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天的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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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16:32 &&&
在宋人笔记里品读醉意的宋朝
&&&&杨念群在《生活在哪个朝代最郁闷？》中说：“有一次朋友聚会，大家酒足饭饱之后突然有点像行酒令一样，轮流评价哪个朝代是最好的。有人说唐代最好，唐代出大诗人，也是一个皇皇盛世。有人说先秦最好，认为中国的文明就是从先秦时候发源的，出了伟大的思想家。还有人认为魏晋南北朝最好，因为从士子来说，那是一个放浪形骸的时代，士人的精神得到了充分的发挥，非常自由。轮到我选择时，大家觉得非常意外，我说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明末相对来说是最好的时代。大家觉得很奇怪，因为明末商业非常发达，而同时又是非常糜烂的一个时代，皇帝又都不问政事，经常不是变成木匠就是只知吃喝玩乐，到了崇祯皇帝想挽回这个败局已经不可能了。但是明末也是思想相对自由解放的时候，出了我心目中最大的英雄之一王阳明，那是一个非常自由的时代，自由结社、自由讲会，当时王阳明讲学的时候贩夫走卒都能放下担子来听讲，说明他精神的能量可以传递给普通老百姓，这是相当了不起的，而且我们现在所说的知识分子，那时候都可以随意地自由联络、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见解，那是相当自由、非常让人兴奋的时代。”
&& 生活在哪一个朝代最幸福？在一个所有的人普遍感觉活得不轻松的当代中国来说，这确实是个很具吸引力的问题。
&&&&很多年前，美学家宗白华《美学散步》中的一句话让我感觉特别深刻：“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
&&&&据说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讲过：“如果能够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这话当不当得真我搞不清楚。但史学家邓广铭先生下面这句话我是深信不疑的：“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两句话，信与不信，宋朝都让人怀想。
&&&&宋朝的政治全出于士大夫之手，迥然不同于以往士族门阀政治或军阀政治。《宋史•陈亮传》说：“艺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国。而儒道之振，独优于前代。”赵匡胤一登上皇位，即刻重用儒臣，他的政治理念是：“宰相须用读书人。”
&&&&宋太祖这个政治理念一直为整个北宋王朝所遵奉。其弟赵光义太宗皇帝说：“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太宗一当继位，即刻启用一大批文臣执政，并通过科举以选拔官吏。
&&&&宋人陈岩肖《庚溪诗话》记载：“太宗皇帝既辅艺祖皇帝创业垂统，暨登宝位，尤留意斯文。每进士及第，赐闻喜宴，必制诗赐之，其后累朝遵为故事。”“真宗皇帝听断之暇，唯务观书。每观一书毕，即有篇咏，命近臣赓和”。“仁宗皇帝当持盈守成之世，尤以斯文为急。每进士闻喜宴，必以诗赐之。”
&&&&“宰相须用读书人”政治信念，使得宋朝的君臣关系在漫长的中国历史当中最为融洽。对于这种融洽关系，在宋人的私人笔记里多有记载。
&&&&王巩《随手杂录》：“太祖无事时,常召潘美辈禁中议政,或与之纵饮,至令宫女解衣,无复君臣之礼”
&&&&叶梦得《石林燕语》：“王审琦微时，与太祖相善，后以佐命功，尤为亲近。性不能饮。太祖每燕，近臣常尽欢，而审琦但持空杯，太祖意不满。一日酒酣，举杯祝曰：‘审琦布衣之旧，方共享富贵；酒者，天之美禄，可惜不令饮之。’祝毕，顾审琦曰：‘天必赐汝酒量，可试饮。’审琦受诏，不得已饮，辄连数大杯，无苦。自是每侍燕，辄能与众同饮，退还私第，则如初。”
&&&&孙升《孙公谈晡》：“真宗一日晡时，宣两府于崇政殿。众疑今日别无奏事。少顷，乃赐食。比暮，召入禁中，每人设一小阁子，令易衫帽。上曰：‘太平无事，与卿等饮酒为乐。’”
&&&&文莹《湘山野录》：“李侍读仲容魁梧善饮，两禁号为李万回。真庙饮量近臣无拟者，欲敌饮，则召公。公居常寡谈，颇无记论，酒至酣，则应答如流。一夕，真宗命巨觥俾满饮，欲剧观其量。引数大醉，起，固辞曰：‘告官家撤巨器。’上乘醉问之：‘何故谓天子为官家’遽对曰：‘臣尝记蒋济《万机论》言：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兼三、五之德，故曰官家。’上甚喜。从容数杯，上又曰：‘正所谓君臣千载遇也。‘李亟曰：‘臣惟有忠孝一生，心纵冥搜，不及于此。’”
&&&&罗大经《鹤林玉露》：“蔡攸尝赐饮禁中，徽宗频以巨觥宣劝之。攸恳辞不任杯杓，将至颠踣。上曰：‘就令灌死，亦不至失一司马光也。’”
&&&&周密《武林旧事》：“淳熙间，寿皇（孝宗）以天下养，每奉德寿三殿，游幸湖山，御大龙舟。……时承平日久，乐与民同，凡游观买卖，皆无所禁。画楫轻舫，旁午如织。……小舟时有宣唤赐予，如宋五嫂鱼羹，尝经御赏，人所共趋，遂成富媪。……一日，御舟经断桥，桥旁有小酒肆，颇雅洁，中饰素屏，书《风入松》一词于上，光尧驻目称赏久之，宣问何人所作，乃太学生俞国宝醉笔也。其词云：‘一春长费买花钱，日日醉湖边。玉骢惯识西泠路，骄嘶过，沽酒楼前。红杏香中歌舞，绿杨影里秋千。东风十里丽人天，花压鬓云偏。画船载取春归去，余情在，湖水湖烟。明日再携残酒，来寻陌上花钿。’上笑曰：‘此词甚好，但末句未免儒酸。’因为改定云：‘明日重扶残醉，’则迥不同矣。即日命解褐云。”
&&&&周密《癸辛杂识》：“赵温叔丞相形体魁梧，进趋甚伟，阜陵（即孝宗）素喜之。且闻其饮啖数倍常人。会史忠惠进玉海，可容酒三升。一日，召对便殿，从容问之曰：‘闻卿健啖，朕欲作小点心相请，如何？’赵悚然起谢。遂命中贵人捧玉海赐酒，至六、七，皆饮，继以金栋倜叮焓称浒搿Ｉ闲υ唬骸淇删≈！谑歉淳∑溆啵衔恍Α！钡
&&&&宋代士大夫饮酒风气之盛可谓历代之最，这与宋朝皇帝在情感上的怂恿、鼓励都有很大的关系。
国家待遇优厚，生存无所忧惧，思想便可自由驰骋。宋朝士大夫们日子过得之滋润、自在，这种幸运，在中国历朝历代中无出其右者。
&&&&清人赵翼在论及宋代制禄之优厚时说：“其待士大夫，可谓厚矣。唯其给赐优裕，故入仕者，不复以身家为虑，各自勉于治行。”
&&&&这样轻松的政治环境，这样自在的生存空间，知识分子们便有更多的闲情逸致去读书，去著述，去填词；有更充裕的闲暇去饮酒，去斗茶，去品墨，去郊游，去玩古董。中国传统文人理想的那种悠闲的生活品质在宋人那里可以说得到最充分实现。
&&&&他们的日子是这样过的――
&&&&王禹《五更睡》：“如将闲比贵，此味致公卿。”
&&&&苏舜钦《独步沧浪亭》：“时时携酒只独往，醉倒唯有春风知。”
&&&&晏殊《清平乐》：“绿酒初尝人易醉，一枕小窗浓睡。”
&&&&《游大字院记》是欧阳修一篇很著名的优美小品文，文中充溢了士大夫们情寄山水、酣咏畅游、怡然自乐的优雅兴致：“六月之庚，金伏火见，往往暑虹昼明，惊雷破柱，郁云蒸雨，斜风酷热。非有清胜不可以消烦炎，故与诸君子有普明后园之游。春笋解箨，夏潦涨渠。引流穿林，命席当水。红薇始开，影照波上。折花弄流，衔觞对弈。非有清吟啸歌，不足以开欢情，故与诸君子有避暑之咏。太素最少饮，诗独先成，坐者欣然继之。日斜酒欢，不能遍以诗写，独留名于壁而去。他日语且道之，拂尘视壁，某人题也。因共索旧句，揭之于版，以志一时之胜，而为后会之寻云。”
&&&&按王辟之《渑水燕谈录》中载：“天圣末，欧阳文忠公文章三冠多士，国学补试国学解，礼部奏登甲科。为西京留守推官，府尹钱思公、通判谢希深皆当世伟人，待公优异。公与尹师鲁、梅圣俞、杨子聪、张太素、张尧夫、王几道为七友，以文章道义相切Ｂ食⒏呈疲湟蕴赶罚嗟糜壤帧７猜逯猩剿巴ァ⑺砑汛Γ挥卫馈！
&&&&这就是宋代知识分子的生活，何其悠哉！何其闲雅！至于文人晏游，征歌逐酒，浅醉低唱，那更是士大夫们生活的一种常态：――
&&&&张舜明《画墁录》：“钱明逸每宿戒，必诘其谒者曰：‘是吃酒，是筵席。’筵席客无数。一e酒一味食也。吃酒客不过三五人，酒数斗，N盏一只，青盐数粒，席地而坐，终日不交一谈，恐多酒气也。不食，恐分酒地也。翌日，问其旨否，往往不知，其志不在味也。终日倾注，无涓滴挥洒，始可谓之酒徒。其视揖让饮酒，如牢狱中。”“苏舜钦石延年K，有名曰：鬼饮，了饮，囚饮，饮，鹤饮。鬼饮者，夜不以烧烛；了饮者，饮次挽歌哭泣而饮；囚饮者，露头围坐；饮者，以毛席自x其身，伸头出，饮毕复缩之；鹤饮者，一杯复登树下再饮耳。”
&&&&朱弁《曲洧旧闻》：“宋子京修《唐书》，尝一日大雪，添帘幕，然椽烛一，秉烛二。左右炽炭两巨炉，诸姬环侍，方磨墨濡毫。以澄心堂纸，草一传未成。顾诸姬曰：‘汝辈俱曾在人家，曾见主人如此否？可谓清矣。’皆曰：‘实无有也。’其间一人，来自宗子家，子京曰：‘汝太尉遇此天气，亦复如何？’对曰：‘只是拥炉命歌舞。间以杂剧，引满大醉而已，如何比得内翰。’子京点头曰：‘亦自不恶。’乃搁笔掩卷，起索酒饮之，几达晨。明日对宾客自言其事。后燕集，屡举以为笑。”
&&&&魏泰《东轩笔记》：“宋子京博学能文章，天资蕴藉。好游宴，以矜持自喜。晚年知成都府，带《唐书》于本任刊修。每宴罢盥漱毕，开寝门垂帘，然二椽烛，媵婢夹侍，和墨伸纸。远近观者，皆知樾蕖短剖椤芬樱缟裣裳伞！
什么是闲适的滋味？宋人为我们给出了最最真切的诠释。
&&&&“人莫乐于闲，非无所事事之谓也。闲则能读书，闲则能游名胜，闲则能交益友，闲则能饮酒，闲则能著书。天下之乐孰大于是？”这是清人张潮在《幽梦影》里说的话。一个“闲”字，活现了中国人所理解的生活本味之美，含藏了生命所有的喜乐与安逸。
&&&&在著作方面，宋人较唐人多至三倍。按《旧唐书•经籍志》载，唐朝集部凡八百九十二部，一万二千二十八卷；在《宋史•艺文志》中，集部共二千三百六十九部，三万四千九百六十五卷。
&&&&今人称散文唐宋八大家，宋人就占了其六；而在中国文学史上，宋词一如唐诗一样，也为一个时代的文学代表。
&&&&宋朝士大夫的生活是多彩的，宋朝的世俗生活也同样给人想象。欧阳修《归田录》中说：“相国寺前，熊翻筋斗；望春门外，驴舞柘枝。”其实，像这种对当时普通人的衣、食、住、行、吃、喝、玩、乐生活琐事的描述、记录，在《避暑闲话》《石林燕语》《梦华录》《梦粱录》等宋人笔记中有太多太多。读宋人笔记，让人不能不对宋朝生出一种向往。
日 10:47 &&&
郫筒酒，一种古蜀文化的记忆
&&“鱼知丙穴由来美，酒忆郫筒不用酤。”大唐诗人杜甫的这两句诗，说的是四川的两个特产，一雅安的雅鱼，二郫县的郫筒酒。自诗圣这两句诗一出,饮郫筒酒,尝雅安鱼,便成唐以后历代美食饕餮者们追索的对象。孟子时代，熊掌与鱼不可兼得，今天，雅鱼与郫筒则可兼而得之。
&&去年春日，几个朋友专程来郫县，说是游望丛祠，实是想尝郫筒酒。从望丛祠出来，已近中午，便满街找寻郫筒酒。转了好几圈，也没有见到郫筒酒影子。问一个当地人，回答说，早就没有了。听了此话，众人很是失望。朋友一边倒车一边随即说：“佳酿已随子规去，此处空留郫筒井。”
郫县，西蜀古都，酿酒历史久远，东晋《华阳国志》说：“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以酒曰醴，乐曰荆。”醴，甜酒也。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卷七详细介绍了蜀人制酒的工艺流程：“蜀人作酴酒：十二月朝，取流水五斗，渍小麦曲二斤，密泥封。至正月、二月冻释，发，漉去滓，但取汁三斗，杀米三斗。炊做饭，调强软。合和复密封。数十日便熟。合滓餐之，甘、辛、滑如甜酒味，不能醉人。多啖，温温小暖而面热也。”至于郫筒酒何时出现，按清同治年间的《郫县志•政迹》说：“山涛晋初为郫令，常刳竹筒酿酴酒，郫筒之名由是而起。”
对于晋人山涛创酿郫筒酒之说，我不甚信，翻遍《晋书》，找不出一个山巨源来蜀为郫县令的说法。
然而郫筒酒在古代，是四川的一种名酒。这酒究竟是怎样的一种酒，它能享盛名于千载而让人垂涎，这确实是让人好奇的。
从杜甫“酒忆郫筒不用酤”这句诗来看，郫筒酒绝不属那种名贵之酒，爱好者不必专门跑到专卖店去买，这种酒寻常家户人家就可以酿制。不过，虽然是一种家户人家就可酿制的酒，但因其香味特别而成为享誉天下。
郫筒酒酿制工艺其实很简单，唐人张周封《华阳风俗录》中说：“郫县有郫筒池，池旁有大竹，郫人刳其节，倾春酿于筒，苞以耦丝，蔽以蕉叶，倍宿香达于竹外，然后断之以献，俗号郫筒酒。”
另外，宋范成大《吴船录》卷上记载：“唐元（玄）宗幸蜀，尝以成都为南京云 。郫筒，截大竹，长二尺以下，留一节为底，刻其外为花纹。上有盖，以铁为梁，或朱或黑，或不漆，大率挈酒竹筒耳。……观此，则是就竹林中为之，今无此酒法矣。”看来自南宋时，酿制郫筒酒的方法已失传了。
但是，按明代曹学俭《蜀中广记》引唐代古《郫志》的说法，似乎郫筒酒不仅仅是在竹筒中酿制，而且还在其中添加酴花作辅料：“县人刳大竹，倾春酿其中，号郫桶酒(即郫筒酒)。相传山涛为郫令，用筠管酴酿作酒，兼旬方开，香闻百步。”酴是一种花，蔷薇科，有清香，因“色黄如酒，固加酉字作‘酴’。”
其实用酴花酿酒，蜀人二千多年前早已为之。西汉大辞赋家、郫人扬雄的《蜀都赋》中就已出现：“尔乃五谷冯戎，瓜瓠饶多，卉以部麻，往往姜栀，附子巨蒜，木艾椒蓠，蔼酱酴清，众献储斯，盛冬育笋，旧菜增伽。”南宋章樵为之作注说：“酴清，酴酒。”
两宋时，以酴花酿造“荼蘼酒”更为盛行。北宋庞元英《文昌杂录》中记：“礼部王员外言：京师贵家多以酴渍酒，独有芬香而已。近年方以i匣ㄐ浦小２晃ビ艨砂帜苁咕莆缎临Ｊ加谄堇铮馊烁撬粗病！
南宋诗人杨万里《尝荼蘼酒》诗中说：“月中露下摘荼蘼，泻酒银饼花倒垂。若要花香薰酒骨，莫教玉醴湿琼肌。”又《睡起即事》中也云：“午时睡起忽心惊，一事开心太懒生。速摘荼蘼薰白酒，不愁香重只愁轻。”
据明人孔迩述的笔记《云蕉馆纪谈》中载：“蜀人多以酴花作酒，未得其妙，又以竹叶、竹蜜贮筠管中合酿之，十余日开来，香闻一室，味极甘美，气更清凉，至今蜀人传其法，号‘开襟酒’。”
由此看来，郫筒酒酒汁爽滑，酒味甜而如蜜，香味特浓，口感极佳。杜甫有诗“人生几何春已夏，不放香醪如蜜甜。”明王嗣夷于《杜臆》中认为，此句中“香醪”即是郫筒酒，并进一步解释说：“舍西有桑，江上有麦，生计似可不乏，且有香醪可饮，又不容舍此而去矣。盖郫筒酒出于此，所云‘蜜甜’者，殆谓是耶？”
&&&&郫筒酒既然味甜香醇，度数也不高，饮者既可敞怀畅饮而又不易醉，自然是爱酒者的最佳之选。苏东坡就曾在朋友面前炫耀自己家乡的这种酒好，他说：“所恨蜀山君未见，他年携手醉郫筒”。陆放翁曾两次入蜀，喝惯了郫筒酒，以至于他回到了老家绍兴，仍念念于此酒，他在《思蜀》中写道：“未死旧游如可继，典衣犹拟醉郫筒”。
有清一代的大文人、大美食家袁枚，虽然不擅饮酒，但对于郫筒酒却情有独钟，在他的美食名著《随园食单》“酒单”中，他重点介绍了当时的十种名酒：“余性不近酒，故律酒过严，转能深知酒昧。今海内动行绍兴。然沧酒之清，浔酒之冽，川酒之鲜，岂在绍兴下哉！”他将四川的郫筒酒列于浙江的绍兴酒之上，作第三位介绍。袁枚说，四川“郫筒酒，清冽彻底，饮之如梨汁、蔗浆，不知其为酒也。但从四川万里而来，鲜有不昧变者。余七饮郫筒，惟杨笠湖刺史木上所带为佳。”不擅饮酒的他居然七次被郫筒酒所诱，足见郫筒酒口感之美。
清代中期，郫筒酒还为世人所称。清嘉庆时的《成都竹枝词》中还有“郫县高烟郫筒酒，保宁酽醋保宁油，西来氆氇铁皮布，贩到成都善价求”的说法。然而到了上个世纪，其酒已不见于世面了。
后来我问过郫县的一个朋友，为何现在没有郫筒酒了？他说，这种酒其实就如米酒一样，其味酸甜，度数又底，现代习惯于喝白酒，吃这种酒感觉不过瘾，因此喝它的人愈来愈少，慢慢地也就无人酿制了。
真希望郫县人能恢复酿制郫筒酒，这不仅对于爱酒者来说是件好事，也是对于古蜀文明的一项文化遗产的恢复与纪记忆。前两年，韩国人将韩国泡菜拿去申了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有悠久历史文化的郫筒酒不是更有资格么？
郫筒酒不仅仅是一种西蜀历史名酒，它是一种民族精神的记忆，是一种古蜀文化的体现。
日 10:35 &&&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视人的个体生命与生活为存在的首要，因而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使之成为某种“进步”或“发展”的牺牲品。
日 09:46 &&&
忧患意识，是中国人永远无法摆脱的一种情结，它已凝结成这个民族精神一种最内在的特质。
日 09:33 &&&
神比我们的心大
日 09:12 &&&
今天这个世界，惟靠真理才可能使之得救，惟靠真理的话才能使之得圣洁。
日 12:15 &&&
书柜终于在除夕前的那个周末送来，地方早已腾出虚位以待，因而送货工人半小时就装好搞定。原以为与那旧的一样，压模板浅樱桃色，结果回家一看，给我个惊喜，松木原色，三组上下七层，放在空调左边，紧靠窗子，刚好。
第二天，起了个大早，打定主意要把所有的书籍杂志彻底整理一下。由于地砖不是很平，书柜上下有点摇晃。我搬来梯子，先将上面三个小柜子拿下来，再一组一组挨个调换位移，折腾好一阵子，终于摆放平稳。旧的两组书柜也还得移位，上下亦是七层，每层横摆竖放挤满了书，隔板已被压弯，一个人要推动它，岿然不动，稳如磐石。我又只得搭梯子，先将里面的书全部取出，然后再一组一组地将它们平推到门的右边。两组书柜塞了六百多本书，我在梯子上爬上爬下，当把最后一摞书抱下来放到地上，已是汗如雨下。
书柜摆放好了，我又将几包尘封多年的大纸箱从床底下拖出来，打开，让在里面呆了好几年的书籍重见光明。许多书很久不见，如今又再现眼前，真如老友重逢，亲切非常。
看着眼前书册满地，杂志画报，纵横交错，大有“书似青山常乱叠”的味道。此时窗外细雨如织，春节与友出游的计划肯定泡汤，这两日恐怕只得书山坐游了。
书在装柜前，得先分一下类，中国的外国的，历史的现代的，放在一起，查起来方便；常用的，不常用的，要分开，找起来顺手。哪些书放下面，哪些书放上面，心中得有个准。
整理旧书是件惬意的事情。随便拿起一本，都能引起无穷的遐想，忆起许多的故事：它是哪一年买的，是在哪个地方买的，花了多少钱，折价还是正价，还有许多相关的情景。故事琐碎，遥远，不连贯，但亲切，温馨。再翻开里面，看到过去随意写在上面的心得体会，所作的那些眉批旁注，所划出的红圈蓝线，这又能让你生出许多联想来。一本书就如人生的一个里程碑，它断断续续地记录着我们曾经走过的那些别别扭扭的心路历程。藏书愈多，心路的记录愈清晰愈详细，人生的记忆也就愈丰厚。
人的一生总要经许多的事情，但真正能存入我们记忆的并不多，可眼前这一大堆书，每一本、每一册的来历我都清清楚楚。比如这上下两册的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扉页上写着“丁卯七月”，那是我刚参加工作不久，一位同事要到北京探亲，我请他在北京帮我看有没有这书，顺便还说了熊十力的《佛教名相通释》。一个月之后，当我拿到这两册书的时候，想不到还是精装本，高兴得了不得。此书材料宏富，行文简约，读来轻松惬意。《佛教名相通释》他没有看到，两年后，我在“己巳正月初四于丹景山”买到，那年春节，几个朋友相约骑自行车到丹景山，在山上金华寺“法物流通处”我无意发现了它，之前我在春熙路古籍书店看了多次都是空手而归，那天得来真是全不费功夫。
那个时候，在一个山区工厂上班，山野僻壤，信息不畅，有几个朋友喜欢朝山拜佛，受其影响，也就买了几本佛教方面的书，如方立天《佛教哲学》，（明）朱棣集注的《金刚经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中国佛教典籍选刊》中的《坛经校释》、《华严金师子章校释》、《五灯会元》、《三论玄义校释》、《大乘起信论校释》，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汤用彤学术论文集》，吕吨泄鹧г戳髀越病罚约凹副局谢榫帧吨泄鸾趟枷胱柿涎”唷返取
我不信佛，也不晓佛，这几本书粗粗地翻过，倒也觉得佛家说理平实自然，简明易了，句句切实。如紫柏尊者之有心无心论：“《易》戒有心，老亦戒有心。然观其象而察其爻，亦未始无心也。老亦不敢为天下先，而不敢者，宁非有心乎？故有心无心，唯圣人善用之，无入而不可也。自非圣人，不唯有心有过，即无心亦未尝无过。”这话与我们现实生活有大功用。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四大虽然皆空，然亦不妨诸相宛然。空不是无，虚拟的世界仍能给人真实的体验。人心只是一个，境由心起，苦境乐境，皆由如何起心而定：心善，则步步净土；心恶，则步步秽土。识得此理，众生是佛；不识此理，佛即众生。
中国人的一生都在为怎样处“世”而烦恼，于是就有了入世出世的问题。儒者自称为己之学，实亦是为世之学。孔子称：“古之学者为已，今之学者为人。”“为人”即是“为世”。以孔子之说为入世的手段，以佛道为独善其身的护身符，这样的人生定式，儒释道三家在没有纯然的宗教意识的中国人手里，只是一副玩耍的牌而已，该打哪一张，全以当下的个人时运来定。因此，对于一种信念，中国人少有那种一以贯之的信仰者。孔子志于“兴灭国，继绝世”，内心却早为自己留下一条“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退路；他虽然对子路说 “道不行，乘浮桴于海”，但却并非真的要带子路出海漂游；他真正的人生情怀则是在《先进篇》中的那喟然一叹：“吾与点也”。能够叹之以喟然，说明曾皙的话真正地触及到了老师的心灵深处。也正因为有此一叹，我们才知道孔子“其奈风流端正外，更别有系人心处。”所以永觉元贤禅师云：“人皆知释迦是出世底圣人，而不知正入世底圣人，不入世不能出世也。人皆知孔子是入世底圣人，而不知正出世底圣人，不出世不能入世也。”圣人尚且如此，又何“况散焉者乎”？
一个人既然今生在世为人，他就必须要面对人的在世性问题，无可推诿。怎样去面对？憨山德清大师为学人们指了一条捷径：“为学有三要，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于是，中国人个个亦儒亦释亦道，又都非儒非释非道，结果最终“吾丧我”。
我还是读《红楼梦》才知道庄子的，最早买的是曹础基的《庄子浅注》，后来在“甲子正月初六”和次年的“正月初七”分别又买了陈鼓应的《庄子今注今译》和《老子注译及评介》。崔大华《庄学研究》则是1999年一个朋友送的。
稍一归类，发觉汉末魏晋六朝的书我还买了好几本：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购于“己巳中秋”；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是“八八年七月于成都古籍书店”；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于“丙寅八月”。《世说新语》心仪已久，直到“九六年九月八日”才购得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魏晋玄谈》也购于同年。
现在回想起来，我对汉末魏晋六朝的兴趣，皆因于宗白华先生《美学散步》中的一句话：“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那个时代的人之所以能过得潇洒，有风度，全在于他们有一种“宁作我”的自由精神，就是说，他们敢于活出一个自我来。
《世说新语•品藻篇》说：“桓公少与殷侯齐名。桓问殷：‘卿何如我？’殷云：‘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一个人活得自信，“我”的言说自然理直气壮。早在殷浩600多年前的孟轲就已喊出：“我知言,我善养我浩然之气。”亚神的口气何其豪也！在殷浩1200多年之后，在明人吕坤那里，我们仍能听到那个“我”的声音：“人问：‘君是道学否？’曰：‘我不是道学。’‘是仙学否？’曰：‘我不是仙学。’‘是释学否？’曰：‘我不是释学。’‘是老、庄、申、韩学否？’曰：‘我不是老、庄、申、韩学。’‘毕竟是谁家门户？’曰：‘我只是我。’”虽然那个“我”还在，但声音已没有前人那么响亮了，口气也只能是呻吟式的了。
历史越接近现代，对“我”的言说的声音却愈趋微弱，原因何在？梁启超在20世纪初说破了其中的原由：“古人之学，各有家数，不相杂。后世学者不明乎此，强拉合为一，以读群书，非疑古人则诬古人矣。”（《读孟子界说》）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中国思想之痼疾，确在‘好依傍’与名实混淆……以清儒论，颜元几于墨矣，而必自谓出孔子，戴震全属西洋思想，而必自谓出孔子，康有为之大同，空前独创，而必自谓出孔子……此病根不拔，则思想终无独立自由之望。”因此，梁氏极力高呼：“勿为古人之奴隶也。古圣贤也,古豪杰也,皆尝有大功德于一群,我辈爱而敬之宜也。虽然,古人自古人,我自我。”（《新民说》）但是，梁氏这声“我自我”的呼喊，对于久习于“今者吾丧我”的国人，亦只能似空谷传响，虽能振聋发聩，却无人应答。降至上个世纪末，“我”的言说，便弱化成一种胆怯的呢喃：“‘我说’，别提我说前的战栗――那真是一种发抖：‘我要说了’，‘我能说吗’，‘我说什么’，‘凭什么说’……直到我冲出口，仍是一面抗争地说，一面还恐惧地听：听我说，听我说的言说”。（张志扬《门：一个不得其门而入者的记录》）
再没有哪个世纪能像刚刚过去的那个世纪有那么多的荒谬与怪诞了！生活中充满太多的荒诞，势必在人的内心引发强烈的生存忧惧，即使羞羞答答的一个“我说”，也是如此地恐惧与颤栗。忧虑与恐惧，它们就像幽灵似的徘徊在我们的每一个日子里，挥之不去，人的所有自信与尊严都在这严酷的现实面前显得那么的微不足道，苍白无力。而就是这个现实，它还决定了人的生存方式，人要在精神上拥有一片自己的天空，那几近于妄想；而人想按自己的意愿去过一种自己的生活，那又真的像一次冒险，他必须要承担因“背叛”大众所持现成意见而在心理上所引起的超负荷压力。
哈耶克说过：“大多数人很少能够独立地思考,在大部分问题上,他们所接受的意见都是现成的意见；……在任何社会里,思想的自由可能对很少的人才有直接的意义。但这并不是说,某些人有资格或有权力选择一批专门享有这种思想自由的人。”一个“我”字的实质，就在于人能够自由地思想，而这又是基于一个任何人都能自由思想的社会制度上的。
其实无论在什么语境之下，一个人想要轻松地“活”着，似乎也是很容易的事。以赛亚•柏林说得好：“自由令人讨厌地包含着责任，卸下自由与责任双重重担，在许多人的心灵中，是受欢迎的快慰之源。”只要他接受现成的意见，有食物填满自己的肚皮，至于什么自我与自由，让别人去瞎操心吧。
这恰好就是陀斯妥耶夫斯基《卡拉玛佐夫兄弟》中宗教大法官的立场，他说人最可怕的事情就是自由选择，在黑暗中自己摸索：“噢，没有我们，他们永远也不能喂饱自己，永远也不能！只要他们还是自由的，那么无论什么样的科学都不能给他们提供食物，结果是，他们一定会把自己的自由送到我们的脚下，并对我们说：‘最好还是奴役我们吧，只要给我们食物。’”而教会，因为把责任从人们的肩膀上卸下，从而使他们成为自愿的、心存感激的、幸福的奴隶。托洛茨基说得更为具体：“‘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旧的原则，已由‘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个新的原则所代替。”
然而，耶稣对试诱他的魔鬼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因此,人必须自己担当起他的责任来。生存的自信，一如人的尊严，并不能像生物基因一样代代相传，每一代人都必须从他自己做起，正如克尔凯郭尔在《恐惧与颤栗》中说的：“没有哪代人有什么不同于先辈的起点。每代人都从同样的地方出发，如此循环往复，后代却并不比先代走得远。”我们可以想一想，今人真的比古人活得还更有质量吗，如果除去了现代人拥有的那几件冷冰冰的电器？
这本《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是在一个叫张老头的旧书地摊上淘到的，我还用制图纸重新给它包了封面，并以隶书题写了书名，今天看来，字迹依旧灿然。遥想当年那种读书的真诚与执着，与眼下的粗疏浮躁，心头不免有一种伤感。那天与这本书同时淘到的还有三本作家出版社1955年出版的《胡风文艺思想批判论文汇集》的第三、五、六集。每集的封面都还有钢笔写的“购于新华书店1957年8月”，购书者的名字已用钢笔涂抹看不清了，第三集的日期后面还有“大金”两字，想该书的原主人当时是在四川的大金县，即今日的金川县。
我随意地翻着这三本小册子，里面文章的作者，全是当时文艺界的大名人，文章的标题也很具有战斗性，如《我们必须战斗》、《与胡风思想划清界限》、《仇视什么？鼓吹什么？》、《为什么要批判胡适、俞平伯、胡风的思想？》，等等。翻着翻着，我突然想到了九七年买的《风声•雨声•读书声》这本书，作者朱学勤在《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这篇文章里说：“悲剧不在于谁比谁丑恶，而在于后来的迫害者与被迫害者在伤害最早也是最优秀的一个殉道者时，竟使用起同一类语言！”“悲剧不能转化为悲剧意识，再多的悲剧也不能净化民族的灵魂。这才是真正悲剧的悲哀！在这片乐感文化而不是罪感文化的土壤上，只有野草般的‘控诉’在疯长，却不见有‘忏悔的黑玫瑰’在开放。”于是作者在文章的最后者感叹到：“我们还会不断地出‘诗人’，出‘作家’，却绝不会出陀斯妥耶夫斯基，出罗曼•罗兰，出托尔斯泰！”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里也说了同样的话：在中国，只会产生“硬骨头”的鲁迅精神，而不会产生“软骨头”的陀斯妥耶夫斯基精神。这是否是我们文化的一个宿命呢？
读书，买书，往往只是凭一时的兴趣，而兴趣又总是随人生活的情绪变化而改变，今天喜欢这类书，一段时间后也许就弃之不顾了。鲁迅说：“一个人处在沉闷的时代，是容易喜欢看古书的”。我那时候真的很想有一套《晋书》《南史》，当多年后我将它们一一从“淘书斋”抱回家的时候，我已无意读它们了。没心思读，还是要买回来放在自家书架上，那只是为了了一个愿而已。
“90年5月11日”，深蓝封面，这是一本在春熙路成都古籍书店后面的龙池书肆地摊上买的贝克尔著《反抗死亡》，该书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已改名为《拒斥死亡》。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现代社会与人》名著译丛，《反抗死亡》是丛书之一。这本书我一口气看了一个星期，兴奋不已，触动颇深，为我开出了一个前景更广阔、风光更秀美的阅读之旅，它成为我买书风向的一个明显拐点。书中对于人的真实处境作了天才般的解说：人是一种半动物性半符号性的存在，但是，人又并非生物学的存在，而是“神学的存在”。一句话，人不是他自己的答案。与它一起我还买了兰德曼的《哲学人类学》。七年以后，即“97 年9月10日”，我在人南展览馆下面的弘文书局，一口气买了这套丛书94年新版中的七本。
印象中春熙路龙池书肆没有存在几年，我去过几趟，像马里奥•普佐《教父》和托夫勒《未来的震荡》都是在那里买的。记得那次与它们同时买的还有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当时这本书很热，买回来还没有看完，一朋友来耍，看到了，强制借去，至今未还。2006年，中信出版社出版了该书28章的全译本。
捡拾眼前这堆旧书，无意间为自己梳理出一条心路的轨迹来。《现代社会与人》这套书，让我彻底从单一的文史类中走出来。也不知为什么当时会有这种念头，认为历史类的书固然能给人许多知识，但亦无非茶余饭后多些谈资而已，而人亦往往自乐其中。这其实极具腐蚀性，读多了，人会不自觉地陷于“吾得矣”的沾沾自喜之中而不能自拔，而且它们并不能给予我们更多的精神安慰。
当时就有这么一种意向性的冲动，认为真正能抚慰精神痛苦的只有哲学。伊壁鸠鲁说过：“不要让任何一个人因为年轻而推迟对哲学的学习，或者因为年老而厌倦对哲学的研究。因为，要获得灵魂的健康，任何时候都不算太早或太晚。自称还没有准备好学习哲学或是说学习哲学的年华已经过去的人，就好像在说自己因为太年轻或太年老而无法获得快乐一样。”去年夏天，一个朋友的女儿考上了大学，请了几个好友去他家庆贺一下。饭后大家喝茶闲聊，一个朋友对他女儿说，你现在是大学生了，阅读方面，涉猎的范围要拓宽，不要老是看一些小说或常识性的东西；社科方面的书你要加大，比如，哲学方面的。话还没有说完，朋友的女儿就抢口说道：“哲学不就是政治嘛？！我们最烦它了！”我这个朋友还算耐心，认认真真地把哲学与政治这两个不同的概念给她作了解释。然后转过头对我们说：“你们看看，多么的悲哀，哲学就是政治！现代教育是多么的成功！”
鲁迅在这一点上看得真切，所以才发出警告：“生在现今的时代，捧着古书是完全没有用处的。”进而提出 “拿来主义”的主张。今天看来，鲁迅这个主张极富见地。2008年第12期的《炎黄春秋》上，一篇标题为《改革开放与普世价值》的文章说，30年来，真正创造中国奇迹的，恰恰是改革开放引进了具有普世价值的东西，而“ 中国特色”的本质“就是学习借鉴具有普世价值的发达国家的人类文明。因此，‘中国崛起’实际是通过‘一样’东西得来的，是‘拿来主义’的成功，主要是‘同’的成功而不是‘不同’的成功。”一潭湖水，只有在不断地注入新鲜活水的情况下，才能保持其水质的清澈与生机，而不至于因腐败而干涸。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给人最明显的改变是，“拿来主义”使一部分中国人在精神上彻底地从中世纪的梦魇中挣脱出来了。
刘小枫的小册子《这一代人的怕和爱》，“1997 年8月2日购于弘文书局”，以后我又陆续买了《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拯救与逍遥》、《儒教与民族国家》等。这几本书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特性，颇能搔到痒处。为此，我特地买了三本《拯救与逍遥》分别送给朋友，只是觉得我们这一代人都该好好地看看这本书。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悠久的历史固然是一种财富，但是，我们在享有它辉煌的同时，传统的痼疾也会悄然地把它的阴影投射到现代的阳光底下。我们割不断与历史的精神脐带，“君王们犯了错误，整个整个的民族都要为他补过；和这一样，伟大人物的谬误就会把有害的影响传播于好些整个整个的世代，甚至几个世纪；并且这种谬误还要成长、繁殖，最后则变质为怪诞不经。”（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我们现代所遭遇的一切，是不是该拜那些伟人们所赐呢？而这一切，又会成为新的历史。
好书解惑，如明灯一盏，能驱散由谎言编织的夜幕，给人看到事情的真实景象，并给人生存的自信与勇气，而这正是阅读的魅力所在。读刘小枫的文章，让人感到在这个伪思想者多如牛毛的时代，还是存在有良心的思想者在为中国人的心性及生存的现状做切实的反思。
读中学时，文化正遭遇人为的革命，是个阅读的洪荒年月。无书可读，自然饥不择食，家里仅剩的几本老杂志里面有一本1950年的《金陵神学志》，也抓来一页一页地读，虽然根本不知所云，但耶路撒冷在我心里留下了模糊的印象。“97年中秋”，《走向十字架的真》这本书让这个模糊的印象清晰了起来。于是，送仙桥35元一本的《圣经》、三联书店 “历代基督教学术文库”悄然地走上了我的书架。
佛是为一大事因缘而出现于世，所谓开示一切众生佛之知见，令其悟入。耶稣降世，乃是要向世人报告好消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圣经》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七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还有圣保罗在《罗马书》中所说的两句话：“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现在我是常常拿它们来安慰自己，鼓励自己，时刻告诫自己，切莫不要有以恶制恶及报复之心。面对生活的欠然，汉斯•昆在《论基督徒》中说的“有信仰的人不知道绕开苦难的路，但他知道一条穿越苦难的路：在积极的承受中冷静地面对苦难。”以及朋霍费尔：“把每一天当成我们最后一天来度过，但同时又怀着信仰和责任感来度过，仿佛辉煌的未来仍然就在前头。”（《狱中书简》）这些话都给人存活的信心与力量，并深深地融进了我的现在生活之中。
基督教的魅力，在于“基督教是宗教意识的最高体现，它使人看到与上帝一体的灵魂深层和人类的内在团结，使人看到一种战胜痛苦与罪过的英武力量，一种为追求至高的、终极的人生目的而怀有的对未来的坚定信心。这些因素构成了人类生活中至高无上的终极阶段。”（特洛尔奇《基督教理论与现代》）因此，上个世纪初，周作人就曾发过感慨：“觉得要一新中国的人心，基督教实在是很适宜的。极少数的人能够以科学艺术或社会的运动去替代他宗教的要求，但在大多数是不可能的。我想最好便以能容受科学的一神教把中国现在的野蛮残忍的多神――其实是拜物――教打倒，民智的发达才有点希望。”（周作人《山中杂信》）基督教与佛教有一个共同点，都认为人不可能在现世性的生活中找到他最终的福乐。周作人被称作“在家的和尚”，他能发出这样的感慨就不是一时的奇想了。
我们时常会听到“基督教是洋人的东西，与中国人没有关系”这样的话，但是如果随便看一看我们周遭的一切，从精神到物质，洋人的东西还少了么？况且生命的价值取向与民族的自豪感，两者之间似乎并无必然的关系。无论一个人认信什么，那绝然是一个个体性的事情，以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态度看待，借此获得一点所谓的民族自尊感，这实在是对生命的极大不尊。
为什么要相信上帝？因为“相信上帝即意味着,对世界的事实还不能漠然置之,相信上帝即意味着,生命有意义”。（维特根斯坦语）
读书、买书，对于我纯粹是一种消遣，一种最佳的愉悦方式，即使在最阴郁的冬季，阅读也能让我感受到春天温暖般的阳光。从来没有在读书上为自己预设过什么目标或志向，加之经济所限，因此平时买书相当吝啬，进书店首先看有无特价或打折。当然，也有为一时兴趣出手爽快的时候，像莫尔特曼《来临中的上帝》，利文斯顿《现代基督教思想》，麦奎利《基督教神学原理》，卡尔•巴特《罗马书释义》，刘小枫主编的《二十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以及北大这套“未名译库•基督教文化译丛”，陈登原《国史旧闻》，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等等，这些书对于我来说，价格都不菲，然而它们都是以正价的身份走进我的书柜的。
目前的书价确实太昂，有的高得出奇、离谱，随便拿起一本，就是二、三十元，像我等哪敢随意出手？1986年买一套《五灯会元》，只需5.33元，现在已长到90元了；方立天《佛教哲学》也只是2.15元，而去年我买他的《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上下卷，就得花66元了。
四年前的夏天，我到一位写书话的作者家串门。这位年龄不大，只有三十多岁的小伙子，在成都藏书界已颇有名气。据他说，光他收藏的作家签名本就有近千册之多，而且与黄裳这等知名藏书家也常有书信往来。进门时没有发现，可刚一落座，我这才惊讶地发现：环堵皆书也。我还是第一次走进藏书家的家中，以前从没见过这么多书的房子，内心不免有些震撼。成堆打捆的书地上摆满，书桌上也横七竖八堆着，其中一套崭新的中华书局本《汉书》，我拿起一本说，这一套12本，恐怕要近200元吧？他说是找人买的，5折。一听此话，真的羡煞我了。
藏书家自有他们的买书门道，买起书来也就潇洒得很。工薪者就不得行了，既不能大方的出手，书又依旧要读，这种尴尬真的是逼人。没法子，只得一门心思满城去找特价书店了。还好，前些年成都市还有几家新华书店的特价店，而且也能买到想要的书。这几年不行了，特价书店一家一家地蒸发掉了，如今你把整个成都市转上一圈，也找不到一家正规特价书店。原来华联大厦有家成都市最大的特价书店，我这本《知堂书信》就是在那里买的，也不知什么时候给撤了。
没了降价书店，惟一的去处就只有送仙桥书市了。四五年前，送仙桥的书市还很热闹，5元、3元就能买一本。尝以5元购得《知堂回忆录》，以10元购回一本托马斯•曼的《魔山》，3元买了一本台湾版竖排繁体《查特莱夫人的情人》，而且版本非常好。当然，这种情况并不是每次都能遇到。曾以16元买过A、B两卷本米兰•昆德拉的书，书中错字不少。但是，既然到这里来逛，就是冲着盗版而来的，心理早就有了预备，几个错字，也就不当得一回事。话又说回来，几个错字，又有多大妨碍？只要想看。遇到这种情况，我总是以陈眉公的话来自宽：“真学士不以鲁鱼亥豕为意，好旅客登山不以路恶难行为意，看雪景者不以桥不固为意，卜居乡间者不以俗人为意，爱看花者不以酒劣为意”。说是自宽，实是自嘲，甚至还有很强的阿Q在里头，只是觉得眉公这话说得极是有味，旷言韵语，很是受听。其实古人对于书中错字，也能持一种宽容豁达的态度。《北齐书•邢邵传》云：邢邵，字子才，“有书甚多，而不甚雠校。见人校书，常笑曰：‘何愚之甚，天下书至死读不可遍，焉能始复校此。且误书思之，更是一适。’妻弟李季节，才学之士，谓子才曰：‘世间人多不聪明，思误书何由能得？’子才曰：‘若思不能得，便不劳读书。’”此话也是韵语。现在送仙桥的书市基本上不存在了，不过去年磨子桥科华北路川大旁边新开了一家2-5折的“云驭风”书店，那里还时有好书出现。
“购求书籍是最难事，亦是最美事、最韵事、最乐事。” 孙从添《藏书记要》说的这种感受，买书的人都有。当然，并不是所有买回来的书都读过，或读完过。有些书仅仅觉得自己应该有，至于读不读，那是另一回事。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是“戊辰大雪，于人民南路新华书店”，那时存在主义很热，而书店半价处理才2.55元，于是就买了。回来一翻，很不好读，就放在一边了。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购于“98年3月15日”，到现在我还没有弄懂当时为什么会买它，至今没翻过一次，崭新如初，我想也许以后也不会翻它了。
边分类边翻阅再上柜，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等到把书全部上柜放好，人也疲惫已极，一看钟，已是凌晨一点。我酣坐在沙发上，看着刚刚摆放整齐的一墙书，心头不禁生出一丝喜悦，感觉书还是装饰房间的好家什，进而渐觉出古人“丈夫坐拥书城,何暇南面百城”这话的况味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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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22:11 &&&
从大巴山走来的诗人
　　“十一”长假，七天阴雨，不便远出，郊游却是最佳，K君提议到H君那儿去。
　　国庆的早上，细雨霏霏，天地弥漫一层薄雾，望着窗外一片草白色收割后的稻田，才真正感觉季节已经变换。道路清爽无尘，路边一丛丛的美人蕉，被风吹得花枝舞动，村姑似的嘻嘻哈哈三五成群地从窗前掠过，留下一道道五光十色的光影。路基下面，尽是芙蓉树，青枝绿叶，一棵紧挨一棵，了无间隙。
　　这正是芙蓉花开的季节，紫红乳白，鹅黄淡绿，色彩光鲜烂漫。透过细雨薄雾的朦胧，袅袅娜娜的，显得风致独具。自以为芙蓉花应算这个季节最美的花了。枝叶干净繁茂，清姿雅质，一派大家之气，不似兰花，弱不禁风小家子样，遭人怜爱；也不像桂花的一树开满，惹人烦腻。
　　报社在锦里东路的时候，旁边的国佳华庭有个“拒霜园”，园内栽芙蓉树数十株，每至深秋，满园花开，壮丽无比。我每天上班从它旁边经过，总忍不住要被它的景色所吸引，但就是不知道为何取名“拒霜园”。后来才知典出苏东坡的一首诗：“千树扫作一番黄，只有芙蓉独自芳。唤作霜拒霜知未称，看来却是最宜霜。” 方晓芙蓉不仅艳丽，且有傲霜的气节，对她就更是另眼相看了。
　　车离开高速公路，在乡村道上跑了十来分钟，终于在一棵大皂角树前倒了一个弯，拐进了H君的家。院子颇为宽敞，植树无数，芙蓉、柳树、无花果、腊梅、柚子、罗汉松、柳树，还有其它不知名的树木，阴翳葱茏。树木虽多，院子却干净整洁。H君是个挺会过日子的人，几年前，他从山里来到成都，城里房租太贵，于是跑到X乡租了这个农家院落，一番整理，弄成个乡间别墅似的。当初他到这里，有朋友对他说，这里虽清静，然信息不通。他却说，信息太多，徒挠人意。这里虽远离城市，却能与自然浑然一体。我读过他的诗和散文，他对自然的描写细腻而精妙，也许就得于他对自然的这种亲密的感受吧。
　　认识H君，当然是因于他的诗。其实，他不仅写诗，他还写散文、写文学评论，还写报告文学。今年底，一部50万字小说又将脱稿。写作方面他算是多面手，只不过诗最为人所称。
我有时想，一个人能写诗，而且能写出好诗，大半他自己就是一首诗。H君恰切写出了不少的好诗，然而他从不认为自己的一生充满了诗意，更不敢以一个诗人自居。
&&&&一个从大巴山走出来的打工者，他的人生能成为一首诗吗？
　　15年前的那个夏天，H君带着妻小走出了大巴山。火车开了两天两夜，终于把他们拖到了南京。他很快就在一个建筑工地上找到了工作，挖土，搬砖，和水泥，扛钢筋……开始了他在城市的打工生活。
　　建筑的活很烦重，但H君觉得，与山里那种望不到尽头的苦相较，再苦再累，总还能看到一点生的希望。凭着生命的韧性，H君拼命地干着。苦并希望着。
　　一天下午，在回工棚的路上，他偶然在一个卖旧书杂志的地摊前站了站，看见一本旧的《星星诗刊》，拿起来翻了翻，随即从兜里掏出三角钱递给摊主。摊主接过钱，抬头看了看他，一句话也没说，把钱收了。
&&&&回到工棚，吃了饭，在昏黄的灯光下，H君贪婪地翻读着那本陈旧的诗刊。对于新诗，他在高中课本中读到过几首，但从不知道世上还有这等专门的诗刊杂志。他把上面所有的作品都读完了，然后又重读了一遍，心里有种醍醐灌顶的感觉：唯有诗,才足以释放他体内积压多年的思想。
&&&&开悟后的快适让他激动不已。他找出一杆圆珠笔，在一张烟盒纸上开始书写起来。烟盒写完了，又在包挂面的纸上写。没有纸可写了，他就在嘴里念着，常常一个人在秦淮河边喃喃自语。最初书写的什么，念说的什么，他并不清楚，他只一味地写着、念着。不过他总觉得，在他的面前有一个“他”者在聆听着他，在看着他。这对于他是个莫大的安慰与激励。
&&&&大巴山与大都市，一样天空，两种生活，不同的环境开阔了H君的眼界，深化了他对生命的认知。就在那些特别没有诗意的日子里，H君写出了极赋诗意的诗。这是一个奇迹。对于H君来讲，他从不刻意地寻求一种意象的诗意表达，他写诗,仿佛就只是对那个诗意呼召的随意应答，因而他的诗给人的是一种诗意天成的质朴之美。也许是他身上天生的诗人情怀与气质，让诗神找到了他，而他是只是情不得已被迫以诗的意味去看、去思、去表达他那个并不很诗意的人生。1999年，他的第一本诗集《生命放逐》问世。
&&&&H君常常向我描述他家乡大巴山的故事。每一次描述，他那双眸就会闪现出特别的光亮，为他所描述的景象罩上一层几近魔幻的意象。大巴山的月亮，大巴山的雪景，乃至大巴山的那些河流、山坡、树林，以及那群生活在大巴山的男人和女人们……都在他描述中被诗意化了。如他在一首诗里描绘大巴山雪后的乡村景色：“被雪覆盖的乡村，沉沉地睡着/厚厚的积雪，像一床柔软的棉被/整个冬天都像是梦/乡村正在梦里做一个长长的梦/鼾声或是呓语/在浅浅的河水流淌”。语言是如此地通俗而自然，不带一丝毫修饰，然意境却是超常的旖旎奇美，给人一种原汁原味的乡土质感。
&&&&无论H君的诗，还是他的散文，都能呈现出一种原生态的美。也许正因了这原生态的美，我萌生了到他老家大巴山走一趟的想法。今年五月，这想法终于成行。
&&&&H君老家在川东通江县，是大巴山区腹地一个叫李家湾的山村，距离县城50多公里，路途之曲折，山道之坎坷，远远超出预期。李家湾有五六十户人家，H君家的房子最大，屋宇轩昂，四棱上线的梁、椽、柱以及全木穿榫的整体结构，隐隐透着往日的兴旺。然而今天，到处“蛛丝儿结满雕梁”，一派凋零破败的景象。看着眼前的这幅图景，我怎么也不能想象曾经在这间破败的老屋生活了二十几年的H君，却能够吟出这样的诗句来：“庄稼和森林在远处叹息/我仿佛听见月光的声音/在村庄静静流淌/还有我盲眼的母亲/正一声声呼唤我的乳名//我光着脚丫在月光里奔跑/向流水的方向/向母亲呼唤的方向”。诗的意象是如此的真纯而凄美，给人的触动直达心底，让人无法躲藏！从这里我看出，H君对于苦难有仅有一种独特的美学感悟，同时还有一种对于苦难抹不去的的情结。当然，这情结并不是对于苦难的玩味，而是出于对它有刻骨铭心的认领。
&&&&正因为如些，H君不只一次地说他的写作都围绕一个主题，即对生命的感恩和对苦难的思考。这就注定了他的诗多是对生命诉诸内在的个体性诠释。如他在一首《红狼》的诗中写道：“夜的庇护 夜的罪恶/血腥的哭泣 把痛苦喂养/咽一腔泪 头颅/仰向茫茫天宇 为什么/猎人的枪弹击中的/常常是一条活命的路/而设置陷阱的却是/自己至亲至爱的人”。人生唯有三情得以维系：亲情，友情，爱情，而亲情为第一。亲情的丧失，皆因于我们生活大背景下的生存性的严酷，人性被生活所扭曲，以至于人性的怪异便成了生命的常态。诗人在这里仿佛发出了约伯式的询问：人对于他的命运就真的无路可逃吗？只有对生命的此在性荒谬有切身感触的人，方能悟出这深刻的生存忧惧。而这也许就是H君的诗意人生？
&&&&然而，每当我读H君诗的时候，总是不由地在想，诗，它是H君本来的一个宿命，还是一种神意的使然？[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 22:14:50编辑过]
日 22:41 &&&
自酿葡萄酒
&&&&元旦三天假，阴雨绵绵，幸好第二天H君发来信息：“新制葡萄酒已熟，想君元旦当有空闲，能来山居轰饮否？”如此阴郁天气，朋友葡萄佳酿相招，岂有不去之理？我当即回了一个：“能！”
　　车出了成都，在雾里穿行了五个多小时，终于到了朋友的家。欢迎的门一拉开，一股暖气就迎面扑来。客厅中央烧了一盆旺旺的炭火，屋内暖如三春。其他几个朋友早已到了，空气中弥漫着菜肴的香味。
　　H君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毕业后就被分配到一所山区中学，做了中学语文教师。他书教得好，人又长得帅，因而很受学生喜爱，尤其是女生追捧。然而H君天性散淡，教书之外，少问世事。嗜书，痴棋，爱酒，烟茶皆来。吉他弹得一般，棋酒却是高手。他常说此生最推崇两人：一是北宋黄庭坚，一是清朝张潮，二人都喜欢饮酒下棋。黄庭坚说过：“尺璧之阴，当以三分之一治家，以其一读书，以其一为棋酒，公私皆办矣。”张潮则在《幽梦影》里说：“昔人云：若无花月美人，不愿生此世界。予益一语云：若无翰墨棋酒，不必定作人身。”
　　山区偏僻，信息不畅，H君却道“山青水秀”。尝谓：“君子所处，何陋之有！”其妻小阳，娴雅颖慧，性豪爽，多情趣，有点像《浮生六记》中的芸。小阳大学学的是声乐，舞跳得棒，歌唱得了不得，更弹得一手好钢琴。不仅如此，她还精于厨艺，且与H君一样善饮，一瓶长城干红轻易不在话下，因而朋友都爱到他们家喝酒。2003年春节，几个朋友到他们家聚会，小阳做了一桌好菜肴，其中“神仙肘子”、“火锅鸡”最得众人好评。席间，小阳说明年她要自己做葡萄酒了。原因是，白酒太烈，易醉，伤身；葡萄酒好喝，但太贵，又难保证是正品。当时大家并不在意。2004年中秋节，H君来电话，说小阳做了40斤葡萄酒，叫我去一同品尝。
　　到了他们家，碗筷早已摆好。刚一入座，小阳就提了一个大玻璃瓶出来，倒满三个玻璃杯。我端起杯子观看酒的成色，酒汁不是很纯净，可能滤渣时没有弄好所致，不过闻起来香味不错。看着这有点浑浊的红色液体，我脑子里浮现出叶梦得《避暑录话》中的一段话：“苏子瞻在黄州，作蜜酒不甚佳，饮者辄暴下，蜜水腐败者尔。”心有余悸，我不敢贸然先喝，H君也迟疑地看着杯子不喝。这时小阳端了一盘菜进来，看见我们脸有难色，端起杯子爽快地说：“我先喝，我不怕。”一干而尽。在她带动下，我们慢慢地喝起来，愈喝愈觉不错，后来干脆放开量豪饮起来，很是痛快。
　　第二年，小阳做了120斤葡萄，没有放冰糖和白酒，然而口感比上次还要好，酸甜适中，香气浓郁，酒汁也比前年纯净，色泽紫红透明如玛瑙。这一年的国庆，我们四个人到他们家去，六个人敞开量的喝，你来我往，直喝到凌晨两点。我自认为喝酒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酣畅淋漓过。次年，小阳更是做了150斤，色香味更是样样俱佳。
　　家庭自制葡萄酒，原汁原味，经济又实惠，且可经常喝。现在他们每天都要喝上一杯，心身感觉颇佳，气色也愈来愈好。对于葡萄酒的营养作用，人类很早就知道。英人哈里斯在《古代希腊生活》这本书里说：“在古希腊，人们就将葡萄酒视为人类智慧的源泉'，无论富人和穷人，每餐都不能缺少葡萄酒，他们相信，好的葡萄酒不仅营养丰富，还能软化血管，是最好的保健饮品。”如今，葡萄酒与绿茶、豆浆、酸奶已成本世纪最好的营养饮料。最近一期的《中国新闻周刊》上还说，红酒可防肥胖。科学家在实验鼠身上的研究显示，红酒中富含的白藜芦醇可改善能量消耗，使实验鼠免患肥胖症和糖尿病。研究人员发现，在饮食中补充白藜芦醇对实验鼠的肌肉发育有相当大的影响，在白藜芦醇作用下，肌肉纤维消耗更多的氧，因此在运动中和在不活动期间都能消耗更多能量。实验鼠在运动中还表现出惊人的耐力。
　　葡萄酒的种种好处，现在很多人都知道，自制也简单，既能养生，又能为生活增添一番情趣，何其乐也！我喜欢饮酒，酒徒称不上，不过今夏，我当试酿三十斤。
日 22: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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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比较流行喝咖啡了，坊间的咖啡屋一家一家地亮相，新型的咖啡音乐也为音乐爱好者所青睐。咖啡是舶来品，作为洋玩意儿，但在许多人眼中喝咖啡依旧是一种奢侈的消费。报社的小林去年喜欢上了它，每天下午的四五点钟，他都要煮上一大杯，给编辑部的每个人倒上一小杯子让大家共赏。小林说，其实喝咖啡与喝茶经济上差不多，你到茶庄喝杯好茶价钱也是不菲。
　　&&我平时不喝茶，因为每次喝过茶后胃都很不舒服。然而我喜欢午睡后泡上一杯烫茶，三两杯后，只觉周身通透，胃也受用，很是爽快。但也仅限两三杯，然后展书阅卷，静读两三个小时，已成了我每天的事工。
　　茶是中国人的国饮，中国人吃茶历史悠久，然最初也只是在士大夫中间流行。在当时看来，吃茶可以养性，可以清心，因而是件极风雅的事情。就是到了现代，如周作人所说：“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同饮，得半日之闲，可抵上十年的尘梦。”因此，茶饮其实代表的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的贵族文化，它透露出的是士大夫们追求超凡脱俗的个人意趣。茶饮无论在形式及情调上，都有一种拒人于千里的清高与矜持。
　　吃茶与饮酒不同，茶性冷，酒性热。饮酒可以文野无别，多少不论，可以有“我醉欲眠君且去”的疏狂。吃茶则专以客少为贵，对茶客的人品更有特别的区分与讲究。许次纡《茶疏》以为：“宾朋杂沓，止堪交钟觥筹；乍会泛交，仅须常品酬酢；惟素心同调，彼此畅适，清言雄辩，脱略形骸，始可呼童篝火，汲水点汤。”茶客不仅要少，而且能与清谈。清谈乃是就某一学术义理作思辨性的讨论和阐释，吃茶者须对该学问具备相当的学养。吃茶以助清谈，这是中国第一代茶客的旨趣，也是古人茶饮的精华所在。
　　与古人相较，今人的吃茶情形则大不同了。都市中茶室多的是，装潢也精致，有的还播放着轻音乐，与咖啡屋的情形近似。但这哪里是在吃茶呢？至于一般的茶铺，往往又人多嘈杂，烟雾缭绕，瓜壳烟头一片狼藉。吃茶者也不清谈，只是漫天的瞎侃。酒桌上听到的肺腑之言，在茶桌上却成了他人的闲言闲语。
　　至于情调上，今人的吃茶就更见其粗陋。愈趋物质化的生活已让人挤不出更多的时间去把吃茶当成一种清享来消受，一门心思总难落到茶性的品味上。上班族的吃茶，多是取一个玻璃瓶，放上一大把叶子，冲上自来水或纯净水烧开的水，盖子一盖，闷上一会儿。不多久，白开水成了中药水，揭开盖子，猛吸一口，除了满口苦涩，哪有半点茶香？说是吃茶，与灌药何别？
　　然而现代人还是喜欢吃茶，但目的却是铆在茶的所谓营卫功能上的。现代人把茶的养生作用看得很高，说茶含有多种对人有益的微量元素，能防衰老，能健脑，能防癌，能润肤……可说是百益而无一害。
　　如果单从茶的营卫上来看，吃茶的利弊，古人与我们大所不同。北宋赵令《侯鲭录》记苏东坡论茶：“除烦去腻，世固不可无茶，然暗中损人不少。昔人云，自茗饮盛后，人多患气不足，患黄，虽损益相半，而消阳助阴，不偿损也。”又转记《大唐新语》云：“右补阙毋景，博学，有著述之才，性不饮茶，著《茶饮序》云：‘释滞消壅，一日之利暂佳；瘠气耗精，终身之累斯大。获益则归功茶力，贻祸则不谓茶灾。岂非为福近易知，祸远难见者乎。’”
　　清人李汝珍是个博学之士，在他的《镜花缘》中对于吃茶之利弊说得更是详细：“若以其性而论：除明目止渴之外，一无好处。《本草》言：“常食去人脂，令人瘦，倘嗜茶太过，莫不百病丛生。”多饮不如少饮，少饮不如不饮，若贪饮无度，早晚不离，到了后来，未有不元气暗损，精心渐消；或成痰饮，或成痞胀，或成痿痹，或成疝瘕。余如成洞泻、成呕逆，以及腹痛、黄瘦种种内伤，皆茶之为害，而人不知，虽病不悔。上古之多寿，近世寿不长者，皆因茶酒之类日日克伐，潜伤暗损，以致寿亦随之消磨。”
　　天下之物，本无绝对的利，也无绝对的弊，有利于此，必有弊于彼。人之物享在于辨其利弊之大小，在于用度的把握。物物而不物于物，何物不为人所享呢？中国吃茶的原教旨本就不在营卫，更多是精神上的品味与把玩，所以它的清高与矜持，看来还是一种必要。[/size][/face]
日 17:13 &&&
中国人的“秦始皇情结”
1996年，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给已逝世了10年的博尔赫斯写了一封信，她向这位前辈诉说了自己对于现代书籍和阅读的命运的担忧。她在信中这样写道：“很抱歉，我不得不告诉你，书籍现在被认为正濒临灭亡。我说到书籍叫还泛指使文学成为可能和给灵魂带来影响的阅读条件。有人告诉我们，不久我们就可以从‘书屏’唤出任何所需的‘文本’，我们能够改变它的外观，向它提问，跟它‘互动’，当书籍变成了我们依据实用性标准跟它们进‘互动’的‘文本’时，书写的文字将会简单地变为一种被广告所驱动的电视画面。这就是正在创造中的，并向我们保证能够变得更加‘民主’的辉煌未来。当然，它只意味着内心世界的死亡――以及书籍的死亡。到了那个时候，就没有纵火焚书的必要了。”
作为书籍的载体，从我们的历史来看，已经历了多次变化，从甲骨、金石、竹帛到纸张，纸质书籍是现在书籍的主要形式。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电子书籍与日俱增，如今，网上浏览、查资料、看电子图书等等，已成为一种人们很重要的获取信息的一种形式，并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重视。作为传承人类文明的书籍，各种新奇的载体都有各自的独特作用，可以作为纸质书籍的补充，因此，书籍最终并不会因为载体的变化而消失。但是，纸质的书籍会不会逐步被边缘化，乃至最终消亡呢？这不是我们能预测的事情。2003年，比尔•盖茨在访问西班牙皇家学院时就放出话来说： “不消灭书本和纸张死不瞑目。”这还不是我们担心的主要缘由。真正让我们担心的，是如何避免“人类内心世界的死亡”，因为这就会有意或无意地引发人们一次又一次焚烧书籍的事件发生。
对于书籍的丙丁之灾，自书籍出现以来，一直就是一个引人思考的问题，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回望整个人类历史，又让人感觉中国的书籍似乎被烧得特别的勤，且又特别地被人有意识地焚烧。
中国上古的书，有所谓《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按刘知几《史通》所言：“儒者云，伏羲氏始画八封，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又曰：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其常道也。《春秋传》载楚左史能读三坟五典。《礼记》曰：‘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由斯而言，则坟典文义，三五史策，至于春秋之时，犹大行于世。爰及后世，其书不传。”
章实城《文史通义•书教》说：“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今存虞、夏、商、周之策而已。五帝仅有二，而三皇无闻焉。《左》氏所谓《三坟》《五典》，今不可知，未知即是其书否也？”对于上古的历史，今天的人因无确切的书籍文献可据，而只能靠一些传说来获取消息，这说明上古时代的书籍文献已经遗失了，因而司马迁在写《史记》时，就很感叹地说：“神农已前吾不知矣。”书籍本来就是承载历史的，书籍的遗落，必然造成历史记载的断裂，这对于人类文明的连续性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周朝时代，各诸侯国的史官记言记事，积累了大量文献典籍，政府也有了专门的图书馆，《史记》说老子就是“周守藏室之史也。”及至春秋时代，“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王室所藏图书散落到民间，官藏变成私藏，这期间所遗失的肯定不少。孔子删定六经，广为搜集，一些三代古籍才得以保存下来，但六经以外的书籍却逐渐亡佚了。当时存有的《诗》还有三千多首，“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以后，就只存三百零五篇了。至于诸子中小说一家，孔子以为：“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儒家以为是道听途说，小能小善，有碍大道，因而不被重视，到战国就全部消失了，汉刘歆列九流十家，小说家就已不在九流之列了。
《韩非子•和氏》中说：“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燔诗书而明法令……孝公行之。”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焚书记录。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书同文，车同轨”，为消除异说，下令史书除秦史和博士官所藏外，一切史书和民间所藏《诗》《书》及百家杂语一律烧毁。至此，先秦典籍，百家之传，焚毁殆尽。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官方当局有意识地毁灭文化的举动。自此以后，中国“历朝历代，大抵是走的一条路子。凡是皇上不喜欢的思想、不喜欢的书籍，只是一味地禁，一味烧。”（陈四益《何事乱翻书》）然而，正如清人的诗所云：“焚书只是要人愚，人未愚时国已墟。”秦始皇以为通过焚书来愚弄民智，以为意识形态的纯洁化就可以保他万世帝业。可他哪里想得到，不过二世，秦即灭亡。唐人章谒有诗云：“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在这里，历史给秦始皇狠狠地开了个玩笑。&&&&&&
秦始皇烧的那把火刚刚熄灭不久，与刘邦一同争夺天下的项羽，因为后到咸阳，一气之下，一把火将秦宫室烧了。这一烧，宫府所藏古文献典籍遭到灭顶之灾。清人刘大《焚书辩》说：“《六经》之亡，非秦亡之，汉亡之。迨项羽入关，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而后唐、虞三代之法制，古先圣之微言，乃始为荡为灰烬。”无论三代文籍亡于秦，还是亡于汉，总之，秦汉之际是我国书籍文献的一场大劫难，是统治者人为摧毁文化的滥觞。从此，书籍就成了中国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西汉初期，仍还保留秦朝的挟书律，直到汉惠帝四年三月，始“除挟书律”，民间藏书才算不违法。从汉武帝元朔五年“敕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到汉成帝河平三年的一百年间，汉政府国家图书馆的书籍已是“书集如丘山”，“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于是刘向、刘歆父子奉诏校书，对国家藏书作系统分类整理。“歆遂总括群篇幅，撮其指要，著为《七略》，大凡三万三千九十卷。”（《隋书•经籍志》）然而，好景不长，王莽之末，更始军和赤眉军相继大掠长安，焚毁宫室，那些幸幸苦苦聚集起来的书籍，随同西京二百年的文物，几乎全被毁了。
后汉中兴，笃好文雅，王莽时携书隐遁的人士，“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后汉书•儒林传序》说：“光武迁还洛阳，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余两，自此以后，三倍于前。”到了东汉之末，遭董卓之乱，又是一场大火，把洛阳和长安烧一得个精光： “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g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余乘，道路艰远，复弃其半矣。后长安之乱，一时焚荡，莫不泯尽焉。”
这之后，又经过魏晋两朝近百年的经营，洛阳城又恢复了昔日繁华。晋荀勖所著《中经新簿》，总括群书，分为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三十五卷。在“永嘉之乱”中，公元311年，石勒攻陷洛阳，俘晋怀帝，焚烧宫庙，以致“阁渠文籍，靡有孑遗。” （《隋书•经籍志》）
六朝之际，衣冠南渡，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转移至了江南。宋文帝元嘉八年，秘书监谢灵运造《四部目录》，著录六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齐永明中，秘书丞王亮、监谢F，又造《四部书目》，大凡一万八千一十卷。齐末兵火，延烧秘阁，经籍遗散。”（《隋书•经籍志》）
梁武之时，史家称其“自江左以来，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然在梁武之末，侯景作乱，将会稽、建康、江陵三个江南的经济文化中心破坏无遗，宫殿及多年积聚的图书文物几乎全部被烧毁。梁武帝太清二年（548年)，侯景攻人建康围攻宫城，太子萧纲派人焚烧东宫台殿：“至夜，简文募人出烧东宫台殿遂尽，所聚图籍数百厨，一皆灰烬。先是简文梦有人画作秦始皇，云‘此人复焚书’，至是而验 。”（《南史列传第七十》）公元555年，江陵被陷，梁元帝将所聚古今图书十四余万卷全部烧掉。他对人说：“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经他这一烧，南朝历代所收藏书籍至此消亡殆尽。
当历史进入隋唐时代，中国再次出现了统一局面，文化出现空前的繁荣。《宋史•艺文志》说：“历代之书籍，莫厄于秦，莫富于隋唐。”隋炀帝好学，喜聚逸书，到大业初年，西京嘉则殿藏书已达三十七万卷。但这些书按唐人杜宝所著《大业幸江都记》所记：“炀帝聚书至三十七万卷，皆焚于广陵。其目并无一叶传于后代。”唐高祖武德五年，平定王世充，尽收隋朝图书，命司农少卿宋尊贵用船把这批书溯黄河西上，经过砥柱时，船被撞翻，图书多被漂没，其所存者，十不一二。
唐代藏书之盛，莫盛于玄宗之时。开元九年编成的《群书四录》，据《新唐书•艺文志》载：“其著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者，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玄宗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以致“两都覆没，乾元旧籍，亡散殆尽。”
《旧唐书•韦述传》载：韦述“家聚书二万卷，皆自校定铅椠，虽御府不逮也。兼古今朝臣图，历代知名人画，魏、晋已来草隶真迹数百卷，古碑、古器、药方、格式、钱谱、玺谱之类，当代名公尺题，无不毕备。及禄山之乱，两京陷贼，玄宗幸蜀，述抱《国史》藏于南山，经籍资产，焚剽殆尽。”
又《旧唐书•于休烈传》记：“值禄山构难，肃宗践祚，休烈自中部赴行在，擢拜给事中。迁太常少卿，知礼仪事，兼修国史。……时中原荡覆，典章殆尽，无史籍检寻。休烈奏曰：‘《国史》一百六卷，《开元实录》四十七卷，起居注并余书三千六百八十二卷，并在兴庆宫史馆。京城陷贼后，皆被焚烧。且《国史》、《实录》，圣朝大典，修撰多时，今并无本。伏望下御史台推勘史馆所由，令府县招访。有人别收得《国史》、《实录》，如送官司，重加购赏。若是史官收得，仍赦其罪。得一部，超授官资，得一卷赏绢十匹。’数月之内，唯得一两卷。前修史官工部侍郎韦述陷贼，入东京，至是以其家藏《国史》一百一十三卷送于官。”
安史之乱后，唐朝廷又屡诏购募。“肃宗、代宗崇重儒术，屡诏购募。文宗时，郑覃侍讲禁中，以经籍道丧，屡以为言。诏令秘阁搜访遗文，日令添写。至文宗开成初，朝廷所藏书籍又达五万六千四百七十一卷。”但到了僖宗广明元年，“黄巢干纪，再陷两京，宫庙寺署，焚荡殆尽，曩时遗籍，尺简无存。及行在朝诸儒购辑，所传无几。”（《旧唐书•经籍志》）
五代十国，不过百年，虽然在我国印刷史上有特别的地位，怎奈干戈相寻，文献书籍自难保全。
《旧五代史•唐书•王都传》载：“都好聚图书，自常山始破，梁国初平，令人广将金帛收市，以得为务，不责贵贱，书至三万卷，名画乐器各数百，皆四方之精妙者，萃于其府。（天成）四年三月，晏球拔定州，时都校马让能降于曲阳门，都巷战而败，奔马归于府第，纵火焚之，府库妻孥，一夕俱烬”。陈彭年《江南别录》记：南唐“元宗、后主皆妙于笔札，好求古迹，宫中图籍万卷，钟、王墨迹尤多。城将陷，（后主）谓所幸保仪黄氏曰：此皆吾宝惜，城若不守，尔可焚之。城陷，黄氏皆焚。”
宋接五代余绪，初期书籍所聚也只有万余卷。其后平定诸国，收其图籍，如得蜀书二万三千卷，江南书三万余卷。又“下诏遣使购求散亡，三馆之书，稍复增益。” （《宋史•艺文志》）。太宗时，重建三馆，赐名崇文院外，又兴建秘阁，“太宗始于左升龙门北建崇文院，而徙三馆之书以实之。又分三馆书万余卷，别为书库，目曰‘秘阁’。阁成，亲临幸观书”。这些为唐末、五代仅存的书籍，在真宗祥符中，又因“王宫火，延及崇文、秘阁，书多煨烬。”仁宗朝，官修《崇文总目》，全目共著录北宋前期图书三千四百四十五部，共计为三万零六百六十九卷。徽宗时，国家收藏图书已渐增多，当时编修的《秘书总目》，所收录书籍七万三千八百七十七卷。这么多的书却在靖康之难中“宣和、馆阁之储，荡然靡遗”。
南宋建都临安，多方搜访遗阙，屡优献书之赏，于是四方多来献者。孝宗淳熙五年，“类次书目，得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至宁宗时续书目，又得一万四千九百四十三卷，视《崇文总目》又有加焉。”（《宋史•艺文志》）可是，在理宗绍定四年，都城临安发生大火，秘书省、玉牒所藏六万余卷图书大半被烧毁。元灭南宋，尽得宋朝文物。《元史•王构传》说：“宋亡，构与李盘同被旨至杭州取三馆图籍，太常天章礼器仪仗，归于京师。”
两宋时期，雕版印刷术已经流行，私人藏书比较容易起来。苏东坡《李氏山房藏书记》说：“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据史料不完全统计，宋代藏书家多达300余位，然亦多毁于兵火，宋人小说笔记中多有记载。
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五记：“藏书之富，如宋宣献、毕文简、王原叔、钱穆父、王仲至家及荆南田氏、历阳沈氏，各有书。因谯郡祁氏多书，号“外府太清老氏之藏室”，后皆散亡。田、沈二家，不肖子尽鬻之。京都盛时，贵人及贤宗室往往聚书，多者至万卷，兵火之后，焚毁迨尽，间有一二流落人间，亦书史一时之厄也。”
宋绶、宋敏求父子藏书三万卷，魏了翁《遂初堂书目跋》云：“予生晚，不及拜遂初先生，闻储书之盛；又恨不能如刘道原假馆于春明者。宝庆初元冬，得罪南迁，过锡山，访前广德使君，则书厄于火累月矣。孙长孺自唐僖宗时，为榜‘书楼’二字，国朝之藏书者莫先焉，三百年间，再毁于火。江元叔合江南、吴越之藏，凡数万卷，为臧仆窃去，市人裂之藉物，其入于安陆张氏者，传之未几，一箧之富，仅供一炊王文献、李文正、庐山镏壮舆、南阳井氏，皆以藏书名未久而失之。宋宣献兼有毕文简、杨文庄二家之书，不减中秘，而元符中荡为烟矣。晁文元累世所藏，自中原无事时，已有火厄，至政和甲午之灾，尺素不存。”
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二“书籍之厄”记：“世间凡物未有聚而不散者，而书为甚。……若士大夫之家所藏，在前世如张华载书三十车，杜兼聚书万卷，韦述蓄书二万卷，邺侯插架三万卷，金楼于聚书八万卷，唐吴竞西斋一万三千四百余卷。宋室承平时，如南都戚氏，历阳沈氏，庐山李氏，九江陈氏，番易吴氏，王文康，李文正，宋宣献，晁以道，刘壮舆，皆号藏书之富。邯郸李淑五十七类二万三千一百八十余卷，田镐三万卷，昭德晁氏二万四千五百卷，南都王仲至四万三千余卷，而类书浩博，若《太平御览》之类，复不与焉。次如曾南丰及李氏山房，亦皆一二万卷，然后靡不厄于兵火者。至若吾乡故家如石林叶氏、贺氏，皆号藏书之多，至十万卷。其后齐斋倪氏，月河莫氏，竹斋沈氏，程氏，贺氏，皆号藏书之富，各不下数万余卷，亦皆散失无遗。近年惟直斋陈氏书最多，盖尝仕于莆，传录夹氵祭郑氏、方氏、林氏、吴氏旧书至五万一千一百八十余卷，且仿《读书志》作解题，极其精详，近亦散失。至如秀岩，东窗，凤山三李，高氏，牟氏皆蜀人，号为史家，所藏僻书尤多，今亦已无余矣。吾家三世积累，先君子尤酷嗜，至鬻负郭之田以供笔札之用。冥搜极讨，不惮劳费，凡有书四万二千余卷，及三代以来金石之刻一千五百余种，庋置书种、志雅二堂，日事校雠，居然Y金之富。余小于遭时多故，不善保藏，善和之书，一旦扫地。因考今昔，有感斯文，为之流涕。因书以识吾过，以示子孙云。”
洪迈《容斋续笔》卷十五“书籍之厄”记：“梁元帝在江陵，蓄古今图书十四万卷，将亡之夕尽焚之。隋嘉则殿有书三十七万卷，唐平王世充，得其旧书于东都，浮舟河，尽覆于砥柱。贞观、开元募借缮写，两都各聚书四部。禄山之乱，尺简不藏。代宗、文宗时，复行搜采，分藏于十二库。黄巢之乱，存者盖勘。昭宗又于诸道求访，及徒洛阳，荡然无遗。今人观汉、隋、唐《经藉•艺文志》，未尝不茫然太息也。晁以道记本朝王文康初相周世宗，多有唐旧书，今其子孙不知何在。李文正所藏既富，而且辟学馆以延学士大夫，不待见主人，而下马直入读书。供牢饩以给其日力，与众共利之。今其家仅有败屋数楹，而书不知何在也！宋宣献家兼有毕文简、杨文庄二家之书，其富盖有王府不及者。元符中，一夕灾为灰烬。以道自谓家五世于兹，虽不敢与宋氏争多，而校雠是正，未肯自逊。政和甲午之冬，火亦告谴。唯刘壮舆家于庐山之阳，自其祖凝之以来，遗子孙者唯图书也，其书与七泽俱富矣。于是为作记。今刘氏之在庐山者不闻其人，则所谓藏书殆亦羽化。乃知自古到今，神物亦于斯文为靳靳也。宣和殿、太清楼、龙图阁御府所储，靖康荡析之余，尽归于燕，置之秘书省，乃有幸而得存者焉。”
李清照《金石录后序》记：“收书既成，归来堂起书库大橱，簿甲乙，置书册。如要讲读，即请钥上簿，关出卷帙。……至靖康丙午岁，侯守淄川。闻金人犯京师。四顾茫然，盈箱溢箧，且恋恋，且怅怅，知其必不为己物矣。建炎丁未春三月，奔太夫人丧南来。既长物不能尽载，乃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画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无款识者，后又去书之监本者，画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凡屡减去，尚载书十五车。至东海，连舻渡淮，又渡江，至建康。青州故第，尚锁书册什物，用屋十馀间，期明年春再具舟载之。十二月，金人陷青州，凡所谓十馀屋者，已皆为煨烬矣。”
宋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七记：“唐著作郎杜宝《大业幸江都记》云：‘隋炀帝聚书至三十七万卷，皆焚于广陵，其目中盖无一帙传于后代。’靖康m扰，中秘所藏与士大夫家者，悉为乌有。南渡后，惟叶少蕴少年贵盛，平生好收书，逾十万卷，之川弁山山居，建书楼以处之，极为华焕。丁卯年，其宅与书俱荡一燎。李泰发家旧有万馀卷，亦以是岁火。岂厄会自有时邪？”
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七记：“庄蓼塘藏书庄蓼塘，住松江府上海县青龙镇，尝为宋秘书小史。其家蓄书数万卷，且多手抄者。经史子集，山经地志，医卜方伎，稗官小说，靡所不具。书目以甲乙分十门，蓼塘既没，子孙不知保惜，或为虫鼠蚀啮，或为邻识盗窃，或供饮博之需，或应糊覆之用。编帙散乱，所存无几，至正六年，朝廷开局修宋辽金三史，诏求遗书。有以书献者，予一官。江南藏书多者止三家，庄其一也。继命危学士朴特来选取。其家虑恐兵遁图谶干犯禁条，悉付祝融。迨及收拾烬余，存者又无几矣。其孙群玉悉载入京，觊领恩泽。宿留日久，仍布衣而归。书之不幸如此。”
明朝的书灾，自始至终，接连不断。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访求遗书”条云：“国初克故元时，太祖命大将军徐达，收其秘阁所藏图书典籍，尽解金陵。又诏求民间遗书。时宋刻板本，有一书至十余部者。太宗移都燕山，始命取南京所贮书，每本以一部入北，时永乐十九年也。初贮在左顺门北廊，至正统六年而移入文渊阁中，则地邃禁严，事同前代矣。至正统十四年英宗北狩，而南京所存内署诸书，悉遭大火，凡宋元以来秘本，一朝俱尽矣。自后北京所收，虽置高阁，饱蠹鱼，卷帙尚如故也。自宏政以后，阁臣词臣。俱无人问及，渐以散佚。”姚福《清溪遐笔》亦有所记：“前代藏书之富，无逾本朝。永乐辛丑，北京大内新成，敕翰林院，凡南文文渊阁所贮古今一切书籍，自有一部至有百部，各取一部送至北京，余悉封识，收贮如故。时修撰陈循如数取进，得一百柜，督舟十艘载以赴京。至正统己巳，南内火灾，文渊阁向所藏之书，悉为灰烬，此岂非书之厄会与欤！”
明成祖时所辑《永乐大典》，计二万二千八百七十卷，一万一千九十五本。嘉靖四十一年起，至隆庆元年，明政府又抄了一部副本。乾隆初年正本尚在乾清宫，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记：“其原本虽有存贮宫中之说，然清代二百余年曾无一人见及。改革以后，故宫殿阁诸处检索殆遍，而片纸不存，意者其毁于乾隆末年乾清宫之火矣。”至于副本，旧藏皇史k，后转贮翰林院。到乾隆三十八年开四库编纂馆，还有九千八百八十一册。至光绪元年查点，已不足5000册。“据缪艺风所记言，丙子入翰林，询之清z堂前辈，云尚有三千余册。……癸巳，艺风起复入都，询之馆人，则所存又仅六百余册矣。”“庚子之役，翰林院以地邻英馆，遂为英兵所据，文卷图籍悉被摧夷，或投入井中，或取填战垒。有人曾见东直门外油坊制篓者皆用《大典》页，取其大幅坚厚，外注以油，经久不渗。蹂践摧残，可以想见。……其存于今世者殆不过四百册耳。“蒋芷侪《都门识小录摘录》言：庚子后，“四库藏书，残佚过半。都人传言，英、法、德、日四国运去者不少。又言洋兵入城时，曾取得书之厚二寸许、长尺许者，以代砖支垫军用等物，武进刘葆真太史（可毅）拾得数册，阅之皆《永乐大典》也（刘时充大学堂总教习，后为乱兵所戕）。”
对于《永乐大典》之毁，今人又有新说。日的《中华读书报》上刊登的一篇名为《〈四库〉底本〈永乐大典〉遭焚探秘》的文章认为，《永乐大典》与《四库》底本毁于八国联军之说难以成立。文章引用当时在英国使馆的普南特•威尔所著《庚子使馆被围记》的6月24日记录：“昨日有一放火者，伏行如猫，用其灵巧之手术，将火种抛入翰林院，只一点钟，众公使居住之英使馆顿陷于危险之域。众公使大惊。”“未几英国使馆外面房子亦被焚”。威尔对翰林院里图书文献被焚情形这样描述道：“数百年之梁柱爆裂作巨响，似欲倾于相连之使馆中，无价之文字亦多被焚，龙式池及井中均书函狼藉，为人所抛弃”。“有绸而华丽之书，皆手订者，又有善书人所书之字，皆被人随意搬移。”因此，文章认为，1900年的“庚子事变”，“从翰林院被纵火焚烧的6月23日，至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的8月14日，相距54天之久，而且当联军先头部队来到使馆区解救被围人员时，清兵与义和团已提前撤退，慈禧和光绪皇帝在5个小时以前已从北门仓皇出逃，使馆周围没再发生战斗，因此，翰林院被焚，与八国联军没有直接关系”。这说法也不无道理。其实，在民国佚名所著的《小奢摩馆脞录》记中就已经点明了这层意思：“庚子之乱，毁翰林院以攻使馆之背，旧藏均付一炬，大典遂一册不存，正书早归天上，副本亦付劫灰，后之人徒知其名而已”。
经过明朝二百年的积累，文物益盛。但在崇祯甲申之乱，如钱谦益《黄氏千顷斋藏书记》所言：“以二祖之圣学，仁、宣之右文，访求遗书，申命史馆，岁积代累，二百有余载。一旦突如焚如，消沉于闯贼之一炬，内阁之书尽矣，而内府秘殿之藏如故也。煨烬之余，继以狼藉，举凡珠囊玉笈，丹书绿字，梯几之横陈、乙夜之进御者，用以汗牛马、制骆驼、蹈泥沙、籍粪土，求其化为飞尘、荡为烈焰而不可得。自丧乱以来，载籍之厄未之有也。”“姜绍书《韵石斋笔谈》中亦说：“文渊阁制既卑狭，而牖复暗黑，抽阅者必秉炬以登，内阁辅臣，无暇留心及此；而翰苑诸君，世所称读中秘书者，曾未得窥东观之藏，至李自成入都，付之一炬，良可叹也！”
明代私家藏书家，以成风气，士大夫往往以此相夸，然亦多被毁于火者。明初藏书家郑，自宋乾道（孝宗年号）以来，皆为士林所重，世称义门。其家藏书著称一时，藏书达８万卷，建文帝为书“擘巢”大字匾之，后尽毁于火中。
谢肇浙《五杂俎》说：“今天下藏书之家，寥寥可数矣。王孙则开封睦桔，南昌郁仪两家而已。”朱彝尊《静志居读话》记：“西亭（睦桔号）以好客闻，藏书为海内第一，世所传万卷书堂书目……汴亡之后，漂荡于洪流怒涛，可胜叹哉！”朱郁仪插架至富，所收几与天府埒，后竟遭火劫，无尺蹄片纸。
张岱《陶庵梦忆•三世藏书》记：“ 余自垂髫聚书四十年，不下三万卷。乙酉避兵入剡，略携数簏随行，而所存者，为方兵所据，日裂以吹烟，并舁至江干，籍甲内，挡箭弹。四十年所积，亦一日尽失。”
钱谦益是当时最有名的藏书家，收得多家藏书家之书，其中多宋、元精刻。曹溶《绛云楼书目题辞》记：“虞山宗伯，生神庙盛时，早岁科名，交游满天下。尽得刘子威、钱功父、扬五川、赵汝师四家书。更不惜重资购古板本，书贾闻风奔赴，捆载无虚日。用是所积充港诟Ｖ心辏狗魉椒浚浔谖埽阎闷渲小！薄巴砭雍於股阶鏊厥椋丶由芍危掷嗑郏茜坡ド希箬呤腥酥韵玻唬何彝矶叮樵蚩稍聘灰印８κ湃眨溆着幸褂肴殒伶衣ド希糁拢舐渲蕉阎校烊肌Ｗ诓ハ戮穑嬉衙痔欤患熬龋只首叱觥６砬辏ビ胧榫憔　！鼻嫣鞠⑺档剑骸案ㄋ持纹吣辏┲峒也厥椋の∪∪ァＮ睾簦咨曛姨煜率槭吠技淮蠼僖玻峒腋鸾笫槭吠技恍〗僖病＝裎庵幸欢厥榧遥阈嵌奘埃坏玫蔽峒乙幻稹！保ā肚姘纤伪&汉书&》）
明末最著名的私人藏书楼当为常熟之汲古阁，阁主毛子晋，藏书钟爱宋本，一遇宋本便不惜重金购置，前后积书至八万四千册。当时宋本已很难得，毛晋便因藏书而刻书，刻板近十一万片之多。汲古阁刻书规模极大，钱泳《履园丛话》说：“汲古阁后有楼九间，多藏书板，楼下两廊及前后，俱为刻书匠所居”。毛氏刻书六百多种，明末清初三百年间，海内学子，无不知汲古阁毛氏者。然而，叶德浑《书林清话》记：“子晋孙绥万，亦有名，最工诗。王应奎《海虞诗苑》云：‘绥万，字嘉年，号破崖，汲古主人之孙也。生有异徵，前身为吴阊白椎庵文照禅师，事见薛孝穆《重复庵记》。性耽吟咏，又好游览。所至登临吊古，动成卷帙。著有《破崖居士诗稿》数卷。汲古孙行最盛，惟君知名于时。’……晋又一孙，未知何名，性嗜茗。郑德懋《汲古阁刻板存亡考•四唐人集》下云：‘相传毛子晋有一孙，性嗜茗饮。购得洞庭山碧罗春茶，虞山玉蟹泉水，独患无美薪。因顾《四唐人集》板而叹曰：“以此作薪煮茶，其味当倍佳也。”遂按日劈烧之。《四唐人集》内，惟《唐英歌诗》一种，最为善本。即如席氏《百家唐诗》内亦刻，而空白多至二三百字，令人不可读。然则汲古此本，真秘宝也。’嗟乎！晋孙有绥万，又有此孙，岂非大异事哉！”
钱谦益《黄氏千顷斋藏书记》记：“海内藏书之富,莫先于诸藩。今秦、晋、蜀、赵嬉印Ｖ芊窬樱粢牵也赜胩旄窠晕蕹咛闫揭印ｃ搿⒙濉⑵搿⒊洌看蠓蛑赜挚芍病！
全祖望《双韭山房藏书记》记：“予家自先侍郎公，藏书大半抄之城西丰氏，其直永陵讲筵，赐书亦多，所称阿育王山房藏本者也。侍郎身后……遂荡然无一存者。先宫詹公平淡亦多书，其诸孙分而有之，遂难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