年“两会”期间也承认：“航班延误的主要责任在航空公司，占40%，其中航班编排不合理又是最主要原因。比如航班编排过紧，中间飞机维护、卫生打扫做不完，顾客就被耽误了。”既然如此，为何不努力改善？
　　航班正点一些并非没有可能。《朱镕基讲话实录》中就记录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对航班晚点的愤怒，“一个国家的民航水平很低，飞机老不正点，如果这个都抓不上去，这个国家是没前途的”，“对于飞机正点的落实，从主观上找原因，不要从客观方面去原谅自己。”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民航业的共同努力下，中国航班正点率一度提高到85%。为何那时航班正点率能提高，现在却不断下降？提高航班正点率是个复杂工程，但如果航空公司和主管机构不作为，提高正点率就成了奢望。
　　孟非叫板民航局长，激起了网络上下的热议，但愿各界名人多一些权利精神，但愿其他公民也能勇于行使自己的监督权。
杨早：怎样面对公共空间发出噪音的权利
　　“公园唱歌扰民”又成聚焦话题。据报道，近日深圳论坛发起的“公园唱歌扰民该如何管理”的帖子引起热议，“约60.78%的网民认为应限制唱歌区域，另外39.22%的网民表示要一律禁止”。联想到8月8日华人演出团体在纽约布鲁克林日落公园演唱被投诉，与当地警员发生冲突的新闻，颇可一议。
　　替公园唱歌说话的大有人在，比如就有网友在我微博下评论说：“要不上那干这事，憋着么？再说这玩意没准管起来害处更大，街边小摊贩更乱更吵，结果上了城管，这个难道也要上城管么？”
　　我本人喜欢清静，但我不反对别人有放声歌唱的权利。这就好比我认同“清泉濯足”是煞风景之举，可我无权阻止别人在山间清溪或西湖里泡脚。然而，如果这道清泉直通别人家的厨房，那性质又不一样了。
　　在公共空间里，各种权利是交织在一起的。你在家里有享受清静的权利，他在家里有高声歌唱的权利。一旦你和他步入同一个公共空间，两种权利就产生了冲突，如何调适就成了一个公共问题，一方面要靠个人的文明素质，另外一方面就要有管理的介入。
　　上面那位网友的发言，有两点片面之处：一是他片面强调歌唱的权利及必要性，而不考虑有人要求安静的权利同样有其必要性——整天被噪音包围，也容易躁郁；二是使用归谬法，一下子就提到了城管的高度。希望我们的城市管理者不要像这位网友的思维，出了任何乱子，第一时间就想到要用城管。
　　其实公共空间内的权利争夺与让渡，只要是在法律的限度内，那就永远只有一个法门：博弈。这就需要双方的心态调整好，不是非此即彼，你死我活，而是共存共荣，相谅相让。我特别不喜欢都市里的秧歌与红歌，认为那是适合乡村与战争的产物，不过我也承认参与者的欢乐与奔放，绝对有利他们的健康。这跟邻居装修是一个道理，我总不能为了耳根清静，让邻居住毛坯房吧？但你也不要在休息时间和节假日大兴土木好不？公园唱歌，控制区域、时段与音量，是解决噪音权利的定规。
　　如果博弈达不到双方满意的结果怎么办？一个方法是赎买，主张方向受损方支付一定的赔偿，以换取他们的忍让。另一个方法是游说，双方向公共管理部门提交自己的权利主张与理由，由公共管理部门作出仲裁。
　　说到这里有人可能会嚷嚷：公共管理部门，那还不是上城管吗？恰恰相反，我认为这本该是公民自治的范围。也许大家都忘了，“居民委员会”本来就是城市居民的自治机构，也是一级公共管理部门，只是现实中它的自治功能还没有发挥起来，才闹到动不动就上城管的地步。
　　中国古代有“息讼”的传统，一向被认为是反现代化的做法。其实，“息讼”的本意，无非是减少行政成本与司法成本，由自治来承担公共空间内的权利博弈之责。历史证明，公共利益不搞自治，结果就是“他治”，而且“他治”还将振振有辞：你看你们两伙人都打成啥样了？我不管还不要乱套了？
294.1万立方米！7月30日的市区用水量出现在市自来水集团供水调度中心的大屏幕上时，引来一片惊呼。还好今年市区日供水能力极限比去年提升18万立方米，达到318万立方米，才算有惊无险。但294.1万立方米不仅刷新了北京供水百年纪录，更是再次发出了水资源紧缺的警报。（8月21日《新京报》报道）
　　众所周知，我国是个严重贫水的国家，人均水资源只有世界人均水资源的四分之一；在我国，高达三分之二的城市严重缺水，其中就包括北京。
　　水资源缺乏，说明“开源”是件难事，要想让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最大的作用，“节流”就是必然的选择；也就是说，要努力通过节约用水来应对“水危机”。
　　就城市而言，居民生活用水是水资源的消耗大户；这就意味着，只要居民做好节约用水工作，将能节约大量的水资源。
　　调查显示，在居民的日常生活中，马桶用水量相当巨大。假设普通居民的马桶冲水量为6升（实际上许多人家马桶冲水量为9升甚至12升），假设一位居民一天用6次马桶，那么一年下来，一位居民就要用掉13140升水资源。以北京市2069.3万人口计，仅仅冲马桶一项，北京人一年就要消耗掉2719亿升的水资源；而这，是多么惊人的一个数字。相对于北京15亿m3的年均用水缺口来说，只要做好马桶节约用水，北京市的用水缺口大约就会减少两成。对严重缺水的北京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
　　我们知道，在居民家中，马桶用水完全来自于自来水管道，是绝对的清水，是可以用来洗菜做饭涮锅洗碗的清水；用这样的清水冲马桶，无疑是对水资源的巨大浪费。当然，这样做，并不是居民的过错，而是建筑设计、管道设计的问题。在此方面，日本的做法就非常值得借鉴。
　　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日本就大力提倡使用“杂用水”。所谓“杂用水”是指下水道再生水与雨水，可供冲厕所、冷却、洗车、街道洒水、浇树木等。净化处理生活废水、生成再生“杂用水”的处理系统装置在日本叫“中水道”位置，即自来水管道和废水排放管道之间的地段。“中水道”设施多采用个别循环方式，即一栋建筑物安装一套废水处理装置，把厨房和盥洗室等处排出的废水加以处理、净化，再用于冲洗厕所等，然后排入下水道。看得出来，日本居民冲马桶所用的不是最好的清水，而是处理过的生活废水；如此一来，用水量自然大幅减少了。
　　不难猜想，若是我国的居民建筑也能带有废水处理装置，那么，我国居民也能利用废水来冲马桶，从而节约大量宝贵的水资源。但可惜的是，我国所有的民居，都没有这样的装置。
　　当然了，没有废水处理装置，并不意味着居民无法利用废水。实际上，居民完全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将家中洗衣服、洗菜用过的废水收集起来，专门用来冲马桶。这样做，确实会给生活增添一些麻烦，但却可以减少水资源的使用量，让生态环境一点点好起来。
　　面对严峻的缺水形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必要采取措施充分节水，最起码，不能再用清水冲马桶了。
民网评：“富豪开公交”传递积极财富观和幸福观
　　戴立清曾是湖北孝感市身家千万的富翁，但他们如今每天的工作，却是在武汉公交司机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地为市民提供服务。在成为公交司机后，戴立清不仅戒烟戒酒，还戒掉了赌习。戴氏夫妇说，在乘客的认可与称赞声中，他们找到了人生的价值。（8月22日《武汉晚报》）
　　“千万富豪”与“公交司机”，这两个原本不搭界的身份，在戴氏夫妇身上实现了高度统一。他们没有迷失在财富之中，反而选择了继续用劳动和服务为他人创造幸福，实属难能可贵，也传递出了积极的财富观和幸福观。
　　一个人如何看待财富以及如何对待财富，能够反映这个人的人生境界和价值追求。戴氏夫妇的家庭资产，是他们通过承包工程和经营酒店赚来的，每一分钱都凝聚着劳动和汗水。或许正因如此，他们比一般人都更懂得“劳动创造幸福”的朴素道理，在短暂的迷失之后回归辛勤劳动，充实自己的人生，用细致服务为他人带去便利。
　　与戴氏夫妇相比，很多坐拥数百万数千万资产的富豪，在拥有财富之后，很多人都让自己成为了金钱的奴役，误以为脖子上挂一根手指粗的金链子、十个手指全戴上金疙瘩就气派了；还有人彻底迷失在财富里，将大量的钱财用在吃喝嫖赌方面，甚至因此返贫。这样的财富人生，非但没有为社会创造积极价值，反而可能让自己堕落腐化。
当然，做公交司机只是戴氏夫妇的个人选择，号召所有富豪都去效仿他们也不现实，只是希望那些富豪在自身衣食无忧之后，同样能有更健康的财富观和幸福观。希望他们在享受财富而不是迷失在财富之中，希望他们能对这个社会怀有些许的感恩之心，也对劳动保持平常心，同时不忘记实现更高层次的人生追求。
千万富翁夫妻开公交 回归平淡的幸福
　　武汉街头，车水马龙，一辆车牌号为1216的719路公交车，看上去是那么平常。然而这辆车的司机——戴立清任燕丽夫妇，却曾经是孝感市的千万富翁。即使现在，拥有3套住房的戴氏夫妇，仅酒店出租收入每年便有15万元。这对夫妻中的老公戴立清，曾染赌博等恶习，蒙受妻子不离不弃，终于戒掉了赌烟酒等恶习。在开公交收获乘客认可中找到了人生的价值所在。（新闻链接）
　　孝感千万富翁夫妻来汉开公交，曾一场牌输十几万。这是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从故事的因果转合上，这其中的逻辑链条还相当合理。首先，这千万富翁干平凡的活，并不稀奇，在当下，某些穷孩子出身的白手起家者，在固有的盈利模式能够换来稳定的收入，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后，为了不忘本，为了一种劳碌的本性，甚至为了让自己在功利追求面前能悚然自警，而有意过苦日子，这种选择其实经常有。我们没富过的人，常常以为富裕与享乐必然伴随，这其实有点想当然了。
　　然后，这位戴立清先生，还失足过，看来其是一个性情中人，抗不住凡俗乐趣的诱惑，牌越打越大了，快要毁了自己的生活了，所以幡然悔悟，要从这种纸醉金迷的堕落生活状态拔脚上岸了，同时，担心熟悉圈子诱惑太大难以与过去决裂，他们搬离孝感，来到武汉，也算是一种另类的“心若在梦就在，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这是一种真正地活明白了，知道平平淡淡才是真了，这世上，不是只有钻石华服，才是成功人士的标签，不是只有大油大荤，才是生活好滋味，正如谚语云，金钱能买物质的许多许多，但常常就是买不来真正的精神幸福境界，声色犬马、夜夜笙歌，反而换来的是漫无边际的迷惘与失落。
　　因此，这以富裕夫妻“换空间赢重生”、“做小事抑恶习”的招，可以给更多“穷得只剩下钱”的成功人士一些启迪，与其沉湎物欲满足与病态游戏刺激，不如多亲近那真实的世态，凡俗的生活，老老实实地追求一些亲情、爱情、友情、人情、人格、尊严和健康等等“稳稳的幸福”，这才是真正能远离空虚，安慰心灵和影响后代的人间正道。
千万富翁开公交为啥觉得很快乐
　　武汉有对夫妻，上世纪90年代家产就已上千万，却在三年前应聘当起了公交车司机，据说还开得有滋有味的，甚是快乐，在开公交当中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在小老百姓看来，这都属于赵本山小品里，吃饱了没事找抽的那类人。很多人不理解，已经是千万富翁了，为什么还要去当公交车司机，去吃那份苦，受那份罪，能快乐得起来吗？公交车司机很辛苦，但能够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载着一车乘客满街跑，目睹各色人等，阅尽世事沧桑，安能不是一种快乐？而且通过自己的辛苦劳动，能给那么多的乘客带来便利，我想，正是这一份满足感让这对千万富翁体会到了人生的价值，并从中得到了快乐。
　　快乐没办法用金钱衡量，也是金钱买不来的。贫困人有贫困人的不快乐，富人有富人的不快乐。
　　普通人的生活苦是实实在在的，千万富翁的富足也是实实在在的，这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我们大可不必太把它当回事。千万富翁可以支配更多的财富，这给了他更多的选择更开阔的生活视野，这是他的人生幸事。我们大多数人还要靠双手赢得生活的尊重，这也是事实，无须借用别人的经历来放大自己的痛苦，来否定平凡中的伟大。
千万富翁开公交，为啥不能很快乐
　　武汉有对夫妻，上世纪90年代家产就已上千万，却在三年前应聘当起了公交车司机，据说还开得有滋有味的，甚是快乐，在开公交当中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在小老百姓看来，这都属于赵本山小品里，吃饱了没事找抽的那类人，没事钓钓鱼、养两条哈士奇，茶余饭后公园小区里溜达几圈多好，吃那份苦，受那个罪，不值得啊。这就如同吃多了再去减肥一样，也是一种富贵病，不理解，实在不理解。比如我就经常固执地认为：我要是摸中个500万，那这个时候就应该在周游世界的路上，再不济也应该在南太平洋的某个小岛上呆着。
　　很多人不理解，已经是千万富翁了，为什么还要去当公交车司机，去吃那份苦，受那份罪，能快乐得起来吗？公交车司机很辛苦，但能够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载着一车乘客满街跑，目睹各色人等，阅尽世事沧桑，安能不是一种快乐？而且通过自己的辛苦劳动，能给那么多的乘客带来便利，我想，正是这一份满足感让这对千万富翁体会到了人生的价值，并从中得到了快乐。
　　快乐没办法用金钱衡量，也是金钱买不来的。贫困人有贫困人的不快乐，富人有富人的不快乐。
　　你不能理解千万富翁当公交车司机的快乐，自然也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富可敌国的富翁，他们并没有选择在南太平洋的某个小岛上呆着，依然夜以继日地工作。比如首富宗庆后过的就是比普通人还普通的生活，他那个办公室，我有幸一睹，不会比这个社会上绝大多数官员的办公室更豪华一点。
　　普通人的生活的苦是实实在在的，千万富翁的富足也是实实在在的，这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我们大可不必太把它当回事。千万富翁实现了财务自由，这给了他更多的选择更开阔的生活视野，这是他的人生幸事。我们大多数人还要靠双手赢得生活的尊重，这也是事实，无须借用别人的经历来放大自己的痛苦，来否定平凡中的伟大。
　　对一件事情的判断，最忌讳只有一种立场，那样你就永远只能被不满不平忿恨所左右。
　　有些痛苦是实实在在的，像针扎在你的心坎上，比如亲人的过早离去；而更多的痛苦其实是没想明白，因为有心魔，所以你怎么都不会快乐，没钱的时候想着钱，有钱有名的时候却苦恼于羁绊太深，到死了还是一副欲求不满、含恨而终的样子，这样的人生才是真正的不值得
父亲为女发帖找“处级以上、千万富豪干妈”背后的疼痛
　　“如果是当官的，处级干部以上，而且要有实权的，科级以下免谈；如果是开厂，开公司的，要资产在一千万以上，一千万以下免谈。”这不是征婚广告，也不是相亲方的要求，而是一位父亲在网上发帖为女儿找干妈的要求。帖子内容到底是真是假，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光明网8月22日）
　　也许大多数人都感到可笑又可气，觉得这个为女儿找“有权干妈”的父亲是“利欲熏心”到了极点，自己没法攀龙附凤，就把女儿用作交易的筹码。可探究到发帖人背后的用意，却有些笑不出来骂不出口，发帖人身有残疾，常有病痛缠身，想要给唯一的女儿提供好的生活条件却无能为力，通过发帖找骂转移注意力，一来缓解疼痛，二来碰碰运气。
　　常听说，儿要穷养、女要富养。望女成凤的父亲，因为身体原因在自己的生存生活上都有些力不从心，更别说要“富养”女儿。认为找个“有权”的干妈就能让女儿成才，此认知既迫于生活的无奈，更多的是受目前社会充斥的权力至上、金钱至上的观念影响。有权有钱就等同于有优越的生活条件、有充足的社会资源，这也许不只是文中父亲的个人之见，许多人或多或少都有类似的看法。
　　当一个身有残疾、身患病症的人用发帖来转移疼痛，把改善生活的希望寄予“意想天开”的找干妈时，谁都会感到心痛。幸福都是相似的，不幸却有很多种，像这位残疾父亲一样，迫于生活的窘迫作出种种令人“匪夷所思”的举动每天都在发生，如果我们不是一味的嘲讽打击，而是耐心的去探究其背后的无奈，给予理解或者帮助，或许网络会更温情一些。正如文中父亲所说，他的心愿不是要资助而是想要一份工作，如果有关部门、社会人士能够伸出援手，为他提供一份能够胜任的合适工作，不就将一出网络闹剧变为一方美谈了吗？
　　当一个社会中底层人士认为权力和金钱能获得一切、好过一切、高于一切时，这也许也成为了整个社会的疼痛。当社会向着以利为本、以权为本的方向发展的时候，金钱与权力便让越来越多的人一边对其唾骂和仇视，一边又对其向往与追逐。不知从何时起，人们思考做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已经变成了是否有利可图、有私可循，看到的不再是阳光，心灵之花自然无处绽放。怎样有效把权力关进笼子，让物质社会回归理性，这才是整个社会该思考的问题。
类似的疼痛，如同蚊虫叮咬，痛痒过后也就忘了。只是，越来越多的疼痛之下，我们不能总是刻意回避甚至习以为常，国家、社会和每一个个体，都有义务全力“止痛”。
别忙着骂"父亲为女儿找处级干妈"
　　“如果是当官的，处级干部以上，而且要有实权的，科级以下免谈；如果是开厂，开公司的，要资产在一千万以上，一千万以下免谈。”这不是征婚广告，也不是相亲方的要求，而是一位父亲在网上发帖为女儿找干妈的要求。（8月22日新华网）
　　这则新闻，立刻引起了网络的一片骂声，“身残志不残才是值得尊敬的，你就一变态呀。”“讨厌拿孩子说事。”“无非想借着女儿提高自己的生活条件，你真可恶，这和卖女儿有什么区别。”记者看到，160多条回帖中，超过100条都是骂楼主的。表面看来，这种骂声好像是一种正气的愤怒，但是仔细分析，分明是一种网络情绪的发泄，是没有弄情真实情况的一种急躁发泄。
　　笔者想说，网络急躁愤怒者应该冷静下，别忙着骂“父亲为女儿找干妈”，这种行为本身其实是一种披着正义外衣的网络暴力，很容易被一些网络推手利用，成为他们的水军，成为被利用的畸形网友。
　　记者几经周折找到了发帖人陈锋（化名）。对于为什么要处级以上的公务员或者资产千万的富豪做干妈，他表示这个帖子故意写得要求高，属于那种找骂类型的。大家骂他骂得越多，他就要回帖回得越忙，这样就忘记了身体上的疼痛。“主要还是想上网聊天来分散自己对病痛的注意力。”陈锋向记者表示。陈锋说，“真有符合条件的人来，我还是会犹豫的。”你看，多坦诚，多实在，实际上就是百姓的一种真实的需求。因此，我们不应该责骂这位父亲。
　　面对父亲的这个朴实想法，我们更需要反思的，或者说需要骂的应该是那些玩弄权力，炫耀金钱的人，否则，他们不会有如此的魅力。如果他们能够真正的权力为民，金钱为公益，那么，我们这个残疾人家庭就能得到很好的呵护与照顾，就能很好的自尊自立，拼搏出自己的一番幸福，有何必在挨骂中去排解苦痛？
　　“父亲为女儿找干妈”成残疾公民排解痛苦的平台，这是一个社会悲剧，我们应该从这个悲剧中反思，反思我们如何更好的帮助残疾人，如何更好的让权力打造平民的幸福，让金钱打造慈善的阳光。
　　别忙着骂“父亲为女儿找干妈”，我们应该共同想办法，让我们的社会保障成为弱势群体的亲妈。
为女儿找处级干妈 是对权势的依赖
　　谁都知道干妈干爹是“认”来的不是“找”来的，既然是“认”就得有感情基础，也就是说双方要你情我愿，不掺杂任何私心杂念。如果总想从“干妈”那里得点“三瓜两枣”，没准成了人身依附，这样的关系既难长久，也会使自己失去人格尊严。
　　从这名父亲发贴的内容看，显然超过了民间那种认干亲的范围，俨然一个对权势和金钱的依赖。比如，“如果是当官的，处级干部以上，而且要有实权的，科级以下免谈；如果是开厂，开公司的，要资产在一千万以上，一千万以下免谈。”这样的贴子内容，反映的就是这位父亲对权力和金钱的盲目崇拜。
　　因为处级有实权和资产在一千万以上，并不能代表这位未来“干妈”的德行就好，把女儿的成长进步交到也许穷的只有“权钱”的“干妈”手里，未必就靠得住。
　　成功的人生道路是走出来的，靠自己奋斗得来的幸福才是美好的，把女儿的前程压在不靠谱的“干妈“身上的想法，终究是靠不住的。再说了，“干妈”现在有权有钱，并不代表她永远“权钱”加身。官员终有失去权力的那一天，家财万贯也会散尽。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这位父亲的作法无疑是让女儿向权力和金钱臣服，也会使其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患上“软骨病”。这种作法与人们倡导的，实现社会公平的价值理念背道而驰，也为世人所唾弃。
　　把自己和女儿的幸福建立在对“干妈”的依赖上，是精神上“缺钙“的表现，靠此炒作博得出位，只会使女儿更受伤，想以回帖来减轻这位父亲身体疼痛的作法，到头来只怕是痛上加痛，甚至会无以复加。认权钱作“干妈”，太傻太天真。
“找处级干妈帖”其实是贴心的父爱
　　乍看新闻标题和导语，笔者也与多数网友一样，对这个父亲的行为所不齿，如此非贵即富的给女儿找干妈，为人们所不容，很容易激起人们的道德反感，不骂几句“变态”才怪。
　　不过，看完整篇报道：二级肢体残疾并伴有三高及神经性疾病，老婆离婚走了，每月仅520元残疾人补助，还要养活一个12岁大且从小聪明可爱、成绩优秀、大有发展前途的女儿……发帖人陈锋的处境与遭遇，他的炒作与另类，让人顿时明白了为什么他要做出“惊人举动”。其实这并非什么“变态”、“拿孩子说事”，实在是走投无路之下的无奈之举，也是一份为女儿着想的贴心父爱。只是这样的父爱，显得更心酸，更悲戚，更动容。在人们谩骂、指责、质疑之余，能不能给一些理解、同情和支持呢？
　　这个年代，无处不在“拼爹”、“拼妈”，如果无爹、无妈可“拼”，有些人就认有权有钱的“干爹”、“干妈”来拼。“现在的社会，不管你文凭多么的高，书读得多好，人不管有多么聪明，都不及有一个有权有势的父母。”陈锋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或许有些偏激，但这又是“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的真实写照，是无奈的活生生现实。父母都“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然而自身能力有限，为了女儿以后的前途着想，陈锋为女儿寻一位有权有势的干妈，何错之有？虽说其行可议，但其情可悯。这样坦诚和赤裸裸的父爱，可爱亦可贵！
　　相比为了出名牟利的“秦火火”之流毫无底线的低俗炒作，这篇“找干妈帖”写满了无助与悲凉，是一封无奈的求救信！应该引起全社会的宽容，需要得到更多人的同情和帮助，而不是质疑和嘲笑。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在520元残疾人补助之外，像陈锋这样苦难的家庭，为何不能享受其他的经济补助呢？难道街道、社区就没有责任？这些才是当地政府不应该回避的问题。
　　人生不能没有爱。爱是生命中的甘泉，即使是一勺清水，也能使生命之树常绿；爱是生命中的色彩，因为有爱，我们的生命才会绚丽多彩。都说父爱如山，但陈锋给女儿的爱，也有母爱像小河一样的温柔，更深如海洋，凝重如山。这样的“找干妈帖”，是一种贴心，更是一种沉重，这样的父爱，该赞！
高调为女儿找干妈，追求公平公正的另类行为艺术
　　　　也许有网友会认为，陈锋发此帖是为了吸引公众眼球，如此借未成年的女儿去炒作太卑鄙。不过，笔者倒还是奉劝某些网友先消消气。
　　一者，在当今这个社会，“拼爹拼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正如陈锋在帖子中所说的那样，不管你文凭多么的高，书读得多好，人不管有多么聪明，都不及有一个有权有势的父母。不可否认，不少权贵和富豪可以凭藉自己的特殊身份，走关系找门路，为孩子寻得一份理想的工作；而贫民百姓的孩子，要想出人头地，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只是当了一回分母，徒劳无用。二者，陈锋是社会上典型的弱势者，生活异常艰难。他是一个二级肢体残疾的残疾人，老婆离婚走了，仅靠每月520元残疾人补助过日子。这样的家庭境况，若无奇迹发生，他的女儿能与同龄的“官二代”“富二代”站在人生的同一起跑线上吗？
　　陈锋并非真的要为自己的女儿找一个非大贵即大富的干妈，某种程度上讲，陈锋发此帖是要以另类的行为艺术，去表达他对当今社会某些不公平现象的不满，以期引起社会的关注和共鸣。由此也牵出一个深刻的话题——如何更好地保证社会向公平公正方向发展？社会公平公正，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但近些年来，某些官人和富豪成为破坏社会公平公正的一支生力军，社会规则被他们的私人游戏规则所取代，只有他们想不到的没有他们办不到的。现在不少人有仇官和仇富心理，不是说这些人心理扭曲不健康，而恰恰是太多的不公平公正现象使然。
　　社会需要刚性的规则，需要有对每一个人都适用的不讲私下授受的规则。只有规则面前人人平等，只有让像陈锋这样的社会底层弱势者能享受到公平公正的阳光，我们这个社会才有希望。可喜的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非常关注和重视社会的公平公正，当然凡事不可能一蹴而就，社会的公平公正的实现有一个过程。我们期待陈锋艰难的生活能在地方政府的帮助下有一个很大的改观，也期盼他的女儿能健康成长有一个灿烂的明天。一切都会好的，只有内心先充满阳光，生活才会一路阳光。
青少年失恋自残应引起高度重视
　　读初一的小峻暑假没事在网上谈情说爱，见面后发现是同学，因为父母不许他们早恋，在一农家乐自残弄伤手。此新闻一经爆出引发了人们尤其是中学生家长的极大关注，因此事件中的当事人年龄尚少却做出了如此自残的行为，更是引发了人们对当前中学生心理状况的担忧。（8月22日重庆晨报）
　　爱情或者恋爱本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是人类一种高级的精神追求，但其也要发生在适当的时间才会开出美艳之花，如果过早的涉入其中则难免会结出恶之果。“在哪个阶段就该干哪个阶段的事情”，此话听起来虽然很是老土，但生活告诉我们那的确是至理名言。不同的年龄、不同的阅历会影响到人们不同的判断能力和承受能力，生活中有太多的不能承受之重，也有太多的不能承受之轻，中学生因其年纪尚小，判断能力以及分析能力尚弱，为了其能够健康成长，对于中学生早恋问题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其实，像小峻这样因为失恋而自残的例子已是数见不鲜，因为承受不起失恋所带来的后果而选择结束生命的也不在少数，而此事件中的小峻尚在念初一，如此的年少，则不得不引起家长们的恐慌了。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尤其是受当前一些偶像电视剧的影响，孩子们好像都比较懂事，比较早熟，换言之就是该懂的懂了，而不该懂的也懂了。
　　据心理专家说，早恋本是一件正常的事情，是青春期异性相吸的一种现象，本不用像有些家长那样大惊小怪。但由于孩子们的心智尚不成熟，抗打击的能力比较弱，再加之不少影视剧作品对自残、自杀以及殉情情节的渲染就引得不少青少年纷纷效仿，当对恋爱所带来的伤害不能承受之时偏激的选择极端的方式来解除痛苦。
　　玫瑰再美丽可其也带刺会伤到人，而对于青少年来说这样的刺，伤则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因此，对于此类事情学校、家长以及社会对孩子的正确引导就显得尤为重要，要通过教育让青少年形成正确的爱情观，并给予其正确的指导，同时给予特殊时期的孩子更多的关心，提高其分析问题、客观看待问题的能力，并通过言传身教潜移默化提高其心理承受能力。唯有此，青少年才能理性的看待恋爱问题，得以健康成长，而不是重蹈自残、自杀的悲剧。
“颂赞歌一律不要”是春晚好声音
　　相声、小品不能束手束脚，要解放思想，颂赞歌的作品一律不要出现，最喜欢有尖有刺的东西。刚从国外归来的马年春晚总导演冯小刚与副总导演赵本山及艺术顾问张国立、刘恒和策划张和平等春晚智囊团首次召开了语言类节目碰头会。春晚小品、相声等语言类节目的总基调“一锤定音”。
　　冯小刚毕竟是冯小刚。对于诟病最多的语言类节目，他开出了自己的药方——语言类节目要带刺，颂赞歌一律不要。长久以来，春晚语言类节目就呈现出下滑趋势，加之赵本山的缺席，更让人对语言类节目意见多多、忧心忡忡。
　　所以，冯小刚出手了，表态了。他知道语言类节目的生命力所在。既然是语言类节目，既然人们希望语言类节目能够带来“笑果”，那么语言类节目就必须关注现实，就必须带有批评、批判。人们之所以喜欢语言类节目，就是因为这些节目能够将现实中的痛感和无奈带入，并以嘲笑和讽刺的方式予以调侃。如此，人们心中的郁闷才能得到释放，人们内心表达的冲动才能得到满足，人们才能真正地会心一笑。
　　艺术作品应该关注现实，应该接地气。一方面，艺术来源于现实，有些时候，现实比艺术创作更荒诞、更匪夷所思、更超乎想象。另一方面，对现实的关照可以引起最大的共鸣。如果，艺术创作只是闭门造车，或者眼光不能向下，则共鸣无法产生，不能同喜同悲同笑。
　　春晚也该如此。春晚是春节时各界的联欢。既然是联欢，就应该有共同关注，有各自表达，有对现实的批评，有对未来的期待。这样的春晚才能引起广泛的共鸣，这样的春晚才能获得会意的笑声，这样的春晚才能给人更多前进的动力。所以，冯小刚对“颂赞歌”的拒绝，不失为一种好声音——春晚的好声音。它在重复一个常识，坚持一个传统——那些真正的感动只能来自共同感受；那些开心的笑声只能来自快意的表达和从容的心态。
冯小刚“干预生活”将撕破无价值的春晚
　　　“干预生活”、针砭时弊、“唱赞歌一律不要”的春晚语言类节目吊足了解观众的胃口，鲁迅先生说，喜剧就是将虚假丑恶、贪婪骄淫的“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
　　　　记者获悉春晚语言类节目碰头会开会气氛非常轻松，而总导演冯小刚则把敢说敢言的个性展现得淋漓尽致。前日他明确表示，相声小品不能束手束脚，要解放思想，颂赞歌的作品一律不要出现，最喜欢有尖有刺的东西。（8月21日成都商报）
　　“唱赞歌一律不要”好得好！冯导在走马上任后的首次为春晚小品、相声等语言类节目的总基调“一锤定音”，要把针砭时弊的东西带入到语言类节目创作中去，冯小刚曾对春晚语言类节目提出了一个四字方针——“干预生活”，希望作品能回归讽刺辛辣幽默。这样的基调令人刮目相看，值得期待。
　　观众和冯导一样，特别推崇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马季和姜昆的讽刺相声：《宇宙牌香烟》、《虎口遐想》和《电梯风波》等人们耳熟能详的作品，都是真正针砭时弊、贴近生活的好作品，多少年来脍炙人口，百听不厌。大家都知道，相声小品不仅是人们欢乐的源泉，更承担着一种社会责任，利用辛辣的语言和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讽刺社会中的假丑恶，呼唤真善美。正如普希金曾说的：“法律之剑不能到达的地方，讽刺之鞭必定可以达到。”
　　曾几何时，好几个小时的春晚，相声小品的时间占据了三分之一强。但在时间上占居强势的相声小品，带来给人的感觉却是“黔驴技穷”的弱势，且越来越让人笑不起来了。观众们称春晚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很大程度上就是指相声小品。相比之比，人们更喜爱网络春晚和网上一些搞笑的段子。
　　主要原因是创作者急功近利，不从生活中汲取养分，而是走低俗路线。还有，编导人员对讽刺社会负面问题，特别是鞭挞腐败现象心有余悸，不如绕道而行，多栽花少栽刺平安无事。这回冯导提出“唱赞歌一律不要”不仅是相声小品社会责任功能的回归，更要求创作者沉下去，接地气，把老百姓喜欢的年夜饭端上春晚的餐桌。
　　鲁迅先生说，喜剧就是将虚假丑恶、贪婪骄淫的“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不敢讽刺的相声小品，无法找到自身的价值定位。相声小品不仅仅止于生活的幽默，把大家的笑点放在娱乐的篮子里，还要敢于直面当下社会热点，嘲讽不良社会现象，聚合公平正义的正力量，让观众在讽刺之鞭抽打过的地方不仅留下笑声，更要留下反思，推进进步。
　　“干预生活”、针砭时弊、“唱赞歌一律不要”的春晚语言类节目吊足了解观众的胃口，我们翘首以待不唱赞歌的相声小品。冯导，不见不散
期盼"冯氏春晚"带点"刺
　　19日，刚从国外归来的央视马年春晚总导演冯小刚与副总导演赵本山、艺术顾问张国立、刘恒和策划张和平等春晚智囊团一道，首次召开了春晚语言类节目碰头会。冯小刚把敢说敢言的个性展现得淋漓尽致，他明确表示，相声小品不能束手束脚，要解放思想，颂赞歌的作品一律不要出现。（8月22日《南方都市报》）
　　冯小刚直言最喜欢有尖有刺的东西。他举例说，他特别推崇上世纪80年代的讽刺相声，比如马季的《宇宙牌香烟》、姜昆的《虎口遐想》和《电梯风波》等，在他眼里，这些才是针砭时弊、贴近生活的好作品。
　　这可谓击中了近年来春晚每况愈下的要害。实际上，不带“刺”，已成了近年来春晚节目尤其是语言类节目的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比如相声小品，本来以讽喻见长，这也正是观众喜爱的主要原因，然而现在，大多不敢触及公众关注的焦点热点、敏感的社会现象以及国民的劣根性、人性的弱点，没有思想内涵和深度，而一旦失去了针砭时弊这一主要特性，除了空泛的“颂赞歌”，就是拿一些司空见惯不痛不痒的芝麻绿豆鸡毛蒜皮说事，靠耍贫嘴为逗笑而逗笑，甚至靠开涮农民甚至残疾人来制造所谓“笑果”，如那个《招聘》，竟让一个精神病人来博取廉价的笑声，至今让人恶心。
　　马季先生在谈到相声的出路时曾直言一要鲜活二要讽喻。这何尝不是春晚语言类节目的出路。许多编导害怕这样的作品与倡导和谐社会不符，然而，节目让群众引起共鸣，于扬善抑恶中引导积极向上的精神，这是和谐的应有之义。马季曾提到有次他们演了个讽刺腐败的相声《大款》，他坚持不把那些所谓“太尖锐”的地方改掉，结果中央台一播，全国的观众反响非常热烈。其实，这样的热烈，显示的正是高层次精神境界上的和谐，也正是“刺”带来的“正能量”。
　　春晚办到现在，很少有诸如马季的“宇宙牌”香烟，以及后来牛群的“领导，冒号”这样让人酣畅淋漓开怀大笑又发人深思的节目，赵本山能在春晚一年又一年地兜售“忽悠”，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山中无老虎而已。春晚要办出新的水平，实在不能再寄望于靠没有“刺”的“颂赞歌”，更不能靠插科打浑油腔滑调的黔驴之技引发的那点傻笑，要让观众真正发自内心地痛快地为节目喝彩鼓掌，就必须重返带点“刺”。也因此，“冯氏春晚”值得让人期盼。
上海弹性收编"夜排档"是个好办法
　　记者昨天从上海市食安办获悉，今年，上海将修订《上海市食品摊贩经营管理办法》，考虑把规范“夜排档”问题纳入其中。据此，本市“夜排档”将逐步收编为“正规军”。市食安办副主任、食药监局局长阎祖强表示，借鉴过去的经验，对“夜排档”将采取“弹性收编”方式，探索科学可行又兼具人情味的“夜排档”规范方案。（8月22日东方网）
　　说起“夜排档”，相信城市居民都不陌生。夜幕降临后，在城市的街头巷尾，几张桌子、几副碗筷、一个煤灶，简简单单的行当，摊贩便做起了夜宵生意。而城市居民晚上休闲时刻或一家子，或三五个朋友聚集在“夜排挡”前悠闲自在地吃着点心、烧烤之类，再喝上几杯啤酒，别有一番情趣。方便、实惠是“夜排挡”最大的特点，因而深受市民的欢迎。
　　但无可质疑的是，“夜排档”在惠民的同时，也给城市管理带来了诸多的难题，譬如占道、嘈杂，破坏环境卫生等，尤其是食品安全管理，更让监管部门鞭长莫及。如此，“夜排挡”也常常遭致城市管理部门的整治，形成“猫鼠”尴尬之势，由此既给市民带来不便，也激化了城管部门与摊贩间的矛盾，影响了城市和谐。
　　可现实问题是，对“夜排档”一味地禁止、打压或取缔，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摊贩要生存，市民有需求。因而，如何在城市管理与摊贩谋生、市民需求三者之间寻找最佳结合点，这是城市管理应该考虑的问题。显然，上海市在这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既疏堵结合，坚决打击和取缔违章乱设夜摊、黑摊点，同时又对持有合法餐饮服务许可证、符合条件的“夜排档”实行收编，规范经营行为，使“夜排档”有“合法身份”。经营者放心经营，市民也可吃得放心。
　　管理就是服务。在笔者看来，上海市的做法最大看点就是将城市管理转化为一种实实在在的服务。他们对“夜排档”不是简单的收编，而是着眼于服务，不但为摊贩选好固定经营区域，而且免费培训经营从业人员，并组织大宗原料供应商对“夜排档”提供食品原料直销，帮助“夜排档”降低运营成本。如此，管理者与摊贩之间、摊贩与市民之间出现了和谐共处局面，一举三赢，皆大欢喜。
　　城市管理是道难题，上海市弹性收编“夜排档”是个有益的探索，各地不妨借鉴学习。
夜排档"华丽转身"给我们的启示
　　8月17日，上海首家24小时“早餐工程”夜市店在虹口区东体育会路东江湾路口的居民密集区开业，成为上海第一家打出“夜排档”旗号的“正规军”。开张数天以来，市民们近悦远来，耐着性子、排着长队也毫无怨言，只为了能品尝一下“大瓶油条豆腐浆糍饭团”这从小到大都不离不弃的“四大金刚”的美味。
　　虹口区商务委在上海首家早餐工程样板店成功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正规军”的作用，充分利用三角地菜场和清美品牌的现有资源，使其与现代消费者的消费习惯相融合，推出复合型的、干净卫生的“四大金刚夜市”，这样一来，更多的市民就能享用到餐饮业“正规军”的传统加现代风味夜宵的美味。
　　在上海，这些年来，很多市民都喜欢夜晚的闲暇时刻到街头夜排档吃些点心、吃些烧烤，再喝几杯啤酒什么的。吃夜排档的市民是高兴而来满意而归，但夜排档的脏乱差环境和此伏彼起的嘈杂喧嚷声，却严重影响了周边住户的休息和环境的舒适干净，为此，城市管理等相关部门是免不了要隔三差五地对夜排档“冲一下”，整治一番；但是，总是治标不治本，夜排档如“野火烧不尽”，总是会出现在城市夜晚的街头巷尾。这表明，夜排档虽然存在着一些脏乱差，但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市民的饮食、休闲乃至交际等需求，夜排档的市场需求是明摆着的。一味地禁止或冲击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而采取堵疏结合、在取缔违章乱设摊夜排档的同时，对其中持有合法餐饮服务许可证的的夜排档，则不妨允许其继续存在并向着规范经营、提高餐饮水准与卫生要求的方向发展。
　　这一回，虹口区商务委和清美副食品公司在这方面做出了值得称道的探索，他们的做法是将散落在街头巷尾的餐饮“游击队”，整编成餐饮的“正规军”。这样，既符合城市管理的要求，又让市民对夜排档的正常需求得到了满足。可谓是皆大欢喜。
　　“游击队”经过整顿、培训和软硬件设施的投入，往日的夜排档“鸟枪换炮”，面貌一新地成了“正规军”。这件颇受老百姓好评和欢迎的民生工程给了我们这样的启迪：类似城市夜排档的无序存在和脏乱差等痼疾顽症，并非一味禁止就能万事大吉了。而采取有序管理并使之规范经营德明方法，且管理措施得当，完全可以办成多方满意的好事和实事。关键在于，相关部门和工作人员有没有实事求是的工作理念，有没有想群众之所想、真心诚意为群众服务的工作宗旨与不怕麻烦、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
　　笔者建议，相关部门的领导和管理者可否从虹口区有关部门整治与规范夜排档这一较为成功的事例中再进一步思考一下，拓展一下、优化一下做好城市管理、社会管理和为群众服务的工作思路与工作方法。对诸如黑三轮、黑车等等虽屡经整治和禁止，却至今依然未能彻底销声匿迹的城市管理顽症痼疾，是否可能改变一下整治的方法？拓宽一下管理的手段？
　　比如，考虑到市民们对交通出行的“最后一公里”的实际需求，可否由政府相关部门出面，让“黑三轮”改邪归正，或通过培训，让为数不算少的黑三轮的车主来一个“华丽转身”，加入到为解决社区出行“最后一公里”出力的行列中。如能这样，那就可以说是两全其美、皆大欢喜了。能否如愿呢，这也可以说是对政府有关部门社会管理水平与管理能力究竟强不强的一个实际考验与检验了。
城管穿防刺背心
“全副武装”刺痛了谁？
　　2013年8月20日，广州市城管执法局组织专项整治行动，对云台花园、白云山、飞翔公园等附近约10个乱摆卖点进行查处。针对暴力抗法现象，上百名城管队员都穿上了防刺背心，有些队员还戴上了防暴头盔。队员在穿上防刺背心、头戴防暴头盔后，即使呆在有空调的执法车上都满头大汗。但城管执法队员表示，为了保障人身安全，这样的装备还是很有必要。同时，他还表示，身穿这样的装备，在执法过程中会对小贩产生威慑作用，可以有效避免与小贩的肢体冲突。（8月21日中国新闻网）
　　看到这则新闻，笔者深感无奈和心酸。城管穿上防刺背心，戴上了防暴头盔，这样的装备在城管执法人员看来是非常有必要的，穿上厚厚的衣服只是为了防止小贩暴力抗法，这不禁让人觉得滑稽。为了防止受到伤害，城管可以全副武装，那老百姓呢？老百姓也有遇到暴力执法的时候，那是不是百姓也要弄一套衣服来保护自己啊，城管真是太瞧得起这些小贩了，难道小贩真的拥有十八般武艺，能赤手空拳的将城管撂倒。城管这种做法，已经假设会遇到暴力反抗的小贩，这样是对小贩的不尊重，这样已经表明城管不愿意做温情执法的道路。穿上这种衣服目的就是要“以暴制暴”，这样只会让城管和小贩的关系越来越疏远。
　　笔者曾经做过流动小摊贩的调查，希望通过对小摊贩的了解，将小摊贩成功转型为自主创业。在笔者走访的小摊贩中，能明显感觉到小摊贩面临的诸多难题。流动摊贩因着它成本低、风险小、收效快的特点，是许多没有工作的市民的一个不错的选择。在这些小摊贩中，大部分都是城乡结合部的农民、下岗职工、外来务工人员，他们为了生计不得不从事这个职业。其实大部分小摊贩都是属于无奈之举，他们并没有城管想象中那么不可理喻；其实，在城市的规划中就没有给他们留有一些之地，这无疑让他们感到在这个城市立足的困难性。城管作为城市管理者，有责任去协调小贩与城市管理格格不入的局面。
　　城管暴力执法与摊贩暴力抗法，一直以来备受民众的关注，城管问题一直居高不下，政府管理部门也在管理方法上不断创新，诸如此前的“眼神执法”、“美女执法”、“围观执法”等等，这次的“全副武装”执法，不知道是不是又一个创新的执法方式。可是这样冷冰冰的执法，终究会将社会推向一个淡漠的边缘，无疑让人们更加相信“暴力执法和暴力抗法”将是城管与小贩中间永远不能跨越的鸿沟。因为城管已经不相信小贩，他们眼中已经将小贩视为“反动分子”，他们从内心上就没有认可和接受小贩的存在，试问这样能化解彼此的矛盾吗？城管在意识里就已经不尊重小贩了，敢问，这样做还奢望小贩尊重城管吗？
　　“全副武装”的城管请您放下防备之心，真正的尊重小摊贩，别把小摊贩至于一种不可饶恕的位置，这样只会让彼此的问题恶化。笔者相信城管的宗旨是“执法为民”而不是“执法扰民”。只有真正了解摊贩的难处，引导规范小摊贩的经营行为，维护小摊贩的切身利益，充分发挥小摊贩对于缓解就业压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积极作用，这样才会更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发展。
从立法遏制"舌尖上的浪费"说起
　　挥霍浪费，暴殄天物，这在兵燹年代或灾害时期物质匮乏的情形下，是不可想象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远离了连年动乱，也摆脱了极度贫困，随着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明显得到改善，奢靡之风又盛行起来。大吃大喝，大摆排场所造成的浪费，不仅令洋人咋舌，也为国人诟病。遏制“舌尖上的浪费”业已成为国人的一种共识。
　　那么，如何有效遏制之？近来各地频有招数，如武汉市出台《剩菜剩饭行为的自律公约与处罚办法（试行）》，通过对“舌尖上的浪费”进行处罚，以遏制餐饮浪费。据新华社日前报道：由武汉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工商局等9个部门联合制定的这一“剩菜剩饭法规”起草工作已经完成，拟于近期施行。该《办法》规定：相关执法部门将定期对武汉市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食堂以及市内餐馆、饭店、宾馆、学校食堂的剩菜剩饭现象进行检查；每季度进行测评，并在媒体上通报测评检查结果；这一结果将纳入年度文明创建绩效考核和文明单位考评；对剩菜剩饭浪费严重的单位，各主管部门还将依照有关规定或行业管理规章，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约谈告诫、限期整改、通报批评、降低会员等级、媒体曝光、取消评先进资格等处罚。——专门设立一个法规来遏制“舌尖上的浪费”，这在我国尚属首例。
　　按理说，一个人自掏腰包吃喝，以满足生存需求，是常事一桩，也纯为私属性，他人是无须置喙的。如今的问题症结在于：吃喝已经远远超出了生存需求的界度，成为一种“显摆”、“气派”、“身份”的徽识，没有一定的排场狂吃滥喝一番，似乎就没了面子，低了档子，尤其是公款吃喝更是“崽子用爷钱——不心痛”，一年消化的钱还是一个天文数字哩！“舌尖上的浪费”不叫停，不遏制，还正是祸国殃民呢！一来极度糟蹋有限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二来助长了奢靡恶习，败坏了党风民风，那句“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的至理名言，似给立法遏制“舌尖上的浪费”提供了一个逻辑支点。
　　客观而论，在力反奢靡之风的态势下，当前的大吃大喝有所敛迹，酒楼饭肆生意清淡便是明证。但是，作为沉疴痼疾的吃喝之风倘要绝迹，并非朝夕之功。既然仍有小范围、隐蔽性的大吃大喝（倘动用公款理应受到谴责），那么，剩菜剩饭就会源源不断。对待这类问题自律固然需要，处罚也是必需的，但它并没有合理有效地解决剩菜剩饭的出路问题。这里，不妨对香港解决这类问题作些介绍——
　　香港解决此类问题用的是“剩菜剩饭管理学”。香港有3个垃圾填埋区，即将饱和，其中1/3是厨余，即剩菜剩饭之类。剩菜剩饭的浪费，单纯从道义上谴责，作用有限；单纯靠政府来解决，也存在诸多问题。《剩食》一书作者陈晓蕾认为：在香港，剩菜剩饭问题的解决主要依靠社区市民和活跃于社区的NGO（协会、社团、志愿者组织）的长期不懈的努力。她说：“环保是一个很生活的题材，需要用生活的方式来处理，而不只是颁布某条法令。处理厨余是整个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关键是让市民觉得这件事情需要处理。”事实上，港府就剩菜剩饭问题更多的是向经验丰富的NGO请教，借助他们的力量来妥善解决之。如“乐饷社”将尚清洁的剩菜剩饭经过处理转送十几个慈善团体，再送到弱势人群手中；“惜食堂”主要回收酒店的剩菜剩饭，或经处理后作肥料，或用废弃的鹅油做肥皂，或用果皮加上糖做成酵素替代化学清洁剂，等等。总之，废物得以充分利用。
　　我认为，在“舌尖上的浪费”依旧存在、剩菜剩饭尚未灭绝之前，武汉的处罚办法不可或缺，香港的“善后”处理仍是良策。一旦遏制了“舌尖上的浪费”，那么，武汉的处罚办法将废置，香港的NGO也将“歇业”。——这虽说是来日方长，但人们期盼之。
中国人的仇富与仇官
　　近十年来，中国人仇富、仇官心理愈来愈强烈，社会矛盾越来越突出，有些地方的富人和官员与老百姓之间的矛盾激化，几乎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经过深入分析发现，中国当前所谓的仇富、仇官，其实人们仇的不是富，而是不公：仇不是官，而是腐!比如，有钱人用钱可以上好学校，穷人没钱择校，有钱人挤压了穷人上升的通道;富人多生孩子，交了罚款了事，穷人没有钱交罚款，就只能到怀孕七个月也得被引产。而更多的平民仇的不是富，而是富有的机会。有钱什么都可以买，文凭、官职、就业、甚至是法律文书，本来是穷人的指标被他们通过花钱买去了。
　　毋庸置疑，中国是目前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中国的贫富差别已经过了国际警戒线，贫富差距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将导致社会动荡。据相关资料显示，在中国，有80%的财富被20%的人占有，而80%的人只享有20%的财富资源。贫穷差距悬殊，是产生仇富心理的起因之一，但笔者认为，这不是中国人仇富的真正原因。中国人仇富的真正原因在于，绝大多数富有的“精英们”的财富来路不明，社会责任感不强，缺乏爱国心和同情心，公众形象和综合素质极其低下。
　　我们再来研究一下富人财富的来源。我曾对福布斯富豪榜上的富人进行研究发现，在1988至1998年期间发家的商人当中，有60%的人都是抓住企业改制的机遇，通过“暗箱操作”购买国有、集体资产而暴富的。看看买断国有、集体企业产权的老板，有相当大一部分都是原来的企业领导，那些领导如果单靠他们的工资收入，买得起厂？一方面，他们在企业当领导时，贪占、挪用、受贿，积攒了部分资本。另一方面，他们(包括其他买厂的)与政府官员勾结，把一个值几千万、几个亿资产的企业(包括土地使用权)，他们用几十万、几百上千万就买到了手。不说生产，光说转手到卖土地就是几千万元甚至几个亿的利润。企业改制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由之路，只是由于缺少监管，或者因监管者也想发财，结果只能是苦了广大的贫苦工人弟兄。有些企业改制后，几千上万的工人没有生活来源。而且大多数下岗职工都是四五十岁左右的中年人，打工吧没人耍，体力活做不动，上有老下有小，还要自己交缴医保和养老金，生活压力不堪重负。
　　事实上，各个国家都会面临民众贫富差距的问题。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但是，美国民众对富人的态度却并远没有像国内这样对立，甚至部分富人还成为了全民偶像。近期，美国某机构公布了2011年100家上市公司高管的年薪排行榜，苹果CEO蒂姆·库克以3.78亿美元的年薪高居榜首，折合人民币24亿元，至少相当于苹果公司在得克萨斯州首府奥斯汀一家新企业园区的全部投资、抑或是苹果代理生产商富士康一个工人6万年的工资总额。就库克本人而言，可谓是苹果公司的拯救人与掌舵者。库克初进苹果公司之时，这家IT企业的运营正可以用“一团糟”来形容，并饱受内耗损失之苦。库克到任后即凭借自己出色才能提高了苹果的库存周转效率，并主张跳过中间零售商自建“苹果零售店”。可以说，苹果今日市值的飙涨，与库克本人的能力和睿智息息相关，他有足够资本获得相应的高薪。
　　以此观之，在美国即便是一个打工者也有成为大富豪的机会，只要你有足够的能力让公司市值提升，老板就愿意与管理者利益均沾。而且，库克造富成功并非具有排他性和偶发性，在自由流动的经理人市场，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耀眼的CEO，他们的机会是均等和公平的。恰因此，即便库克拿到了天价高薪，也不会遭致多少非议，反而会有更多拥趸竞相跟随其努力攀越的足迹。更进一步讲，美国既有个税制度不仅起到了削峰填谷、反哺民众的作用，而且较高的遗产税税率也削弱了财富在代际间的传承能力。良好的税制环境安抚了贫富阶层间的对立情绪，且强化了凭借个人奋斗发家致富的社会理念。
　　如今中国的经济发展效率已经取得了骄人成绩，资源公平配置当得到更多关注。政府部门在督促富人们反哺社会的同时，也应当通过对相关制度构建的拾遗补缺，让民众获得更加广阔和公平的创富阶梯。
　　官商勾结、以权谋私是很多商人和官员一夜暴富的捷径。改革开放30年来，在中国商界依托官商勾结一夜暴富的人大有人在，因官商勾结而“落马”的企业家举不胜举。企业家因官商勾结而失败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具有更为鲜明和独特的中国式特征。
　　一百多年来，中国企业一直在官商结合的道路上徘徊。亦官亦商、钱权互动的明潮暗涌下，“政府越大、市场越小”乃注定的经济结局。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就是一颗从体制硬土中破壳的种子;而他们的经历、感悟、思想、观点，则是折射商业发展史的明镜。
　　众所周知，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政府官员及有关部门掌管着资源配置权、项目审批权、行政处罚权等诸多权力，企业要想获得巨大的资源就必须与权力结盟——这几乎是所有落马富豪曾经梦寐以求的成功捷径。在层层叠叠的制度围城中，寻找突围之路。因此，大多数企业家游走于法律的灰色地带，对他们来说，企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有权有势的政治人物的庇护，银行贷款、土地征用、能源供应、争取项目、企业上市等等，无一不与权力息息相关，而如何有效的经营一家企业所需要的企业家精神却被他们弃若敝履。企业家热衷于和权力沆瀣一气，对一个成熟的商业社会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它不仅没有可能造就一大批全球性企业和品牌，还会窒息健康的商业文化，毒化市场环境。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曾经忧心忡忡地说：“中国未来经济能否持续增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家是不是由寻租活动转向创造价值的活动。”
　　如果官员的权力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便很难发生上述践踏法律、“公私共权”的官商共同体。官商一体的出现，使社会存在可滥用权力的空间，官员可利用其谋取最大利益，企业也会为获取在竞争中不可能得到的利益而向权力靠拢。用财力影响权力的实施，用权力为企业的利益最大化开辟违法途径，企业在经营中一旦搭上权力这部“战车”，必定践踏法律、无视规则。
　　那么，为什么当今老百姓对一些富人和官员抱有“仇视”心理呢？我想，还是这些富人和官员自己糟蹋了自己的原因所致。
　　原本“为官者”都应该是些具有正义之气、才俊之象、善良之德的人。但是审视当下的一些为官者却不是这样的人。他们并无超出一般人的才华和德行，相反却只知道攀龙附凤、虚情假意、吃喝嫖赌、玩物丧志……你看，如此为官者，百姓焉能不烦、不嫌？并且，更有甚者一些为官者损公肥私、狐假虎威、欺压百姓、无恶不作……你看，如此为官者的如此作为，百姓又怎能不恨、不仇呢？如此这般模样的为官者，难道说还不是在“自己埋汰了自己”、“自己糟蹋了自己”的吗？这样的为官者不为百姓所唾弃、所憎恶、所仇恨，那才奇怪呢!
　　我没听说过一个为工作而尽职尽责、为百姓东奔西走地谋福利的官，百姓不去称赞他、不去敬仰他、不去感激他的道理。孔繁森、焦裕禄这样的官，老百姓能去烦他、嫌他或是恨他、仇他吗？因此，一个为官者若不为百姓着想，不去干人事，老百姓就会厌恶他、憎恨他。可见，仇官的人绝对不是盲目地仇官，更不是见官就仇。仇官的人是在仇那些贪官污吏和那些欺压百姓之官。这是自然的。因此说，“仇官”的本质是“仇腐”。
　　“官”源自于民，因此，“官”与“民”之间应该并无“利害冲突”可言，更不应该出现“仇官”、“敌官”的情形出现。但若为官者不为民着想、不为民服务，那么这样的情形就必然发生。所以，为官者要想不为民所仇，就必须做堂堂正正为人民服务的官。否则，只能走向百姓的反面。到那个时候这些官儿们的处境自然就危险了。
根治“奢华晚会”要靠制度建设（文艺点评）
　　文化的力量是软性的，但对文化投入的管理监督不能软。姓“公”的文化活动，更要通过制度建设做到明确、有效、公开，经得起各方检验
　　日前，中宣部、财政部、文化部、审计署、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联合发出通知，叫停奢华晚会，并指出“特别是财政出资或摊派资金举办的晚会，容易助长不正之风，损害党和政府形象，群众意见很大”。
　　从全国观众同看一台电视春晚，到“无晚会不成欢”，30年间，晚会成为节日联欢、活动庆典和赈灾义演的常备项目，发挥了丰富人们精神文化生活、增强社会凝聚力、传播积极价值观的社会功能。但与此同时，不少城市和部门出于自我宣传等需要，花费巨资搭建昂贵舞台，争请明星大腕，大办奢华晚会，其中不少晚会由财政埋单或者摊派到下级部门、企业，给公共财政和社会带来了不小的经济负担，但却没有产生应有的公共文化服务和城市宣传效果，被舆论戏称为“烧钱晚会”。
　　这些“烧钱晚会”往往缺乏“投入—产出”的意识，缺乏论证、公开、监督，因而显出相当大的随意性；有意无意夸大晚会的宣传效果，迷信大明星和大场面带来的“面子”，却不重视扎实工作造就的“里子”；由于晚会“采购”不公开，养肥了一批专门接单“公款晚会”的特殊群体，给私相授受等腐败行为提供了滋生的温床。
　　作为文艺演出活动，“烧钱晚会”还严重异化了正常的“观演关系”。由于明星和制作人员拿的是“公款”，只需对少数人的面子负责，而不必为免费“看热闹”的观众负责，不必抱有敬畏感、紧张感，因而演出效果常常大打折扣，对口型假唱屡见不鲜，罢演耍大牌司空见惯，并已成为业内公开的秘密。与那种靠票房生存的文艺演出，演员视观众为衣食父母，想方设法创新内容、投入表演，观众主动买票、热情参与的真实观演关系形成鲜明对照。
　　演出费用同样来自公众的荷包，效果却大相径庭，低效率、低回报的“烧钱晚会”，不但损害了纳税人的合法权益，成了少数人大发“公帑财”的便道捷径，也破坏了文化市场的公平竞争，干扰了文化市场的正常秩序，已然成为文化建设不可承受之重。
　　“烧钱晚会”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某些单位急功近利、迷信炒作的错误文化观和政绩观；反映了少数人公共服务意识的缺乏，乃至规则意识和法律观念的淡漠；反映了文化建设中，对“谁的钱”、“能不能花”、“怎么花”、“值不值”等问题，在一些地方和部门，还缺乏科学有效的评估和审查机制。
　　文化的力量是软性的，但对文化投入的管理监督不能软。包括晚会在内的姓“公”的文化活动，因为涉及公共财政和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