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回上海，买东西多会被海关查，补交税吗？
日本回上海，买东西多会被海关查，补交税吗？
发表于 15:06:06
我在入境的时候从来没有看到过中国人被检查到，基本上都没有，不过有一些外国人带了大的行李箱，都会被拦下进行检查。
发表于 00:51:10
一般来说，海关都是抽查行李的，账单，那些最好就是从日本那边用快递的方式直接回国，最好不要随身携带。
发表于 16:43:02
查不查主要还得看人家的运气，一般来说往返日本不是很多次的话，带的东西略多也是可以直接放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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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回上海，买东西多会被海关查，补交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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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海关严吗？怎么查行李啊？
是只有狗闻吗？还是要扫描呢？想带真空包装的鸭脖、腊肠之类的~还有两个在淘宝代购的包包不确定真假、背在身上还是托运？日本海关查的严吗？像欧洲那样？
我有更好的答案
你们同一飞机的人一块出关的话，人太多，他们就基本不查了，海关人员还是很尽职的。至于包是不是真假，肉制品之类的全是违禁品，我两次都没被查过，而且我带过香肠，非真空包装的……如果你落单了，不是海关关心的事情，但是关键是不怎么查，没有商量的余地扫描一般是上飞机前的吧，但是托运行李什么时候扫描不知道。日本海关查的话挺严的，来不及
采纳率：60%
真假货都没关系日本海关检查还是很严的，对于外来物种啊这些查的都很严，不会因为假的没收罚款的，怕有疯牛病，自己用的没关系，也不会损失很多，最多也就是扔了。不过在机场查到。鸭脖那些，有包装，尽量还是不带。肉类，最好不要带，日本对于牛肉管理很严。要扫描的。包包没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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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出入境及机场安检】——想去日本的你准备好了吗
发表时间： && 文字图片来源：互联网&& 浏览次数：95
　　因为经济、文化、地理位置等的因素，去日本的中国人也越来越多。那么想去日本的你，对于海关出入境以及机场安检，你都了解并准备好了吗？
　　海关出入境注意事项：
　　1、所有外国人及其所携带的特定物品，必须接受检疫。
　　2、中国公民在到达日本三个月内，需尽快购买出境地至日本的往返机票或者是到达第三国(地)的机票。
　　3、中方机构（或旅行社）及日方接待机构（或旅行社）的名称、电话、联系人最好记在便条上并随身携带。
　　4、登机后，记得及时向机组人员索要并用繁体正楷或者是英语填写&外国人入国记录&。特别注意的一项是&渡航目的&，该项要求填写到日本的目的，需要与入境签证上的对应项填写一致。
　　5、假如你是持公务、商务签证入境，那么你必须着正装。签证担保资料复印件和邀请函附本也是必须随同携带的。如果能在出发之前获得日本邀请人的联系方式，那是最好的。到移民局关口时，先护照后签证担保资料（若被要求的话）。
　　6、假如你持旅游签证入境，那么办理入境手续时，派头的是领队，其他团员依次进行，同一团的游客不可在不同窗口排队办理。
　　7、当接受入境审查时，遇到任何情况都要保持态度冷静，不能慌张。为了避免出现不必要的沟通失误，一定要坚持用中文对答，正确地理解和准确地回答入国审查官的问题。
　　8、如果不幸入境受阻，那也不能慌张。请先要求与日本接待单位、在日本的亲属等相关人员取得联系，先弄清楚情况比较重要。然后再填写如果审查局要求填写的一些表格或者材料签字。
　　9、拿到行李之后，记得要出示护照以及海关申报单通关。海关有17个柜台，主要分两大部分：免税的到绿灯检查台；不免税的到红灯检查台。当你顺利通关之后，相应的接待人员就会在候机大厅举牌迎接了。
　　10、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日本入境要进行指纹和拍照审核，请按照相应手续进行。除非是特别永久居留、不满16岁、外交及公务访日、驻日外交官及家眷，以及法务省令可获豁免。
　　机场安检注意事项：
　　1、入关时可以携带200支或雪茄50支，或烟草半磅，酒3瓶。
　　2、出境时，限携带日元30万。但入境时，外币不限数额。可以先报数额，到出关时再携出。
　　3、如果你的摄像机、相机、镜头等等很贵重的物品超过单价5000元，那么在托运的时候要及时向海关申报。
　　4、禁带物品：兴奋剂、减肥茶、黄色杂志、录像带、假名牌商品等具有侵害知识产权的物品。
　　海关出入境及机场安检，现在想去日本的你都了解清楚并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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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到周五, 周六周日休息)　　我在日军占领上海期间，曾在日侨的大小公司、商行任翻译等职，并和日侨一起生活、居住过。日本投降后，曾任国民党第三方面军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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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沦陷期间日本侨民的特权
　　我在日军占领上海期间，曾在日侨的大小公司、商行任翻译等职，并和日侨一起生活、居住过。日本投降后，曾任国民党第三方面军日侨管理处日文编译，和日侨也有往来。兹将所知当时上海日侨以及上海日侨组织“日本人居留民团”的种种情况写下来。 中国论文网 http://www.xzbu.com/1/view-4899964.htm　　抗战前上海日侨的一般情况 　　抗战前，上海日侨集居在苏州河北虹口地区，其中最多的是吴淞路、三角地、乍浦路、海宁路、靶子路、横浜桥及虹口公园附近。这几条路上，也有中国人的商店与住户。苏州河南及其他地区，日侨为数不多，浦东、吴淞、江湾、南市则难得看见日侨。 　　日侨中的大企业，在上海历史悠久，他们是日本对华经济侵略的重要部门与先行部队。有的专门设在上海，有的是日本国内垄断资本的分支，范围之广深，手段之狡猾，往往使其他列强甘拜下风。如设于上海的日清轮船公司，创办于清朝末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始停止业务。该公司拥有江海客轮数十艘，有定期与不定期的客货轮往返于上海、南京、九江、安庆、汉口、青岛、大连、天津、广州、厦门、香港等地。以价格低廉、清洁、安全快速，与当时称霸中国航运业的英商太古、怡和两家公司相竞争。又如沪西日商公大纱厂、内外棉纱厂，以其机器设备优良完全，纱绽数量巨大，成了中国纱业中的一霸，又首创“养成工”制度，对中国工人残酷剥削。租界市区银行街（当时外滩及九江路、汉口路，开设了许多外商银行，因此有银行街之称），耸立着许多日本垄断资本的大厦。日资正金银行、帝国银行、朝鲜银行、台湾银行及三菱、三井、住友、安田、岩崎的上海分行（包括银行、洋行），不仅勾结中国军阀，操纵中国金融，并且将衣食住行用品及枪炮子弹等东洋货，从日本运到上海，再分散至华中各地，吮吸中国人民的血汗。日侨中的大资本家，在上海还建造汇山码头和许多仓库，使杨树浦黄浦江边成了东洋世界。 　　在虹口地区，有一般日侨开设的，以日侨、日本海军为主要顾客的百货店、药店、洗澡堂、酒茶馆、咖啡馆。它们的特点是资本小，店内人员不多，有的是父母子女共同经营，其中像吴淞路日升堂药店、音光寺杂货店、六三亭料理店（菜馆，规模较大），居然在上海已开了二三十年。这种小商店也欢迎中国顾客。 　　乍浦路有日侨购地自造的东宝映画馆（电影院），内部设施纯日本式，放映日本电影，中国人入内的极少。虬江路有较大的日本式舞场两家。 　　日侨在四川北路附近办了“国民学校”（小学）2所，男女初级中学各1所。西郊虹桥路有日本同文会办的东亚同文书院。 　　四川北路底有日侨福民医院。闸北办了日本人火葬场。乍浦路海宁路口，日侨造了一所日本式庙宇东本原寺。江湾路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对面，造了一个纯日本式的上海神社。 　　日侨的职业，以上海日本大企业里的职工、独立小商店店主和店员占极大多数。少部分是资本家和资本家的代理人及无正当职业的浪人。 　　日侨中有居住上海十几年的“老上海”，如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夫妇、新闻记者波多博、横浜桥柴田眼病医院院长柴田、六三亭老板等。此外，日商大企业如内外棉纱厂、日清轮船公司及三菱、三井中，也有许多“老上海”。“老上海”中的日侨大资本家、间谍分子，往往得到日本的重视与嘉奖。如创办内外棉纱厂的川村，在上海活动了30年，为日本经济侵华立了大功，死后日本在上海替他立碑造铜像。上海铜沙引水协会引水员菊地，在上海20多年，以引水员身份进行间谍活动，一·二八抗战时，菊地率领日舰进攻中国军队，后来菊地官封海军大佐，成为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中仅次于司令的高级军官。 　　一般日侨中也有许多“老上海”，但无此等待遇，如吴淞路中段音光寺杂货店店主音光寺，在上海住了30年，不但受不到嘉奖，连日人所办日文《大陆新报》举办的“老上海座谈会”也没有资格出席。出席座谈会的“老上海”均是有名望、财产、地位等有身份的日人。 　　日侨在经济收入与生活上差别很大。少数资本家掠夺剥削所得，财富惊人，过着豪华荒淫的生活，如上海三井的代理人，在法租界住宅区金神父路造了一所占地甚广的“三井花园”作为住宅，内部既有日本式楼台亭阁，樱花如海，又有西式酒吧舞池。资本家经常在内叫了大批“艺者”（日本高级妓女）饮酒作乐。至于一般日侨，衣食住行各方面，均不及英、美、法等国侨民，但比在日本国内要好得多。 　　在上海的英、美、法等国侨民，对日本人一贯另眼看待。公共租界最高行政机构工部局，有日侨资本家担任专职董事（其他董事有英、美国人，大都为兼职），专职董事对租界行政有决定性的发言权。工部局巡捕房（租界警察局）中，上有“三粒星东洋大班”（相当于副局长级的高级警官），下有“东洋三道头”（最低级的警官，巡捕的班长）。英国警官，印度、白俄、越南及中国巡捕均不敢干涉日侨的活动，日侨犯法由日本领事馆处理，中国人不准过问。 　　据1936年末上海日本领事馆警察署发表的“本年度上海日侨犯法统计”，共有495起，其中禁卖禁藏麻醉物案为173起，思想犯若干起，其他为偷盗、违约、伤害风化等。1935年犯罪统计为23起。案犯部分系租界当局指控或移送。处理状况为罚金，或判离上海（何处去未说明）。“思想犯”则押解回日本处理。 　　上海日侨实际上仅日领事馆警察署可管，日本警察对日侨在上海犯法，则抱着放纵的态度，但对不满日本政府、不满天皇的日侨则追究到底。有时东京警视厅还要专门派员来上海，调查或逮捕“思想犯”。如1929年日本共产党中央领导人佐野学，出席莫斯科第三国际第六次大会后来沪，被上海日领事馆警察与专程由日本来上海的“特高刑事”（密探）浦川、藤生、中原等，于公共租界中央饭店内逮捕，租界当局和巡捕房也给予了协助，将佐野学押解回日本。又如1936年原日本共产党“科普”（“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的简称）组织部长鹿地亘（又名濑口贡）出狱后，隐藏在剧团中由神户来上海，经内山完造帮助，翻译鲁迅著作。上海日领事馆警察得信后即日夜搜捕鹿地亘，鹿地亘一日数迁，在法租界中也难以存身，先后逃到广州、汉口、重庆等地，参加中国抗战，日本投降后始得回国。上海日本警察因未捉到“国贼”而被撤换了数人，有几个则受了处分。
　　日侨平常的公共事务，如民事纠纷、交通、清洁等，由“巡捕房”的日本警察管理。 　　1943年，日军在四川北路底江湾路上造有一幢5层楼大兵营，在此设“大日本海军上海特别陆战队司令部”，自称为“保护日侨”而设立。该部对日侨有极大权力，战争演习时下令征用日侨当向导，并时常下令日侨准备撤退，以威胁国民党政府。又指使日侨中的浪人，勾结中国流氓，贩卖鸦片、“白面”及手枪等武器，拐带妇女，“包打官司”。“司令部”则替浪人向领事馆警察署“打招呼”。一·二八抗战前，这批浪人曾焚烧中国工厂，杀害中国工人。全面抗战前日本浪人又在虹口大打中国人。上海的日商纱厂常用浪人当工头、监工，对中国工人进行残酷压迫和统治。 　　一般日侨职工、小商人，平时过着日式生活，和中国人交往接触不多。也有个别人与中国人通婚，或与中国人关系较好。如内山书店里的中国店员与老板内山完造始终保持着较好的关系，其中有个宁波人王宝良，在书店从学徒做到最高级的中国籍店员，与内山成了较亲密的师生关系，日军投降后，王宝良仍与回日本的内山完造经常通信，1951年我在上海商丘路晋源里5号王家，还见到内山从日本捎来的书籍等物。 　　日军占领上海期间的日侨 　　日侨的分布与来源 八一三抗战后，上海日侨的分布有了很大的不同。这时，日军掠夺了租界以外许多中国人的工厂、企业，又增设了许多为侵略战争服务的公司、商行、机关，大批日侨举家来上海，在这些单位里任职做工。上海又是华中地区日军陆海空军的大兵站，因此，一部分日本国内的大商店也来上海设立分店。许多日侨到上海后也开设以日军、日侨为对象的小商店，这种小商店以服务行业居多，如成衣店、饮食店、鞋袜店、百货店等。同时也出现了许多吃喝玩乐的场所，如乍浦路的“艺者院”、“东语”，虬江路的“明月”等高级妓院。吃茶店（咖啡馆）、大小料理店更是难计其数。电影院则由原来“东宝”一家增加到5家，其中有掠夺中国人的电影院而改头换面的。 　　从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到日日军投降止，这8年中，走过四川路桥，整个虹口尽是日侨和日本商店、公司。有50%以上的日侨生活在这个地区，其他散居各处，以闸北、杨树浦、南市较多，市区公共租界、浦东、吴淞、江湾次之，法租界最少。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租界市区，英、美人被关进集中营，原英、美人的企业、工厂、大厦、住宅，由日军委托日商代管，或分配日侨使用。如被认为远东最好的大厦——英商汇丰银行大楼（四马路外滩），楼下改为横滨正金银行，楼上全部租给日侨的公司、商行。南京路上英商惠罗公司、美商沙利文糖果店也被日侨接收经营。 　　这时，在虹口吴淞路、海宁路、乍浦路、犹思威路、昆山路、施高塔路、闵行路、横浜桥、三角地、北四川路等地，中国人已很少。这些街上一片日本木屐声和日本人特有的招呼声，日本商店的扩音机放着日本民歌。这些街上的里弄内，如千爱里、施高塔里、丰盛里、义丰里等等，充满了穿着白布罩衣的日本妇人。中国小贩则以日本话在弄内叫卖。日本的节日多，每逢节日，大街小巷挂满了太阳旗。走到这些街弄，犹如身入异国。 　　这时上海的日侨，来源大致是在抗战前已居住在上海的，这类人从比例来算不多；抗战开始后，很多日本人全家迁来上海从商或就业，这类人最多，街上小商店多为这种人开的；在侵华战争中，随日本陆海军来华的官兵或部队工作人员中，由于作战受伤或年龄关系退职离开部队的，部队给予退伍证或遣归同意书，他们因上海有人事关系谋得职业而定居下来，这类人也很多。其中军官做老板或当高级职员的多，士兵则大多当职工做伙计。例如北四川路山本洋行老板原是陆军大尉；老靶子路“中央兴信所”（类似律师事务所）文书抄写员河野宏，七七事变后在国内被征入伍，在南京附近受伤退伍，得知旧相识吉田幸三郎在上海开兴信所，遂来上海干老本行，并从九洲接来老婆孩子；杨树浦木代造船厂女会计加藤宣子和高崎美智子，原是海军看护，随军来上海，因病离开部队，在造船厂当会计兼卫生员。 　　日侨的职业与特殊待遇 据1943年及1944年《上海日本人居留民团年报》所载，有关上海日侨职业一项，两年中均以职员居第一位，占70%以上。其次为小商人及工人（指技术工、监工、工头，一般劳工均是中国人）。最少的是“支配人”（经理、董事）等资本家及资方代理人（工厂主列入此类）。日侨在上海拥有地产、房屋、生产资料的虽有许多，但在数量上不及英、美侨民。在日商的工厂和公司里，上上下下尽是日本男女职工，中国人只能做些劳力杂务。我在杨树浦路松下电气工场、亚细亚钢铁厂、木代造船厂均发现这种情况。“满铁”上海调查分所全所200余名日本男女职员，仅我一个中国人，做点一般翻译工作。 　　在这期间，侵占上海的日本军政人员处处以战胜者自居，将中国视作殖民地。日侨在各方面都受到特殊待遇，这也是日侨不断增加的原因之一。 　　工资方面，日侨比中国职工高得多。不论在旧有的三井、三菱、正金银行、内外棉纱厂等大企业里，还是新设立的所谓中日合办企业华中水电、华中铁道、华中振兴、华中运输、中华电影、华兴银行里，以及在虹口市区日本人开设的小公司、小商行里，同等学历、同样工作能力，日本职工工资要比中国职工高几倍至几十倍。1943年3月，我在上海中华电影公司工作，参与开建文化馆，既搞文字又做口头翻译，兼做杂务及选片，忙得非凡，而我的工资与公司里的日本姑娘山田相同，她整天大部分时间在打毛衣、看小说。和我一起工作的日本人须藤，每月工资有伪中储券500元，我仅200元，公司内一般中国职员的工资是100元。我在老靶子路“中央兴信所”工作时，老板吉田幸三郎，职员只有河野宏与我二人。我当翻译、作文书，担任外勤交际，河野只会抄写，工资却比我高一倍。 　　最初，我以为是偶然现象，1944年作了一次调查，发现上海所有公私单位，日本人的工资都比中国人高。以1943年初为例，“华中铁道”火车司机，同样的技术与工作，日本司机每月工资伪中储券300至500元，中国司机仅100至300元。内外棉纱厂同等级技工，日本人月工资比中国人高几倍。“华中水电”的会计，中国人月工资为100至250元，日本人最低为250元。四马路专做杂粮的日商迫田洋行，日本女打字员每月工资200至400元，中国人仅100至200元。三菱洋行里的中国高级职员，与日本女事务员的工资相近。1942年8月，汪伪上海市警察局的东洋“三道头”，每月工资400元左右，而中国“三道头”仅100至150元。至于江海关、大企业和工厂，日本高级职员与一般中国职工的工资，有相差达20至40倍的。
　　在福利方面，日本高级职员有住宅、汽车，还配给雇工和厨师，还有大量的交际费与“手当”（津贴）。在一般职工中，当时曾有米贴，日本职员以最高级白米计算，而中国职员则以下等粗米计算。 　　当时日军到处宣传“东亚民族同甘共苦”、“中日亲善永如一家”。我就询问诸多日侨，为什么日侨有特殊待遇？他们回答说：“我们总算是战胜者，总要让日侨占点便宜。” 　　后来日军发行了“大日本帝国军用手票”（简称“军票”），票面分为5钱（5分）、10钱（1角）、20钱（2角）、50钱（5角）、1元、5元、10元等7种，在华中日军占领地区强迫使用。当时市上通用的伪币与“军票”的兑换率相差甚大，1942年9月最高时“军票”1元换伪币9元5角。这时日侨工资均以“军票”计算，每月发给“军票”；中国职工极大多数是以伪币计算，如有发给“军票”的，则将工资压得特别低。 　　1943年初，“军票”停用，统一使用伪中储券。后来通货膨胀，币值下降，但日侨享有各种配给，从油盐柴米以及烟酒、糖果、饼干，甚至婴孩奶粉和手纸都有，此外还有布匹和肉食。中国职工名义上也有配给，但从未实行。 　　这时虹口的日本商店，物品价格低廉，但主顾只限日本人。日本商店的便宜货，是由日本各行业组合配给的。中国人的商店得不到这种配给，他们的货物来自黑市，其实黑市也由日商控制。这样，虹口的物价同其他地区比较，简直是两个世界。1944年，虹口日本电影院门票以“钱”（角）计算，而市区中国电影院门票早已以“元”计算了。我穿了“协和服”（日本服装），经常在日侨商店购买糖果、衣服、手表之类，店员一旦发觉我是中国人，立刻由殷勤的招待变成了冰冷的面孔。 　　日本商店除了在配货方面有不中断、数量多、优先权等待遇外，还无须向汪伪税局缴付营业税、所得税以及商店管理等费用。我在“中兴贸易商行”工作半年多，行中不但不付税金，连会计账册也没有。汪伪税局和工商管理人员不查问，也不敢敲诈。至于日商在市内运货，大小汉奸也从不敢过问，因之中国商人往往要请日商保护。 　　在市内外走路、乘车，日侨与中国人也有不同待遇。当时上海市内经常有封锁与戒严，时间有长有短，地区有大有小，内容有真有假。真，是由于日军、汉奸被杀，进行搜查；或是日军头目、大汉奸出门，沿途戒备，以防被杀。假，是指演习。这时日本宪兵、密探、海军陆战队及汪伪特务警察一齐出动，不准行人通行。封锁地区内的商店关门，路人要赶进不相识的屋内，路中一见人影就开枪。但日侨只要出示“居留民证”，对宪兵说明情况，就由宪兵派员陪出封锁区。至于中国人，不管时间长久，是否会冻死或饿死，一律不准通行；如果忘带“市民证”，则被大打耳光后还要抓进宪兵队侦讯。1941年除夕，沪西愚园路发生日宪兵被击事件，日军在这地区封锁了7天7夜进行搜查，适逢天冷下雪，冻死饿死了许多中国人，难产孕妇无法送医院致死，但日侨一律可以通行无阻。 　　逢到乘船、乘火车外出，一般中国人的手续很麻烦，要伪保甲证明，要有种痘证、防疫证、通行证（后改为“市民证”）。车票如不向黑市买，就要排队几小时。进车站或码头，宪兵、车站人员、汪伪特务警察一道道检查，敲诈留难，甚至责打调戏妇女。但对日侨，有“日本人售票处”，人多时又增临时售票处。又有专门“日本人出入口”，只有日本宪兵检查，一般只看“居留民证”。 　　日侨中的资本家全成了日军部经济上的代理人。中国人的大工厂被日本垄断资本抢占，变成了他们的工厂，如江南造船厂被作为战利品由“三菱”经营。日本资本家儿玉誉之夫设立“儿玉机关”，替华中日本海军掠夺物资与开发资源。日侨中的军国主义分子、浪人，往往组织各种名目的特务机关，搞政治、经济、文化等情报。这些机关的人，在日侨中也与众不同，事不分大小均有特殊待遇，甚至公开贩卖毒品，杀了中国人也不偿命。 　　日侨的生活与思想状况 大部分日侨的生活很有规律，男的按时上下班，女的做家务，孩子上学。雇女佣的不多。衣服有的也是自己缝制。星期天全家到公园、电影院或观看展会等。当时日本人文化程度平均将达初中，日侨家庭妇女均能阅读书报，看看小说。在日侨家庭里，妇女打麻将、牌九等，从未见到或听到。日侨中嫖、赌、吃喝的都是一些暴发户、特务或浪人，普通日侨很少去这种场所。 　　日侨中有“主妇恳谈会”，除了研究缝制衣服、花道、茶道之类，也有讲授理发、打针、烧饭煮菜的。大部分日侨妇女爱订阅《主妇之友》。她们对国内外形势的了解，政治知识和处理家务的技能，往往从这本杂志里学来。 　　上海的日本当局，规定日本侨民不准进入沪西、南市的公开赌场、鸦片烟馆、“白面”馆以及中国妓院。在宵禁时间（夜间营业规定不得超过11时半，但有许多玩乐场所通宵营业）不准进咖啡馆、跳舞场。我曾经住在南市（赌场集中地），屡见被日宪兵发现进入赌场的日侨，被大声训斥并打耳光。日侨到中国妓院一般是偷偷摸摸，到中国跳舞场的则不管。我曾在南京西路皇家咖啡馆、沪西伊文泰夜总会（跳舞场），于深夜与日侨一起玩乐，被检查的日本警察发现。日本警察立即对日侨训话，可是对中国人则问也不问。1945年春天，乍浦路日本艺者院“东语”，曾被日侨中的右翼分子入内大打玩乐的日本人，并放火烧毁。 　　上海日侨中的特殊分子，不外是资本家、高级军官、特务、法西斯分子、浪人以及少数靠不正当手段起家的暴发户。如有的日本高级军官以盗卖物资及“打派司”（替商人运货）弄了许多钱，但不能带回国，就尽花在玩乐上。如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的菊地大佐，成了南京路国际饭店、南国酒家的老主顾，服务员多与他相识，叫他“东洋大老板”。汪伪黄浦警察局分局长小林，姘了几个中国女人，其中有个叫吴民芳的，仗了小林势力，成了上海的“名女人”。日资本家中不进艺者院者可以说难得有。杨树浦木代造船厂厂主木代，在上海经常出入艺者院，后来的小老婆原是上海的日本名妓。一些高叫“束紧裤带，多造枪炮”的军国主义分子，往往又是生活最腐化的人，黑龙会的头子、头山满的儿子头山秀山，是有名的“酒之子”（专爱吃喝玩乐）。至于日本浪人不仅出入赌场，而且往往又是赌场、烟馆的后台老板。
　　这期间日侨的思想情况，因生活较为安定，又受了日本宣传的影响，普遍盲目地成了侵略战争的拥护者。我亲见许多日侨家庭妇女，在日本宣布投降时，甚至不相信这一事实。日侨中的军国主义分子、大资本家，在后来日军败局已定时，分化为两部分：一部分人高喊“一亿玉碎”（这时日本人口7000余万，加上朝鲜、台湾，号称“一亿”。“玉碎”指战至最后一人也不投降），但为数极少；大部分在作“应变”准备，如买金条、隐匿物资等。由于日军高压，在这期间日侨中未发现有何进步活动，只有少数知识分子对战争表示怀疑。日侨中也出现“大陆战”与“本土战”之争，但仅是不同意见的反映。 　　日侨对中国人民的欺压与掠夺 日军占领上海期间，日侨与中国人的关系，总的来说，是不好的。中国人极少到日本商店购物。一般中国人，特别是妇女不愿在虹口日侨集居街道行走，上海里弄中的日侨也不和中国邻居往来。 　　1943年，日侨中出现了一个会讲中国话、能以中文写文章、又熟悉上海情况的吉田东祜博士。他的公开职务是“反英美协会嘱记”、伪《申报》的顾问。吉田经常在中日报刊上发表有关中日关系的文章，以“大胆敢言”名闻一时。吉田在伪《申报》特设的“凉台闲话”专栏中发表文章，大放厥词，用以欺骗、麻醉中国人民。他在文章中假惺惺地承认上海中日老百姓关系不好，是由于日侨以战胜者姿态欺压中国人所致。他在一篇题为《日本人的反省》文章中，要日侨改变对中国人的态度，不可欺压中国人。这个吉田实际上是个间谍，曾经勾结国民党，到浙皖边境国民党军防地与国民党代表谈判共同防共和交换物资等事。 　　在日军侵占上海时期，中国人受尽了各种压迫和侮辱，特别是广大的劳动人民被迫过着牛马不如的惨痛生活。这时日军在工厂中施行战时特别管制，工时长、工资低，对中国工人有虐杀大权。与我同住念萱村的日侨增田（江南造船厂的技术员），不止一次向我透露，厂里中国工人吃着像牛马料一样的饭菜，而日本人则吃白米饭、饮菊正宗（日本酒名），还要打骂中国工人。 　　上海有名的杨树浦发电厂，中国工人为了要求改善生活，数度举行罢工，全副武装的日海军陆战队立即以刺刀强迫工人劳动。在松下电气工场和木代造船厂，工人大小便也有规定的次数与时间，并且明文规定如不遵守就要扣工资。松下的一个中国女工因小便超过了时间便遭日本工头毒打。 　　专替日军“收购”米粮的迫田洋行和山本洋行，实际上是对中国人进行抢夺。山本洋行经常在上海近郊收购米粮，因收购价压得特别低，农民不肯售出，山本便叫来日军挨户搜查，强迫按低价出售。有一次，山本洋行到青浦县城外收购米粮，事前伪乡镇长大肆威胁农民，但仍收购不足。山本以“对抗收购，惩办抗日分子”为名，叫来日本宪兵，带着大批狼狗，先予搜查；又将农民围在一个地方，放火烧房，还当场打死几个农民，并将几个青年农民推入河中，不准施救，以致竟被活活淹死。狼狗也咬死咬伤了几个妇女和孩子。山本以抢劫来的粮食供应日军之外，多余的粮食在黑市抛售，发了大财。但这笔血债，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却不与山本算。 　　抗战前夕，原居住在虹口、杨树浦、南市、浦东、西郊等地的中国人，怵于一·二八日兵在上海市郊的屠杀，都锁了门拿些简单行装避居租界市区。11月，日军侵占上海市区后，大批日侨移入上海，在日军领事馆和“居留民团”的指使下，强占上述区内的房屋，破门而居。杨树浦木代造船厂厂主木代，就将三角地广东人李磊石（当时有名的网球运动员）的一座花园洋房据为己有。八年抗战中李从未收到租金，连入内略看一下也遭到拒绝。设立在老靶子路的“中央兴信所”，原是中国人的杂货店，吉田幸三郎破门入室时，里面还有许多货物，吉田当作己有。1942年，杂货店的主人来观看，吉田竟要他负担装修费用，吓得房东从此不敢再来。日本人还以各种名义把中国人从自己住宅中赶走。我曾住南市陆家浜路念萱村，这条里弄共有6幢房屋，其中3幢房屋的中国人被日海军赶走了，住进5户造船厂的日本技工和职员。虹口有许多里弄房屋，都是被日侨将中国人赶走后迁入的。 　　1944年，因受人委托调处房屋纠纷，我作了一次调查，发现整个虹口地区绝大多数新来上海的日侨都是用以上方式强占了中国居民的房屋。虹口较好的住宅和公寓，如PAS公寓、狄思威路公寓、昆山公寓，已没有一户中国人。北四川路南部原由中国人居住的业广大厦，被强占为上海日本宪兵队本部；业广大厦对面的南北仁智里原都是广东人的住宅，后来都变成日侨里弄，而且改为日本式房屋，面目全非。原属中国人的新亚饭店（早期一部分作汉奸办公处），我因事入内，只见从女侍到经理全为日本人，房间也改成日式。原新中央电影院，改为“银映座”，不准中国人入内。 　　新大祥布店变成“森永糖果店”。中国银行改建为东洋食堂。虬江路横浜桥处，拆去中国人的平房，改建为“报国会”、“武德殿”。北四川路底，拆去中国人的房屋改建日本小菜场。整个一条北四川路，电车得行驶10至15分钟，只有福民医院、柴田眼病院、内山书店是日侨以正常手续租赁或建造的房屋。 　　日本领事馆对日侨强占中国人的房屋有个说法，叫作“暂借”。但这个“借”既无借据，又无日期。有些日侨竟将强占的房屋，进行变卖租赁。如四川路永成企业公司日本职员岩永，于1944年11月将强占来的狄思威路清源坊五号房屋，以黄金30两顶给中国人，并出字据，写明如有纠纷由他负责。岩永得了这笔横财后，还将一部分黄金托我放高利贷。而中国人在他们的居宅被强占后，每每是流落街头，冻饿而死的事例是很多的。 　　1944年，日军与汪伪假作慈悲，放出空气要“发还”一部分“军管”的中国人的工厂和住屋。所谓发还住屋，往往以“购买”的名义进行低价抢夺，只是极少数有门路的人才能得到。如东体育会路180号的花园洋房，原是澳大利亚华侨广东人陈汉民（英文《自由论坛》报总主笔）的财产，被日侨强占。这时与居住者坂田交涉（我替陈当翻译），由坂田以原价的十分之三收购，虽然所得不多，也还是极少有的事。 　　上海自被日军侵占后，成了日本浪人的世界。上海原是流氓横行，这时只要日本浪人出场，中国流氓的“老头子”、“黑话”尽皆失效。分驻全市各地的日本宪兵队、海军派遣队，不分青红皂白，总是袒护日本浪人。这时上海的中国流氓，需要有日本浪人作后台，方能“吃得开”。
　　1944年4月，上海市中心区某私营银行开本票时不慎将2万元写成了2亿元，持票者刚巧是日本浪人，一定要如数兑现。这家银行的全部资本也不足2亿元。几经周折，银行出了巨款，还要道歉，方才了事。 　　中国的资本家，也同样受欺压。上海有名的三友实业社（专制棉织品），八一三抗战后工厂被日商裕丰纱厂强占，因无货应市大亏其本。后来三友不得已出卖工厂时，尚须秘密进行（因恐日商追究）。上海新亚药厂许超等购得该厂后开工，日商阿部洋行小山借口“套用原棉要杀头”进行恐吓，许超等不得不经常向日商行贿。 　　1943年，日本棉布统制会受日军委托，实施“棉布紧急统制”，封闭上海仓库。中国人所存的棉布，一夜之间顿成乌有，损失之大，难以计算，有的资本家甚至要自杀。但是日商却可用各种名目从仓库中提取棉布。 　　管理日侨的日领事馆警察 　　上海的日本领事馆里设有警察署，配有日本警察。这些警察专门办理日侨户口的出生、死亡、迁移登记等事项，以及日侨的民事刑事案件的调解、侦查、逮捕、审讯等。后来由于警察人数不够，一般通过“居留民团”来办理这些事。 　　领事馆警察署与汪伪警察局、租界工部局巡捕房不发生关系，组织、编制、服装也完全不同。他们是由日本东京警视厅直接派遣来上海的。最高职位称“警部”，有正副两个，受上海领事与东京警视厅的双重领导，又担任领事馆的警卫工作。下设户籍系（“系”是课的意思）、特别高等系（即特高课）等几个系，又在日侨集居处设立“出张所”（相当于派出所），往往不挂招牌，外人不知这是什么单位。 　　日警察分两种，低级的称为“巡查”，有一、二、三等及巡查长之分。他们身穿日本国内警察的服装，不论级别一律身挂东洋指挥大刀（与军官战刀不同），却又难得佩手枪。每个巡查，均须受过正规的警察训练。一般的巡查忙于出入“居留民团”，日侨集会时则出来站岗，做通常的警察工作。特别高等系的特高警察与特高刑事（刑事是便衣侦探，分为两种，一般刑事专管偷盗等案件，特高刑事专办政治案件及思想调查），有较高的文化，受过特别训练。 　　这时上海的日本警察，穿制服的巡查较少，特高刑事警察特别多。他们西装革履，身藏红布白字袖章一块，布上有“警察官”三字，执行任务时就套在左臂上。 　　特高警察与“刑事”配合“居留民团”，掌握着上海所有日侨的情况，有详细的调查名册。我在“中央兴信所”时，日侨间有男女关系、借贷问题，委托“兴信所”作证、调解、调查，有时问题不能解决，便到“居留民团”或领事馆警察署去，发现日警总先查看大簿子，然后对某日侨便有了一般了解。这个大簿子，不仅将日侨个人及家庭经济等情况写明，还有日本国内的关系、向来的表现等内容。 　　上海的日侨看见日本警察与“刑事”非常害怕，日侨所在的里弄或街上，如发现一个“刑事”，日侨便要相传询问，不知出了什么事。日家庭妇女往往以叫警察来恐吓小孩子。 　　被称作“半岛同胞”的朝鲜侨民 日本自明治四十三年吞并朝鲜，到当时已有30余年。对朝鲜人民极力推行“皇民化”，要朝鲜人不使用本国文字和语言，做日本天皇的臣民。上海的朝鲜侨民，日本叫作“半岛同胞”（朝鲜国土形若半岛），把朝鲜侨民公开视作日侨，也由日本领事馆控制与管理，“日本人居留民团”的日侨名册中居然也包括了部分朝鲜人，并发给“日本人居留民证”。 　　这时上海的朝侨比抗战前大为增加，职业以工厂、企业中的职工居多，较小一部分人开设小商店，经营小贸易等。上海究竟有多少朝鲜人，几个日本领事馆的警察也说很难弄清。因为许多朝鲜人居住上海后，不愿作日本的同胞，入了中国籍，子女也入中国学校，与中国人通婚。如有名的南京路哈同大楼孙昌植光学仪器公司，老板孙昌植是朝鲜人，他的妻子是中国人，就是上海晓明女子中学毕业的。我在肇和中学读初中时，同学中也有朝鲜人。1944年上海日文《大陆新报》发表的“半岛同胞”统计有2万不到，这个数字并不准确。 　　上海的朝侨始终保持着本民族的独有风俗。朝鲜小商店在日文旁边爱写些朝鲜字。海宁路上还有朝鲜酒茶馆及朝鲜式旅馆。上海朝鲜男人不穿日本和服，女人爱穿朝鲜白色民族服与中国旗袍。虽然日本规定上海朝侨子弟一律得进日本人的小学、中学，但即使入日本学校的朝鲜少年，回到家中也总讲朝鲜话。朝侨经常举办小型民族舞蹈与展览会等。1944年“皇民化”运动高潮时，朝鲜爱国民族舞蹈家崔承禧来沪，数度演出，朝侨争相观看，念念不忘祖国。 　　上海朝侨早期曾有秘密进步组织，金日成、崔庸健曾在上海虹口青云路上海大学学习过（“上大”后被反动派封闭）。据当时“上大”学生林道永回忆，“上大”有朝鲜学生出版的爱国抗日刊物，以及进步集会活动。 　　全面抗战前，上海是朝鲜进步人士的根据地之一。为此，日本领事馆警察署内，有专管朝侨的部门与专责“特高刑事”的设立。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租界市区公开出现“朝鲜抗日救亡协会”，在市区演讲宣传，鼓动抗日。后来许多会员到中国内地参加抗日战争。 　　1932年3月日本天长节（天皇的生日），日军以陆军大将白川、第三舰队司令野村大将为首，在上海虹口公园内举行遥拜式（向东方深度鞠躬，意思是向天皇行礼），并庆祝“上海事变”（指一·二八抗战）胜利，令上海日侨盛装参加。这天，朝鲜志士尹奉吉冒充日侨，混入虹口公园，向主席台上掷出烈性炸弹，当场炸死了白川，炸瞎了野村右眼，又炸去驻中国公使重光葵左腿，不少日军头子也受伤。尹奉吉当场牺牲。当天中外报纸（租界）接到朝鲜志士的抗日文件，但不敢登载。案发后日领事馆警察署大肆拘捕上海朝鲜侨民，日文报上说朝鲜人“大逆不道”。 　　日军除了用警察等恐怖手段镇压朝侨外，还在上海扶植各种朝奸组织，配合日军行动。八一三抗战后，以日本陆海军为背景的朝侨组织“鸡林会”大肆活动，上海朝侨的右翼卖国政治组织，也全并入“鸡林会”。该会会长李光年，日本某大学出身，日本投降时36岁。老婆是日本人，两个孩子一句朝鲜话也不懂。李本人在家常身穿日本和服，起居饮食等日常生活，没有丝毫朝鲜人气息，这在朝侨中是极少见的。我因他日本老婆的关系，与他相识并有往来，经常听他说“日韩一家”等怪论。日本投降后，李全家匿居四川北路丰盛里20号，曾被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关过几天，后冒充日本人，全家逃到日本。
　　“鸡林会”的常规任务是以种种方式，如音乐会、讲演、座谈、出书刊、散发文件等宣传日本的“皇民化”、“内朝一致”（“内”指日本）、“大东亚新秩序”、“皇军无敌”等，并要朝侨积极响应日本的各种号召，如献金、应征（朝鲜人也当兵，与日军混合编制）。该会也负责调查朝侨的政治思想，有公开与秘密二种：公开的如发问题表格、询问意见等；秘密的则派出会员混在朝侨中，进行特务活动，在“肃正思想”等名目下威吓朝侨。上海有许多朝侨是“鸡林会”会员，其中有的是强迫入会的。1943年至1945年，我经常在虹口地区（上海朝侨抗战前散居全市，全面抗战后，来上海的大都住虹口地区）看见“鸡林会”在上海剧场、“报国会”开大会，也曾经应邀出席“鸡林会”主持的“劳军献金音乐会”。 　　以李光年为首的一批朝奸和“鸡林会”，使朝侨进步组织的活动受到打击，也麻醉了部分朝侨，有的朝侨青年男女，在“皇民化”下改了日本姓名。 　　抗战前，上海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往往利用朝鲜浪人做军事间谍活动，如侦察地形、调查中国军队情况等。同时供给他们手枪子弹，扰乱治安。朝鲜浪人有日军作后台，在虹口及租界市区以贩卖鸦片、“白面”等毒品闻名，上海有的赌场也以朝鲜浪人撑腰。此外，朝鲜浪人又勾结中国流氓，拐卖妇女，欺侮中国人。一般说来，租界当局及中国政府不敢过问朝鲜浪人。上海的许多朝侨见了朝鲜浪人，也要避道而行。 　　朝鲜浪人在日军投降后，有的勾结国民党政府，仍旧作威作福，骑在朝侨头上。如朝鲜浪人浪代，曾是上海日本海军的特务，杨树浦木代造船厂聘他在厂里监视与镇压中国工人。日军投降后，浪代曾经作过国民党上海宪兵队密探。 　　日本刚投降时，上海出现了“大韩民国光复军”，他们头戴国民党式军帽，身穿日本海军陆战队服到处接收。后来被解散。1946年“韩侨协会”正式成立，使用的是南朝鲜政府旗。这个“韩侨协会”经常在虹口开会，其中大部分人，在抗战时期也曾活跃过。 　　上海的“日本人居留民团” 　　“日本人居留民团”的组织与一般任务 上海的“日本人居留民团”全称是“上海地区日本人居留民团”，创立已久。早期工作纯为办理日侨的公共福利，如设立日侨中小学，婚丧作证，设火葬场、庙宇，调解日侨纠纷，帮助日侨解决困难等。经费由日侨商店及住户临时分摊，金额甚小，较大支出由日侨大企业捐助。主持者是有名望的“老上海”，领取工资的专职人员极少。 　　1938年，“居留民团”在老靶子路上自建大厦，团本部即设在这里。团内设立各部各组，增添大批专职人员，工作与任务扩大，成为日侨的一个重要机构。据当时的“居留民团”年报所载，增强与扩大的原因是坚决执行“皇军”指示，完成各项任务，在“兴亚大业”中领导日侨不断迈进；抗日期间日侨突然大增后，日本领事馆警察署人力有限，急需“居留民团”的协助，分担警察控制日侨的任务。至于“居留民团”在战事中完成了“皇军”的什么任务，外人不得而知，但听日侨说，“居留民团”曾组织日侨担任日军向导、协助巡查等。日本投降后，又多方掩护战犯。 　　“居留民团”因为是“民间自治团体”，受日本领事馆和陆海军的领导，但不是从属关系。经费是上海日侨大企业在利润中提出（与捐献不同，带有强制性）。在日文《大陆新报》和“居留民团”年报上，对经费来源与开支有较详细的说明，有年度、季度的开支预算和决算，还有“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公布。“居留民团”有地产及固定资产，如房屋等。“居留民团”不经营商业，也不出租房地产（房地产是庙、火葬场、学校等）。 　　上海日本领事馆有专管日侨的部门，并派有专人在“居留民团”内，以“领事馆嘱托”等名义工作。领事馆警察署每天派有日本警察和“刑事”出入“居留民团”。1943年我在“中央兴信所”时，数度到“居留民团”，看见日本警察在团内有专用写字台。上海日陆海军部，也介绍了一批退伍军官在团内任职。在团内有实际权力与执行工作的就是以上这些人。 　　“居留民团”设有正副团长、理监事和委员，不在团内领取工资，是义务兼职。他们是日侨中的资本家、高级退伍军官，以及少数较有名望的日本“老上海”，如内山完造在团内也有个名义上的职位。这些上层领导人除了开会或特殊情况，平日是不到团办公的。“居留民团”的组织条例规定，各级职员均须由全体日侨选举，事实上，所有各级人员，不论专职与义务的，清一色是自上而下指定或聘请的，一般日侨根本无权过问。“居留民团”从不征求日侨意见，任何事情都是决定后通知或命令日侨执行。 　　“居留民团”里有福利、联络、事务、财务、编辑等部门，有的称部，有的称局，有的称组。各部门职掌如下： 　　福利：经管“国民学校”（小学）、初级中学。这些学校的教师，往往也由“居留民团”聘请。同时，他们还经管图书馆、武德殿（日侨练武场所）、火葬场、上海神社、东本原寺。此外，还调解日侨间的普通纠纷。 　　联络：专与日本驻华大使馆上海事务所、日本领事馆、陆军宪兵队、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汪伪市政府及警察局等联系，传达日本当局的意图和指示。如1943年，基层“邻组”曾将团的文件张贴在组内，内容是宪兵队关于日侨不得进入赌场的通知。日《大陆新报》所刊有关“居留民团”的消息，大部也是这个部门供给的。 　　财务：除了经办收支预算及日常账目外，也兼管属于“居留民团”各单位的财务工作。 　　编辑：我有个相识的日侨大山，是团里的编辑，当时未见有“居留民团”出版的书刊，不知他搞什么。日本投降后，才看见有“居留民团”年报。我问过大山，才知道他们还将上海日侨的种种情况，以及历史、风俗等编成书籍，但不公开出版。 　　事务：调查日侨的职业、经济收入、家庭情况，日侨的出生、死亡、迁移等事项。在这个部门登记后，不须再向领事馆警察署登记。在战争期内，上海日侨须向“居留民团”事务局领取《上海居留申请书》，经批准后由该团发给“日本人居留民证”。 　　日本当局规定，凡日侨必须有“居留民证”，而且要随身携带。逢封锁戒严时，日本宪兵、警察、密探要查看。外出时，在火车站、轮船码头、外地城市的城门口和交通要道，日军也要查验。我在日侨公司、商行任职时，日侨因天热未带“居留民证”，遇到戒严，他们的家人往往特地将证送来。年我在“满铁”上海调查分所工作时，与日本人到京沪（南京至上海）沿线作经济调查，见火车站和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京等地的城门口或日军警戒地区，在“日本人出入口”木牌旁边，另立“出示居留民证”的木牌。日侨寄居各地日本旅馆，也要凭“居留民证”登记。此外，日侨部分配给品，也凭此证购买。日侨回国或离上海时，“居留民证”上交，另给其他证件。日侨没有“居留民证”，在上海难以立足，外地又不能去，成了个“黑人”。1942年邻居日侨来了个亲属，一个多月未外出，日本警察还数度查问。原来这个日侨因在国内犯过案，故迟迟不发“居留民证”给他，他也就不敢在外面乱走。
　　日侨在部队中工作，另有军属证（军队里的工作人员称为军属），可以享受特殊配给，看戏、乘车享受低价优待。日侨中的特殊人物（军国主义分子和资本家），有的持有“上海宪兵队本部”、“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上海市警察局”三方面具名的“特别身份证”，持证者在戒严地区不仅通行无阻，证上还写明军警宪须予以照顾并给特别便利的字样。 　　“居留民团”下面设有“地区邻组”和“邻组”，一个“地区邻组”由几个“邻组”组成。如“施高塔路地区邻组”下面有施高塔路及部分北四川路的好几个“邻组”。“地区邻组”有专职人员，有正式的办公室，还有固定的经费。专职人员大部分是退伍官兵，也有退伍警察等，此外是日本姑娘。凡是有关日侨的配给登记、通知应征当兵等事项，概由“地区邻组”办理。“邻组”的办公室设在里弄口小屋或日侨家中，工作人员均为义务，以年老的“在乡军人会”会员和参加“大日本国防妇人会”的家庭妇女为骨干，相互轮值。全体日侨均是组员，有时也要轮值。任务是传达指示，通知开会，协助分发配给品。“邻组”没有经费，所有开支概由该组日侨自行负担，但一般日侨从未付过这笔钱，大都由富裕日侨或“邻组”的积极分子包付，因此各个“邻组”内部的设施大有不同。狄思威路、施高塔路等日侨住宅区的“邻组”办公室里，冬天有火炉，夏天有电扇，还有无线电唱机，设备相当齐全高档；而北四川路仁智里的“邻组”办公室里，仅黑板一块，一桌数椅。 　　在南市偏远地方、西郊和租界市区等地，因日侨居住比较分散，人数少，就没有“邻组”。在我住的念萱村里，5户日侨大小16口，直属于较远的老西门“地区邻组”。没有“地区邻组”与“邻组”的日侨，有事由工作单位或临时派人通知，日侨也可直接到“居留民团”去。大企业、大工厂不设“邻组”。 　　“居留民团”是日本在国外的特有组织，据说在汉口、天津等地也有“居留民团”。“邻组”这个名称，却是从日本国内来的，上海日侨把这两个名称混而为一。日本人很重视“邻组”这一组织。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当局在国内大肆宣传“邻组”的作用。当时上海的日本电影院，在正片之前放映日本新闻片，经常介绍“邻组”的活动。他们还特地拍了一部纪录片，描写家庭妇女搞“邻组”的情况，如办配给、防空、防谍任务等。日本人还为“邻组”谱写了一首“邻组之歌”。 　　“大日本在乡军人会上海分会”、“大日本国防妇人会上海分会”也设在“居留民团”之内。这两个分会的一般活动，如慰问日军、献金、义务劳动等，往往和“居留民团”配合进行。 　　“居留民团”的特殊任务 “居留民团”也直接接受日上海陆海军当局的命令，配合日军对中国人民进行种种罪恶活动。 　　在日本占领上海期间，不愿作亡国奴的中国人民，曾经开展种种抗击活动，打击敌伪。上海市内，日军官兵、密探以及大小汉奸经常被杀。在日侨集居地区也经常出现抗日传单、炸弹、警告信等。日军把这类事件叫作“恐怖事件”。为了应付“恐怖事件”，上海日本陆海军和宪兵当局费尽了脑筋。“居留民团”也组织了秘密的“恐怖事件对策组”，专门研究和布置全市日侨对付“恐怖活动”的办法。“邻组”则组织“防护团”，遇到发生“恐怖事件”时，当地“邻组防护团”团员立刻出动。不论男女团员，一律左臂套上一个袖章，上写“日侨防护团”。这些团员往往在日宪兵、密探未到达之前，先将现场封锁。他们虎视中国人，往往扣留起来交给日本宪兵。1941年，海宁路日侨电影院“国际剧场”发现无人雨伞一把，伞内有炸弹与抗日传单，当即停映，院内及附近日侨“防护团”员立即出动，封锁了电影院及附近地区，配合日宪兵对观众进行搜查，逐个验看证件。北四川路“银映座”和乍浦路“东宝”，在开映中也发现大批抗日传单，“防护团”也进行了同样的工作。当时虹口日本人集居地区曾发生多起“恐怖事件”，大多数是由日侨发现，“防护团”立刻报告，并先行处理的。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租界，设立“海军警备地区保甲事务所”，经常举行全市性或局部地区的封锁演习，目的是对付“恐怖事件”。每逢演习，全副武装的海军陆战队、宪兵、密探、警察一齐出动，搜查中国住户和行人。“防护团”团员则在各地站岗，协助日军检查中国人。“防护团”团员的武器除了三八式步枪与木棍外，每人并备绳子一根，准备抓人之用，有时几个“防护团”团员用绳子连起来围住一户，进行搜查。 　　“居留民团”也通过“邻组”进行“防谍”工作，矛头指向中国人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在“邻组”办公室内，亲眼看到贴着这样的标语：“间谍在你身旁”、“不要忘记恐怖事件”、“听到见到立即报告”、“不要相信任何人”等。“邻组”办公室里还有《防谍手册》、《防谍日志》。“居留民团”经常举行防谍常识和防谍技术等报告会，还专门放映有关防谍电影给“邻组”人员观看。 　　在虹口日侨集中区里，经常出现各种日本宣传标语。标语的内容大多数是“居留民团”所拟订或配合其他部门所布置的。“居留民团”还经常通过大小会议对日侨进行宣传。大会的地点在国际剧场或“报国会”内，小会则在里弄、街道日侨家中或“邻组”办公室里。会议的内容和标语的内容大致相同，因时势的不同而更换。1941年前，有关“恐怖”和“南进”的宣传较多，后来则大肆宣传“皇军无敌”、“太平洋上赫赫战果”，以及日本国内的“大政翼赞”。1944年后经常在日侨中宣传“皇国兴废，在此一战”、“一亿玉碎”等。上海日侨中的献金和义务劳动，也是由“居留民团”发起、通过“邻组”来进行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居留民团”的头子往往又是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董事，他们以上海日侨代表自居，配合日军向租界当局提要求。日籍董事受日军委托，在工部局高级会议上，借口日军和汉奸在租界被杀，影响了日侨的安居，几次提出抗议，并要求增加巡捕房中日籍警官的名额。有次工部局在跑马厅开会，这个日籍董事在会上拔出手枪威吓其他国籍的董事，并打伤一英国官员。而欺软怕硬的英国人，反而对日军迁就，委曲求全，以“手枪不慎走火”了却此事。
　　对“居留民团”的种种特殊任务，真正热心参与的日侨并不多，许多日侨从来没有参加过“居留民团”的工作。日侨家庭妇女也有逃避“邻组”轮值的，原因是怕麻烦。日侨对“居留民团”有兴趣的是发配给品，至于“防谍”、“防护团”，他们不爱过问，也不愿参加。 　　日军投降后的上海“居留民团”与日侨委员会 　　日，日本投降，上海吴淞、江湾、浦东、市区、南市各地的日侨得到“居留民团”通知，立即集中到虹口地区，由原来这个地区的日侨让出空屋安置他们。上海全市日侨虽众多，但没有几天已基本完成迁居。上海附近各县，如松江、嘉兴、苏州、无锡等地的日侨，也在几天内就迁入了规定地区。在这些地区的里弄里，挤满了各色日侨，一间小屋最少要住四五人。闵行路的一家日本小旅店，被指定供海军女工作人员50余居住，也是十分拥挤。 　　日军投降后，上海日本陆海军部撤销，领事馆封闭，日侨大小企业、商店一律停止营业。日军是俘虏，照规定在江湾集中，日侨则由国民党第三方面军日侨管理处管理。管理处处长是王光汉，实际权力却掌握在副处长邹任之（后任处长）手里。邹任之冒充黄埔军校出身，其实是个从未进过军校的军统特务。他精通日语，抗战时在重庆管理过日俘，早年替军统搞过对日情报，这时仅40多岁。1946年，邹邀我当他的私人编译官。 　　这时，“居留民团”不但未解散，在国民党日侨管理处支持下，反而扩大了机构、增加了人员，只是改了个名称，叫作“第三方面军日侨管理处日侨委员会”，地址及内部组织仍原封未动。这个组织没有公开，外界知者不多。邹任之说，日侨委员会的委员全是日侨民选举而出。事实上，委员们全是日军占领时期的老班底，且又加进了日本间谍分子，一般日侨根本不知日侨委员会在哪里，也不知里面有什么人。“居留民团”的“邻组”改名为“日侨管理处日侨委员会福利组”。“满铁”上海调查所班长芝池，长期在东北、上海、南京、杭州等地进行特务活动，1944年先调南京派遣军司令部，后又调在上海部队，专做情报工作。日本投降后，芝池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军委会国际问题研究所的顾问，兼狄思威路日侨委员会福利组的负责人。我到这个组去过几次，见组内日本人均持有国民党第三方面军发给的工作证。“邻组”的名称虽然取消了，但内部人员原封未动，照常工作。日侨委员会及其基层组织实际上已成了上海日侨的领导者与管理者。 　　日侨委员会刚成立时，由日侨管理处出面，出版了一张小型的《改造日报》（日文），报头4字是汤恩伯所题。这张报纸大受日侨欢迎，因为其中有许多日本国内的消息，是上海其他报纸所未有的。如山下奉文（进攻马来亚与菲律宾的日陆军中将），被美军在当地处死刑后，东京日本记者去访问山下的19岁女儿。她发表了一篇露骨的反动谈话，《改造日报》登出后，许多日侨“感动”得流泪。《改造日报》这种消息很多，后感不妥才停办了。我问老记者波多博这些消息从何而来，原来是日本记者用收音机收听东京广播后记录下来的。 　　日侨委员会还搞了很多活动，宣传军国主义。这些活动名称有音乐会、座谈会，有大型的也有小型的。1945年冬天的一个上午，我到国际剧场参加由日侨管理处主办的日侨音乐会，场内挤满了日侨，会前忽然钻出一个军国主义分子，用激烈的语调，要日侨不要自暴自弃，振作精神，准备复兴日本，还狂妄地说，日本是由于政治失败而战败，军事上并没有失败。接着，剧院广播器里放出了战时日本流行的反动歌曲，内容是要日本人以尸体堆成山、填满海，为“天皇”而坚持作战到底。音乐演奏中还夹杂着战歌。最后，居然奏出日本国歌（日本国歌一般是开首唱，现在改为末尾唱出，含有不忘“天皇”，要复仇的意思）。在这次音乐会上，却未见日侨管理处的人员。后来我问邹任之，方知那次音乐会的主持者是周天籁，周原是一名汉奸，日本投降后摇身一变成了日侨管理处宣传科负责人之一，专管这项工作。 　　小型的晚会是在日侨的里弄中举行，以当地日侨表演日本民族歌舞为主。我曾参加过这种晚会，每次总看到有个并非住在附近的日侨先来演讲一番，内容与上面所记的差不多。还有一次，我看见一个日侨管理处的军官坐在前面，是邀请来的。不久发现这个军官一口日语，一打听，原来他在几个月前还是日本人的翻译。 　　日军投降后二三个月，日侨除了集中居住外，还规定外出时须戴臂章。此臂章名义上是日侨管理处发，实际上是由日侨委员会各基层组织分发。日侨管理处说这是为了限制日侨活动，但日侨委员会对日侨说这是保护日侨。而日陆海军军官，既不需带臂章，也不受地区的限制，可以到处乱走。我和日本海军第一经理部的水上大尉，经常在北四川路饮酒，他说，军人是俘虏，不是日侨，因此不需带日侨臂章，不需受限制，日侨委员会听说是军官就无权过问。水上又说，照规定官兵应集中江湾，但中国政府对日军军官，往往不干涉，马马虎虎，军官们有办法的住在市内，等待遣归，无人管束，非常自由。军国主义分子、特务分子，向来是日侨中的特殊分子，日本投降后，仍旧是特殊分子，他们有的持有“第三方面军工作证”（第三方面军曾以收集日侨情报和调查日侨隐匿物资、战犯为名，任用了一批朝鲜浪人、日本特务，我亲见这种人，以第三方面军工作人员身份，在日侨中调查），有的换了中国衣服，无人过问。所以，要日侨带臂章，只是限制普通日侨的活动。后来我对邹任之说：“表面上是日管处在管日侨，实际上却是原日本当局在管日侨。”，邹不作答。 　　留沪日侨情况 　　上海日侨遣归，是由日侨委员会提出日侨名单，经第三方面军日侨管理处审查批准后，分批遣归，半年多后大体上宣告结束，之后第三方面军日侨管理处撤消，这时被日侨居住了数十年的虹口地区，已难得看见日本人了。 　　没有回国准备长期留居上海的日侨，由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日侨管理股管理。留居的日侨有中国纺织公司（是在接收日本纱厂“内外棉”、“公大”等基础上组建的）及其他被国民党接管经营的日本工厂里的日籍技术人员（称作“留用技术人员”），公、私营打捞公司中的日本“水鬼”（潜水员），还有私营霓虹灯厂、颜料厂、日式草包厂的一些日本人。我有几个相识的日侨，还和中国人合资开草包厂。三角地菜场，有家日本高级菜馆，老板吉田在日军投降后，与国民党第三方面军相勾结，原封不动地保留了菜馆，改名为“沙龙咽集”，请了个北方人王某以第三方面军上尉军官名义，“坐镇”在内，对外应酬由王某出面。美国人和国民党头子、上海的资本家经常在内饮酒作乐。 　　××路留沪日侨开了家京沪医院，其人员几乎全是日本人，仅有两个女看护是中国人，她俩向来在日本医院当看护。1948年，大战犯冈村宁次自南京来上海公审前后，曾住在这家医院。 　　有的日本医师不愿回国，仍挂牌行医，有的则附在中国医师诊所内开业。外滩汇中饭店内有几个日本医师，以旅馆为诊所，营业相当好。老靶子路杨锡周医师诊所内，有个不挂牌的日本五官科医师，技术相当高。 　　以上这些日侨，到1951年，我还见过他们。 　　未遣归的日侨，大部分住在吴淞路义丰里，有的以教授日文、日本武术为生。弄门口有一家日侨开设的小吃店，专卖纯日本式的酒菜、点心，解放后我还入内几次，里面尽是日侨，没有中国顾客。旁边还有家日侨开设的杂货店，贩卖日军投降前制造的日本家用品，以及新制的日本食品。在弄门口二楼，是日侨的一个自治组织，1947年我曾入内访问过。弄内及他处的留居日侨，与这个组织有联系。 　　除了义丰里，上海市区及其他地区，也有日侨留居。1948年我在市中区三马路扬子舞厅，还发现有日本舞女。这时与中国人结婚或姘居的日本女人，已改名换姓成了中国人。 　　据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日侨管理股说，日军投降后，在上海留居的日侨，极少违法及有不良行为，连酗酒吵架也极少，也较少在市内走动。股内有几个东北籍警官，能说一口流利日语，我因采访关系与他们相识，较为接近。他们告诉我，上海留居日侨究竟有多少，他们也弄不清，因为有的日侨有“牌头”（指在国民党官方企业工作，可以不向警察局登记），有的日侨因怕麻烦而不登记，他们也不细查。1948年日侨管理股曾发现有日侨改名换姓冒充中国人的情况，但不了了之。 　　日军投降后，一般日侨普遍的不愿回日本，因回国后前途茫茫，不知怎样生活。能留在上海的日侨，最初都是高兴万分，但1948年国统区通货膨胀惊人，物价高涨，日侨生活困难，而日本国内则逐步走上了正轨，有许多日侨就作回国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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