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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rved　京ICP证110332号　京ICP备号-1　海淀分局备案编号[转载]传统考古学&第（七）篇&浅谈考古学将何去何从？
（此文仅供参考，不当之处，请同仁及时指出）
浅谈中国考古学将何去何从？
自上世纪20年代诞生的中国考古学，现在已经走过了80余年的风雨历程。然而，相比之下，还比较年轻的她自其诞生伊始就注定了要肩负起探寻中国古史的艰巨任务。经过了几代考古学者的辛勤努力，我国考古工作者队伍不断扩大，田野发掘技术和水平不断完善和提高，特别是自然科学技术和手段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不断被吸收和接纳，到目前为止，已经为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文化谱系，中国考古学取得的辉研究成果令世界所瞩目。但是，长期以来，中国考古学被定位在历史学的范畴内，其目标仅是补文献之不足，正文献之谬误。其任务仅是被限制在考察人类古代历史的发展过程的范围内，这不仅极大的阻碍了考古学的研究的领域和研究深度，同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不利于她的进一步发展。随着中国考古学的不断成长，她已经不再满足于停留在历史学的范围内，而是逐渐演变成为一个以人文科学研究为目的，包括大量的自然科学手段和许多其他社会科学理论方法的综合性学科，而其正处于这些学科的焦点上。走出传统考古学，蜕变成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离开母亲的怀抱，开始自力更生的新时代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考古学将何去何从？为现代考古学寻找出路，就成为当代考古学家们必定要思考的问题了！
什么是中国传统考古学和它有哪些特征？
定义：“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考古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编：《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6年 第2页
这里有个关键词“历史”，可见过去学术界通常认为考古学属于人文科学，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传统考古学的定位。（参见张之恒（主编）：《中国考古学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孙英民、李有谋（主编）：《中国考古学通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夏鼐：《什么是考古学》，考古，1984，1）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以“经”和“史”为两大支柱的儒学和史学长期的占据着正统地位，它们的权威是不容任何“异端”所侵犯的。然而20世纪初，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五四运动的爆发使中国学术界的氛围焕然一新，学界提出民主和科学的口号，以顾颉刚为首的疑古派开始向根深蒂固的传统学派问难，他们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理论，并论证中国上古史的子虚乌有，给“信古”以重拳。然而这套“只破不立”的理论和方法跳不出史书典籍的限制，并不能拿出一部真正的“信史”来，这样以田野发掘获得的实物为研究对象的考古学应运而来了。在考古学被引入中国之初，她就深受“国学”的巨大影响，一开始就担当了“正经补史”的角色。这就是中国传统考古学的肇始。尽管到现在考古学在中国已经走过80余年的历程，但是还是有部分的学者没有摆脱这种传统的思维模式的影响。也正是由于这样的背景，长期以来中国考古学一直都是投入在历史学的怀抱中，作为历史学的附属学科出现。传统考古学家们认为，考古学和狭义的历史学一起构成了广义的历史学，犹如车的两轮、鸟的两翼，不可偏废。只不过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实物资料；而狭义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文献资料。在这样的背景下，考古学的任务就是根据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文化遗存，以研究人类古代历史；也正是在这样的学科定位的羁绊下，考古学在其诞生的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没有再在完善和改进自身理论方法上下功夫，发扬善疑和善思的探索精神，以提出和解决问题为己任，却在史学的学科定位上裹足不前，将印证史籍看做是具有最大成就感的工作，并将发现稀世珍宝和评出十大发现视为最高学术荣誉。”——陈淳：《谈考古学的学术定位》，文物世界，2001，6
第12页。但是，由于考古资料的日积月累，考古实践的不断深入，田野考古技术的不断进步。大家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到考古学的资料中蕴含着比大家所能想象到的更为丰富的信息，可以为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提供材料；同时越来越多的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也投入到考古学实践中。像传统考古学那样，单纯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通过以往令考古学家们引以为豪的地层学和类型学两种考古学最主要的方法，在进一步获取更多的有价值的信息方面已经无能为力了。包括其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和理论等方面，考古学在其本身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她正向现代考古学转变。相对而言，传统考古学已经成为重复的收集和记录考古资料的工作了。有的学者将处于这一阶段的考古学称为“文化历史考古学”。并指出“文化历史考古学所从事的还是科学研究中较低层次的工作，我们目前所做的只是搜集和整理考古遗存，根据各自的特点将它们塞进一个无穷尽的文化序列中，而没有将他们看作是了解和探索过去的证据。”——陈淳：《谈考古学的学术定位》，文物世界，2001，6
现代考古学的勃兴和它有哪些特征？
面对新的条件、新的形势，考古学要进一步的发展就要突破常规，从传统考古学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对于任何一门学科来说，它的发展有一个守成与创新的问题。满足于守成，不善于创新，这门科学就难以发展，考古学也不例外。”——陈淳：《谈谈考古学的新与旧》，文物季刊，1999（1）：14。为此，“我们必须认识到，考古学家和古董商以及废铜烂铁收集者之间的差别，在于考古学要用一套法则将观察到的现象和事实转化为对过去有意义的说明。”——陈淳：《谈考古学的学术定位》，文物世界，2001，6
第11页。而现在，我们似乎看到了契机。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办的“考古学的定位”学术研讨会在考古研究所学术报告厅举行，约有近50位中外学者参加了研讨。会议由王巍副所长主持，就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究竟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还是应该从属于人类学或历史学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考古学的学术定位关系到该学科的发展方向，而召开这样的学术研讨会是有其国际背景的。在美国，考古学是长期附属于人类学的，20世纪60年代，新考古学兴起后以宾福德为代表的“过程考古学派”提出所谓的“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的观点，对考古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伴随着新考古学的逐渐衰落，美国考古学界开始出现了新的变化，在2000年美国考古学会第65届年会上，包括Jim
Wiseman，GaryFreiman，DegePrice
在内的一批当代考古学家提出了“作为考古学的考古学”，著名的学者宾福德也改变了原来的看法转而支持这一观点。美国考古学的这一动向与中国考古学面临的问题不谋而合。美国考古学走出人类学；而中国考古学也开始逐渐的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这次召开的关于“考古学的定位”的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基本上有一个共识，认为由于自然科学方法和技术手段广泛应用于考古中，同时人文学科领域的方法和理论同样也越来越多的加入考古学领域，考古学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之势，这种发展使得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与以往的传统考古学已有很大的不同。除有少数学者仍坚持走传统道路外，大多数学者都承认考古学应该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存在。她有着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与人类学和历史学有显著的不同，她应当成为与人类学和历史学同样的一级学科，而不应该被置于他们的附属下。在与会发言的学者中，以王巍先生的表述最为明确和旗帜鲜明，他认为“考古学是主要依据过去的人们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资料（即遗迹和遗物）及其与人类活动有关的遗存研究人类的文化与社会的发展过程，并探索其背景和动因，总结发展变化规律的一门科学。其基本研究方法主要有考古地层学、考古类型学、区域分析、不同文化间的相互关系研究、聚落遗迹和遗物的功能分析、墓葬分析等，不一而足。”——王巍等：《“考古学的定位”学术研讨会笔谈》，考古2002，3
第85页。可见，他认为考古学、人类学和历史学既有共性、又是各自独立的学科，彼此不存在附属关系。“三个学科在以研究人类的过去、探索其规律方面存在共同点，但各自研究的出发点或立足点不同。历史学是从古代文献出发，立足于文献史料的整理与研究；考古学是从遗迹和遗物出发，立足于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人类学则是从活着的人们集团出发，立足于对有关的人们集团进行缜密的调查与分析。三者目标相近，但研究的途径与方法各不相同，是从各自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简而言之，历史学是以书见人，考古学是以物见人，人类学则以人见人，即由今人见古人。”—王巍等：《“考古学的定位”学术研讨会笔谈》，考古2002，3
通过这些表述，我们知道中国现代考古学已经不同于传统考古学的定位，她已经从历史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进行更为广阔领域的研究。与会代表唐际根、荆志淳两位学者以洹河流域区域考古研究项目为例，指出现代考古学研究的资料提出的问题和实际上可以回答的问题有很多是已经超出了历史学和人类学的范畴的。例如“根据自仰韶时期以来洹河流域的人类聚落分布规律，结合地质钻探，我们确定了史前至东周时期洹河在安阳附近地段的改道记录。根据土壤磁化率分析，殷墟遗址内出土的动、植物遗存鉴定以及甲骨卜辞中的有关记录，我们认为3000年前中国安阳附近的气候较现今温暖湿润（支持当年竺可桢关于中国华北地区古气候变迁的推测）。尽管在研究计划中，这些问题从属并最终服务于根本目标，但本质上却是地理学和气象学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由考古学解答的。”——王巍等：《“考古学的定位”学术研讨会笔谈》，考古2002，3
关于研究方法，在王巍先生表述中我们看到，现代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已经不仅是地层学和类型学了，还有很多其他的方法，王先生用“不一而足”来表示。在传统考古学中，地层学与类型学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在方法和技术手段日益丰富现代考古学中，对于获得更多有价值的考古资料，地层学和类型学则是无能为力了。“例如，生铁冶铸技术的出现，尤其是西汉时期钢铁冶炼体系的形成，被认为是解释战国和西汉时期社会繁荣发展的根本原因，但这一结论显然不是直接来自于地层学与类型学，而需要对金属标本进行金相分析。又如，现代意义的墓葬研究，早已超越了随葬品排队和编年阶段。在探索古代社会组织和人类生活习俗等学术目标下，人骨的鉴定和统计学方法的应用体现出非凡的意义。”——王巍等：《“考古学的定位”学术研讨会笔谈》，考古2002，3
现代考古学中的研究对象也不再局限在传统意义下的遗迹和遗物，而是还包括“与人类活动有关的遗存”，可以是土壤、植物的种子、孢粉等等。正是由于这些不同造成了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研究的目标已经不再是用来正经补史的手段，已经不再是对考古遗存进行简单的描述和记录，也不再是局限在对文化传播和变迁的讨论了。现代考古学要“发挥自身优势，在为历史学和人类学服务的同时，为其他更多的学科，为社会提供更为有效和更广泛的服务。这是考古学的前途所在。”——王巍等：《“考古学的定位”学术研讨会笔谈》，考古2002，3
根据王先生的表述，现代考古学的宗旨不仅是研究人类古代文化与社会的发展过程，也要探讨其背后的动因及规律。但他有承认“三个学科的研究方法都有局限性，仅凭某一学科，难以承担其研究人类的文化与社会的发展和变化的历程，探讨其背景和动因，并总结其规律的重任。因此，需要三个学科之间加强协作，优势互补。不仅如此，还要同其他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加强联系，多学科联合，共同攻关。这应当成为今后这三个学科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方向。”——王巍等：《“考古学的定位”学术研讨会笔谈》，考古2002，3
中国考古学之路在何方？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失败，造来许多国际同行的非议，有人指称“今日中国大陆的考古学田野方法与美国1930年代的相仿佛。”——（参见陈星灿、刘莉《夏商周断代工程引起的网上讨论纪实》，古史考第九卷，《民间论三代》，海南出版社2003）
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从事的考古学属于文化历史考古学范畴，着重对考古学文化及其传播和变迁进行研究，那时以WC麦克恩为首的一批考古学家在美国中西部地区进行田野发掘，创造出了一种器物分类和文化的命名系统，被称为“中西部分类法”。这种分类系统将文化看作是个别器物和特征的组合，并不留意人类行为对这些特征形成的影响，它一直被美国大部分区域考古学家所采用，直到20世纪60年代，不满足于只对器物进行描述和记录的新考古学兴起。新考古学家们把生态学和进化论引入考古学，并对传统的文化历史考古学进行深入的反思，或者说是革命，要求把考古学从历史学的记叙转向对人类行为、社会规律的探讨上。陈淳先生曾高度肯定了新考古学对创造新理论、新方法和引进自然科学以增进考古学的科学性等方面的贡献。（参见陈淳：《谈谈考古学的新与旧》，文物季刊，1999，1）强调中国考古学应该重视理论方面的探索和创新，积极地吸收和借鉴国外先进系统的考古学理论和方法，而不是固步自封的认为“西方考古学的理论探讨好像是故弄玄虚的‘考古哲学’”。在这样的新的形势和氛围下，我们就会产生一个疑问：中国现代考古学是要步美国后尘，走出一个中国的新考古学呢？中国考古学之路究竟在何方？或许我们不必急于问答这个问题，强行先给中国的考古学规定个预定的途径的做法会违背客观，其结果只能适得其反。可以换一个角度去看，不要急于回答走什么路，而是要问怎样走下去？中国考古学将怎样发展？能否为世界考古学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是中国考古学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对这一问题，王巍先生言简意赅把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展方向概括为：科学化、国际化和大众化。（参见王巍：《中国考古学发展方向刍议》，光明日报，）
中国考古学的科学化
现代考古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相比，它与自然科学的关系最为密切，以往通过传统的地层学和类型学所搜集和获得的考古资料已经不能满足考古研究的需要了，而是要求借助于各种自然科学的理论与技术手段尽最大的努力去收集能为考古研究利用的古代人类所遗留下来的信息。“应当看到，近几十年来，科学技术的进步使考古学大受其益。包括质谱加速器测年在内的各种测年技术、通过孢粉、植硅石和植物遗骸以及动物骨骼研究古环境、古人类遗传基因的分析和计算机及其相关技术的发展而出现的GPS（卫星定位）、全站仪、GIS（地理信息系统）等先进仪器的广泛应用，为考古学的发展开辟了无比广阔的前景。”然而，虽然现代考古学在这方面比照传统考古学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与欧美等考古学发展比较先进的国家相比，我们在结合的深度和广度上都明显不足。新世纪新条件下，中国的考古学者应该下功夫与自然科学家增进了解、加强合作，扬长避短，实现优势互补。考古工作者的自身素质和理论建设也要不断的提高起来，培养出更多的不但精于考古学科的理论方法，同时还要兼通诸多与之相关联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理论方法的综合性人才。
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化
中国考古学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作为世界考古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文明是独立的土生土长的原生文明，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发展道路较之欧洲、非洲、美洲等地更具典型性、代表性和适用性的特点。研究探讨中国古代文明“不仅对中国考古学乃至中国历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世界人类社会的演进过程的研究和规律的探求，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中国现代考古学者们应该加强对中国考古学成果的宣传，让世界了解中国的考古学，同时积极主动地加强与国外考古学界的交流与合作，关注国际考古学研究的前沿和动向，并积极的参与世界性的难点和热点课题的探讨（“如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城市起源、金属制作技术的起源与传播、环境的变迁与文化发展、人类社会组织的发展与变化过程及其原因与背景等”），从国际考古学术界汲取营养促进自身的发展。
中国考古学的大众化
由于种种原因，普通民众并不是十分的了解什么是考古学。“如有人认为考古就是研究古董，将考古学家视同把玩古董的人；有人认为考古就是挖坟掘墓的，没有什么学问可言；有人认为考古学是研究过去的，与现代无关；还有人认为考古很神秘。”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由于考古学者们缺乏将考古学通俗化、大众化的意识。解决这样的问题，就要求考古学中们以推广和普及考古知识为己任，将考古学通俗化、大众化作为自已义不容辞的责任。加大力度搞好文物的展示和保护工作，多宣传历史方面的知识，然民众更多的了解、关心和支持新时代的考古事业，以此达到弘扬民族的精神，增强民族的凝聚力目的。
总之，现代意义的考古学学科的定位上，学科发展的前景上与传统考古学都有着许多重大的差别，认识到这些差别对我们进一步提高考古学工的效率和科学性，拓宽考古学研究的范围，充分挖掘考古资料所蕴含的古代人类行为和自然环境的信息，全面深化考古学研究的内容等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在新形势、新氛围下，我们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和与时俱进的精神，更加积极、主动地在考古实践中进行新的尝试，不断的开拓创新，进一步促进考古学的科学化、国际化和大众化。只有这样，现代考古学的研究之路才会越走越宽阔，研究成果才会越来越灿烂辉煌。我们对中国考古学绚烂的明天将拭目以待！（参考袁靖：《展望考古学的前景》，光明日报，）
不同观点声音如下：
中国的考古学道路现在正面临在一个交叉路口，如何走下去这个问题现在需要广大考古工作者达成一个共识，首先要对现阶段已经发展进步的考古学有一个更合适的定位，只有这样未来的道路才能越走越宽。传统考古学的地位也并非会为此而遭到怀疑，合理的利用和引导才是正确之路。
五十多年的发展，我想考古学发展足够可以了，现在的任务是将近五十年的成果向社会展现，普及考古知识。试问现在很多民众连最基本的历史和考古知识都不知道，甚至都不知道考古是干什么的，电视上的鉴宝被人家误认为是咱们的本行。现在的考古学严重脱离了人民，成了象牙塔。
探险探奇探宝探秘
八字方针吧。
“我们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和与时俱进的精神，更加积极、主动地在考古实践中进行新的尝试，不断的开拓创新，进一步促进考古学的科学化、国际化和大众化。”
&若干若干年以后，考古人可以根据这句话的时代特征准确的判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胡代的文章，从而得出结论：这个时代是中国考古从传统考古向后期考古过渡阶段
老百姓基本不知道考古的真正意义，以为就是挖宝，有的电视节目为了吸引眼球，把文物的市场价值摆在第一位了，其实，无形的东西如当时古人的社会形态，生活风俗，文化背景等，通过电视节目复活这一虚拟空间，让现代人体验回到过去，时空倒流的震撼应该比展示文物更具震撼力。考古应该大众化，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保护文化古迹，享受保护成果。
说到底还是中国现在经济水平低了，一定的社会存在决定一定的社会意识，当中国经济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候，考古学自然会成为一门社会能接受独立学科，民众有了文化遗存保护意识，各级政府机构在推行某些政策时不得不考虑文化遗存层次
不能全怪经济水平。难道都如同现代考古学发迹时候的贵族掌握考古，考古才能真的成长起来。一个学科的成长如果如此依赖经济水平，恰恰说明这个学科的不成熟。也说明这个学科在民众中的形象问题。现在的有钱人反而不如那些没钱的人。没钱的人知道文物属于国家，很多有钱人呢？
第三，在现行政府体制下，你认为政府机构会考虑多少民众的文化遗存保护诉求。在为党说话还是为人民说话的选择中，政府机构的选择是明确的。也是极其让人郁闷的。
洗洗睡吧。。虽然有点愤世嫉俗，但想想未来，也就是想想。憧憬一下，如此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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