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婚悉史（第二编）
（寻求正规发表，企盼正式出版）
一个人的婚悉史（第二编）
第二编& 坎坷崎岖，苦乐婚姻
第五章& 终于找到了对象
众里寻他千百度，山村蓦然见云英
我不相信我会找不到媳妇打一辈子光棍。我在寻找着，苦苦地等待着“她”的出现，我总觉得我那个“她”在不知什么地方蹲着，也在寻觅着我，“过尽千帆都不是”，她始终没有看到我。
终于，“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不过，不是“灯火阑珊处”，而是她躲在一个小山村里。
我们学校座落在昌潍大平原的东沿上，向东五六十华里，就是胶东丘陵的西陲，丘陵最靠西边的一座山，就是有名的大泽山。站在我们校园里，举首东望，就可见大泽山的秀色。远望那山，我们学校大概是最佳位置，我差不多每天都要东望大泽山，就像在欣赏一幅挂在天幕上的画一样。我也曾领学生三次进山，走进这幅画里，一路迎着那山向前，山势变幻着，移步换景，美不胜收。
我太爱这山了，生活在四顾无邻校墙圈成的圈圈里，憋闷寂寞是很难忍受的，幸亏有这一望可及的美丽的大山作伴，才能消解些寂寥，才能待得下去。“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这是我们教的课文《南州六月荔枝丹》中引苏轼的两句诗，我模仿写了两句——“日望大泽三五次，不辞长作四中人”。
要是在大泽山里找个对象，把家安在山里，那该有多好！
我突发如此奇想之后，就去了数学组找徐增周老师。徐增周，比我小一两岁，但他结婚两三年了。他是大泽山主峰脚下的大疃村人，他夫人谭香云也是大泽山人，是一名小学教师。他说不定能帮我找到一个小学教师，民办教师也行。
“老弟，帮个忙行不行？”
我和老徐比较熟，到了他组里，见只他自己在，就开门见山地给他这样说。
“什么忙？只要我能帮上！”
“老弟不知道老兄还打着光棍？别‘饱汉子不知……’”
“没问题！到星期六我回家告诉我老婆，她是教小学的，认识的女教师多。听说东高家有个小学教师，很不错，北随还有个。一定把事情办成！”
增周真是个热心人，令我十分感动，我深深表达了谢意。
一星期后，他从家里回来了，告诉我，东高家那个已经找了，他老婆谭香云又提到团石子有个民办教师，在东北上过一年大学，父亲死后，在城市没法生活，就举家回了原籍。人长得很好，为人也不错。徐问我不就试探一下这个？我一听上过大学，当然答应了。
他随即叫我说了说我的情况，他把情况写在信里，寄给谭香云，叫她去团石子找那教师。他把写好的信给我看了，我见他介绍我的情况不详细，就给他写了一封信，详细介绍了自己，并表示了对他夫妻的感谢。他把我写的也装在信封里，把信交给我，叫我去邮局寄出去了。
不长时间，增周就收到香云的回音，说已去团石子见了那教师，那教师同意联系。我就写了一封信寄到团石子学校去了。信是一种试探的口气，却蕴含着愿与她建立恋爱关系的意思。过了几天，那天是日，收到了回信——那是徐云英给我的第一封信，也是奠基我的家庭的第一块基石！
她在信中详细介绍了她的家庭和她本人的情况。她的父亲早年闯关东，在旅顺落脚，开了一爿小杂货店谋生，以后又利用辽东半岛盛产苹果的条件搞果品批发，生意倒也不错。以后公私合营，在一次政治运动中遭人陷害入狱，死在狱中。她母亲得了脑血栓，好歹治得能勉强活动。她们姊妹6个，老大在大连上大学，老二上高中，老三上初中，老四上小学，老五老六还没上学。家庭遭此变故，又处于“三年困难”时期，在城市没法生活。正好这时上头有疏散城市人口的政策，老母亲就率领着6个女儿浩浩荡荡地回海南原籍了。徐云英从大学退学，老二从高中退学，老三从初中退学，老四从小学退学，姊妹六个跟着病残的老母亲艰难地回了老家大泽山团石子村。她有一个伯父一个叔叔，家庭是富农成分。她们家在旅顺是城市贫民成分，回老家才与伯父叔叔分家，家庭成分与富农挂边。她家族门户大，有不少家门上的叔叔大爷，特别是一位叫芳桂的叔叔，对她家多有照顾和帮助，要不，一个瘫古娘领一群生长在城市里的女孩子来农村，没法过日子。
她，老大徐云英，1961年回老家时21岁，回来后就在村里小学当民办教师。她信上告诉我，他在旅顺上完初中后，考入了大连铁道学校，58年学校升为大连铁道学院，她也就转为大学本科，学的是机车车辆专业。上到大三，学校要选一部分学生充实师资队伍，她们系选了两名，她和另一个女生就当了俄语系助教。一年后，她俩就又回了原系继续学习。她回系不到一年，家庭就出了事儿，她就退学了。国家培养个大学生不容易，已经是大四了，要退学学校当然不让，她自己也不愿意，她母亲就派她三妹妹到学院坐镇，非叫她退学不可，终于退了。
回平度老家后，村里叫她当村小民办教师，后又叫她当了镇里中心中学教师，教数学。我和她恋爱时，她还在本村小学。
我反复读她的信，觉得她是个有三年多大学生活的人，文化修养一定不错，很可能会有共同语言。再说她有那样的文化，不能老教小学，会有发展前途的。当时想，找对象找了一圈，原来对象藏在大泽山的这个小山村里！我想起了辛弃疾的《青玉案》“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我立即给她写了长长的回信，到12月29日，就又收到了她的信。急匆匆地打开一看，见一张信纸上贴着她的玉照，下面是一些俄语字，还有点线条装饰，算是自制的贺年片。我在初中学了两年俄语，全就着稀饭喝了，只记得“大瓦力什”和“哈拉绍”了。她用俄语写了些什么，我看不懂，只看出那俄语字写得娟秀美观。照片我是看得懂的，是一张二寸黑白半身照，照片上那人不说有多么美丽，却极清秀明媚，在我开始找对以来收到的相片这是最好看也最耐看的一张。又看那封用中文写的信，说了些很有情谊的话，特别是邀我元旦那天到她那里，她在学校等着我，让我高兴得心都“嘭嘭”地直跳。
我不敢怠慢，再有两天就是元旦了。首先是我到昌里街上的裁缝铺把我新做的一套蓝布棉衣取了来，再是借好了自行车。车子是借体育组刘崇聚老师的，我到现在还起着。
元旦终于到了。那天一早，我骑上车子迎着朝霞向东奔去。过了河崖刘家村进入大泽山路口，两面山峦呈现着青黛色，漫山谷里的葡萄架一片黄褐色，山谷里的一个个村落如陶渊明笔下的“暧暧远人村”，溪水在谷底河道里潺潺流淌着，好一派初冬山野图！
来到团石子村了。这村名缘于村子北部有一硕大圆形石头而有，村舍紧贴大泽山水库大坝，登上大坝，就可见巨大的水面平铺在两山之间，东边水面的尽头，就是高耸的大泽山主峰瑞云峰和飞来峰，巍峨而秀美。这美景在拍著名电影《喜盈门》时被导演看中，影片一开始的长镜头就是在这大坝上拍摄的。应该说，大泽山里的村庄，团石子是最美的一个。
我骑车子沿着一条土大路来到了这个村的村后，下了道来到了一个场院里，打听学校在哪里。以后知道，那场院正是云英家所在的八队的场院，给我指道的正是云英家门上的一个叔叔。
进了村，小街都是用小圆石头铺的，车子走在上面咯啦咯啦响。村里的房舍大都是用石头砌成的，总之，是典型的山村模样。我顺着小街来到了村东头水库大坝下的那小学。我一看，笑了，原来那学校是在一处牛棚里。一座大大的南北长的房屋，石头墙，草屋顶，南端养着牛，北端间成了几个空间，那就是教室了。在院的北端有一座不大的石墙房，那就是办公室。
我进学校看了看，门都上着锁，空无一人。打听了一下那牛棚里的饲养员，才知道全体师生都到观里学区中心小学开会去了，怨不得云英食言，不在学校等我呢。
我骑上车子离开学校，顺着大坝下的路向东骑去，我知道观里在东边。走到大坝下，见从大坝上下来许多小学生，噢，庆祝元旦的大会散了。那大坝坝体上有条上下坝的斜路，孩子们为了好玩，偏不从那路下坝，却从坝体没有路的地方下，坡有三四十度倾斜度，挺陡。只见一个穿着黑棉袍的小姑娘下到大坝的半腰，不敢下了，很着急的样子。我见状，支下车子，上了大坝，双手把小姑娘提到了坝下，觉得是学了一次雷峰。
然后，我就推着车子上了大坝，顺着坝顶上的路向前骑去。大坝结束，来到了贯穿山谷的那条大道上。我刚下坝，就见从东边来了三个人，两男一女，那女的穿一件浅咖啡色的呢子大衣，个儿高高的，戴着眼镜，与那两男子边走边说着话。我心里好生纳闷，在这山沟沟里，怎么会有如此洋气的女人？那穿着，那气度，与这穷山沟极不协调！
我骑着车子在那大道上转了一会，就又上了大坝，顺来路又去了那牛棚学校。我一进大门，就见那石头办公室开着门，在我支车子的时候，从屋里走出一女子，我一看，忍不住笑起来，原来正是我在路上见到的那个洋气的女子。
“您是徐云英老师吧？”
“是，您是四中的王老师？”
我俩进了那间简陋的办公室，落坐后，相视一笑，一时找不到话题。少待了一会儿，才开始中说起话来。无非是说了些信上早就说过的话，各自又介绍了一番自己的情况。谈了两个来小时，给我总的印象还可以，只是我对她那种不脱城市情调与当地农村风格格格不入不是很欣赏，但我也谅解了她。毕竟生在城市长在城市嘛，多年形成的气质和风格短时间是去除不净的。
从大泽山回来，我的心里满满的净是那山，那村，那人，农村里的那个城市姑娘了。我就给她去了信，谈了这第一次会面的观感，表达了对她的满意和欣赏，愿与她结为秦晋之好。信寄走了，却迟迟不见她的回信，我的心在一天天地增加着一种失落感，在日记上写了这样一首诗：
大泽辞君回，
日夜苦思君。
思君不见望东山，
但见东山绕白云。
白云深处是君家，
遥望不见泪沾巾。
“泪沾巾”当然是写诗免不了的夸张，但思念却是真的，而且我把对云英的思念与对那山的喜爱混合在一起，那山，那山村，确实是美。爱那山，爱那山里的人，我把人与山搅合成一块了。徐云英名字中有一个“云”字，我也把那缭绕于山间的白云想成是云英，以后我给她的信，开头的称呼一律用这个“云”字。
二& 刚认识就差点绝交
等她的信，就是等不来，我就有种不妙的预感。一直等到1月10日，才等来了信。果如所料，是一封绝交信，说不愿与我继续谈下去了。我的心里，一是苦恼，二是纳闷，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眼看这一个又不行了，心里懊恼极了！
我懊丧地对自己说：不找了！这几年我用在找对象上的时间和精力，也太多了！却都无果而终，白白地浪费了我的青春年华！用那些无为浪费掉的时间，看书，我能读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所有名著；写文章，用我写信的那工夫能写出多少作品，说不定会有成功之作；用来教课、工作，我能把学教得更好，班主任干得更好，教的高中班会出更多的大学生！可是，我却用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做了这种无用功，到头来，什么也没有。我想起了李商隐的诗句：“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想思一寸灰”。
我提笔填了首词，以书写我的心志：
得徐信有感书志
三两年来，拋却掉多少光阴。终日
里昏昏倦倦，冥冥困困。都为春心
共花发，皆因情思逐水沉。叹东山
揽云云又去，多少恨！&&
闲蛛痕，重抖擞，莫沉沦，让青春
岁月一刻千金。教学拼却一腔血，
读书不惜遍体津。任滿头青丝变成
雪，为人民！
——1月10日
我像来了一次大扫除似的，把我的心打扫了一遍，把一切情啊爱啊的像垃圾和灰尘一样通通打扫出去。我就不信这辈子我会打光棍儿，等着吧，也许是缘分不到，水未到渠不成！
我填了那首《满江红》，心里顿感清爽多了，愉快多了，有如释重负之感。把堆积的学生作文一两天就全批出来了，课也备了两三课，并借来一本长篇小说《晋阳秋》从头看起来。
正在我心情愉快地工作学习，又收到了徐云英的信。一拆信封，向外一倒，哗啦，掉出了我给她的相片，又看那信，说我骗她，西北风刮棘子，连风加刺。我登时大怒，提笔又填了首《满江红》：
高站枝头，学鸟儿不休啁哳。自觉能沉鱼
落雁，闭月羞花，美如西子越溪溢，艳若
阿娇金屋裹。但顾盼生姿多妖冶，只自
东村女，效颦拙，杜秋娘，劝人折。
恨世人不晓，欲问又歇。拼却他年车马稀，
忍留今日奇货多。到头来揾情有季红，梁
三& 负荆请罪
这家伙真是不可捉摸，第二天中午竟打来电话。当时全校就办公室和校长室有电话，是办公室的人告诉我有电话。我去一听，是她，就问
“有何贵干？”
“你到星期天有时间吗？有时间你来趟！”
“星期天我有时间，但我不去。对不起！”
说完我就把电话挂了，解了心头之恨，一阵报复之后的高兴。
又过了几天，到1月20号，又收到了她的信，信封鼓得胖胖的，看来是封长信。拆开一看，满满的7张纸。信上净说些道歉话，自称是不珍惜友情的小人，自己是个没有主见，幼稚无知的人。说她要负荆请罪，请我做宽宏大量的蔺相如。自责得简直要给我下跪了。我想起作家张爱玲面对恋人胡兰成说她“低到尘埃里”，这徐云英面对我正是低到尘埃里了。
信上说明白了，原来是那天我到她村时，在场院里首先见到她家门上的叔叔，我向那“叔叔”打听学校在哪里，那人好奇地端详了我一番，才告诉我去学校怎么走。事后那叔叔对她说，“看着有三十多岁了”。她生了疑，又问别的见过我的人，也说岁数不小。我在年龄上从来没瞒过岁，那年我刚进入了28周岁，比她大4岁，她24周岁。我如实地告诉过她，她却听了别人的闲言碎语，以为我瞒了岁，未假思索就和我决裂。
信上说，到星期天，要不顾一切地来四中，向我当面陪罪。
我反复读她那封信，对她内心的苦处有了更多感知。一个好端端的大学生，再有一年多就毕业了。毕业后起码可以分到像青岛四方机车车辆厂那样的单位，顶不济也可以做到工程师，做好了能干上个总工什么的；她也可能留校，以后能慢慢熬成教授。后来我慢慢听她说，她在大学里，由于各方面招人待见，她的年轻的老师、班主任李国础看上了她，拼命地追她。两个人已经达到很热乎的程度，很可能她在毕业后就嫁给了她老师，那她就会留校。不用有特殊作为，她在那大学里到时候就会成为教授。她不愿意退学，很大程度上是有了她老师那份挂牵。退学后回到旅顺家中，在她出去打零工包苹果时，她老师曾到她家过，没有见到她，劝说她母亲让她再回校读完大学。她母亲不知她与老师的事儿，坚决不答应。那老师见她母亲这样坚决，又见全家已做好了回原籍的准备，就没再说什么，只好离去，打那以后，她再就没有与老师联系。
现在倒好，中止了学业，割断了恋情，抛弃了前途，来到了这个山谷里的小山村，当了个不吃国家粮的民办教师，以教小孩子挣工分，艰难地维持着母病妹幼的困难家庭的生计，其痛苦可以想见。年龄到了，对于自己的婚事也得考虑了，可是在那山沟沟里，所见的除了社员，就是小学教师，哪有她中意的人？“曾经沧海难为水”，她有了和她老师的那段恋情，在这境遇中，她不会有看上的人。她内心的这痛苦，连个诉说的人都没有。和母亲说吗？母亲糊涂到让她退学断送了她的前程，说有什么用？至于别人，就更不能说了，只能自己一个人想自己的事儿。
她回老家当民办教师这几年，不是没有给她提对象的，提的小学教师、公社干部，她一概不中意。她在这山沟里，应该说是鹤立鸡群的。不光她，她全家六个姊妹一个娘，在大泽山乡是很有名的。当时正上演戏剧片《天仙配》，剧中有七个仙女，于是人们就把她一家人称为“七仙女”，满山乡没有不知道的，很能引起人民的兴趣。她的二妹妹就被本村的一个青年追了去，到我与她认识时就已经结婚了。可作为老大的她，一般人却不敢问津，问津她也看不上。应该说，她碰上了我，是幸运的。一个大学毕业生、高中教师，这条件是可以让她满意的，特别是经过通信和见面，也给了她好印象。谁想到她发现我在年龄上“欺骗”了她，她一时冲动，竟写了那绝交信。那信发出后，特别是相片退回后，她冷静下来意识到，这不又回到了茫茫无望的境地了吗？她反复读了我给她的所有信，仔细回忆了与我见面时我给她留下的印象，心想，即使是30岁了，才比她大五六岁，那也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的，于是，才来了一个“负荆请罪”。
想到这些，我原谅了她，总说是刚出校门不久的学生，涉世不深，脑子单纯，才让她不顾后果率意而为，这更显出她的单纯幼稚，也正因为无人商量才导致她一时冲动。我立即写了回信，表示愿与她恢复关系，并愿意她星期天来我学校。
终于盼到了星期天，我借了自行车去迎她，结果迎了一路，迎到她村了，也没迎着。到她学校一问，到公社开会去了。那年头会多，而且专在星期天开，全然不把教师的休息权当回事儿，当然更不会给青年人留出谈恋爱的时间了。见不到她，我只好骑车四处转悠。突然想到，天柱山就在她村的西南面，不是很远，何不去那山看魏碑去！于是我就顺着山路去了。先在山下看了东魏石窟造像，看了北齐郑述祖的《天柱山铭》，又转到山前面爬到山上看了北魏郑道昭的《郑文公碑》。看到这些享誉海内外的艺术瑰宝，有种幸福感，而这些就在她们村抬眼可及的地方，这让我觉得我们的爱情带上了浓厚的文化味和历史文化的厚重感。
转到晌午，到小饭店里吃了点饭，就去了她的学校。到那里见到了她，她正独自一人在办公室里给我写信，解释她食言没去的原因，一看我去了，高兴极了。我俩谈了三个钟头，说彻底地答应我了，已经是板上钉钉，生生死死就和我过一辈子。真是“不打不成相识”，经过这一闹，感情更进了一步。这也应了“好事多磨”的老话，不过这只是小小的一“磨”，更多的磨难还在后边，当时是根本想不到的。
四& 第一次去她家做客的尴尬
很快就到了放寒假的日子。腊月二十六那天就没有事了，我借好车子，准备去一趟云英家。走出学校向东，走不多远就走不动了，原因是雪太大，只好回来。给云英写了封信，给她村在这里上学的周洪瑞，让他带给她，还在信封里夹了十元钱。我知道她家很困难，想多给她点帮她家过年，可我实在没有多。
整个假期里，我沉浸于对象搞成了的喜悦中，虽又没给父母领回媳妇去，父母的烦恼却基本消失，不再批评我了，只等过了年春天或者秋天我领媳妇回家办喜事了。这假期在家乡有人给我介绍对象，所介绍的人也不错，但已经不可能了。我有了才给我介绍，早干什么来！
正月初八，我回到了平度，第二天，我到学生家借了车子，到云英村去了。在学校办公室里见到云英，她很高兴。我正准备和以前一样坐在那里与她说话，她说：“到我家去吧！”我说“可以了吗？”她说“可以了！丈母娘正想见女婿呢！”我高兴得心突突地跳，就推着车子跟她去了。
出了学校，沿着圆石铺的路向西，走不多远向北进入一条巷子，一会儿见一座青砖灰瓦大门立在左边，那黑漆大门很是气派。跨过高高的活动门槛进入院里，只见天井地面是用小圆石头铺的，像铺着一张鳄鱼皮。东西是低矮的厢屋，正屋也不高，草屋顶，墙也是用圆河石头垒的，已经被风雨浸蚀得很破败。我一看这宅子，立时想起了“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来，从外边看，大门很气派，一进大门，满眼是破旧简陋的景象。我在写我的中篇小说《舍身崖》时，写那家富农的房舍，就是照着云英家写的。我写因为有座好大门，土改时被划成了富农。其实，她大爷家是因为她伯母在村里特霸道，在上级怪罪村里没划出地主富农来时，把日子过得略强一点的伯父家划成了富农。她一家从海北回来与伯父和叔叔分家，他们去场院屋住去了，把这宅子留给了她一家。
到西间见了坐在炕上的老母亲，老人家叫我脱了鞋上炕，问我这问我那，像查户口似的。云英和她的五个妹妹在正间里忙活饭菜。我一看那个最小的妹妹，笑了，我问她认识我吗？她说见过，原来那正是我从水库大坝半腰提下来的那个上小姑娘。
饭是在她妈炕上吃的。炕中间靠炕沿的地方放一个“圆盘”。叫圆盘，其实是一个长六七十公分宽三四十公分的长方形的木盘。吃饭的人围盘而坐，女的盘腿坐，男的盘不下腿，就坐个小板凳。这种吃饭的格局，我觉得很新鲜，以后到不少人家吃饭，都这样。
饭菜是很丰盛的，以后听云英说，治办的年货没怎么舍得吃，都留下准备这顿饭了。向来丈母娘招待新女婿，都是尽其所有的。这还省略了一个步骤，新女婿一进门照例应该做一碗合包鸡蛋给女婿吃，看来云英家里实在没有鸡蛋了，只好来个因陋就简。
她妈以前开小铺卖酒卖的，能喝点酒，嚷嚷着和我喝。老大、老二上炕陪着，其余的几个妹妹都不上席。我让她们上，都不上。她妈一口一个“王老师”叫我，意思是我还不算她的女婿，只把我视为她女儿的朋友，这叫我很不自在。那中午，我一个男的在一群女子中，很拘谨，姊妹们也都很拘束，气氛有点儿凝固。不过我对那些妹妹印象不错，但对老人那种城市买卖人的作派，不是很欣赏。
吃了饭，我就用车子带着云英去了四中，一路上说些话，很随便，像从她家里解放出来了一样。到了四中，天已傍晚，到伙房打饭吃了，就在办公室里说话，有几个同事来坐一会儿，就走了。在和她交谈中，发现她的心理很阴暗，情绪是灰色的。这主要是现实与理想存在巨大差距造成的，她只把当民办教师看做是临时的过渡，她要冲出山沟做一点自己能做的事情，却又没有冲出去的路。我尽力宽慰她，劝她先安心这样干着，未来一定是美好的。在我的宽慰下，心情略有改观。天已很晚了，我把她安排到女生宿舍里。
第二天，大家都知道我的对象来了，一拨一拨地到我宿舍“看媳妇”。当地民俗，谁的媳妇头一次来，媳妇就要成为展览品，任人参观，要是没有来看的，反倒是不吉利。
“参观”以后，必然是纷纷发表“观后感”，对云英，大家是交口称赞的。对她的评价是：文静、娴雅、不俗，而且个高、清秀。我同事百功老师说：打着灯笼难找。我听了这些评价，心里很美。第三天就由她同村的学生周洪瑞骑自行车把她送回去了。
至此，两颗心都有了着落，心绪宁静了许多。接下来的一段日子，我再也没去大泽山见她，当然，这也与自己没有自行车有关，每一次借车子，都觉很难张口。那时的自行车比现在的小轿车都少得多，有车的人都很爱惜，是轻易不外借的。与云英不见面，信却没有少写。那时，要给她打电话，得到办公室，再不得去邮局，关键是她学校没有电话，只大队部有，那要通个电话，多费事！要是像现在各人有手机就好了，可那时连手机这个名称都还没有。
就只有写信了。你别说，写信比打电话有其长处，一些当面不能说或不好意思说的话，在信上都能说。她在给我的一封信上这样说：
我把一颗心全部给了你，在党的教育下我长大，我不会去做对不起人的事。我说的话，就像用钉子钉在石头上，永远不会有任何变化的。给了你一颗红的心，永远不收回，也永远也不会变成黑的。
劝你也不要成为成语“杞人忧天”所形容的那样，也就是说你担心我会变同样也是多余的。只要你相信我同相信你自己一样就行了。
我这个少见多怪的人，真的觉得你的天才少见，所以我把心给了你。
我则写了不少诗给她反复表明我的心迹。当时我正在读郭沫若的诗集《女神》，下面这首诗是学着郭沫若的调子写的：
青森森的大泽山哟，层峦叠嶂，万马奔腾，
在峰峦间诗一样涌着噢，从那北国的海滨飘来的白云！
你，云哟，你是那样的洁白，那样的晶莹，
我恨不得哟，让我的心胸变成苍穹，让你飘荡在我的胸中！
诗很长，只录此两节。除对旧诗词感兴趣，我也喜欢新诗，年轻时写了不少，但从不好意思示人，这里算个例外。
从大泽山她村前流过的河，流到了我的学校旁，那河水流着我与她的爱情啊，这本来是很有诗意的，但我没有写这首诗。我与她的通信，也是一股爱流，流动在邮差的车轮上。
我在爱流里享爱着幸福，尽情地品尝着爱情的甜蜜，憧憬着有个属于自己的小家庭的温馨，谁知道一场巨大的灾难正向我偷偷袭来！
第六章& 谈恋爱变成了救人一命
一& 刚见过两次面，她就得了重病
此前，我一共和云英见过两次面，第三次见到她时，她已是一个昏迷不省生命垂危的病人了！
日上午，我接到了云英的信，说她已卧床数日，希望我去一趟再见一面。我一看那口气，吓了我一大跳，知道情况危机。中午，我借好了车子，正准备吃口饭立即去的时候，王同显老师来了。王同显，师范毕业，分到团石子教学，是云英的同事。他的家在我所在的学校西旁那个村，他常在星期六回家时给我捎云英的信。这次，我以为他又是给我来送信，他却是为告诉云英病情专程来的。他一见我，开口就说：徐老师病危，你马上去！我一听，知道情况相当严重，向吕丹忱老师借了20元钱，骑车就走了。一路急登，两点多钟就到了她家。
我跑进屋一看，云英正昏迷着，嘴里发出微弱的呻吟声。我俯在她耳边一声声叫着她的名字，她一点反应没有，眼一睁不睁，只“哎呀哎呀”地小声叫着。我不再叫她了，问她妈和妹妹们请医生看了吗，说请公社医院的小郭医生看了。我问医生说得的是什么病，说得的是结核性脑膜炎。我一听是这病，吓坏了，因为我知道这种病太厉害，死亡率很高。我就主张赶紧送县医院，可是已大半过午了，离城60多里路，送到那里太晚了，再说谁去送，没有车，怎么送法？二妹习慧主张明天再送。我说，看这样子，怕等不到明天，救人刻不容缓，我就叫二妹三妹去公社医院借单架，说，借来单架，我和二妹夫抬她去城，走到明天也得送。在这情况下，我俨然是这家里的总指挥了，一家人都听我的话。二妹三妹就乖乖地去了。离医院有二里路，过了一会儿，她俩回来了，说医生说暂时还不用送县医院。只得听医生的，等到明天再说。
在云英身边看着她，和她母亲妹妹说着她的病。她们说，云英病倒在炕上后，收到了我的一封信，坚持着自己读不要妹妹代读。要给我回信，也不要妹妹代笔，坚持着自己趴在炕上写。还要自己去投那信，实在起不来了，才由妹妹去投了。我听到她都病得那样了，还那样在乎我，我十分感动，更坚定了救活她的决心。她那天写了给我的信，再就昏迷了。第二天王同显老师去看她，见状，怕信我不能及时收到，才特为骑车跑四五十里路去给我送口信，云英的信到了，王老师人也到了。
到晚上十一点多，我就去王同显老师的住处投宿去了。王老师住在村里一位老大娘家里，他中午在四中见我后，就顺便回他家拿了点东西，接着就赶回来了。
第二天上午，公社医院的郭伦彬医生来给云英打针，我这才认识了这位郭医生，没想到和他成为终生的好朋友。“文革”结束后我调到城里的一中，他也进城成了人民医院的医生，直到今年春他去世，我们都是过从甚密的好朋友。
郭医生对我说，云英得这病，很有生命危险，不过维持治疗，不会那么快就出事儿。下午，我对二妹习慧三妹秀芝说，有情况及时到大队部给我打电话，再嘱咐她们要看顾好老母亲，千万别叫她病倒。说完这些话，我就回学校了。明天有课，不回去不行。
回校后，先向校一把手李文山书记说了云英的病情，书记表示同情，但明显有种“你们没登记结婚，只是女朋友，不能由你包下她的治疗”的话味。我不以为然，但没说什么。晚饭后，我到学校卫生室找彭述先校医，他和我关系不错。他一听是这病，大惊失色，说这病急危险，不抓紧治疗，必死无疑。建议我连夜转院治疗。我说不是不想转，但困难很大。他想了想说：“那你马上去东岳石村找傅俊业医生，他以前和我是同事，和我是好朋友。我知道他治这种病很擅长，我写封信，你马上去求他出诊！”他写好了信，我拿着去找李书记请假，求他跟教导处说说，把我明天上午的两节课调调。李书记不答应，我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不准假我也得去！”书记见我如此坚决，这才答应了。我马上去工会借了20元钱，骑上彭医生的车子，在下第一节晚自习的时候就去了。
我摸黑在山野小路上急登了三十来里，终于到了东岳石村，按彭医生说的找到了傅医生家住的那条街，打听了一下，确定了哪是傅医生的家。我一看，傅医生家的窗都黑着，知道人家都睡了，真不好意思打扰人家。可是不行啊，来这里为的什么！于是我鼓了鼓勇气，敲开了门。傅医生看了彭的介绍信，问明了病情，带好了药品器械，就和我去了云英家。这时一家人都睡了，也是敲开门才进家的。
傅医生一看病情，也说很危险，立即挂上吊瓶进行了注射。之后，傅医生跟我说这病，说即便保住了性命，也很可能有哑、瘫等后遗症。我脑子里一阵惊怵，想象着和一个哑人或瘫人一齐生活的情景。心里说：救人要紧，一个路人濒临死亡而自己能救，也不能袖手旁观，何况她是对自己一往情深的恋人！一切后果，我都认了！
送傅俊业医生走后，我只合衣躺在云英身边，觉得才睡了一小会儿就明天了。一直到下两点才打完针，云英仍处于昏迷状态。
匆匆吃了早饭，我就去了东岳石傅医生家，向他汇报了云英的情况，他说还要注射。他是长乐公社医院的医生，班也不顾去上了，就和我又到了云英家。当挂好吊瓶后，我说去找郭医生来会诊，傅医生说“好”。我正要走，郭医生来了。两位医生认真地商讨了云英的病情，结论是生命暂时问题不大了，有无后遗症，不敢保险。我心一阵轻松。
郭医生回去了，傅医生还留在这里观察。中午，姊妹们包了饺子招待傅医生，除了饺子，别什么菜也没有，傅医生吃着饺子喝着地瓜干换的酒，直说：“喝酒就饺子，正合适。”
我陪着傅医生在东间炕上喝酒，一个妹妹跑过来，向我俩说：她大姐醒过来了！我两人赶快过去，一看，果然醒了，责备我“你怎么才来”，又问我站在我身边的是谁，我说，是来救你命的傅医生啊！她露出微笑，说谢谢！
送走了傅医生，我又回到云英身边，见她仍清醒着，我心的喜悦虽万状不足以名。我为了试验她的清醒程度，我从衣兜里拿出一张饭票，问她这是什么，她仔细地看了看，说，这不是你们学校的饭票吗？我见炕上有个我寄给她的信封皮，就拿给她让她说这是什么，她接过去，说，你又给我写信了。把手指伸进信封里，捏住里面的纸边，使劲往外挣，挣不出来，发现里面没有信瓤，就问“信瓤呢？信瓤呢？你怎么光给我寄信封？”好笑，又为她急于看我的信而感动。
下午，大泽山公社中心小学徐校长来探望，告诉我云英思想、业务都合格，是个不错的老师，只是工作不太安心。我听了，心里很高兴，不安心是我早就知道的。
晚饭后，我骑车回校。那时没有公路，为了抄近道，专走小路。到一个拐弯的地方，路旁有一个不小的水湾，车子晃了几下，连人带车一头扎进水里。我费了好劲才爬上来，把车子也拖上来，脱下衣服拧干了水，又穿上。这时正是春寒料峭的时候，冻得我上下牙“哒哒”地碰。原来是我太累也太困了，骑在车上竟睡着了，只用“下意识”在骑行，到拐弯处下意识也停止运作，这才出了事故。幸亏是夜间路上没有人，没被人看了笑话。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又趋于平静，云英的病一天天好转，渐渐能下炕走走了。但头仍疼，好一阵坏一阵的。
这与她卧炕昏迷比起来已经是很好了。在三月上旬的一天，我请了傅俊业医生、校医彭述先到云英家里吃饭，以谢她们救命之恩。我叫了二妹习慧的女婿徐典章作陪，我尽上力量置办了酒席，没有好酒，只有拿瓜干换的高度白酒，准备了4斤，都喝出来了，他们三人都醉得东倒西歪，我喝得少，没事儿。
这期间，我进行了在我自己来说是一项重大的基本建设：我有了自行车了！自从云英病了之后，我去大泽山的趟数太多，每次为借自行车都发愁。那时有车子的很少，我去借，人家舍不得嘴里说不出来，给人家很大的难为，我更是得鼓很大的勇气才能张开口。我早就想有辆属于自己的车子了，没钱，买不起。再说那时车子得凭票才能买到，我哪来票！
有一天，我听说学校教导处的张道千老师要卖他的车子。张道千的夫人在店子供销社工作，近水楼先得月地弄到了车子票，要鸟枪换炮，处理旧车。我找到他，问他要多少钱，他说60元。60
就60吧，我没和他砍价，说，不过我手里没有现钱，到阳历年前一定还清。他知道我的情况，抱着同情心就答应了。于是，我就有了自己的车子，再不用张口向人借了！
有了车子，自然去的趟数多了，每次去，都能看到云英的进步，我心里的阳光也一次比一次多了。骑车去大泽山，要经过好几个村庄，村树庭花，好久没关注村景了，随着心情的好转，发现景是那样的美丽，禁不住生出不少诗情来。下面是我当时写的新诗中的一首：
一任那时光流逝，
我已全顾不得你，
我心里已酿成一汪春酒，
醉得来整日里烂醉如泥。
什么时候，寒松已转成了青翠，
柳丝也偷偷地泛出了鹅黄。
含包的杏花在预备着力量，
准备在枝头大闹一场。
那微风中的燕子噢，
侧斜着它那翅膀，
用那尾的剪刀，
裁剪着春的衣裳。
那呶嘴的桃蕾，
正憋着笑，
预备着猛力的一绽，
笑那春风的颠狂。
那黛绿的春山噢，
像是沉默的诗哲，
在跃动着他的诗思，
构思着一首春的华章！
泄露了的春消息哟，
已驱走了冬的严寒，
展现在眼前的是
一派绚烂的大好春光！
这里写的是我心灵的感知，云英的病一天天好起来，我才有了这样的心情。在她病危的时候，是不顾得“偏惊物候新”的，甚至连爱情也不考虑了，心里只有救人。一旦过了危险期，有心情看春景了，爱情也就回到了心中，又有心绪写起诗来。
但是，怎么也没想到，一场巨大的磨难又等在我的前面！
二& 病情反复，青岛救治
1964年的“五一”节到来了。
因为星期天刚去云过云英家，才三四天，反正云英病情平稳了，“五一”就不想去了，留在学校好看点书。晚饭后，王同显老师突然来，说昨天云英去县医院了，原因是发现自己的眼忽然斜了。不行，明天得去城看看！可是车子已借给文寿老师了，那就再借一回车。
第二天一早，我怕又有什么会捞不着去，还没打起床铃我就骑上学生的车子悄悄地离开了学校。走到昌里村大街上，一个牧羊人赶着一群羊行进在街上，把不宽的街塞得满满的。我正急着赶路，这些畜类却无端地耽搁我的工夫！我好容易超过了羊群，正加快速度往前赶，“嘭！”我的脸撞到一个挑水的人的担杖头上，我用手一摸，手掌红红的，一边的颧骨被撞得出血丝了。人哪有拿脸撞着担杖头的？我却大清早撞上了。我不迷信，可隐约觉得这不是好兆头，莫非云英又出大毛病了？其实这都是精神恍惚再加上心急所致。
我浑身大汗地赶到了县医院，直奔内科门诊。正巧我校彭校医的爱人王镇华是内科护士，她在门口负责叫号。她说，她在四中见过我对象，昨天看完病就叫云英到她家住了一宿，早饭后已经走了。王护士领我见了给云英看病的田有生医生，我看了她的病历，上边写着“诊断不明，建议去青岛就医”。田医生说，怀疑脑子里有瘤子，眼斜是那病引起的，情况很严重，得赶快去青岛山大医院。
我顾不得休息，马上就登上车子去了大泽山团石子。又是来回“石尤风”，加上借的车子骑着不合适，我真累坏了。好歹到了云英家，她正躺在炕上呻吟，说头疼。她也听医生说怀疑脑中有瘤，害怕极了，一家人都害怕了。想去青岛，可是，一来没钱，在村里又借不到，二是没人去送。我说，我去送，钱我想办法！
要去，得赶早，越快越好，当天就走。我到公社医院找郭医生，请他给补份病历，郭医生出诊去了，等他回来写出病历，已经傍晚了。于是就决定到掖县地的夏邱铺云英大舅家去住一宿，第二天一早就可从那里乘车。
夜是黑的，路上一个行人没遇到。我俩推着车子慢慢地走，一边说着话。走到半道上，云英说住下歇会儿，我以为她走累了，就把车子歪在路边，两人坐下来。突然，她把身子猛贴过来，使劲地抱住我，眼泪沾湿了我的脸颊，说，你为我吃累了！要是我能活下去，我用一辈子报答你！我说，没有事儿，你会好好活下去，要相信现代医学！咱俩会白头到老的……
云英大舅和舅母一见我俩去，十分诧异，还没问就悟到我是他们的外甥女婿了，对我十分热情。云英说是还没结婚，就安排我俩分别在两个房间睡了一宿。第二天一早，舅母给擀了面条吃了，就去了夏邱停车点。一些细节历半个世纪我还记得很清，舅母切的面条细如发丝，很好吃，至今我还想着。
结果没坐上直达青岛的车，只好买了下午到兰村的票，到兰村再乘火车去青岛。坐上火车天已经黑了。当行进到海边时，从车窗看到了大海，激动得我站起来指着窗外，大嚷着“看！大海！”云英一把把我拽回原位，说“不怕叫人家笑话！”我从少年时就向往大海，曾写过不少歌唱大海的诗，可我从未见过海，当我在夜色中见到海时，竟激动得忘乎所以了。
到青岛火车站下车时，已是晚上八九点钟了。到哪里住呢？不知道。昏暗的灯影里，有一个老人拉着辆黄包车到我俩跟前，我一看，那人那么老了，比我父亲都老，不忍心让父亲般的老人拉我们俩。这时来了一辆机动三轮，就坐上了，见那老人失望地看着我们远去，心里才悟到应该坐那老人的车。
开车师傅问我到哪里去，我说不知道，只把我们拉到一家旅馆去就行了。拉去的是一家靠铁路的旅馆，名“三义栈”。我跟云英说“开一个房间吧”，她大怒，只好分别住下。住下以后她约我出去走走，我和她出了客栈过了一座铁路上的过街天桥，来到了一个小园里，那里有石凳，她说坐会儿吧。我俩刚坐下，她就拥起我来，脸偎在我的脸上，柔情万种地说：对不起，等咱们正式结婚以后吧！
第二天就去了“山大医院”。这医院原是山东大学在青岛时候的附属医院，山东大学早就搬到济南去了，这时这医院是青岛医学院附属医院，但人们还习惯地叫它“山大医院”。石头房子上爬满了绿色的爬山虎，医院的建筑很洋气，给人一种很信得过的感觉。
不知挂哪科的号，想，脑子是神精系统的东西，脑膜炎就该挂神经科。其实挂内科也行，但我们“顾名思义”地挂了神经科，结果挂对了。挂对了是因为碰到了一名好医生。那医生姓陆，是位美丰仪的高个儿医生，待人特别和气，不光和气，还很能体量人，很“以人为本”为病人着想。
陆大夫给检查了，又请来眼科的胡大夫来会诊。胡大夫是位教授，一星期只上两天班，很幸运地碰上了。两位医生会诊后得出初步结论：不像是有脑瘤，是脑炎外展神经麻痹导致眼斜。我两人都不懂，觉得不是脑瘤，就放心些了。
上午做了初步检查，陆医生说下午政治学习，叫第二天再去继续检查。那时政治学习是雷打不动的，病人的生死也得服从政治。
走到医院大门那儿，忽然看到一个护士朝我望，我一看，是我表姐刘继兰。继兰姐是我四舅的大女儿，比我大三岁，我小时候住姥娘家，常和她在一起玩，她对我很好。没想到会在这里碰到她。原来，她在昌潍人民医院当护士，是到这里来进修学习的。我跟她介绍了云英，说了我的情况，请她多关照，她说一定。
告别了继兰姐，我俩就走到了海边，去了著名的栈桥。第一次零距离接触大海，激动的心情自不待言，但此刻并无心欣赏海景。我们漫漫上了栈桥，向远处的洄澜阁走去。走到一半的地方，见有给游人准备的排椅，我们就坐下来休息。就在这排椅上，我打定了一个主意。
三& 在青无钱，回家求援
才坐一会儿，就盘算起后面的事来。陆医生叫住一星期，除了这一星期的住宿费（当时没想到要住院，只计算住旅馆的钱）、吃饭钱、我回去的路费、一星期后她回去的路费，只能剩5元钱，这点钱能治什么病？越想越觉得不行。我脑子里原来就有个打算，实在不行，我就回老家想办法，这时，已到了“实在不行”的程度了，只好回家了！我这样一说，云英也觉只好这样了。主意定下来了，事不宜迟，说走就走，我俩也不去就在前面的洄澜阁了，栈桥之逛半途而废，起身去了火车站。
火车到7点才有，我俩坐在候车室里的排椅上又犹豫起来。我知道家里的日子很艰难，怎能给老的难为？但又有什么办法呢？犹豫再三，还是买了车票。时间还早，就又去了海边。当暮色笼罩了这座海滨城市的时候，云英把我送上了车，她就回三义栈了。
晚11点多，车到坊子，敲开五舅家的门，跟他老人家说了我的情况，很讲义气的五舅还是很支持我这种行动的。第二天吃了早饭，五舅给我借了辆自行车，就回了家。父母听了这种情况，心里很难过，也很焦急。父亲当时的右派还不到改正的时候，没有工资，家里很困难。好歹给凑了四五十元，连准备给我弟媳妇做衣服的钱都给了我。上午回到五舅家，他又给了我20元，我就拿着钱乘车回了青岛。
车是三点多钟到青岛的。出了站，我急忙乘电车到了山大医院。我走时与云英约定在医院大门那儿会面，可是我找了好一会儿没找到她，就去了神经科门诊。一问，云英正在治疗室里做腰椎穿刺。我找去时，已穿刺完了，陆医生叫明天再来继续诊断。没有交费就反复给云英用各种办法诊断，我很感动。这要是放到现在，是绝对不成的。
傍晚，又去了那家三义栈。那旅店的掌柜的是夏邱铺人，姓翟，大概是清朝进士著名书法家翟云升的后人。老乡开的客栈，住着踏实，但我却睡不着了。临来青岛时在夏邱给学校拍电报，只请了三天假，这种请假方式已经是不对的了，若到了第三天我不回去，就更不对了，领导批评不说，同事们的议论我扛不了。参加工作四年来，从未违反过纪律，我不能在这里犯错误！我决计天一明就回平度。
一觉醒来，我又想，云英的检查结果还没出来，我走了，只她一个人在这里，怎么办？不行，我不能走！我脑子乱极了，不知如何是好。
天还不明，我就起来，把云英叫起来，到天井里商量。她坚决叫我走，她也是个视纪律比什么都重要的人，在她一再催促下，我决定走。我把钱和粮票给了她，就雇了个机动三轮直奔长途汽车站而去。
一路上犹豫，到了汽车站，我站在售票处那儿，还在主意不定。一边想，应该回去，不回去不行！一边想，云英到了这节骨眼，我怎么能走？实在定夺不下来！最后想，买买票看看吧！若是能买到去夏邱的票，就走，因为我要去夏邱云英舅家骑车子回校，必须先去夏邱；若是买不到去夏邱的票，就不走。这有点儿占卜性质了。排队到了窗口了，一问，没有夏邱票了。我心里不知道是失望还是高兴。
在回三义栈的路上，我坐在三轮车里还在想，我今天不回去能行吗？又一想，怕什么？犯错误不就是这一回吗？以后我好好表现补回来就是了！这里有人命关天的事，我只考虑自己犯不犯错误，也太自私了吧？
回到三义栈，云英不在那里，一问才知道，是同一位大嫂到外面小摊吃饭去了。这时，觉得脸上紧巴巴的，这才意识到还没洗脸。那天井里有个洗脸池，我就到那里洗把脸。正在我洗着的时候，一个正在擦脸的中学生模样的女子问我“你这位大哥，是来青岛玩的吧？”我一边洗脸，一边漫应着。我在擦脸时从手巾空里看了一眼那女孩，挺娟秀。女子行动总是结伴，而她只一个人，我断定她是独自来青岛的。进而我又断定，她一个人来青岛，一定有个故事。接着她又问我青岛有哪些该去一看的地方，怎么前往，我粗略地给她说了。“大哥，能不能带我去逛那些地方？”我说不能。我去食摊找云英，一边走着，一边想，这要是只我自己来青岛，说不定这一天能把那女孩的故事演绎出许多罗曼蒂克的情节来。
四& 住进了山大医院
找到了云英，她吃惊我怎么又回来了，脸上显出喜色。我也吃了碗馄饨，结算了住店钱，就和她去了山大医院，找到了陆大夫。大夫对我说，她的病很复杂，也很严重，需要住院继续观察和治疗。说已经给联系好了床位。我俩没想到能住上院，又惊又喜。我听那些来检查病的说，住上院不容易，有的等两三个月也住不上，我们从乡下来的，无根无门，连个认识人也没有，为何能这么顺利住上？我想有三个原因：一是云英这个人上过大学，人文静，引起了陆医生的注意；二是我与她只是恋爱关系就义无返顾地送她来治病，有点传奇色彩，引起了他的同情；三是云英的病可能有一定的典型性，有研究价值，她是为了需要才留下这个活标本的。是什么原因，无须我关心，住下了，就看到了希望。
但难题来了。住院处要我们交一百元押金，横算竖算，只能交上50元，其余的50元限三至五天交齐。先交了那50元，院也就住上了。当时想，先住上再说，总不能半路撵出来吧！
住在六号病室，环境不错，同住的有一个青岛妇女。
刚在病床上躺下，一个医生领一群医学院的学生围在了病床边，那医生拿一条像展览会上讲解员拿的细竿子，指着云英的各个部位给那些学生讲解起来。这越法让我觉得云英是个活标本了。
我出去为她买了一点住院的用品，跟她告别了，就回到了三义栈。我在那里给我父母及家门上的二叔写了信，叫他们赶快给我寄钱来。我父亲没有兄弟姐妹，连堂兄弟也没有，只有五服沿上的几个兄弟。所以我回家借钱十分困难。没办法了，只好给父亲的五服弟弟，我的一个在坊子煤矿当工人的二叔写信求助。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长途汽车站，买了车票后只剩下了7角5分钱。我想，来了一回青岛，总得带回点东西去吧。可只这点钱，能买什么？我想到，回去要见的人有不少是吸烟的，总得有盒烟卷吧！再说，这时我已是个有烟瘾的人了，平时倒好说，在这样愁苦困乏的情况下，没烟不行。于是我在小卖部花两角钱买了一盒海滨烟自己吸，花三角买了盒三塔烟，准备给别人抽。
近午，车到了夏邱铺云英舅家，舅母很热情地一口一个“外甥”叫着，招待我吃了午饭，我就骑车去了云英家，向她母亲和妹妹们汇报了去青岛的情况。她妈一再说她眼跳、心悸、做梦等征兆，都应验在云英的病情上。我没有反驳，起码说明她在挂心着自己的女儿。我说了要她的一个妹妹去陪床，就走了。
到了四中大门，我犹豫了，自己晚回来了一天，怎样面对校领导和老师们？我套用了两句唐诗，心里默念着：近校情更怯，不敢进校门！
没有想到，进校后，牛主任，一些老师围上来，纷纷问云英的病。见了书记、校长，他们只是安慰，一句也没批评，我心释然。
我回校时，同组的丁范九老师从老家黄县回来，他是因为在新疆的女儿、女婿回黄县看家才回去的。他带回了女儿新疆的哈蜜瓜干和葡萄干，分给我们一点叫我们尝尝。我不舍得都吃掉，挑了十几粒装在给云英的信里寄去，让病中的她感受点温暖。
我回校了，把一个病人丢在那么远的地方，时间已过去十多天了，音信全无，无时无刻不在挂念着她。但路途遥远，不能前去探望，实在没有办法，只盼着得到她的音信，不管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只要有消息就行。
我回校不到一星期，我妹妹明英就来信了，说没给二叔借出钱来，家里想办法弄了60元，寄去青岛了。以后回家才知道，是弟媳妇到集上去粜了麦子，她又拿出了自己过年新媳妇给家门近支磕头挣的磕头钱，才凑了那60元。我对弟妹十分感激，直到现在，大半辈子了，我从没和她发生过言差语错红回脸儿。
就在我回校两星期的时候，云英的同事王同显老师突然来了。我一见他来，心里很高兴，知道他是来告诉我云英消息的。他给了云英三妹秀芝从青岛写给家中的信。信上说，云英住院后，按入院时的诊断治疗，不见效果，就推翻了原来的诊断，重新检查。究竟是什么病，需要用一种带有危险性的“气脑”判断。这种方法一般是不用的，要用，得有病人家属签字。原来我回来不几天，她妈就叫三妹秀芝去青岛陪床了。遇到这样重大的事，她太年轻，自己不敢拿主意，就写信给她母亲。
我是主张签那个字的，但我还不具备给她主这样大事的资格，点头权在她母亲手里。但一个只信眼皮跳那样征兆的老太婆，哪有拿主意的智慧？怎么办呢？
自从校医彭医生让我找傅医生抢救了云英的生命后，我更信他的话了。在送走王老师后我到卫生室去，彭医生与我想的一样，这事不能听她妈的，要是她妈坚决不同意签字，那云英的命就没了。他建议我赶快去见她妈。
我去了教导处，教导处荀主任和牛副主任正在开教研组长会，我顾不得许多了，当着大家的面，把事情的原委向主任们说了。上了年纪阅历丰富的荀主任说，还没结婚，还是外人，在这人命关天的事上，叫我少掺合，更不能给人家拿主意。牛副主任也连连点头，嘴里发出“是、是”的声音来。
我也只好称是，但我要求去看看，这倒准了。
半过午我到了云英家，见了她妈和妹妹们，这才知道，她们领会成要开刀了。因为她们只知道逢要家属签字，就是开刀，以为是诊断不明白云英的病，要揭开脑盖检查脑子了，所以一家人都不同意，死也要个囫囵尸首，不能把头揭开。
我拿着那信，反复向云英妈说明情况，她终于明白了不是开刀了，只要不是开刀，她就同意了。我主张第二天叫她四妹去青岛，她妈不同意，我只好写信说明妈同意签字，用急件发去了。
我说钱已从我老家寄去青岛了，她妈有一种释然的欣慰。
“今晚上叫你哥哥在家里睡吧！”
天色已经不早，她妈对她的女儿们这样说。这里有两个第一，第一次称我是她女儿们的哥哥。在当地，姐夫不叫姐夫，叫哥哥。以前都是称我为“王老师”，这会儿改口了，这说明这老人已正式接受我是她闺女女婿了。第二个第一，是第一次叫我在这个家里住宿，这意味着我成了这个家庭的人了。我当时想喊老人一声“妈”，可是没好意思喊出口。妹妹们也仍然叫我“老师”，没喊出那个“哥”字。
回校后，我到图书室借了几本医书，仔细地研究起脑膜炎这种病来。大体的病因、病状、治疗、预后等等我都弄明白了，知道了这种病的严重性和很高的死亡率。也看到了“气脑”检查法，说如果病人脑压太高时用这法，会导致病人立即死亡。又过了几天，并未接到噩耗，可以断定有两种情况：一是没用这种危险方法；二是用了，却没出问题。想到这些，我心稍慰。
我还想到，要是她的病已到了不能治的程度，早就告诉叫出院回家等死了，也可能是建议到更高一级医院去诊治。但没有，说明陆医生并没有失掉信心，这就说明是一定能治好的。念及此，我心更慰。
我还想到，一旦陆医生建议转院诊治，那往哪里转？山大医院是省内的顶级医院，不比省城济南的医院差。那就是说，转院只能向北京转了。即便是这样，我也不放弃他。我前文提到的在我母校潍坊一中教我三角的江虹老师这时调来平度一中了，他是学校工资最高的三级教师，他一定有钱。那我就厚着脸皮去跟他借三百元，请上一个月的假，送云英去北京治。我就不信，这样发达的现代医学治不了她的病！“救人要救彻”的观念，让我到了不顾一切的程度。
盼云英的信，总是盼不来。5月24日，收到了继兰表姐的信，说云英从14日又头疼得厉害，吃东西都呕出来，耳朵也听不见了。医生不明原因，终于作了“气脑造影”，正重新判断是什么病，怀疑是脑瘤。这如晴天霹雳，我焦急万分。我想去青岛看看，就向教导荀主任请假。他说，得向李书记请，答应给我找书记说说。
这些天我也连日头疼起来，疼得非得吃药不行了。吃了彭校医给开的药，仍疼。
这天，荀主任把我叫到教导处，告诉我李书记不准假。我就到书记办公室直接找李书记，他仍不准。我说云英住院后病情危机，越这样说，他越不准。他说，你们还没结婚，只是朋友关系，你已经尽上心了，再去，就太过份了。
图书室管理员李文兰老师，因为我常去借书，所以和她比较熟。一次她在图书室里跟我说：“老师们都认为你是个好人。但大家都为你担心，要是你那个恋爱对象救不过来怎么办？要是落下残疾怎么办？劝你重新考虑，别太固执了。”李文兰是牛主任的妻子，由此我可知领导对我的事的态度。李书记正是因此而不准我假的。
细思之，他们这也是为我好，但他们并不理解我的心。我很痛苦，就写下了如下这三首诗：
心为思云所苦，赋此聊
青岛南望苍穹深，长天远路不见云。
遥知迩日君病重，伏案苦思泪沾襟。
请假再去探病，以未结婚为由
未准，赋此写思念之情
请假去青未请成，忧君病重心不宁。
白日思君到日落，夜晚思君到天明。
倏尔别君近一月，不知君病竟如何。
深悔当年未学医，济得苍生尽除疴。
病情加剧，去青探视
6月1号收到了秀芝的电报，说“我姐的病比在家时还厉害，你快来青岛吧”。
我拿着电报去找书记，书记再不好说什么了，就叫我去找主任请假。主任见是书记叫我来向他请假，也就准了。去得带着钱，我从工会借了20元。这点钱显然不好做什么，就到数学组邓召运老师宿舍，他正在睡午觉，叫醒他，一说，他二话没说，拿出了存折叫我去提。他折上有百来元，我没好意思提多，提了40元。
有了这些钱，我就很有底气地骑车前往了。是中午一点多钟走的，一路急行，到一百四五十里远的兰村，已是天黑了。我这时又累又饿，实在走不动了。我就想在车站候车室里住一宿，天明再走。在站旁小饭店就着咸菜吃了两个火烧，就推车去了候车室。一看，里边人不多，闲着好些排椅，有睡的地方，可是车子放在外面不行。我就把车子推进室内，找了个灯光昏暗的角落，把车子紧靠在排椅边，脱下黄胶鞋，两只摞起来当枕头，就舒舒服服地躺下了。一躺下，就迷糊着要睡去，一想，不行，我睡着了人家把车子搬走，我也不知道。于是我又起来，把车贷架上的绳子解下来，把车子大梁和我当枕头的鞋连起来，这才安心地睡下。
别看身下是硬板子，那胶鞋的臭味直冲鼻孔，头一碰到臭鞋就睡着了，睡得那个香啊，那个沉啊！
梦境中有人推了我一把，睁开惺忪的睡眼一看，原来不是梦里，是一个穿铁路制服的人站在我的自行车边。“你怎么连车子也弄进来了！赶快走！”我一看，窗上已露出曙色，候车的人也明显多了。我赶忙解开连着我和车的绳子，知趣地推着车子出了候车室。仰望天空，东方已露出了鱼肚白，依然是满天星辰。我在晨风中揉了揉眼，还觉睡意很浓，候车室是不能再回去了，走吧！于是我就披着晨曦上路了。
太阳刚出来我就进了青岛市区。早早地就到了山大医院。到云英住的六号病室，终于又见到了我的云。她很安静地躺在那洁白的病床上，知道我去了，睁开眼看着我，很幸福地笑了。
三妹秀芝说，医生告诉，不是脑瘤，是结核性脑膜炎，我放心了。结核性脑膜炎，不就是最初公社医院郭伦彬医生得出的结论吗？送到青岛大名鼎鼎的山大医院，检查了一个多月，各种方法包括立时能致人死命的危险方法都用上了，绕了一大圈，最后又回到了公社医院一个年轻的小医生的结论上，令人不知说什么好了！我想，大医院的医生是照着教科书上说的，用“排除法”，把别的一些可能都一一排除了，剩下的一个才是结论。而没有那些检查手段的小医院，是用的“归纳法”，归纳各种症状，就可得出一个结论。经这事儿，郭医生更出名了，郭是益都卫校毕业的，分到大泽山来时二十来岁，服务态度很好，医术也不错，很得老百姓好评，大家都称他“小郭医生”，一直到他老了，还这样称呼他。
上午十点前是查房的时候，不让探视，我就和秀芝到海边去了。一看到海，她就跑到水边去，拣拾了一些小蟹子、小海螺。她们姊妹们生长在旅顺海边，经常“赶海”，对海有特别的感情。秀芝对我说，她来后听人说，她大姐差一点死了，一连十几天，一点东西吃不进去，全靠葡萄糖吊瓶维持生命。那种带有生命危险的“气脑造像”就做了两次，在确定下是结核性脑膜炎之后，对症治疗，这才慢慢好起来。现在已能吃进东西去，并且能自己上厕所了，看来问题已不太大了，我心里一扫阴霾，就像这海上的天空一样，阳光冲破乌云了！我俩人回到医院，去设在地下室的会计室查了一下账，截至这一天，已用去了170多元，接近我每月工资的4倍了，后边不知还要花多少。嗨，不管它了，这已比我预备领她去北京治疗要轻松多了。
晚上我去找继兰表姐，感谢了她对云英的关心，她说这种结核性脑膜炎多么多么厉害，预后怎么怎么不好，又说你们只是恋爱关系，你不应该负担她的治疗费用，你垫上的钱应该让她家还。我无语，笑笑就告别了，就又去了那家三义栈。栈名显然是来自桃园三结义，倒是和我结义了。
第二天上午，我与秀芝逛了一下青岛，主要是在海边看海。海的浩瀚博大，给人以勇气、力量，给人以广阔的胸怀和战胜一切困难的斗志，给人以豁达的情怀。大海，在我困窘的时候，给了我深深的感染和巨大的力量！
下午又去医院，见了一位小巧玲珑的医生，她正是具体管云英病的医生。我问云英的病情，她说，现在正在好转，再过一星期就可出院了，不过还要做一次腰椎穿剌才能最后决定。终于有了出院的日期了！我伏在云英的病榻上和云英谈了好长时间。上一天我刚见到她时，她还没有这些精神和我说话，一天后，就能和我长时间说话了，我感觉出了她好转的速度，很高兴。我说我就要回去了，到出院的时候再寄钱来，叫她不用愁。我叫她只安心养病，什么也不用管，一切都会有办法的。还嘱咐了三妹一些话，我就回三义栈了。蹋蹋实实地睡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骑车回了平度。先到团石子和丈母娘（到这时我可以这样称呼她了）说了云英的情况，晚上就回到了学校。
回校后虽然极度疲惫，心里却是高兴的。这不，几度濒临死亡一只脚已踏过阴阳界的人，不是硬叫我拽回来了吗？债台高筑，没有什么，我会一点点削平，没有什么困难克服不了的！我写下了下面这些不像诗的句子：
困难压不扁我，
灾难摧不垮我，
毒日晒不化我，
狂风吹不倒我！
我永远挺着胸膛活，
我永远伴着欢乐歌，
我永远迈着大步走，
我永远是一团熄不灭的火！
出院，康复
从青岛回来后，知道云英很快就能出院，也知道，出院得结算，要有钱，筹钱成了我的中心任务。原先曾叫云英妹妹与大泽山中心小学的徐校长联系过，看能不能给补助几个，一直没有回复。我不抱多大希望。同样不抱希望的是，云英村里的邻里百家，一家本档，农民都很穷，没有钱借给她家。再说，她家成份有富农嫌疑，没有敢和她家交往的。还有个原因，她家刚从城市回来没几年，与邻里也没有很深的交情，再加上云英妈是个自尊心或说是虚荣心极强的人，下关东没创好狼狈地回来了，已经使她觉得脸上无光，再开口借钱，就更丢人。由于以上原因，云英病了一场，所花的钱从别处没来一分一文，全部是我筹措的。在我最困窘的时候，我曾要把我刚买（不如说赊）的对我来说十分需要的自行车卖出去，已说好伙房的侯师傅要了，他看了看车子，又掂量了价钱，觉得不值，就不要了。同事领昌里街上的一个人来看过车子，也没要。
6月16号，二妹习慧打来电话，说三妹秀芝从青岛回来了，说出院还需150元。又说中心小学徐校长已有回音，一点也不能解决。只好我再借了。我向俄语徐英发老师借到了30元，加上开工资扣除向工会所借剩下的20元，有50元了，但这只是个零头，还有大头没有着落。这天上午我去找书记，请假回老家想办法。李文山书记不叫我回老家，叫我再跟同事们借借，还不够，学校给帮助。
荀主任把我叫到教导处，他把门关死，对我说：你可以写申请要求补助。不要写钱数，也不要把不叫你写钱数这事说出去。我对要补助我，很高兴，但又不抱很大希望，也就三十五十的，解不了我的燃眉之急，又搞得这样神神秘秘的，不知什么意思。
批下来后，我一看是120元，太出乎我的意料了！前边领导就叫我写申请，我没写，我是不愿拿我劳动所得之外的任何利益的。现在实在没法了，只好领学校领导这份情谊。我当时心里就想：一定好好工作，知恩图报！
我拿到李书记签字的条子去支出钱来，已到了课外活动时间，骑上车子去了云英家，把钱给了秀芝，嘱咐她早点去，并叫她请求医生尽量推迟出院时间，让云英好得彻底点。晚上，岳母和我说，到年你们就结婚，我说，到那时看看云英的身体再说吧。
我把秀芝用车子带着送到店子，她坐车去青岛了。店子是个大集镇，离团石子30华里，离四中9华里，有从掖县到青岛的过路车。我回到学校，焦急地等着星期六去团石子看出院回来云英。
星期六到了，下午下了第二节课，我骑车飞奔大泽山而去。迎着山走，见白云缭绕在山间，像是看见了我的云。进了她家大门，一眼就看见她和她妈坐在院子里，人很消瘦，精神还不错。云英啊！你终于回来了！去青岛的时候，尚是春寒料峭，现在已是在院子里纳凉的夏天了！
算一算，是5月1号那天去的青岛，5月3号住进山大医院的。出院时已是6月24号，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月零二十一天。在这50多天中，云英差一点被阎王爷叫了去！你才24岁啊！还没尝到人生的甜美啊，你就险些离开人世！应该说，你从死神手中挣脱活过来，是凭了一种力量，什么力量？爱情的力量，一股强大的爱的力量！
这一点，是得到了人们普遍的承认的。不光云英和她的家人，全村的人都知道我与她的故事，这故事在全大泽山也成了美谈。我们学校的人，包括那些笑话我愚蠢的人，到云英病愈后也转变了看法。当时刚演了埃及电影《忠诚》，都说我是个“忠诚”的人。人们与我交往，也以此作了评价我的人品的基点。
云英出院回家后，我十分担心她的康复问题。她家情况我已很了解，完全不具备大病初愈的人生活的条件。除她二妹已经出嫁，家中还有其母和姊妹5个，六口之家只她和三妹四妹挣工分养家。她任教师能挣一个整劳力的分，男女同工不同酬，两个妹妹只能挣半个多人的分。幸亏村子不是穷村，要不她们一家会连饭也吃不上。她们的困难，还因为她们刚从城市回来，不会过庄户日子，料理打算上不行，所以是村里最困难的家庭之一。平时一日三餐吃地瓜干就咸菜，吃顿苞米面掺地瓜面饼子或面条就算改善生活。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对一个刚出院的病人，营养难于保证，是极为不利恢复身体的。
刚出院时，她瘦得皮包骨头，脸明显地变小了一圈，腿肚子瘦没了，只剩下棍棒似的干腿。还有，因为打链霉素打得太多，耳朵聋得很厉害，跟她说话得大声，而且还“幻听”，老听别人在议论她。隔了一星期我再去，就见她胖一些了，听力也好些了。虽然还有大病之后的孱弱，可说明她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俗话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只要好转，就可叫人放心了。
放下心来之后，我有一个半月没去她家。不是不想去，是因为我的理智战胜了感情。我意识到，因为她病，我花的时间和精力太多了，工作受到影响那就不说了，自己的学习、读书计划，被冲得支离破碎，自己在事业上的雄心壮志，受到了极大干扰。这时我想起了李商隐那句名诗“春心若共花争发，一寸想思一寸灰”，谈恋爱本来就可使壮志成灰，何况我是在爱人重病之中用了那么些牵挂和思念，用去那么些时间呢！爱人，我要；事业，我也要，立下的远大目标焉能抛弃！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工作抓得更紧，作得更好，这一方面出于我的职业良心，一方面也是为报答学校领导对我的关心。在学习上，我读了《三家巷》等几本长篇小说，还认真地读了“毛选”中的不少篇章。那时读“毛选”是真读、真信，对照那上面的话找自己的不足和问题，觉得自己差距很大，尤其是在云英病后，自己做得更差——这一切都是出于真心，我把再大的个人事都看成是私事。
在这样的情况下，不但不去，写信也不那么长了，再不舍得拿出整晚上给她写信了。信一短，自然就没有了那么些缠绵的话语，显得不那么痴情了。
中秋节前十多天的一天，王同显老师突然来我校，说“徐老师叫你过节时务必去她家，再不去，她就要来学校找你了”。我隐约地意识到她对我产生了怀疑，怕我另找到了目标。
应该说，她的疑心不是没有一点根据的，但却是多余的。
我的一个学生来到我宿舍对我说，她的一个表姐托她打听我的情况，说她表姐如何如何好，在供销社里工作，愿意和我建立联系云云。我跟她说我已有对象了，谢谢她表姐的美意。
又一天，我突然收到了我家乡的一女子的信。那女子比我小一岁，是我八、九服上的一个姑姑，人长得不错，而且极聪明。因为家境贫寒，小时候没上学，却靠自学越过初小直接上了高小，以后又考入了师范，这时在一所中学里教物理。对这女子，我从小很崇敬，在我上高二的时候到我父亲任职的望留公社去看望父亲，我知道她在那公社中学里当老师，还曾去见过她。但当时我还是学生，根本没有找对象的意识，与她见面纯是老乡间的拜访，以后也再没有联系。到我和云英谈成的时候，她三挑两挑，挑不到中意的，已成了大龄剩女了。这时她想起了我，才给我写信。我在给她的回信上，引用了一句古诗“恨不相逢未嫁时”，变“嫁”字为“娶”字，说你早干什么来！虽然我还未正式娶妻，却已有了待娶人，现在一切都晚了。但我始终对她怀有好印象，又推己及人地理解她做“剩女”的苦恼，就把我同组的好友兼老乡张百功老师介绍给了她，张的妻子病故，急待另组家庭。那年暑假我回老家，引张百功与她见了面，她没看中百功老师，却与我极有缱绻之意，但这时我已有了云英，更重要的是我已把她介绍给了我的同事，与她已绝无可能了！她与百功老师交往了一段时间，最终没成，以后就再没了她的音讯。
与这女子的故事我准备在后面写出来，此是后话。
总之是因为有了一个云英而拒绝了一个合适的选择。拒绝的还有一个。
我们学校后面一河之隔是一个叫“淄阳张家”的村庄，我有个郭姓学生家是那村。一天，他跟我说，他村有一个卫校毕业的女子，分配到平度县医院当护士。那护士家里的人跟他打听我有没有对象，他说不知道。人家叫他打听一下，他就来找我了。我给我学生说，我已经有了，叫他谢谢人家的好意。
还有我老家一个我应该叫她姑姑的人，非要把她在淄博工作的外甥女介绍给我不行，我也以同样原因回绝了。总之，在这个阶段，突然来了那么多找上门来的，以前我苦于找不到目标的时候，她们不知干什么去了，到我有了对象的时候，她们却纷至沓来了，真叫人哭笑不得。
第七章& 惨淡的结婚过程
一& 定下寒假结婚
在11月底的一天，收到云英的一封信，说“到寒假结婚算了！”这很出乎我的意料。看来，她还是对我不放心，怕夜长梦多，想尽早以结婚把一切都固定下来。我觉得这是因多虑而作出的不切实际的决定。她约我星期六去她家，当面细谈。
星期六到了，下午下了两节课要走了，却下起大雨来，直到傍晚雨才停，我立即驱车迎着那满山云雾进了山，到云英家已是掌灯时分。原来她和母亲妹妹坐在炕上，正说着我不能去了，做着胡乱的猜想。我一到，一家人这才雨过天晴。三妹忙做饭我吃了，别人都退到别处，我和云英细细地说起话来。我先是打消了她的顾虑，表明我这辈子生生死死就和她不离不弃了，她这才放下心来。我又分析了当前的情况，一是她现在大病初愈，需要静养恢复，在这样的情况下怎能结婚！二是债台高筑，手里一个钱没有，虽可因陋就简，可也不能一个钱不花，这婚没法结。我提出到明年寒假再结，明年头半年把急需还的债还上，下半年积蓄一下，让婚结得稍微像样一点。开始她说身体已没有问题了，结婚可以一个钱不花，坚持要结，后经我反复说服，终于同意了我提出的时间表。
第二天回校时，心情格外好，回望那一架架屏障似的青山，山上缭绕着的飘带似的白云，山脚下那“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我淘醉在山间美景里。听说云英家所在的生产队这年每人能分400斤口粮，分这些粮就够吃的了。心想，婚后就以这小山村为家，生活无虞，有贤妻美景陪伴，过一种“远人”的生活，这也就很够了，夫复何求！
回校后，跟我的三五好友说起有关我结婚的事来。当时我们几个相契的同事有个习惯：谁有事就和大家说说，共同拿拿主意。我说了徐云英要到寒假结婚，我不同意，最后决定推迟一年。老张、老徐、老刘，还有介绍人徐增周都说我，既然她身体无问题了，还等什么？都劝我寒假就结。我说经济来不及，他们说那无所谓，来一个简易结婚也很好嘛！
经他们一说，我动摇了。其实我何尝不想早一点把这个婚结了，1994年即将过去，马上95年就要到来。到1995年，我就29周岁了，而人们通常不论周岁而论虚岁，虚岁我就30了，这么大年龄结婚，可真是晚婚了。而当时还未提倡晚婚，一般是二十三四岁就结婚。到这时，我的一些同事孩子都满街跑了，我却孑然一身，我怎能不想早点结束这种尴尬的局面呢？当云英提出寒假结婚时，我心里是窃喜的，但一想到目前的情况，却又理智起来，理智战胜了感情，才决定后推一年。经同事们一说，我认真地考虑了当前的情况，目前结婚的障碍，无非身体和无钱，身体看来是真无问题了，经济方面，不说一个不花，少花总是行的，这也算不上是没法逾越的障碍。
定下来了，我就写信给她，说对她的意见来个“否定之否定”，我改主意了，还是按她的提议放了寒假就结。她回信说，“反正由你，你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
在得到了云英的回音后，我立即给父母写信，告诉他们这个决定，同时给几个长辈、亲朋写信，一是出于礼貌把这大事告诉他们，再是希冀得到他们的支援。
找学校主政的李文山书记，告诉他我要寒假结婚的事儿，他说要有青岛山大医院的证明才行。我心里以为他这是多事，但我还是写了给青岛的信，以学校的口气问这时间结婚行不行，盖了公章寄走了。
剩下的事就是筹钱了。云英说“一个钱不花”，她这是觉得钱已被她生病花光了，再不能花费了。但我想，生病能怨她吗？结婚毕竟是人一生的大事，哪能太委屈她！我要千方百计借到钱，让她尽可量地体面一点。可是我前边能借的同事已借遍了，旧债累累，怎好再借新债？况且年关将近，人人家里都有自己的事情，哪有钱借给我！我是一个脸皮极薄的人，从来不好意思给人家添麻烦。可逼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也只好加大自己脸皮的厚度，不顾脸面地向人家开口。我体会到俗话说的“病有工夫急有钱”的真谛了，“急有钱”的钱是靠厚着脸皮借来的。前边为云英治病，我已经不顾脸面了，到这时，得把脸皮更狠地拉下来。一个办公室的同事，我又一一求助。我知道大家都没有钱，我怕难为别人，我采取了“广开口，少借钱”的策略。我跟同办公室的一位俄语女教师开口，说要向她借钱，她面有难色，当我说借她5元时，面色放霁，痛快地答应了。
在这过程中，我更真切地体会到“人间三难”——上天难、吃屎难、求人难。一天我到数学姐想向和我同时从曲师分来的同学昝老师开口，在那里和他说了半天闲话，终于没开开口，无功而返。
对我帮助最大的是吕丹忱老师，他是个很善良的老教师，他每月能开70多块钱，是全校工资最高的。吕老师不光在作人上、教学上帮助我，而且在我遇到困难时，几次借钱给我，对解决我的困难起了巨大作用，我一辈子忘不了他的恩情。
就这样，到阳历年时终于凑了70元钱，准备到元旦那天去她家给她。那天，正是我与她见面一周年，想在那天去公社把记登了。
二& 登记又遇周折
元旦到了，我去找李书记请他批准给我开结婚证明信，可他说青岛还没回信，不批准。我无奈，只好去了云英家，把钱给了她叫她计划着花。在去云英家的路上，遇到了公社医院的郭伦彬医生，他给云英打了一阶段链霉素，现在不打了，他说她已如常人一样，结婚没有一点问题。我说那你就开个证明吧，他说行。我就跟他去医院开了证明。
回到学校，把证明拿给李书记看，书记说公社医院的不行，必须是青岛的，并说这是对我负责。书记的好意我领了，好意如此过分，我也只好领了，不领又有什么办法？
学期临结束，工作格外忙，写班级工作总结、写教学总结、给每个学生写评语、填写每个学生的家长手册，我负责的校园黑板报《百花园》要出寒假专刊，我组织的年级作文竞赛要评选出结果，还有期终考试要批卷子，等等，工作是够累的，又加上要筹钱，感情和心理承受着巨大压力，身体有些吃不消了，头木木地有些痛了。但我的意志应该说还是比较强的，我居高临下地把眼前我遇到的这一切审视了一番，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工作，干就是了，钱的问题，努力想办法就是了，实在没有，顶多就如云英所说“一个不花”就是了。债台对我的压力，那只是暂时的，两三年的工夫，总会被我削平的。“人怕老来穷”，与这俗话相对的是，人在青年时期是不怕穷的。我现在正是青春年少（不到“而立”，还可以这样说），吃点苦受点穷，能有什么？说不定正可磨炼我的意志和毅力呢！这阶段孟子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对我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这些日子我还插着空打了几场乓乒球、参加了语文组与别组的一场篮球赛、临了一遍《海庙碑》呢！
1月16号是星期六，我准备去云英家第二天去登记。我中午去找书记开结婚登记证明，他说了一大套道理，不给开。课外活动又去找他，还是不行。回到办公室，伏在办公桌上，眼泪就要掉出来。想了一会儿，觉得还得去找书记，我就又去了。平时打怵进领导的门，这时我不打怵了，我想，我又不是提无理要求，他能怎么的我？我勇敢地进了书记的门，理直气壮地面对他。当然不能对书记动怒，只说，这是领导对我的负责和关心，我理解。我保证，一、以后出了问题，完全由我自己负责，不怨领导；二、结婚后，我心情安定下来了，一定把工作作得更好！除了这两条保证，还动之以情，说我已经30岁了，家中老的急得了不得，再不结婚就不叫我回家过年了！你就权当是可怜可怜我！听了我这些申述，李文山这才答应给我开证明。我当时想好了，要是真不给开，我就采取措施——至于我能有什么措施，我不知道，几十年过去了，到现在我也不知道。
“好事多磨”，已经有那么些磨难了，没想到在开一纸证明这件原本不是问题的问题上，竟然遇到了这样多的“磨”。记得茹志娟在她的一篇小说中写她要进一个大门因无证件把门人怎么也不让进。她写，在中国有点小权的人每每要把那点小权发挥到极致。我面对这位书记，对茹志娟的话产生了深深的同感！
到办公室开出证明，就要驱车去大泽山了，却又通知说晚上开党团员会。那会直开到很晚，进山只好作罢。这又是一小“磨”。
第二天我到团石子，云英在学校里上课，岳母叫三妹去替了她回来。在云英生病不能上课的时候，多是由初中肄业的三妹替她当老师。
我两人高高兴兴地去了公社，连块糖也没有，就顺利地登上了记。据说现在登个记，不但要拿钱，还要送给负责往登记表上写字的那人不少喜烟喜糖，送上了，就能顺利登记了。这又是茹志娟所说的“小权”发挥的作用。
登记的这天，公历1965年元月17日，农历是乙巳年蛇年腊月十五日。这一天是我永远铭记不忘的日子，是我婚恋史上里程碑样的日子。从参加工作后，历四五个寒暑，心理上、感情上经历了多少希冀、盼望、失望，品尝了多少甜蜜、苦恼、怅惘，抛掷了多少时光、精力，终于爱情之花结出了果实，从这天起，我就结束了孤身一人的历史，成为有家室的人了！一时间顿觉以前受的折磨，抛掷的精力和大好青春时光全得到了补偿，痛苦在我心灵上刻下的千沟万壑全都敉平了！我觉得自己是个幸福的人！
惨淡！我的婚就这样结了
但登记了，只是法律上结了婚，按老百姓的意识，这还不算结婚，只有举行了婚礼、拜了天地，才算正式结婚。鉴发于我们当时的经济情况，两人商定，并取得双方老人的同意，决定不举行任何仪式，不请任何客人，不摆一桌喜宴、不布置新房，在平度就说回潍坊老家结婚，回到家，就说在平度已结婚了，用这无恶意的“谎言”欺骗亲戚朋友，街坊邻居。这也是万般无奈的办法，就是“谎言”被戳穿了，大家都了解我的处境，也不会有人怪罪和嗤笑的。至于不拜天地，对天地神灵礼数不周，会不会给点眼色看看，我不在乎，向来我对孔夫子所说的“乱力怪神”持大不敬态度。那些结婚礼数周到的，婚后一样打离婚；那些连天地都不拜的，一样和和美美，子孙满堂，白头偕老。
寒假是腊月二十六日放。那天，书记又开了一下午会，直到晚饭时才结束。晚上，我披着星光驱车飞速去了云英家。第二天就回家结婚。
我，做“新郎”的，只做了件棉大衣，其余什么新衣裳也没做。云英这“新娘”，只做了条新裤子，再也没做什么衣裳。她有件从东北带回来的粗呢大衣，浅咖啡色，接近于黄色，就是一年前我第一次到大泽山在路上见到她穿的那件。那大衣在农村是罕见的，当时公社里村里常排演些配合阶级斗争的话剧活报剧什么的，保长一类反派人物的穿着很难找，就借她这黄呢大衣去用，因此，她还落下了个埋汰人外号叫“保长”，使她恶囊透了。但她的衣裳也只有这一件还算体面，结婚少不了要穿。但那“保长”装束的黄色实在与做新娘的穿着不相符，于是她就把大衣送到染房里染成了深蓝色。衣服就这样凑合了，鞋，幸亏了我在上海的表弟刘继让给我们一人寄来了一双皮鞋来，这可说是雪中送炭，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除了这些行头，其他什么也没置办，连被子褥子都没做一条。至于家具，更没买一件，没有自己的家，买了也没处放。
十几年前出现了一个网络新词——“裸婚”。“裸婚”是指不买房、不买车、不办、不度密月，甚至没有而领了证结婚证就住在一起的一种简朴的结婚方式。这些年这种方式很为一些漂泊在城市里的穷青年欢迎。我想，当年我结婚时就是“裸婚”，而且“裸”得比现在的“裸”者更彻底。
到回潍坊老家了，由于原先答应借给我钱的两三个同事十分抱歉地说家中有事，实在挪不出钱借给我了，我只好一脸笑容给人家说“没关系”。其实是很有关系的，到走时，手中只有不到20元了。
我妹妹写信给我，说有了一个十分可爱的小侄儿，叫我无论如何要装一下大爷，给小侄买个小帽子。妹妹知道我没有钱，买别的买不起，花三块两块的买个帽子就行了。可是我手里那十几块钱，除了路费，实在挤不出这帽子钱了，只好不买。
我姥姥已经90岁了，我领媳妇回家，必须经过坊子见我姥姥，十分应该给老人买点东西，哪怕买斤她咬得动的点心，花个块二八毛的。但也没有做到。
幸亏，我的一个女学生王巧云，她家是花生产区，知道我要回家结婚，而且没准备什么东西，就从家中带来了一袋子花生，起码有二十来斤，这起了大作用，我一辈子忘不了我这个学生。
腊月二十七那天，就这样提着十个胡萝卜（十指）踏上了回家的路。那时车少，一天也就一趟两趟，都在上午，从离城六七十里的大泽山去赶车，是赶不上的，必须在城里住一宿。那天下午，我用车子带着云英和一个不大的包袱到了平度城，投宿在函校我同学李峻山那里。到晚上李峻山从伙房打饭吃了，就说，“条件所限，只能让你们住一张单人床了”，云英面有难色，但也没有办法，于是那一夜就有了我俩的第一次肌肤之亲。若不把登记看作是结婚，我到底是哪天结婚的，实在不好确定是哪一天，我一直心里觉得两人睡一张单人床的那天就是我结婚的一天。初夜，又称为“合卺”。“卺”，瓢。古人把一匏（葫芦）剖成两扇瓢，结婚那夜男女各拿一瓢用来饮酒，称为“合卺”。以后不用瓢了，结婚当夜“闹房”的人都走了，新婚夫妇都是要在洞房里喝一次酒的，这叫“合婚酒”或“合卺酒”。那晚，我们什么酒也没喝，吃了饭峻山陪着说了会儿话，他就走了，我俩也就上了床。虽心里有种初夜的激情，但她身体不适，我则在崎岖的路上（那时没有好路）登了六七十里路，实在疲惫得不行，很快就入睡了，一个本来应是激情飞扬“未到晓钟犹是春”的夜晚，就这样平平淡淡地过去了，实在有点儿浪费。
因为头天在李峻山那里有了“初夜”了，到家第一天的夜晚就不算初夜了，起个名字叫“当夜”吧。
第二天，乘车到了坊子，一看，我父亲、弟弟、妹妹已等在了姥姥家。我领云英一一拜见了长辈，就一同回家了。我们村离坊子12华里，步行往家走，才走出三四里，就见我弟媳也来迎我们了。
到家后，没有任何仪式，大门上也没贴红对子，也没贴双喜字，用红纸包着的两块砖压着一把红筷子放在大门屋檐上，这是结婚照例要有的，也没有。总而言之，有关民俗的一切娶亲形式被我的贫困一扫而光。听父亲说，他中午还是到祖坟上去压了红色的“坟头纸”，在父亲看来，别的形式都可不要，家里娶新媳妇，祖宗是不能不告诉他们一声的。
结婚当夜，是少不了“闹房”这一步的。那一晚，新女婿照例要躲到谁也找不到的地方，以免被人捉了来与新媳妇闹恶作剧。洞房里新媳妇要端坐在炕上，炕上炕下被来闹房的大人孩子挤得满满的。我们那地方有“当日晚上无老少”这话，来闹房的不光是弟弟妹妹，连大伯、叔叔也齐打齐上，极尽捉弄新妇之能事。有的德行缺欠的年轻人，往往暗中有不端的行为，即便这样，新妇和家里人也不能恼。而且有个说法：要是没有来闹房的，或是来的人少，或是闹得不厉害，是不吉利的。
因为我父母早就把我们在平度结婚只是回家过年的话风放出去了，那天晚上也没有来“闹房”的，只我街坊兄弟四五人来看新嫂子。
去年我写过一篇《低温女子——顾青》，把我到江苏淮安去参加一个散文颁奖典礼时认识的一位女士文静、端庄、不苟言笑、表面看起来很冷其实有一副热心肠的特点写了出来。我的一个老学生在网上看了，在博客留言中说，“我的徐师母就是这样一位低温女子”。这话说得挺贴谱，云英正是这样一个温度不高的人。新婚的头几天，我就觉得这人其实是柔情似水，热情似火的。那些夜晚，使我想起了“春宵一刻值千金”“共君此夜不须睡，未到晓钟犹是春”这些古人诗句，甚至连《红楼梦》中诗人薛蟠的名句“洞房花烛朝慵起”也想起来了，尤其是那首南朝乐府：
打杀长鸣鸡，弹去乌臼鸟，愿得连暝不复日曙，一年都一晓。
第八章& 婚后的磨难
一& 随妻“回门”做新婿的短暂欣慰
按当地的民俗，结婚的第二天新媳妇要回娘家，这叫“回门”。我随云英也回门了，不过不是在第二天。
在家住到初四，就和云英回平度了。回来的路费是跟母亲要的，母亲钱不够，弟媳拿出了两块，那是小侄过年挣的压岁钱。该给小侄买个小帽子，没买，过年给小侄的压岁钱又收了回来，我这当伯父的羞愧难当！
回学校后收到妹妹的信，信上说我俩走后，父母好一顿落泪,饭都没吃。我读着信，也泪水不止。
我们乘烟潍路的汽车到了掖县的沙河镇下车，离云英家还有三四十里路，无车可坐了，有带脚的自行车，要钱太多，坐不起。我俩商量了一下，就决定步行往家走。一路边走边说着话，倒也不错，可是才走了七八里，云英就走不动了，只好坐在路边歇会儿。歇歇再走，不一会儿，又不行了，只好再歇。就这样走走歇歇，走到一个叫刁格庄的地方，离家还有二十来里，云英彻底抛锚了，再也寸步难行。这些日子她身体一直不好，再加回家过年心力交瘁，让她步行走这么远的路，实在是难为她了。她说，我在这里等着，你回家叫典章骑车子来接我吧！我一想，也只有这样。嘱咐她好好在这里坐着别动，千万别叫不认识的人捎脚，就迈开大步向大泽山奔去。
走到离家还有十来里地的一个村庄，一想，这村里有我的一个女学生，何不到她家借辆自行车回去迎云英？结果还真就借到了车子，顺利带她回到了家。
一到家云英就病倒了。其实在路上就病了，当时光以为她是累得走不动，没往病上想，到家躺在炕上，这才意识到是病了。这时天已黑，想挨到明天再去找医生。休息一宿，第二天稍好一些，就不想大年下去医院，那样犯&&&&&&&&&&&&&&&&&&&&&&&&&&&&&&&&&&&&&&&&&&&&&&&&&&&&&&&&&&&&&&&&&&&&&&&&&&&&&&&&&&&&&&&&&&&&&&&&&&&&&&&&&&&&&&&&&&&&&&&&&&&&&&&&&&&&&&&&&&&&&&&&&&&&&&&&&&&&&&&
忌讳，不吉利。岳母就命二妹习会、三妹秀芝忙活着准备酒宴，招待我这新女婿。让四妹秀兰领我去本家长辈家磕头。
这是我没料到的，原来当地有种风俗，新女婿要到岳家长辈家行这种礼节。那天是正月初五，家家正间北墙上挂着祖影，影两旁镶着对联。影前的供桌上两边是烛台，中间是香炉，还摆着多样供品。供桌前地上铺有席子。秀兰拿着一块红毡，领我走进一家家的正间，把毡铺在席子上，先让我跪在毡子上磕头，然后站起来，把我一一介绍给长辈，我就口里称呼着“三爷爷”、“二奶奶”、“四大爷”，客客气气地说几句话就算礼成。长辈是不是还给个红包，里边有一块两块钱，我忘记了。
大街小巷地转一圈，把该磕的头磕完了，才回家。一到家，就见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坐在炕沿上抽烟，原来是云英的一位叔叔来请我去他家吃饭。
我这才知道当地有种风俗：本家的长辈要请新婿。来请我的芳星大叔是与我岳父芳敏四服上的兄弟，一个曾祖父，是很近的本家叔叔。他请去作陪的，还有四服五服上几个叔叔，其中五服上的芳桂大叔，抗日战争时候就是村干部，有不错的文化，选派南下干部的时候选着他了。他刚结婚，不愿离开家，到山里看果园的小屋里躲起来，才没有去，要是去了，起码得是个地级干部。以后他在村里继续主政，对村里多有贡献，对云英一家也多有照顾。其余几个叔叔，都有当担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