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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沈建光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诸多措施能否切实落实，还需面对如下挑战：第一，全球经济疲软与美联储货币政策不确定增加了防范金融风险的难度。第二，如何协调诸多任务在实施中可能存在的矛盾？第三，制度创新能否实质推进？第四，推进改革的节奏如何拿捏？
2016中国经济将面临四大挑战
　　2015年中国GDP降至6.9%，不及7%年初目标，且创1990年以来的新低。考虑2016年财政与货币政策更加宽松，审计署审计之后，前期拖延项目陆续开工，以及“十三五”开局之年项目陆续上马，笔者以为，2016经济企稳是有基础的。当然，美好愿景能否落地，还需直面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的困境，稳增长与调结构目标之间的艰难平衡，新供给改革能否切实落地，以及如何拿捏改革节奏等挑战。
　　2016经济新亮点待发掘
　　著名的拉弗曲线显示，在适度范围内降低税率，不但会刺激经济增长，甚至可能增加政府收入。这样看来，以减税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取代以投资刺激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不失为当下既有助于稳增长，又利于调结构的良策。
　　从经济基本面来看，近年来中国经济面临投资回报率下降、人口红利减少、劳动力工资上涨与老龄化以及环境保护等因素的影响，经济潜在增长率有所下滑，2016年四季度中国GDP跌至6.8%，全年增速为6.9%，低于政府目标，而结合更为悲观的发电量、企业利润、货运量等数据，不少质疑甚至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或比官方数据更低。
　　面对经济下行态势，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实行减税降费政策，并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对于中国经济的陈疾可谓对症下药。实际上，十八届三中全会虽为中国经济开出“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处方，但是政府对整个经济运行的干预始终尾大不掉。近几年不断依靠政府投资实现“稳增长”更加剧了对政府有形之手的依赖症。2015年，部分因为财政收入增速下滑，完成“营改增”改革并借此实现减税的既定计划被迫拖延。
　　笔者以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并主要用于弥补降税带来的财政减收”代表了稳增长的另外一种选择：降低企业个人的负担，充分调动企业和居民部门的活力来实现经济增长目标。著名的拉弗曲线显示，在适度范围内降低税率，不但会刺激经济增长，甚至可能增加政府收入。这样看来，以减税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取代以投资刺激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不失为当下既有助于稳增长，又利于调结构的良策。
　　不久前结束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财政部长楼继伟明确表示，2016年和今后一段时间将全面推开“营改增”改革，进一步实施减税降费政策，并坚决制止各种乱收费和“过头税”，给企业和市场主体留有更多可用资金。此外，我国目前的社保缴费占工资总额比重超过40%，在世界范围内属于较高水平，部分原因在于弥补社保体系建立之前的历史欠账。笔者以为如果能够划转部分国有资产到社保基金以弥补欠账，也可以降低企业负担，推动劳动者工资上涨，实现藏富于民。
　　中国房地产市场自2014年遇冷以来，房地产市场投资持续下滑。尽管决策层已经从降低首付与税费、公积金政策调整，以及取消限购等多个方面支持房地产市场，房地产销售回暖，但三四线城市的高库存使得房地产投资仍然拖累经济增长。同时，房地产是我国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房地产市场景气度偏低对国民经济的综合影响不可小觑。
　　例如，从消费方面，购房需求不仅会直接影响建筑及装潢材料、家具、家电等房地产相关消费，也通过财富效应影响居民消费。而从投资来看，房地产投资约占我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20%，且上下游关联产业众多，如涉及到机械设备制造业、金属产品制造业、建筑材料、化学工业等多个行业的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房地产对地方政府，特别是三四线城市财政影响较大。如今三四线以及东北老工业城市普遍面临房地产市场高库存的窘境，土地出让收入锐减使得地方政府捉襟见肘，甚至借钱发工资的现象也屡屡出现。此外，房地产市场是影响金融体系的关键因素之一。其不仅直接影响金融部门对于房地产行业相关信贷的发放，也会因为房地产和土地作为抵押品价值随房价波动而影响金融稳定。
　　从上述角度而言，三四线城市能否去库存，关系到2016年经济能否企稳。而此次决策层提出鼓励农民在所工作的城市购房，给予适当支持，符合去库存与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双重要求。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国家发改委已经在制定实施1亿非城镇户籍人口在城市的落户方案。
　　当然，当前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6亿，全国留守儿童超过6000万，城乡流动儿童超过3500万，鼓励农民购房与落户，必须考虑到向上述人群提供与城镇市民相等的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落实并非易事。这其中的资金缺口还需通过更多的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才能实现。
　　另外，注重供给端改革是本届政府经济执政理念中的亮点，经济增长从本质来讲取决于资源条件与制度条件，即充分发挥劳动力、资金、土地等要素的力量，并通过鼓励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十八届五中全会公布的“十三五”规划建议中就明确了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的地位，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在此框架下，经济工作会议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有利于释放新需求；强调制造业升级，也是出于供需不匹配，高端需求充裕而得不到满足，低端制造业存在普遍产能过剩的考虑；另外，放开二孩、加大教育投入，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等也从人力资本的角度出发，释放其对增长的作用；更深层而言，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国企改革、财税改革则是从体制供给的角度，为增长提供新的支持。
　　笔者注意到部分改革正在紧锣密鼓地加速推进。例如中石油近期宣布整合其旗下的管道资产，为其管网业务拆分和独立做好准备。这符合国有垄断行业改革的基本思路，即天然垄断部门如油气管网成立独立公司并由政府直接监管定价，逐步开放可竞争部门如开采和炼化。
　　此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建立尽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不久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这标志着自中国证券市场建立以来由政府以行政审批的方式决定新股上市的标的和节奏的运营模式将逐步让位于由市场来决定资源配置的新模式。中国股权融资渠道不畅，二级市场重题材炒作却不重视价值投资等诸多顽疾有望得到根治。
　　毫无疑问，2015年金融风险有所加大，体现在：一是资本市场经历大幅动荡，年中股灾造成40万亿元财富蒸发，并由于救市不力影响政府公信力；二是“8-11”汇改后，全球外汇市场动荡加剧，人民币短期内对美元显著贬值，为防止资金大规模撤离，出手干预，付出沉重代价，外汇储备一年之内从3.8万亿美元降至3.4万亿美元；三是信用违约事件层出不穷。例如由于大宗商品价格走跌，经济形势不容乐观，云南昆明泛亚所出现兑付危机，涉及金额400亿元；四是互联网金融蓬勃发展背后监管缺失的问题逐步显现。P2P行业杂草丛生，近期e租宝事件显示互联网金融或是下一个金融风险集中爆发的领域。
　　为防止金融风险，决策层有必要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对现有金融框架进行调整。对此，当前市场已经有所讨论，但未形成广泛共识。在笔者看来，可以效仿金融危机以来国际央行改革的最新经验，或采取超级央行模式，统一金融监管体系。
　　四大经济难点待解
　　去产能与去杠杆不可避免地会对经济造成冲击，而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又是试图避免冲击过大，支持增长不至于失速的举措。但根据以往经验，理想情况在落实过程中必将面临不少难点与困境
　　当然，机遇与挑战同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诸多措施能否切实落实，还需面对如下挑战：
　　第一，全球经济疲软与美联储货币政策不确定增加了防范金融风险的难度。
　　在笔者看来，2016年海外经济的不确定性空前加大，体现在：一是美联储危机之后首次加息，但考虑到美国制造业表现不佳，非能源贸易逆差高于危机之前，经济复苏前景的不确定性影响美联储货币政策收紧步伐，增加变数；二是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带来通缩压力。作为全球经济晴雨表的BDI指数跌至478，创1985年1月该指数创建以来最低水平，既预示全球经济困境，也表明欧洲日本抗通缩的形势仍然相当严峻；三是新兴市场国家危机重重，货币大幅贬值，巴西、俄罗斯更是重灾区，陷入经济衰退。
　　从这个意义而言，2016年全球经济的整体困境并不比金融危机时乐观，金融市场动荡局面也未见得轻松。这不仅意味着在新兴市场需求疲软，美国需求复苏难以弥补缺口的局面下，2016年中国出口形势会比2015年更严峻，更意味着中国经济仍将面临外汇市场动荡与资本项目流出的双重压力。此外，考虑到国内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如何既压缩产能、去杠杆，又能在资本项目开放不断推进的条件下，防范资金流出与海外动荡对中国金融安全的冲击，这或是2016年决策者面对的最大考验。
　　第二，如何协调诸多任务在实施中可能存在的矛盾？
　　2016年经济工作的五大任务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是平衡稳增长与调结构的理想愿景。其中，去产能与去杠杆不可避免地会对经济造成冲击，而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又是试图避免冲击过大，支持增长不至于失速的举措。但根据以往经验，理想情况在落实过程中必将面临不少难点与困境。
　　以产能过剩为例，“去产能”位列五大任务之首。但毫无疑问，无论是去产能，还是去杠杆，都已困扰中国经济多年。在经济下滑阶段，切实落实必将对增长造成打击，而这种阵痛决策层是否准备好承受？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通告中提到，考虑到失业安置问题，提倡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是一种平衡思维，但也面临理想状态推进的不确定性。试想在市场条件下，僵尸企业财务状况若已达到破产境地，反而要求兼并重组，又如何操作？由谁出面？倘若任务又会落到国企肩上，是否有违于国企改革初衷？
　　第三，制度创新能否实质推进？
　　在笔者看来，供给端改革关键在于制度创新，其实与三中全会的核心思想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一脉相承。为何有此判断，原因在于追溯困扰当前中国经济领域的诸多难点与矛盾，归纳总结下来，无外乎以下三方面关系尚未理顺：
　　一是中央与地方利益存在博弈。正如上文多次所谈，房地产去库存需要地方政府资金，但如今财税改革在理顺财权与事权方面进展缓慢，地方财政捉襟见肘如何加大支出？考虑到官员考核与激励机制转变，当前地方政府不作为现象也是屡见不鲜。
　　二是各利益部门之间存在博弈。例如，当前“一行三会”目标差异化不利于防范金融风险与金融监管改革；落实税制改革方面，财政部与税务总局常无法达成一致意见；项目审批方面，发改委与财政部之间也同样存在财权、事权和审批权不统一的现象。因此，避免内部损耗导致改革空转，需要破除部门利益，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做出安排。
　　三是政府与市场主体之间的博弈。例如，早前政府寄予厚望的PPP，之所以推进缓慢，与民营资本担忧政府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的传统做法密切相关；而补齐软硬基础设施短板，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通过行政体制改革营造出合适的土壤。同时，只有通过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规范的法治氛围，以及制定适宜的标准，市场主体才有足够的动力实施创新。
　　毫无疑问，制度改革从上述角度有所突破并非易事，需要更大的改革决心。
　　第四，推进改革的节奏如何拿捏？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深化国企、财税、金融、社保医疗改革。笔者以为拿捏改革节奏，平衡改革与其他政策目标的冲突亦颇具挑战性。
　　国企改革方面，会议提出推进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有意效仿新加坡淡马锡模式提升国有企业竞争力。而新加坡模式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的成功在于着眼财务投资，政府并不直接干预企业运营、人事制度；国有资本更是以财务回报为主要标准可进可退。在我国，既想要引入市场化力量提升效率，又要兼顾国企内部党管干部原则，完成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的政治要求，强化国企控制力，难度不小。
　　2016年财税改革的要点之一在于完善地方税体系。在营改增之后，作为地方税主要税种的营业税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为地方政府找到稳定的新税基迫在眉睫。房地产税是许多国家地方税的主要税种，也符合地方政府激励相容原理，本应是完善地方税的主力品种。但是，当前我国大多数城市房地产库存偏高，房产价格或影响金融稳定的局面下，房地产税改革何去何从，短期内恐怕难有定论。
　　金融改革方面全会要求建立融资功能完备的证券市场。打通股权融资渠道无疑将助力中国金融去杠杆，也有利于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IPO注册制改革目前已经箭在弦上。但是中国的投资者大多为个人投资者，炒差炒新积习已久，大量股票估值水平显著高于成熟市场类似股票。注册制改革之后新股大幅扩容将严重打击投资者信心，反而不利于提升直接融资水平。但是如果继续维持政府对于新股发行节奏的管控，又违背注册制初衷。改革节奏的拿捏更需要寻求多方面因素的平衡。
　　(本文作者介绍：经济学博士，现任瑞穗证券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 首席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客座教授，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 　　本文为作者独家授权新浪财经使用，请勿转载。所发表言论不代表本站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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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博士，现任瑞穗证券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 首席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客座教授，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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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及其转型
经济与投资研究OnEconomy人民币贬值去哪儿投资？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中国经济已到瓶颈！这是一组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断想式的随笔。为什么采取这种方式？因为经济问题太复杂，它涉及很多问题很多要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通过一篇文章根本说不清楚，也说不透彻。我曾试用多种角度分析我国经济问题，但均未达到自己满意的效果而废弃，最后不得已，才采用这种方式。这组文章中，每个片段或专题对一个问题的分析同样是不透彻的，但是若把本组文章看完，各个问题或要素之间的联系就会建立起来，至少会明白我要表达的意思。我不是经济学家，所以论述并非如论文般严谨，它就是随笔，以表达思想为主，见仁见智，一家之言吧！我不希望中国乱，也不希望中国经济崩溃，乱、崩溃对我个人一点好处也没有。我也就是把我的担忧、思考、分析、判断表达出来，为大家提供一个看问题的角度，以相互交流，有益与否，全在自己。若能对大家有所启发，也就不错了。主要内容如下：1、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2、为什么拉动股市的政策会失败；3、为什么降低汇率的措施会引发人民币汇率的下跌风潮；4、再折腾房地产，还有多少戏；5、中国经济已到了瓶颈口；6、当前，首要问题是保护私有产权；7、要建立真正的私有制，首先土地必须私有化；8、自由，繁荣的保证；9、降低税率，减轻企业税负，是促进经济繁荣的必要措施；10、必须实现政府转型。&一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当前，中国经济进入增长放缓、结构调整的阶段，现领导将之命名为“新常态”。自去年以来，当局对经济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效果均不是很理想。一是拉升股市。希望通过活跃股市，以解决企业融资问题，结果股市攀升至5000点时，一落千丈，跌到3600多点；中央采取强硬措施，暴力救市，抓了一些交易大户的头头，让一些国有公司强力进入，使股市一度回升至4000多点，结果今年开局再次熔断于“熔断”，跌破了3000点。二是降低汇率。本来当局想通过降低汇率来促进出口。当时有不少人为这项政策欢呼，认为当局这招高明。但实际上，这项人为操纵汇率的措施，引发了至今仍未能止住的人民币汇率下跌的风波。央行为了回击“做空”人民币的投机，已动用了几千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现在当局又提出了供给侧改革、房地产去库存等思路。但能否取得预期的效果尚不好说。我是不看好这些政策。我认为，我们的决策层至今仍未抓住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二为什么拉动股市的政策会失败。当局认为，拉动股市，活跃股市，可以解决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增加企业融资渠道。从表面上，当前确实有很多企业因为缺少资金或融不来资而陷入困境乃至破产的。但深层的问题是整个经济出了问题，是贸易销售渠道断裂造成的。比如说，你是销售钢材的，你有很多存货，你也欠了很多债，别人向你要债，但你的钢材卖不出去，或钢材原来价格高，现在价格跌了，不值那么多钱了，你顶不了债。不要说你融不来资，就是银行给你贷了款，让你还了债，但你的存货还是销不出去，你不过是将欠客户的债转换成了欠银行的债，而且贷款的利息随着时间而增加，你的存货价格因滞销还在下跌，亏损越来越大，最终你还是要死的。况且没有银行会在这时候当冤大头的（银行的钱该损失吗？银行的钱也都是广大客户的。都责怪银行不贷款，银行能否以“贷款户没给我还贷款”为理由，不给客户兑付存款呢？）在经济下行的时刻，很多行业都是如此。再加上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一些企业盲目扩张。借了很多债，扩大建设或上新项目，这时候，肯定陷入困境。所以当前企业经营困难根本不是资金问题，现在你借给它再多的资金也都是死。所以拉升股市的政策对解决企业资金没一点用处，反而为一些想资产变现，抽逃资金的行为提供了方便。股市为什么拉不起来？因为现在有很多投资者想跑。一是当前国内经济形势欠佳，在国内赚不到钱。二是国内经营环境恶化，政策有“左转”的倾向，民间“仇富”的民粹主义情绪也越来越严重，企业家们感觉自身和财产安全受到了威胁。三是由于中国的体制问题，在中国搞经营不送不行贿就根本办不成事，所以有很多企业都与腐败难脱干系，而当前越来越大的反腐力度下，没有哪个企业家敢保证自己不会进去。四是资产安全没有保证，当前经济形势差，很多地方政府收不上来税，就以查企业偷税漏税或抹黑企业逼企业主交钱或没收企业财产。京衡律师集团董事长陈有西说过，按现行法律逻辑和罪名，中国企业家人人都是带罪之身，量刑搞到死刑一点问题没有。如果想用公检法的力量来剥夺任何一个企业、一个富人的财富，都是很简单的事。还有人说“中国的企业家不是在监狱，就是在通往监狱的路上”。去年不断有企业家被纪委带走接受调查，如去年末一向标榜“要有信仰”的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被神秘失踪几天，据说就是如此。所以有很多企业家都想尽快逃离这是非之地。我们已知有李嘉诚、郭鹤年跑了。国内也有不少企业以海外投资之名转移资产，就是很多中小企业家也都在想方设法移民。在这种形势下，拉升股市，无疑是给想逃离的投资者抽离资金，让手中股票资产变现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而政府不顾经济规律的拉升股市、暴力救市，强力干预经济的手段，更是给股市下跌火上浇油，更加剧了股市资金抽逃的力度。这就是当前股市拉不起来救不起来的根本原因。&三为什么降低汇率的措施会引发人民币汇率的下跌风潮。当局本来想在人民币“入篮”前降低汇率以促进中国的出口贸易，不想却引起人民币汇率下跌震荡，至今仍未缓解压力。为什么出口贸易差了。因为出口企业的生产成本增高了，价格上去了，产品竞争优势不在了。过去，出口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为我国赚取了大量的外汇储备。这是因为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劳动力成本低，加上开放之初为了吸引外资进入，我们政府给了很多优惠政策，低价或无偿使用土地，优惠税率或免几年税收。企业就是追求利润的，你有这么多优惠政策，人们自然会来你这里投资。所以外资企业大量进入，加上允许民营企业经营，带动了经济尤其是外贸出口经济的增长，中国的廉价商品，迅速占领了欧美等国消费市场，并为国家创收了4万亿美元的外汇。但是，我国现在外贸不行了，外资撤离；国内加工企业倒闭，出口萎缩。原因何在？首先是工人工资上升，低工资优势不再。我国《劳动合同法》出台后，最低工资逐年增长。由于自己不出钱，各地政府乐得做好人，均把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作为一项关爱民生的重要措施，竞相提高，逐年攀升，结果造成劳动力成本迅速增长。现在据说我国工人工资是东南亚诸国的5-6倍，工资增长自然要进入产品成本，产品成本增加，产品价格自然上去了，所以无竞争力了，出口自然萎缩。其二，优惠政策不再。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政府尤其是现任领导一改过去谦卑的态度，不但优惠政策不再，还显出一种傲慢的态度，动不动对这个企业以某种违规进行巨额罚款，对那个企业以反垄断之名天价惩罚。典型如对葛兰素史克的处罚。葛兰素史克在中国营销的过程确实存在以回扣行贿的问题，但在中国哪个企业不是这样干的？这是我们的体制造成的。但是中国政府不反思自身体制存在的问题，为了报复某国对中国不友好政策就拿某个企业开刀给以巨额罚款。还有对微软以反垄断之名开出6.8亿欧元（计68亿人民币罚款）巨额罚款，中石油、中石化在中国垄断更严重，你不罚，单拿一些外国大公司开刀，明显是报复。就是你的政策缺乏公开公正公平。这样的行为使企业产生不确定性，不安全感。这也是外资企业撤离的原因之一。其三，民族主义兴起。随着国力增强，可能政府不再看重一个企业的重要性，认为少它一个两个无所谓。所以为了一些政治需要，有意引导民族主义对一些外企进行冲击。比如2008奥运火炬在法国传递中发生了冲击事件，就有人号召抵制冲击家乐福，中日发生钓鱼岛纠纷，就组织反日游行，打砸日系车和日资企业。这也是一些外资企业在中国感觉经营不安全的因素。外资撤离，资金转移需要外汇，会增加外汇需求，再加上国内企业海外投资和移民的需求，也需要大量的外汇。在外资撤离和移民增加的情况下，政府降低汇率的举措，无疑是增加了人们的恐慌心理。有外汇存款的企业和个人要取现，防资产缩水；无外汇存款的，想兑换外汇以保值。需求增大，供给不足，势必加剧恐慌，引发人民币汇率下跌。这也不是国家用外汇储备托市可以解决的。&四再折腾房地产，还有多少戏？我国政府在高喊调整经济结构，折腾了股市、汇市、互联网金融（P2P）之后，又想重拾房地产经济旧业。各地政府均解除限购房措施，并出台购房优惠政策；央行也把首套房首付比例降到20%。但是，从目前看，这条路难以持续。一是中国的房价水平已远超发达国家。在郑州一平米低于8000元的住宅已很难找到（一熟人在郑的240平米的复式套房卖了600多万，在新西兰买了2栋独栋别墅），北上广深更是一平米5-6万，还有一平米超过10万元的。二是有房的人早就拥有了一套甚至多套住房，但是到现在没住房的人靠自己工资收入能买起房（或付房贷）的更遥远了。也就是说中国人的工资与房价的比更是远远高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就是大部分人若不是原来买了房，现在要靠工资收入根本买不起房了。现在在北上广这些大城市，除了一些大企业老板、高管，还有一些地方的富豪，以及曾经的贪官们能买得起住房，大部分工薪族靠自己工资收入只能是做梦了。三是大部分家庭的资产是虚拟增长。房地产价格的增长对于广大的只有一套住房的家庭来讲意义不大。比如我原来是5万元买的住房，现在评估价值100万元，名义上我的资产增长了20倍，但是不管它增长多少，我只有一套房我也不敢买呀？我卖了我住哪儿？再买也不会比这更便宜。所以说，对广大只有一套房的家庭来说，房产增值意义不大，最多是用房产抵押时能多贷点款。四是房地产价格增长获利最大的是地方政府。大炮任志强说，房价中政府拿走了70%多。房价中地价是最大的成本。近十几年中，各地政府通过与房企合谋拉升房价以拉升地价，从而获得巨额土地差价。最初以每亩万元左右的价格征地，然后以几十万元的价格卖出；到后来以十几万一亩的价格征地，几百万的价格卖给开发商；城市拆迁只对住户按面积补偿，土地则是无偿征收。北上广这些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卖地收入都占整个财政收入的50%以上，更不要说那些经济不发达的地方了。个别贫困县，土地收入占其财政收入的90%以上。这就是那几年政府富裕的秘密。所以各地政府为了土地收入不惜强征强拆，人挡杀人，佛挡杀佛。多少人的生命、多少文化遗产毁于拆迁之中。但是，任何事情都是有代价的。房地产价格狂升的代价就是拉升了劳动力成本。对于工薪族来说，虽然工资比过去增长了几倍，但是房价比过去增长了几十倍，靠工资买房的希望更渺茫了。但对企业来说，工资的增长亦是企业生产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企业不堪重负，产品价格上涨，竞争优势不再，利润严重下滑或成负效益。所以，造成我出口企业倒闭，外资撤资，出口贸易萎缩。香港电影有一句话说，“出来混，早晚是要还的。”现在，经济下行就是过去土地财政的必然结果和代价。现在有大量空置房，要去库存，怎么去？不要说农民工买不起，城市白领一族，如果不是原来有房，卖旧换新，单靠工资也难以承受。像在北京，一套房超过1000万元，年薪不超过50万元，你敢买吗？就是年薪50万元不吃不喝也得20年还，还有利息，还要吃喝，所以年薪50万也买不起（有多少企业或行业能承受起员工50万元年薪）。降房价，首先要看政府愿不愿意吐出已入囊中的地价；其次，降价，银行房贷怎么处理。所以也难。所以说，房地产已给中国经济造成了这么大的问题，再搞是饮鸩止渴，会更加重经济困境。房价再涨，承受不起高工资的公司肯定要撤出或关门，承担不起房价的职员肯定要离开，这样，经济恢复更无望。&五中国经济已到了瓶颈口。中国经济产生的一切问题都在于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不配套。我们学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都清楚一条最基本的规律：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必须相适应。经济体制的改革，需要配套的政治体制的改革，否则就会影响经济体制的正常运行。我们现在政治体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的，它是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它的特点就在于政府把一切都管起来，因为计划经济就是政府要负责生产、流通、交换、分配等工作，事无巨细，一切都要统管，是无限政府，所以，政府权力无限大，部门机构多，所需工作人员也多。但是改革开放后，经济体制进行了改革，就是国家放开了对经济的控制，允许私人承包、私人经营，甚至允许外资进入。这样，很多社会资源就不再需要政府分配、调配，就是需要社会也即市场来配置，所以，政府部门就要放权，甚至可以说很多部门就不再需要。所以，政府体制也可以说政治体制也必须进行改革。改革开放之初，主导改革开放的领导人邓小平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也多次强调必须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并说“不进行政治体制改，经济体制改革也不可能成功。”但是，由于放不开权力带来的好处，又是这些掌权人，一再推迟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然而，经济要运行，需要社会资源配置，而社会资源配置的权力又掌握在政府各部门手里，于是市场经营者不得不向政府部门掌握权力的人行贿以取得社会资源。人们常说“不找市场找市长”的现象，那就是因为资源配置权不在市场那里而在市长手里，不找市长办不成事。所以说，政治经济体制不配套或者说政治体制不改革的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只能以腐败作为运滑剂运转。这样，享受到权力好处的掌权人更不愿意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了，于是腐败越来越严重，越来越普遍。改革开放以前，人们无劳动积极性，物资贫乏，普遍缺吃少穿，无合适住处，出行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改革开放，首先从经济体制开刀，放开了人的手脚，允许包产到户，允许私人自主经营，带来了经济的大发展。到目前，吃穿住行，基本的已经解决了。未解决的如农民工的住房问题受制于体制也解决不动了。权力腐败问题却空前绝后，举世震惊，连执政者自身也掩盖不了，也不得不反了。所以说中国经济发展已到了瓶颈口了。这个瓶颈口就是一直未改革的政治或政府体制。但是我们目前的领导人还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或认识到了但不愿意突破这个瓶颈，只想进行小小的改动，采取小小的措施疏通疏通，而不想进行大的改革。但是，不突破瓶颈，中国经济只能是继续萧条下去。从企业方面来看，一是受制于官方不作为。以前，虽有腐败，但行贿还能办成事；现在是没人敢受贿，也没人给办事。二是税费奇高没有效益。以前税费虽高，但找找人，花点钱，可以少交点；现在是不但找不到人，而且因为经济形势不好，税收困难，地方政府还想方设法准备让企业多交呢？这样经营没有效益，不如不干。三是偷税漏税与行贿官员等“原罪”如达摩克里斯之剑，高悬头顶，随时都有落下来的可能，所以没法安心经营。从政府官员角度来看，由于现行体制原因，可以说没有几个官员查不出问题的，因为官员不是民选而是上级领导指定的，上级领导的好恶决定一个人的官运。在中国，官员权力大，又没制约，当然好处是大大的。从经济角度看，没有人不想当官，所以千方百计讨领导所好，以求高升，必然成为官场的行为特征。每一级都是这样，一方面决定着下级的升迁，一方面自己又在谋求高升，所以受贿行贿之事必将是普遍问题，也将是必然现象，所以没有几个查不出问题的。而当前反腐又没个标准，抓谁不抓谁，谁也说不准，这样官心惶惶，不敢作为，怕得罪人被举报，惹祸上身。但我们这样的体制，官员们又掌握着巨大的社会资源，其不作为，社会经济就没法运转。所以说，政治也可以说是政府体制不改革，不建立与市场经济配套的政治体制，现行经济已无法正常运行下去。&六当前，首要问题是保护私有产权。私有产权得不到有效的保护，谁会安心经营？像曾成杰、吴英案，就是一些人利用权力图企业家的财，甚至谋企业家的命，而重庆的“黑打”更是公权力肆无忌惮剥夺企业家的财产，这样的问题一再出现，影响着企业家经营的信心。还有黄光裕以及福布斯富豪排行榜上富豪们的下场，均影响着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发展的信心。首先，若说民营企业在经营中存在一些问题，如偷税漏税、行贿等，这可以说均是体制造成的。现政府为企业创造了不用行贿、按正常程序合法经营的环境了吗？如果没有，那责任就在政府，板子也应该打在体制身上，不应该由企业家承担。所以，企业家有原罪也应当赦免。其次，若说企业在发展中有严重的违规违法问题，责任也在政府。政府监管部门为什么不及时提出并制止呢？当时不履职，不制止，待人家发展壮大了，就眼红了，就抓住人家所谓的问题，把民企的资产全部没收，绝对不是一个法治政府的行为，倒像一个流氓强盗的行为。民间称之为“放水养鱼”、“杀肥猪”。这种权力该作为时不作为或为所欲为任意剥夺民营企业资产的行为，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还有，当前由于经济形势欠佳，一些地方财政收入下降，税收收不上来，于是有一些地方政府就以查“偷税漏税”之名，勒索民企老板交钱，一张口就是上千万元，这种做法无疑也是对企业财产的任意剥夺。这些没有制约的行为加剧了企业家的移民行为。所以说，没有私有财产的真正保护，就不可能有健康繁荣的经济发展。保护私有产权最重要的措施，就是真正有效地限制权力。权力不受限，一切都白谈。&七要建立真正的私有制，首先土地必须私有化。我们搞的土地公有制，实际上变成了土地政府所有制，政府可以随时以各种名义和理由，如“重点建设”、“国家需要”甚至经济发展（商业开发）等，把“自古以来”、“祖祖辈辈”居住的土地上的人们驱赶出去，这种做法严重破坏着社会和谐稳定，破坏着人民安居乐业。还由于土地非私有，投资者所占土地也随时会被政府以各种名义收走，也影响着经营的稳定性，如温州某个市场，原商户都掏钱买了门面房，但是政府要实施“腾笼换鸟”战略，硬是把原商户赶走，把原市场拆掉重建，这样不能保证资产安全的地方如何能让人放心投资啊？还有一些好的项目，引起政府有权人员的眼红，他偏不给你较长的土地使用年限，以便到期侵占你的项目。如我认识一人，其投资的项目不错，很有前途，但当地政府除经常对其骚扰外，只给其批了20年的土地使用权，所以也影响着该项目继续投资。土地不私有也就不会有真正地私有产权，国家经济也将不可能正常。在当前，实行土地私有化，至少可以达到如下效果：一是有利于政府管理转型。当前社会主要问题就是政府强征强拆造成的矛盾，表面上看政府好像是为了发展，其实是谋求土地差价，其结果不能说一点好处也没有，但更多的是制造了很多社会问题。如良田被毁（近几年开发占用的均是河边的平原的好耕地）、群体暴力事件、上访、失地农民等等，严重影响社会安定。所以，土地私有化有利于政府职能转型，由直接参与牟利型变为社会服务型，有利于社会安定。二是有利于让农民富起来。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每年一号文件多是关注农业农民问题，希望农民富起来，但是我国农民一直很穷，为什么？主要是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农产品价格很低，干农业不赚钱，土地升值了，又被政府剥夺了。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想让农民工在城里购房，去“库存”，帮助解决城市大量空置房问题，但是目前房价这么高，农民工那点工资怎能买得起？若把土地所有权交给农民，并在此基础上实行土地自由买卖，不想种地的农民可买地进城。若害怕农民在交易中吃亏，可规定每亩最低限价（20万元或50万元）。想经营农业的也可大量购地办农场，实现农业现代化。三是有利于经济稳定发展。很多项目需要大量的投入，但土地不是自己的，而且有使用年限限制，还有政府随时会以各种理由强制收回，就影响投资者的信心。如我上面举的那个熟人的项目，如果土地是自己购买的，继续投入就放心了，地方政府官员也没理由骚扰了。所以说，土地私有化有助于经济稳定发展。四是可以激活经济要素。现在很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由于土地不是自己的，厂房也就没有多大价值，设备如果不是搞同行业的，也没有多大价值，所以其融资没抵押物，也就融不来资，贷不来款。如果土地私有化了，可以买卖，那么土地厂房就可以做抵押物，也有利于企业融资。这样就激活了经济要素。五是可以促进新农村及乡村文化建设。从微信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些文章，“老了我和你退隐江湖，找一个地方安居下来”、“这样的小院美醉了”、“老去之时，有个小院，只闻花香，不谈悲喜”、“醉美中国古村落”等等，这些都反映了人们的一种内在需求，即希望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院子。山区有很多人想走出来，而城市中却有很多人想在山里有一个小院，甚至拥有一两亩地，感受田园生活（日本很多人也是退休了反而到农村经营农业）。实行土地私有化，可以盘活山区（平原实行大农业）农户的宅基地，农民卖了老宅可以进城，城里人可以到农村建个美丽的庄园。由于没有生活压力，城里人会把农村建成花园式乡村。所以，土地私有化可以激活这一块经济交易，使之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也有助于美丽乡村及乡村文化建设。&八自由，繁荣的保证。当前，在外资撤资，内资外逃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可能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的措施就是管制，就是通过控制汇率、控制换汇额度、控制汇出渠道等措施。但是，靠管制是不可能带来真正的经济繁荣的。我们要反思为什么会出现资金出逃的问题。为什么改革开放之初，外资都踊跃进入，而现在却竞相出逃呢？资金（也可以说是资本）的本性就是逐利的。哪里有钱赚，它就流向哪里。同时，市场经济就是互惠互利的经济模式。资金流入是为了它的利益，但也给我们带来了经济的发展，所以，我们经济总量也迅速攀升，现已达到世界第二。但是，现在资金为什么要逃？是不是我们的政策出了问题？是不是不再有效益？或资金本身安全都出了问题呢？也许有人会说，我们的经济现在是出了点困难，但是，我们的经济发展曾经给这些资金投入者带来了极大的利益，尤其是国内的企业，都是在我们的经济发展中发展起来的，他们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大的受益者，所以在经济困难时期，应该与国家同甘共苦、共渡难关，不能在苦难时一走了之，这就是“不能让李嘉诚跑了”和外汇管制的思维。我们的经济发展确是给这些投资者带来了可观的效益，然而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也正是这些投资者的投资给我们带来了经济的发展，这是互惠互利的，不存在谁欠谁的。这些投资者不欠我们什么，相反我们倒应该感谢这些投资者。如果采用“关门打狗”的方式对待这些投资者，绝对是“恩将仇报”的举措，而且将不再会有人敢在我们这里投资，我们的经济将不可能复苏。所以，出现资金出逃问题，我们首先要检讨我们的政策我们的投资环境是不是出了问题。进而通过完善我们的投资政策，改善我们的投资环境，来留住我们这些投资者，而不是采取管制措施。自由是经济繁荣的保证。谁妨碍了经济发展？谁妨碍了人民致富？是政府的政策，是国家的体制制度。人民追求不断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的动机，就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历朝历代开国皇帝恢复经济、发展经济的唯一措施就是休养生息，即减税免税。政府管的少，征税少或不征税，老百姓劳动的果实不被剥夺，大家生产劳动的积极性就会提高，经济就会迅速发展。历朝历代崩溃的原因也都是横征暴敛，赋税沉重，人民生产劳动得不偿失，进而丧失生产劳动的积极性，以致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最后造成王朝崩溃。改革开放前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实行计划经济，强调集体，没有自由。分配上大锅饭，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结果大家没有劳动积极性，出工不出力，磨洋工，消极怠工，造成效率低下，经济萧条，物资匮乏。改革开放后之所以经济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就在于放开了人们的手脚，允许包产到户，多劳多得；允许私人经营，自负盈亏。激发了人们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进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香港之所以成为世界最繁华的地区之一，就在于自由。在英国管理下，实行零关税，自由贸易，进而吸进了各国大公司到此经营。今天香港的衰落，也在于管控的逐步增多。道理就是这么简单：资金，就是逐利的；自由，才能带来繁荣。所以，外汇，靠管制是不可能有真正稳定的。只有自由，进出自由，才能带来真正的繁荣和稳定。因此，改革体制制度，完善投资环境，是当前迫切要做的工作。我觉得，我们目前的外汇管制及应对汇率下跌的措施是不太明智的。一方面，我们采取管控措施限制换汇及汇汇额度，引起不必要的恐慌，制造了外汇需求；另一方面，汇出外汇的人不惜损失换汇，而政府不让汇率降，就是政府我偏不叫你损失。结果是国家白白损失几千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本来是个人承担的损失，现在国家承担了，这和用国有企业资金救股市一样，必然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该走的资金控不住。与其管控，不如放开，任其汇，任其降，损失个人承担。真自由了，进出无碍，移民或出逃资金反而会减少。另外，我国虽有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那是低工资成本时赚取的，今后工资成本高了，优势不再，再赚很难了。就那么点外汇，并不算多，如不珍惜，很快就会挥霍完。&九降低税率，减轻企业税负，是促进经济繁荣的必要措施。搞企业就是为了赚钱，但是税负太重，辛辛苦苦却不赚钱，肯定降低人们投资经营的积极性。前面说过，历朝历代开国皇帝恢复经济的措施就是休养生息，实行减税免税，几年经济就恢复了。还有，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引进外资，政府对外承诺无偿使用土地，还免几年税收，加上工人工资低等因素，外资纷纷进入，并带动了我国经济技术的快速发展。现在还有太平洋上的开曼群岛，因其税少又低，世界上很多大公司纷纷在此注册。可见减轻赋税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当前的政策对民营经济极不公平。国有企业经营亏损有财政补贴，如中石油、中石化说炼油亏损，国家每年拿出几百亿财政资金对其补贴，而民营企业不但享受不到补贴，还要承担税收之外的各种费用，如地方政府重点工程和面子工程的捐赠支出，还有给官员、经办人员的好处费和敲诈费用。所以，偷税漏税也成为普遍现象（国企一样也有行贿和偷税漏税问题），否则就亏损就维持不下去。这也成为企业的把柄和致命伤，随时都有可能毁灭企业和企业家。当前，搞经营，税负超乎想象，举个例子：租个门店经营，单房租就要交34%以上的税。由于门面房的价格也奇高，一般房租能20年收回购房成本也就不错了，太少也不划算，所以房东都是我净得多少钱，至于多少税均由租房者承担，这样租房经营的成本得有多大呢？所以说，税负太重也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就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来说，财政收入又太少，不少县级政府财政收入还不够发工资，更不要说搞什么民生项目了。问题出在哪儿？就是吃财政饭的公务员太多。据一篇文章（《一个县要养多少官，看完我哭了》，现被删）统计，一个县就有140多个部门，每个部门都有几个局级领导、若干科室若干科级干部若干科员；县里有四大班子，副县以上官员几十个，每个副县官员又有秘书、司机、勤务员等。我曾到过一个贫困县，一个局长告诉我，该县有49个副县级，有的副县级退休了，还享受着一定的待遇；我曾参加过一个市里的工作会，看主席台上三排，坐了53人，这都是副市级领导干部。这样看，人民的负担有多重啊？近几年还年年招公务员，很多刚刚从大学毕业的大学生们都挤破头考公务员，因为公务员收入稳定，福利高（很多公务员的住房都是通过“经适房”名义低价获得的），干得好的将来还有升官的机会。所以，要减税，首先必须减政府机构和公务人员，否则，很可能是明减暗收，即名义上减低了税收，暗里又通过各种费用或执法罚款增加上来。因为毕竟有这么多公务员要吃饭呀。所以，发展经济必然涉及政府体制的改革，因为它已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严格说，现有行政公务人员人数砍去三分之二，都不算多。否则，税收根本降不下来，行政效率也提不上去。&十必须实现政府转型。前面已说到我国政治体制或政府体制已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不突破这个瓶颈，经济已无法发展。要改革政府体制，首先要明确政府的职责，即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当前，由于无有效制约，政府是不该做的乱作为，该作为的不作为，进而破坏了经济的正常运行。简略总结我国政府该作为不作为有以下几点：（1）该履行的监管职责不履行。以致假冒伪劣商品泛滥成灾，严重损害了中国产品的声誉，损害了中国经济。以致中国人宁愿掏高价买国外产品和中国产品在国外被冷落。（2）该维护职工权益不维护。职工讨薪难，许多地方政府往往站在资方一边，打击讨薪者（无非是资方给过官员们一些好处）。（3）该保证司法公正不保证。司法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是，在我国司法不独立，司法是地方政府的一个部门，司法地方化，成为地方党政一把手的私家公堂，书记叫咋判咋判，司法无公正；而起诉地方政府“民告官”的行政诉讼案件，案都立不上。所以，人民信访不信法。（4）该维护治安不维护。比如遇到不合法的暴力拆迁，受害者根本叫不来警察，或警察来了也不管，甚至还有警察帮着拆迁的。（5）该保护环境不保护。甚至一些政府还成为污染企业的保护伞，因为污染企业可以给政府交税，甚至给个别实权人物送好处费。（6）该救济的不救济。比如几年前发生的湖北大学生救人溺亡后，政府救援队无影踪，任由一个牟利的打捞公司独揽救人生意，不给钱不捞人。不该作为的乱作为：（1）强征强拆。前面已分析过，各地政府参与强征强拆的目的是谋取土地收入。（2）收费。我们的政府恨不得把一切都管起来，比如，企业各种证件的年检，车辆年检；还有，各种职业都要考什么资格证，然后也是年检；什么年检？就是收钱。还有，什么都要围起来收费，如寺庙、景区，还有人家的老宅子，还有凤凰古城一个城都要围起来，也是为了收钱。（3）罚款。我国到处都有罚款，很多地方都给执法部门下达有罚款任务，完不成任务可能要扣经费和工资，所以迫使执法部门产生一些奇葩行为，如“钓鱼执法”、“养鱼执法”。还有，对富豪榜上有名的富人采取的“杀猪”行为，这都构成中国执法的奇观。从以上列举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出我们当前政府行为的规律，那就是一切以效益为中心，凡能捞钱的，不该干的也干，甚至是没有条件创造条件干；凡没有效益的，该干的也不干。这就是说，我们的政府已变成了特殊的牟利公司，即利用公权力牟利的超级公司。说它特殊就是人们常形容的形态，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它破坏了市场经济规则，严重影响着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举例说明。比如，中国人近几年在世界各地爆买商品是出了名的，到哪里都是抢购奶粉，如香港、澳洲，还有荷兰等国，直至把人家奶粉卖断货，引起当地人抗议。为什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中国奶粉不合格，接连曝出质量问题。中国多年来实行严格的一胎的计划生育政策，大部分家庭都是一个宝宝，因此都宁愿贵点买国外的产品，也不买国内的产品。国内产品质量差，就是政府监管不到位问题。对产品质量进行严格的监管，这正儿八经是政府应该履行的职责。可是我们的政府却不认真履行，任由企业危害消费者，甚至还动用司法对受害的消费者维权行为进行打击，如石家庄三鹿奶粉案。以致彻底失去了消费者对国产品牌的信任。还有中国游客春节在日本爆买商品问题，甚至连日本买马桶盖也抢购。据说这马桶盖还是在我国苏州生产的，但是国内和国外的标准不一样，国内的标准低于国外的标准。因此哪怕是国产货，人们也宁愿在国外买，不在国内买。这同时也说明，中国人不是没有消费能力，也不是需求不足问题，实际上能出国购物的人才有多少呢？1%的比例也不到，就这都引起了有关国家的恐慌，要是都能出去采购会造成多大影响呢？所以说，中国的问题是没有让消费者认可、放心的产品。假冒伪劣商品的泛滥，恰恰市政府不作为的造成的。难道是中国生产不出好质量的产品吗？也不是。外交部宣称，中国出口商品的质量均能达到100%合格（不合格人家不要）。中国在海外建设的工程质量也是顶呱呱的，比如中国援建尼泊尔的医院在八级地震中完好无损（与汶川地震中学校的建筑质量形成巨大的反差）。为什么出口商品和在国外建设能保证质量？因为中国人好面子，中国政府均把出口和外援项目当作政治工程，因而能严把质量关。为什么在国内销售的产品质量差呢？就是因为国内民众对政府官员没有选择权和监督权，他们不作为，人民一点办法也没有。只有以脚投票，移民或购买外国产品（虽然这是少数人能做到的事情，但我相信，大部分人只要有能力，都会这样做）。而官员们由于不是民选，人民决定不了他们的升迁，所以，他们尽管口头上讲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实际上根本不把人民的诉求当回事。否则，若真是他们口头上讲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那样，认真履行职责，把每件商品都当成出口商品那样严把质量关，把每一个工程都当成外援一样严格履行监督职责，中国经济以及中国政府的公信力也就不是现在这样差了。所以，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中国经济也就难以进入正常发展的轨道。而当前不但不改革政治体制，明确政府职责，规范政府行为，反而是加强政府所谓的经济管理措施，实际上是扩展政府权力，背道而驰，这样，我看不到出路。&【尾记】本来想写几篇随笔，不想一动手便刹不了车了。经济问题是人类社会的核心问题，几乎所有问题都和经济有关，都影响经济的发展。所以，就此打住，否则要写一本书了。&-初稿定稿&来源 独孤行庞大的灾难庞大的灾难——大国的悲剧，兼及不干涉主义庞大的好处统一的语言文字、统一的文化、统一的法律制度，足够多的人才、足够大的资源在足够大的范围内优化配置，足够大的统一市场，更多的分享、学习、交流、创新……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庞大的好处就是：成本更低，市场更大，因而利润更高。经济方面如此，其他领域亦然。庞大的好处一目了然，但千万不要认为庞大的优势理所当然！因为，庞大好处的实质是：在更大的范围内，更多的人和物获得了自由。只有在这个前提下，庞大的好处才会显而易见。庞大的钳制庞大不能自由的话，情况将完全不同。一个国家内部各部分之间的壁垒比国家之间的边界还严格，就将严重地阻碍到社会每一部分的发展！既便同样的钳制制度，在庞大的国家就表现得更为严重：1、体积庞大，惯性很大，难以扭转2、牵扯人多，牵涉面广，动作迟缓3、东方不亮西方亮，总有一块出油的油渣，所以有条件因循苟且，混吃等死、拖延变革，正如俗语所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4、集全国之力，形成强大的利益集团，以强大的武装为后盾，敲骨吸髓、对抗变革。庞大的灾难1、庞然大物的灾难性在于，举全国之力，搜刮民脂民膏（最高的军费比例）豢养了一个看门魔鬼（国家机器），所以，没有力量能强迫他改弦更张，没有什么力量能制约他们行恶，众人只能长期忍受恐怖和残酷。中国人民的忍耐力是最强的，中华民族是坚毅的民族就从此而来。爱因斯坦写给美国总统的信说：“如果纳粹首先拥有核武器，世界将会怎样？”是呀！如果不能让地球没有核武的话，请让核武控制在理性国家手中。美国之后，已有好几个国家有了核武，他们并不都是理性国家，所以核危机仍然没有结束。况且“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就像胡杨一样“活三千年不死，死三千年不倒，倒三千年不朽”。真正是永垂不朽。2、庞然大物的灾难性还在于，只有到最后一刻才会轰然倒地，也就是说不到最后一刻，他一定不会收手。但这个时候，整个国家已经玉石俱焚，做了他的陪葬！3、庞然大物的灾难性最悲催的要算：废墟上崛起的又是一个同样的庞然大物！不过，历史这个车轮，虽然旋转不已，但总会前进。在这片广袤的大地和众多的人口上，终究会有自由的庞大。那时候才是一个真正的盛世。黄金时代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盛世只有两个。一个是春秋时期，半个是宋朝前期，还有半个是民国前期。春秋时期，在周王朝的宽容领导下，小国林立，文化异常繁荣，诸子百家，百姓安居乐业，经济蓬勃发展，人性获得极大的自由，创造力超群，是中国最辉煌的时代。类似于今天的欧盟。宋朝，皇帝吸取五代十国的教训，为了防止军事颠覆，刻意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防范军头，所以，强敌环伺，而军队衰败。但正是因为抑制武扬的国策，科举繁荣，国家机器弱化，导致政权对内控制的放松，民间自由的复兴，经济文化社会迅速发达，国家继春秋以后达到了另一个巅峰。民国早期，国家的控制比较松散，各种思想兼容并蓄，国家欣欣向荣，差一点就走上了正路。兼论不干涉主义一个狼父虐待子女，警察要不要干涉？一个坏蛋关起门来制造炸弹，警察要不要干涉？一个团伙在进行种族清洗，要不要干涉？印度尼西亚屠杀海外华人，我们要不要干涉？一个强权侵略别国，我们要不要吭声？如果日本不炸珍珠港，美国应不应该干涉？答案是显然的。但现在有一种逆流，主张国际事务中无原则的不干涉，无条件的旁观。这是恶人的哲学，不许别人干涉自己做恶，也不愿制止别人做恶，赤裸裸的见死不救，没有人性的冷血，恶人的帮凶。历史一再证明：执行绥靖政策者必将自食苦果。相对于庞大的恶棍，弱者只能寄希望于外部的干涉，请一定不要剥夺朝鲜人民最后的期待。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都应该是“负责任的大国”，就要承担国际责任。当一个统治集团与普世价值相背，百姓处在水深火热的时候，任何负责任的大国不能因为短期的经济利益而被收买，放弃责任。干涉是道义的必然，不干涉反倒是冷血主义。干涉的对象是暴力集团或者统治者，干涉的目的是只是为了保护弱势百姓。干涉的办法很多，出兵只是最后的手段。说明：我说的“庞大”其实就是“大国”。来源 李铭涛 | 2014-07本刊独家整理编辑，转载请注明来源《经济与投资研究》（微信号 OnEconomy）《经济与投资研究》2016 经济趋势调查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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