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哪个翻译家同一部赏析文学作品翻译在不同时期翻译了两次?要中译英的

批翻译家,他们的中译英水平绝不输给外国人;然而,“项目”如何才能从“边缘”走进“中心”呢?;181817埃文-佐哈尔《多元系统论》,张南峰译;以美国为例;诗学在外来文学、文化的译介中所起作用的例子也是比;至于“赞助人”因素在译介中的作用,这只要举我们国;20据朱徽《中美诗缘》,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21转引自《中美诗缘》,第181页;22同上,第179页
批翻译家,他们的中译英水平绝不输给外国人。我这里甚至还可补充好几个例子,如方重翻译的陶渊明的诗,孙大雨翻译的屈原的《楚辞》,国外有关学者在进行过不同译本的比较研究后,也心悦诚服地指出,它们比国外翻译家翻译得还要好。但是,文章最后的结论却未免失之偏颇,这是因为译介(向国外译介中国作品)的成功与否,并不完全取决于翻译质量的高低。译得好(这里主要指译得正确),并不见得就一定会有市场。对此,我想我们每个喜欢翻译文学作品的人都会有切身的体会。譬如,我就喜欢傅雷的译作,见一本买一本,毫不犹豫。但是,假若有某个精通中文的法国人,他把巴尔扎克的作品也译成了中文,而且他对巴尔扎克的作品的理解要比傅雷正确得多,我会不会买呢?我想不会。而且不光我不会买,许多和我一样喜爱傅译的读者也不会买。不要说这个虚构的法国人的译本我不会买,事实上,近年来已经有好几家出版社也推出了不少新的、相信比傅译译得更加正确的巴尔扎克作品的中译本,但是购买者和读者有多少呢?恐怕根本无法与傅译的购买者和读者相比吧?这其中的原因,也许与钱钟书情愿一本接一本地重读林纾的译本,而不愿读后来出版的、“无疑也是比较正确的译本”一样的道理。翻译家个人及其译作所独具的魅力,显然是译本能够广为流传并被读者接受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不过,对于要把一国文学、文化译介到另一国、另一民族去,其中的决定性因素却远不止翻译家对读者的吸引力,另外还有政治因素、意识形态、占主流地位的诗学理论、赞助人(出版社、有关主管部门或领导等),等等。这也就引出了埃氏多元系统理论对我们的第二个借鉴意义,即多元系统理论帮助我们更深刻地审视和理解文学翻译,并让我们看到了文化译介过程背后的诸多因素。
埃文-佐哈尔指出:“在某些运动中,一个项目(元素或功能)可能从一个系统的边缘转移到同一个多元系统中的相邻系统的边缘,然后可能走进(也可能走不进)后者的中心。”如所周知,在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多元系统中,翻译文学往往处于边缘。如果翻译文学这个“项目”能从“边缘”走进“中心”,那就意味着翻译文学在该国或该民族被广泛接受、认可了,译者的译介也就取得成功了。
然而,“项目”如何才能从“边缘”走进“中心”呢?埃文-佐哈尔先借用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蒂尼亚诺夫的话对多元系统内部状况作了一番描绘:各系统“在多元系统中处于不同的阶层。”“各个阶层之间无休止的斗争构成了系统的(动态)共时状态。一个阶层战胜另一个阶层,则构成历时轴上的转变。一些现象可能从中心被驱逐到边缘(称为离心运动)。另一些现象则可能攻占中心位置(称为向心运动)。”然后指出,正是多元系统内存在的关系(如各阶层之间的张力),“决定多元系统内的过程,而且决定形式库(repertoire)层次上的程序,就是说,多元系统中的制约,其实同样有效于该多元系统的实际产品(包括文字与非文字产品)的程序,例如选择、操纵、扩展、取消等等。”而这种制约,多元系统论的继承和发展者、当代英国翻译理论家西奥?赫曼斯把它归纳为“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三要素。可见,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学、文化要译介到另一国、另一民族去,除了翻译家个人对读者的吸引力外,译入语国家或民族的“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是三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17
181817 埃文-佐哈尔《多元系统论》,张南峰译,《中国翻译》2002年第4期,第21页。
同上,第21页。
以美国为例。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接连翻译出版、发表了中国唐代诗人寒山的诗一百余首:1954年发表了阿瑟?韦利(Arthur Waley)的译诗27首,1958年又发表了史耐德(Gary Snyder)的24首译诗,而1962年更是推出收入了一百首寒山诗的译诗集。寒山诗的翻译之所以能在美国如此走红并广受欢迎(研究者在六十年代初美国大学的校园里碰到的大学生竟然几乎都知道并读过寒山诗),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译得“好不好”显然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如果把译诗与中文原文对照一下的话,我们的翻译批评家很可能会发现一些甚至不少理解或表达不如我们自己的翻译家的地方),而是如同有关学者研究后所指出的,“因为寒山诗里恰巧有年间,美国新起一代追求的一些价值:寒山诗中不乏回归自然的呼声、直觉的感性,及反抗社会成俗的精神。”换句话说,也就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社会流行的一种意识形态促成了寒山诗在美国的翻译和出版。
诗学在外来文学、文化的译介中所起作用的例子也是比比皆是。仍以美国为例:二十世纪头三十年中国的古诗也曾经在美国得到许多翻译和传播。据有关专家统计,仅从1911年至1930年的短短二十年间,中国古诗的英译本就多达数十种。其中较著名的有:庞德(Ezra Pound)翻译的《神州集》(再版),改写和翻译了李白、王维的诗15首;洛威尔(Amy Lowell)和艾思柯夫人合译的《松花笺》(1921),收160余首中国古诗,其中大半为李白的诗;以及弗伦奇(J.L.French)翻译的《荷与菊》(1928)、宾纳(Witter Bynner)和江亢虎合译的《群玉山头:唐诗三百首》(1929),等等。而之所以在这一时期的美国会形成这样一个翻译中国古诗的热潮,与美国新诗运动的倡导者、意象派诗歌的领袖人物庞德、洛威尔等人的热心译介有直接的关系。而庞德、洛威尔等人之所以会如此热心的译介中国古诗,则正如美国文学史家马库斯?坎利夫在《美国文学》一书中所指出的,“正当这些诗人(即意象派诗人DD引者)处于关键时刻,他们发现了中国古典诗歌,因为从中找到了完美的含蓄和精炼的字句而感到无比兴奋激动。”庞德自己也曾坦率地提到他翻译中国古诗的动机:“正因为中国诗人从不直接谈出他的看法,而是通过意象表现一切,人们才不辞繁难去翻译中国诗歌。”由此可见,正是因为中国古诗与意象派诗人正在寻觅和正在大力倡导的诗学原则的一致性,才形成了上世纪初在美国的中国古诗的翻译热潮。反之,当要译介的外来文学、文化与本国的主流诗学精神相抵触、相违背时,那么这种译介就很难取得成功。对此,我们只要想想我们自己国家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情景即可明白:当时,我国的主流诗学原则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于是西方现代派的作品就难以在当时的中国翻译出版,而一大批属于社会主主义现实主义流派的作家作品,如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品,就得到大量的译介。
至于“赞助人”因素在译介中的作用,这只要举我们国家的一些例子就很容易说明白。当然,这里所说的“赞助人”并不指某一个给予具体“赞助”的个人,而包括 钟玲《寒山诗的流传》,载《中国古典文学比较研究》,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7年,第168页。
20 据朱徽《中美诗缘》,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79-181页。
21 转引自《中美诗缘》,第181页。
22 同上,第179页。
政府或政党的有关行政部门或权力(如审查)机构,以及报刊、杂志、出版社等。如果我们的有关部门,如宣传部、文化部或教育部等,鼓励或倡导翻译出版某部或某些外国作品,那么这些作品自然会得到大力的译介。譬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俄罗斯古典文学作品和苏联的文艺作品曾得到极其广泛的译介,而这与当时政府和政党有关部门的大力引导、支持(甚至包括指令性的安排)显然是分不开的。这里我们还可举出著名翻译家杨宪益的例子,他对他半生英译中国文学所作的一番自我评价,可以视作是对“赞助人”因素在翻译过程中所起作用的一个具体的注释。杨先生曾不无遗憾地说:“不幸的是,我俩(还有其夫人戴乃迭DD引者)实际上只是受雇的翻译匠而已,该翻译甚么不由我们做主,而负责选定的往往是对中国文学所知不多的几位年轻的中国编辑,中选的作品又必须适应当时的政治气候和一时的口味,我们翻译的很多这类作品并不值得我们为它浪费时间。”23“赞助人”因素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顺便指出,权威的出版社、有良好品牌的丛书等,也是图书能赢得市场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能赢得市场,也就意味着译介有可能取得成功)譬如,就翻译文学作品而言,我们(譬如我本人就是如此)会对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这样一些享有较高声誉的老牌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比较信任,同时也会乐意购买。而如果是其他出版社、尤其是一些不太熟悉的出版社出版的,明明是同一部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作,我们也许就会犹豫,除非那个译者是我们非常欣赏的、也非常信任的,否则多半就不会买。在国外,情况其实也一样。一部图书(包括译作),一旦由某权威出版社出版,或是列入某套著名的丛书,诸如英语的“企鹅丛书”、法语的“七星丛书”等,它就很容易取得读者认可。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前面提到的“谁来向国外译介中国作品”的问题,答案就应该比较清楚了:只注意“文本”翻译得“好”与“不好”,而忽视甚至无视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等这样一些“文本”以外的因素,显然是无法对“谁来向国外译介中国作品”这一问题作出一个比较全面的回答的。严格而言,上述文章仅只是解决了“中国人有没有能力或有没有足够的英语水平把中国作品译成合格的、优秀的英文作品”的问题,而并没有解决“谁来向国外译介中国作品”的问题。“译介外来文学和文化”这一问题,涉及到人类文化交流的诸多方面的复杂因素。当我们讨论“谁来译介”这个问题时,当然可以强调中国翻译家的资格和能力,但千万不要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即忘了国外汉学家的作用。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曾经举行过一次中国作家与外国汉学家的聚会。通过聚会和面对面的交谈,让国外汉学家认识、了解并熟悉中国作家以及他们的作品,然后鼓励他们翻译中国作家的作品。我以为,这是一个可取的并值得继续去做的方式。国外汉学家在对原作的理解方面,也许不如我们自己的翻译家,但他们对译语(也即他们的母语)的把握要比我们的翻译家娴熟,他们的翻译风格令(他们的)译文读者更感到亲切,因而他们的翻译也比我们自己的翻译更容易在他们的国家赢得读者和市场,这也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因此,让国外汉学家与我们自己的翻译家站在不同的立场,内外呼应,共同努力,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这样也许才能有效地把中国文学和文化译介给国外读者,从而也能比较园满地解决“谁23 杨宪益《漏船载舟忆当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90页。)
来向国外译介中国文化”这一问题里面的“谁”的问题。
然而,解决了“谁”的问题之后,另外还有一个“译介”的问题。如果我们只管“输出”,而不考虑接受,更不考虑接受的效果,那么,我们至多只是完成了一篇(部)合格的或优秀的翻译作品而已,却不能说完成了“译介”。如果我们所说的“向国外译介中国作品”这句话,其意思是要让国外读者能阅读、能接受、甚至进一步能喜欢中国作品DD这恐怕也是“译介”一词应有的比较完整的含意吧?DD那么,我们的眼光就不能只停留在文本翻译的“好”与“不好”上,而还应该注意到译入语国家、民族的文化语境等问题了。在这方面,我们应该能从多元系统理论中得到不少启迪。
事实上,结合译入语国家、民族的文化语境全面、深入研究翻译文学,正是多元系统理论为翻译研究拓展的一个极其广阔的、崭新的研究领域。在此之前,人们尽管都承认翻译在民族(国别)文学、文化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的、甚至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并没有把翻译文学也看作一个系统,而往往仅仅是把它视作“翻译”或个别的“翻译作品”。是埃文-佐哈尔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首先提出,翻译文学也是一个文学系统,与原创的文学作品一样,它的背后也存在着同样的文化和语言关系的网络。24埃文-佐哈尔在他的多元系统理论里,对翻译文学(translated literature)这样的“二度创作的文学”及模式,给予与原创文学及模式同样的重视,并肯定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他指出:“翻译文学不独是任何文学多元系统内自成一体的系统,而且是非常活跃的系统。”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并非永远处于边缘位置,它有时也会占据中心位置,即是说,“翻译文学在塑造多元系统的中心部分的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并成为文学多元系统中“革新力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多元系统理论对翻译文学的阐述为我们研究翻译文学提供了多个切入点,并对翻译史上的一些现象作出了比较园满的解释。
首先,多元系统论比较全面地分析了翻译文学在译入语文学的多元系统里可能占据中心位置的三种客观条件。第一种情形是,一种多元系统尚未定形,也即该文学的发展还处于“幼嫩”状态,还有待确立;第二种情形是,一种文学(在一组相关的文学的大体系中)处于“边缘”位置,或处于“弱势”,或两者皆然;第三种情形是,一种文学出现了转折点、危机或文学真空。
参照这三种情形去观照二十世纪中国的外国文学翻译史似乎的确可以发现不少契合之处。譬如中国清末民初时的文学翻译就与上述第一种情况极相仿佛:当时,中国现代文学还处于“细嫩”状态,我国作家自己创作的现代意义上的小说还没有出现,白话诗有待探索,话剧则B影子都没有,于是翻译文学便成了满足当时新兴市民阶层的文化需求的最主要来源(翻译小说占当时出版发表的小说的五分之四)。至于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的文学尽管具有悠久的历史,但此时却由于“文革”中极左思潮的影响,几乎一片空白,仅有屈指可数的几本反映极左路线的所谓小说尚能公开出版并供读者借阅。这正如上述第二种情形,由于特定历史、政治条件制约,原本资源2425 埃文-佐哈尔于1978年发表《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后于1990年经修改后又重新发表在《当代诗学》杂志上(1990年第11卷第1期),在西方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 25 埃文-佐哈尔《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庄柔玉译,《西方翻译理论精选》,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17-8页。
非常丰富且在历史上一直是周边国家(东南亚国家日本、越南、朝鲜等)的文学资源的中国文学,此时却处于“弱势”、“边缘”地位。于是在“文革”后期,具体地说,是进入七十年代以后,翻译文学又一次扮演了填补空白的角色:当时公开重版、重印了“文革”前就已经翻译出版过的苏联小说,如高尔基的《母亲》、《在人间》、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另外,还把越南、朝鲜、阿尔巴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作品,连同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等人的作品,也一并重新公开出版发行。与此同时,当时还通过另一个所谓“内部发行”的渠道,翻译出版了一批具有较强文学性和较高艺术性的当代苏联以及当代西方的小说,如艾特马托玛夫的《白轮船》、三岛由纪夫的《丰饶之海》四部曲、赫尔曼?沃克的《战争风云》、约瑟夫?赫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等。这些作品尽管是在“供批判用”的名义下出版的,但对于具有较高文学鉴赏力的读者来说,不啻是文化荒芜的“文革”年代里的一顿丰美的文化盛宴。及至“文革”结束,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一时出现了“真空”,创作思想也发生重大转折,于是一边大批重印“文革”前即已翻译出版过的外国古典名著,诸如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狄更斯等人的作品,印数动辄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册。与此同时,还开始翻译出版解放后一直视作禁区的西方现代派作品,从而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翻译高潮。这第三次翻译高潮的出现正好印证了上述埃氏多元系统理论所说的第三种情形,即当一种文学处于转折点、危机或文学真空时,它会对其他国家文学中的形式有一种迫切的需求。“文革”结束后,我们曾经大量译介了西方的意识流小说,正是迎合了国内小说创作界欲摹仿、借鉴国外同行的意识流手法的这一需求。
其次,多元系统理论对翻译文学的阐述让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看待文学翻译中的“充分性”(adequacy)问题。在中外翻译史上,都会有这样一个时期,此时译者的翻译往往很不“充分”,即对原作偏离较多,包括对原作的随意肢解。譬如古罗马人对希腊典籍的翻译,又譬如我国清末民初严复、林纾等人对西方社科、文学作品的翻译,等等。以往我们对此现象的解释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罗马人意识到自己是胜利者,在军事上征服了希腊,于是以胜利者自居,一反以往的常态,不再把希腊作品视为至高无上的东西,而把它们当作一种可以由他们任意‘宰割的’‘文学战利品’。他们对原作随意加以删改,丝毫也不顾及原作的完整性”。(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或者,一方面是“翻译家自身能力所限,另一方面这个时代的大部分读者也没有要求高水平的译作,只要能把域外小说的大致情节译过来就行了。故一大批胆大心不细的‘豪杰译作’风行一时”。(陈平原《20世纪中国小说史(第壹卷)》)
埃文-佐哈尔则是从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这一角度出发解释上述现象,并且进而引申出关于翻译文学的位置对翻译的规范、行为模式、翻译策略等的影响问题。在埃氏看来,当翻译文学处于文学多元系统的边缘位置时,“译者的主要工作,就是为外国的文本,找来最佳的现成二级模式。结果是译本的充分性不足”。在上述两例中,罗马译者已经“不再把希腊作品视为至高无上的东西”,清末民初的中国译者26
参见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22页。
参见陈平原《20世纪中国小说史(第壹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5页。 28 同注62,第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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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尔对我来说应该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地方之一.来到这里已经两年了.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体会到了不同的,不同的风俗,学到了不同语言.在这里独自生活的两年了里,我体会到了辛苦,但是也学到了很多,我已经习惯首尔的生活,因为这里有我的很多韩国朋友,中国朋友,以及各个国家的朋友.如果问我首尔对我就像什么,我想说它就像我的第二个故乡.
首尔对我最重要的是,在这里我遇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之一,我现在的女朋友.如果不是来到这里留学,我们可能一生也不会相遇.
在首尔留学的这些日子是辛苦的.但是它去教会我如何去独自生活
请高手翻译一下这段话,有点难.
首尔对我来说应该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地方之一.来到这里已经两年了.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体会到了不同的,不同的风俗,学到了不同语言.在这里独自生活的两年了里,我体会到了辛苦,但是也学到了很多,我已经习惯首尔的生活,因为这里有我的很多韩国朋友,中国朋友,以及各个国家的朋友.如果问我首尔对我就像什么,我想说它就像我的第二个故乡.
首尔对我最重要的是,在这里我遇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之一,我现在的女朋友.如果不是来到这里留学,我们可能一生也不会相遇.
在首尔留学的这些日子是辛苦的.但是它去教会我如何去独自生活,在辛苦中体会快乐,寻找价值.这些日子把我从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变成一个有自己价值观,世界观的成人.我选择了在首尔继续读大学,作为一个外国人,我要学习韩语,学习英语等等各种非常多的学业.虽然很累,但是每天早晨打开窗户,看看窗外首尔的美丽风景.或者去汉江边上散散步,都会让我疲惫的身体重新充满活力.
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充满挑战的城市.它对我的意义非凡.我还要继续在这里学习4年.我对剩下的4年充满了希望.但愿这座城市能够改变我更多.
Seoul is one of important places in my life. I’ve been here for 2 years. As a 相关信息ese, I realized there is difference in culture and custom, and I’ve learned different languages. I’ve experienced the hardship in 2-year’s stay by myself, but I learned a lot of things. Now, I’ve been accustomed to the life in Seoul. I have made many Korean friends, friends from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If you ask me what Seoul is like for me, I want to say it is like my s...
Seoul is one of important places in my life. I’ve been here for 2 years. As a 相关信息ese, I realized there is difference in culture and custom, and I’ve learned different languages. I’ve experienced the hardship in 2-year’s stay by myself, but I learned a lot of things. Now, I’ve been accustomed to the life in Seoul. I have made many Korean friends, friends from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If you ask me what Seoul is like for me, I want to say it is like my second hometown.
The importance of Seoul for me is that I met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ersons in my life-----my girlfriend. We shouldn’t have met each other for a whole life if we didn’t study here.
The days studying in Seoul were hard, but they taught me how to live by myself, get happiness and value from hardship. These days changed me from an ignorant boy to an adult with my own viewpoint on value and world. I chose Seoul to continue my high education. As a foreigner, I will learn Korean, English and other subjects. I may feel tired, but I can get energetic again by opening the window every day morning, looking at the beautiful scene of Seoul or walking along the Seoul River.
Seoul is an energetic city full of challenges. It means a lot to me for I will study here for 4 years.
I’m hopeful for the rest time and wish Seoul will change me more.
其他答案(共2个回答)
,不同的风俗,学到了不同语言.在这里独自生活的两年了里,我体会到了辛苦,但是也学到了很多,我已经习惯首尔的生活,因为这里有我的很多韩国朋友,中国朋友,以及各个国家的朋友.如果问我首尔对我就像什么,我想说它就像我的第二个故乡.
首尔对我最重要的是,在这里我遇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之一,我现在的女朋友.如果不是来到这里留学,我们可能一生也不会相遇.
在首尔留学的这些日子是辛苦的.但是它去教会我如何去独自生活,在辛苦中体会快乐,寻找价值.这些日子把我从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变成一个有自己价值观,世界观的成人.我选择了在首尔继续读大学,作为一个外国人,我要学习韩语,学习英语等等各种非常多的学业.虽然很累,但是每天早晨打开窗户,看看窗外首尔的美丽风景.或者去汉江边上散散步,都会让我疲惫的身体重新充满活力.
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充满挑战的城市.它对我的意义非凡.我还要继续在这里学习4年.我对剩下的4年充满了希望.但愿...
首尔对我来说应该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地方之一.来到这里已经两年了.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体会到了不同的相关信息,不同的风俗,学到了不同语言.在这里独自生活的两年了里,我体会到了辛苦,但是也学到了很多,我已经习惯首尔的生活,因为这里有我的很多韩国朋友,中国朋友,以及各个国家的朋友.如果问我首尔对我就像什么,我想说它就像我的第二个故乡.
首尔对我最重要的是,在这里我遇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之一,我现在的女朋友.如果不是来到这里留学,我们可能一生也不会相遇.
在首尔留学的这些日子是辛苦的.但是它去教会我如何去独自生活,在辛苦中体会快乐,寻找价值.这些日子把我从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变成一个有自己价值观,世界观的成人.我选择了在首尔继续读大学,作为一个外国人,我要学习韩语,学习英语等等各种非常多的学业.虽然很累,但是每天早晨打开窗户,看看窗外首尔的美丽风景.或者去汉江边上散散步,都会让我疲惫的身体重新充满活力.
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充满挑战的城市.它对我的意义非凡.我还要继续在这里学习4年.我对剩下的4年充满了希望.但愿这座城市能够改变我更多. Seoul for me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my life, one of the places. Here has been for two years. As a Chinese person, I come to understand a different culture, differe
For me Seoul is the most important place in my life, one of the places. I have been here for two years. As a Chinese I have understood a different culture, different customs, learned a different language. In two years of lonely life, I experienced hardship, but also learned a lot, I have been used to the Seoul life, because there are many of my Korean friends, the Chinese friends, as well as friends from various countries. If you ask me to what is Seoul like, I would say it is like my second hometown.
What make Seoul the most important place to me is where I met the most important person in my life—my girlfriend. If not studying here, we may never encounter.
These days students in Seoul are studying hard, but it taught me how to live on my own, to enjoy the happiness in the hardship, to find correct concept of value.
The life of these days changed me from a child into a thoughtful adult with my own concept of values and world. I would continue to study in Seoul’s University, as a foreigner, I would like to learn Korean, English etc... Although I’m tired, but when I open the windows every morning to see the beautiful scenery in Seoul, or casually walk along the bank of the Han River, It will make my exhausted body vigorous again
This is a dynamic and challenging city. It is significant to me. I would like to continue to study for four years here, I’m full with hope for the remaining four years, wishing I could be changed by the city furthermore.
祝愿你学有所成,顺利完成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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