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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年前黄河大改道
■沧桑齐鲁
　 □本报记者　常诚　
　　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国难与河患同作。1855年黄河改道经由山东入渤海，这是黄河距今最近的一次大改道，从此，原由豫皖苏鲁四省共同承担的黄河下游水患几乎全都落到了山东头上……
　　1855年(清咸丰五年)8月1日，黄河决口于河南兰阳(今兰考)铜瓦厢，汹涌黄河水分为三股：“一股由赵王河走山东曹州府以南下注，两股由直隶东明县南北二门分注，经山东濮州、范县(今属河南)，至张秋镇，汇流穿运(运河)，总归大清河入海。”这是黄河历史上距今最近的一次大改道。当时，濮范以下，寿张以上尽遭淹没，其他如东平、汶上、平阴等州县，凡系运河及大清河所经之地均被波及，山东全省有五府二十余州县受灾，鲁西南、西北广大地区黄水横流。
　　灾难性的黄河改道
　　在黄河此次改道之前，黄河下游流经路线，按现在的行政区划，大体上经过河南的荥阳、郑州、原阳、延津、封丘、中牟、开封、兰考，后经山东的曹县、单县，再经安徽的砀山、萧县，最后经江苏的丰县、沛县、徐州、邳县、睢宁、宿迁、泗阳、淮阴、涟水、阜宁、滨海入黄海。铜瓦厢决口后，黄河冲破原有河道，改向北行，在山东境内夺大清河入渤海。　　黄河以“善淤、善决、善徙”而著称，向有“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之说。无论是决口，还是改道，其造成的灾难都不可言状。在1855年黄河改道之前，黄河连续发生了几次大的溃决，而且溃决后“久不合龙”，到1853年，苏北、鲁南的情形为“饿殍载道”、“尸骸遍野”，甚至出现“倒毙之尸，半被饥民割肉而食”的惨状。由于黄河的屡次溃决和清政府的治理不力，当时的豫东、皖北、苏北、鲁南已经成了惨绝人寰的人间地狱。因而，在黄河改道之后，深受黄水之害的苏、皖民众如庆再生，而山东人民却几乎要承担此后全部的黄河灾难。　　在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技术条件下，黄河无论从山东还是从江苏入海都会带来灾难。山东、江苏民众都从自身利益出发希望黄河从对方境内入海，正所谓：“东民身被其灾，痛心疾首，日盼河之南徙，犹之江南之民万口一声，日冀河之北流。”两省地方官也难以摆脱“异地之官竞护其境”的考虑，为保全当地民众，不得不“以邻为壑”。因此，苏皖民众庆幸再生之日也就是山东民众流离失所之时。
　　人祸加剧天灾
　　日黄河决口之初，清政府曾设想堵口。8月19日，东河河道总督李钧派人在决口处作了一次实地勘察，测得决口东西坝相距实有一百七八十丈之宽，这么大的决口要想筑堵成功，实在是一项巨大的工程，需用工几万至几十万，用银几百万至上千万。而1855年对清政府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年份，太平天国不仅在南京建立了政权，控制了长江流域的大片地区，而且它的北伐军一度打到北京附近，清政府面临被推翻的危险。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清政府必然把农民起义当作心头大患，必欲除之而后快，对黄河的泛滥只能“深堪悯恻”，在“因势利导”、“设法疏消”的幌子下任凭黄水漫流。清廷在9月6日的上谕中特别强调堵口的困难：“惟历届大工堵合，必须帑项数百万两之多，现值军务未平，饷糈不继，一时断难兴筑。”　　清政府在黄河改道前后的无为表现，使得这次黄河改道的危害极为惨烈。决口当年，山东巡抚崇恩统计，成灾十分(即颗粒无收)的有1821个村庄，灾情九分者有1388个村庄，灾情八分者有2177个村庄，灾情七分者有1001个村庄，灾情六分者有774个村庄，六分以下者不记。也就是说，灾情在六分以上的村庄就达7161个。咸丰年间，山东是我国人口密度最高的省份之一，如果每个村庄按200户人家、每户5口人统计，山东受灾六分以上的重灾区难民就逾700万人。当时的情景是，黄水源源不绝，前涨未消，续涨骤至，村落被冲，瞬成泽国，极目所至浩淼无涯；灾民皆散处山麓高原，搭盖窝棚，暂为栖止；“济南、武定两府如历城、章丘等州县多陷巨浸之中，人口死者不可胜计。”
　　相伴而来的苛政兵灾
　　黄河改道与一般的自然灾害有所不同，一般的自然灾害大多是一过性或间断性的，受灾民众尚有喘息机会，而黄河改道却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从1855年决口到1884年山东黄河两岸堤防修整完成，这30年间山东几乎年年黄水泛滥，即使1884年后，也“无岁不决，无岁不数决”。　　适当其时，太平军与英法联军均向清王朝杀来，清政府一方面在上谕中屡屡表示“念及小民荡析离居，难安寝馈”，一方面却又催促山东为战事调拨饷粮和向京师解款。日上谕“拨山东司库银五万两解往江南徐州军营，以济要需”。日上谕令山东巡抚崇恩“于山东藩运二库迅速筹拨银五六万两，分起解赴胜保军营以资接济，毋稍迟延”。为应付英法索要赔款，又于日谕令“直隶、山东、河南各解银二十万两……无论何款，赶紧著拨委员星速兼程进京，赴库交纳，银两一日不到，即英法一日不能退兵”。山东灾民的救命粮、活命款就这样被剥夺挪用。　　黄河改道造成的灾害时间长、范围广、程度深，且逐年加重，清政府枝枝节节的治理和杯水车薪的赈济还赶不上过度的盘剥搜刮，山东沿黄数百万民众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居无一椽之覆，食无一宿之储”，“毙于饥犹毙于水”。灾民们为了生存或流离他乡，或沦为“盗贼”，由此酿成了咸丰同治年间屡扑屡起的山东民变。而一旦民变发生，清政府即派重兵镇压，所派兵勇更在灾荒、苛政之后，再一次对民众进行蹂躏。这点连当时拥兵来到山东的僧格林沁都看不下去，他在致军机大臣的信函中写道：“先闻东省所派兵勇降众，追剿窜匪，该匪只因官兵追尾，到处不敢停留，乡民受灾尚轻，百姓方庆贼之过境，不意兵勇赶至，其奸淫焚掳，十室九空，民之恨兵，甚于恨贼。”
　　遂成“糜烂之地”
　　改道之前，黄河是阻止太平军和捻军北进的一道天险，山东南部诸县“时皆在黄河以北，兵民晏如，逍遥河上，恃以为固。”而黄河自兰阳漫口之后，“下游自下北缺口以至曹县，旧河数百里无涓滴之水，俨然平陆，可以万众驰骋。”由于黄河天险尽失，捻军北进再也没有不可逾越的屏障，山东遂成捻军活动的主要区域，“东省捻氛甚炽，曹州、兖州、沂州、泰安、济宁等属二十六州县，均有匪踪出没，济宁、兖州、泗水均各被围。”　　为镇压北伐军和捻军，僧格林沁、李鸿章都采取过“以水代兵”的战术，乱挖乱决河堤，平添了许多灾难。1855年，北伐军退守茌平冯官屯，僧格林沁“密决运河之水倒灌贼巢，土墟之中，泥深没髁，官军逼近土捻，烧贼窟数处，生擒捻首李开芳。”后来，李鸿章用“兜围”之法，把西捻军困在黄运之间，他日盼黄河水涨，借此消灭捻军。当阴谋得逞后，竟吹嘘说：“神至之日，黄水复暴涨，自运河以泊马颊诸河无不盈堤拍岸，横溢四出，流潦纵横，于是运河一线，遂为金城巨防，而四面沮洳，贼虽健马如云，不得不束手就死。”　　在无情天灾面前，山东民众还要面对更为惨烈的人为的灭顶之灾。人们意想不到的是，此前为黄河所限不能北驱的捻军趁机进入鲁西南后，遍地的灾民迅速集结为各种类型的反清武装力量，把山东搅得“糜烂无遗”。清政府为了平息民变，屡派重兵赴鲁围剿，这样，黄患、民变、苛政、兵扰叠加而至，终于把黄河改道带来的灾难发展到了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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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的黄河改道
　　□常诚
　　有文字记载以来，对黄河决口、改道的记载非常多。据黄河水利委员会所编《人民黄河》的统计，在1946年前的三四千年中，黄河决口泛滥达1593次，较大的改道有26次。改道最北时，黄河水流经海河，出大沽口；最南时，黄河水经淮河，入长江。总的来看，历史上黄河水灾波及的广大地区，约为其下游的25万平方公里的冲击平原。　　历史上有黄河“六大迁徙”之说，指的是黄河初徙于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再徙于王莽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三徙于宋仁宗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四徙于宋光宗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五徙于明孝宗弘治七年(公元1494年)，六徙于清文宗咸丰五年(1855年)。　　黄河改道是指黄河河道有较大幅度的变迁，有时多年后又回归故道。在黄河决口后，也常有几年不堵，并且时常有意地使几个支河分流下注的。因此，以历史的眼光来看，与其说黄河有一个固定的河道，不如说它经常在变迁着。　　清朝初年，康熙皇帝曾任用靳辅大治理黄河，取得了明显成效，但由于当时不治海口，而“惟务泄涨”，导致海口渐淤，河底渐高。自清中期以来，黄河下游的决口日渐频繁，据《明清治河概论》一书统计，清初至鸦片战争近200年间，黄河决口达361次，平均约每6个半月一次，与明代(年)平均每7个月决口一次相比，总体情况可谓每况愈下。　　黄河决口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是堵是疏都刻不容缓。1855年黄河改道后，清政府当年下令“暂行缓堵”，既不积极抢堵，也未完全放弃堵口，模棱两可之间听凭黄水泛滥。其间原由相当复杂，除资金紧张、内忧外患外，在黄河“改道”(主张黄河改道山东)与“复道”(主张黄河恢复从江苏入海)问题上的争论不休也是一个原因。正因如此，清政府未能形成统一的治河方案，只是劝导民众筑埝御洪，而民众物力财力有限，再加上惜地护庐，所筑小埝多狭窄简陋，难以容水御水。当时，清政府不愿聚集民工筑堤修坝，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考虑，就是担心十几万民工聚集河岸，一旦失控，将酿成大祸。在后来“改道派”的奏章中就有这样的论调。如翁同在罗列黄水南注“二大患五可虑”中，有一虑就是：“颍寿徐淮之地，好勇斗狠，夙称难治，小民荡析离居，无所得食，难保不滋生事端。”结合捻军发源淮北这一事实，翁氏的这种担忧是有道理的，可他忘记了，如果黄河改道北流，山东一带民众何尝不“好勇斗狠”。事实正是这样，黄河北决后，捻军长驱直入山东，引发了山东大规模的民变，其中与黄河改道直接有关的就有幅军、长枪会、河套军、白莲教起义等。在黄河改道的滚滚洪流中，清政府在河难与民怨中一步步走向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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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土沧桑乾坤湾黄河蜿蜒天地间 延川黄河乾坤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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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厚土沧桑乾坤湾黄河蜿蜒天地间 延川黄河乾坤湾）
&&&湾（西部网网友：傲竹巴山）
&被喻为母亲河，在境内形成的五个S形大转弯，它由北而南依次是：漩涡湾、延水湾、伏寺湾、乾坤湾、清水湾。这里就是著名的天下黄河第一湾——乾坤湾。
论坛原帖：端午陕北行第二站：延川黄河乾坤湾
/thread--1.html
(出处: 陕西论坛)
本文来源：西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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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历史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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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黄河：历史沧桑）
梁捷黄河水患一直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问题。教科书讲到上古历史时，必定提及“大禹治水”。讲地理时，也会提到作为地上悬河的黄河对周边地区的威胁。稍微上点年纪的人，肯定还记得解放初期治理黄河、淮河的过程，衍生出多种文艺作品，随后还有三门峡、胜利渠等一系列与黄河有关的水利工程故事。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似乎听不到关于黄河的消息了。每年夏季的防洪抗汛，大家都只关心长江；即便谈论水利，媒体上频繁出现的话题也变为了三峡工程、南水北调，与黄河再没什么关联。有心人查一下资料就会发现，从1990年代，黄河几乎年年断流，且每年断流时间越来越长，断流区域也不断向上游蔓延。黄河之水不再是中国广大北方百姓的重要威胁，黄河缺水反倒成为新的令人苦恼的问题。要认识黄河的来龙去脉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戴维·艾伦·佩兹教授的近作《黄河之水》为我们认识黄河提供了重要参考。过去几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在整理治河经验，存留下大量水利文献。但这半个世纪以来，不管是人力对自然的改造程度，还是自然环境的剧烈变化，都远非过去能比。佩兹教授对黄河的研究，从古代贯穿到当代，从时代背景到生态状况，这种长时段、跨学科的方法值得借鉴。我们还是从黄河改道开始论述。人类于华北平原活动不那么频繁的时期，黄河下游的水道还比较稳定。早期的商周文明，都得益于这条河，所以很多人把黄河称为母亲河。但是随着人类在黄河中下游的活动变得频繁，砍伐加剧、河岸破坏，黄河就变得不太安分了。春秋战国时期，黄河曾多次泛滥，下游人民生活深受影响。后来比较严重的一次决堤改道发生在王莽时期。黄河改道淹没大批土地，也直接导致王莽政权的彻底崩溃。经过这一次改道，黄河终于形成比较稳定的入渤海的河道，《水经注》也将其视作正统的黄河水道。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中下游百姓生活颇为艰苦，却给了大自然恢复生态的机会，黄河并没有产生太大危害。直到唐末，虽然黄河河岸缺乏维护，也不时泛滥，但还没有对这一带造成致命打击。而到了宋代，黄河河岸多年累积下问题逐渐爆发。与此同时，北宋政府必须考虑与契丹之间的政治关系，黄河这件可怕的自然武器竟然也常被考虑在内。所以黄河虽然经常决堤泛滥，北宋政府却不去积极治理。最致命的一击发生在1128年，即南宋初年。当时金兵南侵，东京留守杜充掘开黄河，试图以黄河阻挡金兵。自然力量难以控制，黄河南摆、夺淮入海，淹没大片土地，河水漫过之处惨不忍睹。可笑的是，这样的举措并没有给金兵什么威胁，金兵仍是顺利南下直逼金陵。不过杜充的这次掘河影响深远，从1128年直到1855年，黄河都在南部入海，没有回到北方河道，给后来几个朝代带来极大麻烦。明代迁都北京后，黄河问题逐渐突出。从地理看，黄河、淮河以及从南方过来的大运河，共同交汇于洪泽湖畔的清口，即今日盱眙一带，当时这里有一座历史古城泗州城，同时这里还是朱元璋为其先人修建的祖陵。大运河是漕粮运输要道，直接有关北京粮食的稳定供应问题，必须保持通畅。而黄河、淮河清浊不一，很容易因为泥沙淤积、抬高河床而改道。所有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令无数贤才俊彦一筹莫展。直到张居正当政时期，委派潘季驯治理黄河，竟然取得了奇效。潘季驯多年来坚持实地考察，对黄、淮、运都十分了解，主张采用综合治理的手段。他创造性地提出了“束水攻沙”的治河手段，即用淮河的“清水”来冲刷黄河带来的泥沙，避免清口淤积，保证黄、淮、运都能通航，也能保证周围百姓的居住安全。潘季驯设定的工程手段影响极大，但却不是一劳永逸之法。到了清代康熙年间，黄、淮、运再一次面临淤积和溃堤。新一代治水名臣靳辅挺身而出，继承潘季驯的思路，再一次彻底整修了河防。我们从潘季驯和靳辅这两朝治水名臣身上可以看到，他们治水所面临的压力不仅有自然的复杂性，更有时局的复杂性，他们最终都是因为政治斗争失利而不得不离开自己耗费多年心血的治河工地。据现代学者估算，有清一代，每年投在治水上的花费大约为的一成左右。如此巨资，背后牵扯到的政治博弈可想而知。所以靳辅之后，没再出现能够有力治理黄河的能人。1855年即咸丰年间，太平天国如火如荼之际，黄河在河南兰考的铜瓦厢决口，河水北摆，漫回故道。黄河水道固定下来，问题也同样留了下来。第一，运河运输变得困难。清政府在19世纪末最终放弃内河漕粮运输，改为海运，运河也逐渐失去它的实际作用；第二，淮河入海河道淤积，使得淮河下游极容易泛滥，高邮一带苏北地区人民的生活更为艰难，出现大量逃荒现象。
接下来一百年的故事，就到了《黄河之水》的重点。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相互交织的三条线索，始终贯穿这一百年黄河的治理过程。第一条是政治线索。潘季驯、靳辅治河时不得不讲政治，后人治水更是如此。第二条是科学线索。随着西方和苏联的水利科学知识传入中国，专家对黄河状态的控制变得精准许多。可惜直至今天，我们的知识仍无法解决黄河多沙问题。第三条是生态线索，即最近这百余年间，黄河流域生态的破坏反过来又影响到黄河水量。《黄河之水》给我们上了好几课，既有水利课，也有历史课和生态课，这就是它的价值所在。(编辑&李二民)
本文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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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 本报通讯员 韦钦国 本报记者 陈巨慧&&&&4月14日，正在建设的京沪高速铁路济南黄河大桥主桥宣告合龙。而在其下游11公里处，与其遥遥相望的济南洛口黄河铁路大桥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它默默地诉说着曾经的前尘往事，见证着一个世纪以来一座老城的荣辱沧桑……&&&&屈从列强修铁路&&&&铁路是近代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重要产物。铁路所经之处，往往市场发达、百货云集、人烟辐凑、信息灵便，推动着物质文明的嬗变和演进。然而，在清朝末年，修铁路也是帝国主义剥削中国的重要手段。&&&&1898年9月，英、德资本集团背着中国，在伦敦举行会议，擅自决定承办自天津至镇江的津镇铁路。清政府迫于帝国主义的压力，于1899年5月与德英两国签订贷款协议，并将津镇铁路改为津浦铁路。日，清政府正式签署了《天津浦口铁路借款合同》，借款英镑500万，续借480万，共 980万英镑，年息5厘，借期50 年，用来修筑津浦铁路。津浦铁路由英德两国工程管理公司负责工程管理，英国人负责南段，由山东韩庄至浦口，共383公里；德国人负责北段，由天津至山东韩庄，共626公里。&&&&修建津浦铁路北段的主要障碍是天堑黄河，若想顺利贯通，就要修建铁路桥。承建大桥的德国孟阿恩桥梁公司自1901年起就在济南附近黄河上、下游90公里的范围内为大桥选址，经过3年的勘查、测绘，认为黄河流至济南洛口镇时，南依大坝，北枕鹊山，大坝与鹊山对峙，形成屏障，约束河道稳定不变，桥址选在洛口最为合适，并提出了河段工程说明及建造图式。&&&&日，孟阿恩桥梁公司与津浦铁路北段总局正式签订了建造洛口黄河铁路桥的合同，并于10月15日举行开工典礼。然而在大桥即将开工之际，山东省道员丁达意考虑到建桥既要对济南的繁荣有利，又不能因桥墩阻水而易引起河防险患，遂要求孟阿恩桥梁公司重新设计，以加大桥孔跨度、减少桥墩。但经多次磋商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日，清政府邮传部派中国铁路工程专家、京张铁路局会办兼总工程师詹天佑等来济南协调。詹天佑等经过实地勘察，提出了两方都能接受的“减少桥墩、扩大桥孔、加固堤身”的方案。就这样，直到1909年下半年，洛口黄河铁路大桥的设计方案才最终确定：全桥11座桥墩12孔，桥长1255.20米，宽 9.4米；梁下留有充分的通航空间；桥上铺设单线线路，留有铺设双线的余地；载重为E-35级；按7度地震烈度设防。&&&&多项技术惊世界&&&&1909年7月，洛口黄河铁路大桥正式开工。河道北部漫滩较宽阔，建有8孔跨度 91.5 米简支钢桁梁；河道南部漫滩较狭窄，建有1孔跨度 91.5米简支钢桁梁，大桥共用桩1270根。施工时，使用“杠杆法”对桩柱进行载重测试，每桩承载能力达150吨，为设计载重能力的2倍。第8、9、11号桥墩为气压沉箱加桩基础，第10号桥墩为气压沉箱基础，沉箱采用内挖法下沉。全桥基础以上的墩身、台身均用混凝土浇筑，表层以料石镶面。&&&&日，洛口黄河铁路大桥竣工，并举行落成典礼，总造价为1166万德国马克，折合当时白银454.56万两。11月28日，津浦铁路北段总局总工程师德浦弥勒对大桥进行验收，经对轨道及桥梁各部位检测，均符合设计标准，次日由桥梁公司正式交付津浦铁路北段总局管理。至此，洛口黄河铁路大桥正式投入使用，也标志着津浦铁路全线贯通，结束了以黄河为界分南北两段通车的局面，使得南下北上的人员、物资得以畅通无阻地横渡黄河，极具战略和经济价值。&&&&由于设计、构造、用材在当时都堪称先进，并采用了当时最为先进的气压沉箱等技术，洛口黄河铁路大桥建成伊始就成了旧中国最具现代化的建筑物之一。大桥属下承式钢桁梁桥，其中高悬于主流之上的第9、10和11孔采用三联悬臂梁，极具特色。其中大桥第10孔跨度为 164.7米，是全国孔径最大的铁路桥梁，在当时世界桥梁中也是少见的。&&&&命运多舛待盛世&&&&洛口黄河铁路大桥位置特殊，是兵家必争之地，因此，在命运多舛的苦难岁月里，多次遭到人为的破坏，破坏较为严重的就有4次。&&&&1928 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攻打奉系军阀张作霖，5月逼近济南，据守山东的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溃逃时，命人在大桥8号墩台安放炸药，8号墩顶部因此被炸去约3.8米，大桥中断通车8个月之久。后由津浦铁路管理局发包给南京裕庆公司修复，共投资2.01万元，直到1929年9月才勉强修复。&&&&1930 年端午节前后，国民党军阀爆发中原大战。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的联军曾隔河炮战，击伤钢梁多处。1931年，由津浦铁路管理局大修加固，共耗资2.67万元。&&&&1937年11月，日军沿津浦铁路南犯。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韩复榘撤往黄河以南时，命令铁路工程队将大桥炸毁，整个钢梁杆件被炸伤87处之多，这也是大桥所经受的最严重的破坏。1938年1月，日本黄河桥工程事务所对大桥进行施工维修，因悬臂梁损坏严重，更换为日本汽车制造株式会社制造的新梁，用时半年、耗费376万元、用钢材4000余吨才初步修复。&&&&最后一次则是 1949年2月，出于军事需要，国民党派出飞机炸伤了大桥的三孔钢梁部分焊件，炸伤悬臂梁，当时由于技术有限，只采取了最为原始的电焊进行修补。&&&&百年沧桑续华章&&&&新中国成立前，洛口黄河铁路大桥上火车轰鸣，桥下怒涛滚滚，帆船、小汽轮漂流似箭，数不清的船只停泊在桥南岸，或装或卸；大坝上游人及垂钓者穿插其间，热闹非凡。新中国成立后，针对大桥存在的隐患，铁道部对大桥多次进行了整修加固，特别是 1951年的那次维修，恢复了原设计的通过能力，为南北交通发挥了巨大作用。鉴于洛口黄河铁路大桥战略位置的重要性，政府一直派部队长年守卫，客车过桥要关窗，行人通过桥下不得停留。&&&&1958年，黄河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大洪峰。郑州黄河铁路桥的一个桥墩被冲毁，周总理得知后，立即赶到郑州视察，直到午夜，周总理才离开。回到住地，周总理又听说济南洛口黄河铁路大桥也出现了险情，总理不顾劳累，于8月6日上午又飞抵济南视察。为了不影响运输任务，总理通知济南铁路局：上桥查看时，不要耽误列车通过。当问到桥墩和桥梁是什么时候建的，还能维持多久时，陪同的铁路局负责人一时答不上来，总理说：“不要着急，回去查查资料。”回到桥南头，总理对大桥哪里该维修，哪里该加固，一一作了指示，并对铁路局的同志说：“你们要千方百计把大桥保住！”济南铁路局立即进行针对防洪措施的施工，采用了打铁桩加强桥梁平面的稳定性、修筑防水屏障阻挡水流冲击等方法，对10号桥墩抛石笼加以防护。事后测知，该方法对防止桥墩遭受冲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由于黄河水含沙量大，河床淤高快，特别是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桥址河床平均淤高 2.3米，其间河堤连续加高了三次。因防汛安全需要，当时国务院和铁道部文件规定，从日起，大桥停止客货列车通过，全桥封闭，所有客货列车改经位于齐河县的曹家圈大桥横渡黄河，饱经沧桑的洛口黄河铁路大桥似乎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然而，1992年，国家决定修建邯郸至济南的铁路，有关专家认为，洛口黄河铁路大桥仍有使用价值。经过一系列科学检测鉴定，证明洛口黄河铁路大桥具有充足的剩余寿命，于是决定对洛口黄河铁路大桥进行修复改造。1998年伊始，洛口老桥抬高加固工程开工，将北端八孔钢梁抬高与主桥孔（第9、10、11孔）梁底相平。日恢复通车。据专家测算，洛口黄河铁路大桥完全可以再使用五十年。2006年，京沪铁路进行电气化改造，这座百年老桥再次焕发生机，日通行列车28对。&&&&千年黄河，见证了华夏民族的屈辱与奋争；百年大桥，诉说着一座老城一个世纪的膻变。如今，大桥上列车奔驰，桥下则已建成黄河百里风景区，沿岸林木茂盛、燕雀欢唱，悠闲的渔翁和欢乐的游人，伴着滚滚东流的河水，历史和现实就这样在这里定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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