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中国历史上的大移民共经历了9次大移民,期中对人口基因素质影响最大的有多少次

[转载]中国历史上的大移民及其影响
“海归”从政始自清末,辉煌于民国,黯然于“文革”,复兴于当代。他们影响了中国国际化进程,同时又陷入了巨大的争议漩涡之中。
出国移民的四个时代
一、黄金时代1990年前后出国的人,属于出国的黄金时代,那个年代出国的人,数量非常少,绝对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精英,因为那个年代,必须通过考全额奖学金才能出国,当时中国人还处于万元户时代,没钱去供养孩子出国,只能依靠孩子自己的本事,而那个年代,考大学都是很难的,更别说考名牌大学考全奖出国了。
黄金时代的出国人,很多能在美国拿到税前年薪7万美元,相比于国人2000元人民币的年薪,那优越的不是一点。
黄金时代出国的人,一部分人在白银时代做了海归。
二、白银时代2000年前后出国的人,属于出国的白银时代,那个年代出国的人,数量较前10年多了很多,属于当时中国社会的优秀人才,这个年代靠全奖已经不再是出国的唯一手段,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人收入越来越高,有几十万的家底不再是富豪代名词,选择自费留学、技术移民的人越来越多。
白银时代的出国人,很多能在美国拿到税前年薪7万美元,加拿大税前7万加币,相比于国人3万元人民币的年薪,那还是优越很多。
而黄金时代出国的中国人,一部分人意识到中国崛起的大好机会,选择了在白银时代回国发展,包括张朝阳等人,他们中很多人做了中国相关科技的带头人,自身也得到很好的发展,而这时候国家对海归也推出了大量优惠的政策,以吸引海归们回国。
白银时代出国的人,很多人在青铜时代做了海归。
三、青铜时代这几年出国的人,属于出国的青铜时代,这个年代出国的人,数量较前10年多了更多,属于目前中国社会的富裕群体,这个年代靠全奖出国人已经非常少,而且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人收入越来越高,北京、上海很多人都有几百万的家底,选择出国的人包括投资移民、技术移民、在国内考不少大学而出国留学,出国人员素质则良莠不齐。
青铜时代的出国人,很多能在美国拿到税前年薪7万美元,加拿大税前7万加币,澳大利亚税前7万澳币,相比于国人15万元人民币的年薪,已经没有多少优势,这批人自视甚高,但有时候又很失落,所以喜欢强调国外的环境、福利、制度等来弥补出国后其他方面的缺失。
而白银时代出国的中国人,很多人看到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选择了在青铜时代回国发展,类似的有涂博士等人,他们不满足于在海外永远平淡的生活,希望在中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但由于错过回国的最好机会,他们很多人并不如意,甚至买不起北京、上海、杭州的一套房子,造成很大的心理落差,但是也有部分海归放下高傲的身段,从零开始,依靠自己的比较优势获得很好的发展,这时候国家对海归还有很多优惠政策,但已经无法和白银时代回国的海归相比,毕竟物以稀为贵,而且这批海归能力也比黄金白银时代稍弱些。
青铜时代出国的人,大部分人在黑铁时代做了海归。
四、黑铁时代十年后将要出国的人,属于出国的黑铁时代,这个年代出国的人,数量较10年前大大减少,属于在中国混不下去的人,这十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人收入越来越高,年薪30万元开始变得普遍,由于全世界看好中国经济,热钱大量涌入中国,而人民币兑换美元或许将继续升值到5:1甚至4:1,部分在中国大都市快节奏生活了几十年的人,厌倦了都市嘈杂的生活,卖掉北京、上海市中心的公寓,举家迁移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广人稀的国家买别墅养老,投资移民成为中国新移民的首要选择。
黑铁时代出国的人,到了国外后通常不愿意继续工作,或者偶尔打打散工。
而青铜时代回国的海归,由于数量太多,政府已经不再给予任何的优惠,而这间接导致了黑铁时代出国人数或将大大减少。
而黑铁时代出国的中国人,本身就是为了逃避中国的竞争压力,出国提前退休,这时已经没有海归的概念存在,中国护照已经不再受到限制,而大多数黑铁时代出国的中国人也不会加入居住国国籍。
中国各省人血统之主要来源
1.河北、京津:多为中原汉族与契丹、女真人混血后裔。明代朱棣曾从安徽调遣数万士兵驻守天津卫,因而天津大部分居民又糅合了安徽人血统。
2.东北:多为齐鲁汉族与鲜卑、室韦、契丹、女真混血后裔,其中东北的朝鲜族人有高丽血统、满族为女真人后裔、达斡尔族为契丹族直系后裔、赫哲族为古靺鞨人直系后裔。
3.内蒙古:多为蒙古人与汉族,外蒙古东部和呼伦贝尔草原为蒙古族人血统来源地,蒙古族是室韦的一支。鄂伦春族为古室韦人直系后裔。
4.山西、河南、陕西、山东:古中原汉族保留较多,也有部分为汉族与鲜卑、匈奴、女真混血后裔。据考证中原汉族文化主要起源于山西的丁村文化、河南的仰韶文化、山东的大汶口文化。
5.甘肃:多为汉族与匈奴、突厥混血后裔,甘肃境内的裕固族来自于回纥。
6.青海:多为汉族与藏族,青海境内的土族来自于吐谷浑。撒拉族、东乡族均为古代西戎的后裔。
7.宁夏:多为汉族与回族,宁夏人血统较复杂,宁夏回族多为汉族与党项族、突厥族、波斯、阿拉伯、蒙古的混血。
8.新疆:境内多为汉族与维吾尔族,维吾尔人来自于回纥,回纥本为突厥的一支,因此新疆被称为东突厥斯坦(在葱岭以东),而中亚五国的民族也均出自突厥,被称为西突厥斯坦(其中土库曼斯坦人自称最正宗的突厥人,土库曼就是Turkey
man的转音)。突厥还有一支名塞尔柱突厥,他们逃至小亚细亚,逐渐发展壮大后攻灭拜占廷帝国,建立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今天演变成土耳其共和国。所以中亚五国、土耳其人都是新疆人亲戚。哈萨克人为突厥人与古乌孙人的混血后裔。
9.苏沪皖:多为中原汉族与江南土生汉族混血,江南土生汉族发源于河姆渡文化。
10.浙江:多为中原汉族、江南土生汉族与东越、东瓯人混血后裔。东瓯人是夏朝遗民,战国末年迁至浙江南部地区。
11.福建:多为汉族与闽越混血后裔,福建的畲族是闽越的土著居民。台湾的高山族也来源于闽越。
12.江西、湖南、湖北:多为汉族与土家人、苗人,土家人来自古中原汉族。
13.广东、广西:多为汉族与南越人混血后裔,两广和福建的客家人为中原汉族直系后裔。广西的壮族为古南越居民。广西的京族与越南人同源。
14.海南:为汉族与南越、闽越混血,海南黎族说闽语,黎族为闽越直系后裔。
15.贵州:多为汉族与西南诸族混血,贵州境内的侗族、布依族都是古夜郎居民。
16.重庆、四川:多为中原汉族与古巴蜀汉人,部分人有西羌人血统。据考证巴蜀文明起源于三星堆文化。
17.云南:云南人的血统极其复杂,大部分为汉族与南诏人、白蛮人等西南诸族混血。云南的白族是大理国的建立者。云南的傣族与泰国人同源。云南的纳西族来自于古羌族。
18.西藏:大部分为藏族人,藏族来自于古吐蕃人。古吐蕃人又是羌人迁到青藏高原后形成的。
一、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移民——永嘉南迁&
从晋怀帝永嘉年间到南朝宋元嘉年间(307—453年),南迁移民的高潮有四次。
第一次:永嘉初,今河北(以下提到的省名均系今名)、山东、山西、河南以及江苏、安徽二省淮北部分的流民相继渡淮河、长江南迁。东晋元帝太兴三年(320年)在建康设置了第一个侨县——怀德县,以安置流民。以后.又陆续设置了徐、兖、幽、冀、青、并、司诸侨州郡县于长江南北。
&第二次:东晋成帝初(326年后),江淮间大乱.淮南居民以及原来侨居在淮南的北方人纷纷渡长江南迁。
第三次:东晋成帝末(362——365年)及以后一二十年间,中原战乱不断,关中所遭破坏尤其严重,今陕西、甘肃境内的人口南迁汉水流域,一部分进入四川盆地。
&第四次:南朝宋文帝元嘉年间(424—453年)和明帝泰始年间(465—471年),一度由宋武帝收复的中原地区重新失陷,淮北各州也由北魏占领,大量人口渡淮南迁,因而在淮南新设了司、兖、徐、青等侨州及其他一些侨郡县。氐人的战乱还迫使关陇流民南迁汉水流域和四川北部。
这几次移民高潮历时100多年,移民南迁的路线主要有东西二线:
东线:以循邗沟和淮河流域东南向的支流为主,向东南方向迁移,因此处于邗沟南端的今江苏扬州及其长江对岸的今镇江、常州一带成为山东及苏北移民的集合地,河南人也大多向东南迁入安徽,而不是向正南进入湖北。
西线:水路是循汉水南下,所以沿汉水的南郑(今陕西汉中)和襄阳成为移民重要的集散地。陆路则取金牛道(南栈道)进入四川。
&按今地划分,接受移民最多的是江苏省,在今南京、镇江、常州一带最为集中,苏北地区则以扬州、淮阴等地为主。移民的来源,山东占了一半以上,其次是河北、河南、山西、陕西,本省和安徽的淮北部分也是移民来源之一。
&第二位是安徽。其境内的移民来自北方,以河南为最大部分,其次为河北、山东、山西。本省淮北的移民也占相当大的比例,少部分来自江苏北部。侨郡县大多散处于江淮之间,江南仅在今芜湖附近。
&湖北境内长江上游今江陵、松滋一带的移民主要来自山西、陕西、河南,少量来自安徽和江苏的淮河流域。长江下游今武昌、黄梅一带的移民大多来自河南,也有一些安徽淮北的移民。但湖北接受移民的主要地区还是汉水流域,上自今郧西、竹溪,下至今宜城、钟祥,而以襄阳为中心。来自陕西的移民数量最多,其次是河南、甘肃,再次为河北、山西、安徽、四川。
&江西、湖南二省距中原已远,移民到达的较少,仅在北部一小部分设置了几个侨县。
&河南南部淮河流域也设有若干侨县,主要安置本省北部流民,其中也有少数来自陕西、甘肃及本省南部邻区。
&陕西秦岭以南的汉中地区安置的移民几乎都是来自甘肃、四川和本省北部。
&&山东今黄河以东南地区因一度为南朝宋所有,所以也曾设置侨州郡县,接纳的移民以河北的为主,其余为河南北部及山西移民。
&总而言之,移民迁入地可以分为东西二区:东区包括长江下游及淮河流域,以接受黄河流域下游及今山东、河北及河南东部的移民为主。西区包括长江流域上游及汉水流域,以接受今甘肃、陕西、山西及河南西部移民为主。移民总数在700万。
二、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大移民——安史乱后中原汉族的南迁&
李白《永王东巡歌》诗云:“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分布广大南方地区。南迁路线主要有东、中、西二路。
东路自华北平原进人淮南、江南,尔后主要经皖南、浙西金衢盆地进入江西。再分二支,一支南下岭南;一支翻越武夷山进入福建。东路以当时全国交通命脉大运河为主干,兼用汴河、泗水等河流,构成一条宽阔的西北—东南向的水运交通带,将华北平原与淮南、江南连接起来,并向南延伸到江西、福建等地。大批难民涌向淮南、江南、江西,不依赖运河是难以想象的。
&中路自关中和华北平原西部进入今南阳、襄阳一带,尔后南下,穿过湖北南部和湖南全境,进入岭南。此路北面分别连接首部长安和东都洛阳。从洛阳沿伏牛山东麓南行,道路较为平坦,到南阳或襄阳后,即可乘船沿汉水南下。从长安到荆襄,先走陆路,越过商山后即可顺流南下襄阳。
西路自关中越秦岭进入汉中地区和四川盆地,需经褒斜道、子午道等栈道。这些道路崎岖难行,但因与长安近在咫尺,一旦都城危急,统治者仍不得不率领文武百官、平民百姓踏上艰难的旅途。
&此次南迁历时一个半世纪,直到北宋初年,人数不可考,但完成了中国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
三、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大移民——靖康乱后的南迁&
&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大移民,持续—个半世纪,其中规模较大、人数较集中的迁移大致有七个阶段。
第一阶段,靖康元年至绍兴十一年(年)。靖康以后北方人民南迁以本阶段人数最多,短短十余年,“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绍兴十一年,宋金和约达成,和约规定南宋不得接收金朝“逃亡之人”,南迁的浪潮始告消退。
&第二阶段,绍兴三十一年至隆兴二年(年)。金主完颜亮破坏宋金和约,大举南侵。
&第三阶段,开禧二年至嘉定元年(年)。
&第四阶段,嘉定十年至十七年(年)。&&嘉定七年(金贞佑二年),因受蒙古军队威胁,金朝自中都(今北京)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市),并于十年大举攻宋。南宋则发檄招喻金朝军民。嘉定十七年,金向宋求和,派官至光州声明更不南下。
&第五阶段,绍定四年至端平元年(年)。
&第六阶段,端平二年至景定元年(年)。
&第七阶段,德佑二年至宋亡(1276——1279年)。
此次南迁路线与安史乱后中原汉族的南迁路线相同,南迁大约500万。
南宋内部的移民:
(一)是江西路、两浙路福建路迁入淮南东、西路。
(二)是福建外迁潮州、梅州,广东西部沿海、海南岛沿海、广西沿海,以及澎湖和温州。
(三)是江西西移湖南,其次北移湖北鄂东山区和江汉平原边缘及安徽宿松。
(四)是江西东南及福建西南汀州客家南迁广东东部梅州。
明初移民:安徽:1)淮河区凤阳府,来自江南,山西,宿州怀远以西及寿州霍丘来自山东。
&&&&&&2)皖江南北安庆池州,来自江西(瓦屑坝),滁州来自东南。江苏:苏北来自安徽江西(自称苏州阊门)湖北:江汉平原三分之二来自南昌府。鄂东鄂北来自饶州南昌。湖南:湘北来自江西,湘南主要是军籍来自浙皖苏鲁(以南京为中心的南直隶),湘中业自湖南;湘西土著居
多,移入多军事移民。四川:来自湖北红安、麻城居多。山西:迁入河北、河北、山东。云贵:驻留士兵多江苏安徽上海,自称南京杨柳巷。
&明初大移民是是典型的政府行为,强迫人民迁徙。1367年开始,从太湖流域、山西北部及河北真定、广东珠江流域、山东等地迁民移入凤阳地区,总数约50万,移民总数约点总人口80%。苏北扬州、淮安二府在洪武年间接受了来自苏州、徽州和江西的移民约57万。此外,将在南京(现在上海江苏安徽)的军士迁往云贵戍边约数十万;迁山西人于河北、豫北;迁浙西及山西民于滁、和等州和北平、山东、河南等地;迁江西人口至湖广,迁湖广人入四川,迁北平、山后(河北太行山北端、军都山迤北地区)民散居北边诸卫以为军籍等等。明初移民规模宏大,长江流域达700万,华北地区490万,东北和西南边疆也有150万,合计达1340万。洪武年间7000万,移民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9%。
清代移民:&&&
清代移民多是人民自动迁往他乡,分三种情况:
一是向海外移民。迁出地临海的广东福建,以去台湾和东南亚各岛为最多。从18世纪中叶开始至嘉庆十六年(1811)迁台的汉民超过200万。1840年以后,移居海外更多,从1850到19世纪末,仅广东台山就移居海外20万。从1840年至20世纪20年代,中国以华工形式迁移出国的可能有1000万左右。
二是向山区进发。流民问题永乐时即出现,到宣德时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自明中期始,大量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农民迁入荆襄山区,后又深入秦岭、大巴山。东南地区无田农民多向闽、浙和皖南山区进发,湖南流民流入湘西山区,闽粤流民甚至迁入赣南山区。
三是向边区迁徙。从长城口,或从天津、登州过海潜入辽东半岛以至松花江流域,晋鲁豫冀四省均有,以冀鲁为多,称“闯关东”。1878年(光绪四年)清政府取消移民禁令后,向东北移民形成高潮。辛亥革命后势头不减,九·一八事变后,仍有大量冀鲁人民进入东北地区。据统计,1911-1931年间定居于东北的关内移民为555万,1932-1941年为198万,1942-1945年又有388万华北劳工及家属被掳掠至东北,其中一部分返回原籍,总计1912-945年从关内流向关外的移民为991万。此外,冀晋人多由古北口、张家口、独石口、喜峰口等处进入蒙古草原,晋陕去归化和河套一带,陇东农民则多入银川平原。陕甘人进入新疆不少。光绪平定阿古柏进入新疆的湘军,就在哈密和巴里坤等地屯田,屯丁中凡是娶有妻室愿留在新疆的,均借给牛具籽种,指拨土地令其承垦,故有一部分湖南人由此留在新疆。称“跑口外”、“走西口”。
■“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1364年(元至正二十四年),明太祖朱元璋派大将徐达攻打长沙,与陈友谅旧部和元王朝残余势力血战四年,最后才于1368年(洪武元年)确立明王朝在长沙的统治。这场连年战祸,使长沙许多地方渺无人烟。于是,明王朝就近从江西大量移民迁入长沙地区(湖北和湖南,当时二省是一个省份,称之为湖广省),并允许“插标占地”,奏响历史上有名的“江西填湖广”的宏伟史诗。因明朝崇祯年间张献忠农民起义,在德阳地区作战频繁。康熙十六年,清军为消灭义军,滥杀无辜,人口殆尽,一片荒芜。清廷下诏,江西、湖南、湖北众多居民被迫迁居。民间把这次大移民称之为“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
(一)湖广填四川:川北以陕西为主,川东以湖广为主,四川盆地西部以广东人为主。陕南以两湖为主。(二)江西棚民与客家人:赣南山区来自福建汀州和广东;赣西北类似但形成“南客北湖”局面;赣东北,以福建与本省南丰为主,另有徽州人,直到浙西浙南。(三)湘东边界:福建广东客家人移去。(四)浙南、金衢盆地、浙西,福建江西移入。(五)广东广西:客家人西迁。(六)开发台湾与云贵,移民西北,闯关东与走西口。
(七)“迁海令”迫返迁:清统治者颁布“迁海令”,赣南客家人迫于清廷压力而返迁其祖居地陕南。按“迁海令”的规定,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各省,划地为界,令居民限时迁出。“初立界去海二十里,犹以为近也,再缩二十里,犹以为近也,又再缩十里,凡三迁而界始定。”
从清朝乾隆年间,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不分先后,几乎是同时开展。闯关东以山东和河北人为主,目的地是东三省一带;走西口以河南和安徽人为主,目的地是新疆及河西走廊一带;下南洋以广东和福建人为主,目的地是东南亚一带。
&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这三次大移民是民间的自发组织,不是官方有目的组织的。相反,一开始官方政府还是强烈反对的。关东(即山海关以东)本来是清政府的龙兴之地,不许汉人居住,怕破坏了龙脉。所以,山东河北的农民们就想方设法一闯而过,也就有了“闯关东”之说。
中国历史上几个重要的移民发源地
&1、湖北麻城孝感:麻城地处鄂东边缘,接近大别山。孝感乡在麻城西北,更加偏僻,是难民避乱的理想场所,因而元末明初有不少江西、安徽、湖南等地流民迁入,其中大部份又转迁四川。孝感县在元朝时与麻城县同时存在。孝感属德安府,麻城属黄州府。明初麻城辖四乡:太平、仙居、亭川、孝感。
&2、苏州阊门:明初,张士诚占据苏州,朱元璋久攻不下,因而在消灭了张士诚的政权后,对当地居民采取强制迁移的报复性措施,历史上称为“洪武赶散”或“奉旨迁徙”。这就是苏州阊门人被迁到苏北的原因。
3、南雄府珠玑巷:南宋末年,宫中苏妃因被打入冷宫而逃到岭南南雄府珠玑巷始兴郡保昌县牛田坊,后来因皇室追查,当地的33姓人(没有史姓)被迫南迁。
&4、山东枣林庄:明朝开国以后,朱元璋在家乡设了一个跨越淮河两岸的凤阳府(治今凤阳县),凤阳府辖境虽然很大,但因长期战乱、灾荒、瘟疫的三重打击,人口十分稀少,至洪武十一年(1378)人口还不到13万。为了弥补人口的不足,明政府下令从苏、松、嘉、湖、杭五府和山东、山西及江南移民。而山东济南、兖州,特别是兖州移民至凤阳西部之民的后代,多称祖上为枣林庄。枣林庄在现在山东滋阳县城北谷城乡南部黄土平原,安邱府村民委员会驻地,这里清朝康熙年间才称作“枣林庄”。
&5、山西洪洞大槐树:这是我国移民史上辐射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个移民发源地。“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这句流传数百年的民谣,在华北老一代人中尽人皆知,随着华北人口外迁,“大槐树”移民的后裔又扩散到全国各地。
&6、小云南:在今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北、内蒙、天津、北京等省市,不少自清代至民国时期迁自山东的居民都称祖籍为“小云南”,就连山东即墨市和青岛市以外地区的居民亦称原籍为“小云南”。数百年来,小云南之名流传甚广,然而此名正史不见经传,口碑流传却广为人知。小云南在山东半岛地区的即墨。
1949年以来,我国人口迁移主要与经济发展相联系。概括地说,人口迁移可分成三类:
  1、50、60年代从沿海地区、特别是从沿海城市向西部地区的人口迁移,如三线建设企业内迁、支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等;
  2、改革开放以来以农村劳动力流动为主要特征的城市化运动;
  3、以及因工程建设项目而形成的工程移民。
  与通常的人口迁移不同,工程移民是非志愿移民(Involuntary
Resettlement)。这类移民是由于水库、交通、城市基础设施等工程建设而造成的。以水库建设为例,50、60年代建设的新安江水库、三门峡水库和丹江口水库均产生了数十万的移民,目前在建的三峡工程动迁人口达百万之众。
  据估计,建国后我国因工程建设而形成的非志愿移民总数在4000万人以上。因此非志愿移民已对我国社会结构变迁与结构重构产生重大影响
大移民的历史贡献
移民与流动人口最大的区别,是移民主要是定居或以定居为目的。而流动人口则不是这样。流动人口对迁入地缺少一种归属感,而若以定居为目的,会对定居地产生归属感。那么历史上的移民对中国有哪些主要贡献,起过什么作用。
有利于中国疆域的形成
汉武帝迁移72.5万人到河西走廊等地
移民对中国疆域的影响很大。中国今天的领土,主体是从秦朝开始的,称为中原王朝,以后形成汉、隋、唐、宋、元、明、清这些政权的版图。
秦朝其实只占今天中国东部一块,怎么能够发展到清朝那么大的领土呢?当然有很多复杂因素,也不排除武力扩张作为开疆拓土的手段,但是即使是武力扩张,要是没有接着进行的移民,没有主体民族在新领土上定居,绝对没有办法巩固。所以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开疆拓土,不管武力还是和平,接着一定要有一次大规模移民才能巩固。
就是秦朝疆域的形成也是移民的结果。在秦国灭六国之初,还没有到达岭南,连今天浙江省南部和福建省也还没到。秦长城是从临洮,也就是今甘肃岷县,一直蜿蜒到辽东,在此范围外还是其他少数民族。秦始皇征服江南后,开始把中原人迁到今天宁波、绍兴平原,而把当地人迁到更偏僻的皖南山区。征服岭南以后,让军队留在那里与当地的越人杂居,又从北方补充好几万妇女,以便移民成家立业。
秦朝疆域没有包括河西走廊,但到汉武帝时候开疆拓土,把原来属于匈奴的河西走廊占下来。但匈奴人在北边,羌人在南面,还不能够稳定下来,所以汉武帝实施一项大规模移民计划,一次性迁移725000人到河西走廊、今内蒙古和陕北,并在河西走廊建立郡县。这里就变牧为农,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农业区,成为中原文化向西域传播的一个走廊。从此河西走廊与中原紧密联系起来,有时发生战乱,河西走廊与中原隔断,孤悬在外面,但是继续保持华夏和汉族文化,战乱过了又会重新联系起来。
有利于边区政权的扩张和内迁
难民投奔边疆政权受到中原王朝的关注
边区的政权也是通过移民进行扩张或者内迁,因为中国历史上不仅有以汉族为主建立的中原王朝,还有很多边疆政权。
比如今天云南这一带,唐朝时候曾经建立过一个政权南诏,南诏本来完全是一个少数民族,建立政权以后感到仅仅依靠自己的人力物力不足以跟唐朝抗衡,同时也难以发展,所以它一次次通过对唐朝战争,从成都平原、四川、从周边强制迁移很多人口到自己的范围中来,甚至让俘虏的唐朝县官做了国内的执政官,从制度上进行改革,以适应发展需要。此外还从成都掠夺大量纺织工人、技师,后来它产的锦纺织品居然跟蜀锦差不多。所以边疆地区的政权在建立过程中,也是不断进行各种移民。
又比如五代时期,契丹原来是游牧民族,在扩展过程中把大量中原人口迁到自己的范围之内。还有一个情况我们以前不太注意,每当中原发生战乱,有不少汉人主动投奔边疆民族政权,甚至包括一些知识分子、官员。这是因为中原战乱不止,相对而言边疆少数民族地方还比较安宁,所以有不少中原难民,甚至包括一些高级难民主动投奔。由于有了这些人口,边疆政权都会有比较快的发展,作用就在于此。等到这些政权合并到中原政权,实际也就扩大了中国的疆域。
中国的边疆地区往往由当地少数民族首先开发,发展到一定程度才有可能与中原合并,中原王朝才有兴趣去统治那些地方。否则,没有开发的不毛之地,中原王朝会不屑一顾。
辽的疆域扩展到那么大,移民起了很大作用。辽朝除了占有燕云十六州本身的人口以外,还把大量内地人迁到今天的呼伦贝尔以及东北、内蒙古其他地方。那里原来是牧业区或荒地,在辽时就成为农业区。在西夏、大理都有这种情况,所以对边疆地区来讲,移民也起了很大作用。
有利于中国疆域的定型和巩固
来不及移民,导致清朝丧失国土
正因为如此,中原王朝一方面不断移民巩固边疆,另一方面边区政权也通过移民得到发展,最终合成中国的疆域,使之定型并且巩固。
中国的疆域最终成果反映在清朝的领土,这片领土的巩固以及最后在帝国主义侵略的情况下并没有被完全分割,我们也要感谢移民。
1840年以后中国受到帝国主义特别是沙皇俄国的侵略。俄国侵略之所以得逞,一个原因是因为当时清朝不太重视边疆建设,也包括没有及时移民。康熙年间签订的《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中俄双方边界。其中有一块乌第河“待定地区”,实为俄国人打入的一个楔子,以借“待定”而日后进一步扩张。条约签订后,清朝对东北还是实行封禁政策,不许汉人迁入,也没有建省,黑龙江由黑龙江将军、吉林由吉林将军、辽宁的大部分由盛京将军管理,是一个军事驻防地区,没有什么人口。所以从沈阳往北,除了一些稀稀拉拉的兵站以及少数几个城市以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居民。而俄国却不断派人越过乌拉尔山,进入西伯利亚,顺着黑龙江东下。等到《瑷珲条约》签订的时候,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基本没有什么清朝居民,只有当地的少数民族,而俄国人已经大批侵入,所以俄国很轻易地把黑龙江以北的地方拿走。
在这种情况下,清朝才开始改变政策。从1860年开始,东北放垦,允许内地百姓大规模迁到东北。到了光绪年间,清朝在东北已经拥有1700万人口,绝大多数是山东、河北、河南、山西的移民,主要来自山东。清朝末年设立东北三省,发展到1937年“九一八”事变的时候已经差不多有3000万人。所以尽管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占领东北,但是面对这3000万中国人,也不得不采取间接的办法,扶植一个傀儡,表面上还是满洲国。但与此同时,日本制定“拓殖满蒙计划”,准备移民100万到东北、内蒙古。所以边疆斗争本质上是移民,如果清朝不是及时把1000多万移民移到东北,俄国跟日本就会像当年瓜分库页岛一样将东北瓜分。
尽管从理论上讲,本地民族有发展的权利,但是只要有国家存在,任何一个国家都要保证主体民族能够在国家的各个部分占有一定的地位,这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的领土从清朝时“秋海棠叶子”的形状变成今天的雄鸡形状,失去的部分基本上都是还来不及移民或者很少移民的地方。
有利于华夏——汉族的形成
移民过程中,汉族不断把当地民族同化
今天的中华民族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民族概念,只是一个民族的共同体,泛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56个或者将来通过识别还可能增加的民族。这个民族共同体的主体当然是汉族,这是历史形成的。汉族及其前身华夏诸族,其形成和扩展完全离不开移民。
首先,华夏——汉族通过不断迁入其他地区的办法一次次从黄河流域迁到南方和各地,使汉人的居住区、生存空间不断扩展,资源不断增加,人口也不断增加,最后形成一个主体。
这类例子很多,比如秦朝开始南迁,到了东汉末年三国的时候又是一次南迁,公元4世纪初西晋出现“永嘉之乱”,接着是所谓“五胡乱华”,其实是华人自己乱了,于是又出现大规模南迁。公元8世纪中叶,唐朝安史之乱后的南迁,持续到五代期间。而北宋末年1127年“靖康之乱”后又大规模南迁,一直持续到南宋末和元初。所以现在很多南方人,要追溯自己的家族的来源,几乎都在北方,就是一次次移民的结果。
在移民过程中,北方或者平原来的汉族不断把当地民族的人口改变为汉族。
在北方,少数民族在不断内迁,如匈奴人、鲜卑人、羯人、氐族人、羌人、突厥人、契丹人、女真人,这些少数民族主要有两种身份:一种是军事上的征服者,包括跟随他们迁入的人口;还有一种是被征服者,比如战俘。但不管哪一种人到了中原以后,比较快地被中原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所征服,所以我们讲军事上的征服者最后都成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
为什么呢?第一,陷入汉人的汪洋大海,鲜卑人、女真人、蒙古人、满人尽管当了统治者,但毕竟是少数。第二,在现代化以前,农业文明整体比牧业文明先进,这是否定不了的。
不管怎样,南方汉人迁到少数民族地方去同化他们,北方汉人在少数民族迁进后将他们同化掉,这样汉族才形成中国以至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如果汉人不迁移,也不允许少数民族迁移进来,就不会有今天的局面,所以移民对汉族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有利于少数民族的发展
东乡族从中亚迁过来,后在甘肃形成
少数民族也得益于移民。不迁入中国,他们就不是中国人,就不属于中华民族。如俄罗斯人、塔塔尔人,还有越南的京族人,都是这样,这是第一类。
第二类少数民族基本上是在当地发展,没有迁移,或者说基本的活动范围没什么改变,他们与移民也有关。如台湾高山族,从16世纪开始便多次遭受外国侵略。1563年倭寇侵入台湾岛北部,也就是今天的基隆市一带,在入侵者的烧杀掠抢之下,当地人被迫迁居山区,以后又有荷兰、西班牙殖民者和美日侵略者的入侵。17世纪以后,又随着大陆汉族移民的迁居和扩展,他们又都逐渐移居到深山。没有迁走的那部分就与汉人融合了,或者看不出什么差别了。譬如高山族的一支平埔人,历史上平埔人包括10个族群,长期与汉族杂处、通婚,较早接受汉族文化,至19世纪以后,已经基本与汉族融为一体,现在与闽南人、客家人差别很小。基本上在当地形成的民族也受到移民影响,但相对较小。
第三种少数民族是以移民为基础形成,或者在形成过程中有过重大迁移,或者兼而有之。譬如维吾尔族、裕固族、东乡族、女真族、蒙古族、满族、回族,有的民族本身就是移民的产物。
如东乡族,元朝时候从中亚的撒马尔罕迁过来,以后在甘肃形成。
女真人建立的金朝灭了北宋,女真人大规模迁到黄河流域。由于女真人是少数,金朝统治者有意识地把他们分散到各地。金朝灭亡后,这些女真人大部分留在中原,少部分迁回到东北,迁回到东北的人以后再发展成为满族,所以女真是满族的来源,但是不等于女真人就是满族。
所以中国的少数民族与汉族一样,与移民有密切的关系,相当一部分是移民的产物或者得益于移民。
移民起了什么作用呢?就是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从宋、元、明、清来看,中央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实行的政策一般都是先建立土司,让少数民族维持原来的生活方式,保持当地的习惯,首领仍按原来的办法产生或者世袭。清朝实行“改土归流”,就是不再让当地土官、土司世袭,而是改成流官,由中央政府或者上级政府派遣官员取代他们,就是将这些特殊行政区正常化。这个过程怎么能够做呢?一般都是以移民为先导,如果在这个地方没有一定数量的汉族移民,汉族政府派去的流官怎么进行统治?不可能的。另一个途径就是移民过程中的通婚,他们的后代很难归入哪一族,几代以后界限就消失,最后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民族融合的完成一定要有这个过程。
多民族共同体真正形成恐怕还需要很长时间,强调汉族对少数民族有影响,也要强调少数民族对汉族的影响。迄今为止,世界上比较成功的例子,都是逐步淡化本民族意识,再通过共同生活才能达到比较理想的融合。
有利于移民与地区的开发
沿海沿江的一些城市大都是移民的产物
移民与农业社会的地区开发。农业社会主要是靠人力,一个地方不可能自己产生很多人口,要使它出现一个大的变化,就得靠外来的劳动力和人口,所以历史上每个地方的开发动力都来自移民。完全靠本地,既缺少劳动力,也缺少先进的生产技术,甚至连好的农作物都没有。移民的过程实际就是开发的过程,农业的发展基本跟人口成正比,所以中国古代的地区开发就是一个不断移民的过程,什么地方移民成功,开发也就成功了。
移民与地区重新开发。有些地方已经开发,但是经过战乱又荒芜了,又倒退了,重新开发的动力主要靠新移民。明朝初年实施大规模移民,其中也包括今天北京一带。当初朱元璋建都南京,因为北京还是元朝的大都。由于大批蒙古人跟着元朝北撤,加上战乱影响,到朱棣迁都北京时,当地人口不多,与首都地位不相适应,所以朱棣实施大规模移民,主要是从山西迁入,因为山西是高原,比较封闭,在元末明初的战乱中,受战乱影响较小。
移民与近代城市的发展。1840年以后,中国被迫对外开放几个沿海港口,上海是其中之一。沿海沿江的这些城市几乎都是移民的产物,其中最典型的是上海。
1843年开埠时,整个上海县50多万人口,外国人才二十几个,但是开埠以后人口飞速增加,到1900年的时候,上海人口已经突破100万。到解放时上海人口500多万。
城市发展动力主要不是本地人,都是外来的,而移民的素质又起很大作用。上海的外来移民中70%左右都来自浙江北部、江苏南部,这一区域从五代开始,差不多近1000年来都是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方,所以移民素质相对比较高。
天津也是移民城市,但是与上海相比,天津的移民比较单一,主要是河北人,其次是山东人。移民的来源是比较穷苦的地方,不像上海能够得益于长江三角洲这块富庶的地方,所以天津移民总的素质不如上海的高,吸收的外国人也不如上海那么多,所以同样是移民城市,地位相对就要低一点,影响也比较小。
移民本身的来源和素质固然重要,但是迁入后将移民放在什么样的地位也非常重要。一个城市如果不向优秀移民开放,城市的活力也就没有了。
有利于文化的传播
玉米、红薯、土豆、花生都是外来作物
移民是文化传播最活跃的载体,在没有现代化传媒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中原华夏人原来喜欢穿宽袍大袖,越是有地位的人越是要掩盖形体。北方的游牧民族要骑马,要狩猎,服装都是紧身的,行动便捷。中原人通过移民与游牧民族接触,才学到这一点。
以前汉人习惯席地而坐,盘腿坐在席子上,而北方少数民族胡人骑惯了马,平时坐在小凳子上。因为胡人逐步内迁,汉人逐步接受了胡人的习惯,并且制成各种椅子。
农作物的传播也可以通过流动人口,比如通过商人,通过海上的贸易,可以将新品种传进来,但是新作物的推广就离不开移民。农民最现实,将新作物种子给他,他未必会要。但看到外来移民种新作物丰收,收入高,他就会主动学。玉米、红薯、土豆、花生都是外来作物,明朝中期传入中国,到清朝逐渐普及。这些作物都是随着移民的迁移而得到传播推广的。
移民的过程也是精神文化的传播过程,音乐、舞蹈、艺术都是靠移民传播的。今天民乐中的弦乐器,二胡、京胡、高胡、板胡都带个“胡”字,就是胡琴,中国传统乐器中原来没有,是从西域,今天的新疆或者是再远的中亚传播过来的。十六国时,后凉的吕光一次就从西域引进大批音乐人才,这些人以后又迁到中原地区,将音乐也带过去了。盛唐音乐带有很多外来成分,要是完全按中国传统,那就根本没有这种音乐。
移民与职业也有关系。如上海不同来源的移民往往从事不同的职业,这是因为同乡间相互影响,相互帮助,时间长了就形成某地移民在某些职业上的优势。解放前上海的警察大多是山东人,山东人生得高大,当警察比较合适,以后就形成职业优势。拉黄包车、蹬三轮车的大多是苏北人,码头工人、纺织女工也以苏北人为主。扬州人所谓“三把刀”——修脚刀、切菜刀、理发刀,在沐浴业、餐饮业和理发业中占优势,这些都与移民密切相关。
有利于中国城市现代化
城市人口素质的提高也离不开移民
首先,城市化离不开移民。尽管城市化不是现代化的惟一道路,但中国的城市化是不可避免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人口大约已占总人口的40%左右。
城市化靠什么?靠移民。完全靠本地农村人口转变成为城市人口,一是数量有限,特别在中西部地方。另外如果就地转变,人住进洋房,生活还是农民的生活方式,改变不了的。像上海浦东就出现过这个问题,已经变城市了,但是农民很多生活习惯和观念没有改变。所以任何城市化都需要外来的移民,何况现在城市化不单根据人口数量,还要根据人口密集程度、资金和人才的密集程度,只能靠外来移民。
中国未来人口流动的主要趋势就是农村流向城市,小城市可能流向大城市,或者是向城市群中间密集。东部大城市可能太多了,但西部将来还是要有计划地发展大城市、特大城市,使它形成生产能力,形成文化创造能力。
再者,人口素质的提高也离不开移民。一个地方风气的改变,整体素质的提高,对外来文化的接受程度,都与移民的数量、质量成正比。一个地方的风气,学风也好,文风也好,民风也好,要有比较大的改变,不能够寄希望于本地。一定要有外来文化、外来高素质移民的冲击,历史上都是如此。
最后一点,移民还有利于人口的合理分布。全世界人口分布都不可能均衡,这是正常的,因为地理条件不同。而且,世界潮流不是人口更加分散,而是高度地密集。比如日本的人口集中在东京湾和京都、大阪、神户地区。美国和西欧也是这样,都大规模集中。
但是集中和分散都要讲究合理,合理的分布就需要不断通过移民加以调节。未来可能有更多的人往东迁。但是西部也需要移民,西部需要的人口不在于数量,而是需要质量。
人口的合理分布需要经常性的人口调动,这样才能保证一个国家的大多数人口能充分发挥作用,真正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这也离不开移民。
人口的迁移
今天,世界陆地上除去被冰雪覆盖的极地,寒风刺骨的高原、山地和热风袭人、寸草不生的沙漠以外,可以说到处有人居住。当然,在各地居住的居民,大多是长时期的,甚至是世世代代就生息在那里。但是,有的地方大部分,甚至全部人口都是从其他地方移去的。例如,美国,1981年共有2.3亿人,其中土著居民印第安人只有60万人,而从西欧、非洲、亚洲迁去的移民却占现有居民的95%以上。可以说美国是移民组成的国家。
移民离开家园走向他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逃避灾荒,寻求新的生活资源,以求温饱;有的是远离战争,找个安身立命之地,以求和平生活;有的是避免宗教迫害,远走他方以求自由地进行其宗教活动;有的是不安现状,向往新的富裕生活,以谋求改善自己生活的愿望;等等。这些都属于自愿迁移。但也有被强迫迁移的,如非洲的黑人,曾被当作黑奴贩卖至美洲。下面,我们分别从历史与现代来叙述人口迁移问题。
一、历史时期的人口迁移
在历史上,有几次大的世界性人口迁移活动,比较突出的是欧洲人迁往美洲,黑人被贩卖到美洲,中国人流向东南亚。
1. 欧洲人迁往美洲
1492年哥伦布首次从欧洲前往新大陆以后,欧洲人就开始大量地迁往美洲。早期是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在中、南美洲进行殖民。17世纪英国开始向北美洲移民,由于北美洲的美国与加拿大东海岸接近西欧,所以移民的速度逐渐加快,并成为欧洲移民的主要集中地。
英国人从1607年开始在弗吉尼亚的詹姆斯登陆建立殖民地,随后,于1620年“五月花号”带来的清教徒在马萨诸塞登陆。到17世纪末的“大陆殖民”已拥有繁荣的农业、商业和渔业经济,并开始有制造业,人口已有25万。18世纪中期,移民已达200万。经过独立战争,到1783年,人口已有300万。根据1790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材料,居民大多数是来自欧洲的移民,其中来自英国的占71%,来自欧洲大陆占8%。另外,还有来自非洲的移民,占21%。
19世纪初,美国移民的来源出现变化,英国虽然仍居首位,但是西欧、北欧,甚至东欧、南欧的成分有很大增长。已由原来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欧和北欧移民占96%下降到68%,而东欧与南欧的移民到19世纪已占22%。在年间,移民中主要是爱尔兰人;年主要是德国人;在年间,北欧出现“往美国移民热”;到1900年移民的主要来源已转向东欧和南欧。在年的100年间,到美国的移民占美国人口年增长数的20%以上。1920年以后移民大大减少。1882年开始对移民加以限制,尤其对来自东方的移民限制更严。在1921年和1924年通过立法,对移民进行控制。本世纪30年代开始,拉丁美洲(尤其是墨西哥)和亚洲移民大增,60年代占52%,70年代占73%;欧洲来的移民60年代占32%,70年代占20%。
2. 非洲黑人被迫迁往美洲
欧洲人到新大陆以后,开始对美洲实行大规模的掠夺和殖民活动。在此过程中,由于对印第安人实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遇到印第安人的反抗,结果,在开发中劳动力特别缺乏,特别是白人尚不适应当地的湿热气候。为种植甘蔗、烟草、棉花、水稻、蓝靛等经济作物,就大量利用非洲黑人。罪恶的奴隶贩卖活动始于16世纪30年代。开始主要集中在非洲西海岸,而后扩及从塞内加尔到安哥拉之间长达6000多千米的奴隶贸易区,在西非奴隶来源不足时,又扩大到东非。最初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进行捕捉,后来则用收买,引诱当地部落的酋长挑动战争,并用粗劣物品换取俘虏,然后用船运到美洲。欧洲的奴隶贩子从伦敦、利物浦、马赛等港口出发,用船运载物品,把在非洲“换得”的奴隶运往西印度群岛、巴西和北美洲出售,同时将在该地购得的棉花、甘蔗,或矿产品运回欧洲。北美洲的奴隶贩子则从新英格兰出发,用木材、乳制品、面粉换取西印度群岛甜酒,再到非洲换取奴隶。这就是所谓的“三角贸易”。英国人和荷兰人在此活动中居于垄断地位。
奴隶贸易一直到19世纪30年代才逐渐停止,长达3个世纪,使非洲人口损失近1亿。据粗略估计,被运往美洲的4000多万黑人,由于船上过度拥挤、饮食恶劣和疾病流行,有过半的人死于途中,到达美洲的只有万人。并有数千万人死于反捕捉过程中。
在美国,第一批黑奴是1619年到达弗吉尼亚的。到1775年。北美洲殖民地的黑人已达50万人。约等于北美洲总人口的1/6。1861年内战开始前夕,南部15个州人口总数只有1200万,而黑奴就占400万。尽管美国后来废除奴隶制,给予黑人以公民权,但是,他们在政治和社会地位、职业和教育等方面仍受到歧视。今天美国有2000万黑人,占美国人口约10%,成为美国国内人数量最多的一个少数民族。在地理分布上,他们已随着南部农业机械化发展,劳动力需求的减少而转向东北部的工业地带。
在加勒比地区的西印度群岛上;由于大量使用奴隶劳动,结果,黑人已占人口中的重要地位,如牙买加与海地的黑人都占2/3以上。相反,原来的土著印第安人已完全绝迹。
3. 中国人迁向东南亚
中国人向外迁移早在汉代时已开始。唐代,海上贸易发达,就有一些人移居苏门答腊,马来半岛和瓜哇。宋末元初,因战乱,宋遗民大批涌向海外。明代中期以后,随着新航路的出现,东西贸易的发展,吸引大批华人奔赴南洋。万历年间在菲律宾的华侨仅福建一省就有数万。明末清初,为逃避清兵,又一次有大批人漂洋过海,移居国外。康熙年间实行海禁,移民遂暂时中断。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国被迫对外实行门户开放,加上国内战争、饥荒,又使沿海各省的贫苦民众以空前规模大量到海外谋生。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109年间,中国出国人数多达1000多万,足迹远远超出亚洲范围,遍及世界各地。
据统计,现今居住在国外的华侨(包括华裔)约有2300多万人。其中绝大部分侨居在亚洲各国,占91.8%,而东南亚的华侨、华裔又占亚洲的90%,主要集中在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等国。侨居国外的绝大多数华侨已取得旅居国的国籍,成了外籍华人。出国的移民中广东省占60%以上、福建省占20%以上。而广东省则主要集中在韩江流域、潮汕平原和珠江三角洲地区。
在美洲的中国移民约有200万,其中约有1/2在美国,其余的在加拿大、古巴、秘鲁、巴西等国。
中国向东南亚移民的历史比较悠久。他们把我国生产技术带到南洋,与当地居民共同开发当地的资源,为其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同时,也与当地居民一样,遭到殖民主义者的压迫与剥削。所以,华人与当地居民和睦相处,关系密切。
在美洲的华人多是作为所谓的“契约劳工”被骗运前往的,他们在那里每天从事长达十几小时的最艰苦的劳动,过着非人的生活。甚至遭到各种刑罚的折磨,不少人受饥饿、疾病、劳累的折磨而死在异乡。可是,在各种工程完工以后,这些“契约劳工”就受到排挤、迫害和屠杀,不少人被迫回国。今天,由于我国在政治上的独立自主,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海外华人的地位发生根本变化,享受到公平的待遇。
二、现代的移民
今日,世界上的人口迁移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过去多是开发新区,主要是向美洲、大洋洲与东南亚地区移民。如今,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工业发达国家,劳动力短缺,形成由人口密集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向发达国家的工业区转移。在国内人口迁移上,主要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由衰落城市向新兴的工业区转移,由环境条件不好地区向生活舒适、环境优美的地区转移。
1.外籍工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前联邦德国、北欧等经济发达国家,生活水平提高也较快,而人口增长缓慢,出现劳动力严重不足问题。因而地中海沿岸国家,如西班牙、意大利、南斯拉夫等国的工人就到缺劳动力的国家做工,那里出现几百万人的外籍工人。第二个外籍工人集中的国家是盛产石油的阿拉伯国家。它们是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联酋、阿曼、巴林和利比亚等。其中阿联酋和科威特两国的外籍工人占全部劳动力的60%以上,其他国家约在30-40%之间。按人数计,外籍工人最多的是沙特阿拉伯,超过70万人。其工人来源除其他阿拉伯国家外,还有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家。
2.退休人员的迁移
在生活富裕的西方国家的中产阶级退休后,可以获得较多的退休金。他们有条件选择生活条件比较好,坏境比较优美的城市和地区作为居住地。在英国,这些人往往迁往沿海的城市。迁往南部沿海的弗克斯通(Folkestone)、黑斯廷斯、布赖顿、沃尔森(Worthing)、怀特岛、达特默茨(Dart-month)、特鲁诺(Truno)等城市及其附近地区的特别多。如果与东部沿海、西部沿海一些城市相联系,那里出现了一种城市空心化现象。这些沿海城市及附近地区60岁以上的人口占当地总人口的26.7~49.1%,而在英格兰中部的城市中,60岁以上的人口只有8.5~14.8%,两者相比,反差十分鲜明。
4. 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
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是工业化的产物,这种现象18世纪时首先出现在英国。进入20世纪,乡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大城市迅速发展。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也日益加大,1925年城市人口只占21%,1950年增至29%,1980年已达到39%。据联合国统计,全世界162个国家和地区中,已有59个国家和地区城市人口超过乡村人口。50年代以来,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都急剧增长。发达国家,如澳大利亚,1954年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6%,到1976年达到86%。发展中国家,如秘鲁,在1950年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31%,到1976年增长到55%。人口比较多的发展中国家,因人口基数大,城市人口增长比较缓慢。
由于人口大量转向城市,不仅城市数目增多,而且大城市人口日益膨胀。在20世纪初,全世界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只有10多个,1950年增加到70多个,现在则已接近200个。大城市的市区不断向外扩展,郊区也在向市区转化,所以人口迅速增长。如日本的东京(包括东京、川崎、横滨以及附近若干毗连城市)在1900年只有
174万人,1950年发展到 818万人,到
1970年已达1484万人。其他超过千万(连同郊区)的特大城市还有纽约、墨西哥城、上海和洛杉矶等。
5. 中国和美国国内人口的迁移
我国国内的移民活动有很长的历史。例如在14世纪末与15世纪初,一是向云南,再是向沿长城地区的军垦移民。在清朝()从两湖和陕西向四川迁移了大量居民。例如,四川在1786年人口不到850万人,到1850年,该省的人口超过4400万人。1850年以后,移民重点转向长江下游。那里因太平天国与清政府战争,人口大减。20世纪初,移民转向东北。光绪二十二年(1897)东北已全部开禁,允许关内移民前往。当时,东北全区人口只有700多万人,到1933年已达2910万人。1950年,东北的人口已达4000多万,到1982年增加到9000多万。从开禁到现在约100年,东北的人口由700多万增加到9000多万人,增加了12倍,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少有的。
美国国内在近几十年内,西部地区,特别是加利福尼亚州,新兴的工业比较发达,经济增长较快,所以东部的白人向西流动,使西部的人口有惊人的增长。相比之下,美国黑人迁移潮流则主要是由南向北,因为南方农村劳动力有余,剩余的黑人劳动力流向北方城市,寻求生路。目前,这两大迁移潮流已接近尾声,出现了由北方向南方“阳光地带”迁移的高潮。
世界人口的历史变化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人类靠捕猎动物与采集可食植物为生。虽然在今天世界上大部分地区,这种社会已不复存在,但是,在少数地方还保留下来一些,如亚马孙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瓦依瓦依(Waiwai)人,寒带地区的爱斯基摩人,以及西南非洲卡拉哈里沙漠地区的布什曼人等,他们都保持有较多的原始社会痕迹。从这些社会的人口状况,可以推测过去人口的特征。
据估计,在一万年前,世界上大约只有1000万人口。他们营群居生活,每个群体很少超过50人,过着男人狩猎,女人采集的生活。人口密度为0.04人/平方公里。这样低的密度是因为这种群居生活彼此相互孤立,所获取的食物都是天然的,需要大片的空间才能提供足够的食物。当时的人口增长特别缓慢。死亡率高是人口增长的重要限制因素。此外,当时人口的增长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流产、溺婴。这种缓慢的增长也意味着人口的数量与狩猎和采集地区的负荷能力相适应。
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人很早已遍布非洲和亚欧大陆,并通过东南亚与白令海峡进入澳大利亚和美洲。这种迁移的动力是对食物的需要。当时,使用简单而有效的武器以及集体互助活动,使得当地的食物迅速耗竭,于是人们不得不进行空间转移。在使用火和掌握剥兽皮、建住房、制造工具的技术后,人们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提高了。最后,人类就遍布于世界各地。
今天,大多数人认为,农业起源于一万年前。种子作物农业开始出现于非洲的埃及、亚洲的两河流域(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印度河下游和中国的黄河中游,以及新大陆的墨西哥和秘鲁等。动物的驯化和作物的栽培给人们带来了较高的生产力,产生的剩余的食品,为人口的增长提供了基础。
尽管农业最初在少数地区出现,但是其传播的速度很快,而且由于技术的改进,使土地能提供更多的粮食,这就使人口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在开始时,农业耕作极其粗放,只是利用天然的肥力。到公元前年之间,出现了灌溉农业。农业在河流两岸发展特别迅速,在旧大陆,主要是种植小麦、大麦、谷子、稻谷等作物;在新大陆则以玉米与豆类为主。
到公元初期,尽管不少地区仍然依靠狩猎和采集为生,但在一些地方农业已有很大发展,以农业为生的人口在世界上占主导地位。据估计,此时世界人口约有2亿。当时世界人口主要集中地区为西方的罗马帝国,东方的中国和印度。据中国的历史记载,公元2年时,人口已有5900万。到公元1000年,世界才增加到2.75亿人口,仅比公元元年增加7500万人。即增加37.5%。到公元1350年,人口已增加到4亿。这就是说世界人口从2亿增加到4亿(增长一倍)用了1350年的时间;可是,从4亿增加到8亿,只用了420年(据统计1770年世界人口总数达8亿);从8亿增加到16亿人口的时间则只用了130年(1900年世界人口为16亿),由16亿增加到32亿的时间用了64年(1964年世界人口为32亿),预计到2000年,世界人口可达64亿,也就是说只需要36年,世界人口又将增加一倍。
其实,世界人口并不是成直线上升的,而是有升降起伏的,有时甚至出现较大的波动。例如,14世纪的欧洲,由于腺鼠疫在人口集中而卫生条件很差的城市流行,仅一年就使这些地区
1/3的人丧生。此外,灾荒与战争也往往使人口急剧下降,如年法国巴黎北部Beauvais区,由于粮食歉收,及英国1642年的内战都曾使人口急剧下降。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也屡见不鲜。如公元2年(西汉帝元始二年),人口就已达5900万。可是在55年以后的东汉光武中元二年的人口,却只剩下2100万人,锐减了2800万。如果考虑到光武中元二年已是东汉建国后的第33年,则西汉末与东汉初人口可能低于此数字。
总之,农业社会的人口是经历了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以及灾荒、饥饿、战争、瘟疫的折磨,人口有很大的波动。上升、下降、停滞的多次交替,使人口的增长十分缓慢。这是所有工业社会前的一切农业社会共同的特征。
进入工业社会后,机械化代替了手工劳动,化石燃料能代替人力与畜力,推动机器生产,所创造的财富大大超过农业社会,从而使人口发展产生很大的变化。19世纪中,在人口中反映最突出的是工业化国家死亡率明显下降,从而导致人口的加速增长。如欧洲,在工业革命前,人口死亡率比较高,可是在1775年以后,死亡率从40&左右开始逐步下降。至今欧洲人口死亡率只有4&。
导致人口死亡率下降的因素很多。主要因素之一是18世纪后半叶开始,人的营养条件有很大改善。17世纪时,马铃薯和玉米已从美洲传入欧洲。尤其是欧洲原来某些过于冷湿而不太适宜农业的地区──如爱尔兰和挪威──已把马铃薯作为主要食品。在铁路建设以前,道路的改善,运河网的建成,沿海运输的发展,改变了过去闭塞状态,使食物余缺的地区可以相互调剂。另外,在农业中,新的饲养动物与栽培植物品系出现,施肥、农业机械,以及粮食的储存条件的改进,提高了食物的产量和可靠的供应量。
营养状况的改善,增强了对痢疾、伤寒、天花、肺结核和猩红热等传染病的抵抗能力。城市中经净化的自来水的供应、垃圾的处理,以及食物的消毒等,也对19世纪后半叶人口死亡率的下降起着一定的作用。另外,值得提到的是医药的作用,如种牛痘被广泛地推行,这对婴儿死亡率的下降就起很大的作用。
由于上述原因,西欧各国自1770年后,死亡率开始下降。例如,英格兰和威尔士在1750年,人口死亡率为40&,到1900年已下降到20&。
在一个国家内,各地人口的死亡率也不相同。尤其是在人口拥挤的工业城市,在整个19世纪,人口死亡率都比较高。据估计,在英国,人口死亡率最高的城市,如曼彻斯特和利物浦,人的寿命不超过20岁。但在当时的英国南部比较富裕的农村,平均寿命已超过50岁。欧洲的情况是,死亡率的波动在减少,死亡的趋势在下降,只是不同的地方仍然有较大的差别。
美国的情况与英国不同,其死亡率下降的时间比英国稍晚一些。在19世纪后半叶,人口死亡率仍然有较大的波动。如马萨诸塞州白人的死亡率在1789年大约为28&,到1855年逐渐降到21&,到1900年降到11&,1950年,美国全国的人口的死亡率已降到10&。现在仍维持这个水平。
1850年美国马州男性平均寿命为44岁,但在巴尔的摩黑人男性平均寿命只有21岁。到1978年,美国全国的平均寿命男性达到69.5岁,女性为77.2岁,比上一世纪有很大的提高。近几十年中,工业化的国家中,人口平均寿命的增长同死亡率的下降与死亡原因的变化有关。在1935年以后,医药的发展,使保健有很大的改善,磺胺药类和抗菌素药品的广泛使用,使一般疾病的治愈率有很大提高,致人死亡的疾病已转为衰退性疾病,如心脏病和各种癌症。如纽约市,在1866年,死于肺病的占19.8%,腹泻-肠炎的占15%,霍乱的占6.4%,肺炎-流感-支气管炎的占6.1%;在1965年,死于心脏病的占39%,癌症的占19.9%,脑溢血的占7.1%。据观察,各种类型的癌症,有越来越多证据说明是与环境因素有关,如空气和水的污染,工业废物、有害食物、吸烟,甚至城市生活的拥挤和紧张等,都在起作用。看来,虽然医药发达控制着一些传染性疾病的祸害,但是工业发达国家却受到生活富裕,不太活动和节奏紧张的生活方式相关的疾病威胁。
在工业化初期,欧洲的人口出生率仍然维持较高水平,可是到19世纪后半叶就开始下降,到20世纪继续下降。现在欧洲的人口出生率比死亡率已高不了多少,甚至在某些国家,如前联邦德国和奥地利等国,人口出生率已低于死亡率。
经济因素同出生率的下降有紧密联系。在城市化的工业社会中,童工已禁止使用,儿童已成为一种经济负担,而不是财富。因此,出生率随着工业化和新的社会立法而下降。家庭的大小与经济因素之间的关系可以证明这种现象。例如英国在19世纪60年代,每个家庭平均有6个儿童,到20世纪70年代,每个家庭平均只有2个。工业革命形成了新的消费习惯,而且期望提高生活水平。这样,在实现提高生活水平的愿望中,面临着是缩小家庭成员,还是降低消费水平的决择。
城市化给人们带来新的思想。文盲一般随着城市化而减少,农村中喜欢大家庭的传统受到冲击。城市的生活改变着人们的思想、对待家庭的态度、妇女的社会作用,以及控制生育等认识,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没有这些变化,出生率的下降也是困难的。
虽然医药对计划生育的实施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这主要是在思想上的一种突破。现在,在工业化国家,控制家庭人口在道德上已被接受,在社会上也认为是合理的。这种变化不仅有助于出生率的下降,也使妇女摆脱她的一生就是生儿育女的旧观念,并灵活地选择其生活方式。
在发达国家,也引起对传统家庭制度的稳定性的忧虑。如在美国和瑞典等国,近些年来,离婚率急剧上升。这些都反映了经济和社会力量的影响。对这些国家的许多人来说,大学教育要到22岁才能完成,另外,还要若干年用于职业训练,为夫妇双方建立他们自己的事业,则需要更多时间。在这种情况下,生育只好推迟。另外,养育和教育子女的花费也起着抑制家庭人口的作用。在美国以1981年计,一个中等收入的家庭,一个孩子从出生到大学毕业要花费98000美元。今天,这项费用已大大超过此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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