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周永康徐才厚等落马后很多人思考何为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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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专家：周永康徐才厚等落马后很多人思考何为信仰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入党
　　我们为什么要入党？这是一个本不是问题的问题。
　　在革命战争年代，保家卫国、消灭剥削需要流血牺牲，入党的目的清晰而又简单。有牺牲就有神圣，有神圣就会形成和强化信仰。
　　今天，共产主义的路径需要我们寻找，过程中会有人迷茫。尤其是当周永康、徐才厚这样的大贪官被揭发出来后，很多人开始思考，信仰是什么？我们加入党组织是否必然产生信仰？
　　笔者曾连续几次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为入党积极分子作“我们不能没有信仰”的演讲。有位学生在百度贴吧中写道：原本我写入党申请书并没有考虑自己信仰什么，只是毕业后所选的工作岗位必须是党员。听了公教授的报告，虽然不能说已经解决了共产主义信仰问题，但至少感到该信点什么。由此推理，军队的军官都是党员，否则便没有发展空间。这就决定了考入军校的青年学员，绝大多数要入党，哪怕没有共产主义信仰。
　　这说明入党与利益有直接关系。有关系并不可怕，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奋斗的一切都和利益有关，离开利益就要出丑。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处理好利益关系，换言之，我们是否通过入党确立起正确的利益观和价值观。根本而言，党没有独立于人民之外的利益，但党的成员有利益，有利益就需要解决利益观和价值观，这是人生选择、社会选择的前提。
　　价值观与利益观紧密相连，但各有侧重，利益观更多影响着利益取舍，价值观影响着价值追求与精神目标。我们这支军队是由共产党缔造的，我们的价值实现与精神追求，不可能脱离党的信仰而单独存在，否则必因为虚无而发生蜕变。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认为，人与生俱来的恐惧是绝对价值的丧失，要避免绝对价值的丧失，就必须寻找和创造意义与价值。
　　一个人是这样，一个集团是这样，一个民族也是这样，谁找到了意义和价值，谁就可以获得巨大的力量。
　　我们来看列宁格勒保卫战发生的故事：被围困长达1年4个月的列宁格勒，粮食奇缺，每个成年人每天只能供给125克混杂了木屑的面包。那段时间，人们最艰难的选择不是死亡，而是活着。然而，当一辆向前线送面包的汽车被德军炸翻，司机牺牲，饥饿的人们围了上来，把面包捡起来，但没有一块面包吃进肚子，而是收集起来，直到新车到来将面包拉走。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创作了《列宁格勒交响曲》第二部。后来，他接受采访时说：“我要告诉世界，我们依然活着，我们必将胜利。”
　　这就是信念的力量。共产党激发的就是这种力量。
　　(本文作者为国防大学教授 公方彬）
(责编：张俊、张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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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与利益观紧密相连，但各有侧重，利益观更多影响着利益取舍，价值观影响着价值追求与精神目标。 东方IC 资料【编者按】今天（12月29日）出版的解放军报以《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入党》为题刊文。文章说，当周永康、徐才厚这样的大贪官被揭发出来后，很多人开始思考，信仰是什么？我们加入党组织是否必然产生信仰？军队的军官都是党员，否则便没有发展空间。这就决定了考入军校的青年学员，绝大多数要入党，哪怕没有共产主义信仰。这说明入党与利益有直接关系。有关系并不可怕，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奋斗的一切都和利益有关，离开利益就要出丑。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处理好利益关系，换言之，我们是否通过入党确立起正确的利益观和价值观。我们这支军队是由共产党缔造的，我们的价值实现与精神追求，不可能脱离党的信仰而单独存在，否则必因为虚无而发生蜕变。全文如下：我们为什么要入党？这是一个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在革命战争年代，保家卫国、消灭剥削需要流血牺牲，入党的目的清晰而又简单。有牺牲就有神圣，有神圣就会形成和强化信仰。今天，共产主义的路径需要我们寻找，过程中会有人迷茫。尤其是当周永康、徐才厚这样的大贪官被揭发出来后，很多人开始思考，信仰是什么？我们加入党组织是否必然产生信仰？笔者曾连续几次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为入党积极分子作“我们不能没有信仰”的演讲。有位学生在百度贴吧中写道：原本我写入党申请书并没有考虑自己信仰什么，只是毕业后所选的工作岗位必须是党员。听了公教授的报告，虽然不能说已经解决了共产主义信仰问题，但至少感到该信点什么。由此推理，军队的军官都是党员，否则便没有发展空间。这就决定了考入军校的青年学员，绝大多数要入党，哪怕没有共产主义信仰。这说明入党与利益有直接关系。有关系并不可怕，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奋斗的一切都和利益有关，离开利益就要出丑。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处理好利益关系，换言之，我们是否通过入党确立起正确的利益观和价值观。根本而言，党没有独立于人民之外的利益，但党的成员有利益，有利益就需要解决利益观和价值观，这是人生选择、社会选择的前提。价值观与利益观紧密相连，但各有侧重，利益观更多影响着利益取舍，价值观影响着价值追求与精神目标。我们这支军队是由共产党缔造的，我们的价值实现与精神追求，不可能脱离党的信仰而单独存在，否则必因为虚无而发生蜕变。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认为，人与生俱来的恐惧是绝对价值的丧失，要避免绝对价值的丧失，就必须寻找和创造意义与价值。一个人是这样，一个集团是这样，一个民族也是这样，谁找到了意义和价值，谁就可以获得巨大的力量。我们来看列宁格勒保卫战发生的故事：被围困长达1年4个月的列宁格勒，粮食奇缺，每个成年人每天只能供给125克混杂了木屑的面包。那段时间，人们最艰难的选择不是死亡，而是活着。然而，当一辆向前线送面包的汽车被德军炸翻，司机牺牲，饥饿的人们围了上来，把面包捡起来，但没有一块面包吃进肚子，而是收集起来，直到新车到来将面包拉走。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创作了《列宁格勒交响曲》第二部。后来，他接受采访时说：“我要告诉世界，我们依然活着，我们必将胜利。”这就是信念的力量。共产党激发的就是这种力量。（本文作者为国防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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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美国阿灵顿国家公墓原标题：专家呼吁建国家军人公墓：提供向英雄下跪的地方纪念是今年9月的一个关键词。继月初举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后，我国将于9月30日迎来第二个烈士纪念日。在9月3日的阅兵庆典上，国共两党抗战老兵乘车经过天安门广场，成为整个阅兵式的一大亮点。活着的英雄享受荣光，牺牲的烈士也没有被忘记。2015年清明节期间，驻缅甸大使杨厚兰及夫人阮蔚和部分馆员赴缅甸东吁市中国远征军纪念碑祭扫凭吊，并向纪念碑管理委员会捐赠善款。8月底，由民政部、中宣部、外交部、财政部、侨办、台办等部门组成的代表团分别在菲律宾马尼拉华侨义山公墓、巴布亚新几内亚科科坡中国抗战将士陵园和马来西亚华侨机工回国抗战殉难纪念碑前举行纪念抗战烈士活动。这些纪念烈士的活动受到国内外舆论的好评。纪念活动既是在缅怀先烈，也是在关照现实。在第二个烈士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本报记者就此专访了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中国青年报记者：公教授好!去年8月3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设立烈士纪念日的决定，以法律形式将9月30日设立为烈士纪念日，就是要让年轻人永远铭记这些为国牺牲的人。公方彬：是的，我们设立“烈士纪念日”，就是要解决价值坐标问题。我们必须明白，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需要高尚的东西去引领。我们不能庸俗不能堕落。一个社会的价值坐标应该很清晰，它引领着这个社会的走向。叔本华说过一句话，人与生俱来的最大恐惧是绝对价值的丧失。近些年来社会上出现恶搞英雄、远离崇高这些现象，就是社会价值坐标紊乱的后果，不知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经济发展了，精神虚无了。我们必须重新厘清价值坐标，厘清价值坐标就要找一个最佳切入点，其中为国牺牲的人最能够标明你的精神高地，最能够支撑你的价值坐标。中国青年报记者：近几年来，我国相关部门将部分在韩中国志愿军烈士遗骸和在缅中国远征军将士遗骸迎接回国安葬，您对此有什么看法？公方彬：这件事近年来我们主要做了4个方面的工作，首先是政府和群众对这项工作必要性的认识大大提升。前几年有的地方涉及房地产开发，把烈士陵园都拆了。近年来，不管是国内的烈士陵园还是在国外的，我们开始关注了。近年来民间也在搞迎接抗战老兵遗骸回国工作，像云南，民间做的就比较多。网上甚至有专门的相关群众组织来做这个事情，政府开始行动，民间开始行动，形成一种互动。第二个是观念有所超越，我们现在的认识已经不像以前，这几年，我们开始关注国民党远征军，这就是观念突破了。突破在哪里？它上升到民族的意志，大国崛起的变化在这次“9·3”阅兵中也看得出来，接受检阅的老兵中既有来自共产党军队的也有来自国民党军队的。这是历史思维突破、价值观丰富起来的一个必然结果。第三个就是我们国家多部门联合搜集海外牺牲相关人员情况，搞了两三年了，民政部、解放军总政治部，还有一些相关部门都参与了，影响比较大。这是具体工作的体现。第四个是最近最鲜明的，大家都看到了，从韩国迎回烈士遗骸，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中国青年报记者：为国牺牲的人，无论你在哪里，都不会被忽略、被忘记，这是各国通行的做法吧？公方彬：是的，比如美国，他们就非常重视牺牲者。到目前为止，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他们仍然到朝鲜战场、越南战场、飞虎队曾经飞越的驼峰航线去寻找美国士兵的遗骸。每发现一具都覆盖国旗，迎回去隆重下葬。它为什么这么做？美国专门有一个司令部就是干这个的，人数很多，花费很大。有媒体曾经采访过他们司令，问为什么这样做，一年要花多少钱？他说，你这个问题我可以回答，但我不想回答，因为这容易造成一个逻辑，就是你们花这么多钱，一年才找回这么几具遗骸，不值得。其实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价值坐标，我们是用死者教育活着的人。其实他们入土为安，我们可以不把他们运回来，但是主要是教育活着的人。你为国家作出了贡献，我们就向你负责，不管你是活着还是死了。让人感受到执行过国家意志为国牺牲的人都能得到高贵的褒奖，这方面美国做得很好，曾有人告诉过我他在美国读书时亲身经历过这样的场面：在飞机上，广播里说今天有在阿富汗作战回来的美国士兵，让我们向他表示敬意，整个机舱内顿时掌声热烈，许多人过去跟其握手合影，还有坐头等舱的人主动与他换座。这种价值观不就是长期营造的社会价值引领的结果吗？我们现在逐渐重视这个问题，其实也是为了教育人、启发人，让民众找到什么应该沉淀在我们的精神世界，注入我们的情感系统，让我们时时受洗礼。中国青年报记者：第二个烈士纪念日即将到来，您很早就呼吁国家要善待为国牺牲者并大力弘扬其精神，能否谈一谈这些年来我国日益重视烈士纪念工作的表现和过程？公方彬：这方面我觉得进步不小，但还有差距。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非常重视信仰信念价值观问题，国家也出台了很多善待优抚、提高抚恤金等政策，做得确实不少。还有差距主要是体现在缺少质感。我们缺少一个国家军人公墓。现在咱们的国家纪念仪式都是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进行，它是一个抽象的符号，一般抽象的符号不感人。人民英雄纪念碑体现的是几千万牺牲者，但是你过去围着转的时候会流泪吗？流泪是触景生情，为什么美国人到阿灵顿公墓会流泪呢？人们去那里纪念亲人的时候，美国有一个仪仗连，连长会带着两个士兵，向那些亲人说，我代表美国总统和美国国防部长对您的亲人为国家作出的贡献致以崇高的敬意，然后赠送一面美国国旗，这时牺牲者的亲人能感受的那种荣誉感是难以言表的，周围观看的人也会被感动得流泪。你围着抽象的纪念碑转谁会受到冲击呢？所以这几年我一直强调应该给我们提供一个向英雄下跪的地方，那里有一种神圣感、净化感，尤其是对今天的青年而言，更有必要。中国青年报记者：去年烈士纪念日，我国各级举行了公祭活动。除了开展公祭活动，您认为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公方彬：就像前面说的，我们怀念牺牲的人，也是在关照活着的人。纪念日有了，国家意志有了，这都是一种国家层面的行为，非常好，但是我们应该强调细节，强调营造，强调恒久，强调制度化。营造氛围的时候需要质感，去了以后不能只简单念念口号。我在西安上学的时候有一个延安现地教学，到18烈士墓前，教员讲得热泪盈眶，我们每个学员也是热泪横流，那种净化感过了几十年都记得。我们到烈士墓去应该是发自内心地去寻找一种感动，这里面就需要程序的设计、要求、监督。只有把每个细节做好了我们才能真正有内心的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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