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适当升值会有助于控制通胀
&&&作者：胡敬艳 谷重庆
　　杜大伟(David Dollar)美国籍，现任世界银行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中国和蒙古局局长。曾获纽约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和达特默思学院中国历史和语言学士学位。在加盟世行之前，杜大伟先生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任教，在生产率增长、技术转让和东亚发展领域出版过大量论著。
　　他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担任过半年客座教授。
　　杜大伟先生长期从事经济增长和中国发展问题的研究，研究范围涵盖一系列主题，包括贸易与经济增长、中国及越南的经济改革以及行业及公司层面的生产力增长等。
　　高盛公司4月8日发布的研究报告预测，随着雪灾影响消失，通胀的压力有所缓解，3月中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增幅可能从2月的8.7%小幅降低至8.4%。不过，报告认为，由于高通胀的主要原因――迅速增长的货币供应仍将处于高位，短期内CPI将继续保持高位增长。对于自去年上半年以来连续上涨的CPI来说，中国一方面在治理通胀，另一方面也在“扛”通胀。
　　对于目前的全球经济来说，虽然美国金融危机所引发的经济收缩正在使得美国等发达国家面临着通缩和衰退的危险，但通胀也已经成为了一个世界性的话题。区2月CPI涨幅达3.4%，已超过2%的目标。越南、俄罗斯、印度和中东多国的通胀也是形势严峻，不容乐观。
　　对于深受流动性紧缺困扰的美国经济来说，的大幅降息虽然缓解了调整的痛苦，但也给其他国家抑制通胀的努力增加了不小的困难。在一个经济形势动荡不安的世界中，作为全球近年来发展最快的大型新兴经济体，中国经济无疑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局面。
　　就在政府为抑制通胀而加速升值的时候，中国A股在大小非解禁等利空消息的影响下，从去年10月开始了一轮大规模的调整，至今已有超过40%的市值人间蒸发。“通胀无牛市”成为了股民们对股市大跌的又一种理由。面对诸多的不确定因素，未来中国经济将如何沿着和直觉的路线去进行调整，这将是一个颇受人关注的问题。但在此之前，人们尚需对市场状况进行一个大概的梳理与判断。
　　为此，本报最近专访了世界银行中国和蒙古局局长杜大伟先生(David Dollar)，请他就中国宏观经济的一系列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
　　“不必担心的价格会崩溃”
　　《21世纪》：2008年，抑制通胀被认为是中国政府的首要任务，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令银行对企业惜贷；而最近一段时间，中国股市也上演了一轮大幅下跌的：上证A股从去年10月的最高指数6124点，跌到目前为止已经损失近半，这种局面给企业融资形成一定的压力。面对这种形势，企业融资问题何以解决？
　　杜大伟：我认为在过去几年当中，中国股市的价格上涨非常快。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股市的价格已经与企业的利润脱钩了。一般来讲，股市的价格应该是与企业的利润相关联的，也就是说你买了一个股票，也就意味着你买了公司的股份。但是在过去几年中国股市价格过高，因此需要一个健康的调整。
　　当然了，我们看到中国目前股市的状况和政府紧缩信贷的政策，确实意味着企业投资、融资的困难。但因为在过去的两年当中，中国的投资增长速度非常之快，所以政府在这方面已经有所注意，希望能够放缓投资增长的速度。
　　但是，这里所面临的挑战是，投资放缓的幅度应该是小幅放缓，放缓的幅度过大会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增长。世界银行预计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是9.6%左右，这样的速度仍然是相当快的，我们认为中国现在的宏观政策是可以支持这种增长速度的。
　　《21世纪》：您刚才谈到，近段中国股市的大幅下挫是对于前期增长过快的一个调整。您认为这种调整，是对之前资本市场泡沫的调整吗？
　　杜大伟：我不愿意用“泡沫”这样一个词。因为我刚才讲到，中国的股市还没有到特别困难的时候，而且前一段时间股市价格过高，与企业的利润有一些脱钩，所以我认为现在是一种正常的调整，是一种朝健康方向的调整。
　　《21世纪》：目前市场上有一种担忧，中国A股市场急速下滑，会对经济产生较大的负面冲击，由此引来了另一个讨论的焦点，就是政府要不要来救市。您对此的观点是什么？
　　杜大伟：总的来讲，我认为任何政府要进入市场，要救市提高股票市场的价格，都是一个坏主意。任何买股票的人都应该意识到股市是有风险的，股票的价格有涨有跌，这就是资本市场的一个特性。如果每一次股市下跌政府都来救市的话，大家都会去买股票。因为大家认为只要股票下跌，政府就会来救市。所以我认为政府关注的焦点应该是实体经济，也就是关注实际的生产和就业。
　　我觉得，现在还不清楚中国股市目前这种下滑会对实体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个人的看法是，中国股市近期这种情况，不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很大的影响，中国的经济还可以保持很好的增长。
　　但假如我的看法错了，也就是说，如果中国经济真正放缓增长速度的话，政府就应该采取有利于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的措施。
　　我们看到，目前中国企业的利润水平还是很好的，所以不必担心股票的价格会崩溃。因为大家买股票实际上是买公司盈利的一部分，而现在这部分利润是很好的。
　　外汇储备增长太快对中国不利
　　《21世纪》：随着外汇储备的持续增加，中国政府控制流动性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这也给抑制通胀带来了一定压力。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提出要加速人民币升值来帮助抑制通胀，您对此怎么看？
　　杜大伟：我认为中国外汇储备的增长速度这么快，对中国来讲是不利的，而人民币对逐步升值，对中国是有利的，这同样也有利于缓解通胀的压力。
　　因为人民币如果兑美元升值的话，意味着粮食和石油的价格会降低。当然这会给中国的一些出口导向型的企业带来压力。所以最重要的一点是找到合适的升值的点。一方面，人民币适当的升值，既不会给出口导向型企业带来太大的困难，另一方面又有利于控制通货膨胀。
　　《21世纪》：现在人民币在逐步升值，但这让市场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升值预期，加剧了国际游资进入中国的步伐。而热钱的进入无论是对中国抑制通胀，还是保持资本市场的稳定，都会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您怎么看？
　　杜大伟：我觉得市场是已经有了人民币升值的这种预期，而且我们也看到有游资试图进入中国市场。
　　但是，中国对资本的管制，使得这些游资要想进入中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现在中国股市在进行这样大幅度的调整，应该说这个时期也是人民币升值的一个好时机，因为现在不用担心股票价格太高。
　　《21世纪》：但正因为如此，市场中也存在这样一种担心，就是现在是国际热钱进入A股抄底的好机会。
　　杜大伟：但是，如果人民币稍稍升值一些，就会减少这个激励因素。因为现在大家都预期人民币会升值。政府行动越早，就越有利于减少国际游资的进入，而且实际上，现在政府也是在这么做的。因为今年前三个月人民币升值的速度明显加快了，就说明政府同意这种做法。
　　暂不宜实行“松财政”
　　《21世纪》：目前，中国政府依然提出的是“从紧的货币政策”。但中国1、2月份的出口已经开始减速了，世行也调低了中国经济今年的增速。一些学者提出中国经济要防止进入一个比较大的经济衰退，所以提议政府使用一个“紧货币、松财政”的政策，也就是加大财政扩张经济的力度。但是中国又面临通货膨胀的威胁，“松财政”似乎又有可能会刺激通胀进一步的高涨，如何在这个中间寻求平衡呢？在其他国家有没有一些相类似的经验，能够给中国提供借鉴吗？
　　杜大伟：因为中国一季度GDP的数据，在4月中旬才会出来，到时候政府可以通过这个数据来判断经济的整体情况。出口增长减缓对经济是产生了一些影响，但是也有可能与此同时，国内需求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所以对中国一季度的经济数据需要认真研究。
　　如果说中国经济放缓的程度超出人们预期的话，那么政府就需要考虑财政刺激的措施了。其实在这方面，很多发达国家的市场也是这样的。像中国处于目前的财政状况，实际上是有很多方式可以选择的。一般而言，政府可以出台一些临时性的减税或免税措施，这样做产生的影响是最快的。同样，中国政府也可以在一些领域增加财政支出。
　　此外，对于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来讲，2008年确实是非常富有挑战性的一年。因为2008年年初的时候，中国面临着通胀的压力，所以现在不宜立即采取一些刺激性的财政政策。在短期内，政府还是要随着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做出其他方面的政策调整。
　　《21世纪》：关于中国通货膨胀的原因，目前最为主流的观点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总需求过大，经济过热，也就是从需求方面来解释；第二种是认为国际上的高油价、高粮价等大宗商品的价格高涨，导致了中国的通货膨胀，所以中国的通胀更多是属于一种输入性的通货膨胀。您的观点呢？
　　杜大伟：我觉得，造成中国通胀的主要原因，是全球市场食品和石油美元价格的上涨。
　　如果中国的人民币相对比较固定的话，那这就会导致输入型的通胀压力。如果中国不想面对通胀压力的话，那人民币兑美元的名义汇率就需要升值。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人民币相对固定的汇率机制，给国内市场带来了很大的流动性，这也和目前的通胀有关。
　　《21世纪》：刚才您谈到，国际大宗商品的美元价格有很大的上涨。现在关于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原因，国际上主要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美联储不断降息，导致美元汇率走低，大宗商品主要是以美元计价，于是价格飙升。但第二种解释是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的需求支撑了目前的价格水平，不知道您是否赞成这样的看法？
　　杜大伟：我不认为中国的需求是引发国际商品市场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
　　我再次强调，中国的需求可能对石油价格产生了一些影响，而中国目前面临的通胀压力，主要来自食品价格上涨。
　　我并不认为中国在食品需求上，对国际市场价格产生了多大的影响。我认为在这方面造成比较大影响的，是美国和南美洲一些国家把农产品用来生产生物燃料所导致的(比如把玉米加工成生物燃料)。这是食品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由食品供求关系变化造成的。
　　《21世纪》：但有人认为，为什么这些国家要拿着那么多的农田去种玉米，去生产生物燃料？就是因为国际原油价格上涨，比如中国买了很多石油，油价上升以后，相对高油价来说生产生物制燃料会更有吸引力，所以会有更多的粮食作物拿去做生物燃料。
　　杜大伟：但是，在目前国际油价的水平下，生产生物燃料仍然是不经济的。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大额的补贴，农民是不会愿意生产生物燃料的。
　　《21世纪》：这也就是说，这实际上涉及到一些发达国家农业补贴的问题了。
　　杜大伟：是的。好在美国相当一部分农田出产的农作物，在几年前就已经不再用来做生物燃料了。用粮食生产生物燃料，也是前几年美国粮食生产过量的结果。所以我们现在可能会看到，像美国、加拿大和阿根廷，会有一部分农田转回来生产粮食作物。所以我预测，大概一两年以后，我们可以看到粮食作物的价格会有所下降，但是不会给现在的情况带来很大帮助。
　　《21世纪》：现在中国有人在谈论这样一个问题，在这种全球化的时代，一国的货币政策是否可以稳定一国的中期价格水平，尤其是在中国外贸依存度这么高的情况下？也就是说货币政策能不能去控制通货膨胀，效果到底怎么样？一种观点认为在浮动汇率的情况下是可以的。一种观点认为也不见得可以。您的观点是什么？
　　杜大伟：我并没有建议中国完全采用浮动汇率的政策，我只是说在现有的制度下，现有的体系下，人民币适当升值会有助于控制通胀，同样也有利于中国与重要贸易伙伴之间保持贸易平衡。
　　如果中国实行完全的浮动汇率制度，那么对它在许多方面会有较高的要求。比如说对于金融体系的要求，对资本账户开放的要求等等，这对中国来讲都是一个长远的目标。从长期角度来考虑，中国在朝这些长远目标发展的过程中，但在过程中应该保持非常谨慎的态度。
(责任编辑：汪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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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建议14310号
建议主题：保增长、防通胀两难境地的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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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无所不能”的黄河水路大通道再度出手经济增长，能够增加就业，中国经济以每年高于8%的增长率进行发展，基本上可以满足每年新增的就业人员；能够增加居民收入，提高人们生活水平，提高消费水平，扩大内需；能够增加财政收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改善民生，老百姓因此增强消费信心，放心消费，并通过社保水平的提高还富于民，进一步提高人们生活水平，从而稳定社会，促进和谐，政府还有更多的资金用于国家建设，发展经济。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内需的扩大，又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形成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国家要发展，就需要经济增长，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通货膨胀，即经济过热。货币供给大于货币实际需求，现实购买力大于产出供给，导致货币贬值，引起物价持续、普遍地上涨，其实质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供远小于求，经济增长速度降低，经济萧条，钱不值钱，持有现金的人的财富缩水，收入分配逆向调节，加重收入分配的不合理。世界金融危机之后所要面临的就是通货膨胀风险，因为有助于经济复苏大量货币的投放带来的是通货膨胀预期，而通货膨胀预期本身就是引发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因素。恶性通货膨胀，导致经济衰退，甚至经济崩溃，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乃至引发社会动荡。对于通货膨胀的危害，宏观经济学鼻祖凯恩斯指出：再没有什么比通过摧毁一国的货币来摧毁一个社会的基础更容易的事情了。当然，恶性通货膨胀这种极端情况与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不大相符。但适度可控的通胀有利于经济增长，印度通胀率高达8%，经济发展照常进行。瑞银集团亚太区首席投资策略师浦永灏认为：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温和通胀要好于通缩，关键在于控制好通胀预期。国家统计局发言人盛来运也认为：在经济复苏阶段，价格温和上涨对于促进就业、经济增长都很有利，价格上行表示总需求回暖，有利于企业扩大投资，增加就业，从而带动居民收入提升，增加消费，这又进一步带动需求回升，形成经济的良性循环。因此，处于高速增长着的新型工业国家的背后，是适度的通胀给予的大力支撑，中国也不例外。与通货膨胀相反的是通货紧缩，即经济过冷。当市场上流通的货币减少，人民币所得减少，购买力下降，导致实物价格普遍走低，工资、利率、粮食和能源等价格持续不断地下跌，全部处于供过于求的状况，造成通货紧缩。通货紧缩对经济与民生的伤害力比通货膨胀还要厉害，会抑制投资与生产，导致失业率居高不下，以至经济全面衰退。发达国家的较冷经济往往伴随着通货紧缩，而发展中国家的较热经济往往伴随着通货膨胀。让人更为可怕的是滞胀：生产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物价持续不断地上涨，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除此之外，企业倒闭、工人下岗、农民工回乡、消费者观望、投资者止步，经济发展停滞或者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货币贬值，国际购买力减弱。滞胀打破了现代社会所有繁荣、富裕和发展的美梦，人们的财富无奈大幅缩水，面对如此灾难性的后果，已有的经济调控手段几乎全部失灵，如同陷入了泥潭，不能自拔。尤其是金融危机时采取大规模“救市”措施，无一例外地向市场注入大量的货币流动性，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复苏后所产生的通货膨胀是诱发滞胀的主要因素。经济增长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否过高？能否引发通货膨胀？甚至滞胀？或者紧缩？多数观点认为：通胀预期较大，防通胀优先于保增长，需要适量抑制经济增长速度。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城镇化导致耕地资源减少；弱不禁风的小农经济越来越难以承载日益扩展的城镇所需的粮食和农副产品；由世界食品和能源价格上涨产生的输入性成本的提高推高中国国内的产品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推高消费品价格上涨，造成供给不足；金融危机4万亿“一揽子”刺激经济所引发的“流动性过剩”、国际热钱再次涌入、日益加大的人民币升值压力等货币的过度充足，都使得通胀预期大幅增加。也有观点认为：滞胀经济或将来临，当前通胀压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部分城市房地产泡沫、和居民收入差距等“四个加大”导致经济滞胀的可能性也在加大。如果GDP为8%，CPI通胀率为4%，对中国而言就是滞胀，把经济增长控制在9%~10%的“最优适度区间”，或者再放宽一点，控制在8.5%~10.5%的次优适度区间，不仅可以降低经济运行的成本，而且还可以避免破坏经济稳定增长的机制。一般来说，人们无法容忍经济增长速度过低所带来的后果，尤其是失业所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压力，但对于过热的经济增长，则有较高的容忍度。高增长带来的好处是明显的：它可以发展经济、扩大就业、增加人们的收入和财政收入、提高政府的政绩等，而高增长所带来的坏处，比如环境污染，人们往往感受不深刻，或者由于大多数人还处在追求收入水平而没有达到追求生活质量的阶段，因而容忍度较为温和。而普遍采用的滞胀标准是，中国经济增长率下降到6%，CPI通胀率超过4%，显然，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认为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还未达到经济增长潜力。还有观点认为：按照总需求-总供给模型，通胀与通缩并存。中国总供给的数量如何，取决于总供给的质量，虽然投资数量在不断增加，但投资质量堪忧，投资效率下降，最终必然导致总供给数量的减少，通货膨胀发生；如果总供给长期大于总需求，就会造成产能过剩，最终还会导致总供给的减少和总需求的下降，通货紧缩就会发生。由于增量资本产出过高，投资效率过低、资本收益率下降、技术进步贡献率不高和投资增长结构失调等，总供给质量不高，总供给的数量出现下降，中国通货膨胀不可避免；如果总需求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还只是投资一项独自支撑的话，总需求就会下降，中国通货紧缩不可避免。其实，扩大内需的一系列措施只起到“治表”的作用，成功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还在于总供给质量的提高，而技术进步是保证总供给质量提高的核心。更有观点认为：瑞穗证券报告称，2011年中国经济迈进了“高增长、高通胀”的时代，在十二五规划的第一年，经济增速或将超过9.5%。调查显示，2011年CPI将达到4.3%，明年有所放缓至3.5%，本轮通胀的季度高点估计为明年一季度的5%，2011年11月CPI创下5.1%的28个月高点。即使国内的GDP增长达到20%，通胀率还是不可能高得离谱，只会比现在的CPI指数略高罢了，中国与其在货币紧缩下滞胀，不如放任通胀，用更高的GDP增长速度快步前行，与通胀并行比拼，放手一搏，但一定要跑在通胀的前面。前三个观点无论差距多大，都是在高增长或较高增长与低通胀或高通胀之间进行平衡，由于高增长下的各项指标很接近，甚至还有交叉干涉的现象发生，所以调控难度很大。而第四个观点恐怕谁都不敢采纳，无节制的CPI通胀率涨幅一旦失控，再想把它拉回来，难上加难。调控艺术保增长、防通胀是一对矛盾，做到既保增长又防通胀需要较高的调控水平，不让经济减速就难以控制通胀，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既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具体调控时将会碰到六个平衡难点：如果继续实施经济刺激政策，将使物价水平上升、造成通胀，如实施紧缩的经济政策，又可能造成经济下滑；把高房价调下来，可能伤害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影响经济增长，如果房价不降，就需要考虑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要提高消费，就需要提高工资水平，要提高工资水平，就会增加企业成本，还涉及一系列的税制改革；在通胀压力已经存在的情况下，资源、能源价格改革推进的过程中，通胀压力进一步加大；人民币该不该升值、怎样升值，中国如何应对人民币升值；全球经济存在“二次探底”风险的情况下，中国应该如何扩大出口。与此同时，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投资消费关系不均衡、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尽合理、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和就业总量压力等七大问题始终贯穿其中，个个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些问题的解决多少会左右保增长、防通胀的调控平衡。改革开放以来，除了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这次世界金融危机擦身而过的通胀紧缩以外，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大部分都是在高增长或较高增长与低通胀或高通胀之间来回摆动。正如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国家外管局原局长吴晓灵所言：“过去30年，我们是以超量的货币供给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学者认为，正是央行“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过去30年（特别是近10年）央行“积极”推动货币超发的情况下推向了极致，特别是2009年实施的财政积极政策，导致政府赤字10500亿元，采取的货币宽松政策，致使新增贷款规模达9.6万亿元，这种凯恩斯式的财政投入与扩张的时效有限，一旦回归正常，通胀问题也就接踵而至。中外经济的历史经验表明，对付通胀的紧缩措施总是先要降低经济增长率，然后才能降低通胀率，但保增长对于政府的魅力实在是太大了，如果通胀预期有所下降，经济增速也有所放缓，届时政策又会将重点移至保增长，防通胀很难再坚持下去。高增长、低通胀的美好时代恐怕风光不再，享有“世界工厂”美誉的中国是能源密集型、原材料密集型、劳动力密集型的经济体，而能源、原材料和劳动力等价格正在节节攀升，中国低成本廉价商品的输出难以维系。而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主要还是靠资本来推动，通胀预期依然较强，高通胀的威胁依然存在。高通胀直接威胁到老百姓的基本生活，尤其是目前中国还有大量以农民为主力军的低收入者，他们难以承受高增长下的“通胀税”。改善民生是“十二五”规划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虽然高增长带来的更多财政收入能够给予社会保障水平的较快提升，但是老百姓的直接感受更接近与之息息相关的物价上涨，距离幸福感依然还有较大距离。如果为了调低通胀率而影响了增长速度，比如增长率降低到8%以下，就业率随之下降，滑到7%以下，就业率随之再降，失业人数随之加大，且这些人大多为低收入者，基本生活将会受到更大影响，政府财政收入随之下降，用于社会保障的资金也随之减少。因此，无论是高增长还是低增长都不能很好地落实“十二五”规划的全民福祉愿景。除非刚好落在8%~9%的增长率和4%以内的通胀率，否侧平衡将会打破，调控余地狭小，平衡难度很大。保增长、防通胀的调控犹如走钢丝，一不小心就会坠入悬崖。另寻他路走钢丝太悬了，是否还有另外更为宽阔的道路？答案是肯定的——内需和结构调整，只要内需上去了，结构调整好了，产业升级了，经济发展方式改变了，许多问题都可迎刃而解。如果内需上去了，就不存在扩大出口问题；人民币也不怕升值；就业总量压力得到缓解，如果再加上结构调整好了，产业结构合理；创新能力加强；能源、资源消耗量减少，环境压力降低，资源环境约束相应减弱；投资消费关系就能得到更好的协调。如何促内需和调结构？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教授认为，当前经济问题中关键的环节无论促内需还是调结构都依赖于改革，“促内需的关键还是要有消费需求，而消费需求背后是收入分配问题，收入分配改革要考虑怎样提高老百姓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包括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问题，这些都能促进消费需求；调结构的问题是一个增长方式的问题，增长方式的转变又是改革的问题，所以改革力度还需要进一步加大。”改革是扩大内需和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推动力，那么，谁又来推动改革发展呢？跳出险境巨无霸工程黄河水路大通道的轰然降临，为中国改革进一步深化发展带来了明媚春天。黄河水路大通道坐落于黄河流域，从渤海湾到西北地区兰州全长3300公里的水路通道。五万吨级船舶从黄河口直通西部腹地兰州，也可通过渭河支线直通西安，也可通过洛河支线直通洛阳。万吨级船舶从渤海湾通过干流航线、再经汾河支线通往太原。航道下游和多条次河道与京杭大运河构成水运网络，千吨级船舶来往穿梭，上达北京、天津，通往渤海，下抵杭州，进入东海。大西北地区的交通要道——兰州，是进出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和西藏等地区的必经之地，位于水路大通道的内陆一端，由于航道两侧可任意停靠数万吨级船舶，理论上码头岸线长达6600公里（航道两侧），犹如一座超级巨型海港，从渤海湾深入到大西北，变兰州以下流域的所有临河城市转变为滨海城市，黄河流域转变为沿海地区，大西北地区转变为临近沿海地区，相当于将渤海黄金海岸线“延伸”到西部腹地。山东、河南、陕西、甘肃、宁夏和内蒙古中部等地区濒临“沿海”，成为沿海地区，而新疆、青海和西藏等地区临近“沿海”，其区位优势从深居内陆、远离沿海的区位劣势提升到类似中部地区的区位条件。大通道的开启就是中国内需市场的全面启动。大通道以其庞大规模、巨额投入，对内需的拉动作用不言自明，既有工程项目投资的立竿见影，又有公共基础设施转为内需的持久性。该项工程一经确定，民间资本的拉动作用开始发力；该项工程一经启动，投资的拉动作用随即显现；该项工程一经开工，就业的拉动作用立即见效；该项工程一经开通，旅游的拉动作用直线上升，农村市场的拉动作用逐渐走高，当地经济的拉动作用持续走高，城镇化的拉动作用迅速攀升，社保体系的拉动作用稳步走高，并为黄河流域的蓄势腾飞和西部大开发的奋起跨越搭建起了起点很高的基础平台。不仅如此，大通道大西线调水工程大量水源在西北广袤荒漠区域滋润出大量土地，为大量农民工提供就业岗位，使之获得较好收入，以及黄河流域和西北地区的人们优先享有当地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都可成为消费的主要力量，为中国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中第一出口变为第一消费作出卓越贡献。大通道为中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强大动力。黄河流域凭借大通道通江达海的交通条件、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大量的外来水源，以及自身甚为丰厚的自然资源，赫然跃升为东部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理想的承接之地。大规模产业转移将倒逼中国产业技术进步，促进产业技术创新，加大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力度，提升产业高层次水平，核心技术的提高保证总供给质量的提高，为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加快转变作出卓越贡献。深化改革大通道既是全面启动深化改革的发动机，又是推动改革发展的火车头，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带来历史机遇。大通道不但为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加快转变作出卓越贡献，还为中国社会公共需求的转型提供强劲动力。大通道工程开启后的15年施工期间，每年将新增1000多万临时就业岗位。大西线调水工程1500亿立方米源源不断的水源，可轻松开拓出10亿亩耕地和25亿亩草原，按适度规模化每人15亩计，10亿亩耕地需要劳动力0.67亿，25亿亩草原每人75亩计，需要劳动力0.33亿，两者合计为1亿劳动力，分配到每年的就业岗位为数百万个。黄河流域在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时，每年还将提供数百万个就业岗位，两者合计千万以上，即大通道开通后，每年新增就业岗位上千万，完全可以满足中国每年新增的就业人数。大通道下的中国经济一路高飞猛进，为充实中国财政提供了有力保障。假设2015年大通道工程开工，2030年竣工，以GDP增长率9%为基数，逐渐提高，达到峰值后，按照“987”递减规律，每10年递减2个百分点，2010年～2015年为9%；2015年～2030年为10%；2030年～2040年为12%；2040年～2050年为10%；2050年～2060年为8%，高增长持续期长达50年。2050年之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平均增长率仍将高达8%，并且，将在已经持续了30多年高增长期的基础之上再延续50年。中国财政可以拿出更多的资金加强义务教育、改善公共医疗、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组建黄河大通道综合教育培训基地，涵盖上至研究学者下至农民工就业培训等立体教学网络，既包括以交通航运、港务工程、能源利用、水产养殖、生态环境、环境保护、园林种植、园林艺术、生态农业、旅游服务、国际贸易和园区管理等重点学科为主的各专业性学院，也包括农民上岗培训、大学预科培班、园区管理干部短期课程、职业学院、青少年教育基地和与园区产业有关的各种专业培训等短期学业，还包括硅谷科技城，即大学科研成果转化研发基地，以及科技创业孵化器等专项研究机构，全面服务于黄河流域及大西北地区，成为覆盖高、中、低端人才资源的大型综合创新教育基地。大通道为中国义务教育改革的深化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大通道大西线调水工程新增耕地上的现代农业规模耕作，以及在其冲击下的中国传统小农经济向现代小农经济的转变，农民生活水平将得到翻天覆地的变化，使得中国的城乡差距大幅缩小。大通道的开通不但直接驱动黄河流域的经济大发展，而且还带动大西北地区经济的跨越发展，直接惠及当地居民的收入福利水平，使得中国的区域差距大幅缩小。大通道为中国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贫富差距的大幅缩小做出卓越贡献。大通道下社会公共需求转型的大步推进为中国政府转型提供了强大动力。大通道本身就是一项巨大的创新工程，神奇建议的大胆设想、拟定方案的创新思维、工程设计的创新思路、工程实施的创新技术、以及通航后的全新开发等，无不凝结创新之精华，由此掀起全面的创新热潮，推动中国政府开创性的变革深化。在庞大内需市场和内需消费驱动的内涵集约型增长方式的大力支持下，不再迷恋过去迟迟不愿放弃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建设中政府的市场主体、投资主体和建设主体等皆可轻装卸掉，大通道对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彻底转变起到至关重要的巨大作用。大通道为中国深化改革开拓巨大的发展空间。大通道位于黄河流域，是大西北地区通往海洋的通道，范围之广，从西部的青藏高原横断山脉到东部沿海的渤海湾，从藏南的雅鲁藏布江到北方的内蒙古大草原，覆盖大半个中国，为中国制度改革顶层设计提供了巨大空间，以及充裕的规划余量，从容推动中国制度更高视野、更深层次、更为彻底的全面性变革。大通道为中国深化改革创造良好的发展条件。庞大的内需市场、大西北荒漠区域太阳能、风能潜力无限的新能源、创新工程孕育出的创新能力、雄厚的资金等等，使得中国改革已经具备所有必备的深化发展条件，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大通道为中国深化改革赢得更多的参与响应。30多年的改革开放，各方利益的诉求，既得利益群体和既得利益集团渐趋形成，经济社会转型期间的局面更为复杂，参与机制尚待健全，社会矛盾冲突频发，加上大通道的启动，现有格局将被打破，新的利益团体形成，已有的团体重新组合，为民主政治的完善和法律制度的健全提出了挑战，同时也带来了机遇。大通道直接惠及黄河流域1亿多人口，间接惠及大西北地区近1亿人口，处于社会底层的2亿之众的参与给予中国深化改革巨大的正面响应，形成一支人数为最的“平民利益团体”，为中国改革发展的最终成功加上硕大的砝码。宽广道路大通道不但能够扩大内需和推进结构优化调整，还能够做到更多人拥有住得起的“廉价房”、承受得起的由提高工资引发的较高成本、城乡区域更好的协调发展。造成高企房价的主要原因，一是低收入者过多，大部分资金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造成大量可用于投资的“闲散钱”，二是由于社会投资面过窄导致房地产业的过于兴旺，由此推高房价。大通道的开通，会使相当一部分低收入者农民并入“高收入”人群；使一直处于较为贫穷的当地人们随着黄河流域和大西北地区的飞速发展而“发家致富”；使大量的社会游资转而注入黄河流域和大西北地区的大规模开发建设之中；甚至，还使中国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重心逐渐移向黄河流域，从而压低房价，使更多的“穷人”拥有自己的“廉价房”。由于内需的大幅攀升，GDP出口比例减少，可以不再依靠廉价商品的出口，也就无需低成本对工资的压制，能够出口的产品不仅劳动力成本较高，要求低能耗和低污染所导致的成本也较高，“三高一低”产品将永远成为过去，取而代之的是“三低一高”产品的闪亮登场，哪怕这种高附加值产品初期时还很少，大通道下的中国经济完全能够承受较高的工资成本。大通道的内陆终端兰州位于大西北地区的腹部，而大西北地区的新疆、西藏、青海和甘肃的交通出口就是兰州，远离沿海、交通不便的大西北地区的区位劣势，由于兰州的“出海口”而得以一举改变，其区位优势可与中部地区相媲美。长期以来偏远落后、极度干旱的西部地区，在庞大的水路通道和大量水源的支持下，以及在飞速发展的黄河流域带动下，将会实现前所未有的跨越发展。两个地区的快速发展均高于同时期的东部发达地区，大步前行的西部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可以更好地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大通道为中国深化改革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中国能源、水资源和土地资源等三大战略性资源均较为紧缺，大通道将为新能源的挖掘、水资源的增加、土地资源的开拓立下汗马功劳。中国荒漠总面积约为264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27%，主要集中在大西北地区，是太阳能和风能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太阳能总辐射量相当于5500亿吨标准煤。在这些地区建立大型太阳能基地，以光电转化效率15%计，以利用荒漠总面积的1/33计，可以获取25亿吨标准煤的能源，相当于中国能源规划2050年50亿吨标准煤的一半，即太阳能和风能将在2050年能源结构中达到50%以上，成为所有能源中的绝对主力。大通道的开通，为大西北荒漠地区大规模综合新能源基地的建设创造绝佳的理想条件。大通道的开通，将极大地缓解中国北方长期以往难以忍受的“饥渴”。1500亿立方米调水量中含有流入他国的西南三条国际河流的1000亿立方米水量，即大通道大西线调水工程为中国净增淡水资源1000亿立方米。这些水源经过若干年的水流滋润，可以轻松获得10亿亩耕地和25亿亩草原，可使中国现有耕地面积增加50%以上，总耕地面积接近30亿亩，与美国耕地面积相当，人均耕地面积接近印度。大量可用土地的拓展为由于土地供应不足导致高企房价的房地产业注入新的活力。令人期待我们再也不必在保增长和防通胀之间走钢丝了，中国经济只管大步前行，先前巨大的“过剩产能”也将发挥应有的协同作用，通胀、紧缩、滞胀等担惊受怕的词汇终将远离我们而去。大通道为我们激发出前所未有的强国雄心。当前较为乐观的预测：中国经济超越美国需要20年，中科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化报告2010》为我们描绘的宏伟蓝图：本世纪末中国人均GDP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我们眼前能够看得到的是经济总量的超越，而人均GDP的超越，距离我们还甚为遥远。大通道下的中国经济总量将于2027年超越美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2050年，中国人均GDP超越美国，远超目前发达国家人均GDP4万美元的水平，并以5倍于美国经济总量的绝对优势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按美国GDP增长率的上限3%计）。我们不但可以跳出保增长、防通胀的两难境地，还可做到经济总量的超越，直至实现人均GDP的超越，兴奋之情：堪比火山爆发；振奋之举：很想展翅翱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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