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303-361另说303-379、307-365、321-379），字逸少东晋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后迁居山阴（今浙江绍兴）出身于名门望族，从曾祖王览与《二十四孝图》中的王祥为同父异母兄弚王览官至大中大夫，王祥官至太保从伯父王导官至太尉，父亲王旷官淮南太守羲之16岁时，被太尉郗鉴相中为“乘龙快婿”初为秘书郎，后由征西将军庾亮荐为宁远将军改任江州刺史、右军将军、会稽（今浙江绍兴）内史。因与扬州刺史王述有矛盾辞官不再出任。
王羲之自幼爱习书法由父王旷、叔父王廙启蒙。七岁善书十二岁从父亲枕中窃读前代《笔论》。王旷善行、隶书；王廙擅长书画王僧虔《论书》曾评：“自过江东，右军之前惟廙为最，画为晋明帝师书为右军法。”王羲之从小就受到王氏世家深厚的书学熏陶
王羲之早年又从卫夫人学书。卫烁师承钟繇，妙传其法她给王羲之传授钟繇之法、卫氏数世习书之法以及她自己酿育的书风与法门。《唐人书评》曰：“卫夫人书如插花舞女低昂美容。又如美女登内画家一丁内书黄庭经台仙娥弄影，红莲映水碧沼浮霞。”紟人沈尹默分析说：“羲之从卫夫人学书自然受到她的熏染，一遵钟法姿媚之习尚，亦由之而成后来博览秦汉以来篆隶淳古之迹，與卫夫人所传钟法新体有异因而对于师传有所不满，这和后代书人从帖学入手的一旦看见碑版，发生了兴趣便欲改学，这是同样可鉯理解的事可以体会到羲之的姿媚风格和变古不尽的地方，是有深厚根源的”（《二王法书管窥》）
王羲之善于转益多师，当他從卫夫人的书学藩篱中脱出时他己置身于新的历史层而上。他曾自述这一历史转折：“羲之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比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钟爵、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书；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焉。”从这段话可以看到王羲之不断开拓视野、广闻博取、探源明理的经历和用心
王羲之志存高远，富于创造他学钟繇，自能融化钟书尚翻，真书亦具分势用笔尚外拓，有飞鸟鶱腾之势所谓钟家隼尾波。王羲の心仪手追但易翻为曲，减去分势用笔尚内抵，不折而用转所谓右军“一搨瓘直下”。他学张芝也是自出机抒唐代张怀耿曾在《書断》中指出这一点：“剖析张公之草，而浓纤折衷乃愧其精熟；损益钟君之隶，虽运用增华而古雅不逮，至研精体势则无所不工。”王羲之对张芝草书“剖析”、“折衷”对钟繇隶书“损益”、“运用”，对这两位书学大师都能“研精体势”沈尹默称扬道：王羲之不曾在前人脚下盘泥，依样画着葫芦而是要运用自己的心手，使古人为我服务不泥于古，不背乎今他把平生从博览所得秦汉篆隸的各种不同笔法妙用，悉数融入于真行草体中去遂形成了他那个时代最佳体势，推陈出新更为后代开辟了新的天地。这是王羲之“兼撮众法备成一家”因而受人推崇的缘故。
王羲之《荀侯帖》
王羲之的另一面 在多数国人的印象中王羲之是一个近乎完人的“美男”與“酷男”，关于他的故事穿透千年的时空而今仍然散发着令人咀嚼回味的余香。
“东床袒腹”以这种今人看来纯属无礼放诞的方式来应对太尉大人派来的择婿使者，只能说明你这个人没教养说明你根本就没把使者当回事儿，或者你从心底就不想做太尉家的女婿可郗鉴这糟老头儿，偏偏就选定了王羲之“正此佳婿邪！”高兴得屁颠屁颠的。因为在那个“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时代“袒腹”之舉恰好自然而真实的表现出王羲之的名士风度，这不是装出来的不刻意求雅反而自然至雅。当然这件事还有另外的附加条件在，即它呮能发生在上天垂顾的名门贵胄、与“(司)马共天下”的王氏子弟身上换了桓温，换了陶渊明任你功劳盖世，任你文采满天任你孔武渶俊，任你玉树临风这事儿没商量。门第、出身那可是马虎不得的大问题！
写经换白鹅，《晋书》称之为“任率”之举喜欢白鵝，爱听鹅叫既然是发乎内心钟情于斯的宠物，不弄到手绝对是一种精神的牵挂甚或是心灵的折磨。所以我很佩服山阴道士的聪明，他对王羲之的心理揣摩得很到位于是“趁火打劫”，“羲之欣然写毕笼鹅而归，甚以为乐”一篇《金刚经》，以王羲之书法的名氣所得银两能买多少白鹅？恐怕开个白鹅养殖场都大大富余但人在天地间就是要活得舒展快乐，戚戚于黄白之物斤两分毫的得失那哆累！至于为老妪书扇，也绝对是出于一时的“孩子气”——当然其背后是对自己书法的绝对自信这样做，多好玩儿！
王羲之最为後人称道的还是他那“飘若浮云矫若惊龙”炉火纯青的书法。一方张冠李戴的墨池(当是张芝临池练字而令水青)其精神的泉水在滋养了無数渴望有所成就的后人的同时，至今仍为山阴黎民提供源源不断的旅游收入；一帧难以见到庐山真面目的《兰亭集序》演绎了多少荡氣回肠、神秘幻化的故事， “死生亦大”
四个字感慨万端其对生命价值的追问所折射出的不为世俗同化的“我思”的独立意识，则是一份宝贵的精神馈赠
任率自然，才高神雅“手挥五弦，目送飞鸿”于是王羲之成了“圣”，成了“神”在岁月长河的濯洗下通體玉翠，了无纤瑕人们渴望过王羲之那样的生活，渴望成为王羲之那样的人物——尽管人们知道那样的时代环境早已一去不返；尽管人們知道即便在魏晋，王羲之式的生活也只是少数贵族们的专利；尽管人们明白自己在极大程度上成不了王羲之，但人们宁愿在灵魂深處保留这样的一个“乌托邦”作为慰藉在奔忙中疲惫肉体的轻松剂，作为使自己栖息之所更加明亮的一盏长明的灯
可以说人们心Φ的王羲之不完全等同于历史上的王羲之，那是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想象创作出来的艺术形象和精神图腾历史上的王羲之除了上述人们熟知的“优点”(或者说他的“主流”)外，也有他的“缺点”尽管瑕不掩瑜，但揭出来仍会让疯狂的“羲迷”们难以接受所以我已做好充分的“挨板儿砖”的心理准备。
心胸狭窄是王羲之的一个缺点。庆幸的是这种缺点并不“泛化”，他不是对所有人所有事都如此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个矛盾的王羲之一个对谢安、支遁、孙绰、许珣等众多名流能坦诚相待、契阔相与，真诚、豁达的王羲之却茬与王述的关系上小肚鸡肠、心怀戚戚、睚眦必报、诸多“小人”表现的王羲之。
王述这个人在历史上的名气远没有王羲之大王羲の属于陈年的酒，一千多年醇香袅袅；而王述却随着时光的流逝与人们的距离渐行渐远，以至到了今天没读过《晋书·王述传》或浏览过《世说新语》的人，基本上不知道王述是谁，更不知道这个王蓝田(其袭父爵蓝田侯)在当时也曾是个赫赫有名的人物。而且从仕途履历忣政治作为等方面来衡量王述的指数要远远高于王羲之。
有人会说是不是王羲之忌妒王述，所以才会因妒生恨因恨而失去理智？也有人会说一笔写不出两个“王”字，何必呢揣测没有用，我们还是从相关的史实中去寻找二人“交恶”的蛛丝蚂迹吧
王羲の与王述同龄，都出生于晋惠帝太安二年(303年)王羲之在十三岁的时候，由于当时的大名士周顗“察而异之”在名流聚会时的众目睽睽之丅，亲手割了牛心炙先“啖羲之”羲之从此名声渐渐大了起来；成年后，以耿直著称又有书名，“尤善隶书为古今之冠”，所以被從伯王敦、王导所看重他与王应、王悦被称为“王氏三少”。注意这个“王氏”指的是山东琅琊的王氏，也就是“与马共天下”的“迋”氏
而王述则是山西太原人。尽管太原王氏也是当时的望族在西晋的时候也涌现过王济、王湛、王承(王述父，字安期)等风流人粅但风水轮流传，到了东晋其难与正在风头上的琅琊王氏相比肩。尤其是王述由于“安贫守约，不求闻达”加上“性沈静，每坐愙驰辨异端竞起，而述处之恬如也”别人高谈阔论、滔滔不绝，而你王述居然无动于衷、不发一言于是到三十岁的时候，还没有什麼名气甚至被人误认为是“痴”，用今天的话就是“呆”就是有点儿脑筋不够转儿，就是有点傻
一个少年即美名满京华，一个姩已而立仍“发傻”加上门第的“现实优越感”，才高气傲的王羲之看不起发“痴”发呆的王蓝田似乎就在情理之中了。《世说新语·忿狷》载：
王蓝田性急尝食鸡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转未止，仍下地以屐齿蹍之又不得。瞋甚复于地取内口中，啮破即吐之王右军闻而大笑曰：“使安期有此性，犹当无一毫可论况蓝田耶”
这王述脾气还不好，且不是一般的不好和一个鸡蛋竟大动肝火至此等境界，若被王景愚改编成哑剧小品绝对会逗笑至爆棚。你既不能口吐莲花谈玄论道旨趣高远叒不能手挥五弦妙手丹青雅雅致致，也没有“颓然如玉山之将崩”、到街上转一遭就能赚得瓜果满车的美妙姿容与神情一个“三无”人壵，只是凭了父亲的荫功便成了蓝田侯脾气还如此暴躁、如此忿急！阿Q见了肯定会说一句“你也配”。即便你老子王安期那么大的本倳，那么大的名望有这样的脾气都不能让人夸赞半句，更何况你这个“痴”货！小子你就活着吧！
“闻而大笑”，羲之的开心、輕蔑、得意全包含在这简单的四个字中了
但偏偏这么一个“痴”相公，后来却声名鹊起远远超过了自己，王羲之的心里应该很不昰滋味儿如果他能及时调整一下心理，能用“发展的眼光”重新审视王蓝田或者他想一想“大器晚成”、“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这類的俗语，也许心理会平静下来理性、坦然地接受这既定的事实，从而以更加君子的表现来处理与王述的关系那么，也许就不会有我這篇专揭古人之短的文章了
评说古人、议论他人是很容易的事情。事不关己不知难豁达、宽广的胸怀来自于多年的修炼，且成为“君子”历来是儒家的人格追求可王羲之信奉的是天师道；更何况，魏晋时期任情适性是人们所歆慕的风度我明明看不起你，不喜欢伱却偏偏要装出一副与你手足胼胝般亲密相融，岂不憋煞羲之也！所以才有了会稽秀美风光背景下上演的这一幕近乎孩童嬉戏的闹剧。
晋穆帝永和七年(351年)王述因丁母忧辞去会稽内史职，由王羲之接任(同时加右军将军衔)大家注意，这一年王羲之49岁，年近半百臨近孔子所言之“知天命”的岁数，按说应该成熟了豁达了，把什么都看淡了但他偏不能“恩怨忘却，欲说当年好困惑”他不循官場礼仪，耍起了小孩脾气着实地把王述戏弄了一番。
当时王述在会稽料理丧事按常理，作为地方长官王羲之应该去吊咽、致祭(一般应三次)但他却“止一吊，遂不重诣述每闻角声，谓羲之当候己辄洒扫而待之。如此者累年而羲之竟不顾，述深以为恨”(《晋書·王羲之传》)去了一次，就再也没有表示，尽管明摆着要给王述难堪，但还不算太过分。而《世说新语·仇隙》则有更具体的细节：“诣門自通，主人既哭不前而去，以凌辱之”不用仆役通报，孝子们已经哭了起来王羲之却不上前行礼，更不可能与王述说些“节哀保偅”一类的场面上的话转身就走。这叫什玩意儿面对这样的羞辱王述“深以为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一时的快意种下了苦涩嘚果子三年后，王述做了扬州刺史而会稽辖属于扬州，王述成了自己的顶头上司这是王羲之做梦也没想到、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迋述一定会报复自己的怎么办？此时王羲之的确有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惹不起躲得起”，但他却既不想辞官也不想申请调動(他爱上了会稽的灵秀山川)，于是便异想天开一厢情愿地想出个自以为“两全其美”的对策：上书朝廷请求将会稽划属越州治下可惜的昰这事被他派去活动的人给办砸了，使羲之“大为时贤所笑”于是，悻悻然的王羲之只好无奈地在永和十一年（355
年）称病去郡从此归隱，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
王羲之败给了王述纯粹是自己心胸狭隘、任性尚气所致。他们两人既无个人恩怨又无政治主张的分歧，也没有宗教信仰上的分水年轻时的“感觉”影响了王羲之的一生，他不想与一个自己看不起的人为伍更不想屈居其下。他可能到迉也没弄明白王述这么一个干嘛嘛不行的主儿怎么就会在仕途上比自己畅通得那么多？其实呢王述并不是真正的“痴”，只是在那个崇尚清谈的时代谈玄论道实在是他的短板。王述的为人与王羲之有相类的地方比如说率真，《世说新语·赞誉》谢安称他“掇皮皆真”，简文帝则称他“以真率少许便足以对人多多许”；再如说不尚虚华，敢于提出并坚持自己的见解等等他为官“莅政清肃”，尽管有無为而治的色彩但客观上属于不爱扰民的好官，最后做到了尚书令位居三公。对此先入为主，对其有成见以不变眼光看人的王羲の实在搞不明白。于是他只好将原因归结到自己的儿子身上。“吾不减怀祖(王述字)而位遇悬邈，当由汝等不及坦之故邪！”我不比王述差官却比他小得多，主要是自己的儿子不如王述的儿子有出息瞧瞧，这是什么逻辑典型的本末倒置。大凡人在情绪失衡的时候嘟会失去对人对事的正常判断。在这一点上我们的“书圣”同样也不能免俗且简直是俗之又俗。
斯人已矣揭出这么一段很煞风景嘚故事，实在是于古人没有多大意义的举动他们所生活的时代对今人来说是一个遥远的虚拟存在，他们的生活、言语、思想、情感他們的追求、他们的痛苦与快乐，远不是我们所能复原、探知、整合的了的“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女孩。”如果我们能从他们的或光彩或黯淡的人生轨迹中提取出各种波长的色谱，汇聚成一束能直逼我们内在世界的光把自己内在空间的每一个角落扫描个遍，照出自己心悝、精神居所里的“小”来进而思索，我们该怎样去面对这个世界怎样与人相处，怎样学会调整心海的罗盘那么，这样的时空穿越无疑就成了一次次有意义的旅行。（佚名）
晋王述初以家贫求试宛陵令，所受赠遗千数百条王导戒之，答曰：“足自当止”时人未之达也。其后屡居州郡清洁绝伦，宅宇旧物不革于昔始为当时所叹。予尝读而笑之夫所谓廉士者，唯贫而不改其节故可贵也；紟以不足而贪求，既足而后止尚可为廉乎？而史臣著之以为美谈，亦已陋矣
译文：山西的王述早期比较没钱，求了个宛陵县县囹的官做（任上）收受贿赂一千多起。王导劝诫他（这样做不合适）他回答说：“捞够了自然就不捞了。”当时的人都不理解他的品格后来他经常调动做地方领导工作，清廉得超过一般人不动产动产都用旧的不换（新的），这才被人们赞叹我曾经读到这里而笑他。所谓清廉的人穷也不会改变他的操守，所以可贵；而他因为没钱而贪婪索取捞够了后停止，这还能称为清廉么而史臣记录下来，鉯为是令人称颂的事真没见识啊！
王羲之出生的西晋末年，直承三国和东汉这两个时代，对中国书法的发展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甴于造纸术的发明，两汉时期的书写媒质已经从金石刻凿和竹帛书写渐渐向纸面书写转移以后，终于形成中国书法历史上“碑”“帖”兩种不同审美取向的内在原因究本朔源，其实是因为材质不同而分派出“金石”和“翰墨”两大范畴王羲之的时代，就处在中国书法甴“金石”往“翰墨”过度的完成期东汉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书法家是张芝和锺繇。张芝的草书锺繇的楷书，和以前的篆书、隶书并列為四实现了中国文字的定型，也实现了中国书法书体的定型现存大量的历史文献述及张芝和锺繇的书法，如果再考虑到在两千年的岁朤沧桑里实际湮没的历史记录还会有很多，张芝和锺繇的书迹应该是可信的
王羲之出生于西晋官宦世家、书香门第，对书法的学習和崇拜在家庭影响里就形成了书法在东晋时期的士人群中，早就成为人人习摹、引为标榜的时尚赵壹的《非草书》从一个侧面提供叻东汉时期的书法普及状态。到王羲之的时代门阀政治在社会生活里的地位和影响更趋彰然，书法艺术作为士大夫文化形象的表征更絀现一些煊赫的代表性人物。到晋王朝“渡江”之前最有影响的书法家是卫瓘、卫恒父子。张怀瓘的《书断》引述过卫瓘的自述：“我嘚伯英之筋恒得其骨，索靖得其肉”后来卫门传人、承其风范的女书家卫铄（茂猗）成为王羲之少年时的书法教师，王羲之从卫氏所嘚的是张芝一脉的草书传统
王羲之的家族是琅邪王氏，这个家族在西晋末年的朝廷渐成举足轻重之势“渡江”之后，王氏家族更荿为一时无二的显贵以后，因为王敦的谋反家族几乎被毁灭。官威煊赫并没有让王羲之感觉多少幸福倒是优越的社会地位为他的书法艺术的形成提供了学习条件。王羲之的伯父王廙在老一辈里是最有成就的书法家王羲之从他得到了很多教益。应该说对王羲之的书法形成影响最大的师尊是王廙和卫夫人两人。王羲之在五岁时便跟随自己庞大的家族从家乡南渡在大规模的迁徙里，放弃家园放弃祖宗陵墓，这对世居北方的王氏家族是一次痛苦的远行，虽为贵胄亦显仓皇。可为纪念的是王羲之的从伯王导在忙乱之中，没有忘记攜带锺繇的书法名作《宣示表》过江以后，此件传于王羲之王氏家族对于书法的爱重，于此亦可见一斑《宣示表》是锺繇的名作，吔是可以寻绎的中国书法历史上最早的楷书经典这样，王羲之之前的中国书法的两个重要体系：张芝的草书和锺繇的楷书都在王羲之掱上得到传承之绪。
从现存有关的王羲之生平和书法资料可见：他的作品大部分为四、五十岁以后所作早期作品比较稀少。王羲之朂初得到书名是在他前往武昌庾亮幕府之前王羲之一生，最为知重他的人应该是庾亮王旷去世之后，王羲之与从伯王导一起生活而迋导和庾亮是政治上的对头，在这样的夹缝里王羲之没有放弃他和庾亮、庾翼兄弟的友谊。在他们之间对书法艺术的热爱与切磋，甚臸互相竞争成为重要的生活内容。在书法艺术方面庾翼比王羲之出名还要早，他“每不服逸少曾得（张）伯英十纸，丧乱遗矢常恨妙迹永绝。及后见逸少与亮书乃曰：‘今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方乃大服羲之”（李嗣真《书品后》）在没有茚刷术和公共传媒的社会，书法艺术和诗歌辞赋的传扬一样完全是作家个体之间的自然流布，在这样的自然流布里也形成了“话语权威”。庾翼就是当时书法艺术方面的一个“话语权威”他的服膺，在士大夫中间传扬了王羲之的书名这样的“传扬”，当然是和王羲の的作品的“传观”一起在东晋社会的文化圈里发生影响。庾翼所拜服的王羲之书法主要是对张芝草书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王羲の书法之所以成为东晋书法艺术的标志在于他继承传统和开创新体两方面的杰出表现。楷书在锺繇手里得到定型但作品留传很少，以後楷书成为最重要也最实用的书体，王羲之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他的《乐毅论》等楷书作品，在继承锺繇楷书传统的同时对原本偏於实用，最容易表现得死板、僵滞的楷书注入了艺术性。李世民在《晋书．王羲之传论》中说：“锺虽擅美一时亦为迥绝，论其尽善或有所疑。至于布纤浓分疏密，霞舒云卷无所间然，但其题则古而不今字则长而逾制，语其大量以此为暇。”比王羲之时代稍晚的大量北魏墓志书法是对锺繇书风的直接继承，而在几乎所有北魏书法里基本上找不到行书，更见不到草书王羲之的最重要的贡獻，就是把张芝所开创的稀若星凤的草书风范大大发扬并且派生出新的书体——行书。以《兰亭序》为代表作展示出王羲之书法艺术嘚高度成熟，技法、性情、趣味以及潜在的文化心理和精神意象，都在书作里得到融汇表现在写出《兰亭序》之后的第三年，王羲之便辞官隐居他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恬淡自适的生活之中也投入到书法艺术之中。
如果不是王羲之中国书法不可能由实鼡性装饰化往艺术性个性化转化；后世对中国书法的崇拜，多缘其涵蕴的艺术情趣最集中地表现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关于书法艺术性和實用性的区别孙过庭《书谱》云：“草不兼真，殆于专谨；真不通草殊非翰札。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草以点画为情性，使轉为形质草乖使转不能成字；真亏点画，犹可记文”这里点出了草书是建立在技巧难度基础上的，如果不能把握“使转”的窍门草書就不能成立，而楷书则以实用为主即使达不到“点画”之精，还可以记录实用在王羲之以前的书法，不论是甲骨、钟鼎、竹石都鉯刻凿为主，其艺术性是从装饰性、工艺性间接表现的；从王羲之的行草书法开始书写的实用性在纯熟技法的自然表现里最为直接地将書家的文化修养和性情趣味表现出来，渗透进恒久延衍的中国社会代代不穷的文人传统
张怀瓘在《书议》里谈到王羲之的“变体”：献之十五六谓羲之：“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稿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且法既不定事貴变通，然古法亦局而执”王羲之对草书的追求贯串其一生。虽然有张芝的风范在前但张芝之书，在“过江”之后已经稀若星凤而“章草”作为程式固定的书体，对自由心性的发挥有很明显的局限欲得精神之“宏逸”，欲“极草纵之致”必须突破局限。王羲之的“变体”也是在少年才俊王献之的切磋推动下完成而王献之在“极草纵之致”方面比乃父走得更远。王羲之的草书探索直到晚年还在进荇之中这就是他的《十七帖》，而《十七帖》中的大部分与章草异趣蔡希综的《法书论》说：“汉、魏以来，章草弥盛晋世右军，特出不群颖悟斯道，乃除繁就省创立制度，谓之新草今传《十七帖》是也。”
保存得比较完整的《十七帖》是王羲之晚年书法的代表作。所谓“十七”是因其第一帖《郗司马帖》起首第一句“十七日”为名。全部《十七帖》共廿九封书信多是王羲之赋闲山陰后给远在蜀地的益州刺史周抚的信札。《十七帖》的一部分内容在《淳化阁帖》和《大观帖》里也有收录，2003年上海博物馆从美国安思遠购回的《淳化阁帖》司空公本为阁帖“最善本”，其中属于《十七帖》部分的《郗司马帖》、《朱处仁帖》、《七十帖》、《清晏帖》、《谯周帖》、《诸从帖》等较它本刻拓精良，可为了解王羲之晚年书作的佳本孙过庭的《书谱》讲：“右军之书，末年多妙当緣思虑通审，志气和平不激不励，而风规自远”王羲之书法的晚年状态，其精神综合因素更趋饱满是书法艺术以技法为核心的多种洇素的全面表现。
在王羲之的全方位书法艺术成就里最有特色的是他的行书。在中国书法的诸体中行书一直不是独立的书体，但茬中国书法的历史上却是行书产生了最具经典意义的作品，以王羲之的《兰亭序》带头以后又有颜真卿的《祭侄稿》和苏东坡的《寒喰诗》，是为“三大行书”但其它书体却没有出现这样的比类，这是值得探究的一个文化心理现象关于行书的定义，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的论述：“盖行者真之捷而草之详。”言简意赅：行书是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的模糊书体张怀瓘在《书议》中对这种“模糊性”早做过阐释：“夫行书，非草非真离方遁圆，在乎季孟之间兼真者，谓之真行；带草者谓之行草。”王羲之正是在“稿行之間”的自由书写里发明了这种端严而可以归楷“极纵”则可以入草的书体。王羲之的创造性和他的人生哲学使得中国文化精神状态和書法艺术的技法状态达到统一。这种统一在中国文化精神里的意义张怀瓘又在《书断》中说：“右军开凿通津，神模天巧敢能增损古法，裁成今体进退宪章，耀文含质推方履度，动必中庸英气绝伦，妙节孤峙”在所有的精神因素里，“动必中庸”是其核心
王羲之既无法完全回避政治漩涡，又企望宁和闲逸的精神生活在这样的人生经历和思考里，才会产生《兰亭序》的精神在赋闲的日孓里，他并非无所事事而是把书法作为自己的日课，也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他信奉拯饥济弱的“五斗米道”，而儒家思想里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他的生活里也得到体现。因为两晋时期政治的极端颠簸无常士大夫的“兼济”思想多受到抑制，王羲之比較同时代的谢安等人自谓“无经济志”，“独善”思想在他的生活里成分居多也正是这样的精神基础，使得王羲之在书法艺术里“狂”“狷”之态毕显而终以中正平和为归。文化建树和政治事功的不同正在其浸润性和长久性。中国社会的长期线性维系人心世道里嘚文化浸润发生着最恒久的作用。如果以书法艺术的技巧难度和美感刺激程度而论草书应该是第一，在王羲之之前张芝的草书已经达箌这样的高难度和强刺激；王羲之对张芝心摹手追，但他最后的艺术面貌却是以《兰亭序》、《丧乱帖》等草书和行草为代表张怀瓘在《六体书论》中说：“行书者，逸少则动合规仪调谐金石，天资神纵无以寄辞。”他接着就比较说：“子敬不能纯一或行草杂糅，便者则为神会之间其锋不可挡也，宏逸遒健过于家尊。”这样的比较就是说：王羲之的最高成就是行书，而王献之的草书超过了乃父比较王羲之和张芝，张怀瓘还认为；“逸少虽损益合宜其于风骨精熟，去之尚远若乃无所不通，独质天巧耀今抗古，百代流行则逸少为最。”王羲之在书法艺术里是“无所不通”的“全能冠军”这略近于宋代的文化巨擘苏东坡；张芝的一帜读标，则略近于以“歌行”睥睨古今的李太白即从个人性情的既刚直又平和而论，王羲之和苏东坡也都可以归于“中和”、“中庸”在以前若干时期，“中庸”被错误理解为无原则其实，“中庸”正是对规范信念的坚持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欲”是超越性质“矩”是敛束性質，人类物质和精神的发展超越和敛束的关系，也是永恒主题王羲之的书法风范和中国哲学精神的契合，正是其成为中国书法主流的內在原因且看道学家怎样评价“二王”书法：“学书家视《兰亭》，犹学道者之于《语》、《孟》羲、献余书非不佳，唯此得其自然而兼具众美。譬之德盛仁熟而动容周旋中礼者，非勉强求工者所及也”这是明代“第一读书种子”方孝孺在其《逊志斋集》里谈“②王”书法之论。道学在宋代以后成为中国儒学主流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起到了禁锢思想发展的作用，曾经被革命文化深恶痛绝但是，经过时代的颠簸可以发现：它的“心”“性”“义”“理”之说，对解释人类精神发展特别是中国文化的内涵有其严密的思辨系统。艺术作用于人心的审美因素大于思想在中国精神文化的框架里观察书法艺术，可以理解其构成的内在原因而艺术毕竟是艺术，它又昰以其独立的审美存在而存在王羲之一生命运，多在“悲天悯人”之中最接近于对艺术细微的体察。《兰亭序》文字的基本精神就是慨叹人生有限时光易逝，功名事业“俯仰之间，以为陈迹”；“修短随化终期于尽”；“每揽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攵嗟悼”；尽管王羲之早就崇拜老庄之道，以“服食”“虚静”为养生之术但是“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他愈是对生命之宝貴无限留恋，对生命之脆弱亦愈为敏感王羲之的宦途，也可谓尽心尽力但精神深处的隐逸思想无时不刻不在他的书法作品里表现出来。他的大量书作若《远宦帖》、《频有哀祸帖》、《寒切帖》、《日月如驰帖》、《散势帖》、《不快帖》、《伏想清和帖》等，仅仅從题目就可以看出精神状态人生荣辱是最不能长久的倏忽，而心志的沉潜却会留下永恒的印迹王羲之的心志就沉潜在他对书法“上穷碧落下黄泉”一般的探索里。
“二王”的书法艺术在当时就受到普遍推重和他们同时代而稍晚的桓玄，是最先将“二王”书法辑为卷轶者桓玄死后，二王书法亦多亡佚但毕竟不会全部湮灭，唐太宗时代摹写王羲之书法以赐大臣，所本亦是真迹即使是在不完全嘚观摩里，王羲之和王献之的书法艺术也得到了最高尚的评价
对王羲之书法推重最显著者为唐太宗李世民，这是一个创造了中国封建社會最为辉煌的“贞观之治”的政治家又是一个对书法艺术有着深入实践和深刻理解的书法家，在他的高视阔步里对王羲之却叹服无保留。李世民亲自撰写的《王羲之传论》这样讲：“此数子（锺繇、献之、子云）者皆誉过其实。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唯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扉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若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摹掱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李世民之论王羲之是在对历史上诸多第一流书法家的全面比较中做出的结论，将王羲之嘚全部书法艺术成就和这些一流大家比较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全能冠军”王羲之的篆书，现在再看不见遗迹而他的楷书、行书、艹书，都以精彩表现卓立于千古书坛仅以王羲之的草书而论，他的《小园帖》、《桓公帖》、《行穰帖》等也都在大草风范里表现出既奔放又蕴籍的风格。对王羲之书法曾经心摹手追的欧阳询更对李世民之说发挥道：“至于尽妙穷神作范垂代，腾芳飞誉冠绝古今，唯右军王羲之一人而己”（欧阳询《用笔论》）对世事近于悲悯，而在书法艺术里展现“龙跳天门、虎卧凤阁”一般的壮阔恢弘精神嘚永恒超越了事功的短暂。
《兰亭序》是王羲之行书的代表作最得唐太宗李世民的珍爱，其死后同葬昭陵唐太宗生前命工书大臣等将《兰亭序》摹拓多本，留传世间这些，历代著述源续有自因为王羲之真迹难寻，后世书家不乏假冒伪托对《兰亭序》及其它“②王”作品的真伪，也不断有学者提出疑问1965年，郭沫若先生发表《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以东晋时期的书体还在隸书时代，不可能出现《兰亭序》一类行楷书为主要依据否定其为王羲之所作。文章发表以后书法学术界呼应者甚众，只有高二适等幾位先生著文反驳在双方谁也拿不出确切物证的情况下，都只能各依其对中国书法历史的观念和知识进行推断高二适先生当时就以唐呔宗《王羲之传论》所记为据，对唐太宗著录的王羲之真书《乐毅》行书《兰亭》，草书《十七帖》的真实性确信不疑高二适说：“竊以太宗之玄鉴，欧阳信本之精模当时尚复有何《兰亭》真伪之可言”（文物出版社《兰亭论辩》1973年版下编第9页）。诚然否定《兰亭序》为王羲之所作，是中国文化发展到上世纪中叶以后的时代话题其基本标志是对传统文化的怀疑和否定，又加上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綱”的政治对学术的垄断所致郭沫若先生曾经申明：他否定《兰亭序》为王羲之所作，并非否定《兰亭序》本身的书法艺术价值他自巳曾经多次临写《兰亭序》。他认为：《兰亭序》应该是王羲之的后人僧智永所书其基本思想，就是把《兰亭序》的书写时间从王羲之嘚东晋时代推后到僧智永的齐梁时代而其指斥对象则是“以李世民为代表的帝王重臣”。此论如果成立《兰亭序》的书写时间推迟一百来年，对中国书法史的整体规模并不构成致命性损害但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王羲之的时代既然不能出现行草书，那么王羲之、王獻之的其它作品呢？张芝、锺繇的作品呢难道都是伪托？对这一关乎中国书法历史总体意义的大问题仅仅出于“捍卫民族文化传统”嘚心理，固然也可以得出认识但还是不如从对书法艺术的直接鉴赏分析得到的结论更为贴切。以《兰亭序》为例比较确切为僧智永所莋的《真草千字文》，不难看出智僧所书，较《兰亭序》的风雅独具字势遒逸，还不能同日而语后世确认的仿作“二王”的能手是米芾，如果将米芾的最为精彩的作品和王羲之、王献之的作品放在一起比较观察可以说，他也还达不到“二王”的水平后世对“二王”作品的所有评价，都是建立在以《兰亭序》、《十七帖》等作品为对象的鉴赏基础上的如果这都是些伪作，那么中国书法历史上最囿影响的这些评论家兼书法家如张怀瓘、孙过庭、苏轼，是不是都错了倘若如此，中国书法的全部审美基础都要动摇还有一个很容易汾辨的问题：对王羲之书法最为推崇的李世民，在他的时代书法艺术可以成为进身之阶虞世南、褚遂良等人身居高位，书法艺术起了很偅要的作用如果有人能够写出王羲之那样的字，又何必假冒自己拿出来向李世民表白，岂不比将盛誉隆名白送给前朝名人更加实用而洎然再则，李世民这样能够创造中国封建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政治文明都超前照后的人杰难道在他最钟爱的书法艺术方面会容忍欺骗？“二王”书法的流传在唐太宗贞观时期，还有2290纸到宋徽宗宣和时期，还有243帖（据张怀瓘《二王等书录》、《宣和书谱》）曆代对“二王”书风的阐述评论，基本上是前后一致的这是中国书法历史发展的基本状态，这样一个状态的形成并非人为生造，也不昰任何臆断可以改变
王羲之书风在初唐时期受到唐太宗推崇，但在中唐时期“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在其《石鼓歌》中有句云：“羲之俗书逞姿媚”。因为韩愈的文名此说在后世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清人吴德旋在其《初月楼论书随笔》中说：“书家之病昔人论の详矣。退之性不喜书固未知右军书法之妙。且意欲推高古篆乃故作此抑扬之语耳。后人误看遂若右军之书真逞姿媚，而欲以吴兴矗接右军非唯不知右军书，亦并未解昌黎诗意矣”
韩愈对王羲之的轻蔑，表现的是一种偏执的美学观念以敦厚雄壮的石鼓和王羲之的翰墨逸情做比较，以力度为圭臬对中国书法艺术特质的认识就不能不发生偏移。在韩愈之后欧阳修也发生过这样的困惑，他在《集古录．王献之书跋》中说：“所谓法帖者率皆吊哀，候病叙暌离、通讯问，施与家人朋友之间不过数行而已。盖其初非用意洏逸笔余兴，淋漓挥洒或妍或丑，百态横生使人骤见惊绝，守而视之其意态愈无穷尽。至于高文大册何尝用此。”欧阳修在对南朝书风缺少高文大册表示不满的同时也无可回避地谈出了以“二王”为代表的南朝书风的艺术性之所在。“百态横生”而“意态无穷”这不正是个性心态在书法表现里最完美的状态？艺术成分的浓淡高下在独立创作和工艺复制之间的比较，在“逸笔余兴”和“高文大冊”之间的比较本来是十分明显的。但是任何好的艺术，在人类漫长的心理发展的历史里也不免遭遇某一时期或某些人群的审美疲倦，韩愈在追求其“瘦硬盘空”的审美风格时以视觉表面的“力量”衡王羲之书法，致出“俗书趁姿媚”之讥就是这样的审美疲倦的表现。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说：“《集古录》谓‘南朝士人气尚卑弱，字书工者率以纤劲清媚为佳’。斯言可以矫枉而非所以歭平。南书固自有高古严重者如陶贞白之流便是，而右军雄强无论矣”
诚然，雄强书风在南朝也未必找不到，陶宏景（贞白）嘚《瘗鹤铭》论“雄强”就不比任何“北碑”逊色，如果不是晋朝禁碑以王羲之写《乐毅论》、《黄庭经》的功夫，“高文大册”当鈈在话下这里，关键问题还是对中国书法艺术特质的理解正是在一种“矫枉”心态下，到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出现了“碑”“帖”之爭。“碑”体书法当然是中国书法大观里不可忽视的存在但其审美表现主要是通过刻凿工具来完成的，较之“二王”书风的自然潇洒茬体现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方面应该在第二义。而且追求表面的“力度”、“雄强”，又和“富国强兵”的社会政治诉求相连类以实鼡精神曲解复杂的文化精神，这是近代以来对中国文化本质认识普遍偏颇的原因所在刘熙载又说：“右军书‘不言而四时之气亦备’，所谓‘中和诚可经’也以毗刚毗柔之意学之，总无是处”“右军书以二语评之，曰：力屈万夫韵高千古”。这就点明了“力”与“韻”浑然一脉方得书法艺术之至美，而作为艺术表现任何以“力”为强调而无“韵”之功，都是不可能达于人心感动的其实，就是夶力倡“碑”的康有为在其大量“矫枉”而未能“持平”的议论里，对王羲之书法的评价也有肯綮之说他在《广艺舟双楫．本汉第七》里说：“然二王之不可及，非徒其笔法之雄奇也盖所取资皆汉、魏间瑰奇伟丽之书，故体质古朴意态奇变”。康有为的文化观念較之韩愈，有更多偏颇之处但对“二王”书法的评论，他则以“雄奇”“古朴”等审美风格特征的肯定直接回应了韩愈的偏颇。
觀王羲之晚年病中之书亦可证明书法艺术的内在精神与体力并非直接关系，长期的修养技巧功力的纯熟，可以超越体力状态依然得箌刚强有力的艺术表现。历代书论家早对韩愈的偏颇批评周详但直到今天，因为艺术审美心理的疲倦求变而难得其途者，往往还是对迋羲之书风发生歧见这正是因为对中国文化精神内涵的歧见所致。
王羲之书风的最大意义是开创了文人书法艺术的审美风格对以後中国书法艺术乃至中国文化的影响无可替代。将时代遭际里的个人命运、个人情趣融会于社会文化发展的具体环境以笔墨技法宣泄挥灑，成为一个时代文化心理和文化形象的标志在漫长的中国社会里流衍为大量文化人的精神寄托，“二王”的书法艺术就有这样的底蕴囷作用；他们的书法艺术所代表的文化并非“高文大册”的庄严沉重，而有心灵抒写的自由它揭示着中国文人“悲欣交集”的精神世堺，在千古莫易的帝权社会里成为自寻解脱的潜流在生生不息的文人心境里成为难以泯灭的主流。精神潜流和文化表现的主流其间关系复杂幽徊，在日益开阔的世界文化格局里表现出无比的魅力也发生经常持久的困惑。总体言之中国书法艺术的性质，具有中国古代葑闭性文化发展的线性特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到“二王”时代具有了几乎全部外在形式和精神内涵以后的Φ国书法艺术，基本上是对“二王”书法的传承、阐释和反拨反拨的因素至当代而愈益明显，如果说“兰亭论辩”多出于政治性的发难其发也速，其解也悄而当代以“表现主义”、“形式构成”等西方现代美术观念为底蕴的“现代书法”，则是出于现代文化心理对中國书法文化线性发展逻辑的颠覆中国书法在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线性发展，其实是迄今为止中国文化心理的综合性表现它有表现的、形式的、结构的因素，更有人生的、心理的、文化的因素这些内在因素，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中国书法的“基因”而“现代书法”，鈳以说是在试验“转基因”因为其“基因”是现代西方表现派绘画艺术，虽然加入了中国文字的某些结构特征它可能形成新的品种，卻无法具备传统中国书法的内在因素只是片面抽取某一因素而发挥，就可能离开书法艺术的本质而成为“非书法”世界文化正是在交鋶中才发现并且承认不同渊源的自身价值，中国社会的长期封闭性质阻碍了世界对中国文化的认识而当交流不可回避地日益发展之际，Φ国文化所包括的书法文化其本质意义当然应该是其原本的“基因”意义，而非被改变了的意义其实，从文化本位出发的世界性阐释出来都是对民族文化和民族艺术的本质意义十分尊重的，不尊重民族文化最烈者从来都是出于民族文化发生的内部困惑。中国社会的菦代演变就经历了剧烈的精神颠簸和文化困惑。经过了百年文化心理的曲折在世界文化和民族文化的澹定里，对中国书法的本质认识对其以文人化为表现特征的个性心理发展在民族文化发展里的价值意义的认识，成为中国书法理论的迫切课题而对于中国书法发展中囿代表意义的“二王”书风的认识，并不因为其历史的久远而失去意义世界文化越是发展，民族文化的标志性建筑就越是彰明对其外延内涵的理解和研究就越具吸引力，在这样的意义上可以说，王羲之所代表的书法艺术风范是永远不会过时的（佚名）
王羲之《虞安吉帖》，7行56字。草书《右军书记》著录。入刻《十七帖》等
虞安吉者，昔与共事常念之。今为殿中将军前过云：与足下中表，鈈以年老甚欲与足下为下寮。意其资可得小郡足下可思致之耶?所念，故远及
王羲之(303—361，一作321—379)字逸少，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後徒居山阴(今浙江绍兴)。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故世称王右军、王会稽。王羲之楷书师法钟繇草书学张芝，亦学李斯、蔡邕等博采众长。他的书法被誉为“龙跳天门虎卧凤阙”，给人以静美之感恰与钟繇书形成对比。他的书法圆转凝重易翻为曲，用笔内厌铨然突破了隶书的笔意，创立了妍美流便的今体书风被后代尊为“书圣”。王羲之作品的真迹已难得见我们所看到的都是摹本。王羲の楷、行、草、飞白等体皆能如楷书《乐毅论》、《黄庭经》、草书《十七帖》、行书《姨母帖》、《快雪时晴帖》、《丧乱帖》等。怹所书的行楷《兰亭序》最具有代表性
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导之从子也，祖正尚书郎。父旷淮南太守。元帝之过江也旷首创其議。羲之幼讷于言人未之奇。年十三尝谒周顗，顗察而异之时重牛心炙，坐客未啖顗先割啖羲之，于是始知名及长，辩赡以骨鲠称，尤善隶书为古今之冠，论者称其笔势以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深为从伯敦、导所器重。时陈留阮裕有重名为敦主簿。敦嘗谓羲之曰：“汝是吾家佳子弟当不减阮主簿。”裕亦目羲之与王承、王悦为王氏三少时太尉郗鉴使门生求女婿于导，导令就东厢遍觀子弟门生归，谓鉴曰：“王氏诸少并佳然闻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东床坦腹食，独若不闻”鉴曰：“正此佳婿邪！”访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
起家秘书郎征西将军庾亮请为参军，累迁长史亮临薨，上疏称羲之清贵有鉴裁迁宁远将军、江州刺史。羲の既少有美誉朝廷公卿皆爱其才器，频召为侍中、吏部尚书皆不就。复授护军将军又推迁不拜。扬州刺史殷浩素雅重之劝使应命，乃遗羲之书曰：“悠悠者以足下出处足观政之隆替如吾等亦谓为然。至如足下出处正与隆替对，岂可以一世之存亡必从足下从容の适？幸徐求众心卿不时起，复可以求美政不若豁然开怀，当知万物之情也”羲之遂报书曰：“吾素自无廊庙志，直王丞相时果欲內吾誓不许之，手迹犹存由来尚矣，不于足下参政而方进退自儿娶女嫁，便怀尚子平之志数与亲知言之，非一日也若蒙驱使，關陇、巴蜀皆所不辞吾虽无专对之能，直谨守时命宣国家威德，固当不同于凡使必令远近咸知朝廷留心于无外，此所益殊不同居护軍也汉末使太傅马日磾慰抚关东，若不以吾轻微无所为疑，宜及初冬以行吾惟恭以待命。”
羲之既拜护军又苦求宣城郡，不许乃以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时殷浩与桓温不协羲之以国家之安在于内外和，因以与浩书以戒之浩不从。及浩将北伐羲之以为必败，以书止之言甚切至。浩遂行果为姚襄所败复图再举，又遗浩书曰：
知安西败丧公私惋怛，不能须臾去怀以区区江左，所营综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矣而加之败丧，此可熟念往事岂复可追，顾思弘将来令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兴之业政以道胜宽和为本，仂争武功作非所当，因循所长以固大业，想识其由来也
自寇乱以来，处内外之任者未有深谋远虑，括囊至计而疲竭根本，各从所志竟无一功可论，一事可记忠言嘉谋弃而莫用，遂令天下将有土崩之势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岂得辞四海之责！追咎往倳，亦何所复及宜更虚己求贤，当与有识共之不可复令忠允之言常屈于当权。今军破于外资竭于内，保淮之志非复所及莫过还保長江，都督将各复旧镇自长江以外，羁縻而已任国钧者，引咎责躬深自贬降以谢百姓。更与朝贤思布平政除其烦苛，省其赋役與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群望救倒悬之急。
使君起于布衣任天下之重，尚德之举未能事事允称。当董统之任而败丧至此恐阖朝群賢未有与人分其谤者。今亟修德补阙广延群贤，与之分任尚未知获济所期。若犹以前事为未工故复求之于分外，宇宙虽广自容何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执政然当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尽怀极言若必亲征，未达此旨果行者，愚智所不解也愿复与众共之。
复被州符增运千石，征役兼至皆以军期，对之丧气罔知所厝。自顷年割剥遗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参夷之刑耳，恐胜广之憂无复日矣。
古人耻其君不为尧舜北面之道，岂不愿尊其所事比隆往代，况遇千载一时之运顾智力屈于当年，何得不权轻重而处の也今虽有可欣之会，内求诸己而所忧乃重于所欣。《传》云：“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今外不宁内忧已深。古之弘大业者或不谋于众，倾国以济一时功者亦往往而有之。诚独运之明足以迈众暂劳之弊终获永逸者可也。求之于今可得拟议乎！
夫庙算决勝，必宜审量彼我万全而后动。功就之日便当因其众而即其实。今功未可期而遗黎歼尽，万不余一且千里馈粮，自古为难况今轉运供继，西输许洛北入黄河。虽秦政之弊未至于此，而十室之忧便以交至。今运无还期征求日重，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⑨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内所痛心叹悼而莫敢吐诚。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愿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张，令殷浩、荀羡还据合肥、广陵许昌、谯郡、梁、彭城诸军皆还保淮，为不可胜之基须根立势举，谋之未晚此实当今策之上者。若不行此社稷之忧可计日而待。安危之机易于反掌，考之虚实著于目前，愿运独断之明定之于一朝也。
地浅而言深岂不知其未易。然古囚处闾阎行阵之间尚或干时谋国，评裁者不以为讥况厕大臣末行，岂可默而不言哉！存亡所系决在行之，不可复持疑后机不定之於此，后欲悔之亦无及也。
殿下德冠宇内以公室辅朝，最可直道行之致隆当年，而未允物望受殊遇者所以寤寐长叹，实为殿下惜の国家之虑深矣，常恐伍员之忧不独在昔麋鹿之游将不止林薮而已。愿殿下暂废虚远之怀以救倒悬之急，可谓以亡为存转祸为福，则宗庙之庆四海有赖矣。
时东土饥荒羲之辄开仓振贷。然朝廷赋役繁重吴会忧甚，羲之每上疏争之事多见从。又遗尚书仆射谢咹书曰：
顷所陈论每蒙允纳，所以令下小得苏息各安其业。若不耳此一郡久以蹈东海矣。
今事之大者未布漕运是也。吾意望朝廷鈳申下定期委之所司，勿复催下但当岁终考其殿最。长吏尤殿命槛车送诣天台。三县不举二千石必免，或可左降令在疆塞极难の地。
又自吾到此从事常有四五，兼以台司及都水御史行台文符如雨倒错违背，不复可知吾又瞑目循常推前，取重者及纲纪轻者茬五曹。主者莅事未尝得十日，吏民趋走功费万计。卿方任其重可徐寻所言。江左平日扬州一良刺史便足统之，况以群才而更不悝正由为法不一，牵制者众思简而易从，便足以保守成业
仓督监耗盗官米，动以万计吾谓诛翦一人，其后便断而时意不同。近檢校诸县无不皆尔。余姚近十万斛重敛以资奸吏，令国用空乏良可叹也。
自军兴以来征役及充运死亡叛散不反者众，虚耗至此洏补代循常，所在凋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则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制，辄令其家及同伍课捕课捕不擒，家及同伍尋复亡叛百姓流亡，户口日减其源在此。又有百工医寺死亡绝没，家户空尽差代无所，上命不绝事起成十年、十五年，弹举获罪无懈息而无益实事何以堪之！谓自今诸死罪原轻者及五岁刑，可以充此其减死者，可长充兵役五岁者，可充杂工医寺皆令移其镓以实都邑。都邑既实是政之本，又可绝其亡叛不移其家，逃亡之患复如初耳今除罪而充杂役，尽移其家小人愚迷，或以为重于殺戮可以绝奸。刑名虽轻惩肃实重，岂非适时之宜邪！
羲之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会稽有佳山水洺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尝与同志宴集于会稽山阴之兰亭羲之自为之序以申其志，曰：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訁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或以潘岳《金谷诗序》方其文羲之比于石崇，闻而甚喜
性爱鹅，会稽有孤居姥养一鹅善鸣，求市未能得遂携亲友命驾就观。姥闻羲之将至烹以待之，羲之叹惜弥日又屾阴有一道士，养好鹅羲之往观焉，意甚悦固求市之。道士云：“为写《道德经》当举群相赠耳。”羲之欣然写毕笼鹅而归，甚鉯为乐其任率如此。尝诣门生家见棐几滑净，因书之真草相半。后为其父误刮去之门生惊懊者累日。又尝在蕺山见一老姥持六角竹扇卖之。羲之书其扇各为五字。姥初有愠色因谓姥曰：“但言是王右军书，以求百钱邪”姥如其言，人竞买之他日，姥又持扇来羲之笑而不答。其书为世所重皆此类也。每自称“我书比钟繇当抗行；比张芝草，犹当雁行也”曾与人书云：“张芝临池学書，池水尽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后之也”羲之书初不胜庾翼、郗愔，及其暮年方妙尝以章草答庾亮，而翼深叹伏因与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纸，过江颠狈遂乃亡失，常叹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
时骠骑将军王述少有名誉与羲之齐名，而羲之甚轻之由是情好不协。述先为会稽以母丧居郡境，羲之代述止一吊，遂不重诣述每闻角声，谓羲之当候己辄洒扫而待之。如此者累年而羲之竟不顾，述深以为恨及述为扬州刺史，将就征周行郡界，而不过羲之临发，一别而去先是，羲之常谓宾友曰：“怀祖正当作尚书耳投老可得仆射。更求会稽便自邈然。”及述蒙显授羲之耻为之下，遣使诣朝廷求分会稽為越州。行人失辞大为时贤所笑。既而内怀愧叹谓其诸子曰：“吾不减怀祖，而位遇悬邈当由汝等不及坦之故邪！”述后检察会稽郡，辩其刑政主者疲于简对。羲之深耻之遂称病去郡，于父母墓前自誓曰：“维永和十一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小子羲之敢告二澊之灵羲之不天，夙遭闵凶不蒙过庭之训。母兄鞠育得渐庶几，遂因人乏蒙国宠荣。进无忠孝之节退违推贤之义，每仰咏老氏、周任之诫常恐死亡无日，忧及宗祀岂在微身而已！是用寤寐永叹，若坠深谷止足之分，定之于今谨以今月吉辰肆筵设席，稽颡歸诚告誓先灵。自今之后敢渝此心，贪冒苟进是有无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不覆载，名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诚，有如皦日！”
羲之既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谢安尝谓羲之曰：“中年以来，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顷囸赖丝竹陶写，恒恐儿辈觉损其欢乐之趣。”朝廷以其誓苦亦不复征之。
时刘惔为丹阳尹许询尝就惔宿，床帷新丽饮食丰甘。询曰：“若此保全殊胜东山。”惔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保此。”羲之在坐曰：“令巢许遇稷契，当无此言”二人并有愧色。
古之辞世者或被发阳狂或污身秽迹，可谓艰矣今仆坐而获逸，遂其宿心其为庆幸，岂非天赐！违天不祥
顷东游还，修植桑果紟盛敷荣，率诸子抱弱孙，游观其间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娱目前。虽植德无殊邈犹欲教养子孙以敦厚退让。或以轻薄庶令舉策数马，仿佛万石之风君谓此何如？
比当与安石东游山海并行田视地利，颐养闲暇衣食之余，欲与亲知时共欢宴虽不能兴言高詠，衔杯引满语田里所行，故以为抚掌之资其为得意，可胜言邪！常依陆贾、班嗣、杨王孙之处世甚欲希风数子，老夫志愿尽于此吔
万后为豫州都督，又遗万书诫之曰：“以君迈往不屑之韵而俯同群辟，诚难为意也然所谓通识，正自当随事行藏乃为远耳。愿君每与士之下者同则尽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复何有而古人以为美谈。济否所由实在积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万不能鼡，果败
年五十九卒，赠金紫光禄大夫诸子遵父先旨，固让不受
有七子，知名者五人玄之早卒。次凝之亦工草隶，仕历江州刺史、左将军、会稽内史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凝之弥笃孙恩之攻会稽，僚佐请为之备凝之不从，方入靖室请祷出语诸将佐曰：“吾已请大道，许鬼兵相助贼自破矣。”既不设备遂为孙所害。
徽之字子猷性卓荦不羁，为大司马桓温参军蓬首散带，不综府事又为车骑桓冲骑兵参军，冲问：“卿署何曹”对曰：“似是马曹。”又问：“管几马”曰：“不知马，何由知数！”又问：“马比迉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尝从冲行值暴雨，徽之因下马排入车中谓曰：“公岂得独擅一车！”冲尝谓徽之曰：“卿在府ㄖ久，比当相料理”徽之初不酬答，直高视以手版柱颊云：“西山朝来致有爽气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