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出版社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国青年出版社
——熊育群长篇小说《连尔居》研讨会发言摘要
一部带有“熊味”的小说
艾克拜尔·米吉提：8090
连尔居，一个人格化的村庄
“”“”“”
真切而温暖的连尔居
生命的寓言与民族精神的象征
60――
一个反规则、非理性的新品种
小说中的小说
高举楚文化的旗帜
王必胜：40
与生命的和解
人性、物性和神性
《连尔居》的四个冒险
文学的意义在于探索
虚实相生、显隐相叠的结构
&&&&&&&&&&&&&&&&&&&&&&&&&&&&&&&&&&&&&&&&&&&&&&&&&&&&&&&&&&&&&&&&&&&&&&&&&&&&&&&&&&&&&&&&&&&&&&&&&&&&&&&&&&
站在高处看一个模型
曾以历史散文创作而在全国鲁迅文学奖载誉的著名作家熊育群，刚刚交出他的长篇小说《连尔居》——一部描摹人类生存的象征与寓言的厚重之作。《连尔居》是他写作的首部长篇小说，刚在《中国作家》杂志推出便引起轰动，带来“难以归类”、“打破常规”的强烈意识。初涉长篇小说写作的熊育群，一直在思索并探求着长篇写作的可能性，他将《连尔居》视为带着“自我胎记和气息的”的作品，里面有多种声音的混合，“是对我以前写作的一个超越，是对一个不可言说世界的言说”熊育群如是说。
熊育群写作的过程非常特别，他从同济大学的土木工程系走上纯文学写作之路，从湖南来到务实精神的广东，寻找不同的文化养分。现在身任广东文学院院长的熊育群，在岭南文化的富藏中继续探索、前行。《连尔居》便是他用笔墨交付的首部“沉思录”。
谈个人创作：
“长篇小说对一个作家更有挑战性，能实现更多文学的野心”
南方日报：因为历史散文的创作你获得了全国鲁迅文学奖，《连尔居》是你转向长篇小说创作的第一部作品，也是今年广东文坛的重要收获。《中国作家》杂志10月刚一推出，就引起了读者和评论家的关注。你如何看待自己的这个飞跃？
熊育群：说飞跃是说文学体裁的跨度大吧。其实很多年来我都在关注长篇小说的创作，不只是研究经典作品，国内外当下活跃的作家的作品我都在读。小说如何写，如何写出一部不同于别人甚至没有类似的作品，我一直在思索、探求。这部《连尔居》是带着我胎记和气息的作品，从构思、结构、人物、语言等等都打破了传统小说的概念。可能有人还不能接受这样的小说。但它的确是小说。我们被自己制造的概念框死了。我想了很久，觉得它是个人化的小说写作。这里面充满了时间的声音、自然的声音、神灵的声音，是对一个不可言说世界的言说。对我以前的写作这是一个超越吧。
南方日报：你已经创作和发表了几乎所有文学形式的作品，诗歌和散文也获得相当高的认可和评价。散文写作进入了权威的《中国散文通史》。对于长篇小说，为什么想要涉足？
熊育群：长篇小说对一个作家更有挑战性吧。它总是诱惑你，纵容你。相对诗歌散文和中短篇小说它有更大的容量，能实现更多文学的野心，能把你人生的经验与文学的才华更充分地发挥出来，更宏观地思考和把握社会与人生。
写小说在我并非一时兴起。我当初走上文学道路的时候，我并没有只写诗、只写散文或小说的想法，一段时间写诗或写散文不代表一生只写诗或散文，我倒有过明确的想法，就是二三十岁写诗，四十岁写散文，五十岁写小说。那时是一个朦胧的想法。让我感到惊讶的是，我的写作真的是这么一个过程，太巧合了。搞创作的人都知道，写什么要听从自己的内心，艺术都是冲动的产物，并不可预见。我那样想完全是从生命的状态来考虑的。当然，人不是完全被动的，你有这样的想法，会给自己的内心带来影响。我现在转到小说上来了，诗歌、散文仍然还在写，只是一个阶段的主次之分。一个作家，他的艺术的才能越全面越丰富，当然他会更加博大更加厚重。诗歌、散文创作的经验进入小说，让小说有一种特殊的艺术魅力。我有时会觉得以前的创作都是在为后面的创作作积累。但实际情况并非这样，是因为自己所有的文学创作经验和能力都能够得以发挥，也就是说，诗歌、散文和小说并无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相反，很多地方它们是相通相连的。这种连接，使彼此都变得更加强大了。
南方日报：从你的第一部中篇小说《无巢》到首部长篇《连尔居》的完成，时隔六年。《无巢》当年在文坛带来了一场“新闻小说”的尝试，《小说选刊》为此开了一年的专栏。《无巢》以纪实手法写了广州的一个新闻事件，是一次对底层生存的介入，写作缘起于社会生活中的病灶。《连尔居》的写作源于一个怎样的念头？你希望通过作品表达怎样的思考？
熊育群：长篇小说的创作都有它现实的原因。哪怕历史题材，它也要有当代性，要与现实有关联。对于出生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人来说，我们其实经历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种经历自然会让我们进行比较，然后思考什么才是合符人性的、是人真正想要的生活，进而思考文明是什么，人类要走向何处？现实世界到底是文明还是野蛮？世界几乎是在盲目前行，大多数人被裹胁着往一个方向走，裹挟的力量有商业的、科技的、政治的，还有人性中低劣的部分。人类没有哪个时代像现在这样充满着迷惘和压力，爱的能力在丧失，紧张感压过了幸福感，甚至我们的幸福感也被商业的力量塑造着，显得那么虚假。人的主体性、私密性、尊严都被侵蚀。人的欲望被调动起来后，地球也不能承受了。人们为什么要如此行色匆匆？谁控制了我们的生活？
这些让我不断地回到我那个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村庄。这是一个从洞庭湖围湖造田围出来的村庄，在芦苇、河汊、黑土地的辽阔荒野里，人们直接面对着大自然，每个人都有自己丰富生动的表情，有自由意志，有最自然的个性，独特的才能，特别是平等、宽容、尊严、善意和爱，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在意识形态、科技和外来文明侵入前，它几乎是一个理想的模型——人类在大地上最原始最本真的生存状态。它能让人回到人类最初的状态，至少让想象抵达那里。我清楚地意识到，什么才是人类生存所必须的，什么是人的本性，而那些最基本的不能被改变被压制的人性，是一个文明社会所应该尊重并誓死捍卫的。一旦偏离，就离开了人本，走向了异化，甚至精神分裂。
这时候，连尔居鲜活的人物又出现在我的眼前，他们曾真实地生活在这个世界。我与他们经历了现代文明侵入的历程，现代器物、发明、观念、意识形态……于是，荒诞离奇的一幕幕上演了，这是最现实又最魔幻的故事，我只需记录下来，就足可以构成对这个世界的一种隐喻，悲剧人生的发生与深刻揭示，伴随了时代的变化。我写一个村庄、一群人、一个时代，包含的主题却呈现辐射状。它是一座村庄的历史，也是一个国家的历史，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历史。
显然，传统的以一个人物或几个人物为主线的结构无法适应这样的写作要求。神秘的楚地，历史时空在延伸，生命本相呈现，荒诞时代光怪陆离的境像纷纭，村庄改变……《连尔居》写的是一个人类与大地的寓言。它真实，如同生活实录；它虚幻，有如大荒之梦。它是有关人类生存的言说。
南方日报：你曾经说过，在写诗的时候，空灵、情绪化的表达更多，那你在创作长篇小说的时候，如何在写作上进行探索？
熊育群：创作《无巢》的时候，因为要写一个社会事件，我追求的是真实，从每个细节到人物语言，我尽一切可能逼近现实。但这种写法非我追求的艺术风格。我更喜欢空灵、虚蹈与梦幻。
《连尔居》具有一种梦幻的气质，但它又是现实中真实的存在。地点、名称都能与现实生活中的一一对应。我以一种史笔来写。虚幻与真实相互裹挟，说不清哪个更真实一些。
这部长篇我采用了散点透视的办法，因此并无结构全篇的主要矛盾。我相信这是小说的一个发展方向。我用了一个“！”号的结构，顶端随一个七岁孩子的视角打开一个荒野上的世界，人物出场，然后，孩子的全视角收缩，变成众多人物视角中的一个，这里进入感叹号的中部。作者全知的视角介入，每个人的散点透视延伸开来。这种延伸在小说中是多向度的，有延伸至连尔居之外的世界的，有指向时间深处的，还有指向不可知的神秘之处，这些全成为“镜面”，甚至连大樟树、鱼、鸟、牛都成了小说的主角。视角的叠加、情节的回环，彼此形成镜像。重合之处，主次轮换与视角变化，相互映证，互相指认，互为支点，把对方托起。最后，小说视角又收回到了“我”——已经长大的少年，这是感叹号的底端——少年在一个早晨离开了连尔居。一个时代也随之结束。
感叹号跳跃的点就是“后记”，这里借用了后记的形式，它能跳到现在，像一面镜子，照见了小说中所有人的命运，也照见了过去和现在的真实面容。
小说写乡土非乡土，写现实非现实，写“文革”非“文革”，写成长非成长……因为在这之上，更大的存在超越了日常与时空，一种生命的阔大之境照耀了一切。
谈新作《连尔居》：
“你可以把《连尔居》当成纪实文学来读，也可以把它当作天马行空的魔幻作品来读”
南方日报：连尔居是你成长的村庄，你在创作的时候，重回家园，是否意味着作品带有了自传的色彩？
熊育群：你可以把它当成一部纪实文学作品来读，也可以把它当作天马行空的魔幻作品来读。每一部作品其实都有作者自己的影子，每一个细节都先在作家心里存活着，现实观察与虚构创造已经血肉交融。我在写作时跟着人物的性格走，他们在现实中大都有原形，在似与不似之间吧。写到后来，他们有了自己的意志，他们行动，按照自己的心愿做事。
我写完初稿回到连尔居，发现现实中人物的所作所为与我虚构的情节一模一样！现实符合了我的想象！当我写完最后一个字要与小说中的人物告别时，有点不忍，心中悲伤，感觉是在与另一个我熟悉的世界告别。对现实世界反倒有些隔膜了。
南方日报：有评论认为《连尔居》呈现了一种无法归类的清新面貌，这种“无法归类”的观感是否是你在写作时有意制造的吗？
熊育群：前面讲到个人化的小说写作，讲到不同于人、不类似，那么，自然就会是无法归类了。除非我没有做到家。
南方日报：小说最后是以少年离乡去上海求学结束，长于连尔居，目前居住在广州的你，为什么会选择让少年的成长在上海落幕，这个地方的选择是否有特别的意味？
熊育群：呵呵，这里倒没有什么特别的意味。这里是写实，我当年就是去同济大学读书的。
南方日报：你在创作《连尔居》的时候，还同时在写作岭南历史文化散文系列《田野上的史记》，你也曾经说过您的写作同时需要资料的收集和实地采访，为此，你会把自己定义为一个怎样的写作者？你的写作带有一种怎样的使命感？
熊育群：我是学工科的，对实证、对事实和材料近乎苛求。文学创作从头到尾无非在告诉你：这都是真的。这是作者一直在努力实现的目标。因为只有建立在真实感的基础上，才有艺术魅力才有感染力。真善美在任何年代都不会过时，因为这符合人性。真，本身就是力量。但我又是一个非常厌烦现实的人，它太坚硬、无趣，太平庸、真实，我因此迷恋想象力，迷恋玄幻、荒诞不经，希望恶作剧让现实措手不及。因此，我对消失的、虚幻的、隐匿的东西敏感、着迷。这就有了我历史散文的写作和田野调查。我希望以有限的个体生命来体验无限的存在，张扬强烈的个体生命意识；以身体的在场作为体验世界、表现世界的依据，我写身体是写生命的感觉、意识与境界。写历史，是因为我感受到了它的气息，它就在我生活的时空里，我感觉到了它的存在，历史文化在我只是呈现事物的一种工具，它不是目的，通过它我找到现实与过去的对接，把我们看不到的事物延伸过来，我在乎的是从前的气息，我感觉到了这样的气息、场，我要把这已经虚妄了的气息表现出来，把这种存在再现出来。我在乎的是这一过程所表现出的时间的纵深感。
消费时代物质至上时代，生活正在发生巨大改变。大地上古老的存在物，寄托着一种深深的追悼情感，我借此来怀念逝去的家园与人伦，来感念中国传统文化的温情。这种来自岁月深处的文化才是我们的根。在这个万事万物求新求变的年代，怀旧、守旧不只是一种寻找与发现，也是一种勇敢者的姿态，需要抗拒潮流的勇气和对接现实的眼光，因此，守旧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先锋！
我能做到的是忠实于自我。我的写作不愿被裹挟，保持着自己的天地观、时间观以及敬畏感。滚滚红尘，我的目光掠过喧嚷的人群，投向历史的深处，看到大地上逝去的事物，体验着人生过客的苍茫，我活在时间之中，又活在时间之外。我看着这个世界前行，也看着自己与世界的周旋。我的散文是后视的，却有现代意识的表达与先锋艺术的追求。时代剧烈变迁，使得世界如此丰富，丰富之中，却有许多正在远离我们而去的东西。我愿意做一个看得见离场者背影的人，并表达自己的哀思与痛楚……
谈文学与人生：
“我从建筑到报纸再到作协，与文学一步步近了，收入也在一步步减少。但我不后悔”
南方日报：你是同济大学土木工程系学生，放弃湖南建筑设计院的优厚待遇转而从事文学创作。在外人看来，为了文学，你的人生在物质上是步步走低的，你觉得值吗？
熊育群：我是一个任性的人，凭喜好而活，喜欢无拘无束的生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才会快乐，也才做得好。我天生爱好艺术，小时候画画、唱歌、写小说，读大学二年级突然有一天就喜欢写诗了。我大学毕业分配到设计院搞设计，当了工程师。搞设计时完全体现不了自己的设计意图，那时全是集体研究，以单位名义进行设计。论资排辈，起码要到四五十岁才有按个人风格设计的机会。这是我不喜欢的。这些年建筑一直热，我放弃这一行，的确有点与钱过不去。回头看，我从建筑到报纸再到作协，与文学一步步近了，收入也在一步步减少。但我不后悔，人生只是一个过程，除了过程又有什么是属于你的？重要的是你怎么活。
南方日报：在《连尔居》里我们看到你创作的人物每个人都有天赋的异秉，但长大成人后很少有人能按照自己天赋的特长和兴趣去生活，其间是否有你对我们这个时代对成功和幸福定义过于单一的反思？
熊育群：现代人对一个人成功的评价，标准越来越单一，都集中到金钱上去了。物质化、功利化相当严重了。座上宾越来越多的是老板。国家变成了一个集团公司。官员们讲社会设计社会治理少，谈发展经济多，唯GDP是从。读书人呢，除了成功学、工具书、专业书，我们没兴趣看其他书了。文史哲的书正在书店一角蒙尘。商人可以谈利，一个国家决不能“利”字当头。一个只有金钱追求的社会必定道德沦丧，欲物横流，乱象丛生，最终变成一个疯狂的世界。国家要治理，首要的是倡导什么样的价值观，你只要看一看什么样的人受到尊重，就知道这个国家在做什么。幸福也是一样，没有正确的价值观不会有幸福。扬人性之善，抑人性之恶，人类步入文明社会以来就是这样做的。而现在我们只问结果，不问手段。丰富多彩的人生与社会被我们搞得寡然无味。
南方日报：你的散文创作提出要让逝去的历史发声，抚慰我们的伤痛，《连尔居》也呈现出你想回到人类原初状态的努力，这是否意味着你认为原初状态的人类生活更幸福？你如何看待今天我们所处的全球化进程？
熊育群：人类迷失的时候往往是回看，从历史中寻求借鉴，并非要回到过去，想回去也回不了。只有了解历史的人才是一个健全的人。原始状态中有某种本真的本质的东西，需要我们经常温故，这也就是不忘本吧。欧洲回到它文明的源头希腊，便有了文艺复兴。孔子克已复礼，向往的是周朝，他面对的是一个乱世。韩愈、柳宗元的古文运动，是对时文的一种匡正。我们纪念“五四”、纪念辛亥革命，也是因为它们具有现实的意义。
全球化搞了这些年需要反思。全球化对资源配置、效益当然好。但全球化只有全球化的分工，却没有全球化的利益分配，更没有全球化的公平、正义。因为没有一个全球化的政府来管这样的事。全球化对民族传统、对地域文化、对多样性的世界和生态都是一个破坏。竞争有多激烈，剥夺就有多残酷，甚至连机会都剥夺了。贫富差距迅速拉大，连生态环境也不再天然地人人享有。
现在人们渴望看到的是具有地域与民族性的作品，而不是那种国际腔调的写作。高科技全方位介入生活，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改变我们的世界，以至十年二十年以后人类生存的景象我们都不敢想象了。人类走向何方这已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南方日报：作为广东文学院院长，你在广东生活了将近20年，你怎样看待广东这块土地给你创作的影响？
熊育群：广东的观念与行为方式，广东的历史文化都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湖南写诗我追求空灵的境界，现在看，会有些空有些飘，很难厚重大气。那时虚荣心也强。广东务实的精神影响了我，我追求诗意再不会以抽象、高蹈的方式，而是低下头来，从日常生活中去寻找，以具体细微的事物去表达、开掘。拿散文来说，以前的篇幅不会超过两千字，现在的很少少于五千字。写作也只是个人内心的需要，是一种精神生活，不会虚荣了。一部作品写完了，它对我就成为过去式了。
让我惊讶的是广东近代史有如此丰富的蕴藏，中国现代国家转型可以说始自岭南。我感谢这片土地给我带来了如此多的写作题材，让我一次次走进东西方文明碰撞的大历史，通过客家人回望中原，更深切地感受中华的历史文化。这些年我个人的遭际，苦乐年华里的人和事，也将是我小说写作的资源。
&&&&&&&&&&&&&&&&&&&&&&&&&&&&&&&&&&&&&&&&&
南方日报记者
20106℃的冬天。
1980150044345004
这是贝叶经，大地上的贝叶经。我读它的纹理，猜测着它深处的奥秘。一朵一朵的云浮上来，像青绿山水画上的云朵。
隔了万米的高空，天山是这般模样：一条山脉在左侧绵延，峰峦之上，一种白色如巾似絮，终年积雪的峰巅如囚禁的白云。山坡长长地倾斜，向着北方延伸，一种没有节制的伸展，没有目的、没有构想，像高处的水流一味奔泻。如此任性的倾斜，却有着精美的纹理，任意的局部都是完美的图案。纹理如贝多罗树叶般交织，大的山脉是又长又大的叶；飞机渐次下降，细小的纹理再分出清晰的连缀的叶片。我知道，任何微小的一笔，都是一个巨幅空间的起伏山岭，是天地间的大耸立。但它不过是那么小的一片叶子中的一个肌理。无数生命的奥秘就写在这样的肌理间。
太阳落山，纹理变得厚重，渐成巨大的一道道黑影，像浮动在山体之上，如黑色的海草，一簇簇，一丛丛，飘然向着东方伸长。那种凝固了的飘动，如施加了魔法，天地间充满一种巨大的静默。那阴影深处的鸡鸣犬吠早已被巨大的静默吞噬。
置身熟悉又陌生的世界，繁忙的会务、匆匆行色、喧嚷嘈杂的北京南苑小机场……那样的现实像一本书早已合上了。像魔幻世界中的人物，我已经飘忽。
一条线条在低凹处——山脉与山脉相交处曲折划过，渐渐拉直——山坡的尽头，平原出现了。峡谷在变开阔，平原就像山谷生出来的。
山退去，平原上火柴盒的房屋，一列列出现，排在道路分割的地块。这是大地上的城市，人类巨大的巢穴。在神的眼里，它与蜂巢并无多大区别。我们不无自恋地赞美城市建筑之美时，忘记了许多动物所创造的居所并不比人类的逊色。
是谁给了我这样的一个视角，能够作这样的观察与描绘——我看到的是神的世界。人类飞行的梦想是对神的僭越。人的世界在那些山岭重重的大地上，在那山坡转折的公路上，看尽峡谷的深切与坡地的荒凉。但那样的一双眼睛，在这样的高空有如蝼蚁之眼。在蝼蚁的世界，人所俯瞰的自然，也是神一样的尺度。世界无限之大，世界也无限之小，大与小的世界并无多少区别：在一片树叶上的微生物，在形如树叶的山脉上的人类，无限细分与无限放大，世界呈现出了同样的纹理与辽阔。
我一次次僭越，人的眼光看到了神的世界，读出了人之渺小如菌；世界苍茫浩大，却可以如一片树叶，小小的纹理，一个人可以终其一生栖居于斯。
在北半球高纬度地区飞行，由北京向西，从内蒙古高原，切过窄窄的甘肃，飞往新疆的乌鲁木齐，山西、陕西、宁夏，这些北方的省份都到了南面。这个纬度串起了中国最荒凉的地理，沙漠戈壁触目皆是。黄河在蒙古高原上流过，扭曲得弯道重重。如此浩大的一条河流，它的腹地竟是一片荒漠与半荒漠。
这样的地区孕成人类生命的剽悍、坚毅、顽强，游牧方式的生存，更使得生命飘荡无依，这种生命的力量在冷兵器时代可以征服世界，尤其是温柔之乡里的世界。闪光的刀刃在马背上划过寒风，割下羊头、牛头的时候，嗜血的刀峰直指人类自己。中原总是在这样的刀峰下卷入一场场战火，边塞鼓角相闻，烽火遍地。古人吟出“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时，其悲惨并非人人可以体悟，但却贯穿了中国的古代史。
甘肃的河西走廊是更加荒凉之地，飞机越过其上空，几乎没什么感觉。它窄窄的一条形似一根肱骨，夹在内蒙古高原与青藏高原之间，的确是一条深沟。一条烽火不断的深沟。
从乌鲁木齐飞西宁，可以近距离、长时间的观察——河西走廊是多么伟大的地理！
那是一个寸草不生的世界，如荒漠一般的外星球，似乎没有任何生命的痕迹。但是奇迹却出现，足以证明人类生存的勇敢，也证明生存的脆弱，恰如一个词：命悬一线。荒凉、绝望、茫茫一片的祁连山，一面形如沙滩的巨大斜坡，有水流过的一条条痕迹，一道一道如划痕，如果你不与峰峦上的雪联系起来，你只能想象那是神画出的图案。这些连绵的雪峰融化的雪水冲刷而成的季节河，流到沟底就消失了，在它消失的地方竟然出现一小块绿洲，那就是著名的河西走廊城市：敦煌、嘉裕关、酒泉、张掖、武威，它们彼此被浩大的沙漠、戈壁隔绝，相距遥远。这些在中国历史二千多年的岁月中不断出现的名字，与战争联系最紧密的城市，它们是中国文学边塞诗中的一个个意象，在这样荒僻、没有人间气息的地方，像另一个世界的事物存在着。这是高原雪水与荒漠城市一种哺育关系最直裸的呈现！水竭城亡，荒漠一片，只需神灵把这伟大的地理作一点小小的变动，人类就会从这一地区抹去踪迹。
那一次飞行是在午后，阳光，德彪西的音乐，餐车飘过来咖啡香，一排排坐满的时尚男女……飞机以小小空间作宏大的跨越，一个我熟稔世界的切分体，在以高速越过这一地区，在吞噬、忽略地面辽阔的存在。我感到了一种蒙蔽与误导，一种科技对于世界的扭曲。人类背负青天，乘云气，御飞龙，以游无穷，但却无法改变生命朝如青丝暮成雪，一如朝菌不知晦朔，惠蛄不知春秋。
千里的荒漠。绿洲，一个个生命之岛，孤独、寂静，遗落于喧嚣世界之外。“一片孤城万仞山”，仿佛只是为生存下去而进行着顽强的抗争与隐忍。想着越来越拥挤与污染的地球，这也是人类生存景象的一种象征吧。
西部城市西宁，在高原海拔下降的一条山沟里，腾起烟雾，一片迷朦。氤氲之气升腾到了神所见的高度，像一场大火刚被水扑灭，烟与气直上天空。在这样荒凉、清澈的高原，工业的污染如此惊心。我不再有对河西走廊城市的怜惜心情。农业是人赖以活命的事业，令人敬仰；工业却是人贪婪、虚华的开始。只有后者给地球以损毁。
那个初秋的黄昏，飞机向着山谷落去，是天地间一个发光的点。万物从辉煌一片的夕晖里走向浓郁黑暗的时分，宇宙苍茫，生命苍茫，内心广大的静谧与荒凉让我无言。
祁连山一座一座连绵如土堆一样光滑的峰峦，正被黑暗隐去。它们没有锋芒，雪像被子一样覆盖在高处的山头，让这些黄褐色的叶变成了银白色，让阳光下的暗影发出幽蓝的光。雪峰，苍茫岁月一样的覆盖，却像昨夜一场风雪，是那样的新，洁白无瑕，清新刺目。那么纯粹的白，没有一点人世间的烟火与岁月的苍桑，但它却沉淀了多少浩茫的时间，亿万年过去只如一夜风雪交加……
这是五年前的一次飞临，我对这条走廊还只是揣测——凭借这弧形大跨度的山脉。
五年后，我在漫长的公路沿着河西走廊由张掖到敦煌，汽车在尘土与颠簸中一路西行，穿过小麦、玉米、棉花、瓜果各种农作物组成的绿洲，一栋栋红色砖瓦的农舍，躲在高高的玉米地后。路边的房屋有的墙壁被刷上了广告、标语。若不是穿越一个又一个空旷无边的荒漠，绿洲所见的景物几乎与北方惯见的农村无异。想不到，有的地方还种水稻——梦幻一样的生长，似乎是对荒漠的嘲讽。事物巨大的差异常是从宏观从远处感受的，进入细部进入过程，却是惯常的逻辑、习见的庸凡。人处生存险境的感觉反在绿色的掩隐中水渗泥土般消失。这是多么深的假像，人如鱼一样，有了一瓢清水就摇头摆尾起来了。
玉门关西望哈密、吐鲁番，那是深入到想象中的有如大海一样的旷古之荒。太阳高悬，天地如毯，僭越之眼看得到时间深处的奇迹——千年不变的大地理！时间改变的只是细微的景象，宏大的地理之变却不是微小如人一样的动物所能感受与体察的。
再一次升空，从敦煌的三危山莫高窟之上直接飞临绵长巨大的祁连山脉，隔着一条条低凹的谷地，一列列的山脉交错隆起。眼前的景象毫无疑问，与五年前所看到的山与雪印证了。深秋季节，地上看时只是隐约可见的雪峰，飞机下已连绵一片。它从东北方向抬起了一个世上最奇伟罕见的地貌——青藏高原。这样的地貌高空俯瞰才清晰可见。它是从茫茫荒漠中出现的。一片苍黄中出现的雪山，那纯粹的白，它呈现的不是颜色，而是一种状态。天地间的一种存在，那么简单、直接的地理。我仍然那样痴望着它，有如初见，眼睛竟然变得湿润。
一路的跋涉，都在这一瞬间中断，成为了记忆。下视苍冥，“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积雪覆盖的茫茫山河正是我几天前翻越的——
那一个阴雨天，我从门源翻越祁连山。从祁连之西的青海湖出发，先到大通，这是青海高原上一个回族土族人的地方，丘陵起伏，森林茂密，既有农耕的庄稼也有放牧的牛羊，油菜收割的季节，小雨中高大的油菜与大通河水的哗哗奔流交替出现，那冷的灰而翠的水意念般在我脑海里明灭着。进入门源，难泥达坂山海拔升起，祁连山主脉海拔
3685米的俄博岭垭口，大雾弥漫。
冷龙岭一条峡谷，峰回路转，峥嵘的岩石，奔流的河水，寒冷的山风，山坡上的草地与牛羊……峡谷越走越深，阳光却在天空出现，两边的山在海拔的下降中越来越高、越来越险峻。甘肃逼近，两省在峡谷里开始交界。
很快，祁连之东的民乐县到了，南丰乡的坡地上，小片小片的黄褐是待收的小麦。平原上的村庄，一个一个呈现在田野上。祁连山转眼成为一道背景。蒙古高原与青藏高原所夹的一条深沟，在我的眼里竟然清晰地呈现！
地理的大转折，草原游牧的山区与小麦金黄一片的农业区在山麓转换、对接。高原的不适、寒冷也像病似的痊愈。
俯瞰这样的穿越，人力涉足的地理大变迁与大跨越，都无迹可寻了。现在它是一个渺小如菌的微观世界。那些闪现又消失的身影，那些淳朴亲切的微笑，那些珍珠似的羊群，在贝多罗树叶般的肌理深处，深得不可见了。只有青海湖以另一种天空的蓝呈现于眼底。她的轮廓一如地图上所绘，不再是浩淼无垠。
我在寻找绿色——那成群的牛羊放牧的草原，它不该呈现一片褐黄。
直到青海湖退到了后面，脚下的山越来越陡峭，绿色才染上了山坡。云朵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它们缓缓地向着北方移动，像赶一场巨大动物的聚会，投在大地上的阴影，改变着山河的面貌。这些显然不是我所穿越的山川，我走过的地方早已飞越，但我无从辨认。
山势陡峭，阳光下的绿色深翠一片。茫茫群山中的一条道路，随山坡弯曲，公路边偶尔的两栋房屋那么清晰可见，这样的居住是全然不同的人生，是真正与世隔绝的世外之隐。看着它，心境阔大、缈远，有一种岑静与静穆的诗境。仿佛那高山深谷里的清风已吹到了脸庞。
回想自己由陇南往青海的路途，似乎也没有这样的高山深谷。这是一处什么地方？
黄土高原出现时，纹理细密了，另一种地理的开始，表明已是陇南回民生活的地界了。
西部远去。回到南方的生息地，从神的天空降落人的土地，贝叶经顷刻间收缩、隐匿。再睁眼，眼里尽是岭南肥硕的树叶，可以一叶障目。
无涯无际天地尺度的诱惑，巨大磁力的无边想象，让人飘忽……微观与宏观的人生，僭越的眼睛，内心造就的冲突与和谐，像另一幅风景打开。眼里，再也不只是寻常所见的景物。灵魂开始变得轻盈飘渺，泠然、豁然。
载《十月》2012年第5期
西行复西行
西北向西，荒凉如梗。
河西走廊的敦煌，荒凉有一种质感，绵密、坚锐，阳光亦如荒凉本身，正午炽烈地散发出荒凉的力量。天空的蓝现出一种虚幻。
西行，北出玉门关，900里的莫贺延碛道后，到了吐鲁番。吐鲁番的西面是库车，古代的龟兹国，一个跳旋转舞蹈的地方。南出阳关，则到和田。古代僧人西方求法，最初去的是和田不是印度。“和尚”一词、于阗乐舞都出自那里。
河西走廊却在敦煌终止，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横亘而出。南北两条古丝绸之路绕着它西行，去往更加雄奇的两大山脉——昆仑和天山。
莫高窟断崖之北，一片戈壁中的大坟地。这是敦煌多少代人的归宿地。茫茫戈壁，坟地总是那样醒目。死亡常常让人想起大地上的行走。
莫高窟，我想着乐僔，他就埋在这片土地上。他有一次长长的旅行：那一年，走在阔大的荒漠上，大地一步一步在脚下展开，日月星辉一天一天在头顶升降，人的渺小感愈来愈趋强烈。他产生了幻想，幻想最多的便是这巨大地理上的俯视——神的存在。
一天，祁连山的余脉三危山走过后，鸣沙山东麓的断崖出现了，一股水流直泻而来，两岸生长了高且直的树木。绿洲就是心生的幻景。乐僔冲到河边把水泼到自己的脸上，捧进嘴里，他的精神有如枯木逢春。抬头东望，看到三危山异样的面目：夕阳中的山，金光万道，辉煌如灼，嶙峻的山头变成了一尊尊佛像。乐僔不由得惊呼起来。他以为这是佛祖的灵光，以为这个遥远之地就是西方极乐世界！
这极乐来自党河清澈的雪水、晃眼的白杨与这无边无际寸草不生的荒漠残酷的对比！这样的水与绿近乎神迹！
乐僔决定就此修行。他在断崖上开凿石窟，几年时间里不停息地凿着，终于凿成了一个窟龛。他在龛内塑佛像，绘壁画。这是敦煌莫高窟第一个开凿的石窟
。时光在这些佛像与壁画上掠过了1600多年。
僧侣在荒漠中的跋涉，被写进了敦煌史话。与乐僔一样跋涉到敦煌的还有鸠摩罗什、法显……他们都是怀着一颗佛法之心的人，或是这片土地上的过客，或长年在这条走廊布道，成为了一代高僧。
公元628年，玄奘西去取经，那匹神化了的马也一路走到了敦煌。他在此停留一个多月，从玉门关偷渡，走向了通往吐鲁番的莫贺延碛道。
世界各地怀着各种不同宗教信仰的信徒，竟然在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地区走到了一起。他们比任何地方都能和平共处、相互兼容，但排斥也时有发生。
是什么使得这片荒漠成了世界的宗教中心？那么多的宗教信徒冒死前来，并创造出灿烂的宗教艺术——雕塑与壁画。是千里的荒漠吗？是荒漠中的苦行？只有荒漠人稀地广才容得下不同的宗教？或者是一种物品——丝绸，它的神奇与稀有，使东西方通过一条世上最艰险最遥远的路彼此相连，商旅的滋养，让它盛开于荒漠，如沙漠玫瑰？
这条古道，行走得最多的是商人。漫漫长途中，他们脑海里想起了什么？是向神的祷告使他们忍住饥渴，战胜恶劣的自然，闯过一道道鬼门关？面对着荒凉，也就是面对着心灵、面对着生命。商旅与僧侣之间一定有着一种隐秘却又直接的关联。我想，世界各地不同宗教信仰的商人，他们在这险恶之地跋涉，渴望各自信奉的神灵抚慰、保佑，于是，丝路之上，宗教开始繁盛。除了供养，僧商之间还有一份旅途共有的苦难，一种生命力的极限挑战。
元朝至元八年，一位来得十分遥远的商人走到了敦煌。他是意大利人，叫马可·波罗。同行的有他的父亲、叔父、两个教士。后来，他写了一本书《马可·波罗游记》，书中写到这一天：“走完这三十日路程的荒原后，便达到一个叫做沙洲的城市……居民多是偶像崇拜者。也稍有聂斯托利教派之基督徒和回教徒。”
这本书风行欧洲，使得西方惊讶地打量起陌生而神秘的东方，导致了世界航海地理大发现。马可·波罗这一次远行，改变了世界。
欧亚商旅驼队的铃铛声响彻了古道漫长而寂寞的时光。他们翻越高山，走过高原，穿行沙漠，一路上看着远处山脉的起伏与聚散，一颗深怀渴望与恐慌的心在这日日夜夜单调的行走中，变得坚毅。
土耳其历史学家阿里多次来到敦煌。在伊斯坦布尔博斯普鲁斯海峡边，他告诉我，他们的祖先一路西迁，从河西走廊迁徙到了地中海与黑海中的土耳其。他一生研究匈奴历史。那时，我耳边响起了一句匈奴人的悲鸣：“失我祁连山,使我牛羊不蕃息。失我胭脂山,使我妇女无颜色”。胭脂山就是焉支山，在河西走廊的民乐县。
这是一次多么漫长的大迁徙！横跨了中亚、西亚。那个雨天的下午、那条分割欧亚大陆蓝得发黑的博斯普鲁斯海峡、阿里京味的汉语，因这令人惊讶的事实，都深深锲入了我的记忆。想不到土耳其人的祖先其主体竟是匈奴人。张骞的出使西域，霍去病的西征，班超的出任都护，都与这句话连接上来了。
二千年后的相遇，汉人与匈奴人的后裔感觉到了一种亲切，那样的悲怆早已是历史了。这条走廊因为这场战争而被打通。
于是，我看到了这条古道上军队、使者、流亡者、迁徒者走过的身影。看到了血、泪、还有悲鸣。
土耳其布尔萨是丝绸之路亚洲最远的终点站，丝绸可能比匈奴人更早达到这里。在一个古老而封闭的丝绸市场，我拿着从土耳其商人手中买来的丝质披巾，脑海里想起的是敦煌飞天挥舞的飘带。绿色清真寺里，伊斯兰信徒面壁跪地，虔诚祈祷，沉浸于一个人与神的喃喃自语中。窗外高山积雪灰蒙蒙一片。街巷，古老的弹拨乐奏响，与新疆维吾尔人的音乐一样急切、嘈杂、起伏，这是大盆地的丝路风情！
向西，我一次比一次走得更远，直到丝路西方的终点——罗马，另一个繁华世界。与它的起点西安相比，石头的艺术登峰造极。而东方木构的艺术在随时间不断朽去。两极的繁荣，让沙漠与戈壁中的路冰与火一样难耐。然而，它在最深的寂寞里却呈现了世间的繁丽，在繁丽的凋谢中生出梦幻；在最荒凉中孕育了绚烂的文明，在文明的寂没里呈现天地宿命……天底下极致的事物在向着它的反面转换。
在莫高窟乐僔雕凿过的洞窟前，敛息驻足，阳光中的风卷动轻沙，有微响如诵，沙土上细小的阴影如光一样闪动，我轻轻放下一支玫瑰，默念着一句经语，远行的灵魂，安谧中仿佛获得了神启。
吐峪沟的黑洞
新疆吐鲁番鄯善县吐峪沟，有一个麻扎村，居住着两百多户维吾尔族人，房屋是黄粘土制坯砌的窑房，大都一、二层，泥坯砌的花格墙、圆拱门，阳光中投下阴影，自有一种简朴、切近生存本相的美。有的房屋几百年了，在黄土一色中难寻岁月沧桑。村中心的清真寺是最醒目最奢华的建筑，四个绿塔并排立于门墙中，后面的圆形穹顶反倒不太显眼。它那荷叶瓣一样的拱门拱窗，影响到了村里泥砌的民房。只是一眼望去，便知麻扎村是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村落。
当你的目光上移，掠过一片杏黄的泥砖房，看到村后那片泥黄的山，一个个黑洞出现了。
去黑洞要穿过村子，沿一条峡谷上行。
这天上午，从一户维吾尔人家的后门出来，一条哗然作响的溪水吸引了我。这条绕村的溪流来自村后山谷里的小河。在这一片皆为黄色的土地，水如天外来物。绿色如村中的钻天杨已是黄色世界最刺目的奇迹了。一条河谷让这个村庄不同凡响，我想，这是它历史如此漫长的秘密所在吧。麻扎村存世已有1700多年。
逆流而上，水边出现了芦苇、杨柳，还有木板搭的栈道。这条木制栈道直通山上的黑洞。
黑洞竟然是佛窟！比乐僔在莫高窟开凿的还要早。它们同在这条古老的丝绸之路上，吐鲁番比敦煌更西域，其间隔着
900公里最荒芜的莫贺延碛道，佛教传播自然比敦煌早。离麻扎不远的火焰山有一个庞大的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开凿在木头沟西面的悬崖上。它始凿于南北朝后期，历唐、五代、宋、元7个世纪而成。麻扎村的黑洞叫吐峪沟千佛洞，以前叫丁谷寺。在逝去的岁月中，这条峡谷里，有随山势而建的重重寺院，四周古木掩映，佛乐飘荡，游僧云集。20世纪初还从洞窟中发现了一个中世纪图书馆。
一位维吾尔壮汉正下山来，他手里拿着一串钥匙。村里升起了一股股炊烟，快到吃午饭的时辰了。我央他回去，他犹豫了一下就随我转身。粗笨的木门已破旧不堪，吱吱呀呀打开来，一个个古老的洞窟出现了。
我看到的是惊悚的一幕：佛像已经打碎，壁画被挖得千疮百孔，残留的佛像被砍头、挖眼、剐心。就是这样的画像也不多了，洞壁已被挖得只余星星点点的残墨。无数的洞窟塌的塌、垮的垮，余下的几十个洞窟只有8个留有残存的壁画，可以辨别出回鹘文的题记。这里发生过一场愤怒而残暴的浩劫！
麻扎村的另一头，峡谷南面的出口处，有一片墓地，人称“圣人墓”，有１３００年的历史。墓地入口是泥砌的清真寺，从寺东的台阶上去，有守门人等着购票。上面的围墙为黄泥砌筑，饰有伊斯兰建筑风格的券拱。墓地中央，有几座大小不一的清真寺，两座高台上有两口泥塑的棺材。另一边是一座圆锥形的大墓。周围散布着各种大小不一的坟墓。黄泥上的阴影在正午的阳光下分外扎眼。死亡如同阴影一直呈现在大地上，像裸露的山峰，村庄每个人都可以看得到它。
坟墓里埋葬的是来自也门的传教士叶木乃哈和他的五位弟子。公元七世纪初，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叶木乃哈作为他的弟子，沿着这条丝绸之路前来东方传教，一路走到了吐峪沟。他找到当地的一位牧羊人，成功地让他信奉了伊斯兰教。于是，他们在这个村庄住了下来，在佛教昌盛之地开始传播伊斯兰教。
不知道伊斯兰教在这里是如何兴盛起来的。佛教败落了。来自土耳其、印度的穆斯林开始来这里祭拜。它成了新疆境内的伊斯兰教圣地，称为“中国的麦加”，当地穆斯林去麦加朝圣，先得去麻扎村。
墓地与那些毁坏的洞窟有什么关系？我想象着那疯狂的一幕，锋利铁器的寒光挥之不去。在墓地前停下了脚步，我只是远远地看着。就像天山上的积雪，这种暑天高处的寒意，就像人性中蛰伏的恶。
这个可用耶路撒冷比拟的地方，西亚火祆教、印度佛教、叙利亚景教、波斯摩尼教、中东伊斯兰教都曾在这一带传播。
眼前的村庄，都是伊斯兰信徒。他们安详地生活，纯朴、宁静、自足。在那些消逝的时空，发生了什么事情，有着怎样惨烈的经历？吐峪沟黄土一样沉默着，只有流水声、风声在倾诉着自然的别样变迁。
从吐鲁番到敦煌
未去莫高窟前，我先到了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吐峪沟千佛洞。我揣摸着墙上的壁画，为那些流畅、简朴的线条着迷。敦煌的莫高窟早已声名远扬，而吐鲁番这片沙漠中的洞窟，其塑像、壁画与莫高窟可否相提并论？直到我去了莫高窟，我才敢肯定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吐峪沟千佛洞的造型艺术，它比莫高窟精细处更流畅、绚丽，如《智通、进惠、法惠三都统供养像》，衣服的质感都表现出来了。《本行经变》图色彩与造型之精细和华美已有西画风格，有土耳其细密画的用笔与用色。而其稚拙处更率性、世俗。飞天的造型，飘带没有那么长，动作也笨重一些，但她接近人间的烟火气。
我更惊讶的是，在高昌故城遗址不远处，有一片古坟地阿斯塔那古墓，这是高昌的一处公共墓地。死亡是如此浩大，1700多年前开始有人埋葬在这里，从西晋初年到唐代中期，埋葬了500年后，一个10平方公里的地方都埋满了。埋在这里的有贵族、官员，也有平民百姓。
我走进一个夫妻合葬的墓室，昏暗的灯光下，尸体的毛发、指甲还保存完好，吐鲁番干燥的沙土使他们变成了木乃伊，甚至连随葬的点心和饺子都完好如初。尸体后面墙壁上有六幅壁画，模仿现实生活中的六曲屏风，画的是简单的欹器、金人、石人等内容。这是先秦两汉以来先后产生、流传的“列圣鉴诫”故事，表现的是儒家中庸的思想。
欹器取意“中则正，满则覆”。金人“三缄其口”，寓意行为谨慎。张口石人，主张的是有所作为。最右边一幅画，画的是生刍、素丝、扑满。它表现了《西京杂记》里的一个典故。《诗经》中也有“生刍一束，其人如玉”的诗句。扑满是贮蓄罐，有入口没出口，蓄满钱后就会被打破，意在告诫为官清廉，不能聚敛无度。
一座唐时的墓，儒家的思想已经如此深地进入了吐鲁番的生活，并进入了坟墓！墓中的壁画，简古的笔墨，不无禅意，让人迷恋。许多现代画家都没有那样的笔力与境界，疏疏的笔墨，有生命最简朴的心智与淡泊。既民俗味充盈，又满溢文人画的意趣，让人想到当代画家黄永玉的画境。盛唐的新画风已经进入了高昌，画面线条简洁流畅，刚劲有力，寥寥数笔，形神兼备。
这一条在荒漠中走通的路，成了一条世界级的艺术之廊！前人的创作埋进地下，藏到了洞窟，他们无意于个人名声，无意于传世，却在无心之中抵达了不朽。
莫高窟第45窟迦叶菩萨天王雕像中的胁侍菩萨，头向右略偏，腰肢微曲，双目轻闭，似笑非笑，神秘莫名，充满性感；她体态丰胰，那样富有女性婀娜、妩媚气质，其鲜明个性，让人产生世俗之爱，甚至是思念，堪称东方维纳斯。其神秘表情比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的微笑更具魅力。这样的雕塑不可能出现在中原儒家文化地区。第17窟北壁吴洪辩雕像，逼真似可开口诵经，是一个真实人物的再造。我敢说这些都是中国雕塑史上的精品！
莫高窟的藏经洞发现了五万件文物，遗书内容有佛教、摩尼教、景教、道教和儒家典籍，还有天文、历法、历史、地理、民俗、宗族、函状、书信、诗文、辞曲、方言、音韵、游记、文范、杂写等。文字则有汉、吐蕃、回鹘、西夏、蒙古、粟特、突厥、于阗、梵、吐火罗、希伯来、佉卢。这些大量文献形成了当今一门显学——敦煌学。
阿斯塔那古墓出土了文书、墓志、绘画、泥俑、陶、木、金、石等器物以及古钱币、丝、棉毛织物等文物上万件，珍贵的有共命鸟纹刺绣、伏羲女娲图、壁画等。让我感到惊讶的是，这里出土了大量的伏羲女娲图，伏羲与女娲人首蛇身，双臂相拥、双尾相绕。交合图大都画在绢丝或麻布上，也许是祈望逝者追随华夏子孙的始祖神，融入宇宙苍穹，经历阴阳交合，走向希望的新生。它证明了这样偏远的地区，文化上也与中原习习相通。
玄奘西天取经到达高昌。高昌王盛情挽留，与他结拜为兄弟。玄奘在此讲经一月，最后不得不以绝食才脱身离去。高昌对佛教的痴迷由此可见一斑。
在莫高窟，人们向这条丝绸之路的咽喉重镇汇集，敦煌遗书中有康国、安国、石国、曹国、波斯、印度、朝鲜居民的记载。由于语言混杂，出现了许多从事翻译的人，政府专门设立了“译语舍人”、“衙前通引”的职务，掌管使节的接待与语言、文件的翻译等交往事务。蕃汉、梵汉、回鹘汉、蒙汉等双语词典也出现了。西晋时期，敦煌就成了佛经翻译之地，敦煌人竺护法在此翻译了佛经210部、394卷，是佛教传入中国早期译经最多的翻译家。敦煌的寺庙也越建越多，店铺更是鳞次栉比。在离莫高窟不远的地方，也出现了西千佛洞和瓜州榆林窟。
这一切完全不是边地的想象能够达到的境地，而是真正的文化交汇中心！在绝境一般的荒漠，有如此绚丽的文化景象！在人迹罕见之地，却有世界各地的人前往。分隔于世界各地的四大文明破天荒唯一一次汇流到了这条路上，让这片荒原成为文明的一种奇迹。
丝绸之路，就是一个发生极端事物的地方。
西北向西，不只是荒凉，更是一种奢华，人类精神的奢华。
载《十月》2012年第5期
莫言文学创作要点(一次创作长谈)
海明威就说过，不幸的童年是作家的摇篮；当然，幸福的童年也是作家的资源。一个人的童年时期，正是世界观、思想的形成发展时期，求知欲旺盛，记忆力最好，如果童年不幸，有可能获得一些独特的感受和经验，而这些独特的东西，恰好是最富有文学意义的。至于当兵以后的生活，则变得趋同化、政治化、格式化、整齐划一，单调，好像后来的生活与文学是断电的。
在中国写农村题材有悠久的传统，游子返乡式的写作，从五四以来一直是创作的重要主题，每个作家都有类似的写作。沈从文更典型，离开湘西就无东西可写，或根本写不好，但一写湘西，立时在文坛上显得非同凡响。而他当了教授后，写起大学生活就缺少个性，一般化了。他写湘西，写船上的船夫、吊脚楼的妓女，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呼之欲出，让我们眼前立刻想象出自己的湘西，感到一种水气，一种泥土气息，吊脚楼的颜色、形状都可想象出来，这样的作家就是找到了故乡，找到了自我、找到了童年、找到了根。
为什么作家都要用作品寻找故乡？因为他们离开了故乡。试想，如果沈从文不离开湘西，可能也写得不错，但肯定形成不了一种居高临下的目光，他不会用一种比较的态度来看故乡。他背井离乡在上海、北京闯荡，接受了现代文明的熏陶，再回头来观照过去的生活，眼界就比原来高得多。
一个作家应有同化生活的经历，我可以把我没经历的事情写得像我经历的一样，实际上也是一种想象力。我写刽子手但我不是刽子手，也没见过刽子手行刑的场面，甚至也没查到有关的一条资料纪录，只能靠想象，写到刽子手行刑那一刻就要使自己变成刽子手，用他的思想来思想，用他的感觉来感觉，这种能力的大小决定着作品的可信程度和是否活灵活现。早在军艺时，我就有一个谬论：没见过大海的人写出的海最美，没谈过恋爱的人写出的爱情最感人。
虽然写了很多土匪强盗这些坏人，但在小说中对他们充满着感情，我想我的思维、爱憎、价值标准是与我的乡亲们完全一致的，父辈们在讲述他们时是带着一种仰慕，是把他们当成人中的龙凤来看待的，虽然他们杀人如麻，多行不义，但他们的行为毫无疑问是不同凡响的，是一般的人难以做到的，这其实是一种英雄情结的变种，人们总是对那些敢做大事、哪怕是大坏事的人心存敬仰。
假如我的文学是一个苹果，那么这个苹果的核肯定是20岁以前长成的。后来在城市里学到的仅仅是小说技术。小说技术是书写过去的墨水或纸笔。
我说的这种撤退是针对目前写作界的状况而言。90年代中期开始，文坛弥漫着伪中产阶级的写法，准贵族化的写作，我作为一个经过了训练的作者，有意识地与其划清界限，才不致沿着时尚的东西往下滑。其次，是对80年代以来流行的文学语言的反抗。翻译腔调对当代作家影响巨大，翻开杂志，看看那些文章，发现使用的语言都非常纯熟，非常华丽、流畅，似是而非的比喻充斥其中，但实质性的东西特别差，都是没有生命力的语言，像是在水面上漂，像鹅毛一样，轻飘飘的，不像麻一样的纺织品，太像丝绸，但这是时尚，人们愿意模仿。一方面与伪中产阶级的态度对抗，一方面在书写语言上营造自己强悍的风格，然后有了《檀香刑》。
猫腔是渗透在我血液里的一种声音，假如故乡有声音，那就是猫腔。近年来，评论界提到民间语言、民间写作、民间立场，我是一直在坚持着它，让它更纯粹。首先要想到对华丽的丝绸般的语言拉开距离，找一个载体，民间语言要完全进入小说不太可能，突然想到了猫腔。我想就是在寻找一种母本，把小说的语言嫁接到猫腔的母本上。在思维过程中首先想象这个小说母本就是一部戏，《檀香刑》是一部民间戏，主人公是戏的班主，思维方法也是戏剧的思维，结构上也是戏剧的结构。上星期在人民剧场看京剧时突然意识到，如果将《檀香刑》改编成京剧的话，人物竟可以一一脸谱化：孙炳——大花脸，县令——老生，孙媚娘——花旦，赵甲——白脸，小甲——小丑，县令夫人——青衣，袁世凯——大白脸，虽然当时写作时并没意识到。
首先要澄清：作家与小说中人物肯定不能划等号；其次我也不是每一篇都充斥暴力。最给人深刻记忆的是《红高粱》中剥人皮、《檀香刑》中凌迟的两段描写。但我想这是没办法的，一个作家哪怕只写过一次这样的小说，也给人以特别的刺激。写时并未想到暴力场面究竟要代表什么、说明什么，只是根据小说需要来写，笔就往那里去了。但认真分析起来，《红高粱》如无剥人皮的场面，小说就站不住，中国农民反抗的暴烈程度与日本人的令人发指的暴行是互为因果的。《檀香刑》则是由刽子手本身的行当决定的，刽子手把杀人、执行酷刑当一件艺术来完成，是其得意之作，只好这样写。当然也值得考虑，以后是否应尽力避免这种暴力场面，即使需要也应含蓄克制，能够做到这一点。
回头来检讨，可能还是《红萝卜》里的处理方式更加符合中国人的审美习惯。它是含蓄的节制的描写，给人留下想象的空间，《红高粱》则是一览无余，该写的都写了。很多人就认为《红萝卜》是我最好的作品。
写长篇时与中短篇有个重大区别，那就是考虑结构了。中短篇比较随意，不考虑结构，尤其是短篇，常一气呵成。回头一想，《红高梁家族》是没有结构的，是由五部中篇构成的组合式的长篇。《天堂蒜薹之歌》开始有了结构，用三个不同的视角来讲述蒜薹事件过程，民间艺人瞎子、作家全知视角、官方视角。比较复杂的是《十三步》，把汉语的人称全部使用了一遍，视角变换让人眼花缭乱。视角实际上就是结构，人称实际上就是视角。如用“我”，只能是“我”所感所见所触，而“我们”则扩大了，有一种霸气，一种集体观念。“你”有亲切感、述说感。但这部长篇发表后我估计读者不会超过500人。
在结构上我比较满意的还是《酒国》。一方面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性，另外，在语言上进行了多种多样的戏拟，游戏性地模仿当时各种各样的文体。小说的整个组成包括虚与实两大部分，一方面我作为作家写一篇反腐侦探小说，同时又有一个文学爱好者给我通信，把他写的小说寄给我，后来我的小说与文学爱好者的小说融为一体，人物互相参照、印证，事件也是这样，最后结尾，作家真的到了文学爱好者的故乡那里去，发现这个在小说中桀骜不驯的人其实是个唯唯诺诺的小职员，最后小说中的主人公喝得醉醺醺的掉到茅坑里淹死，作家在酒国里也醉得昏天黑地。但小说发表后毫无反响，五六年内无一文提及，后来被国外翻译，才开始有人注意，但估计大多数人不喜欢。我认为在小说结构上它是比较巧妙的一部，而且我也知道它不为大多读者接受是非常正常的。
《丰乳肥臀》先是得了《大家》文学奖，后又受到了猛烈批评。我比较满意的是小说中塑造的几个人物：母亲，过去几十年小说历史中有很多成功母亲形象，但我写的母亲与那些母亲是不一样的。上官金童，是高度象征的人物，他相貌堂堂，但却是那种感情上永远不能断奶的精神侏儒，他对母亲乳房的眷恋实际完全是一种象征。这部小说当时是两种意见，后来过了四五年，有一些学者重新解读，武汉大学哲学系的邓晓芒教授说：“实际上我们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都暗藏着一个小小的上官金童”，这话令我欣喜若狂，终于有人看出了我的意图。当然这部小说肯定有问题，不是完美的。它体积庞大，披头散发，有很多臃肿的赘笔，语言不讲究，如果我现在修订一下，压缩成50万字，这部长篇应该是我的代表作。
《红树林》是写作上的一个特殊情况，先写了电视连续剧，再应投资商要求改编为小说，招来很多批评，确实也有很多问题。
《檀香刑》具体写作时间并不长，但拖的时间很长，96年就写了10
万多字，后来因为感到很难往下叙述，当时完全按照一个历史小说的做法，像二月河，后来发现这样写不得了，至少要写几百万字，就放下了。直到去年11月份，终于想到了大的结构，用猫腔的结构。完全想好是小说写到一半时，开始感觉和猫腔有一种关系，但怎样处理这种关系，如何天然融合为一体，费了很多思量，直到想到大的结构（凤头、猪肚、豹尾），心里才有了数。
文学不像比赛，有一个具体的目标，小说只能有一个朦胧的感觉。每部作品都有追求，对我来说，就想下一个作品要和之前的不一样，起码有很大的区别，让读者感觉到这个人不是在重复自己，这就是最高理想。
从去年开始，我有一个阅读感受。我认为西北地区正在崛起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作家群，如大名鼎鼎的四川的阿来、宁夏的石舒清、宝鸡的红柯、新疆的刘亮程，四人已小成气候。他们一是有丰厚的宗教背景，小说中表现出一种宗教情结，但不是传教而是信教；其次是其语言出现了一种新鲜的语言素质，如石舒清的小说中有很多很陌生化、很传神的词汇，可见他良好的汉语素养，且本民族的口语也已融进去了。红柯的语言是建立在中亚游牧文学基础上的马背上的语言，刘是标准的汉语写作，但与新疆辽阔的地理环境有密切关系。西部不仅在经济上将开发，在文学上也会形成一种很宏大的气象。几年内应见分晓。
现在我们面临的处境是美国等几十年前经历的，但西方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纯文学依然在发展，并不会因为流行消费文化而消亡，这也是人们的自由，你可以喜欢什么，但你没理由剥夺别人这样写作的权利。美女作家、少年作家、少儿作家、另类写作，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他们的作品我起码要浏览，要知道别人在写什么，或说社会上在流行些什么读物。但这肯定不会动摇我的基础，因为像我这样有着20年写作经历的人，流行的东西不可能撼动我的根基，我对文学的信念基本形成，我知道我应该写什么，我不会为了书的流行而改变自己的写作方向。
莫言的两个下午
这个下午属于北京的秋天。中午，朋友在说着关于莫言的故事，大都是鲁迅文学院上学时的事，他们曾是同学。窗外没有阳光，空气中的光线不阴不阳。我们在北京的街道上七拐八弯，因为我的困乏，觉得街上行人都有那么一点睡意朦胧。车进了一条窄道，在一个大院门前停住，朋友说：到了。进大门恰巧就碰上了莫言的夫人。莫言午休刚起床，急着换衣服，我们稍等片刻，屋里唤：进来吧。一照面，发现他特地穿了一件蓝布唐装，他还时不时理一下领子。朋友是常客，一进门就直呼“莫老爷、莫老爷，”莫言的太太忙说，他还不老。但这件唐装一上身，我还真觉得他有点显老了。
莫言的脸有点扁平，皮肤白晰。我们在客厅落座，这个下午就在他家里听他说自己的童年、故乡、创作。他是慢条斯理的，时不时理一理滑到额头上的头发，我觉得他有一部分注意力是在头发上的，他的头发松软稀疏，很不听话，我曾见过一张他用发卡夹头发的照片，有点滑稽。头发让他不像在其他方面那么显得自信。他的手似乎也找不到恰当的地方，一会搁在四方木桌上，一会放在自己的腿上，总觉不合适，因为他老不能忘记它，或者他的椅子太高，靠在身边的桌子又高过了放手的恰当位置，让他不能舒服地放下自己的身子。在他漫长的叙述里，是另一个形式的莫言：逃学、打架，念完小学就不去学校了；跟在游行队伍后，兴高采烈，像是过节。每星期晚上去部队营地看露天电影。因为出身成份不怎么好，受人欺的事情也是常有的。这个人，终于有一天，想通过参军离开家乡了，而且希望自己走得越远越好。
他在说着从前的自己——上个世纪中叶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一个农村小孩。我抓着尼康相机，想定格他某个瞬间的影像。我的脑子里却是红高粱地里那个唱着《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的男人，那个在高粱地里狂奔，踩倒一片高粱，把一个走过高粱地的女子压在身子下面的男人。十几年前银幕上的那些形象给人的印象太深了，我还记得去那家军区礼堂看《红高粱》的情形。张艺谋因这部电影一炮而红。原著者莫言也是这个时候引起社会关注的。这种豪气干云的人物，与坐在我面前的这个人到底是种什么样的关系呢？他正说着的那个显得多少有点野的孩子与这个坐得很端正的人，是同一个人吗？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乡村男孩，突然闯进莫言的家，这个正在接受我采访的人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和态度？他现在正在怀念着他——那个时间深处的孩子，一个不可能再出现的孩子。
“文革中的农村我感到了一种狂欢，有如西方的嘉年华的那种集体狂欢：锣鼓喧天，宣传车上大喇叭播放着悠美的《浏阳河》，一会儿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会儿是红卫兵团部，一会儿又是鲁迅战斗队来了。武斗像小孩子打架一样热闹。而且我们家旁边就住着生产建设兵团，每星期放一场露天电影，周围十几个村的孩子都跑来看，青岛人能看到多少电影，我们这些乡村孩子就能看到多少电影……当年当兵因家庭成份不好，颇费周折，很多人嫉妒，当时就想走得越远越好，很厌烦，但过了两年，我出差北京顺便回家，一到车站就听到了一间小饭馆里正播放猫腔，顿时百感交集，眼泪都出来了，一下子听到了故乡的声音，闻到了故乡的气息。原来只想逃避，一回来就感到特别的亲切，可能生活两天后又很厌烦。故乡是一个情结，如猫腔能让我如此感动，但外地人听起来可能觉得是鬼哭狼嚎……”
我边听边扫视着房子，面对我的墙壁上挂了三幅地图：北京地图、中国地图、世界地图。除此之外，白色墙壁上什么也没有。室内光线暧昧，木质的家具陈旧、简朴，很好地保持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氛围。两次电话打断，穿着布鞋的莫言起身去卧室接电话，几乎听不到脚步声。
“小说家笔下的故乡当然不能与真正的故乡划等号，故乡高密在我的创作世界中，刚开始还有现实的意义，越往后越变得像一个虚幻的遥远的梦境，实际上它只是我每次想象的出发点或归宿。最早使用’高密东北乡’这个概念是1985年在军艺念书时，当时也没有十分明确的想法，就在《白狗与秋千架》这篇小说里，几乎是无意识地写出了’高密东北乡’这几个字。后来成了一种创作惯性，即使故事与高密毫无关系，还是希望把它纳入整个体系中。但我也觉悟到一个问题：一个作家故乡素材的积累毕竟是有限的，无论在其中生活多久，假如要不断用故乡为背景来写作，那么这个故乡就必须不断扩展，不能抱残守缺炒剩饭。应该把通过各种途径得到的故事、细节、人物等都纳入到故乡的范围里来。后来我给故乡下了一个定义：故乡就是一种想象，一种无边的，不是地理意义上而是文学意义上的故乡。”
他的声音很细，没有大的起伏，却有一股劲拗在舌根，把一个成名作家的自信透露了出来。右手不时用大拇指、食指捏着额前的一绺头发往后拢，自我意识时时刻刻拢着他。录音笔红色的灯一直亮在这个下午，把莫言真实的声音编成数码保存下来。它们像灵魂寄存于肉体，寻找不到占据的空间，在小小的录音笔中，也找寻不到它们的空间位置。
一年后的一个下午
这个下午却是属于深圳的秋天，与北京的那个下午相隔一年，莫言举起了随手捡起的一根树枝，欲打一条水沟里盘成一团的水蛇。它一动不动，忘了这不是它冬眠的地方。听到有人呼叫“蛇——”，他快步到了水沟边，举起树棍，片刻的犹疑后，棍子慢慢落了下来，只是轻轻地挑动了这条不知为何团住一蔸草的蛇。他说：“见蛇不打三份罪。”这是山东高密的乡间谚语。他这么说似乎是为自己的行为解释，又似乎是心有不甘。从莫言拿起树棍走近蛇，到犹豫着决定不打，再到说出这句谚语，像电影蒙太奇的镜头，他已由现实的场景晃荡到了童年的场景，再又摇回到现实中来，我看到了北京那个下午他说着的乡村小孩的影子，仍然留在他的身上。因为这片山林，我看到那个影子愈来愈清晰，他让他丢了树枝，顽皮地在沟边草地上横躺下来，让一个年过半百的男人像一个孩子那样躺得那么放纵。他把自己手里的矿泉水瓶搁放在眼睛上，南方刺目的阳光就在清澈的泉水之外，蓝得如同一层帷幕。那个打架的孩子带着他的时间进入了这个空间，让我也感到了孩提时的那份无我的放浪。永恒的大自然使人回复到以前——一部分地、却是本性的复原。那个下午，那间房子，产生的是想象、怀念，是失落。这个下午呢，一片草地，一条流水，白云青山，把自己释放了，从现实里，从时间中，从具体的身分里。这是深圳仙湖植物园。
遥遥的高密东北乡被激活，那些残存于体内的记忆、习惯在相仿的环境里被激活，但小孩的环境却在漫长的岁月里虚幻了——
“记忆中那个涵洞非常高大，但后来我带着电视台的记者去拍这个涵洞时，才发现它原来那么矮小，一方面可能是人长高了，一方面在城市里，我看到的都是高楼大厦，再回头比较农村的草房、童年记忆中高大的涵洞，马上就觉得过去的记忆很不真实，过去童年的东西只是一种梦幻。这种失落感是很沉重的。在北京写文章怀念故乡，或者说创造故乡，发明故乡，可一回到故乡，发现已经是面目全非了。不仅乡村的外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原来熟悉的人也越来越少了，所以我想，故乡实际上是在路上。生活在大都市，繁华的街市、人与人的隔膜，不禁回想起乡土社会家家鸡犬之声相闻，人人互相帮助的纯朴。但一回去，又发现根本不是这样，那里也有刁民泼妇、小偷小摸、村匪村霸。事实上我记忆中的故乡根本就没存在过，就像那个涵洞根本就没这么高大。乡村里的人物原来也没这么了不起，不是像爷爷奶奶那样敢说敢做，也是唯唯诺诺。人与人的关系事实上从来就没想象中那么美好。故乡是在童年记忆基础上想象的产物，事实上是发明了一个故乡。”
一切在时间中丢失。想象进行着不断的弥补、变形，就像乡愁在记忆里改写着人生。
这个下午，莫言沉默了，有点不在状态。我们沿着一条小溪往山腰的一座新建的寺庙爬。阳光猛烈，但山谷中的石板路绿阴砸地。莫言健步如飞，走在最前面。他的眼里有一道晶亮的光，不时环顾坡上各种仍然葱葱郁郁的树木。对后面的同行者，他没有说一句话，脸上的表情像凝固了。一会就热得出汗了，他脱了黑色的皮外衣，右手抓着衣领，反搭在右肩。一级一级台阶快速地落到了他的脚下……
在热带植物馆里，尽管里面闷热难耐，他每个馆都进去了，饶有兴致地看着，不时问话，说出自己有趣的联想。笑时，只是微微撇了撇嘴。直到露天的古木化石区，他的表情才放松下来。在化石上坐一坐，望望远处的梧桐山，与人合影时心不在焉地笑一笑。在恐龙馆内，他忍不住钻进了写着“我也成了琥珀”的玻璃罩内，做出自己变成千年琥珀的样子，让人照相。
我们久久坐于“天上人间”的草地上，思绪像承接了傍晚渐渐从高空中冷下的空气，凉而空旷，感觉到大段大段的时间，像脑子一样一片空白。偶尔想起什么，说上一二句话。池塘中三个少女的雕像，有意无意牵引了无羁的视线，因为雕塑的平庸。上午，那个当仁不让第一个慷慨陈词，说自己是抛玉引砖的莫言，沉默起来，嘴唇也是闭着的。
这个下午，莫言的脑子里是在扫除着杂念，还是杂念纷陈？他木木讷讷，放松得像个痴呆者。从身边喧闹的大都市出来，只是看草木、看蓝天、看夕阳，静听时间一分一分流逝，像是忘了自己。
梧桐山上最后一抹夕阳飘然而去，它就是时间，带走了这个下午。关于故乡，关于童年，不知藏在了几重夕阳后，早已是暮色苍茫，成了永远也抒写不尽的乡愁。在它晦暗的光芒里，人的一生都是羁旅。归如不归，在往鹏城走着的车里，人潮陡现喧哗。
辛亥年的血
&&&&&&&&&&&&&&&&&&&&&&&&&&&&&&&&&&&&&&&&&&&&&&&
台风“梅花”来临前，广州酷暑，滚滚热浪溽闷得人的思维也昏沉沉。明日即是立秋了，惊觉季节之快。一直念着去黄花岗祭拜烈士，不能又拖到秋天。于是提了相机就出门。猛烈的阳光瞬间要把我熔化。
那个辛亥年整整过去一百年了。在这个炎炎夏季的最后一天，想到“革命”，体会的却是“遥远”，想象那么抽象，有如竹篮打水，好像碰到了，其实是空的。但黄花岗的土地猛然把这一切推到了眼前，一切是那么真切，是辛亥年的血把几千年的封建王朝彻底推翻了！中华大地从几千年封建王朝的轮替中，走向了新生，新的文明历程从流血后开始。
辛亥年的岭南，中国人表现出来的气节、勇敢，为民族与国家前途以死相许，比之风萧萧兮易水寒，荆轲刺秦王的悲壮，更为震撼灵魂！这是一批精英的慷慨赴死，他们是结束封建统治的死士，其悲壮、决绝、惨烈，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极为罕见。我在读到他们写下绝命书，读到他们大义凛然走向枪口与屠刀，读到他们残破的遗体，读到七十二烈士马革裹尸，泪水在眼眶中回旋，浩气荡然于胸……
岭南大地，只有挺拔高耸的木棉树才配得上他们的气节与风骨，我常停下脚步，仰望这些岭南的英雄树，它枝干苍松一般虬劲、伟岸，花朵硕大如火如血，令人想起那些烈士的身影，我感恩于木棉，它在这滚滚红尘中标榜的是人间的气节与傲骨，标榜着精神的价值与力量。
午后，火球般的太阳直射，树木尤其竹林绿得苍郁，阳光的瀑布从高处的墓地直泻，濯亮纪功坊、碑亭、祭台、拱桥与石级，扎痛人的眼睛。打湿我衣衫的是奔涌的汗水。置身这光芒之中，头顶只有蓝天。仿佛有一个时光的场，我感觉那个呐喊与论争、骚动与流血的年月正在抵近。
想想一百年很遥远了，但一百年真的远吗？看《末代皇帝》，里面的主角——皇帝溥仪，一直活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才去世。那个时候，我比他从皇位上赶下来的年龄要大。我们大多数人与他在同一时间里生活过。让皇帝像平民一样生活，让权力归于人民，烈士们追求的“民治”、“公民权”、“平等”、“国有化”、“代议制”、“公民素质”……这些中国古老土地上陌生的词，它们来自于西方，如沉沉黑夜中的曙光出现，一百年后，这些词语仍是我们的追求与寻觅，有的还将是人类永远的追求。是他们开启了新的文明追求的先河。为着这光明、为着这文明，“革命”在中国的南方酝酿，从微弱而漫长的星星之火，到一夜之间燎原。
凿下名字的石碑耸立亭中，七十二位烈士名字与籍贯分六排排列，第一排是：方声洞、李炳辉、李文楷、庞雄、陈更新、杜凤书、韦统铃、林觉民、李德山、饶国梁、饶辅廷、林文；第二排有喻培伦等12人。碑上烈士的籍贯都是南方人，他们来自广东、福建、广西、四川和安徽，广东有41人，福建有19人。我一遍遍读着广东与福建，惊讶其数量之多。这两省都靠着大海，都有大量的华侨在海外。辛亥革命的火种就来自于海外华人子弟，是他们从西方带来了东方土地上陌生的词汇与观念，这些异端一样的思想最早在沿海传播，让国人惊惶、激奋、醒悟，让出在燕赵大地的悲壮之士在闽粤出现，让从不过问北方皇帝的事情安顺守命的南方人，掀开了中国历史上最悲壮的一页。南方之怒吼，挟带着大海的力量与深广！沉默了几千年的南方，它愤怒的力量当掀翻几千年的帝王江山。
石碑上排在第一的方声洞是福建人，1902年，与许许多多有志之士一样，方声洞到海外求学。日本是当时最吸引国人的地方，它明治维新的巨大成功，带给亚洲人以希望。1905年，中国留日青年达到8000多人。方声洞与他的哥哥和姐姐一起到了日本。他选择的是东京成城学校学习军事。
那个时候，民族存亡的梦魇笼罩在每个有志青年心上。方声洞为国难登台演讲，讲得痛哭流涕。他和哥哥方声涛、姐姐方君瑛、四嫂曾醒都参加了同盟会。
同盟会的南方起义九次失败，又在组织第二次广州起义。他们一次又一次的起义，是认为起义能够点燃全国人民反抗的火种。
辛亥年方声洞新婚不久。同是福建籍的革命党人知道这次起义的凶险，想强留方声洞，理由是东京这边革命任务需要他。
方声洞却悄悄争取到了秘密运送军火回国的任务。3月31日，他乘船离开日本，微笑着向好友郑烈告别：“昔年秘密开会，追悼吴樾、徐锡麟诸烈士时，君所撰祭文有句云；‘呜呼！壮志未酬，公等衔哀于泉下；国仇必报，我辈继起于方来。’今所谓方来者成为现在矣，宁不快哉!”
方声洞到香港后也不顾姐姐方君瑛和闽籍革命党人的劝阻，阴历3月27日晚上，他在香港给侄儿写绝命书，希望他为祖国尽力，并担负起照料诸弟妹、善事祖父的责任。第二天清晨抵达广州，又匆匆给父亲和妻子写下两封绝命书。
广州起义，方声洞已怀必死之志，已无生还之心。
阴历3月29日下午，五时半，起义爆发。正是万家灯火初上时分，榕树下的街巷人家正在准备晚饭。天空在迅速暗下来，骑楼下的店铺有的在打烊。这时，举义的螺号呜呜吹响。120人组成的敢死队，他们手绑白布带，脚穿黑底胶鞋，带着一股旋风，突然冲了出来。
以前起义举枪冲锋的都是哥老会等会党人员。这次是国家栋梁之材充当小卒。他们从海外回来，先在香港集中，然后潜入广州。敢死队彰显的是一群中国精英决绝的意志。同盟会此役孤注一掷。
120人，中国知识分子最奇特的一次群体行动，他们不是以自己的学识本领贡献国家，而是选择以血。许多人在香港出发前写下了绝命书。信中写的是为国家与民族忠孝不能两全，祈望亲人理解、节哀、保重。
突然而至的枪炮声、爆炸声，惊破黄昏的平静，断断续续，显得有些凄厉。也许炒菜的锅铲停了下来，开着的大门“吱——”一声紧急关闭。敢死队呼喊着，从没有见过这样勇敢顽强的军队，孤军深入，在血泊中冲锋……他们占领总督府，总督张鸣岐听见枪声已经逃走。转攻督练公所，与增援的清军半途遭遇……
血色黄昏，短兵相接，同盟会菁英几乎斫丧殆尽。将相之才小卒一样死去，他们的死是中华民族永远的伤与痛。
他们实在是中国现代的启蒙者，在多灾多难的中国，最光明的思想也像风一样吹不进一间密封的房子。民智未开，国家危机四伏，思想与知识无法启迪民众，只有以死与绝命书来惊醒世人，用鲜血来启蒙民众——炸开帝国的一个缺口，让文明之风吹进这已经腐朽的空间。
方声洞在一个叫双门底的地方被清兵围住，他镇定自若，一枪一枪还击，清兵在他面前一个一个倒下，学习过军事的他，俨然一个职业军人，一路击毙20多个哨弁兵勇。后面一颗子弹穿进了背，鲜血立刻染红了衣服，又一颗子弹从侧面击中了他，鲜血已经浸透了全身，他瘫靠在墙上，再举枪射击时，枪哑了，他没有子弹了。
挣扎着，身子却越来越低下去，血已流尽，他头一歪，所有的喊叫声、枪炮声都离他远去了，他的生命坠入了永远的黑暗。
这一年，方声洞25岁。
跟着他倒下的李炳辉比他还小，刚刚20岁。他的名字刻在石碑的第二个，这个广东肇庆人，眉眼细长、面目清秀，演舞台上的小生都不用化妆。很难想象如此玉树临风的人会有一颗英雄豪杰之心。
革命党人喜欢他、器重他，他死后11年，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的胡汉民，为李炳辉写下了近五百字的题词，详记李炳辉的生平、秉性和志向。赞誉他性情敦厚，最孝道。
李炳辉很小就到南洋教会学校学习英语，想为国家做事。他从新加坡赶到香港，母亲听说他要参加起义，写来了家书，以过生日为由，要他回家。李炳辉留给人世的最后文字就是给母亲的复信，他说自己不能回来了，信中最后他给母亲留下一首诗：“回首二十年前事，此日呱呱坠地时。惭愧劬劳思未报，只缘报国误为私。”
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写到辛亥革命，他认为最不该忘记的两个人，一个是杨衢云，一个是喻培伦。杨衢云在香港创立辅仁文社，首倡推翻满清、创立合众政府，他是最早的觉醒者、启蒙者，中国近代革命的开端始于他。而喻培伦，比之荆轲有过之而无不及。我找到了他的一张黑白照片，一个自诩“世界恶少年”的青年，留着一个大分头、颇有几份少爷派头。他竟然有过三次赴死经历，两次是壮士一去兮不回头的行刺。中国历史上，这样的孤胆英雄罕见。
我时常想，中华民族所遭遇的危急鲜有晚清这样的危急，不只是国将不国，连文化也遭遇到了空前的危机。她的臣民事实上所遭受的待遇比黑奴还要低贱。志士仁人，英雄豪杰在这个时代成批地出现，他们既多又慷慨悲壮，为国赴死，竟然接连上演。这个时代成了一个英雄照亮民族史册的年代，一个精神不朽的年代！我们注意接踵而至的国难时，注意那个时代的无能与落伍时，往往忽视了那时的人，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他们其实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气节最有抱负的一群人。
只有最优秀的分子才最早看到国家的危机，最先忧患。一个国家存亡时刻，最先赴死的往往是她最优秀的儿女。清末的知识分子，不只是面对列强，还要面对腐败昏聩的清王朝，面对民族文化的存亡……他们的心像被烈火一般烧灼着。
喻培伦是四川内江人。他留学日本专研化学、炸弹，最初他“深念非科学不能救国”，“可以兴工致富”，他要走的是科学和实业救国之路，在日本他起早贪黑、刻苦学习，还对大阪、东京、神户等地的洋瓷、火柴、洋烛、制糖等工业进行了实地考察。有一次，在考察中他制造成功一种安全无毒火柴。他给家里人写信，提出了自己兴办实业的计划，如兴办洋磁工厂、机器缫丝厂、火柴厂、机制糖厂以及改进制糖设备和工艺。但是，一个丧权辱国的清王朝让他的梦想一点点破灭了。
加入同盟会后，喻培伦“便舍豪华而尚质朴，与前判若两人。”这种转变，缘于多么深的绝望，多么大的痛苦。从此，他一心一意投身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他赋性聪敏，无论什么技艺，一学就会。他对小型机件如钟、表之类，素来装拆自如。”
同盟会总部交给他制造炸药、炸弹的任务。当时，炼制炸药主要是银制法，这种方法既危险又昂贵。他因试炸时左手炸飞了三个指头。他于是决心研制安全炸药。
这时，他家中破产，为了不停止试验，他典当衣物，抵押官费券，终于制造成功一种威力强大而又安全的新型烈性炸药，并研究成功化学发火、电发火、钟表定时发火引爆的各种类型的炸弹。其方法被称为“喻氏法”。
同盟会的起义接连失败，书生们红了眼，丢下笔杆子，拿起炸弹和枪，欲舍生取义。他们想到的是刺杀。同盟会成立了暗杀部，方声洞的姐姐方君瑛做了部长。
1909年7月，喻培伦参加的第一次刺杀行动开始了——刺杀北洋大臣端方。
端方这年夏天从两江总督任上调为北洋大臣，同盟会估计他会从汉口取道京汉路北上。喻培伦和黄复生、但懋辛等人秘密回国，潜到汉口车站。端方十分狡猾，他表面上取道汉口，到镇江就诡称上焦山一游，突然转回上海，乘轮船北上。喻培伦等人赴了个空。
这年底，喻培伦与汪精卫、黄复生、陈璧君写下血书，这一次，他们目标更大，刺杀的是摄政王载沣。这一次刺杀行动震动了全国。
日深夜，在载沣每日上朝必经之路地安门附近鸦儿胡同迤西的一座小桥，他们将炸药埋于桥下。不幸的是，一个居民在门外溜达，看见桥下两个人影形迹可疑，于是喊叫起来，引来更多的人。天亮后，他们放置在桥下的二尺高的铁罐被发现，沿着一根电线，一直找到了北面甘水桥下的铁盒子。居民于是报官。
汪精卫被捕下狱。喻培伦受到通缉。他为国慷慨赴死不能，七尺男儿，仰天长叹，有多少痛和伤让他彻夜不眠！
　　最后的机会来了，辛亥年广州起义，喻培伦自求一死。他制造了300多枚炸弹运到了广州。黄兴、赵伯先看他视死如归，心痛了。这样的人才死不起啊！应该留备党国非常之用。他们劝他不必身临险地。不知道喻培伦听到这话时是什么表情，错愕？震惊？还是气急？他是这样回答的：“储才以备用，今日非有用时耶?且党人孰非有用之才，倘须人人留为后用，谁与谋今日之事?自顾孱残之躯，实不逮诸同志远甚。为革命须流血者，尚可为前驱耳!”。
起义时情况突生变故，同盟会通知延期，要求所有同志尽快撤出广州。喻培伦认为延期不妥，他找到黄兴，坚定地说：“就是大家都走了，剩下我一个人，也要丢完了炸弹再说，生死成败，在所不计!”
起义枪声响起，喻培伦前胸挂一大筐炸弹，一马当先，直奔总督府，用炸弹将围墙炸裂。在莲塘街口与增援清兵遭遇，恶战三个多小时，喻培伦身上几处中弹，直到打光了子弹，他挣扎着再也爬不起来，清兵围上来将他抓捕。
刑讯时，他对着清吏以不屑的口气说：“学术是杀不了的，革命党人尤其是杀不了!”他终于把自己的一腔鲜血献给了国家。
这一年，他25岁。
辛亥年3月、4月之交，杜鹃泣血，中华民族最优秀最忠诚的儿子一个个倒下，中国的良心在颤抖，这个巨人在失血。这一时刻，伟大的母亲是那么无力，面色苍白……
广州起义找得到姓名的烈士86位，其中31位被捕刑讯后被杀；有的连姓名也找不到了。烈士们对国家民族的一腔炽爱，对亲人的不忍，对死的义无反顾，通过文字——绝命书——留了下来。今天我们展读这些血泪文字，心仍然在滴血。它表达的不只是慷慨赴死的决绝，还有今天我们已无法企及甚至无法想象的胸怀。它是我们民族的精神遗产，在迷失的时代，它闪烁的光芒能够照耀我们。透过时空虚无的帷幕，我看到了辛亥年的春天浩气盈溢、万物凄迷。
3月27日晚上，方声洞在给自己的父亲写信——
“父亲大人膝下，跪禀者：此为儿最后亲笔之禀，此禀果到家者，则儿已不在人世者久矣……祖国之存亡，在此一举。事败则中国不免于亡，四万万人皆死，不特儿一人；如事成则四万万人皆生，儿虽死亦乐也。只以大人爱儿切，故临死不敢不为禀告。但望大人以国事为心，勿伤儿之死，则幸甚矣。
“他日革命成功，我家之人皆为中华新国民，而子孙万世亦可以长保无虞，则儿虽死亦瞑目於地下矣。”
他交待后事：“兹附上致颖媳信一通，俟其到汉时面交。并祈得书时即遣人赴日本接其归国。因彼一人在东，无人照料，种种不妥也。如能早归，以尽子媳之职，或能稍轻儿不孝之罪……旭孙将来长成，乞善导其爱国之精神，以为将来报仇也。”
3月26日晚上，林觉民在给父亲和妻子写信，在一座叫滨江楼的小楼里，他几乎写到东方拂晓。他是一个风流倜傥的才子，这一夜，不知多少回涕泪交加。二十岁东渡日本留学，他谙熟日语，懂得英语和德语，可以从容地出入国际性舞台。他给父亲写道：“不孝儿觉民叩禀：父亲大人，儿死矣，惟累大人吃苦，弟妹缺衣食耳。然大有补于全国同胞也。大罪乞恕之。”
接着，他掏出一方手帕，在上面写起了《与妻书》：
　　“意映卿卿如晤：
　　“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不能竟书而欲搁笔，又恐汝不察吾衷，谓吾忍舍汝而死，谓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故遂忍悲为汝言之。
“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彀？司马青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语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啼泣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
这是多么伟大的情感！年少时读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总觉得这样的情操似有标榜之嫌。方声洞、林觉民这些活生生的人，哪个不是以天下为己任？他们很少考虑个人。“天下为公”，是一个时代的追求。一个只知逐利的时代也许无法理解这样的胸怀。
面对爱妻，面对生离死别，林觉民的一腔柔情因《与妻书》感动了许许多多的人：“吾今与汝无言矣。吾居九泉之下遥闻汝哭声，当哭相和也。吾平日不信有鬼，今则又望其真有。今人又言心电感应有道，吾亦望其言是实，则吾之死，吾灵尚依依旁汝也，汝不必以无侣悲。”
林觉民中弹被捕后，当时传言抓获一个剪短发、穿西装的美少年。两广总督张鸣岐、水师提督李准亲自在提督衙门审讯他。林觉民不会说广东话，就用英语回答，他慷慨陈词，满庭震动。他的回答就像一场演讲，综论世界大势和各国时事，宣传革命道理。讲到时局险恶，他捶胸顿足，愤激得难以自抑。他奉劝清吏认清形势，不要执迷不悟，只有推翻满清、建立共和才是出路。张鸣岐也不禁感叹：“惜哉，林觉民！面貌如玉，肝肠如铁，心地光明如雪”。幕僚劝张鸣岐为国留才，而张认为这种英雄人物万不可留给革命党，遂下令处死。
在关押的几天中，林觉民滴水不进。行刑时，他泰然自若迈进刑场，从容就义。这一年他24岁。
饶国梁的《绝笔书》是在法堂上写下的，洋洋千言，宣传的都是革命与主义。他怒斥清吏：“吾辈不死，国民不生，牛马奴隶，生何荣焉。求仁得仁，死何憾焉。”这一年他23岁。
31位被捕的起义者，没有一个不是大义凛然，慷慨陈词。没有一个不是视死如归。他们写的绝笔书，因为对象不再是亲人，无法儿女情长，却更加义薄云天。
巨坟隆起，七十二位烈士分成四排，埋成了一个大坟。坟顶一个方亭，亭内一块石碑，写着“七十二烈士之墓”。
坟后，纪功坊高高在上，抬头仰望，最高处一尊自由女神像，圣洁、高贵、美丽，也格外不同。我惊讶于这个当年法国人送给美国的女神像，在中国南方一偶伫立了90年。这可能是中国唯一的一尊自由女神像。墓地建筑，柱子是罗马式的，墓碑是埃及的方尖碑式样。女神雕像让人想起法国画家德洛克拉瓦名画《自由指引着人民》中的女神。她代表了西方现代政治的肇始，也提示了一百年前那一场场血雨腥风，它们思想源头的来处。死难者所向往所追求的正是这尊神像所昭示的民主自由之精神。这正是法国当年那一场启蒙运动开启的思想先河。
起义者从海外纷纷聚集广州，本土国民仍浑浑噩噩。
先觉者从华桥子弟到留学生，他们最早接受西方现代思想，他们的孤愤与后觉者国民的愚昧麻木，恰成对比。鲁迅短篇小说《药》中小栓吃人血馒头治病的一幕，那血正是革命党人杀头的血。这巨大的反差无疑是悲剧的主要原因。
我凝望这尊以西方女性形象雕塑的石像，她的身姿像是一种召唤。这一刻，太阳偏西，女神在一片阳光中，周身散发出熠熠光芒，让人感受到了一种深深的感召。
枪声平息，战死的英雄与被俘后用铁链绑扎一一杀害的烈士，他们的尸骨从越秀山麓至双门底各街道上，一具具倒卧。血，流满了街头马路，由红变黑。血，溅红了广州辛亥年的春天。沉寂后的城市，连日凄风苦雨，天地为之含悲。
遗体在雨水中开始膨胀，数日后，有的发臭、生虫，惨不忍睹。这些年轻的生命，来得那么遥远，在广州没有人认识他们。官府诬说他们是一帮地痞、无赖。
市民从门窗偷窥血肉模糊的尸首，谁也不敢走近。有知情者慑于当局追捕革命党人的恐怖，也不敢殓尸。
烈士们的尸骨断头折臂，残缺不全，被广仁、方便、广济、爱育四家善堂院奉命收到了咨议局门前的空地上。南海、番禺的知事商量，打算把尸体埋到大东门外的臭岗。臭岗是专埋死刑犯的地方，被杀的犯人挖一个坑就草草埋掉了，尸体散发的臭气常飘向四周。烈士如果葬于臭岗，那将是对亡灵的侮辱。
留下来的同盟会员潘达微以记者身份寻找墓地，在广仁善堂恸哭求助。得到黄花岗坟地后，又找亲戚帮忙敛尸安葬。4月4日，一百多个仵工，将烈士遗体洗去血污，穿上衣服，然后入棺。有的尸体还被铁索锁着，两三人一束，无法装入棺材，仵工用铁锤把枷锁打掉，尸骸一一分开。
潘达微在现场指挥，逐一清点、辨认和登记，总共殓葬了72位烈士遗骸。
一百多个仵工抬着灵柩向黄花岗进发，一路静默无声，只有潘达微跟在后面，一路走一路流泪。市民担心官府镇压，只是远远凝望，许多人止不住热泪盈眶。天地含悲，下起了淅沥小雨。
抵达黄花岗后，发现墓穴挖得不够深，潘达微又加钱给土工，要他们挖深后才下葬。
潘达微为同盟会办报，留下来是为了起义后能仗义执言。想不到熟悉的战友一个个在自己面前血肉模糊地呈现，记忆里那些鲜活的面孔要与这不忍卒睹的尸体一一联系，一一去辨认，这种悲怆、熬煎，非当事者又何以能够体会。
潘达微是一位画家、摄影家，之后的岁月，他变卖家产，毕生投入孤儿、乞丐和妇女的公益善事中，最后皈依佛门，做了一位居士。他死后就埋在黄花岗烈士身旁。
第二年，中华民国成立。5月15日，从南京回到广州的孙中山率领各界十余万人至黄花岗祭悼，他亲自主祭并致祭文。孙中山为墓地题写“浩气长存”四字，于墓旁栽种马尾松四棵。他悲怆地挥笔写下：“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
八年后，滇军师长方声涛募修故墓。
方声洞、林觉民的老乡林森来到黄花岗，替烈士墓募建碑、亭及纪功坊。他们对死难者进行审求，确定了其中的五十六位。又过了三年，才确定其余十六人。烈士名字籍贯核查之难，大埔人邹鲁在碑记里作了记述：“然欲举当日死事者姓名籍贯，一一泐之于碑，事乃至难。盖举事之际，务缜密。凡姓名籍贯，同事者非识不能知，亦不愿知之，故今日同事之不知死者。其所能举，亦惟素识者而已。夫死事者已不止七十二即此七十二亦不能尽举其姓名籍贯，可不痛欤！……夫马革裹尸，党人之志。埋骨已非所期，遑论留名”。
如此悲壮的起义历史上也不多见。义士们连留下姓名也都顾及不到了。
22年后，有心人又找出了13位烈士。
李文楷被误为牺牲了。他起义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