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都读过哪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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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都读过哪些书
走进毛泽东的读书生活
在党的第一代领导人中，毛泽东读书之多、之广、之深、之活，无人能出其右。
　　毛泽东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从读书的角度讲也可以说是读书的一生。现在不是提倡创建学习型社会，号召全民学习、终身学习吗？毛泽东可谓是终身学习、酷爱读书的典范。在党的第一代领导人中，若论读书之多、之广、之深、之活，无人能出其右。毛泽东早在少年读私塾时，就读了《增广贤文》、《幼学琼林》等普及读物和“四书”、“五经”等儒学著作。从此，他一生读书未断，甚至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乃至极其艰苦的长征岁月里，都没有间断过读书。
　　在长征路上，张闻天夫人刘英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随中央领导人长征。据刘英讲:那时“毛泽东身体较弱，有时躺在担架上看书。红军到了毛儿盖，没有东西吃，肚子饿，但他读马列书仍不间断，所读的有《反杜林论》、《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等。有一次，他叫我:刘英，实在饿，炒点麦粒吃吧！他就一边躺着看书，一边从口袋里抓麦粒吃”。
　　可以说，延安时期是毛泽东一生集中读书比较多的时期。这是因为:
　　第一，从外在的客观环境方面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延安有了相对安定的环境，读书条件显著改善，读书时间相对增多。
　　第二，从党的事业需要方面说，虽然遵义会议改组了党中央，先是纠正了“左”倾错误领导的军事路线，以后又纠正了其政治路线，但“左”倾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没有来得及从根本上得到肃清。随着抗战的爆发，党领导人民进行抗战的担子非常繁重，要正确处理好中国和日本、共产党和国民党这个“两国三方”异常复杂的政治、军事关系，不批判“左”倾教条主义、主观主义，不对过去的革命经验进行总结，并对广大干部和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要使革命事业开辟一个崭新局面，夺取全民族抗战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当时尽管还未进入党的核心领导层，但自遵义会议后他事实上已成为党的集体领导的核心。因此，历史的使命感驱使他多读书，用马列主义理论来武装自己。
　　第三，从个人的自励方面说，过去“左”倾错误领导对他的鄙薄、讥讽，促使他要如饥似渴地读书。在中央苏区时，临时中央“左”倾领导以“马列主义理论家”自诩，宣称“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批评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是“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右倾机会主义”等。在遵义会议上“左”倾错误领导的拥护者还讥讽他打仗并不高明，只会按照《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去打，不懂得马列主义的战略战术。这段经历逼使他“到延安就发愤读书”。所以在这个时期他读的书很多，也写了很多著作。他通过各种渠道特别是周恩来从重庆购买各类书籍。他个人的藏书也多起来了。直至1947年撤退延安时，他将别的许多东西都丢下，带着大部分书转战奔波，最后搬到了北京。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读书的条件越来越好了。到“文革”前，他个人的藏书已有几万册，形成了一个能基本满足他读书需要的藏书室。他读的书摆的到处都是，有的同志可能参观过，影视里也有表现，连他睡的床上堆的都是书。他外出视察也带着书。在外地还要借一些书。在杭州、上海、武汉、成都、庐山、包括广州的图书馆，都有他借书的记载。在《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一书中，编者还附了一个他在1959年10月外出带的书的书目，总计有80多种达几百本之多，相当于一个小图书馆。
　　晚年毛泽东，身体不好，视力减退，不能看书了，就请人帮他念读，或用放大镜看着读。据当年的图书管理员讲，毛泽东在临终时还手不释卷。他读的最后一本书是平时喜欢读的《容斋随笔》。
　　这是南宋文学家洪迈，历时数十年博览群书，随笔所记录的读书心得。最后一次读书的时间是1976年的9月8日5时50分，在医生抢救的情况下还读了7分钟。这就是说，他几乎是在心脏快要停止跳动的时候，才结束其一生从未间断过的读书生活。他在延安时号召干部学习时说过:“年老的同志也要学习，我如果再过10年死了，那么就要学9年零359天”。他以自己的读书实践实现了这个诺言。
　　毛泽东一生中究竟读了哪些书
毛泽东一生中读的书太多了，要精确地说明很困难，这里只能做一个大致的分类。我将他读的书初步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马列著作。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新思潮的冲击下，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真理，毛泽东就开始读马列著作。他最早读马列著作的时间是1920年，读的第一本著作是《共产党宣言》。在大革命时期，他读了《国家与革命》。在中央苏区时期，他已读了前面说的在长征路上读的那几本著作。此后，他对这些书反复读。所以，他在1964年3月接见外宾时说，他是“在马背上学的马列主义”。他对马列的书读的最多的时候是在延安。在这个时期，他还读了《资本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哲学笔记》节译本、苏联出的《列宁选集》中文版多卷本、《论列宁主义基础》、《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艺术》等。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最喜欢读列宁著作。其原因主要有:一是那时翻译的列宁著作比马恩著作要多；二是列宁著作中有直接论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进行民主革命和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理论，对中国革命更具直接的指导性；三是列宁著作比较生动，好读。毛泽东说过:“列宁说理透彻，把心交给人，讲真话，不吞吞吐吐，即使同敌人斗争也是如此”。因此，他对列宁的书读得最多，下功夫也最深。他也说过:投入革命洪流以后，他是先学列宁的著作，后读马恩的书的。在列宁的著作中，他读的遍数最多的是《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哲学笔记》等。特别是《两个策略》和《“左派”幼稚病》，他个人不仅读过多遍，还推荐给别的同志读。彭德怀说过，这两本书，毛泽东寄给他读过，并写道:“此书(指第一本《两个策略》)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在寄《“左派”幼稚病》时还写道:“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这也说明毛泽东之所以特别喜欢列宁的上述两本书，就是因为他对中国革命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二是哲学、经济学著作。这主要是在延安时期和上世纪五十年代读的。在延安，为了批判王明教条主义，总结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毛泽东自感“我的工具不够”，要“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哲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工具学”。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伟大的认识工具”。毛泽东除读前面讲的马列哲学原著外，还读了苏联哲学教科书和一些普及性哲学通俗读物。这方面有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合著的《辩证唯物论教程》，米丁等著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和米丁的《新哲学大纲》，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思想方法论》和《哲学与生活》；还有中国古代的诸子百家、古希腊哲学家的著作和西方近代哲学家的著作。这些哲学著作对他写作《实践论》和《矛盾论》起了很大作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部分章节，他也读了，认为“十分精彩”。新中国成立后，他还读过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著作，如《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艺术论》，还有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哲学著作，李达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唯物辩证法》，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和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等。
　　关于经济学著作，毛泽东在延安读过一些，如马克思的《资本论》、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等。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他再次读了《资本论》，以后又多次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列宁有关政治经济学论文十三篇》等书。在1958年“大跃进”运动出现严重失误后，他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读了许多遍；还认真研读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集中整整两个月时间，采取边读边议方法，对该书逐章逐节地深入研讨，其成果就是后来广为流传的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批注与谈话。此外，他还读过从古典经济学家到庸俗经济学家的一些著作，以及中国经济学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论文选集等。
　　三是中国历史和近代时政著作。毛泽东涉猎很广，但中国历史和中国古代文学方面的书则是他最喜欢阅读的。关于中国历史，他从小就有浓厚兴趣。在省立一中，他学了古代史后，写了篇论商鞅变法的作文，获得老师好评，老师认为他“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随后，他又读了《御批历代通鉴辑览》116卷，更增加了对历史的兴趣。在一师，他读了从先秦诸子到明清思想家的著作，包括《二十四史》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他在给好友的信中还开列了77种古代经、史、子、集的著作，称“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的而不可缺”。他对曾国藩的书也很欣赏，细读过《曾文正公家书》和《曾文正公日记》。近代时政著作，他十分爱读，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康梁的维新变法著作，特别是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他爱不释手，一些好文章读了又读，几乎能背出来。《新青年》创刊后，他成了其追随者，按照时髦语言说，成了《新青年》的“粉丝”。他回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中国古代和近代的许多著作，往往是文史哲融为一体的。这些书籍给毛泽东以深刻影响。他的传统文化的深厚根基，用时尚说法即“国学”的底子，主要是在那时建立的。新中国成立后，这些著作他还不时地阅读。《二十四史》约有4000万字，他硬是通读完了，有些部分还不止读过一遍。在1959年出巡时所带的书中，有标点本《史记》、《资治通鉴》和大字本《二十四史》全部，还有关于《老子》的书等十几种，以及《荀子》、《韩非子》、王充的《论衡》、张载的《张氏全书》、明清之际王夫之的《读通鉴论》等，清人赵翼的《二十四史札记》，郭沫若的《青铜时代》、《十批判书》，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等。他还有一个习惯，到了外地，要看省志和县志等地方性史书。毛泽东谙熟中国历史，讲起历史典籍和细节，如数家珍。
　　四是中国文学著作。毛泽东小时候就对《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精忠岳传》、《隋唐演义》等书很着迷。他对中国文学书籍读的比较多的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这大体分为四类:第一类为古代诗词。自《诗经》始，我国历代的诗词曲赋，他几乎广泛地阅读过，最喜欢的是《楚辞》、唐诗、宋词和元曲。第二类为古文和古典小说。对古文，他最爱读六朝的骈文和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在唐宋八大家中，他最喜欢柳宗元的散文，认为柳文同他的诗一样，清新、精细，寓意含蓄，富有哲理。在古典小说方面，他几乎将所有名著都浏览过，并对一些名著提出自己的见解。如他认为《东周列国志》讲的许多颠覆敌对国家的故事，是当时社会剧烈变化在上层建筑上的反映，其缺点是没有写当时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化。他认为《金瓶梅》在揭露封建社会经济生活和统治者与被压迫者的矛盾方面写得很细腻，但不尊重女性，只暴露黑暗，讲淫秽，就很难传开。他对《西游记》颇为称赞，这在“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的诗中充分反映出来。第三类为现代文学，主要爱读鲁迅的著作。在延安，当时鲁迅纪念委员会编辑的20卷本《鲁迅全集》“纪念本”，通过党的地下组织，从上海辗转送到延安就给了毛泽东一套。他放在办公桌上经常阅读。他在书上圈圈划划，还作批注，认为鲁迅跟他的心是相通的。因此，直到逝世前夕，他卧室的床上、床边的桌上、书架上，还摆放着新出版的大字本《鲁迅全集》，有的折页，有的夹条，有的打开着，说明还在阅读。鲁迅著作伴随着毛泽东走完了生命的最后历程。第四类为笔记小说和其他杂书。在延安时期，范文澜送给他一套《笔记小说大观》。所谓杂书，也是有知识性和趣味性的书籍，包括一些小说，如《智囊》、《笑林广记》、《官场现形记》、《聊斋志异》之类。他认为，《聊斋志异》的一些篇章带有民主性，反映了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读起来很有兴致。
　　五是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著作。毛泽东早年对自然科学不大感兴趣，读过的书有限，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给他以深刻印象，直到晚年还多次谈到达尔文，以及阐发达尔文学说的赫胥黎及其《天演论》。到延安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著作在其涉猎范围之内。一些有影响的著作，如商务印书馆出的汤姆生《科学大纲》，辛垦书店出的普朗克《科学到何处去》，秦斯的《环绕我们的宇宙》，爱丁顿的《物理世界的本质》等成为他的藏书。他对人讲过:《科学大纲》使他获得很多知识。到北京后，这方面的书他读的更多一些。他对各门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史和某些技术书籍广泛涉猎，对生命科学、天文学、物理学、土壤学兴趣较大。他还爱读《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动物学》杂志、《考古学报》、《化石》杂志等这样的刊物，关注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晚年，他接见杨振宁、李政道时还同他们讨论粒子的可分不可分和宇宙守衡不守衡问题；直到1976年，他还索要英国学者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
　　此外，毛泽东还读了一些宗教、逻辑学方面书籍以及工具书。宗教方面的著作如《金刚经》、《六祖坛经》，逻辑学方面的著作如《穆勒名学》，工具书如《辞海》、《辞源》等。
邓小平爱读《聊斋志异》、金庸武侠
　　邓小平曾坦言：“我读的书并不多。”他的女儿邓榕回忆，邓没看过马恩全集，看的是选集，通读了列宁全集。他还喜欢外国人物传记，主要是跟二战、跟他自己的军事生涯有关的，比如前苏联的朱可夫回忆录等。
　　邓最喜欢中国古典史书——这点与毛泽东相似，他熟读过《资治通鉴》，通读《二十四史》，非常爱看《三国志》。另一和毛相似之处是，他也喜欢看地图——他们都曾是这个疆域辽阔大国的最高领袖。邓出差时，总要带两本地图册，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一本《世界地图》，到哪都要查看自己身处何处。与毛不同的是，邓读书，但不以“评论家”的身份自居。他的儿子邓朴方回忆说，“他看书从来不在上面写字，连个道都不画，熟记在心，融会贯通，他也没有记日记的习惯。”
　　据公开报道，邓小平还是武侠大师金庸在内地最早的一批“粉丝”，“你书中的主角大多历经磨难才成大事，这是人生规律。”这是邓对金庸小说的评点，也是对自己亲身经历的写照。1970年代，当金庸小说在内地尚为禁书之时，恢复工作的邓小平从江西返回北京后不久，就托人从境外买了一套金庸小说。
　　邓小平的夫人卓琳介绍说，邓小平非常喜欢《聊斋志异》，他不仅在北京时经常看《聊斋志异》，外出时还常带着《聊斋志异》。香港文汇报刊文称，邓小平让工作人员把《聊斋志异》拆成活页，外出时带几篇，闲暇时看。其中的《画皮》、《口技》、《驱怪》等篇，
有的揭露社会黑暗，有的富有寓意和哲理，帮助读者认识世界，领悟生活的真谛，是邓小平的最爱。
　　文章还指出，“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邓小平的这句名言早已蜚声中外。有的人也将此概括为“猫论”，并加以发挥。然而，许多人虽然很熟悉这句话，但并不知道出处，甚至不少人还把“黄猫”误为“白猫”。
其实这句“猫论”正是邓小平化用《聊斋志异》中的一句话。
　　《聊斋志异》手稿本卷三《驱怪》篇末，有“异史氏曰：黄狸黑狸，得鼠者雄！”狸者，猫也。翻译成白话就是：“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邓小平的“猫论”，与其何等相似！
　　蒲松龄当年在穷困的境况下靠在“柳泉”下卖茶，听茶客讲述各地的奇闻异见，经20余载加工整理，艰辛写作，终成《聊斋志异》，担心没有知音，曾感叹：“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当年穷秀才蒲松龄苦求知音，哪能料到日后知音满天下，甚至包括中南海的邓小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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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生于书香人家 倜傥多才不死读书
　　1926年，灾难深重的中国正是军阀混战时期。那一年8月，江泽民生于江苏扬州田家巷一个书香满室的人家。5个子女中他排行第三，其名“泽民”取孔子“惠泽苍生”之意。
　　江家在当地受人尊敬。祖父江石溪精通中医并热心国事，曾谱歌痛斥袁世凯对日签订“二十一条”。1933年祖父去世时，江泽民只有7岁，但祖父秉持一生的知识分子气质和情怀，影响了整个家庭。
　　中国传统文化启蒙教育在江泽民幼年时期就已开始。自识字起，父亲江世俊就要求他每天背诵一篇中国古典文学文章，还要练习书法。
　　江泽民的音乐天分，在他进入扬州东关中心小学时显露出来。他一生钟爱西方古典音乐，曾说，如果中国人一点不知道贝多芬第九交响乐，不是好事情。
　　据新华社等媒体报道，若干年后，作为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他给外界留下了倜傥多才的印象。2003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大学回答学生提问时说：江主席多才多艺在各国元首中间早已传为佳话，不仅能娴熟地驾驭俄文，还能够用英语和意大利语唱歌。相比之下，我的造诣远远不如。
　　相对于革命而言，江泽民在年少时显然更偏重科学。他的理科成绩非常好。1943年夏天，17岁的江泽民进入南京中央大学工科机电系读书。也是在这一年，他开始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
　　两年后日本投降，1945年深秋，南京中央大学和交通大学的重庆、上海校园正式合并，新校区设在上海的徐家汇地区，就是今天的上海交通大学。江泽民从南京来到上海，完成最后两年的学业。
　　江泽民不是一个死读书的人，在上海交大，他并没有被全新的环境压抑个性。学习之余，他仍表现出对文艺的强烈偏好，还挤时间看了美国电影《乱世佳人》和《魂断蓝桥》。
　　入党后，江泽民参加了共产党组织的活动。同学回忆，他在活动中表现了自己特殊的才华，“当时人称江泽民是‘指挥家’，因为人们常常看到他在钢琴上敲打，俯身二胡拉唱，或者为抗议人群的高歌猛进做即兴指挥。”
　　江泽民喜欢读唐诗、宋词和元曲，也读过但丁、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和马克·吐温的一些作品。由于家学深厚，江泽民爱好十分广博，因此在大学得“江博士”雅号。在毕业纪念册上，同学们留言：博士自幼即聪慧异常，在校成绩，每列前茅，尤长数学，为全级冠，遇友热心诚恳，处事迅速果断，恃相对论，每辩必胜，创三曲线，得博士衔；平昔爱好运动，长单杠，善短跑，近则喜赋词弹曲，俨然“江大爷”矣。
　　江泽民的语言功底也应是在交大打下的。资料显示，他能够运用英文、俄文、罗马尼亚文，还粗通德语和日语。凭其娴熟的英语，江泽民日后留给人们的印象还包括，会见外宾时，他常用外语表达观点，他向美国听众背诵林肯的演讲。
　　1985年，江泽民担任上海市长时，他的办公室有超过3000本书。他喜欢古典文学。1994年，他在天津南开大学，当场背诵了王勃的《滕王阁序》和苏轼的《中秋见月和子由》，令学生们叹服。
　　江泽民喜欢直接向别人请教。比如，他看到当时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写的一篇关于中国古代年表的文章，对文中所引哲学家罗素在1922年为中国开出的一个处方非常感爱好，便给宋健打电话。此外，他要了10本罗素的原版著作《中国的问题》。他对宋健说，“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你觉得我应该读一读的东西，就直接送到我的办公室来。”
另一个经常被江请教的科学家是钱学森。
　　江的英语很好，能背诵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哈姆雷特的独白“生存还是灭亡”，以及雪莱的《西风颂》。他还说，假如一个中国人对贝多芬的交响乐和莎士比亚的戏剧一无所知，他就是精神贫儿。江告诫身边的人，中国应该吸收外国文化精华，但他又强调，决不能抛弃自己的传统，以抵御西方文化的侵蚀。
中国高官读什么书? 温家宝总理天天读《沉思录》
　　高官“以书施政” 灌输理念整饬官风
　　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这本书天天放在我的床头，我可能读了有100遍，天天都在读”
　　推荐书：《沉思录》
　　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薄熙来——“困难，困难，困在家里就是难；出路，出路，走出去就有路”
　　推荐书：《宏观经济》、《微观经济》、《国际金融》、《国际投资》、《国际贸易》　
　　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汪洋：——“多一点读书学习，少一点吃喝应酬”
　　推荐书：《世界是平的》
　　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马凯——“试问安能常自在？名，也身外；利，也身外”
　　推荐书：《读书者言(十首)》、《自在人(山坡羊)》
　　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读书决定一个人的修养和品位，也决定一个民族的素质，影响一个国家的走向”
　　海南省委书记卫留成：亲为官员编“教案”——“把企业优秀的执行文化融入政府以民为本的本质要求之中”
　　推荐书：《改革政府》、《心耘》、《〈人民日报〉人民论坛文章选编》(卫留成亲编)
　　宁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建国——批示多与学习有关
　　推荐书：报告文学《部长与国家》
　　哈尔滨市委书记杜宇新——“每每进入德鲁克的思想殿堂，我都为他的真知灼见所折服，从中受到教益和启迪”
　　推荐书：《卓有成效的管理者》
　　贵阳市委书记李军——“我总体感到，现在贵阳市还是发指示的人多了一些，送信的人少了一些，而且把信亲手送到的人更少了一些。我们要多培养、多发现、多重用像罗文这样敬业、忠诚、诚信的人”
　　推荐书：《致加西亚的信》
　　民进中央专职副主席朱永新——“你看这些书就可以了解社会在关注一些什么”
　　推荐书：《大国悲剧》、《货币战争》、《金融危机》
　　九大高官以书施政
　　这并非基于权威调查之上的官员阅读排行榜，而是以公众视线观察官员读书生态。
　　这九位频频现身公众视野的高官，呈现出鲜明的以书施政的特色，在执政党累年提倡学习型社会的背景下，阅读已不仅是官员个人私趣，更成为他们灌输理念，和整饬官风的特殊工具。
　　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向官员推荐5本书
　　作为前商务部长，薄熙来将重点放在经济管理方面。他向重庆官员推荐学习《宏观经济》、《微观经济》、《国际金融》、《国际投资》、《国际贸易》等五本书，这套作为当地干部教材的“现代经济知识简明读本”，是他在商务部任内时组织编写的。重庆“万名干部开放型经济管理知识大培训”由是拉开序幕，薄不仅是倡导者，更亲自上台授课。
　　他重点强调了“扩大开放”，并试图言简意赅，“困难，困难，困在家里就是难；出路，出路，走出去就有路”。
　　今年初，薄熙来调研中发现，当地干部现代经济管理知识匮乏，个别区县领导甚至对一些经济术语“一问三不知”；更重要的问题是，他认为当地官员观念不够开放。
　　在两年的时间里，重庆的一万多名干部将接受“回炉”教育。
　　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体会“变平的世界”
　　汪洋把《世界是平的》从北京中央党校带到重庆，又带到现在他主政的广东。
　　2007年初，这位当时的重庆市委书记将此书作为“寒假作业”布置给官员，要求“多一点读书学习，少一点吃喝应酬”。
　　其热潮也迅速蔓延到民间，这座吃喝打牌氛围浓重的城市喊出打造“书香城市”的口号。“一个城市的精神品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民的阅读氛围和阅读水平。”汪洋说。
　　到了广东之后的汪洋，与网友亲密互动，还拥有自己的QQ号———这些都是他对《世界是平的》的“身体力行”。促使世界“变平”的重要因素是互联网。
　　汪洋还邀请作者弗里德曼来访。这位《纽约时报》专栏专家对他推动的“解放思想”讨论留下深刻印象。
　　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马凯：写诗十首论读书
　　在部长们的“荐书寄语”中，国家发改委原主任马凯的方式最为特别———写诗。他创作《读书者言(十首)》，总结自己对读书的认识。
　　这十首诗是马凯去年专为发改委成立的青年读书研究会写的。他表示，自己兴趣不多，但最大的爱好是爱书、买书、藏书、读书、抄书、写书。他说，没有书，就没有他的成长。
　　马凯是古典诗词爱好者，已出版两部诗集。为文学界提及较多的是《自在人(山坡羊)》，他写道：“试问安能常自在？名，也身外；利，也身外。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走进大学讲国学
　　去年“世界读书日”，《中华读书报》约请10位省部级官员撰文，“只有徐光春写了。”时任该报总编辑的庄建告诉南方周末。
　　“读书决定一个人的修养和品位，也决定一个民族的素质，影响一个国家的走向。”这位河南省委书记写道。
　　2006年底，学新闻出身的徐光春还专门登上郑州大学“国学大讲堂”，两个小时的演讲，从《尚书》、《诗经》谈到《中庸》、《论语》、《左传》，涉及孔子、孟子等十几位古代思想家。
　　而曾经担任中宣部副部长、国家广电总局局长的经历，令他不断强调文化大省概念。
　　海南省委书记卫留成：亲为官员编“教案”
　　至今还有人认为，海南官员还应该继续读那本《致加西亚的信》。2004年，海南省政府的厅局长和县市长们，收到新任省长卫留成的特殊春节礼物《致加西亚的信》。
　　他仍把自己当CEO，希望“把企业优秀的执行文化融入政府以民为本的本质要求之中”。同样是强调执行文化，卫留成还向海南的省人大代表们推荐《改革政府》，这本书为美国政府开出十个药方，其中最主要的办法就是用“企业家精神”来克服官僚主义。
　　卫留成自己编辑了《〈人民日报〉人民论坛文章选编》送给各级领导干部学习。而11月8日，《海南周刊》又披露他向官员们推荐一部《心耘》，“揭秘一群经济精英是如何推动新加坡神奇崛起的书”。
　　宁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建国：批示多与学习有关
　　今年是宁夏建区50周年，年初，书记陈建国向全区县处级官员“隆重推荐”报告文学《部长与国家》。此书讲述的是“独臂将军”余秋里，当年出任石油部长，率部进行“大庆石油会战”的故事。
　　陈建国自主政宁夏以来，书籍成为其施政的重要工具。《人民日报》记者在宁夏看到陈建国的数十件批示，大多与学习和读书有关。他不仅推荐党报党刊理论文章，也推荐他认为对做好宁夏工作有益的书籍。
　　哈尔滨市委书记杜宇新：带动官员来漂书
　　去年世界读书日前夕，哈尔滨启动“月读一书，打造书香哈尔滨”活动，目标对象是全市的机关公务员。
　　杜宇新率先在当地媒体上发表自己读《卓有成效的管理者》的读后感。他说，自己就是以身作则，引导公务员多读书。“每每进入德鲁克的思想殿堂，我都为他的真知灼见所折服，从中受到教益和启迪。”杜宇新反思中国无数城市中所进行的轰轰烈烈的“集中整治”，认为集中治理一旦成为常态就是不正常现象，更应该“各司其责，各尽其职，做好该做的分内事情”。
　　杜宇新还从家里带上五十余册书，参加他所倡议的“漂书”活动。
　　贵阳市委书记李军：创作歌曲宣传贵阳
　　贵阳市委书记李军今年为外界所知的第一件事，是让官员们上电视PK，通过公推竞岗产生四个区县党委书记；第二件事，当属他向官员推荐《致加西亚的信》。
　　这本书虽早在官场流传，但李军仍希望读有实效，“我总体感到，现在贵阳市还是发指示的人多了一些，送信的人少了一些，而且把信亲手送到的人更少了一些。我们要多培养、多发现、多重用像罗文这样敬业、忠诚、诚信的人。”
　　他还把一年一度的贵阳避暑节改为避暑季，当地到处可见“爽爽的贵阳”这个新说法———这个说法来源于李军，他还专门与音乐人浮克合作创作一首主题歌《爽爽的贵阳》，到全国各地到处推销贵阳的避暑季。
　　民进中央专职副主席朱永新： 推广国家读书节
　　朱永新赴京任民进中央副主席才几个月，他的几个书架已经填满近半。他最近看了《大国悲剧》、《货币战争》、《金融危机》，“你看这些书就可以了解社会在关注一些什么”。
　　自2003年起，作为政协委员的他，连续5年在两会上提出设立“国家阅读节”的提案，还曾当着总书记的面，建议领导干部要“少一点烟酒味，多一些书卷气”。目前，他曾任副市长的苏州市，已经有了一年一度的阅读节，还有参加他推动的“新教育实验”的五百多所学校,也都有了读书节。
奥巴马在读哪些书？
　　据西班牙《先锋报》报道，奥巴马是知识分子型总统，著有多本书，还曾是大学教授。由于在1月20日入主白宫，奥巴马似乎成了出版界的推销机器，他读的书最近都成了畅销书。
　　最近美国各大书店的新书货架上都不约而同地陈列着两本两年前就已经出版的书，一本是记者乔纳森?阿尔特的《决定性时刻：罗斯福百日与胜利希望》，另一本是历史学家多丽丝?卡恩斯?古德温的《林肯的政治天才》。近几个月来，美国媒体透露这两本书都是奥巴马的枕边书，这使得书籍销量激增。
　　除了与执政之道有关的书籍之外，奥巴马也喜欢阅读历史传记，看上去他不怎么喜欢读小说。不过作为一名新上任的总统，奥巴马理所当然地更注重一些对未来的启示而不是对过去的评判。
　　这位当选总统偏爱一些能够为其治理国家提供经验的书籍。他的顾问透露，竞选期间奥巴马的读物中包括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家拉里?巴特尔斯所著的《不平等的民主》，讲述一个新的黄金时代中的政治经济。
　　巴特尔斯认为，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拉大并不是全球化的结果，也不是科技发展所导致的，更不是市场无形力量的操纵带来的，而是共和党执政后出台的种种政策造成的恶果。
　　《纽约时报》记者乔治?帕克撰文指出，《不平等的民主》非常适合“左派”读者阅读，因为它迎合了奥巴马在去年9月金融危机爆发后传达的信息。
　　不过帕克认为，奥巴马的读物中最能反映其罗斯福主义的，是他在芝加哥大学的同事卡斯?桑斯坦以及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合著的新书《轻推一把：改进关于健康、财富与快乐的决定》。
　　简言之，桑斯坦和塞勒建议走一条介乎于罗斯福的中央集权制和里根的自由市场主义之间的中间经济路线，这能够帮助(而不是强迫)人们自由行使决定权。桑斯坦和塞勒眼中的奥巴马是一位后党派主义政治家，反教条主义的务实者。
作家荐书：韩寒最爱小王子 张悦然青睐莎翁
　　为了迎接世界读书日，韩寒、张悦然、蔡智恒、石康、饶雪漫等20位青春文学作家，每个人给读者推荐一本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世界名著。韩寒最爱《小王子》，“据说这是篇幅最短、销量最大的世界名著。这也是我写作的最高追求。”
　　张悦然更青睐莎士比亚，“故事也许已经在莎士比亚的时代说尽了。现在我们每天在消费的故事，不过是一遍又一遍的翻版。所以读莎士比亚，就像去看那些故事的先祖，永远有一种亲切的神秘感。”蔡智恒则认为《基度山伯爵》是法国大文豪大仲马最经典的小说，故事题材环绕着复仇与公义，情节高潮迭起、引人入胜，故事性极强。阅读过程中，读者常处于亢奋状态，不一口气看完绝不罢休。但读完之后，往往令人深思。
　　安意如最喜欢的则是《福尔摩斯探案集》，“到现在，我仍是柯南迷，并且对一系列的刑侦剧苦追不懈。究其原因，恐怕是小时候看的第一套外国文学是《福尔摩斯探案集》的缘故。福尔摩斯这样的男人，是令人着迷的。绝顶聪明，冷静而慈悲，他能看穿一切，却不轻视一切。”当然，也如读者预料的，对春树影响最大的是《少年维特的烦恼》，蔡骏喜欢的是《一千零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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