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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百三十六回 七夕琼筵随事陈
兼花连蒂共伤神　　诗云：　　听着啼鹃泪满襟，国亡家破见忠臣。　　关河历落三生梦，风雪飘零万死身。　　丞相岂能堪狱吏，故侯安得作园人。　　神农虞夏吾谁适，回首西山继绝尘。　　1940年底日本更积极训练使用新式高射炮。英方亦于8个月的时间内，在香港岛及九龙挖掘了60个防空洞，部分仍保存至今。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当日，酒井隆接到进攻中国香港的命令，早已准备妥当的酒井，立即派日军航空队消灭毫无作战准备的驻港英国空军部队，取得制空权。同时，派步兵占领广州沙面岛的英租界。随后，酒井隆命令所属第三十八师团（师団长、佐野忠义中将）在空军的配合下，进攻九龙半岛，并于12月13日占领九龙半岛。在对固守香港岛的英军两次劝降未果后，18日夜，酒井隆指挥日军在香港岛强行登陆。12月18日夜，酒井隆指挥日军向香港的码头进行猛烈炮击，开辟登陆场。在炮火的掩护下，日军三个联队近一万名士兵，乘船强渡九龙湾，在香港登陆。日军登陆后，按酒井的命令，先集中火力拿下山顶水库。因为香港本岛无淡水，山顶水库是全岛饮用水的主要来源，控制了它，香港市区的储水量连两天都无法撑下来，他想借此迫使香港守军迅速投降。　　在进攻香港山顶水库的同时，酒井隆还指挥另一路日军攻击香港的电厂。防守电厂的是轻伤兵和主要由商人组成的志愿队。虽然他们中的许多人不是职业军人，但战斗得非常勇敢。他们全力抗击，毫不退缩，最后直到全部壮烈牺牲，电厂才被攻陷。在占领了水库和电厂后，酒井隆继续指挥日军进攻坚守在维多利亚湾的英军，英军顽强抵抗了两天后，弹尽粮绝。12月25日，日本在战死683人、负伤1413人后迫使英国在香港旅和加拿大旅和义勇军共1.2万人投降。　　负责防守香港的包括有英国、加拿大、印度士兵和香港义勇军，总共约一万五千人。然而英军自始即处于非常不利的的位置。日军不单有陆上有数量上的优势，而且英军的空中力量异常单薄，只得五架旧式军机可以使用。战事一开始，日军便出动空军轰炸启德机场，将英军的飞机悉数摧毁，取得香港的制空权。英国海军仅有的三艘驱逐舰其中一艘亦被炸沉，其余馀两艘则负责将英军家眷撤离，仓皇离开往新加坡。　　负责防卫九龙及新界的，是一个称为大陆兵团约5千人的英军和印军，其总部设九龙塘，包括第二皇家苏格兰营、旁遮普第十四团二营，拉吉普第七团五营，香港义勇军第一连及炮兵及一小队增援加军榴弹兵。根据预定的计划，英印军放弃难以守卫的深圳河，而将主力放置在九龙北面的山地上，称为醉酒湾防线。日军第38师团下属三个步兵联队：第228、229及230联队，在12月8日早上起从正面越过深圳河，向南进发，228联队经林村上铅矿凹，229联队经沙螺洞、赤泥坪后过马鞍山出水牛山，230联队先去锦田、元朗及青山湾，沿青山公路出荃湾。英工兵和一连旁遮普军破坏大埔公路及九广铁路，但未能阻慢以土井定七大佐为首的日军228联队的前进。到了12月9日下午，日军228联队经已抵达醉酒湾防在线城门棱堡PB401。　　当天晚上，日军第228团向PB401突击，最先发现日军的是驻守PB401的哨兵Laird下士，并即时用维克斯机枪反抗。A连长Jones上尉随即派出Rodd中士带7名普通兵沿管道作出增援，被日军于管道中气口投弹打败。日军攀上孖指径直扑位于西部的城门棱堡内A连总部作猛烈攻击，结果A连连长Jones及第8排长Thomas中尉等被掳，反抗时Thomas中尉被日军在爆破碉堡时弄至双目失明，可是Rodd中士逃亡时并无回A连总部而直接去拉吉普营D连免被捉拿。防守棱堡的苏格兰营A连被迫退至金山一带与D连会合。　　12月11日，大陆兵团旅长瓦理士准将曾一度要求苏格兰营营长White中校作出反击却遭拒绝，并令其他苏格兰营向金山撤退。日军再次向金山发动攻击，同时在昂船洲的义勇军炮兵向棱堡发炮试图作出支援，但都错误地打中金山上守军，使B连及D连连长阵亡，金山失守，总部派出驻城门水塘一带印籍拉吉普D连救援，醉酒湾防线被突破，日军并于第二日占领青衣及直扑荔枝角。总部感到大陆兵团随时有被大包围危险，加上九龙总警司向旅长宣告警察放弃九龙，街上满布汉奸（即自称“胜利友”的黑社会分子）抢掠，英军被迫放弃九龙半岛。直至12月12日傍晚，除鲤鱼门北岸的魔鬼山外，九龙新界都已完全陷于日军。12月13日，最后留守九龙的拉吉普营乘驱逐舰撤离到香港岛，九龙沦陷。后来日军曾派代表要求英军投降，却遭到港督杨慕琦拒绝。　　之后数天日军不断炮轰及空袭香港岛北岸，包括在何文田架设大炮，由广州飞来日机轰炸多个英军炮台、以及通讯和发电设施。防守港岛的是从九龙撤出的部队、两个加拿大营、第一米德萨斯营（1st Middlesex Regiment），以及义勇军第一至第七连。总司令莫德庇少将 （Mayor Gen.C. M. Maltby）把港岛分为东西两旅，东旅由九龙退回来的瓦理士准将作总指挥，主要防守铜锣湾及深水湾以东的海岸线，包括北角至柴湾、大潭至赤柱及浅水湾，总部设在大潭道和石澳道交界的高地。西区则由罗逊准将任总指挥，把守西环及中环海军船坞、薄扶林及以至香港仔寿臣山等西部海岸，总部设在黄泥涌峡附近。维多利亚城等要塞由苏格兰营军及义勇军4及7连防守，要塞指挥部及联合指挥部都设在海军要塞内。　　12月14日，日军多次空袭香港岛的石油提炼厂、橡胶厂及多处民房设施，引发多宗大火，主输水管破坏，一部分地区没有食水供应，粮食开始短缺，围城战开始。12月15日深夜，日军企图在港岛北岸强行登陆，遭守军击退。12月16日，日军利用何文田山大炮轰击港岛北岸，波及民居（特别是湾仔区），同时摩星岭守军破坏九龙设施及油库。12月17日，两连日军敢死队强攻北角发电厂附近海岸，遭守军尽歼。　　12月18日晚上，日军击中北角油库，日军3大联队的在黑暗的土瓜湾、跑道及茶果岭一带先用特制人力推动木筏静静地横过维多利亚港，其后用火船拉动特制登陆艇大规模快速登陆香港岛，皇家海军曾出动几艘炮艇拦截都失败，在北角至爱秩序湾由印军拉吉普营驻防东区一带登陆，拉吉普营奋勇反击失败，营长卢连臣中校及印军沿柏架山道退败，229联队剿灭拉吉普营A及C连后占领鲤鱼门要塞，攻入义勇军第5防空兵团驻守的西湾炮台并进行大屠杀，之后向南大潭及浅水湾推进，东旅曾一度派出加军来福枪队C连出西湾解围，但最后撤退，并一度在柏架山一带迷路。翌日天晓时，日军已占领原由加军来福枪队C连及第一义勇军驻守的柏架山、义勇军第3连的毕拿山及渣甸山，并向西旅总部黄泥涌进发。东旅司令希望打持久战，于是命令位于港岛东的东旅撤退至赤柱，却使西旅以东阳明山庄一带出现防卫缺口。　　加军榴弹兵D连与义勇军第3步兵连共同扼守渣甸山及黄泥涌峡要道。虽然230联队推进渣甸山时遇上西旅守军而出现了自入侵香港以来未有过的大量伤亡，但228联队其中小队就从阳明山庄突然攻入黄泥涌峡，12月20日西旅总部被日军突袭，加军司令兼西旅旅长罗逊准将及僚属因要突围全体战死，莫德庇少将带旁遮普营及苏格兰营反攻黄泥涌峡但为日军所阻，结果第3连义勇军全被剿灭，剩下加军榴弹兵与苏格兰营一同退守中峡、金马伦山一带，后来西旅改由原义勇军营长卢斯准将带领作第二次攻击但失败。莫德庇少将坚决阻止守军被分割，命令义勇军物资分配军及皇家海军转步兵驻守浅水湾道中段，又命东旅派加军来福枪队及米德萨斯营驻守浅水湾及紫罗兰山径，东旅旅长瓦理士准将命香港仔旁遮普营A连沿寿臣山推进，皇家海军派出斯雅那号于南朗山对出大海助战，但结果大败，旁遮普营长Kidd中校被杀，义勇军物资分配军更被大屠杀，斯雅那号沉没于东博寮海峡一带。同日，当时英国首相丘吉尔曾致电报到香港，鼓励守军抵抗到底，其电文谓：“汝能抵抗敌军一日，对于全球之盟军，仍能有所贡献。”　　此时，维多利亚城内煤气、电力中断，卫生环境日差，传染病横行，日空军不时轰炸，不少市民死亡。市区228联队日军于炮台山打败北角发电厂内休斯兵团及拉吉普营后，推进至礼顿山据点时遇到强烈阻碍。日军于12月21日围攻浅水湾及赤柱地区，米德萨斯营B连及加军来福枪队B连在浅水湾酒店一带英勇反抗。　　朱汝珍书法　　
作者:玉案一家人 提交日期: 13:57:28
　　第一百三十七回 后人不识前贤意
破国亡家事甚多　　诗云：　　九酝松醪一曲歌，本图闲放养天和。　　后人不识前贤意，破国亡家事甚多。　　万事销沈向一杯，竹门哑轧为风开。　　秋宵睡足芭蕉雨，又是江湖入梦来。　　12月22日至12月24日，日军在山区相继攻破由西旅的苏格兰营及加军榴弹兵联防的金马伦峡、马己仙峡等防线，市区礼顿山据点失守，剩余守军两营印军、米德萨斯营Z连及炮兵海军等转步兵以湾仔卢押道及船街为最后防线，东旅加军来福枪队曾一度抗命，同时防线退守至赤柱村以南，海军船坞及城区被日军炮轰而引发大火。12月25日，港督杨慕琦发表圣诞文告，鼓励士兵奋战。当日下午3时，莫德庇少将（Major Gen.C. M. Maltby）向港督报告守军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港督杨慕琦在撤走部军政人员后在下午5时至日军司令部称降。东旅在赤柱一度不相信投降令，继续有效反抗229联队，并以赤柱炮台9.2英吋大炮阻止日军推进，结果在12月26日确认投降令。日军将领、港督及守军总司令莫德庇在九龙半岛酒店烛光下签降书，18日保卫战结束，但新界东江纵队开始活跃，对日治政府做成压力。　　日，在港督杨慕琦带领之下，一众英国殖民地官员渡海亲身前往被日军占据的半岛酒店的三楼的日军总司令部投降。酒井隆随即暂代香港总督职务，直到矶谷廉介接任为止。此日由于亦为圣诞节，因而香港市民称为“黑色圣诞”，自此香港人口中的“三年零八个月”香港日治时期从此展开。到日，日军中将矶谷廉介成为了首任日治时期总督，香港正式沦为日本占领区。在英军主力部队选择投降的同时，约15名英国高级军官及30多名其他官兵与英国情报官员选择跟随当时中国驻港的最高代表——中国海军中将陈策乘快艇从香港突围。最后成功经广东惠州、重庆、缅甸抵达印度。陈策亦因此获得英皇授予爵级司令勋章。在香港保卫战中，盟军共阵亡2113人，8500人被俘。日军共阵亡706人，1534人受伤。　　虽然当时的港英政府及其下的主力部队悉数投降，可是在新界的地区一些军、民仍不断进行零星的游击战，继续与日军维持抗争关系。　　东江纵队港九大队，简称港九大队，成立于1942年2月，是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由香港新界原居民子弟组成的游击队，成员包括农民、学生和海员，主要于新界西贡一带活动。在1941年日军进攻香港时，港九大队从200人扩展到超过6000人。在英军撤退后，港九大队队员获取被英军丢弃的武器，并在新界及九龙建立基地，同时在西贡墟建立地下联络系统。而第三个和第五个分支在蔡国梁之下，被派遣到香港和九龙，由队长黄冠芳和副队长刘黑仔带领，统领香港及九龙的抗日武装斗争，并让中国获取日本对华南、台湾和东南亚的战略机密。港九大队属下有短枪队和几个区中队，积极开展城市游击战。直至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30日，英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夏悫（cecil Harcourt）率军舰抵港，港九独立大队奉命于9月28日发出宣言，向港九同胞告别，一周内撤出港九地区。该队大部人员后来随东江纵队北撤，一部分留在香港坚持地下斗争，还有一部分人员复员。　　英军服务团（British Army Aid Group）由原香港大学教授赖廉士上校（Lindsay T. Ride）组建，负责收集日军情报、接送重要人物潜出或进入香港。成员包括战后新界理民官何礼文及战前担任华民政务司的麦道轲等。1942年7月，英军根据赖廉士上校的建议组成这个援助小组。1941年12月底，所有英国人被送入了香港的战俘营时，赖廉士上校成功逃脱并到达重庆。其后，他将英军服务团的总部设于曲江，并视广西为华南的前线基地。他们的贡献主要从战俘营中协助战俘逃脱，并走私药物和其他必需品进出战俘营，亦组织了智囊团。过程中，英军服务团获得东江纵队积极合作和保护。日治期间，英国政府允许盟军轰炸香港，因此一直有盟军战机空袭香港的日军据点，但间中误中民居，造成伤亡。其中最严重一次是误中红磡一所正在上课的小学，几乎所有师生死亡。湾仔区的民居也经常被误炸炸中。然而根据香港作家小思在《香港的忧郁》一书的印像，香港市民一般都不反对盟军轰炸。　　香港沦陷后，朱汝珍与居港同乡黄文根等人组织归乡指导委员会，每月均安排火车和轮船将市民强迫离港，但这些交通工具只将人送出境，离境后回乡的路途就要各人自理，更多人付担不起路费，只能徒步回乡。当时香港既已沦陷，市面粮食不足，生活艰难，因此很多港人选择离港回乡。朱汝珍和黄文根协助同乡3万多人疏散返乡。香港在日本的统治下，人民生活艰苦，没有充足的食物供应，由1942年开始由日本定额配给日用品如米、油、面粉、盐和糖。每个家庭都有一张定额配给许可证，每人每天只可以买六两四的白米 。由于没有其他充足的食物，六两四白米明显不足。于是很多人只能以树叶、树根、番薯藤、木薯粉或花生麸勉强充饥。其后白米亦缺乏，改为配给日本萝卜作粮食。因为粮食日趋缺少，日方的定额配给制度于1944年取消，改以自由买卖，但更多市民因付担不起食物价格疯狂通胀而饿死。　　日治时期香港经常有市民饿死，甚至盛传出现人吃人事件，街上常有皮包骨的弃尸。即使如此，弃尸的大腿肉还是经常被割走。报章亦曾报道有妇人烹煮弃婴的新闻。当时市面曾盛传某些食肆的肉包使用的乃是人肉，因为市面上根本不可能买到足够肉类。另香港大学的口述史计划记录一些市民的回忆，指于日治时期曾于腊肠中发现类似儿童手指的物体。因为没有木柴进口，市民只好以家具替代充当柴薪。而到了后期，由于那几年冬天特别寒冷，市民生火取暖需求增加，一些无人看守的建筑物，如香港大学、英皇书院及皇仁书院校舍等，内里的木制品均被抢走，狮子山上的林木也被砍伐一光。由于燃油属军需品，因此也十分紧张，电力只能提供有限度供应，例如于1943年，总督部就下令只限20:00至23:00亮灯。而供水因需要发电，因此即使日治时期水塘常因台风吹袭而满溢，但供水依然十分紧张。　　在物资供应短缺的情况下，仅有的物资变得奇货可居，因此引发一些商人囤积居奇，或以赝品、劣品代之。例如当时港日政府就曾下令严惩以牛奶公司奶瓶灌假冒奶制品的行为。于1943年8月市面肥皂供应突然过剩，因为夏天之前有过多肥皂被商人炒卖，于秋天快到临时肥皂需求下降，商人只得将存货抛售。无良商人的投机行为使市面的日用品供应更不稳定。港日政府还曾发动“献铜运动”，强迫市民将铜制品捐出以供日方制造武器，连总督部门前原属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总行的2只铜狮子亦差点不能幸免。　　在日军的占领下，香港人的尊严、人权尽失。日军滥杀无辜，可以在街上任意杀人，也可以随意于街上捕捉男丁做苦工劳役。他们以搜查房屋为名入屋强奸女性。另外，日军于湾仔骆克道一带设立多间慰安所，强迫妇女提供性服务；又在市区恢复设立赌馆及烟馆，于跑马地马场重办赛马，往后更加密至每周一次，不但有损市民心智健康，更借此敛财。后期因活马不足应付赛事，更以跑木马代替。另外当时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例：市民在街上每当见到日军，无论远近皆须作90度鞠躬；否则一旦发现，即被喝停遭受拳打脚踢甚至杀身之祸。除“居民证”外，市民亦须全家合影一张“全家福”照片，当日军查户口时出示，若家中的人并不在相中，又无合理解释，便会被当作窝藏游击队成员。
作者:玉案一家人 提交日期: 13:59:06
　　1942年日本人送大米给朱汝珍，想要利用他，而他毅然抗拒，1942年离开久居的香港，避来上海，借住在女儿家中，表现了他的民族气节。后来他回到北平老宅。民国32年（1943年）夏，有一天他在与孙辈嬉戏时中风病逝，享年73岁。朱汝珍善诗文，著有《词林辑略》（附词林姓氏韵编）、《本纪圣训》、《中外刑法比较》，以及乡试、会试、廷试的立论七篇以及飞来寺石刻《爱山亭记》等，惜大多散失。他的书法，师出名家，具有王、柳、欧风格，并有创新，自成一家，尤其是楷书，端正圆润、遒劲清秀，深受国内外称许。朱汝珍的行书疏淡和平，娴静爽利，有晋唐遗风。他知道刘春霖、商衍鎏、张启后也有书画作品，便将四人的作品配成一套，名为“四屏”，成为当时极享盛名的书画作品。参与创定《大清商律草案》、《大清民法草案》及纂修《德宗景皇帝实录》，著有《词林辑略》（附词林姓氏韵编）、《本纪圣训》、《中外刑法比较》，以及乡试、会试、廷试的立论七篇以及飞来寺石刻《爱山亭记》等，惜大多散失。他关心家乡文化事业，先后于民国4年、民国23年和26年，编纂有《藏霞集》，受聘总纂了《清远县志》和《阳山县志》。他常代人书写招牌、条幅、中堂等，要礼金价颇高。在南洋、港澳、飞霞洞、飞来寺等地，均存其遗墨。县博物馆内，收藏有他的楷书“清远公会”题额手迹。但署款从不写“民国”二字，他曾对人说：“决不吃民国饭。”　　隘园是清代末科榜眼朱汝珍的故居，在今清城南门街左四巷内，原为占地约140平方米的砖木结构三间二廊式传统民居。现传统民居已不存，但有朱汝珍纪念馆在此。朱汝珍父亲朱猷章是五品武官，在清城南门街有房屋多座，其中的太守第占地约700平方米。朱猷章于光绪三年去世，家道逐渐低落，竟至于后来太守第被用于抵债。朱汝珍有兄弟八人，住房并不充裕，朱汝珍青少年时代长期在外，家里并无安排独立住所，待他取得功名后，其兄弟就把位于太守第对面巷内的一座房子让给他住，就是今天的朱汝珍故居。朱汝珍自觉住所狭窄，自笑之取其名曰“隘园”。1920年，他50周岁生日时，写有《五十自寿》诗四首，其中有句云：“隘园一亩足幽清，秋菊经霜可掇英”，说明“隘园”一名，出现较早。他又以“隘园”自号，以示安贫乐道。建国初，隘园由朱汝珍堂侄朱世明代管。1994年，旧城改造红线所至，隘园被拆。　　为了纪念清朝末代榜眼、爱国爱乡的大才子朱汝珍，广东清远市政府在清城区横荷广清高速公路出口对面兴建了朱汝珍公园，并在公园内修建了巨幅朱汝珍铜像。朱汝珍公园占地23194.3平方米，项目投资1228万元。公园内设中国优秀旅游城市雕塑、八骏雕塑、朱汝珍塑像、景观小品和主要景区的文化墙浮雕等园林景观，为市民和游客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游憩环境。市民既可欣赏末代榜眼雕像，沉醉于古典园林之美，又可感受清远的人文魅力。
作者:玉案一家人 提交日期: 13:59:54
　　第一百三十八回 第一人中最后人
只今四海剩孤身　　诗云：　　嵚崎石壁倚长松，　　古谶今观龙爪红。　　何事偏私閒草木，　　状元家住岭西东。　　我们这回说的人叫刘春霖，字润琴，号石云。直隶肃宁人，清光绪30年（1904年）甲辰科状元，亦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名状元，所谓“第一人中最后人”。刘春霖善书法，尤以小楷为著。小楷笔力清秀刚劲，深得世人推崇。时有“大楷学颜（颜真卿），小楷学刘（刘春霖）”之誉。出版有《大唐三藏圣教序》、《兰亭序》等小楷字贴多部；大字法贴亦有出版。刘春霖的名字已载入香港书谱出版社和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型辞书《中国书法大辞典》。　　刘春霖家道贫寒，世代为农，其父先后在济南、保定府衙当差。其母亦在知府家中做女仆。刘春霖幼年时跟随父母在济南，因生活困难，6岁时被送回老家，托靠哥嫂扶养，8岁时入私塾读书。他天资聪颖，学习刻苦，深受老师喜爱。后来，父亲把他带至保定，入莲池书院读书，连续攻读十余年，学业长进很快，颇得院长吴汝纶赏识。　　吴汝纶是晚清著名的文学家和教育家，他是科举制度的受益者，但是当他看到中国近代落后与科举密切相关时，他立刻转变观念，猛力抨击科举制度，成为封建士大夫中较早明确认识到兴办新式学堂造就可用人才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根本大计的先进分子。吴汝纶毕竟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教育家，所以他也看到了在中国兴办新式学堂，必须立足中国的国情，循序渐近，而不能完全照抄照搬西方的经验和模式，必须找到一个适合中国实际而又能为广大中国人接受的学校模式。为此，他认为应该甄别处理几大方面的问题。光绪十四年二月，吴汝纶就任保定莲池书院山长，历时达14年之久。在主讲莲池书院之初也是以举业作为中心内容来加以传授，其主旨也是为科举服务的。　　但是到了甲午战争以后，吴汝纶开始怀疑科举制度的内容和效果，于是在这所古老的书院中开始了他最初的教育改革的探索与尝试。在这里，他最大的实践就是先后开设了英文和日文两个学堂，并且从美、日聘请了教习传授知识，把他们作为与古文和举业同等重要的科目。他还亲自筹措经费、亲自组织授课，当时他自己就曾感言“保定一城，下走开东成东西两学堂，并不甚多费，颇以此为喜。”同时他还购买新式图书，组织学生讨论时局。又曾为严复译《天演论》，《原富》和美日学者多种著作写序，倡导启蒙。他爱与西方名流学者切磋，交流新思想、新科学，以为“非有实在本领，不足与外人相抵”。吴汝纶一生笃志于教育，又深谙教育规律，而且对中国教育现状及外国的教育状况有深刻的认识，因此，他认为中国的教育不能仅仅是小修小补，而应该是一个破旧立新的过程。不破旧不足以转变社会风气和士人的思想观念，不立新不足以培养“经世致用”的合格人才。在明确了这一价值观念后，吴汝纶开始了他大刀阔斧的教育改革历程。　　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发轫于隋唐，中经宋、元、明等朝，到了清代已经承袭了一千多年。这种考试制度以儒家经典为主要的命题来源，以“八股文”为主要的选才方式，如此的教育在清代末期面对接踵而至的西方列强时已是不堪一击了。吴汝纶在坚决主张废除科举的同时也坚决主张在中国广泛传播“西学”，他强烈指出“观今日时势，必以西学为刻不可缓之事。”吴汝纶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文人士大夫，对西学有着深刻的了解。纵观吴汝纶的一生，吴汝纶早年间入曾国藩幕府协理“洋务”，后来又入李鸿章幕府，接触到了更多的西方哲学、史学、文学、政治、经济、外交、医学和法学等西方书籍，对“西学”的认识逐步加深。　　特别是当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即将出版请他代为作序时，他对此书大加赞赏，称其为“凡赫胥氏之道具如此，斯以信美矣。”指出这在中国是一部划时代的图书，“匪直天演之学，在中国为初凿鸿蒙”甲午战争一役而北洋水军彻底惨败，清政府自强救国的尝试又一次宣告失败，全国上下又一陷入了探索救国道路的新沉思，这时吴汝纶又向世人敲响警钟，“欲救世变，必先讲西学，造成英伟奇崛之人才，使之深通中外之变。”并且指出“今时国无西学不足自立”，“将来后生，非西学不能自立于世。”在吴汝纶看来能使中国富强的途径就是彻底深入地学习西方知识，并且还以日本为例，指出日本在明治维新之时取法欧美，大倡“西学”，得以在较短时间内跃居世界强国，“兴国才卅十年，而国势人才已骎骎与欧美埒。”是日本兴“西学”强国的重要证明。
　　光绪三十年（1904）刘春霖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次年奉派到日本法政大学留学。法政大学的成立可追溯至1880年成立的东京法学社，是日本最早的私立法律学校。1920年改称法政大学至今，已有近134年的历史。该校法学部以及社会学部的历史十分悠久，是日本私立大学中第一所设立这两个学部的大学。刘春霖学成归国后，历任资政院议员、记名福建提学使、直隶高等学堂提调和保定北洋女子师范学校监督等职。民国3年至13年（1914年至1924）刘春霖历任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和曹锟等总统府内史（相当秘书长），并兼任中央农事试验场和直隶高等学堂学监等职。辛亥革命后，袁世凯为实现其复辟帝制的野心，多方招揽清朝遗老以壮声势。1914年被袁世凯委任刘春霖以总统内史，刘每天须为袁编录一篇历代皇帝的言行录以供其赏读。1927年以后，刘春霖使辞去公职赋闲在家，每日以诗书自慰,研习书法。1933年刘春霖同段绳武等知名人士发起组织了河北移民协会，刘春霖任理事。　　1933年夏，黄河在冀、鲁、豫三省先后溃堤，沿河地区遭受洪灾，尤以河北省长垣（今属河南省）、濮阳（今属河南省）、东明（今属山东省）三县灾情最为严重。段绳武得悉情况，速回河北省，与省内一些热心公益事业的社会名流（如末代状元刘春霖）联络，发起组织了“河北移民协会”，以垦发边荒、救济贫民、建设新村为宗旨，实施向西北河套地区移民。同年冬季，段绳武就移民事宜上书河北省政府，取得省政府支持，下文明令各县协助办理。但因当时官场流弊，地方官员都想乘机捞点油水，捞不到油水就不积极宣传、办理，一些人又对段绳武移民西北持怀疑态度，第一批只移民30户，又多抱着到大西北发财的动机，目的达不到多数又返回原籍或别走他地。1934年春，段绳武亲赴灾区各县动员，从长垣、濮阳、东明三县移来第二批灾民320人，安置在包头东南郊南海子。1935年春，又移来第三批河北灾民457人，先后安置于萨拉齐新农试验场和包头南海子。同年5月，段绳武又组织了第四批河北移民331人，多来自长垣、濮阳，另有开州、深县、安平、肃宁等县人氏，被安置于河套五原西20公里的新公中和曹柜。　　为安置这些移民，移民协会花两万元钱向五原地商王同春之子王乐愚购置了700多顷“永租地”（即地商向达拉特旗王爷包租的具有永远耕种权的土地），其中有当时可耕地200多顷，其余皆为枳芨丛生、红柳遍地的荒漠碱滩，茫茫一片，实际有800余顷。移民一到，段绳武即抓紧时间组织生产，青壮年劳力挖渠播种，妇女儿童割红柳刨枳芨，割了红柳刨了枳芨，一是有利于垦荒耕种，二是红柳、枳芨可用作烧柴，还可编织盖房用的笆子或制作农具。由于组织得力，大家积极性高，当年不误农时地播种了数十顷大秋作物，秋天获得了较好的收成，让3万多口人有了饭吃，也由此安顿了人心，有的灾民便给老家的亲友写信，说这地方“棒打兔子瓢舀鱼，灶火圪垯逮沙鸡”，是个养穷人的好地方。第二年和第三年，又有一些农民陆续迁移而来。　　据统计，自1933年冬至1935年夏，河北省移民协会组织了4次移民，共移330余户，1100多人。开支安置费9万多元，除河北省灾区救济会拨款5万元外，其余皆为移民协会募集。按河北移民协会相关条例规定，移民一到，即按户拨田贷款，每户土地100亩，贷款400元。第一年自由组合，开荒垦殖；第二年起，可独立经营，至还清400元贷款后，即可成为自耕农。移民对此“耕者有其田”的做法很是满意。移民基本安顿下来之后，自1935年4月起，段绳武开始组织实施“新村”建设。首先在包头南海子西南数里处，建立了“河北村”；1936年，又在五原新公中东南建立“河北乡”。　　刘春霖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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