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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骥与初创时期的中央音乐学院
[内容提要] 吕骥是我国近现代著名音乐家，长期担任音乐界重要领导职务的音乐活动家。1949 年8 月至1957 年3 月，吕骥负责领导筹建中央音乐学院，担任主管副院长兼党委书记。在继承延安“鲁艺”音乐系办学经验和全面吸收西方音乐教育体制基础上，吕骥领导中央音乐学院逐步建立了专业音乐教育体系，探索了新中国第一所规模、体制等方面均属史无前例的新型专业音乐学院。近八年时间，中央音乐学院从诞生到初步成长为中国新型专业音乐教育之首府，吕骥的领导和诸多努力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推动学院教学体制建设和民间音乐研究等方面，影响较为深远。
[关键词] 吕骥/音乐家/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
中图分类号：J6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5
[1] ：魏艳（1974~）女，东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一、中央音乐学院的建立
吕骥是中央音乐学院初创时期的主要领导人和创建者。1949 年8 月初，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为创办与接管全国音乐艺术院校，正式调遣吕骥（时任东北鲁迅文艺学院院长）回北京负责有关工作。中共中央决定“以华大三部[2] 、东北鲁艺音乐系及南京国立音乐院”（后又有香港中华音乐院、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等先后并入）为基础成立“国立音乐院”，建议“由马思聪、吕骥、贺绿汀”等分任正副院长。
中央音乐学院筹备建院期间，吕骥先后到南京、北京及天津等地考察，考虑“建立音乐学院的客观条件需要”，最后选定了原“天津大和小学”旧址为新院址，因该校建有可举行演出、汇报等活动的礼堂。[3]9 月初，吕骥、李焕之、李元庆及李凌等人在新院址开始办公。9 月至12 月间，东北鲁艺音工团、华大三部与北平艺专音乐系师生分批抵达天津。10 月中旬，吕骥领导学院正式成立了院部办公室、业务部、修建部，组织部分师生开展建院工作。吕骥提出“自己动手建设新校园”的主张，得到全院师生的热烈响应，“团结建校”成为建院的第一个口号。吕骥和广大师生共同努力，一起动手修建校舍、美化校园。11 月中旬，业务部、修建部结束，学院成立学习部（后改称教务处）、音工团、研究室等。焕然一新的原“天津大和小学”旧址上，诞生了新中国第一所专业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
1949 年12 月，各合并院校的大部分师生业已到达学院并正式开始上课。本月18 日，中央政府政务院下达文件，“中央音乐学院”正式定名成立，同时，正式任命马思聪为院长[4]，吕骥、贺绿汀[5]为副院长。吕骥担任副院长兼党总支书记，实际负责学院的行政领导和组织工作。1950 年6 月17 日，中央音乐学院举行隆重的成立典礼，宣告正式成立。
中央音乐学院承担着建立新中国新型专业音乐教育的重要历史使命，但建院之初，它也面临了由多所音乐院校合并建院的复杂情况，因此，制定新型教育计划，以明确教育目标、稳定教学秩序、发展新型音乐教育，成为迫切和重要的工作。在教育部有关政策指导下，马思聪、吕骥等院领导结合学院具体情况，经过多次院务会议，仔细、慎重和反复研究后，于1950年10 月修订学院教育计划，明确规定以“培养具备革命的人生观和艺术观，在音乐上有一定专业技能的音乐干部”的教育目标。此后，这一教育目标又随着国家艺术教育的发展进行了调整。1953 年3 月，文化部召开全国艺术教育座谈会，强调各院校以教学为重心，重视继承民族传统和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在此基础上，吕骥领导中央音乐学院，结合自身发展情况重新修订办学方针，突出了教学主体性，特别是明确了要加强专业技术理论的提高，进一步为中央音乐学院的专业化、正规化发展明确了指导思想。自此，学院以提高教学为中心趋向稳定和正规化发展，并逐步建立了科学化、系统化的教学体制。
二、“两支队伍的汇合”——师资力量的组合与配置
建院初期，因为合并建院而带来的问题之一，即两支不同类型的师资队伍——原国统区的“专业”音乐工作者和老解放区音乐工作者——如何整合与安置。这也是中央音乐学院面临的首要问题，即如何团结学院诸多音乐工作者，共同推进学院的发展建设。吕骥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策略基础上，注意团结各派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人士，并积极聘请、吸收来自各方面的优秀音乐工作者，有效配置师资力量，尽可能将每个人安置在适合的岗位上，充分发挥他们的才华和能力。中央音乐学院在教学与音乐艺术实践等方面的起头并进，为此后教育体制的完善和发展奠定了较为重要的基础。
1.组织机构与师资队伍
师资力量是关系专业音乐教育发展的重要基础，在组织系统人员及教学与科研力量配置方面，学院大部分选用来自国统区并具有较强能力和较高专业水准的专家和骨干。担任学院各系统领导的多数为党外专家，如缪天瑞担任教务主任，江定仙担任作曲系主任，喻宜萱任声乐系主任，朱世民、易开基任键盘系正、副主任，张洪岛任管弦系主任，储师竹任副主任（负责国乐组），杨荫浏任研究部副主任，赵东元、黄源澧分别担任少年班正副主任，宋广祥任院办主任。大多数过去一直在国统区从事教学工作、具有较高专业音乐教学水平的音乐家以及部分国乐演奏家，如马思聪、江定仙、江文也、喻宜萱、张洪岛、易开基、朱工一、姚锦新、朱世民、洪士镓以及后来的黄飞立、查阜西、吴景略、林石城、刘北茂、陈振铎等均被安置于各主要教学岗位。成立研究部，分配缪天瑞、杨荫浏、曹安和等音乐理论家和学者从事学校科研工作。
为充实和提高学院的教学发展水平，吕骥努力通过各种关系从校外乃至国外聘请专家教授。1950 年，吕骥曾亲自去函北京师范大学，商调声乐教育家沈湘来院任教，并向文化部申请聘萧淑娴、胡然（实际没来）为音乐学院教授，王友键、王慕理为讲师（1950 年本院组织机构及人员配备）；1951 年11月，吕骥向文化部呈请代聘苏联教授3-5 人（1951 年中央音乐学院第30 次院务会议）。这些较高水平音乐家的陆续到来，提高了中央音乐学院的师资力量储备。
在教学方面，吕骥等院领导团结各派专家知识分子，尊重、信任不同流派音乐专家，注意发挥各教师长处。建院初期，学院在课程设置方面非常慎重、仔细，“院领导召开多次院务会议，充分听取专家教师的意见后才制定具体内容”[1] 。同时，学院提倡在教学上打破“门户之见”，鼓励“相互听课、集体研究”，营造了建院初期教学宽松、自由的较浓厚的民主气氛。建院初期，由于各门课程还没有制定出统一的教学大纲和教材，允许教师自由选择教学方式和教材内容，不限定是否欧美、苏联教学体系。如作曲专业一年级两个班的和声学课程，刘立武采用盖丘斯（美）所著教材，苏夏则用林姆斯基·科萨科夫（俄）所著教材，并在学期末举行学生作品试奏。吕骥很重视挑选有经验的教师讲授作曲技术理论课程[2]，作曲“四大件”的教学全部由来自国统区的音乐专家担任，江文也、江定仙讲授作曲，姚锦新讲授作品分析，萧淑娴讲授复调，陈培勋讲授配器等。
2.音乐创作与演出实践团体——音乐工作团
建院初期，学院有相当部分来自“华大”、“鲁艺”等老解放区的音乐工作者，相比较国统区的音乐专家，他们缺少系统的专业音乐教育的学习与积累，但却有着较为丰富艺术实践工作经验。在贯彻国家有关文艺政策基础上，吕骥结合领导创建延安鲁艺及东北鲁艺音工团经验，组建了具有“中央音乐学院音工团”（以下简称音工团），将大部分来自解放区的音乐工作人员人安置到音工团，包括原东北鲁艺音工团的40 多名团员、华北大学三部音乐科近60 多名毕业生以及少数新招收学生等。音工团设立了专业创作组，建立了大型合唱队和较完备的管弦乐队，还分设了说唱组、演唱组及舞蹈组等。吕骥指派李凌担任音工团团长，李焕之担任艺术指导，音工团集中了瞿希贤、严良堃等诸多专业音乐人才。
在“深入生活、经过群众的检验”和贯彻“为工农兵服务”工作方针指导下，音工团经常深入工厂、农村及部队，开展音乐创作、宣传及演出实践活动。音工团曾组织赴朝文工团赴前线演出，组织铁路巡回演出团深入工农兵群众生活开展演出活动，参加学院组织的治淮工程劳动等。此外，音工团还经常选派成员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为建国初期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做出积极贡献。
1952 年底，根据文化部指示，音工团名义撤销并调往北京，改组为合唱团和管弦乐团，与其它文艺团体合并成立直属文化部艺术局领导的“中央歌舞团”。中央音乐学院大批毕业生和即将毕业的少年班同学，如李学全、刘奇、朱信人、张应元、白哲敏等全部并入该团。在此基础上，后来成立的“中央歌舞团、中央乐团、中央民族乐团”，其音乐骨干多为中央音乐学院培养的人才。“音工团是中央音乐学院对中国音乐建设的重大贡献”，其积累了大量深入群众、开展文艺演出等工作的实践经验，对普及音乐和活跃群众文艺生活有重要意义，吕骥、李凌等人生前都曾提出要对此进行梳理和总结。音工团的形式也广泛影响了全国音乐院校的办学格局。
三、加强“学习苏联”——推动教学改革和系统化发展
建国初期，中国的政治大环境和教育发展的先天不足，决定了向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学习，以及借鉴苏联教育体制的必然性。1953 年后，全国文教建设普遍提出转向正规化的要求，各高等院校开始将大力加强学习苏联作为正规化发展的具体措施。在领导中央音乐学院以教学为工作中心的过程中，吕骥大力推进学习苏联专业音乐教育模式，包括聘请苏联专家，根据苏联各类音乐学校的教学体制和教学内容等逐步开展教学改革。
1954 年，中央音乐学院开始有计划地大量聘请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各国专家来院授课。吕骥的大力争取和文化部的支持，使学院基本实现了各学科至少聘请一位专家，以及每位担任一至二年教学的计划。中央音乐学院是全国音乐院校中聘请苏联专家最多的一所，在借鉴苏联音乐教育体制，建立和完善系统化、正规化的专业音乐教育体系方面也取得了较大进展。
学院先后聘请了苏联声乐专家普·梅德维捷夫，指挥家巴拉晓夫，作曲专家阿拉波夫·古洛夫，小提琴专家米基强斯基和马卡连科，钢琴专家塔图梁和克拉夫琴科，声乐专家库克琳娜，大提琴专家契尔沃夫，苏联音乐史专家康津斯基和别吉章诺夫；民主德国钢琴专家浪盖尔，长笛专家吕塞·麦耶尔，铜管乐专家巴姆布拉；捷克大管专家鲁多尔夫·科莫斯罗斯，双簧管专家赫鲁斯·维杰希拉夫；匈牙利小提琴专家戴阿克，保加利亚声乐专家切西斯古等来院任教。这些专家来院后，按专业分配到各系，除主要开展教学工作以及开设有关专题学术讲座外，专家们还对各专业的教学方案、教学大纲以及教材、教法等方面给予了极大帮助，对中央音乐学院的教学系统化发展起到了极大促进作用。部分专家在教学中还很重视结合中国民族传统音乐，并对建立中国民族音乐教育体系寄予了指导和帮助，如联作曲家阿拉波夫提议“在每门课程中贯穿民族风格”；小提琴教授米基强斯搜集和研究中国小提琴曲，并将其选编为教材等（中央音乐学院1955 年8-10 月综合报告）。这些举措对学院师生重视发扬民族传统音乐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此外，吕骥等院领导还专门组织成立了“专家班”，选派学院各专业优秀师生参加学习，并吸收其他院校、艺术团体的教师及演奏人员学习，从而使专家班的教学影响扩大到全国音乐界，对其他兄弟院校的教学建设也有一定影响。
除聘请苏联等外国专家来院任教，吕骥还有计划地分批选派留学生赴苏联和东欧各国学习。从1953 年起，先后派出杜鸣心、黄晓和、吴祖强、郭淑珍等一批青年教师及毕业生出国留学。他们学成归来后，对学院增强师资力量，提高教学质量起到了重要作用。
吕骥领导中央音乐时期，参照苏联音乐教育体制，逐步抽选有一定经验和专长的优秀中青年教师筹建了新的专业系别，从而拓展了中国专业音乐院校的专业系科设置。在苏联专家帮助下，1956 年，成立以培养乐队和合唱指挥人才为主的指挥系，由原管弦系主任黄飞立担任系主任；成立以培养音乐理论人才为主的音乐学系，由张洪岛担任系主任，先后聘请苏联专家及廖辅叔、杨荫浏、陈宗群等在该系任教。在参照苏联音乐教育经验基础上，建院初期为培养乐队队员而附设的“少年班”逐步改建为“附属中学”，专业设置由管弦系各专业扩大到钢琴、民乐及理论作曲等多学科，为培养专门音乐技术人才奠定了坚实基础。吕骥重视培养学院的后继音乐人才，先后聘任马思锯（少年班班主任）、黄源澧（附中校长）负责少年班及“附中”工作，指定（当时作曲系毕业生中最有才能的）黄祥鹏为教务主任，并有意识挑选优秀青年教师朱起芸、刘培荫、陈慧甦、陈比钢、凌远等担任少年班（附中）教学工作[1] 。经过几年时间的筹备和发展，1957 年6月，经文化部教育司批准，少年班在原有基础上正式改建为“中央音乐学院附属中等专科学校”。
大量聘请苏联、东欧音乐专家来院任教，借鉴苏联音乐教学经验，对加快中央音乐学院教学体制的正规化建设有积极意义，比较符合当时我国社会主义音乐教育事业发展需要。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不足和某种片面。“由于当时中国和苏联的文艺方针及其在专家教学中的影响”，学院“对现代西方各国的音乐发展成就及其音乐教学的有益经验，基本上采取了全面否定态度，加上当时在政治思想工作上也采取向苏联学习的简单化，一定程度上使得学院的教学工作失去了建院初期各学派活跃交流的气氛”，这种情况必然会对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的全面发展产生制约和影响，例如，各艺术院校在中央音乐学院的示范作用下，和声教学上全部采用苏联专家通用的“斯波索宾教材”，限制了和声教学的发展空间。
四、“开办音乐干部进修班”——提高音乐工作者专业水平
吕骥比较重视提高音乐工作者的音乐修养和专业能力。解放初期，吕骥曾指出解放区的音乐干部普遍存在技术薄弱的情况，提出要学习和提高“作曲与表演技术”。中央音乐学院创建初期，曾通过招考方式接收文工团音乐干部入本科学习，以此提高在职音乐干部的业务水平。1952 年，学院开始面向各大行政区文工团及省一级文工团音乐干部进行招考，入学要求“三年以上音乐创作经验或其他音乐工作经验，初中毕业以上”（中央音乐学院1952 年秋招生简章），此外，还“须经过各地区及北京的两次考试选拔”[2] 。他们以在职干部身份进入本科作曲（以作曲为主）、声乐、管弦三个专业学习，学制五年。这项措施对提高音乐干部的专业水平和培养音乐人才起到了极大促进作用。如郑小瑛、郭石夫、伊鸿书、何乾三、钟子林、袁静芳、蒋青、军驰、徐新、宋涛等人，都以“在职干部”身份考入本科并进行了正规的专业学习，他们后来也都成为中央音乐学院和各音乐团体的音乐骨干。
随着音乐建设和对外音乐文化交流的发展，提高音乐工作者的业务水平日趋急迫和必要。1954 年，在报经文化部同意与批准后，吕骥领导中央音乐学院成立“音乐干部进修班”，三年学制（实际学习时间为3-4 年），招收来自解放区的音乐干部。学院不仅为其单独开设与本科课程相似的专业课程，并指派最有经验的专业教师，如江定仙、姚锦新、江文也、萧淑娴等人担任教学指导，着重提高进修干部的专业水平。干部进修班学员入学后，经半年复习、补习音乐基础知识，进入较为正规的专业学习，第一期音乐干部的实际学习时间长达四年。吕骥认为，“老同志需要充电，才能把掌握的民间的东西更好地发挥出来”，音乐干部进修班也是他“从发展国家音乐文化建设出发，响应音乐干部提高专业音乐水平的呼声而开设的”[3] 。进修班的音乐干部大多担任各文艺单位的重要职务，以有一定知名度的作曲家为主，包括少量声乐、器乐音乐家及音乐理论家等，如张鲁、李群、晨耕、王莘、王昆、孟于、沈亚威、刘沛、林里、罗宗贤、王建中、彦克等。至60 年代前半期，先后有一百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音乐干部被派送到干部进修班学习，经过几年正规、系统的专业学习，他们充分具备了在各地文艺单位担负领导骨干的能力和水平。
以“音乐干部进修班”为主的办学模式，突破了旧有的学院式的办学常规，不仅提高了广大音乐干部的专业水平，也扩大了专业音乐人才的培养范围，为满足新中国音乐文化建设的多方面发展需要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大力推动传统音乐的学习与研究
领导中央音乐学院期间，吕骥将加强学习民族音乐作为一项主要办学方针，不断采取一系列有利措施，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相关工作，使学院在“继承民族音乐传统、挖掘民间音乐遗产”等方面取得突出成就，为建立民族音乐教育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其影响广及整个音乐界。
1.组织师生学习传统音乐
在教学与课程设置方面，明确规定有关民间音乐内容。各系均设置“民歌”、“民间音乐研究”等民间音乐课程。此外，有目的地安组织青年教师深入学习其他传统音乐。1952 年，吕骥安排作曲系教师王震亚到中国戏曲研究院研习京剧音乐。王震亚整理了各种京剧唱腔并将其编写教材，在中央音乐学院开设了“京剧唱腔音乐研究”课，使我国京剧音乐第一次以比较系统、完整的形式，作为正式的音乐理论课程出现在专业音乐院校课堂中。
为加强对民间音乐的学习，吕骥大力聘请诸多民间著名艺人到中央音乐学院为广大师生上课、传艺。吕骥先后聘请著名陕北民间歌手张天恩、青海“花儿”歌王朱仲禄担任全院的民歌课；聘请河北著名民间管子演奏家杨元亨为学院管弦系教授，教授管子吹奏及“河北吹歌”；聘请江南丝竹音乐的著名鼓王朱勤甫来院传授“苏南吹打”乐及中国击鼓技术；聘请著名唢呐演奏家赵春峰、笛子演奏家高步云等教授民族乐器演奏等。吕骥大力组织学院师生观摩地方戏曲，并向有关领导争取邀请全国著名地方戏曲剧团及著名艺人到学院演出。如1954 年第一届全国音乐周期间，邀请会演中的著名川剧、汉剧艺人到学院演出；有计划地组织师生到北京观摩传统音乐演出等。这些开拓性措施提高了民间音乐的社会地位，对于培养师生对民间音乐的兴趣，增强对民间音乐认识水平产生了深刻影响。
中央音乐学院在继承和学习传统音乐方面呈现了多元化发展。各系在专业教材中注意增加民族民间和中国现代作品的比重，如视唱练耳中教材中增加民族民间音乐部分；声乐系适当选取演唱中国歌曲和传统民歌、说唱等，还辅之以编选了《中国练声曲》、《中国歌曲教材》及《民歌编选》等相关教材，试图建立一套以中国作品为主，西洋古典作品为辅的较全面的民族教材。管弦系各专业除学习西洋乐器外，兼习中国民族乐器，此外，学院也鼓励作曲、钢琴等专业的学生选修民族乐器。尽管上述内容没有构成教学主体，但它对于改变中国旧有专业音乐教育体制中西音乐课程与教学的一贯比重，推动继承和学习民族民间音乐，具有一定突破性意义。
上述学习民间音乐的活动和措施极大地推动了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学科建设的发展，在此基础上，1955 年，学院将管弦系国乐组扩建成立为民族乐器系。此举改变了旧中国由民间艺人口传心授培养民族器乐人才的师徒制度，使民族乐器演奏逐渐建立了系统化教学体制，不仅突破了西方专业音乐教育中无民间音乐的限制，也极大地拓展了民族音乐在中国专业音乐教育领域中的地位，奠定了发展有民族特色的专业音乐教育体系的重要基础。吕骥先后聘任解放区老干部刘恒之（熟悉民族音乐）、古琴艺术家查阜西担任系主任，积极聘请蒋风之、储师竹、吴景略、林石城等优秀民间艺人和国乐演奏家任教。尤为突出的是，吕骥将继承、发展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古琴艺术也列为重要的教学组织工作，不断强调古琴的教学与发展。在中央音乐学院（包括上海音乐学院）的示范作用和吕骥的倡议下，成都、西安、广州、沈阳[1]、南京等地兄弟音乐院校相继开设了古琴课。此外，吕骥还倡导在声乐系开设民族声乐专业[2]，集中部分专门从事民族声乐研究和教学的民族声乐人才，这一创举影响扩及全国，许多音乐院校的声乐系科相继开展了民族声乐教学和科研活动，对发展和提高我国民族声乐艺术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
2.创建民族音乐研究所
领导中央音乐学院时期，吕骥有计划地拓展和加强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工作，及至创设“民族音乐研究所”，使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走上专门化发展道路。其对于中央音乐学院的民族音乐教学建设，乃至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音乐都具有开创性意义。
学院筹建时期，吕骥即借鉴鲁艺办学经验，设立研究室，后改称研究部。这个以辅助教学为主的综合部门专设“中国古乐组、民间音乐组”，开展有关传统音乐曲目的记录、整理、出版等研究工作。在吕骥的大力支持下，研究部在民族民间音乐整理、研究工作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如杨荫浏等人曾深入无锡采访阿炳，录制了阿炳的《二泉映月》、《大浪淘沙》等民族器乐作品；古乐研究室组织人力多次对北京“智化寺音乐”进行采访、录音与试听工作；吕骥还为研究部聘请擅长“京音乐”的僧人绪僧来院讲学，在此基础上，研究部有关人员记写了京音乐的曲牌，研究撰写了《京音乐调查报告》；研究人员还对学院聘请的民间艺人进行了有关工作，对管乐演奏家杨元亨、著名鼓王朱勤甫等所传的大量传统曲目进行了记录、整理及出版，抢救了一批优秀的民间音乐遗产。
为更好地继承和发扬民族音乐优良传统，开展深入的、系统化的研究工作，1953 年4 月，吕骥向文化部申请并得到批准成立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以下简称研究所）[3] 。研究所由吕骥直接领导，下设古代音乐研究室、民间音乐研究室（后改为民族音乐教研小组）、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室、资料陈列室等组织机构。其中，民族音乐教研小组负责全院的民族音乐理论课教研工作。研究所的工作方针为：“团结各民族优秀的民间艺人与古乐专家，培养青年研究干部，从事我国各民族的音乐遗产的发掘、整理、保存等工作。用科学的历史观点有步骤地研究中国古代的、民间的、少数民族的音乐文化，并有重点地进行改革实验（包括乐曲的加工改编工作、改良乐器等）”，工作重点“力求与当前的演唱、创作、教学实践相结合，期有利于民族音乐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的。自此，研究所在体制上不断完善、健全，传统音乐研究工作得到了有步骤、有计划地开展。
吕骥注意发现和培养优秀的民族音乐研究人才，重视和支持传统音乐研究工作。学院成立初期，吕骥将缪天瑞、杨荫浏、曹安和、李元庆等优秀音乐理论家和学者安排在研究室专门从事研究工作，此后又不断为研究所调配研究人员，先后选调了何芸、李佺民、简其华、许健等民族音乐骨干从事音乐学研究。他们在中国古代音乐史和传统音乐研究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对音乐学专业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黄祥鹏、许建在中国古代音乐和古琴研究领域开拓了重要成就，他们多次撰文谈到吕骥善于发现音乐人才的“伯乐”精神。
在吕骥的领导和大力支持下，汇集多名音乐研究工作者的研究所以传统音乐为重点开展研究工作和资料工作，以有关图书、图片、音响、实物资料和现存传统音乐为主要对象，逐步进行了搜集、整理等不同层次的工作，取得丰硕成果。如大力开展调查、采访工作，收集、整理和出版大量优秀传统曲目和民间乐曲[1] ；联合各省市文化部门，进行地区性的或乐种性的资料收集、整理和专题性调查研究工作；开展推动中国乐器研究和乐器改革工作等。
在领导研究所积极推动民间音乐调查研究活动的同时，吕骥也非常重视“阳春白雪”的“封建社会文人音乐”——古琴音乐，并把继承古琴遗产、发展古琴艺术作为重要工作任务，倡导并组织研究所开展了有关工作。特别是开创性地将古琴音乐作为重要的教学组织工作列入专业音乐教育中，不仅聘请古琴艺术家查阜西担任民族器乐系主任，还聘请了其他古琴艺术家在音乐学院研究所从事古琴研究及教学工作。由此，为古琴音乐的传承与发展开拓了一个重要的新篇章。
此外，研究所在推动学院开展民族民间音乐学习方面做了很多基础建设工作（《1953 年重订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工作方针任务组织机构草案》），如组织编写中国古代音乐史、近现代音乐史、中国音乐欣赏及民间音乐讲座的教学大纲及讲授提纲；组织全院民乐、古乐欣赏晚会；根据录音整理民间器乐戏曲民歌；编写古代及民间音乐的文献目录等。
所属中央音乐学院期间，研究所在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资料建设等方面积累了雄厚的基础，其不仅为中央音乐学院建立民族音乐教学体系奠定了重要基础，对推动全国性的传统音乐、民族民间研究，及至对我国当代音乐发展建设都具有不可估量的深远意义[2] 。
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主持创建鲁艺音乐系，吕骥即开始探索建立和发展中国专业音乐教育并取得重要成就。吕骥领导创建中央音乐学院时期，学院在建立系统化教学体系，引导师生开展艺术实践活动，以及学习与研究民族民间音乐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发展和完善了延安鲁艺时期形成的“教学、实践、科研”三结合教育体制。中央音乐学院以教学为主体，辅之以音工团、研究部这一开拓性的模式奠定了我国专业音乐教育的基本格局和办学思路，影响及于全国音乐院校。
创建中央音乐学院期间，吕骥将“继承传统、学习民间”作为一项办学方针，重视民间音乐在教学中的应用。吕骥团结杨荫浏、曹安和、查阜西等专家，带领一批年轻的音乐理论人才（如李佺民、黄翔鹏等），通过创建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深入开展有关民间音乐的调查研究，推动挖掘音乐遗产工作。吕骥重视民间艺人，也重视发现和培养民族音乐人才。其不仅聘请著名民间艺人到学院任教，还组织广大师生观摩著名地方戏曲剧团及其著名艺人演出，推动建立民族器乐系。对过去基本上是搬用西方音乐教育体系的中国高等音乐教育来说，这些创举对发展有民族特色的高等音乐教育具有战略性意义，它促进了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教育体系的、新型专业音乐教育的形成与发展，对于普遍提高师生们热爱民族传统艺术、继承和学习民族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从中亦可深刻体会吕骥对继承和发展民族音乐的良苦用心。
吕骥领导中央音乐学院时期，正是学院奠定发展基础的初创阶段，也是学院初步形成其优良传统，确立专业化、系统化教育体制的重要时期。在此基础上，中央音乐学院不断发展壮大并逐步确立了在我国专业音乐院校中的突出地位。由于吕骥当时是作为中国音协主席而兼任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无法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中央音乐学院的建设和发展之中，工作中也难免会有疏忽和问题，但不能忽视的是，许多工作恰恰是由于他特殊的双重领导身份才得以有效开展。笔者有理由相信，在中央音乐学院的创建和初期建设中，吕骥发挥的作用不仅无人可以替代，更不应该忽视和回避。
（责任编辑 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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