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语文490期】胡适史评之非议篇：“一个处女怎好和一群强盗打交道”（下）
　　主笔|山水微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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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公正
　　“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
　　自由需要宽容。1959年3月，晚年胡适在《自由中国》杂志发表题为《容忍与自由》的文章，提倡“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与《论语》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有异曲同工之妙。
　　某些权贵自以为永远正确，批评别人，往往高高在上，头头是道；被别人批评，就暴跳如雷，急于反击、打压。胡适有涵养，有雅量，对学生宽容大度，对论敌也宽容大度。日，他在致杨杏佛信中说：“我受了十余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的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
　　自1924年始，左翼革命文学旗手鲁迅与右翼自由主义旗手胡适渐行渐远，鲁迅对胡适由褒而贬、由扬而弃。日，鲁迅因看不惯胡适“国人导师”的做派，写了《导师》一文，文末呐喊一声：“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日，又用“何家干”笔名发表《出卖灵魂的秘诀》，挖苦胡适“出卖灵魂”。
　　对于鲁迅的含沙影射、冷嘲热讽，胡适大度淡定，不急、不理、不驳。相反，在著作《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中，客观评价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称赞他“成绩最大”，“他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
　　尤见正气凛然的是，鲁迅去世一个月后，胡适还为他主持公道。日，文坛“骂鲁第一人”的女作家苏雪林致信胡适，并附11月12日她致蔡元培信，辱骂鲁迅是“刻毒残酷的刀笔吏，阴险无比，人格卑污又无比的小人”，攻击“新文化产业，被左派巧取豪夺”。
　　胡适回信苏雪林的措辞理性、宽容：鲁迅“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深戒“旧文字的恶腔调”，“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1958年5月，胡适在台北作《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主题演讲时，依然肯定鲁迅在“新青年”时代，“是个健将，是个大将！”
　　郭沫若的品行气节素有争议，晚年更是彻底堕落为“党棍”。胡颂平在《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写道，日，胡适回忆：“郭沫若这个人反复善变，我是一向不佩服的。”
　　郭沫若信奉马克思主义，亲昵时曾搂抱亲吻胡适（徐志摩等在场见证），翻脸时常公开辱骂胡适。日，郭沫若撰文《替胡适改诗》，把胡适的抗战诗句“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改了一字，“拼命”改为“奉命”，有意曲解胡适原意，讥讽他是为蒋介石奉命、为国民党卖命的“卒子”。
　　日，郭沫若写了《斥帝国主义臣仆兼及胡适》。3月1日，在香港《光明报》发表《驳胡适〈国际形势里的两个问题〉》。5月14日，又在香港《华商报》发表《〈三无主义〉疏证》的评论，攻击胡适“无耻！无耻！第三个还是无耻！”
　　但郭沫若才华横溢，例如学界推崇他在甲骨文领域的研究成果，是王国维之后的佼佼者。1948年3月，中央研究院分人文、数理和生物三组，遴选首届81名院士。人文组的遴选由胡适和傅斯年各拟一个名单，胡适提名17人，傅斯年提名21人，相同人选有15人，都提名郭沫若，英雄所见略同，亦可显二人胸怀。据夏鼐日记，中央研究院开会讨论时，会议主席朱家骅、萨本栋、吴有训等不支持，胡适等人力挺，坚持学术水准，抛弃政治偏见，郭沫若顺利通过票决，当选首届院士。
　　胡适还坚守着一条清晰底线：不论政治立场，爱护善待学生。清史专家戴逸北大求学时成绩优异，胡适赏识，曾邀其来胡府做客，因学生运动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胡适马上写信救援，戴逸在法院只待了三小时就安全获释。北大学生千家驹思想左倾，胡适为他介绍工作，推荐到北大兼课，还为他证婚。
　　两岸“公敌”
　　“民主的真意义只是一种生活方式。”
　　胡适成名45年，亲人、旧友、门生、同仁、粉丝等都曾撕破脸皮，口诛笔伐，对胡适讥讽、谩骂、讨伐、诋毁，无情倾泄火力，甚至公开决裂。
　　据不完全统计（骂名之后括号注明版权拥有者），两字骂名的有：“浅薄”（沈从文）、“学阀”（夏鼐）、“走狗”（儿子胡思杜）、“死狗”（翦伯赞）、“无耻”（郭沫若）、“荒诞”（罗尔纲）、“汉奸”（程潜、范文澜）、“竖儒”（国民党）、“愚劣（蒋介石）等；
　　三字骂名的有：“书呆子”（陈独秀）、“鸟导师”（鲁迅）、“著作监”（黄侃）、“反革命”（李长之、人民日报）、“反人民”（陈垣）、“卖国贼”（郑振铎、范文澜）、“软骨头”（周恩来）等；
　　四字骂名的有：“趋炎附势”（沈尹默）、“乡愿贼德”（郭沫若）、“认贼作父”（向达）、“丧行文人”（国民党）、“褊狭自私”（蒋介石）、“狂妄荒谬”（蒋介石）、“心理病态”（蒋介石）、“无耻政客”（蒋介石）等；
　　五字以上骂名的有：“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毛泽东）、“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蒋介石）、“共匪的帮凶”（国民党）、“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鲁迅）、“美帝国主义的臣妾”（王家楫）、“政客式学者”（任继愈）、“伪自由主义的无耻文人”（大陆辞典）、“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的传播者”（王若水）、“作自渎行为的最下贱的中国人”（徐复观）、“该杀的教育界的蠢贼”（匿名学生）、“头等战争罪犯”（郭沫若）、“买办资产阶级第一号的代言人”（郭沫若）、“中国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早的、最坚决的、不可调和的敌人”（周扬）等。
　　胡适离开大陆，人气不散。前朝留在文化、教育、学术等领域的大小知识分子，虽未跑到海外，但对共产党还观望、徬徨，谈不上“一条心”。新生的政权，如何尽快让天下尤其是士林归心？这难不倒谙熟兵法、历史的革命领袖。擒贼先贼王，树倒猢狲散，就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胡适下手。岳南在《南渡北归》中描述，这促成了“整个大陆各阶层宏大的批壶（胡）、倒壶（胡）、砸壶（胡）、摔壶（胡）等一连串的除壶（胡）运动。”
　　日，《人民日报》发表何干之《五四的两个基本口号》文章，率先轰出首记“批胡重炮”，指责胡适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阻碍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成长，是表示资产阶级对于工人阶级的革命领导权的抗拒”。
　　时任辅仁大学校长、与陈寅恪并称“史学二陈”的陈垣，自己口述、他人代笔、“红色史学家”范文澜修改，轰出第二记“批胡重炮”。日，他在《人民日报》发表《给胡适之的一封公开信》，批评“在三十年前，你是青年‘导师’，你在这是非分明胜败昭然的时候，竟脱离了青年而加入反人民的集团。”
　　毛泽东轰出第三记“批胡重炮”。日，他为新华社撰写社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点名批判胡适、傅斯年、钱穆，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的极少数人。
　　胡思杜轰出杀伤力最猛的第四记“批胡重炮”。日，他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学院毕业时“思想总结”的第二部分，香港《大公报》以《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为题发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等转载，《纽约时报》、《时代周刊》随即关注。胡思杜称父亲是“反动政权的忠实走狗”，“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在决心背叛自己阶级的今日，我感受了在父亲问题上有划分敌我的必要”。
　　父子因政见分歧，翻脸成仇，胡适心中苦闷，可想而知。又不愿接受这残忍的现实，所以在9月24日的日记所附剪报旁，自我安慰地批注：“小儿此文是奉命发表的。”1957年9月，在唐山铁道学院马列部教历史的胡思杜还是被划为“右派”，在绝望中上吊自杀，年仅36岁。
　　由于开展“三反运动”，也期待胡适“弃暗投明”、“反水倒戈”，大陆第一轮批胡运动折腾几下，偃旗息鼓。直到主帅亲自披挂，冲锋陷阵，身先士卒，拉开第二轮批胡运动的帷幕，奔向高潮。
　　日，毛泽东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政治干预《红楼梦》的学术争论，以批俞平伯为突破口，拖出俞的老师胡适“大牛”，敲山震虎，锁定靶心，指示“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
　　“最高指示”不折不扣地被迅速贯彻。10月31日至12月8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召开八次扩大联席会议，讨论批胡。12月2日，中国科学院院务会议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举行联席会议，决定联合召开批判胡适思想的讨论会，推定郭沫若、茅盾、周扬等9人组成委员会，郭沫若为主任，领导讨论会的工作。当日，周扬向毛泽东汇报此计划。3日，毛泽东批示“照此办理”。
　　大陆批胡运动的文章连篇累牍，仅三联书店1955年出版发行的《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就有八辑，200多万字。在美国的胡适搜集了这八本书，认真阅读，认真批注，自嘲是“唯一看完八册胡适思想批判的人”，还准备写篇长文公开答复大陆的批胡运动。叶公超劝他：“一个处女怎好和一群强盗打交道，况且文字在政治斗争中并不是最有力的武器。”
　　但胡适还是忍不住，还是和“强盗们”过招。1955年动笔撰写《四十年来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留下的抗暴消毒力量》，“用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之下一个勤务四十年的老兵的资格”回应，可惜是未完稿。他认为，大陆清算胡适思想的历史意义在于，“近四十年前开始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居然养成了并且很明显的留下了不少的抗毒防腐的力量。”文章还简明扼要地定义，“民主的真意义只是一种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就是承认人人各有其价值，人人都应该可以自由发展。”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尽管大陆批胡文章之多，火力之猛，牵连之广，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处于旋涡中心的胡适却波澜不惊，回应斯文，甚至有闲情逸致点评，“中共里面白话文写得比较好的还是润之。”
　　余英时认为，“一九五○年代初大陆对胡适展开全国性的全面‘批判’，今天从思想史角度看，正是对他最高的礼敬。”曾任中国国民党主席的连战，1965年获得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的论文题目，就是《中共如何批斗胡适》。
　　大陆一手“硬”批胡，一手“软”统战。龚育之《胡绳晚年论胡适》记载，1956年9月，周恩来托出国访问的周鲠生，通过英国的陈源带讯息给胡适。唐弢《春天的怀念》披露，1956年2月，毛泽东在怀仁堂宴请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知识分子代表，谈及批胡运动，既抱怨“胡适这个人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又肯定胡适功劳，“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在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的，不能一笔抹煞，应当实事求是。”还预言“到了二十一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胡适定居台湾的最后四年，过得并不太平。大陆批胡，台湾也批胡；共产党骂他，国民党也骂他；所谓的“现代新儒家”徐复观骂他，自由主义阵营激进的殷海光也骂他。
　　1956年10月，《自由中国》杂志出了期专号，祝贺蒋介石70大寿。杂志的“名义发行人”胡适别出心裁，撰写“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的文章，鼓动蒋介石“试试古代哲人说的‘无智、无能、无为’的六字诀，努力做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御众势的元首呢？”
　　这期“祝寿专号”，还发表雷震等人文章，批评蒋介石大权独揽，反对蒋介石“违宪”连任第三届“总统”，要求限制“总统”权力、实行“责任内阁制”，取消军队中的国民党组织等。在台湾引起轰动，加印13次，印数几十万册。蒋介石看得却是心堵、胸闷，好日子偏偏泼冷水，实质成了“唱衰专号”。
　　国民党一系列御用报刊迅猛反击，对胡适、雷震、殷海光和《自由中国》进行铺天盖地的大批判、大围剿，一堆“大帽”、一阵“乱棍”，如“思想走私”、“分化国人团结”、为共产党“统战工作铺路”等。
　　蒋经国控制的“国防部总政治部”发出“特字99号《特种批示》”，指责《自由中国》是祸害台湾的“毒素思想”，称胡适“是我们思想上的敌人”。1957年1月，该部还印发《向毒素思想总攻击》小册子，认为胡适的“无智、无能、无为”六字诀，“名为自由主义，实际却是共匪的帮凶”。一本名为《胡适与国运》的小册子也在台湾流传，认为胡适是国民政府败退台湾的思想罪人，还总结一个公式：理想的胡说的领袖＝无智+无能+无为+外国大学生＝胡适。
　　日，台湾当局军事法庭以“知匪不报”、“涉嫌叛乱”等罪名，判处雷震有期徒刑10年，出版260期的《自由中国》杂志也正式停刊。这就是轰动一时的雷震案与《自由中国》事件。
　　胡适找蒋介石求情，却遭冷遇。唐德刚回忆：“胡先生这个懦弱的本性，在当年所谓雷震案中真毕露无遗。他老人家那一副愁眉苦脸，似乎老了20年的样子。”粉丝李敖也不满胡适的软弱、迁就，“明明改变不了蒋介石政权，可他还是不能跟蒋介石决裂。雷震的案子，要是换做我，我就去美国不回来了，向蒋介石表示我对这个案子不满。”
　　在两个政权、两条道路、两种命运生死决斗之际，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处境艰难。既希望自己无党无派，保持独立思考，又希望成为独立第三极、关键第三方，游离于左右翼之间。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往往左右为难、左右得罪、左右挨打，“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先生之风
　　“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
　　日上午，“中央研究院”在台北蔡元培纪念馆举行第五届院士会议，下午5时“院长”胡适主持欢迎酒会。“副院长”李济发言，对胡适日英文演讲《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的一些观点有所保留，悲观地称“科学思想在中国社会生根不成”。这触及“不可救药的乐观者”胡适的心中隐痛。
　　胡适即席发言，捍卫“五四运动”科学、民主两大旗帜，激动难已。酒会后送客，心脏病突发，18时35分倒地，后脑先重撞桌沿，再摔到水磨石地面上，不幸辞世。“我挨了40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自由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胡适即席发言的这段话，成为他一生“自由民主咏叹调”的终曲、绝唱。
　　蒋介石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晚，闻胡适心脏病暴卒。”一个“暴”字，颇能体现“如释重负”之快意，但在公众场合，蒋介石给足礼遇，胡适备享哀荣。2月27日，蒋介石送来挽额，上书“智德兼隆”。3月1日，前往祭吊，亲书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6月27日，颁布褒扬令。
　　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对“倚美反蒋”的胡适作了“盖棺论定”，“胡适实不失为自由评论者，其个人生活亦无缺点，有时亦有正义感与爱国心。惟其太褊狭自私，且崇拜西风，而自卑其固有文化，故仍不能脱出中国书生与政客之旧习也。”3月3日，又在日记“上星期反省录”中写道：“胡适之死，在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的建国思想言，乃除了障碍也。”
　　胡适没钱，家财散尽。罗家伦在日的日记中，记载胡适留下的遗产：“台币不到五万，美金一百余元”。胡适要想升官发财，诱惑多多，机会大把，国共两党笼络示好的史料，已披露的就不少。“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胡适经济的寒酸，反衬出人格的高洁。
　　公道在人心。日下午，台湾三十万人送别胡适灵柩，沿路居民燃香路祭，鞭炮声不断，十分感人。日，大陆百万人“十里长街送总理”，再现此景此情。夫人江冬秀对他们的大儿子胡祖望说：“做人做到你爸爸这样，不容易哟！”胡适的墓志铭是学生、历史学家毛子水所写，称赞“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在激进狂躁的时代，胡适应运而起，“暴得大名”，先为“时代宠儿”；之后日益落伍，孤寂奔喊，渐成“时代弃儿”。胡适的悲剧在于，在腐朽的政治和没落的文化中，曲高和寡，力不从心，坚持传播自由主义和普世价值；胡适的光芒在于，对中国的自由民主从不曾失去信心，为蒙昧同胞打开启蒙之门，为中国文化探索涅槃之道。李慎之曾评价：“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胡适，魂归来兮！
　　（日一稿，5月30日二稿，6月1日三稿，【山水微言·40】。）
　　胡适史评三部曲之文化篇，【山水微言·35】，天涯链接：
　　胡适史评三部曲之政治篇，【山水微言·37】，天涯链接：
　　胡适史评三部曲之非议篇（上），【山水微言·40】，天涯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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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能是笑话，但多半是事实，就是有人说：大陆批判胡适的文章，大概有数百万字。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包括那些写文章的人和倡导这个批判的人，全部看完了这些文章。　　但是，在这个地球上，只有胡适一个人全部看完了这些文章，而且据说看得很仔细，有的地方还作了有风趣的眉批。但胡适看过后就抛在一边，从来没有写过一篇辩解或反驳的文章。　　他认为，“不值一驳”。　　我知道的还有，钱学森和严新，在二十多年前的反伪科学浪潮中，面对批判的滚滚浪潮，也非常淡定，没有作过任何正式的、公开的反驳。　　这大概也是种宽容。
　　@北雁南飞-08 09:15:07　　这可能是笑话，但多半是事实，就是有人说：大陆批判胡适的文章，大概有数百万字。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包括那些写文章的人和倡导这个批判的人，全部看完了这些文章。　　但是，在这个地球上，只有胡适一个人全部看完了这些文章，而且据说看得很仔细，有的地方还作了有风趣的眉批。但胡适看过后就抛在一边，从来没有写过一篇辩解或反驳的文章。　　他认为，“不值一驳”。　　我知道的还有，钱学森和严新......　　-----------------------------　　三联版八辑批胡文章，胡适找来认真看了，写了不少批注。不过他有回应，1955年动笔撰写《四十年来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留下的抗暴消毒力量》，还有个副标题，可惜未完稿。
　　@北雁南飞1234
09:15:07　　这可能是笑话，但多半是事实，就是有人说：大陆批判胡适的文章，大概有数百万字。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包括那些写文章的人和倡导这个批判的人，全部看完了这些文章。　　但是，在这个地球上，只有胡适一个人全部看完了这些文章，而且据说看得很仔细，有的地方还作了有风趣的眉批。但胡适看过后就抛在一边，从来没有写过一篇辩解或反驳的文章。　　他认为，“不值一驳”。　　我知道的还有，钱学森和严新......　　-----------------------------　　@山水微言
10:47:56　　三联版八辑批胡文章，胡适找来认真看了，写了不少批注。不过他有回应，1955年动笔撰写《四十年来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留下的抗暴消毒力量》，还有个副标题，可惜未完稿。　　-----------------------------　　未完稿、未发表，就说明他反复思考后，认为还是不应为好！　　不是吗？　　三联的书，我在旧书店弄到三本。　　由于专业的关系，我挑选了有关批他的科学方法论的部分看了一下。气死我了，那些批判他的人，压根就是纯文科小丑，估计连“十万个为什么”的科学水平也没有，竟敢批胡适的方法论论。反驳那种东西，自己也要变成小丑了。
　　这大概是胡适最可贵的一点吧。　　批判如潮，还能安心做学问。
　　不过胡适确实不是处女，批他之人也不一定是强盗。　　革命年代，难免群情汹涌，也难免学术简陋，观点偏激。　　那么，现在可以静下心来，算算胡适的学术价值在哪里？　　楼主，你算了吗？
　　10月31日至12月8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召开八次扩大联席会议，讨论批胡。12月2日，中国科学院院务会议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举行联席会议，决定联合召开批判胡适思想的讨论会，推定郭沫若、茅盾、周扬等9人组成委员会，郭沫若为主任，领导讨论会的工作。当日，周扬向毛泽东汇报此计划。3日，毛泽东批示“照此办理”。　　——————————————————————————————————　　两岸都批判胡适，但这种利用公权力对私权力（即个人的言论自由）进行批判，台湾还是没有的。
　　转载得，，转载的。。特大消息：证券会主席肖刚的儿子肖浩杰（原广发证券股东，北京潮阳私募总经理）涉嫌内幕操作，非法集资，伙同外资做空A股被查，今日中午在珠海和十七名同伙被捕（其中包括有仼职高盛的外籍人员），其余六名同党经澳门出逃。据消息人士称，被捕后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明确承认了五佰亿的赃款。据称，胜利精密就是他在坐庄。
　　转载得，。转载得特大消息：证券会主席肖刚的儿子肖浩杰（原广发证券股东，北京潮阳私募总经理）涉嫌内幕操作，非法集资，伙同外资做空A股被查，今日中午在珠海和十七名同伙被捕（其中包括有仼职高盛的外籍人员），其余六名同党经澳门出逃。据消息人士称，被捕后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明确承认了五佰亿的赃款。据称，胜利精密就是他在坐庄。
　　@北雁南飞1234 1楼
09:15　　这可能是笑话，但多半是事实，就是有人说：大陆批判胡适的文章，大概有数百万字。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包括那些写文章的人和倡导这个批判的人，全部看完了这些文章。　　但是，在这个地球上，只有胡适一个人全部看完了这些文章，而且据说看得很仔细，有的地方还作了有风趣的眉批。但胡适看过后就抛在一边，从来没有写过一篇辩解或反驳的文章。　　他认为，“不值一驳”。　　我知道的还有，钱学森和严新，在二十多年前的反........　　------------------------------　　严新？是练气功的那位吗？
　　老蒋之民主是多少的问题，而老毛是有无得问题！！此眼光之毒辣真为之惊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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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12　　老蒋之民主是多少的问题，而老毛是有无得问题！！此眼光之毒辣真为之惊叹　　-----------------------------　　不是民主多少的问题，而是美金多少的问题　　本文摘自：环球时报-犀客，作者：张鹤慈，原题为：《张鹤慈：胡适是蒋介石的雇佣打手》　　写这篇文章，是因为看到@新华网：【国学大师胡适：为国家做诤臣，为政府做诤友】。准确的说法是，胡适不只是蒋介石的御用文人，而且是蒋介石的雇佣打手。　　现在从台湾解密的档案，就蒋介石和俞国华的密电，可以查实的有给胡适的9次，每次是5000美金，共有4.5万美金。而这件事的曝光，我查到的最早是在2011年，就是隐瞒了近60年。　　蒋介石为什么要给胡适钱？　　据蒋介石日记记载："对于政客以学者身份向政府投机要胁，而以官位与钱财为其目的。伍宪子等于骗钱，左舜生要求钱唱中立，不送钱就反腔，而胡适今日之所为，亦几乎等于此矣，殊所不料也。总之，政客既要做官，又要讨钱，而特别要以‘独立学者'身份标榜其清廉不苟之态度。甚叹士风堕落，人心卑污，今日更感蔡先生之不可得矣。"　　日记虽然写在日，不能说当时蒋介石就是已经认为胡适是"不送钱就反腔"和"要做官，又要讨钱，而特别要以‘独立学者'身份标榜其清廉不苟"。　　但我们可以从蒋介石给胡适钱的时间看，蒋介石想要胡适为他做什么，和胡适为蒋介石做了什么。　　胡适受聘于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年薪是5200美元，而现在能够查到的：1951年至1955年间蒋介石透过俞国华向胡适送过9笔钱，每次5000美元；一共是4.5万美元。　　蒋介石最先给的第一笔钱是1951年5月。1951年6月，因刊出夏道平执笔的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情治人员就闯入《自由中国》杂志社，逮捕一编辑，并留下三名特务予以监视。可以说第一笔钱并不是为了《自由中国》事件，但雷震，蒋廷黻、顾孟余、傅斯年和胡适等的活动，如组党等早经引起蒋介石的警惕；因此蒋介石秘密给胡适钱，当然不是出于友谊，而是政治需要。　　日，胡适致函雷震，对军事机关干涉台湾言论自由表示不满，他在信中说：“我因此细想，《自由中国》不能有言论自由，不能用负责态度批评实际政治，这是台湾政治的最大耻辱。我正式辞去‘发行人'的名义，一来是表示我一百分赞成《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评，二来是表示我对于这种‘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的抗议。”　　这是我看到过的最滑稽，也最无耻的声明，《自由中国》又不是蒋介石政府的刊物，发行人也不是蒋介石给的官衔；抗议政府的干涉应该是坚守岗位。发行人不是蒋介石给的，在蒋介石打压《自由中国》的同时，辞去发行人就是釜底抽薪，临阵脱逃，就是配合蒋介石打压《自由中国》。如果胡适真的是想“表示我对于这种‘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的抗议”，把蒋介石送的5000美金摔到蒋介石脸上，这才是有骨气的抗议。等雷震判刑十年，胡适为什么不辞去蒋介石给的中央研究院院长表示抗议？　　给的第二笔钱是在日。这笔钱蒋介石花得很值。日胡适在回台湾的公开演讲中说道：“现在，我想借这个机会请雷先生、毛先生以及帮忙《自由中国》发展的各位朋友们，解除我这个不负责任发行人的虚名，另举一位实际负责任的人担任，我希望将来多作点文章，做编辑人中的一个。我为什么有这个要求呢?我刚才说过，言论自由是要自己争取的。争取自由是应该负责的。我们在这个地方，话说错了，要负说错话的责任，违反了国家法令，要负违反国家法令的责任；要坐监的，就应该坐监，要罚款的，就应该负罚款的责任。”聂华苓的评论是：据说还有两句话，他终于没有说出：“要砍头的，就要去砍头。”此后一年多，胡适竟没有给《自由中国》写什么文章。　　胡适拿了蒋介石的钱，告诉《自由中国》的同仁：“话说错了，要负说错话的责任，违反了国家法令，要负违反国家法令的责任；要坐监的，就应该坐监，要罚款的，就应该负罚款的责任。”　　日给的第三笔钱就已经和吴国桢有关了。吴国桢已经和蒋经国闹翻。1953年4月，吴国桢辞去台湾省主席一职，蒋介石任命俞鸿钧接替吴国桢。日，吴国桢夫妇得到邀请前赴美国讲学开会，蒋经国、陈诚到机场送行。吴的老父与次子吴修潢却不能同行，必须留在台湾作人质。　　日、日、日、日，钱给的突然密集，一共是两万美金。蒋介石这些钱花得也很值。　　1954年6月，吴在美国《Look》杂志，用英文发表《在台湾你们的钱被用来建立一个警察国家》的文章，日胡适去信谴责吴国桢，8月16日，胡适在美国《新领袖》杂志以英文发表文章《台湾有多么自由》。　　当年台湾最大的政治冲突就在于蒋家王朝的独裁政权的建立。共产党帮助蒋介石清除了国民党的派系。能够去台湾的多是蒋介石的嫡系，蒋介石有了独裁的本钱，而在俄国十几年的蒋经国，总结国民党失败的教训，下决心学俄国的特务治国。　　朝鲜战争后蒋介石知美必须依靠他，不需要民主倾向的雷震、吴国桢、孙立人等装门面，也为给传位儿子清除绊脚石整肃老臣；雷吴孙都是因和推行特务统治的蒋经国水火不容被整肃，胡适为蒋家王朝擦鞋站在民主的对立面帮蒋迫害。公开拿钱是御用文人，秘密拿钱是雇用打手。　　吴国桢认为，蒋经国独揽大权，骄横跋扈，动辄以蒋氏政权的继承人身份自居。而胡适则以不容置疑的口吻为蒋经国辩护：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没有成为蒋总统的继承人和继承者。在政界，他在政府中没有一席之地，不能发挥重要作用，他确切的位置是他父亲忠实的听差；在军界，他不受欢迎，而且也绝对没有宪法或组织上的渠道能成为他父亲的继承人和继任者。胡适这番对蒋经国的吹捧迹近肉麻，他说：“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没有成为蒋总统的继承人和继承者”，“绝对没有宪法或组织上的渠道能成为他父亲的继承人和继任者”，言之凿凿，不容置疑。但事情的发展却和他开了个天大的玩笑，也对他形成了绝妙的讽刺，因为，后来的结果表明，吴国桢说得对，蒋经国顺利地接了蒋介石的班，当上了蒋家王朝的“当家人”。胡适这番话不仅没能驳倒吴国桢，反而成了他自取其辱的实实在在的证据。　　蒋介石给胡适钱，如果是公开的给，也不算什么大事，问题就在于是秘密。如果蒋介石给胡适一个什么顾问，委员，高参，再以工资，车马费，补助给胡适钱，胡适最多被责备为蒋家王朝的御用文人，而蒋介石不给胡适一个名分，秘密地给钱，就是雇用一个披着独立知识分子的外衣的打手。　　胡适对日记有异于常人的喜好，出版过胡适日记全集共10册。而胡适对拿了4.5万美金的事一字不提，国民党也严格保守秘密。蒋介石和胡适的黑金交易，是最近才曝光的。　　如果当时雷震等知道胡适秘密地从蒋介石那里拿钱，如果吴国桢知道当时胡适说台湾多自由时，是从蒋介石那里秘密拿钱。可以想象得出来会是什么境况？　　反常的是，蒋介石秘密给胡适4.5万美金，隐瞒了半个多世纪后被曝光，竟然无人写文章研究，只看到几个不知名的人物用胡适的经济困难给洗地的；这么多搞胡适研究的学者，这么对推崇胡适的公知，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被揭露，怎么都没声音了？　　公知编造的胡适死后只有125美元被成千上万地转发，骗子和痞子在能够横行是今天中国的悲剧。胡适死前一年的话：“我准备一点钱给我的太太身后用的，这些钱足够她身后的费用。我只有七八千块的美金是交给高宗武给我经营从来没有结过账……”胡适如只留下125美金，让他的太太办丧事都不够，还能够够养老？胡适遗嘱指定4个朋友负责他遗产。如果胡适真的死后只剩下125美金，还不够给写遗嘱的手续费和律师费。　　胡适日记出版了十本，而胡适对蒋介石从1951年到1954年9次给的4.5万美金一字不提，不只是说明胡适的日记是为了出版给别人看的自我宣传，可信度存疑，也说明给钱的事胡适是多怕别人知道，日记是受法律保护的，胡适也不敢写在日记里。
　　1 　　李敖说要找佩服的人他就照镜子。 　　李敖又说他去台行将60年，60年中看尽台湾的高等知识分子，看来看去只有两个人（很）不错，那两个人就是胡适与殷海光。 　　对胡适，李敖有一句话总评： 　　“胡适——一个那么重要的人，却做了那么多不重要的事。”（《李语录—论胡适》） 　　这句话的注解是一整篇《播种者胡适》。 　　李敖以为以胡适“唱重头戏的地位”，该做的事是思想导向、引领风潮，而不是侍弄“乾嘉余孽的把戏”——这些“不重要的事”。 　　李敖说胡适老来虽然圆滑，但是在大方向上仍然不放松，像蒋介石要做万年总统，他就反对，当时全台湾高级知识分子中反对的只此一胡。 　　雷震案，胡适被很多人骂，像聂华苓，像殷海光……。 　　聂华苓说胡适不去牢里看雷震，所以胡适没有勇气。李敖说，不去看雷震要被这么多人骂，这要很大的勇气。李敖认为胡适不去看雷震既然要顶那么大的压力，那么多的骂声，即其不去定有其理由，而那理由大概是胡适与蒋介石之间有暗盘——他不去看雷震，蒋介石让雷震在牢里过得舒服（雷震在牢里睡的是弹簧床，还有冰箱用）。 　　殷海光给陈平景的信（陈后来把它给了李敖）有这样的话： 　　“有些人把我看成胡适一流的人。早年的胡适确有些光辉。晚年的胡适简直沉沦为一个世俗的人了。他生怕大家不再捧他，唯恐忤逆现实的权势，思想则步步向后溜，我岂是这种‘名流’？” 　　这些话，连同殷海光对胡适《容忍与自由》的不谅，李敖认为不公道。 　　他认为，胡适是雷震与蒋介石中间的磨心，有胡适居中做调剂，才有《自由中国》的十年，才有十年里通行无阻、一期不禁，才有殷海光做战士的舞台。 　　李敖举出一部小说来类比殷海光批评胡适的情形——一个母亲辛苦养育自己的女儿，后来实在无以为继，只好去做妓女。女儿长大了，无意中知道了自己的母亲曾经当过妓女，于是她就嘲讽她、奚落她。
　　汪荣祖之言—— 　　不过，带有中国情味的自由主义者，包括殷海光在内，并不如余氏之谅解胡适。他们不满胡适作为自由主义的带头人，却在压力下退却，对雷案的态度与行动都不够明朗与坚定，对胡适不愿或不敢去探雷震之监，尤致不满。诗人周弃子的《忆雷儆寰》长句就是明忆雷震，暗讽胡适： 　　无凭北海知刘备，不死书生惜褚渊； 　　铜像当年姑漫语，铁窗今日是凋年； 　　途穷未必官能弃，棋败何曾卒向前？ 　　我论时贤忘美刺，直将本事入诗篇。 　　诗人感叹雷震一意崇拜胡适，未必如北海孔融之知刘备，复将胡适比作美貌而稳重的褚渊，《南史》有言：“可怜石头城，宁为袁粲死，不作彦回生”，彦回即褚渊，当时之世人颇以名节讥之。胡适于一九五二年年底首度自美返台，在《自由中国》半月刊三周年庆的酒会上当众宣称：台湾人民应该为民主自由而奋斗的雷震立铜像；雷案发生后，胡适自美返台，当晚向记者说：“我曾主张为他造铜像，不料换来的是十年坐监。”胡适曾于一九五一年因《自由中国》的一篇社论闯了祸，遭遇到国民党政府的干扰与监视，坚决辞去《自由中国》半月刊的名义发行人，以示抗议；然而雷震冤案发生了，比“干扰”与“监控”更严重的军法审判开审了，十年重刑判决了，却未见胡适以辞去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表示抗议；亦使前次之抗议有为了避祸而脱身“闲差”之嫌（殊不知他的“名义发行人”此一闲差，不仅可以鼓舞提倡言论自由者的士气，而且多少可以提供一点“保护伞”的作用）。能辞“闲差”而不能辞尊荣的院长“高位”，诗人说“途穷未必官能弃”言之固重，却令人感慨无限。胡适尝言，犹如过河卒子，惟有拼命向前；然而，他虽鼓励别人拼命向前组党，而自己绝不做党魁，事到临头，亦未拼命向前，连探监的一步，都跨不出去。诗人评述本事的秉笔直书，史家应于心有愧啊。 　　（汪荣祖：《胡适历程的曲直》，是就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2004年版的一点批评）
　　李敖主要肯定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胡适。虽然今天看来，当时胡适所倡不过一些常识，不过这些常识对彼时的中国很重要—— 　　鲁迅是反对议会政治的，这种头脑怎么谈自由民主？ 　　陈独秀说唯物主义史观是科学（其实“玄学”——李敖之言，我不懂），还谈什么赛先生？ 　　所以李敖捐钱给北大，要给胡适修铜像——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胡适 　　胡适也批评国民党——上帝我们都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要知道，当时国民党把孙塑造成神一般） 　　一段时间里 国民党与胡适关系很僵 可是 抗战爆发了 大家团结一致 也就没事了 　　胡适批评国民党的记录在台湾被抹杀 他的朋友、学生们搞的年谱就把这些给和谐掉了 　　这些与当局对抗的记录 鲁迅是没有的 　　中国贫弱 当时一班高级知识分子（蒋廷黻等）看到德、意因独裁而强大 于是在国内鼓吹独裁 　　胡适是反对这样搞的 他有一封信给傅斯年（） 里面有—— 　　“将来你们这班教猱升木（按，蒋介石已经这样搞了，你们还来支持）的学者们终有一天要回想到我的话，那时我也许早以被‘少壮干部’干掉了，可是国家也必定弄的不可收拾了，你们那时自己忏悔误国之罪已无及了！” 　　（原件已佚，李敖出示影印件；这段话是胡适给丁文江的信里的，这里是为了转述给傅斯年而抄上）
　　胡适不入政府，是因为他认为进入政府不如组党，组党不如办报，以“保持抵抗中共的力量，保持批评政府的地位”（梁锡华选注：《胡适秘藏书信选》，正篇第204页，台北：远景出版社，1982年版。），进可攻，退可守。但对于宪政的出台，他是要大力宣传的。8月1日上午9点，胡适带着两眼血丝站在北平广播电台的话筒前，做了题为《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为了准备这场演讲，胡适一夜未眠。坐在收音机前的绝大多数人，第一次通过广播听到了胡适的声音。胡适说：“我是学历史的人，从历史上来看世界文化的趋向，那民主自由的趋向，是三四百年来的一个很大的目标，一个最明白的方向。最近30年来的反自由、反民主的集团专制的潮流，在我个人看来，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逆流，我们可以不必因为中间起了这一个30年的逆流，就抹煞那300年的民主大潮流、大方向。”（李伟：《何去何从：残局中的“过河卒”》，原载《三联生活周刊》，2012年第21期。）
　　陈雪屏为抢救教授学者来北平，但应者寥寥。（参见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第247、24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关键时刻，知识界的领袖胡适决定跟着他的政府走。14日，国共在城外激战，这天早晨，胡适还没有出门，就接到陈雪屏的电话，力劝他南行，说即有飞机来接他南去。他上午10点钟赶到北大，在焦急中等待了大半天，指着天对秘书郑天挺说：“看这样青天无片云，从今早到现在，没有一只飞机的声音。飞机已不能来了！”心浮气躁的胡适12点到东厂胡同的家里，仍然没有飞机的消息，到1点半，才接“剿总”电话，要他下午3点到中南海勤政殿集合。到勤政殿后，飞机仍一再拖延，直到15日下午，胡适与妻子江冬秀在傅作义的“剿总”里吃了一个馒头，才赶到南苑机场，登上蒋介石的专机离开了北京，于薄暮时分到了南京，只留下一张便条给北大同事汤用彤和郑天挺，便条上写：“今早及今午连接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即南去。我毫无准备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绝不忘掉北大。”　　3天后，在南京，举行了纪念北大50周年校庆，同时也是胡适58岁生日的纪念会，胡适竟然当着很多人的面痛哭失声，他说，自己“是一个弃职的逃兵”。他大半生所追求的那个梦想——用和平渐进的方式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可能性没有了，他所走的和平道路已经失败。　　1949年元旦，胡适只在日记上写下寥寥几个字：　　南京作“逃兵”，作难民，已十七日了！　　蒋先生有主张和平的文告。（《胡适全集》，第33卷，第703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他的旅馆里来了一个人，抬眼看时，竟然是自己的学生胡颂平。胡适对他说：“我现在住在这里，这座房子，这些煤，都要国家花钱的。像我这样的人，也要国家花钱招待吗？”胡颂平安慰他说：“这是临时的住所。先生如能到国外去替政府做些外援工作，还是可以救国的。”胡适说：“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政府，我怎样抬得起头来向外人说话！”（胡颂平主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六册，第2065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版。）　　4月6日，“抬不起头”来的胡适在上海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前往美国，不知他是否会想起，26岁的自己回国，投身新文化运动时的那份豪迈，即使1946年回国，他的心底也还是有微薄的希望的，现在，他什么都没有了，像一个失败的赌徒。在茫茫无际的太平洋上，胡适应雷震所托写了《〈自由中国〉的宗旨》一文，作为《自由中国》杂志的发刊词。
　　好好的帖子被捣乱的搅和了，哈哈，五毛的力量是无穷的，大家加油！
　　楼上的马超飞燕又挣了不少，好样的，继续出卖自己！
　　@jsut-08 22:11:21　　楼上的马超飞燕又挣了不少，好样的，继续出卖自己！　　-----------------------------　　呵呵，你这样英文字母+数字的ID，本论坛基本默认是水军吧？　　你觉得张鹤慈的文章能挣多少，李敖的文章能挣多少，南周的文章能挣多少？　　本人打脸一贯喜欢借力打力，不服你可以找张鹤慈李敖南周去查账去
　　本书作者极力要澄清的几件事，特别值得提出来讨论。首先余氏旧事重提，颇责备唐德刚对胡适获得博士学位过程之质疑，认为“胡适的‘博士学位问题’全无问题，除了因‘论文缓交’延迟了十年之外，别无其他可疑之处”（12页），也就是夏志清所说的，只是“手续未完”而已。其实，胡适在一九二七年获得博士学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唐德刚亦如是说；问题出在从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七的十年之间，胡适并未拥有博士学位，就自称博士，并将博士头衔印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版封面的右下方（不过后来各种版本的封面已不见了“胡适博士著”字样）。大力捧胡而又出版《犹大之吻》来痛骂唐德刚的苏雪林，也承认她当年上胡适课时，胡适用的就是印有“胡适博士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不过，她引胡适的话说：“我向来不喜以学位的头衔炫人，这‘胡适博士著’数语，是出版商弄的花样。”所谓不喜炫耀学位，乃表示有学位而不炫耀而已，至于出版商又如何能擅自弄此花样？如苏雪林所引不误，反而显示胡适的不诚实。当年北大并没有非博士不能当教授的规定，若非胡适尚未取得学位时已自称博士，就不会有识者所谓“老胡冒充博士”的反应，朱经农也没必要在一九一九年的信里提醒胡适，并希望他赶快将论文印出，以释群疑。胡适在如此压力下，并没有尽快将论文印出，取得博士学位，却等待了十年之久，当然可疑。余氏的解释是：胡适于一九一七年回国后，“立即卷入了如火如荼的‘文学革命’”（８页）；换言之，胡适无暇去印论文、拿学位。然而，如果学位考试在一九一七年就已通过，论文既不需要大修或小修，但须交给书商印书，则所谓“没有时间”或“没有念头”（在朋友们质疑下念头应该很强），就难成理由；剩下的理由没钱印论文，恐怕也难以成立，其中必有蹊跷。唐德刚曾告知笔者，胡适博士论文未于一九一七年通过的档案资料仍存哥伦比亚大学，他曾取阅过，也曾当面与胡适谈过；不过，现在这些档案非经家属同意，不再能够调阅。再说，即使“论文缓交”是惟一原因，论文乃完成学位之所必需，那十年间胡适最多只是“博士候选人”，就自称博士获得者，当然会衍生出“诚实”问题。这些“小事”，虽系“白璧之瑕”，也许不足深论；然而余氏重新提出，就不得不论，自有助于对胡适及其性格的理解。无独有偶，《中国哲学史大纲》蔡元培序有言：“适之先生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秉有汉学的遗传性”，蔡氏固不明胡氏的底细，而胡适明知而照登在书前，直到后来有了“安全感”后，才说原非出自汉学世家的绩溪胡氏。
　　这不是在丰富一个人，使胡适在历史上有血有肉起来嘛。　　怎么还上立场，骂人5毛起来了？
　　余氏另一个要澄清的疑点是“胡适与哲学的关系”，因为金岳霖曾批评过胡适的哲学修养。余氏基本上同意金岳霖所认为，胡适“不能算是专业哲学家”，但强调“他在西方哲学和哲学史两方面都具有基本训练”（13页）。此一澄清，反倒令人有点迷糊。胡适先后在康乃尔、哥伦比亚大学读的是哲学系，拿的是以哲学为专业的学位，又拜哲学大家杜威为师（不过，专门研究杜威逻辑理论的吴森发现，胡适与杜威实“有师而无承”，甚至对乃师学说严重误解），回北大又教哲学，其结果不能获致哲学之专业，而只取得一点基本训练，不免再启他的学位并不那么顺利的疑窦。 不过，本书作者绝不是要贬低胡适的哲学修养只是“基本训练”，实欲褒之，所以借重哲学权威罗素的话来说：胡适“对西方哲学的精熟好像是一个欧洲人，英文写作之佳则和多数美国的教授没有分别，至于翻译古代中国文本的精确可靠，我想任何外国人都很难赶得上”（14页）。罗素乃二十世纪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但他有时言过其实，甚至无中生有，赵元任早就领教过了。罗素自传有云，他曾示赵元任一文曰：“今日动乱之故”（Causes of the Present Chaos），语言学家赵元任立即回答说：“我想今日动乱之故乃过去之赵氏也（Well, I suppose, the present causes of Chaos are the previous chaos）”，用赵氏的英文拼音开玩笑，但是赵元任看到后，特别写文章说明没有这回事，显然是罗素一时兴起的神来之笔。然则，罗素的赞美也不能完全引为依据。再说，胡适若果然精熟西方哲学如欧洲人，则其哲学素养又何止于“合格”或一点“基本训练”而已？“基本”与“精熟”之间的差距应该是很大的。罗素赞美胡适英文写作之佳，可能是在开大多数美国教授的玩笑，因为罗素向来瞧不起美国文化。至于说，胡适翻译古代中国文本之精确，罗素既然不通汉文，如何知之？不过是想当然耳罢了。事实上，胡适的学问虽涉及哲学、文学、史学，但以严格的标准而言，都不甚“精熟”，他最在行、兴趣最浓的还是考据，这正是胡适在学术上博而不精的特色。胡适一生“外务”太多，也不可能有太多的时间治学；刻意求其学术上的专精，反而把这位历史人物看小了。
　　日记无疑是绝佳之史料，胡适这位重要的历史人物留下如此大量的日记，诚研究者之福，因日记是一私密的空间，尽可真情道白，无所掩饰讳言。然而胡适成名既早，一开始就视日记为迟早将公诸于世的作品，故写得冠冕堂皇，于紧要处则隐隐约约，甚至用框框叉叉掩盖人名或事实，即使儿女私情，如一九三八年胡适与Roberta Lowitz那段“短暂的感情”，亦必须要劳余氏排比、爬疏而后显露（77—92页）；不过，胡适与这位洋小姐兼未来师母的“恋情”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仍然语焉未详。余氏的判断：“胡适并没有什么‘一见倾心’的经验，也没有主动地去接近她”、“胡适即使不任大使，也会很快结束它”，乃出于爱护胡适的善意猜测与解读，可惜真相由于胡适日记的欲盖而弥不彰。所以，就胡适日记的“质”而言，比诸近年“出土”的《郭嵩焘日记》或《吴宓日记》未免逊色，至少后两位生前并没有出版自己日记的计划、甚至想法，所以想掩盖的事情较少。因而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有其一定的限制，甚至可以说：日记里的胡适是胡适要我们知道的胡适，“胡适历程”之全貌，尚需由其他资料来补充。 　　余氏此书中的旧作《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乃为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所写之序；序中颇遗憾此谱“几乎完全没有触及任何未刊的日记材料”，但理解“颂平先生‘是不能也，非不为也’”（174页）。二十年后余氏虽得见胡适日记之全部，然而二十年前所论之“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既不必大修，也无须小修，甚至一字不易重新出炉，读者也许会感到疑惑：不知大量未刊日记对评论中国近代史上的胡适无足轻重呢？还是“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呢？ 　　作者于旧文新刊之际既不曾修订，因而若干误谬不实之处，也就留下未改。例如：“冯桂芬和郑观应所谓‘西学’完全是指科学与技术而言，张之洞的‘西学’则同时包括了‘西艺’和‘西政’”（１８１页）。冯桂芬和郑观应的代表作分别是《校邠庐抗议》与《盛世危言》；两书都谈到一些技术，并无科学，倒有不少“西政”：冯桂芬提到美国的“大统领”（总统）与“小统领”（州长）之制，郑观应讨论到的开议院当然是“西政”，除了“西政”之外，还有更多的“商政”如贸易、保险业等等。至于说：胡适“没有深入西学固是事实，但也正因如此，他才没有灭顶在西学的大海之中。对于今天许多迷失在五花八门的西方理论中的人而言，胡适不失为一个比较健全的榜样”（251页）。说这样的话，难道是要求大家不要深入西学，应该因噎废食？同时也可以看出，胡适的缺点在余氏的笔下可以成为优点，甚至是“健全的榜样”。套一句殷海光的口头禅：“要我们从何说起呢？”
　　胡适历程的曲直 　　汪荣祖 　　时光不断淡化人们的记忆，当年名满天下的胡适博士，在今日一般人的心目中已逐渐模糊；不过，文史学者研究胡适的兴趣，尚未见中衰，书商出版有关胡适的资料，热忱犹高。海峡两岸先后编印胡适日记全编或全集，足以为证。 　　研究胡适的论文与专书，数量之多，诚为近现代学人中所罕见。余英时先生的“重寻胡适历程”以及“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顾其题目思其义，乃是对胡适生平与思想做出新的评估，并提出在学术研究上的全新见解，亦必然是读者的期待。展卷之后，才发现“重寻”的“胡适历程”并不很完整；“再认识”的“胡适生平与思想”也不全面。事实上，这本“专书”，主要是由三篇序文、外加三篇短文所组合而成的文集，但并没有组合这些不同时候、不同场合所写文字的导论。除了第一篇序文为《胡适日记全集》而写，是新作品之外，其余都是旧作，特别是篇幅较长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不仅是二十一年前的旧作，而且单行本问世已久。买书的朋友新旧一起买进，固然值得；只是二十年以上的旧文似乎难以与“重寻”或“再认识”的题旨相称。 　　此书中的新内容是“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意在根据胡适的日记来“澄清”胡适一生中各个时期的若干“疑点”。所谓疑点，就是胡适一生中值得质疑之处、可议之处；而余氏的澄清，即要消弭这些疑点，虽自称“没有为他‘辨冤白谤’的意思”，但是若果能“澄清事实”，就有“辨冤白谤”的效果。胡适考证《水经注》终生不懈，岂非就是为了澄清事实，以达到辨冤白谤的目的吗？不过，事实往往并不那么容易澄清。 　　余氏澄清事实的主要依据就是胡适的日记，根据胡适日记所载来纠正一些有意或无意的误传与谬误，当然有其正面的意义；不过，胡适日记的权威性也不能说百分百。除了日记常因事后追记、补记而失真外，胡适由于成名甚早，而又爱惜羽毛，他的日记明摆着是要公诸于世，给别人看的，不免因谨言慎写而掩遮真相。换言之，胡适的日记并不全是胡适的私密空间，像他与何炳棣在纽约闲聊时所说的“陈寅恪就是记性好”、“雷海宗就是笨一点”、“马寅初每天一个冷水澡，没有女人是过不了日子的”（见何著《读史阅世六十年》，330、331、332页）等“真情表白”全无掩饰的话，在胡适日记里是找不到的。
　　4月6日，“抬不起头”来的胡适在上海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前往美国，不知他是否会想起，26岁的自己回国，投身新文化运动时的那份豪迈，即使1946年回国，他的心底也还是有微薄的希望的，现在，他什么都没有了，像一个失败的赌徒。在茫茫无际的太平洋上，胡适应雷震所托写了《〈自由中国〉的宗旨》一文，作为《自由中国》杂志的发刊词。　　————————————————————————————————————————　　此段读来让人唏嘘。　　或许，年青的胡适还很纯洁，还难以认知他的祖国，更不要说融入那个动荡的时代。　　偏偏那是一个铁血的时代，胡适确实无所适从了。　　只有坚持自身的纯洁。　　这反而让他成为一位纯粹的人。　　一位明知定要被铁血时代的人们“批判”，却仍希望不减的人。　　胡适倒霉就倒霉在，他想远离政治，可政治总如影随形地缠上了他。　　而那时的政治，又与他的理想总是大相悖离。　　他是那个时代的弃儿，这是一场悲剧。　　但他纯粹的理想坚持到现在，总算被人认知与理解。　　这有点像梵高，一位理想主义者的后印象派画家，生平渴望生活，尽力追寻。　　却平生潦倒。　　他的价值，却在逝后光芒熣灿。
　　或许，胡适在政治上是一位彻底的失败者，竟然没有一次的选择是正确的。　　但在人文文化上，胡适应该是位大师级的人物。
　　@回形镳
22:35:18　　这不是在丰富一个人，使胡适在
上有血有肉起来嘛。　　怎么还上立场，骂人5毛起来了？　　-----------------------------　　呵呵，水军嘛，也就这样子吧，回叔您要它有理有据谈事情，不是要命嘛　　我所撷取的材料还都是来自海外学者的呐，就被骂五毛了，要是选国内的材料，估计得给我发一块了
　　@回形镳 5楼
11:31　　不过胡适确实不是处女，批他之人也不一定是强盗。　　革命年代，难免群情汹涌，也难免学术简陋，观点偏激。　　那么，现在可以静下心来，算算胡适的学术价值在哪里？　　楼主，你算了吗？　　------------------------------　　对于盲人来说，你把世界再怎么描述的五彩斑斓都是浮云！
　　又jb吹美国人胡适了。公知祖师爷真不是盖的。　　
　　好烦好烦，睡不着。要疯了，好恨自己。老天为什么耍我，心里好不舒服，难受。认识老公那一年的前半年的某一个月，我跟我妈吵架赌气去酒店打工，之后不久又跟我妈吵架赌气去外地打工，后半年的某一个月我就认识了我现在的老公并且慢慢步入婚姻。我好恨，本来我都忘了，我都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可是今晚嘴贱，闲来无事，自以为是，自以为聪明，跟老公主动提及过去的酒店同事们的事，说别人老公怎么了，说别人老婆怎么了，说别人男朋友怎么了，说别人女朋友怎么了，说别人同事如何不正经，所交男友也是同类项。我干嘛嘴贱，我说来说去，最后才发现有报应，报应到我自己身上，说别人如何感情不好如何分手，结果老公听完一系列我说别人的事，老公变得跟我关系生疏起来，跟我讲话语气有点生硬，真的报应，我说别人之间不好的事，竟然会影响到我和我老公之间的亲密度。同时也因为老公变得有点冷漠，跟我关系生疏，我也开始暗地里烦恼，纠结，睡不着，我也想起了过去，我恨，我恨老天，老天为什么耍我，我恨自己，恨自己的命运为什么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如果不看破所有一切都是四大组合，所有情爱都是因缘和合，都是假的，如果不如此思维，恐怕会疯掉。先是失眠纠结，后是哪天发疯了也不知道。观世音菩萨为什么不告诉我，如果我早知道自己会结婚，如果我早知道我会遇见现在的老公，如果我早知道我的未来会是这样子的情况，如果我早知道我哪一年会结婚，和谁结婚，那我肯定会乖乖的，我肯定会守护好我该守护的，我肯定会珍惜自己，我肯定会爱护自己的身体，我肯定会好好爱自己，可是为什么，我对未来一无所知，人生屡次陷入绝望和灰暗之中，屡次祈求观世音菩萨和其它佛菩萨的帮助和指引，为什么佛菩萨都不告诉我，让我在无明无知的情况下做错很多事情，我现在经常感到后悔，就是今晚更加如此。只要我再多等半年，多熬半年，我就可以以完好的形象和名节跟我老公相遇相识。可是为什么偏偏只差半年，为什么前后只差几个月，就认识了我老公。要是早一年认识，早一年结婚，那一切的一切不好的事就都不会发生。我好恨，恨自己的命运。恨自己的所作所为，恨自己没有头脑，恨老天爷都不提醒我。恨我无知无明，没有先见之明。
　　我心里觉得快要疯掉，好纠结好烦恼，好不舒服。我曾经做过什么，曾经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凭什么要求老公对我要忠诚，可是如果不那样，我要这种婚姻有何用。为什么我会愚蠢到在老公面前说别人夫妻如何关系不好，别人同事如何感情路不好，别人如何不正经，找的另一半也不正经。为什么我要没头脑的在老公面前说这些，让老公跟我之间的关系变得生疏冷漠遥远，我为什么要这么蠢。我恨自己愚笨，也恨自己的过去，更恨自己对老公不放心，恨自己没安全感。恨老天爷为什么不提醒我，恨我为什么不知道自己会结婚，恨我为什么不能提前知道自己会有什么样的老公。我曾经经常把别人不幸的婚姻和老公的情况套在自己身上，悲观到可以，所以越想越觉得这辈子不可能结婚，即使结婚也会离婚，即使结婚所嫁之人也未必爱我，我也未必爱他，我总是如此思维，越想人生越灰暗，越没希望，当我把所有希望都投注到自己身上以及佛法身上时，当我自己屡次受挫折，学佛屡次受阻碍时，当我所希望的生活模式屡次得不到实现，哪怕实现又屡次破灭时，我的信心希望人生理想憧憬底线坚持各种心理要素通通破灭，人生屡次陷入绝望与灰暗很多次时，我觉得自己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失去的，在自己身上，我什么都可以失去，性命也一样，除性命之外，其它任何东西更加可以抛弃，甚至尊严都一样。可是，我最后得到什么了，老天为什么耍我，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我并非一个人，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我也可以拥有幸福和快乐，只是时间的问题，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具体时间，为什么不给我一个具体等待的时间，让我保留希望。为什么。为什么要等到我做错很多事情后，才安排出现一些我本来觉得不会发生的事。然后再让我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再让我觉得自己没有脸面面对，让我觉得底气不足，让我觉得更加自卑。为什么。我恨。我恨上天，我恨我自己，我恨我的人生，我恨我自己亲手造就的命运是如此不堪。从一开始就不堪，从一出生就不如人，不管各方面。甚至长大了都一样，甚至更加不堪。我恨我自己造就的不堪的命运。甚至我常常觉得男人都是不可靠的。连我老公也是如此，所以我非常没有安全感。就是他出去和朋友玩，我都会联想到在场的是不是有其它女生，如果有，我就很没安全感，很不安，跟老公关系就会变得不好，变得距离遥远。我想这正与他今晚的心情差不多。这都怪我。嘴贱，该说的不说，不该说的说不停。也没及时揣测到老公心里怎么想的，就只顾自己说个没完。
　　不知道为什么，找个帖子说出来心情好多了，好像卸下了重担和包袱，这下应该可以睡得着了。刚才睡不着，一直打老公，其实我是恨自己，也恨他跟我关系变得生疏，导致我觉得很窒息，我内心又很烦，无处发泄，心里很痛苦，才动不动就拍打他，吵得他没法睡觉，一直怪我，还好是他，要换别人，估计一巴掌过来整死我了，敢吵老公睡觉的代价不是每个人都玩得起的，脾气不好又不爱妻的老公会整死老婆的。所以我才特别珍惜我现在这个老公，因为好难再找到他这样的了，他虽然有很多缺点，但优点也一大堆。有些优点真的是百里挑一，一百个人中都找不到一个人有。
　　理想主义的清教徒，总是拼不过现实主义的激昂情绪。理论家是由实践家和历史来定义的。　　
　　理解了平和独立思考的胡适犹如现实强势势力环伺中的理想主义处女，任现实主义强人侮辱滥骂，但至死他仍然保住了贞洁。　　
　　@北雁南飞1234
09:15　　这可能是笑话，但多半是事实，就是有人说：大陆批判胡适的文章，大概有数百万字。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包括那些写文章的人和倡导这个批判的人，全部看完了这些文章。　　但是，在这个地球上，只有胡适一个人全部看完了这些文章，而且据说看得很仔细，有的地方还作了有风趣的眉批。但胡适看过后就抛在一边，从来没有写过一篇辩解或反驳的文章。　　他认为，“不值一驳”。　　我知道的还有，钱学森和严新，在二十多年前的反........　　------------------------------　　@荒芜的心ABC
19:36:05　　严新？是练气功的那位吗？　　-----------------------------　　就是！听口气，你好像很不屑嘛。我说的不是事实吗？　　总有些人一谈气功就歪着鼻子笑，好像不这样，就不能表达自己崇拜科学，反对封建迷信似的。
　　多少年也不会再出一位这样的大师了　　
　　写的挺好的，胡适这种理想主义者不适合生活在中国。那个给楼主补充内容的也挺好，让人了解更多一点。我说实话而已，你们想骂就骂，反正我五毛汉奸都当过，嘿嘿　　
　　作者：VV马超飞燕VV 时间： 20:14:07　　@flyshare8
19:59:12　　老蒋之民主是多少的问题，而老毛是有无得问题！！此眼光之毒辣真为之惊叹　　-----------------------------　　不是民主多少的问题，而是美金多少的问题　　本文摘自：环球时报-犀客，作者：张鹤慈，原题为：《张鹤慈：胡适是蒋介石的雇佣打手》　　————————————————————————————　　老蒋送钱给胡适的事，学界早就知道，我知道的解释是，胡适在某大学图书馆当馆长，生活拮据，蒋介石知道后送了四万多美元接济他。这里，经环球时报如此这般的一分析，胡适和蒋介石都成了王八蛋了！　　不过，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也有很多送钱给人的情况，如果有个反毛的人，用这种“莫须有”的方法一分析，大概也可以把老人家分析成王八蛋了。　　人还是厚道点的好！
　　胡适的命运比那些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好多了！离开大陆是他一生最英明的选择！　　
　　说的就好像别人都没拿钱，你没有拿钱一样！　　吃政府的还骂政府，忒不是东西，说的是鲁吧！你也好不到哪去@VV马超飞燕VV 20楼
22:18　　@jsut-08 22:11:21　　楼上的马超飞燕又挣了不少，好样的，继续出卖自己！　　-----------------------------　　呵呵，你这样英文字母+数字的ID，本论坛基本默认是水军吧？　　你觉得张鹤慈的文章能挣多少，李敖的文章能挣多少，南周的文章能挣多少？　　本人打脸一贯喜欢借力打力，不服你可以找张鹤慈李敖南周去查账去　　-----------------------------　　
　　看到 本文摘自环球时报，后面就不用看了。　　一堆屎放在那里，远远看着就恶心人，你还非要拿根棍子把屎扒拉开臭别人，你这是什么恶趣味？　　@VV马超飞燕VV 12楼
20:14　　@flyshare8
19:59:12　　老蒋之民主是多少的问题，而老毛是有无得问题！！此眼光之毒辣真为之惊叹　　-----------------------------　　不是民主多少的问题，而是美金多少的问题　　本文摘自：环球时报-犀客，作者：张鹤慈，原题为：《张鹤慈：胡适是蒋介石的雇佣打手》　　写这篇文章，是因为看到@新华网：【国学大师胡适：为国家做诤臣，为政府做诤友】。准确的说法是，胡适不只是蒋介石的御用文人，而且是蒋介石的雇佣打手。　　现在从台湾……　　-----------------------------　　
　　胡适就是一个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的主，楼主何必唧唧歪歪这么长篇大论的！　　
　　作者：VV马超飞燕VV 时间： 22:35:31　　余氏另一个要澄清的疑点是“胡适与哲学的关系”，因为金岳霖曾批评过胡适的哲学修养。余氏基本上同意金岳霖所认为，胡适“不能算是专业哲学家”，但强调“他在西方哲学和哲学史两方面都具有基本训练”（13页）。此一澄清，反倒令人有点迷糊。胡适先后在康乃尔、哥伦比亚大学读的是哲学系，拿的是以哲学为专业的学位，又拜哲学大家杜威为师（不过，专门研究杜威逻辑理论的吴森发现，胡适与杜威实“有师而无承”，甚至对乃师学说严重误解），回北大又教哲学，其结果不能获致哲学之专业，而只取得一点基本训练，不免再启他的学位并不那么顺利的疑窦。……事实上，胡适的学问虽涉及哲学、文学、史学，但以严格的标准而言，都不甚“精熟”，他最在行、兴趣最浓的还是考据，这正是胡适在学术上博而不精的特色。胡适一生“外务”太多，也不可能有太多的时间治学；刻意求其学术上的专精，反而把这位历史人物看小了。　　——————————————————————　　最后一句很精当。　　梁启超说过：启蒙时代的学者，学问不必精深，必要的是确定研究方法，划定研究范围。（大意）　　胡适正是这样，才成为一代宗师。
　　作者：回形镳 时间： 22:47:25　　4月6日，“抬不起头”来的胡适在上海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前往美国，不知他是否会想起，26岁的自己回国，投身新文化运动时的那份豪迈，即使1946年回国，他的心底也还是有微薄的希望的，现在，他什么都没有了，像一个失败的赌徒。在茫茫无际的太平洋上，胡适应雷震所托写了《〈自由中国〉的宗旨》一文，作为《自由中国》杂志的发刊词。　　————————————————————————————————————————　　此段读来让人唏嘘。　　或许，年青的胡适还很纯洁，还难以认知他的祖国，更不要说融入那个动荡的时代。　　偏偏那是一个铁血的时代，胡适确实无所适从了。　　只有坚持自身的纯洁。　　这反而让他成为一位纯粹的人。　　一位明知定要被铁血时代的人们“批判”，却仍希望不减的人。　　胡适倒霉就倒霉在，他想远离政治，可政治总如影随形地缠上了他。　　而那时的政治，又与他的理想总是大相悖离。　　他是那个时代的弃儿，这是一场悲剧。　　但他纯粹的理想坚持到现在，总算被人认知与理解。　　——————————————————————————————　　现在，在中国政治改革遇到强大阻力，连起步都困难的时候，应该正面理解胡适的政治思想和活动。
　　惟其太褊狭自私，且崇拜西风，而自卑其固有文化，故仍不能脱出中国书生与政客之旧习也。
胡适是大家，此点也无法否认。　　
　　@river_water 30楼
02:08　　又jb吹美国人胡适了。公知祖师爷真不是盖的。　　------------------------------　　五毛的祖师爷郭沫若人品如何有目共睹
　　民国知识分子关心政治是一种天性　　日 15:42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智效民　　本文系凤凰网历史频道对话智效民先生文字实录，采访整理：唐智诚　　作者简介：智效民，1964生，任职于山西省社会科学院，主要从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研究，著有《心理的单间》、《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往事知多少》《八位大学校长》、《思想操练》等。　　胡适关心时政才会掀起“问题与主义”之争　　凤凰历史：在民国大学的课堂上，教授们会不会议论时政、臧否政治人物？　　智效民：这是毫无疑问。因为民国是一个教育独立、思想自由的时代，教授所思所想，自然要在课堂上表达出来。　　当然，这也与当事人的个性、担当有关。在我看来，所谓学者大致有两种：一种人往往把绝大部分精力放在学问方面，对学问以外的事不大过问；另一种人既做学问，又特别关心时政。这些人就是现在所说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上承古代士人的传统，下启现代知识分子的风骨，在做学问的同时也要关心社会，议论政治。所谓“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说的就是这种人。这种人在研究历史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的学者中比较多见。这也与他们研究的对象有关。如果不关心政治、议论时事、臧否人物，他们所做的学问还有什么意义？　　我觉得，做学问的过程就是追求真理的过程，如果你能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这种追求真理的事业，那是非常幸福的一种人生安排。因为是追求真理，所以做学问的人一定要有良心，有是非心。至于有些人在做学问的过程中不愿意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不愿意拿出一部分精力来议论时政、臧否人物，那也无可非议。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把学问当作逃离现实的乌龟壳，把课堂当作回避是非的避风港。　　凤凰历史：在关心公共事务的这些民国教授中，谁最具有代表性呢？　　智效民：我觉得最有代表性的应该是胡适吧。当然，在他的朋友圈里，大部分人都是我说的那种关心政治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基本上集中在北大、清华、南开等著名的大学当教授。因为时间关系，再加上资料有限，我想不起直接回忆他们在课堂上议论时政的材料。但是胡适他们关心社会、议论政治的事例实在是太多了。比如他刚刚留学归来到了北大，就和李大钊之间爆发了“问题与主义”之争。假如他不关心时政，就不会有这样的争论。这个争论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当时他俩又都是北大的教授，他的学生对这件事应该是耳熟能详的。　　民国知识分子关心政治是一种天性　　智效民：胡适这个人很有意思，本来他回国的时候立下誓言：20年不谈政治，20年不干政治。为什么要立下这样的誓言呢？他认为中国社会落后、政治腐败的根本原因是传统文化导致的，所以他要把自己的精力用到整理国故，引进西方文明的事业上来。然而，究竟是文化落后导致政治腐败，还是政治腐败导致文化落后？用蒋梦麟的话来说，这其实是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正因为如此，胡适总是不能实践自己的誓言，在遇上腐败政治的时候，他往往会忍不住要议论时政、臧否人物。　　胡适议论时政、臧否人物的主要方式是办报纸办杂志。前面所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就是在《每周评论》上展开的。一两年后，他和几位朋友共同发表《争自由宣言》，创办《努力》周报，提倡“好政府主义”。随后，他又和徐志摩、梁实秋、叶公超等人在上海创办《新月》月刊。一开始他们本来是想把它办一份文艺性刊物，但是半路上又不由得就转到议论政治上来。转向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在夺取政权以后，一方面神化孙中山，大搞个人崇拜；一方面又排除异己，侵犯人权。所以胡适等人便利用《新月》这个平台，发起了“人权与约法”大讨论。进入30年代以后，胡适回到北平，又准备创办《平论》。当时他已经写好发刊词了，但不知道因为什么，这个刊物没有办成。但是不久，他们又创办了《独立评论》。这份杂志虽然是几个朋友自己花钱办的，但因为他们敢于直面现实，抨击时弊，所以很快就在全国产生巨大影响。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教授能否在课堂上议论时政，而是能否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是不是一个知识分子的问题。　　其实人是一种社会的动物，关心政治是人的天性。用胡适的话来说，他本来是打算不谈政治不干政治的，但就是忍不住要关心政治。当然，知识分子关心政治的程度也与他们所处的时代有关。在一个以言获罪的时代，知识分子只能三缄其口以求自保，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凤凰历史：所以民国时像胡适这样的知识分子，在评论时政的影响力根本就不局限于课堂上，他们往往是通过办报，直接引发整个社会的讨论。　　智效民：需要补充一点，胡适从不谈政治到大谈政治，与丁文江有很大关系。丁曾经对胡适说：你那不谈政治的主张是一种妄想。你们倡导的文学革命，思想改革，文化建设，都禁不起腐败政治的摧残。当今社会，“最可怕的是有知识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　　丁文江是留英归来的地质学家，他对干预政治、参与政事有极大的热情。为此，他曾经应孙传芳的邀请，担任过“淞沪商埠总办”。当时上海还没有建市，淞沪商埠总办相当于后来的上海市市长。他虽然只干了八九个月，但我还是非常钦佩他这种精神的。如果中国没有这样的知识分子，那就真是没有什么希望了。　　民国学者兼具传统士人风骨和现代批判精神　　凤凰历史：民国大学里很多教授都是留学英美归来，他们不仅思想很西化，穿着打扮也挺西化，让人明显感觉和中国人不太一样，那会遭到报纸的批评吗？　　智效民：民国时代学者除了追求政治民主和思想自由之外，还希望努力创造一个多样化、多元化的社会。多样化、多元化与大一统的体制是完全对立的，它的存在有利于避免专制独裁统治，有利于现代化的进程。报纸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产物，所以负责任的报纸是不会单纯拿服饰来说事的。据我所知，民国的大学教授基本上有两种服饰，一种是西装革履，一种是长袍马褂。比如胡适穿西服时候多，穿长衫时候少；冯友兰正好相反。这正好象征着对现代文明的学习以及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当然，在这方面，除了个人的习惯和爱好之外，恐怕还与他们的专业有关。因为胡适在北大教的是英文，冯友兰教的是中国哲学。如果教英文时穿一身长袍马褂，那就会像辜鸿铭一样，成为大家的笑谈。当然，辜鸿铭的存在，也说明了民国大学的兼收并蓄、宽容大度。　　我注意到，民国时代的大学教授好像很少穿中山装，这显然与中山装所具有的意识形态色彩有　　凤凰历史：民国的教授对西方社会的实际情况有着切身体会，对照当时中国的现实情况，他们如何看待中国在经济、法治方面的落后之处？　　智效民：在回答你的问题之前，我想首先强调的是，民国的教授不仅继承了传统文化里士人的风骨，而且还具有现代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接受过西方的教育，对西方社会的政治、文化、经济、法律都有不同程度的了解和体认，所以他们都希望通过学习西方的政治文明和社会文化来改变中国落后的面貌。　　但是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情况，那就是正当五四启蒙运动轰轰烈烈开展的时候，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与此同时，新生的苏维埃也派代表来到中国，这里找到了他们的代理人。所以，究竟是走西方文明之路还是走俄国革命之路，就成了当时中国知识界面临的一个全新的问题。前面所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为了了解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中国知识界有许多人在上世纪20年代都到过苏联，有的是进行考察，有的干脆投入其怀抱。但是因为苏联不可能让外人看到它的真相，所以考察者只是了解些皮毛；而投怀送抱者则遇上了上船容易下船难的问题。　　前面提到，为了推动社会文明和政治进步，以胡适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20年代初就签署了“争自由宣言”，并提出了“好政府主义”。“好政府主义”的主要诉求是建立一个宪政的、公开的、有计划的政府。从这里，可以看出民国知识分子们对中国政治、经济、法治的基本看法。
　　到了30年代初，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主要表现在德、意法西斯的崛起和苏联的存在，所以中国知识界还有一次关于“民主和独裁”的大讨论。讨论的主要分歧是：中国的现代化究竟是依靠强人政治来实现呢，还是要通过民主来实现？当时的知识界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大分歧。很多人，包括丁文江、钱端升和蒋廷黻等人在内，都主张中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独裁者，以便引领我们奔向现代化之路。刚才已经说过，丁文江是地质学家，但他非常关心政治；钱端升是政治学家，专门研究各国宪政；蒋廷黻是历史学家，后来弃学从政，担任过行政院的政务处长。连这样的人都认为中国要搞现代化就必须先找一个独裁者，等到实现了现代化，才搞什么宪政。　　胡适的意见完全相反。他明确指出：千万不要把宪政看得那么复杂，它其实就是幼儿园的政治。在正常情况下，普通老百姓不关心政治是很自然的事，只要他在投票选举的时候能够投出一票就可以了。有人担心竞选者说的天花乱坠会让老百姓上当受骗，但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即便上当受骗也只有四年，到下次换届时不投他的票不就行了？所以民主政治是幼儿园的政治。　　胡适的这些见解与他在美国经历过两次大选有关。当时胡适的政治老师布置的作业，就是到竞选现场寻找真切的感受，所以他对民主政治的理解是活生生的；相比之下钱端升没有这样的经历，所以他对政治的理解是从书本上来的。1948年他们在去留问题上之所以分道扬镳，从这里也可以找到一点答案。　　胡适认为思想独立比自由更重要　　凤凰历史：有人认为课堂上只能传授知识，教授们议论时政，是不务正业，会误人子弟，您怎么看？　　智效民：这就涉及到学习的目的和教育本质了。　　不懂教育的人总觉得教授在课堂上只要传授知识就可以了，干嘛要议论时政呢？有些人甚至认为教授在课堂上议论时政会误人子弟。其实这种顾虑完全没有必要。要知道青少年是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他们对社会上形形色色的现象会有自己的判断。我们不可能总是把他们放在玻璃罩里保护起来，即便能够做到也对他们的成长不利。　　什么是知识？我们学习知识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是做一个“两脚书橱”呢，还是把知识当作思考的材料？教育的目的究竟是要培养具有独立人格的公民呢？还是要把学生塑造成人云亦云的、会说话的机器？这都是当今社会必须面对的大问题。　　事实上，想要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就必须让他们开阔眼界、明辨是非、了解真相--包括历史的真相和现实的真相。在这方面，教授在课堂上议论时政，师生之间无保留的思想交流，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众所周知，教育的目的无非是要让我们的学生具有健全的思想、独立的人格。假如仅仅把传授书本知识当成唯一目的，那就会剥夺学生思考的权利。借用爱因斯坦的话来说，如果我们的学生只有知识没有思想，他就是一只会说话的狗，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我觉得在大学里面，应该营造一种百家争鸣的景象。把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思想摆在学生的面前，让他们去比较、判断、思考、鉴别、欣赏……这才能提高学生的思想水平和整个民族的文化素养。否则，我们的国家就永远是一群奴才的组合，也永远不会有什么创造力。一个没有创造力的人群，就只会拷贝、克隆人家的东西。如果真是这样，那这个民族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有人天天说中华民族如何伟大，有几千年的文化传承。但是我真不明白，这个伟大和传承到哪里去了？它的活力何在？　　说到中国传统文化，让我想起了古代的书院。其实中国古代的书院本来是有自由讲学传统的，但是现在的学校把这个传统也丢掉了。因为学校要统一考试、统一录取、统一教材、统一进度、统一分配……现在这个问题虽然有所松动，但是大一统的格局并没有彻底改变。大一统的体制和格式化的结果，必然造成千篇一律的文化和千人一面的社会。试想，如果13亿人只有一个思想，那不就等于是把大家的脑袋都阉割掉，只剩下一个或几个脑袋了吗？13亿人的聪明才智之和1个人、几个人相比，孰大孰小孰优孰劣，这还用问吗？　　正因为如此，1946年胡适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时候，他提出“独立比自由更重要”的观点。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那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北大召开的第一个开学典礼上，同学在欢迎标语上恳请胡校长能够给他们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当时胡适穿着长袍马褂，风度翩翩地对大家说：自由是对外面束缚而言的，它可以抵制外来的压力和限制，这本来就是北大的精神所在。但独立是你们自己的事，不能独立，就只能做奴隶。他还说：“学校当然可以给你们以自由，但是学校不能给你们独立。我是一个没有党派的人，我希望学校里没有党派，即使有，也如同有各种不同的宗教思想一样，大家有信仰的自由，但切不可毁了学校……”　　胡适用“善未易明，理未易察”的古训解释说：因为人不是神，所以人的认识是有局限性的。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们千万不要把一种思想当作金科玉律去信仰，否则就容易被人利用。由此可见，凡是口含天宪，声称自己掌握了真理，或者是真理化身的人，都是教育的天敌。换句话说，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培养独立的人格和判断是非的能力。假如课堂上只能有一种音色，学校里只能有一种弦律，那么所谓教育就只剩下洗脑的功能了。　　民国时新闻自由 是清末以来知识界好传统　　智效民：我觉得民国让人感受最深的就是两点：第一是教育独立，就是在课堂上、学校里有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教授的研究成果就是讲课的材料，这是没有人可以干涉的；第二就是新闻自由。这是从清末以来知识界保留下来的一个好传统，比如当年的《申报》、《大公报》、《东方杂志》以及商务印书馆之类，都是在新闻自由的大环境下成长壮大的。　　新闻自由不仅让报纸可以讲真话，不讲假话，还可以让报纸具有监督政府的功能。这样一来，新闻人就具有独立的人格了，他们就不必把自己精力放在拍马屁、当卧底、揣摩圣意等无聊、无耻的地方。民国年间的报纸要想办得好，就必须具有张季鸾所说的“四不主义”，即不党、不私、不盲、不卖。“不党”，是说它不为某一个政党服务；“不私”，是说它的目标不是为己，而是为了公平和正义；“不盲”，是说要有清醒的头脑；“不卖”是反对卖身投靠。民国时期，新闻界也是一个大师辈出的领域，当时的新闻独立、新闻自由起了决定性作用。　　凤凰历史：民国大学中百家争鸣，那么教育部有没有试图统一教授们的政治观点？教授们又有何反应？　　智效民：民国的大学是一个教授和学生的自治体。在一般情况下，他们对政府的干涉特别敏感，他们认为学校的事务是不容许政府直接插手的。比如政府要派大学校长，首先要得到教授会或校友会同意，否则教授们就会加以抵制。当时校友会是一个很重要的组织，校友们要对母校负责，他们有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如果新任命的校长没有校友会的认同，也很难顺利上任。　　凤凰历史：校友会是由哪些人组成？　　智效民：校友会当然是由毕业的学生组成。他们毕业后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回馈母校的培养之恩，这也是民国教育的成功之处。有人可以回母校当教授、当校长，比如梅贻琦回到清华、胡适回到中国公学就是最好的例子。那时候的学校也不大，小的几十人，大的数百人，上千人。据说中央大学在重庆时达到三千多，可能与抗战爆发后许多大学关闭有关。校友会与母校关系密切，如果政府有不利于学校的举动，校友这一关就不好过。陈立夫当教育部长的时候，他是搞党务出身，就想往大学里派一些亲国民党的校长，结果引起校友的反弹未能实现。那时候的教育独立并不是一句空话，蒋介石想让谁当校长就谁当？没那回事。师生和校友们不同意就行不通，弄不好酿成学潮，那就麻烦多了。　　凤凰历史：民国时候这种学术独立的地位是靠什么维持的呢？　　智效民：我想主要是当年中国知识分子士气还在吧。中国文化中有士不可辱的传统，士农工商这四个阶层，士是第一位的，所以他们有一种先天的优越性。但这种优越性绝不是高人一等的虚骄和狂妄，而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担当和责任。　　另外，民国在制度设计上也为学术独立提供了可能，在这方面蔡元培先生功不可没。因为他在民国初年是教育总长，后来又担任北大校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始终是知识界的领军人物。当然，在他周围还有一大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在维持学术独立等方面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蒋介石有民主的一面也有独裁的一面　　凤凰历史：国民党过去也有过“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政治宣传，当时教授们对此如何议论呢？　　智效民：在回答你的问题之前，不妨看看这个口号的出处以及国共两党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　　1938年3月底到4月初，国民政府从南京撤退到武汉，召开了国民党全国临时代表大会，蒋介石和汪精卫被选为总裁和副总裁。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大纲》，大意是我们既要抗战，也要为抗战结束以后的建国做准备。这其实是有远见的。　　我查了一下，为了团结抗战，这次大会还提出了“一个信仰，一个领袖，一个政府”的口号。这与你说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有明显不同。两个版本中只有“一个领袖”是相同的，另外两个究竟是“信仰”还是“主义”？是“政府”还是“政党”？这是不一样的。　　共产党对这件事的看法，在《群众周刊》有所反映。该刊当时发表了洛甫即张闻天写的一篇文章，标题是《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的成功》。《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一样，是共产党在国统区办的一个杂志。它的主编是潘汉年之弟潘梓年，实际上是一个统战刊物。　　我记得文革期间批判王明的时候，就说王明曾提出来“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党”，这也成了王明的一大罪状。张闻天的那篇文章明确表示，抗战胜利以后是要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下和平建国。不料到时候就变了卦。　　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召开时，西南联大刚刚成立。我没有查到教授们对此有何议论。当时的教授们最关心的是要有一个相对安全的学术环境，能够为国家和民族保留学术的种子。　　说到“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就不能不涉及到蒋介石了。蒋介石既有民主的一面，也有独裁者的一面。不过他虽然独裁，却还是为整个社会留下了较大的空间。对于任何社会，空间小活力就小，空间大活力就大，这是时代发展的规律。否则的话，我们就不能理解民国时期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大师级人物。　　至于“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这个口号，我觉得要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它有造成专制独裁的可能，另一方面也是团结抗战的需要。因为在战争时期，国家需要实行战时体制，这种体制的主要特点，就是要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让他领导大家度过战争的非常时期。在这个问题上，美国等民主国家已有先例。但是这样就有可能造成个人崇拜或独裁统治。所以，只有在战争时期才可以牺牲个人自由去服从国家民族的需要；到了战争结束以后，就必须还政于民。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后召开了制宪国大和行宪国大，显然是在履行这样的程序。所以要不要给蒋介石扣上一顶独裁的帽子，需要特别谨慎。　　蒋介石为了更好地攘外就必须安内　　凤凰历史：国民政府还有许多重大政策方针，比如抗战时期“攘外必先安内”，教授们他们是如何议论，如何评价的？　　智效民：“攘外必先安内”是九一八事变以后提出的。中国的近现代史也可以用“远交近攻”的古训来概括。就世界范围而言，远方的英美等国对中国的诉求是要打开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让国际间的通商和自由贸易成为常态，这显然是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必由之路。相比之下，与我们相邻的日俄两国却对中国一直有领土要求，他们一直想把东北、蒙古乃至华北和全中国都变成其殖民地。不过日俄两国的手法又有不同，日本要通过武力征服中国，而苏俄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