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致新员工：哲学是人生罗盘，人生往高走离不开
“我看到心声社区上有帖子说，反感学习哲学。作为基层员工，学不学习哲学都不重要，只要踏踏实实努力工作，多产粮食，多拿奖金，也就安居乐业了。但是中高层以上的干部要学习一点哲学，因为哲学是人生的罗盘。你们看，戈壁滩上不可能种出郁金香，说明戈壁滩上没有东北黑土地的哲学。清华王国维也曾针对洋务运动说过，开矿山、办工厂都不重要，中国必须普及哲学。只有全民族提高了素质，提高了对事物的逻辑之间的构想，头脑开放以后，才能构建创新。往高走一步，要改变僵化教条，那就是哲学。”
哲学是人生的罗盘
中国必须普及哲学
人生往高走一步
要改变僵化教条
建构创新构想
那就离不开哲学
“人生的伟大在业余”
爱因斯坦深陷在无人区天书中无尽的孤独
周有光沉溺在经济“地书”中也少有合群
两个资深专家有着同样的哲学——
人生的伟大在业余
于是他们都在业余中发现最大价值点
哲学在每一个人的基因中
哲学在每个人的习惯中
哲学在每个人的思考方式中
新员工说反感哲学
但是他们需更离不开哲学
碰到不明白的事问一下为什么
乡土大白话说的常识
城市乡村的口头禅
网络酷酷的流行语
飘来的灵感
这一切都是哲学
没有必要去看大部头
成套的体系已经是死了的哲学
一个人碰到事要问为什么
几个为什么问下去
俨然就是哲学家
犹太人从小就鼓励孩子问为什么
他们不在乎孩子的考试成绩
但是在乎有没有问出好问题
提深入的问题
一连串几个为什么不停歇
就是最究竟的哲学家
习惯问为什么
就不会为任何框框所拘押
可以在他人司空见惯的地方提出问题
可以见他人所未见
可以听到他人所未听
可以激活一己和他人的灵感
可以形成新的构想
可以拿出与众不同的绝活
可以形成撬动地球的支点
回到生命的真实
谁不想成长
谁不想成就
谁不想绽放
谁不想为人类做贡献
谁不想对家庭共同体有贡献
谁不想对公司共同体有贡献
谁不想为乡土共同体有贡献
谁不想为国家共同体有贡献
谁不想为人类共同体有贡献
谁不想对生态共同体有贡献
想利他，想承传，想生生世世
就要学点哲学
提升意识亮度
一眼看透大事小事
做个匠心匠魂的巨匠
做个事事通明的明白人
老村长对我说：
“人生如同割麦子
“一茬又一茬
“没什么可以烦恼的”
当时把我震萌了
原来鸡毛蒜皮的小事
可以用这种方式排泄
以至于我也琢磨出了大白话：
“一个人跟一片树叶没什么两样
“一天跟一万年也没有什么不同
“人与人不同的是我是谁
“我究竟来这个世界干什么”
这个大白话
成了我的哲学
帮我度过无穷多的沟沟坎坎
我老娘的口头禅
“回到地头，头拱地拿出绝活”
“是人不要管，用管不是人”
“哪有那么多顺心的事
“自己把它拨拉过来
“头拱地做好就是了”
演绎出诠释个人和公司成就的《地头力》
至隐至微的微末小事中
渗透着天体宇宙的真理
“我不在任何人之下”
“我不在任何人之上”
这就是保持清明自尊的哲学
她会陪伴你走过健康自在的一生
没有她的陪伴
你会宠辱若惊
时时处处提心吊胆
处在惊恐不安的额悲惨境地
——王育琨记
总 裁 办 电 子 邮 件
电邮讲话【号 签发人：任正非
任总在新员工入职培训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7年7月12日
大家要我讲一讲，我不知对新员工讲什么好。我一讲道理，大家就会说我说教，那我除了会说教，我还会什么呢？想来想去，讲个故事吧！就讲讲中国文字改革的故事。有些故事是我多年前听说的，如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谅解，说得对的就给你们年青人做个引子，你们自己再去认识。不对的地方就算八卦了，因为我没有时间去核实。
一、“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
今年年初，复旦大学教授周有光[1]先生去世，他过112岁生日的第二天，就发病，第三天就去世了。我看了一些关于他的书籍，深有感触，就从周有光的汉字改革说起。周有光是我国著名语言学家，他早年专攻经济，近50岁时才转修为语言学家。抗战时他没钱，带领全家逃难途中写新闻稿来赚取稿费，稿子写多了，对语言产生了兴趣。抗战胜利后，周有光被新华银行派往欧洲工作，他发现欧洲人对字母学很重视，于是买了许多字母学的书籍，利用业余时间自学。新中国成立后，周有光受邀担任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委员，参与汉语拼音改革方案，为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有些人不服气，认为做出贡献的不止他一人，几千年来，数千文人都在立志改革中国文字和语音的统一，并给汉字注音。现代人发明注音字，还用国际音标注音等，但到现在为止，汉语拼音是最简明、最方便的。大家不要嫉妒，不要把“之父”看成唯一，还可以有“汉语拼音之爷爷、叔叔、姐姐……”，很多人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周有光完成了如足球的“临门一脚”。
同样，也有人对袁隆平的“世界杂交水稻之父”有意见，认为最早提出杂交水稻的是美国人Henry Beachell，而且中国研究杂交水稻不只是一支科研小组，有人还在他的前面。高产杂交水稻的关键是发现了雄性不育株，这也是他的学生发现的，为什么要称他是“杂交水稻之父”呢？因为袁隆平在研究中，攻克了“制种关”，摸索总结制种技术成功，给中国产生了大量粮食。从产粮食这个角度来看，他应该是“杂交水稻之父”。人类社会就是这样在混沌中摸索出来的，历史上还有很多科学家，即使没有做出太多成绩，也是伟大的。不要追求什么原创发明、自主创新，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作出成绩才是伟大的。今天你们很聪明，因为前人的智慧结晶传授给了你们。
屠呦呦[2]从植物中提取了青蒿素，是抗疟新药青蒿素的第一发明人，获得了诺贝尔奖[3]。这也不是她的原创发明，屠呦呦说是从古书上看来的。她领导科研组系统整理历代医籍、本草，收集二千多种方药，归纳编篡成《抗疟方药集》，又从中选出200多方药，以现代科学组织筛选，用乙醇从青蒿中提取青蒿素，不断改进提取方法，终于在1971年发现了青蒿素。因此“原创发明”、“自主创新”这些名词在哲学上有局限性，希望新员工有开放的心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前进，哪怕只前进一毫米，也是功勋。如果总说从头做起，那是耗费公司投资，应该降级。
二、汉字的两次危机
第一次危机是清末民初社会现代转型时期。晚清半封建半殖民时期，人们思想落后，如果有人去给农民照相，他还会拿棍子打你，认为把他的灵魂拿走了。洋务运动失败后，知识分子开始反思，文言文的表述复杂，无法普及民众。当时欧洲的莎士比亚文学、音乐、绘画……兴起，其实对欧洲是一场哲学的洗礼，通过哲学统一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所以欧洲文化素质较高，促进了工业革命取得成功。俄罗斯叶卡捷琳娜二世执政期间，大量引进西方的绘画、音乐、舞蹈、哲学……，对旧文化是一种冲击，也是一种解放，所以俄罗斯率先工业化，比当时慈禧太后执政的清朝发展快。俄罗斯修了东西向的铁路，我们就有了瑷珲条约的耻辱。
清末维新运动，开始有意识地提倡白话，兴起称为“新文体”的“通俗文言文”。上世纪初期，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新文学的特点是采用白话文体，为现代工业发展起到一定作用。当然，我们采用白话文，并没有否定文言文。直接、写实是白话文的第一优点，也比较快的能反映科学、技术、社会进步名词的表述。文言文如何表述“蓝瘦香菇”、“喜大普奔”呢？否则，今天无法用文言文描述日新月异的进步。小国、少数民族进步慢，源则语言、文字跟不上社会进步。
当时中国的经济、军事和技术都非常落后，知识分子反思为什么落后，其结论是：经济落后，是因为教育落后，教育落后是因为汉字“繁难”，难认、难记、难写，当时知识分子想当然认为英语好学，一学就会，学语言根本就不花什么时间和精力，而汉字太难学了，所以中国的文盲很多。解决的办法就是改革汉字，当时设计了几十种方案，有些就是后来电报（汉字编码）和速写的前身，但更多的是拼音化方案，也就是废除汉字。鲁迅私下里给朋友的信中甚至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这样的话。一直到50年代初，汉语走拼音化文字道路还是主流观点。不光文字改革，语音的改革也是成功的，普通话已遍及中国。
第二次危机是电脑时代。八十年代，我刚到深圳，电脑刚刚兴起，我感到巨大焦虑，感觉中华民族要被时代抛弃了，因为电脑是英文输入，汉字怎么办？后来，王永民发明了“王码五笔”，非常伟大，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当然，今天汉字输入法更先进了，是另外的佳话。汉字本是与电脑不相关的畸形文字，用这个方法解决了，一直演变到今天，汉字输入法已经非常简便和科学。今天，汉字在信息存储、传输、编辑、排序、检索等方面都超过英文，将来计算机扫描，汉字可能还优于英文，因为汉字是图形文字，错误率低。
回想这些事情，看看中国汉字的道路是如何走过来的。今天汉字碰巧适合信息时代，这与前人做了很多贡献有关。中国将市场统一、法律统一、文字统一，才能形成全国性的贸易体系；加入WTO，国际贸易让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所以，几百年来，文字改革对国家、民族很重要。
三、汉字改革及推广
我小时候所处的年代，人们普遍不识字，扫盲困难性极其艰巨。那时，我们对穷人宣传的是，你不识字，认不到钞票，受人骗，促使他学文化，扫文盲。当然，不识字也不会把100元当1角用的。我们那时十一、十二岁，每天晚上要去农村教人识字。几百年来，多少志士、仁人倾注了心血，改革语言、文字，就是为了扫除文盲。用拉丁文取代汉字，曾经是一个时代的呼声，多少领袖都迫切地使用拉丁化，就是希望一般人能说、写合一，扫除文盲，才能走向现代化。日新中国成立，十天后就成立了文字改革委员会，吴玉章担任主任，文字改革过程中，同样很复杂。为了国际化，毛主席也提出用拉丁文来统一文字。革命领袖李大钊、瞿秋白也曾经是这个观点的积极推销者。至于后来如何从拉丁文转为拼音方案，目前没有公开的详细记载。我听过一个故事：吴玉章[4]对毛主席讲，如果改成拉丁文，年青人不认识汉字，就读不懂历史；1955年文字改革会议，据说反对票多了三票，毛主席很民主，就放弃了拉丁文。（从国外网上道听途说的，没有根据。）
第二阶段，如何让大家识字？研究简化汉字，实施汉语拼音法。当时军队的一名普通文化教员发明了一种新的汉字注音，为扫盲打下了基础，毛主席接见了他三次。接下来1955年文字改革会议讨论用拉丁字母给文字注音，最早以北京话为标准，但北京话多了一个音，需要用29个字母。吴玉章陪同毛主席去会场的路上，在汽车上给毛主席讲，如果采用29个字母，将来有五千万华侨会看不懂。毛主席就同意用26个罗马字母来注音，这就是普通话的基础。
第三阶段，汉语拼音方案要成为国际标准。如果文字改革仅仅是在中国土地上，不进入国际标准，中国文字是存在问题的。文革期间，国家基本没有参加过国际会议。1979年，国际标准委员会发函邀请周有光到巴黎参加ISO，他先拒绝了，说衣服都是破的，国家给他新做了大衣、鞋子、袜子，回国后再交公。他没带一分人民币，也没有一分美金，就去参加了国际会议。因为是外国邀请，不是公派出国，30美元不发；人民币是外汇管制，不允许带出国，因此，两手空空上了飞机。在这个会上，他介绍中国对汉语拼音方案的意见，让国际上看到了我们的文字改革，做了一次广泛性宣传的基础工作。但当时很多国家抵制，因为他们更改自己国家图书馆的书籍，需要花费数千万美金。第二次华沙国际会议，接受把《汉语拼音方案》定位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但是会议提出中国要有正词法，这点非常难做到，中国至今也没有连词。第三次国际会议提议在中国开会，周有光向国家报告，1981年刚刚开放改革，邓小平同意了，在南京的一个空军招待所召开了会议。这次会议很成功，周有光说服了大家接受中国用26个字母的汉语拼音，《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国际标准。
经历了这么多苦难和痛苦，汉字终于走向了这条贴切中国发展的道路。我们的文字改革，一切都是为了国际化。比如，以前的汉字是竖排（方向是从右到左），后来改为横排（方向是从左至右），顺应人的视力，书写方便，为汉字国际化起到很大作用。大家不要嘲笑前人，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五千年后的人们可能也会笑我们华为的这群“傻瓜”，但是五千年后的事物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我们一步步的努力垫高了他们的发展。
四、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周有光年轻时曾在美国纽约工作，他同学在普林斯顿教书，介绍他去陪爱因斯坦聊天，因为爱因斯坦太孤独了，爱因斯坦讲物理引力波之类的“天书”，周有光讲国际经济形势之类的“地书”，他们只有一句话是共同的——“人生的伟大在业余”[5]。
新员工进入公司，应该积极加强沟通，做好充分准备，把自己最优秀的一面充分发挥。希望年青人将精力聚焦在多产粮食和增强土壤肥力上，不局限在各自专业，跨部门、跨专业地沟通。华为以前的传统就是“喜群居、吃杂食”，一群人互相交流，互相提高，少一点埋怨。如果我们把埋怨的能量用来“刨地”，相信收获成果时就不会有埋怨，工资涨了，机会也来了。心声社区是开放的，所有批评我们的帖子都不会删减，而且保护发帖人的隐私。如果你们骂完以后，心里舒服了，不得忧郁症，我们也算是做了贡献。但是，简单的点赞没有必要；没理由的攻击，不可取；特别是人身攻击，更不可取。我们也能够区分心声社区上的建设性意见，从中吸取合理的营养。
我看到心声社区上有帖子说，反感学习哲学。作为基层员工，学不学习哲学都不重要，只要踏踏实实努力工作，多产粮食，多拿奖金，也就安居乐业了。但是中高层以上的干部要学习一点哲学，因为哲学是人生的罗盘。你们看，戈壁滩上不可能种出郁金香，说明戈壁滩上没有东北黑土地的哲学。清华王国维也曾针对洋务运动说过，开矿山、办工厂都不重要，中国必须普及哲学。只有全民族提高了素质，提高了对事物的逻辑之间的构想，头脑开放以后，才能构建创新。往高走一步，要改变僵化教条，那就是哲学。我们不要求新员工学习哲学，将来要升职后就多学一些，用到战略战术里，对解剖世界、解剖组织有一把科学的“解剖刀”。公司正在结构性调整中，很多文件都对全员开放，主张你们多读公司文件，对公司的理解就会更深刻一些。
书籍是最好的老师，所有的智慧都可以从书里面找到，有的是直接答案，更多的是读的人去悟。一般员工把一件事情做好就行，但领导干部的工作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和人打交道，需要对人，对事有深刻的理解才行，而哲学就是研究人的学问。
历史的幸运，我们既保留了中华的传统文字，又成功的全国推广了普通话，这是多么伟大的贡献呵！为伟大祖国的崛起，为实现现代化，作出了多么伟大的奠基呀！我们向数百年来为文字改革进行奋斗的改革者致敬！我们也要为历史添加一砖一瓦。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事前得到过浙江师范大学高玉教授指导，申胜利也做了大量的支持工作。）
[1]周有光（），生于江苏常州，建国初任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和上海财经学院教授，并在银行兼职。1955年调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即今天的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简称“国家语委”）。1971年于北京退休。夫人张允和是著名的“合肥四姐妹”老二，“连襟”沈从文是大文豪。
[2]“呦呦”出自《诗经·小雅·鹿鸣》：“呦呦鹿鸣，食野之蒿。我有嘉宾，德音孔昭。”中国文化真的很神秘，两千多年前，“呦呦”就和“蒿”联系在一起了。
[3]关于屠呦呦获奖，有一个传闻，也可能是笑话，但很有意味。据说诺贝尔奖委员会有意要给这个奖给“青蒿素”发现者，但参与者多人申称拥有最终发明权，委员会就分别给这些人去了一封信，要求写出2个对“青蒿素”发现做出最重要贡献的人，这些人写的都是自己和屠呦呦，于是诺贝尔奖委员会最后把奖授给了屠呦呦。
[4]吴玉章（1878－1966），四川荣县人。延安著名的“五老”之一。毛主席讲，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几十年如一日，讲的就是他。最早的一批同盟会会员。参加广州黄花岗起义。中华民国成立时任参议院议员和大总统府秘书，协助孙中山建政。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到法国组建华法教育会，选送张申府、周恩来、邓小平、王若飞、陈毅、聂荣臻、赵世炎、蔡和森等到法国留法。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秘书长。1949年出席开国大典。
[5]周有光说：“据计算，一个人到60岁，除吃饭睡觉，实际工作时间不很多，而业余时间倒是更长。通过业余学习，你可以成为某方面的专门人才。”（见周有光《百岁忆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54页）周有光65岁退休，其大部分著述都是在退休之后完成的，很好地实现了爱因斯坦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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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搜狐热点任正非：基层员工学不学习哲学都不重要，但是中高层以上要学一点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心声社区”（ID：HWxinsheng），内容为日任总在新员工入职培训座谈会上的讲话。
大家要我讲一讲，我不知对新员工讲什么好。我一讲道理，大家就会说我说教，那我除了会说教，我还会什么呢？想来想去，讲个故事吧！就讲讲中国文字改革的故事。有些故事是我多年前听说的，如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谅解，说得对的就给你们年青人做个引子，你们自己再去认识。不对的地方就算八卦了，因为我没有时间去核实。
一、“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
今年年初，复旦大学教授周有光[1]先生去世，他过112岁生日的第二天，就发病，第三天就去世了。我看了一些关于他的书籍，深有感触，就从周有光的汉字改革说起。周有光是我国著名语言学家，他早年专攻经济，近50岁时才转修为语言学家。抗战时他没钱，带领全家逃难途中写新闻稿来赚取稿费，稿子写多了，对语言产生了兴趣。抗战胜利后，周有光被新华银行派往欧洲工作，他发现欧洲人对字母学很重视，于是买了许多字母学的书籍，利用业余时间自学。新中国成立后，周有光受邀担任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委员，参与汉语拼音改革方案，为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有些人不服气，认为做出贡献的不止他一人，几千年来，数千文人都在立志改革中国文字和语音的统一，并给汉字注音。现代人发明注音字，还用国际音标注音等，但到现在为止，汉语拼音是最简明、最方便的。大家不要嫉妒，不要把“之父”看成唯一，还可以有“汉语拼音之爷爷、叔叔、姐姐……”，很多人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周有光完成了如足球的“临门一脚”。
同样，也有人对袁隆平的“世界杂交水稻之父”有意见，认为最早提出杂交水稻的是美国人Henry Beachell，而且中国研究杂交水稻不只是一支科研小组，有人还在他的前面。高产杂交水稻的关键是发现了雄性不育株，这也是他的学生发现的，为什么要称他是“杂交水稻之父”呢？因为袁隆平在研究中，攻克了“制种关”，摸索总结制种技术成功，给中国产生了大量粮食。从产粮食这个角度来看，他应该是“杂交水稻之父”。人类社会就是这样在混沌中摸索出来的，历史上还有很多科学家，即使没有做出太多成绩，也是伟大的。不要追求什么原创发明、自主创新，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作出成绩才是伟大的。今天你们很聪明，因为前人的智慧结晶传授给了你们。
屠呦呦[2]从植物中提取了青蒿素，是抗疟新药青蒿素的第一发明人，获得了诺贝尔奖[3]。这也不是她的原创发明，屠呦呦说是从古书上看来的。她领导科研组系统整理历代医籍、本草，收集二千多种方药，归纳编篡成《抗疟方药集》，又从中选出200多方药，以现代科学组织筛选，用乙醇从青蒿中提取青蒿素，不断改进提取方法，终于在1971年发现了青蒿素。因此“原创发明”、“自主创新”这些名词在哲学上有局限性，希望新员工有开放的心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前进，哪怕只前进一毫米，也是功勋。如果总说从头做起，那是耗费公司投资，应该降级。
二、汉字的两次危机
第一次危机是清末民初社会现代转型时期。晚清半封建半殖民时期，人们思想落后，如果有人去给农民照相，他还会拿棍子打你，认为把他的灵魂拿走了。洋务运动失败后，知识分子开始反思，文言文的表述复杂，无法普及民众。当时欧洲的莎士比亚文学、音乐、绘画……兴起，其实对欧洲是一场哲学的洗礼，通过哲学统一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所以欧洲文化素质较高，促进了工业革命取得成功。俄罗斯叶卡捷琳娜二世执政期间，大量引进西方的绘画、音乐、舞蹈、哲学……，对旧文化是一种冲击，也是一种解放，所以俄罗斯率先工业化，比当时慈禧太后执政的清朝发展快。俄罗斯修了东西向的铁路，我们就有了瑷珲条约的耻辱。
清末维新运动，开始有意识地提倡白话，兴起称为“新文体”的“通俗文言文”。上世纪初期，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新文学的特点是采用白话文体，为现代工业发展起到一定作用。当然，我们采用白话文，并没有否定文言文。直接、写实是白话文的第一优点，也比较快的能反映科学、技术、社会进步名词的表述。文言文如何表述“蓝瘦香菇”、“喜大普奔”呢？否则，今天无法用文言文描述日新月异的进步。小国、少数民族进步慢，源则语言、文字跟不上社会进步。
当时中国的经济、军事和技术都非常落后，知识分子反思为什么落后，其结论是：经济落后，是因为教育落后，教育落后是因为汉字“繁难”，难认、难记、难写，当时知识分子想当然认为英语好学，一学就会，学语言根本就不花什么时间和精力，而汉字太难学了，所以中国的文盲很多。解决的办法就是改革汉字，当时设计了几十种方案，有些就是后来电报（汉字编码）和速写的前身，但更多的是拼音化方案，也就是废除汉字。鲁迅私下里给朋友的信中甚至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这样的话。一直到50年代初，汉语走拼音化文字道路还是主流观点。不光文字改革，语音的改革也是成功的，普通话已遍及中国。
第二次危机是电脑时代。八十年代，我刚到深圳，电脑刚刚兴起，我感到巨大焦虑，感觉中华民族要被时代抛弃了，因为电脑是英文输入，汉字怎么办？后来，王永民发明了“王码五笔”，非常伟大，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当然，今天汉字输入法更先进了，是另外的佳话。汉字本是与电脑不相关的畸形文字，用这个方法解决了，一直演变到今天，汉字输入法已经非常简便和科学。今天，汉字在信息存储、传输、编辑、排序、检索等方面都超过英文，将来计算机扫描，汉字可能还优于英文，因为汉字是图形文字，错误率低。
回想这些事情，看看中国汉字的道路是如何走过来的。今天汉字碰巧适合信息时代，这与前人做了很多贡献有关。中国将市场统一、法律统一、文字统一，才能形成全国性的贸易体系；加入WTO，国际贸易让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所以，几百年来，文字改革对国家、民族很重要。
三、汉字改革及推广
我小时候所处的年代，人们普遍不识字，扫盲困难性极其艰巨。那时，我们对穷人宣传的是，你不识字，认不到钞票，受人骗，促使他学文化，扫文盲。当然，不识字也不会把100元当1角用的。我们那时十一、十二岁，每天晚上要去农村教人识字。几百年来，多少志士、仁人倾注了心血，改革语言、文字，就是为了扫除文盲。用拉丁文取代汉字，曾经是一个时代的呼声，多少领袖都迫切地使用拉丁化，就是希望一般人能说、写合一，扫除文盲，才能走向现代化。日新中国成立，十天后就成立了文字改革委员会，吴玉章担任主任，文字改革过程中，同样很复杂。为了国际化，毛主席也提出用拉丁文来统一文字。革命领袖李大钊、瞿秋白也曾经是这个观点的积极推销者。至于后来如何从拉丁文转为拼音方案，目前没有公开的详细记载。我听过一个故事：吴玉章[4]对毛主席讲，如果改成拉丁文，年青人不认识汉字，就读不懂历史；1955年文字改革会议，据说反对票多了三票，毛主席很民主，就放弃了拉丁文。（从国外网上道听途说的，没有根据。）
第二阶段，如何让大家识字？研究简化汉字，实施汉语拼音法。当时军队的一名普通文化教员发明了一种新的汉字注音，为扫盲打下了基础，毛主席接见了他三次。接下来1955年文字改革会议讨论用拉丁字母给文字注音，最早以北京话为标准，但北京话多了一个音，需要用29个字母。吴玉章陪同毛主席去会场的路上，在汽车上给毛主席讲，如果采用29个字母，将来有五千万华侨会看不懂。毛主席就同意用26个罗马字母来注音，这就是普通话的基础。
第三阶段，汉语拼音方案要成为国际标准。如果文字改革仅仅是在中国土地上，不进入国际标准，中国文字是存在问题的。文革期间，国家基本没有参加过国际会议。1979年，国际标准委员会发函邀请周有光到巴黎参加ISO，他先拒绝了，说衣服都是破的，国家给他新做了大衣、鞋子、袜子，回国后再交公。他没带一分人民币，也没有一分美金，就去参加了国际会议。因为是外国邀请，不是公派出国，30美元不发；人民币是外汇管制，不允许带出国，因此，两手空空上了飞机。在这个会上，他介绍中国对汉语拼音方案的意见，让国际上看到了我们的文字改革，做了一次广泛性宣传的基础工作。但当时很多国家抵制，因为他们更改自己国家图书馆的书籍，需要花费数千万美金。第二次华沙国际会议，接受把《汉语拼音方案》定位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但是会议提出中国要有正词法，这点非常难做到，中国至今也没有连词。第三次国际会议提议在中国开会，周有光向国家报告，1981年刚刚开放改革，邓小平同意了，在南京的一个空军招待所召开了会议。这次会议很成功，周有光说服了大家接受中国用26个字母的汉语拼音，《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国际标准。
经历了这么多苦难和痛苦，汉字终于走向了这条贴切中国发展的道路。我们的文字改革，一切都是为了国际化。比如，以前的汉字是竖排（方向是从右到左），后来改为横排（方向是从左至右），顺应人的视力，书写方便，为汉字国际化起到很大作用。大家不要嘲笑前人，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五千年后的人们可能也会笑我们华为的这群“傻瓜”，但是五千年后的事物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我们一步步的努力垫高了他们的发展。
四、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周有光年轻时曾在美国纽约工作，他同学在普林斯顿教书，介绍他去陪爱因斯坦聊天，因为爱因斯坦太孤独了，爱因斯坦讲物理引力波之类的“天书”，周有光讲国际经济形势之类的“地书”，他们只有一句话是共同的——“人生的伟大在业余”[5]。
新员工进入公司，应该积极加强沟通，做好充分准备，把自己最优秀的一面充分发挥。希望年青人将精力聚焦在多产粮食和增强土壤肥力上，不局限在各自专业，跨部门、跨专业地沟通。华为以前的传统就是“喜群居、吃杂食”，一群人互相交流，互相提高，少一点埋怨。如果我们把埋怨的能量用来“刨地”，相信收获成果时就不会有埋怨，工资涨了，机会也来了。心声社区是开放的，所有批评我们的帖子都不会删减，而且保护发帖人的隐私。如果你们骂完以后，心里舒服了，不得忧郁症，我们也算是做了贡献。但是，简单的点赞没有必要；没理由的攻击，不可取；特别是人身攻击，更不可取。我们也能够区分心声社区上的建设性意见，从中吸取合理的营养。
我看到心声社区上有帖子说，反感学习哲学。作为基层员工，学不学习哲学都不重要，只要踏踏实实努力工作，多产粮食，多拿奖金，也就安居乐业了。但是中高层以上的干部要学习一点哲学，因为哲学是人生的罗盘。你们看，戈壁滩上不可能种出郁金香，说明戈壁滩上没有东北黑土地的哲学。清华王国维也曾针对洋务运动说过，开矿山、办工厂都不重要，中国必须普及哲学。只有全民族提高了素质，提高了对事物的逻辑之间的构想，头脑开放以后，才能构建创新。往高走一步，要改变僵化教条，那就是哲学。我们不要求新员工学习哲学，将来要升职后就多学一些，用到战略战术里，对解剖世界、解剖组织有一把科学的“解剖刀”。公司正在结构性调整中，很多文件都对全员开放，主张你们多读公司文件，对公司的理解就会更深刻一些。
书籍是最好的老师，所有的智慧都可以从书里面找到，有的是直接答案，更多的是读的人去悟。一般员工把一件事情做好就行，但领导干部的工作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和人打交道，需要对人，对事有深刻的理解才行，而哲学就是研究人的学问。
历史的幸运，我们既保留了中华的传统文字，又成功的全国推广了普通话，这是多么伟大的贡献呵！为伟大祖国的崛起，为实现现代化，作出了多么伟大的奠基呀！我们向数百年来为文字改革进行奋斗的改革者致敬！我们也要为历史添加一砖一瓦。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事前得到过浙江师范大学高玉教授指导，申胜利也做了大量的支持工作。）
[1]周有光（），生于江苏常州，建国初任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和上海财经学院教授，并在银行兼职。1955年调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即今天的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简称“国家语委”）。1971年于北京退休。夫人张允和是著名的“合肥四姐妹”老二，“连襟”沈从文是大文豪。
[2]“呦呦”出自《诗经·小雅·鹿鸣》：“呦呦鹿鸣，食野之蒿。我有嘉宾，德音孔昭。” 中国文化真的很神秘，两千多年前，“呦呦”就和“蒿”联系在一起了。
[3]关于屠呦呦获奖，有一个传闻，也可能是笑话，但很有意味。据说诺贝尔奖委员会有意要给这个奖给“青蒿素”发现者，但参与者多人申称拥有最终发明权，委员会就分别给这些人去了一封信，要求写出2个对“青蒿素”发现做出最重要贡献的人，这些人写的都是自己和屠呦呦，于是诺贝尔奖委员会最后把奖授给了屠呦呦。
[4]吴玉章（），四川荣县人。延安著名的“五老”之一。毛主席讲，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几十年如一日，讲的就是他。最早的一批同盟会会员。参加广州黄花岗起义。中华民国成立时任参议院议员和大总统府秘书，协助孙中山建政。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到法国组建华法教育会，选送张申府、周恩来、邓小平、王若飞、陈毅、聂荣臻、赵世炎、蔡和森等到法国留法。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秘书长。1949年出席开国大典。
[5]周有光说：“据计算，一个人到60岁，除吃饭睡觉，实际工作时间不很多，而业余时间倒是更长。通过业余学习，你可以成为某方面的专门人才。”（见周有光《百岁忆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54页）周有光65岁退休，其大部分著述都是在退休之后完成的，很好地实现了爱因斯坦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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